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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芒草刺的工作是急不來的，須得耐心拔，往往耽誤老半天戲耍的時間，而且我們都曉得，拔除乾淨的襪子，下個星期父親打完球回來，準又會黏滿細細的刺。

那時候我們都已經四年級了，男生和女生漸漸不來往，也不交談，但我們女生聚在一起，卻常常捕風捉影，講一些有關小川君的傳聞，無形中大家對他頗有一些仰慕的傾向了。

那北四川路上有一座日本式的上海神社。上海神社再過去一點，就是有軌電車的終點。上學要趕路，不敢分心，但放學時，我們結隊走回家，往往不約而同地佇立，等看電車到站，再掉轉車頭。

至於他為何喚我做阿熊呢？我不明白原因，只是一直記得，記得他喊我的聲音和模樣。那暱稱大概是祖孫兩個人之間的祕密，當時也許知道的，時隔多年竟忘了。

那個幽深處，我們總是成群結隊才敢去。由於有流水、有樹木，終年都是陰暗潮濕的，有一種神祕可怖的氛圍。我們原本都提心吊膽、戰戰兢兢的，而走到一塊大石頭附近，偏偏會遇著喜愛惡作劇的男生忽然蹦出，嚇唬人：「鬼來囉！」

公園坊的學區也隸屬第八國民學校。我有一個同班好友植田玲子便是住在那裡面。她品學兼優，是人人佩服的模範生，常常都做班長。我的成績也跟植田玲子在伯仲之間，但是只能偶爾做副班長。我認為老師有點不公平，但是想不出原因何在？

「阿熊，阿熊。」

鐵路軌道這邊，靠近我家門前，也是左右伸長著一條乾淨的柏油馬路。向右邊走，過了我家的圍牆，有一扇鏤花的大鐵門，門內一條小衖堂，整齊地排列著七幢二層樓的紅磚小洋房，每家門前有一小方庭。那二號的房子，便是外祖父與外祖母住處了。其餘六幢房子是出租給日本人住的。

我想起，有一次在家裡也偶然聽見父親和母親悄聲講話，彷彿是在講哪一個飯店或酒樓裡頭，日本軍人被支那人暗殺的事件。那氣氛也是神祕恐怖的。

「阿公，先替我拿著。」

不過，班上的競爭並沒有影響我們的友誼。放學後，我常常去她家一同做功課，有時也一同製做布娃娃，她也有時來我家彈鋼琴。

對我而言，吃玉蜀黍和替父親的毛襪子拔芒草刺，這兩件快樂與不快樂的記憶，一直是我對於未嘗真實見過的江灣的鮮活印象。

我們再繼續往前走，會看見一條小運河。那運河的水終年溷濁，總是有兩條破舊的小船停泊在那溷濁呈咖啡色的運河當中。船身和上面所有的設備，也是污穢的，甚至於船上的幾個孩童也是污穢的。他們是水上人家。

我們常看見日本兵用槍刺子搗亂、翻騰賣水果人的擔子，弄得香瓜啦、桃子啦，滿地滾。做生意的連忙磕頭討饒，一邊又忙不迭地滿地爬著撿回瓜果。那模樣兒有些可憐，也有些可笑。有一個特別懂事的同學告訴我：

北四川路底的電車終點，是來回的電車掉換行車方向的地方。我們站在人行道上等電車噹噹噹噹地順著軌道駛入，於是有許多乘客陸續下車。所有乘客都下來了，最後，剪票員也跳下來，他肚子上繫了一個陳舊的皮包，裝著車票子，鼓鼓的。他把聯在空中電纜上的一根繩子用力往下拉，車廂上頭那一截粗鐵絲便鬆開。然後，很專心用力地拉著那繩子跑半圓的圈子到車廂的另一頭，瞄準電纜，讓那個粗鐵絲尖端的滑輪嵌進電纜裡，於是，原先的電車頭就變成車尾，駕駛員將車廂開到岔軌上，再滑駛一下，那來的車，馬上又變成了去的車。

父親打球的時候，跟去三井物產株式會社上班的模樣很不相同。穿的衣服很自在的樣子，連皮鞋都換了另一雙。司機替他扛一袋大大小小各形各式的球桿，放進後車廂內，那球桿上面套著各色的毛線套子保護，是母親編織的。

他問我，我有些遲疑吞吐地回答：

現在再回到我家對面加油站的左邊。

一天早上，上學途中，我們在公園門前看到一個日本兵用穿著大皮鞋的腳，踢打一個懷孕的中國女人。那女人想逃，又被捉回。皮鞋踢在她的大肚子上痛得她哀嚎討饒，但日本兵不斷地啐她：「馬鹿野郎！」

有一家人的餐桌和椅子被扛出來。

從前看不起支那人的日本人，一個個低聲下氣，連討饒都不敢，全家人蜷縮在一隅，眼睜睜看著自家的財物被人搬走。

虹口公園裡有大片大片的青草地和步行道。那裡是我更小的時候，和外祖父共同散步過無數和-圖-書次的地方。

加油站的右邊是虹口公園附設的游泳池。除了夏天以外的三季，門都鎖住，頂多有些賣臭豆腐乾啦，賣糖炒栗子的小販，在門前擺個臨時性的攤子，吸引一些過路喫客罷了。但我們家的孩子是沒有辦法買那些喫食的，因為家裡的規矩不作興給小孩零用錢。母親除了三餐以外，又每天給我們準備早晚的零嘴，她說外面賣的東西不乾淨。但我們倚在二樓的陽台上，看街上行人在對過現買現吃，熱呼呼、香噴噴，羨慕極了。雖然隔著馬路隔著鐵軌，彷彿想像得出那味道。

我去公園坊找植田玲子，不小心會在小衖堂裡跟小川君碰見。有時他望望我，有時露齒一笑，我便禁不住心跳臉紅，也不明白是為什麼？那大概是我生平第一次被男孩看得臉紅心跳的經驗了吧。

一群膽小的女孩子，逃的逃，哭的哭，沒命的跑。可是，過一陣子，又忘了怕，再一次戰戰兢兢去探險。

小川君從來沒對我說過一句話，我也始終不敢正面望回去。無意或有意相遇的經驗，倒是有好幾回。日子淡淡地過去。後來小川君和他的弟弟忽然都不見了。小川君一家已經遷回日本去了。

從公園坊再往下走，可以到達六三公園。這個在日租界裡的小公園，大概是日本人營造的。小小，很整潔，除綠色修剪整齊的草坪之外，內裡還有花木和假山石，而在假山石的幽深處，彷彿供著什麼神或狐狸精之類。

至今，這首唐詩還是以臺語背誦，最稱自然。

空襲警報響的頻數，也越來越密，有時，一天之內要跑兩次防空洞。

自從騎兵隊駐紮學校後，上課的情形就不太能夠正常了。而且我們雖然坐在擁擠的教室裡，總忍不住分神，偷偷看操場上軍隊的活動。

門口的中國旗子仍在風中飄揚著，但我們究竟還是與普通中國人不相同的吧。

一日，我被帶去外祖父的住所。許多大人哭泣流淚。我的阿公全身覆蓋白布，不再喊我：「阿熊」。

外祖父的手乾乾瘦瘦的，卻不是帶孩子的靈活的手。

走到六三公園，就是到學校的一半路程。

我的二姐比我大四歲，曾經在那所中學讀了幾個月的書，但我自己終於等不及長那麼大就離開了上海。

虹口公園的外側，是一條鋪著石板路的人行道，人行道外側種植著高大的法國梧桐樹。夏天，樹葉濃密，往往遮蔭半邊人行道。秋天，葉子始落，我最愛聽枯葉飄落碰觸石板路的聲音，十分清脆，也有一些些淒涼；雖然當時我還不真切懂得什麼叫做淒涼，可是那清脆的聲音，總叫我心頭突然收緊，微微疼痛。其實，是長大以後多讀了一些文學的書，才逐漸明白那種心頭微疼收緊的生理變化，就是所謂淒涼。冬天，枯葉落盡，只剩粗大的枝幹矗立於灰濛濛天空的背景裡，倒反不會令人難過。冬天的梧桐樹很好看，教人感覺十分硬挺，很可信賴的樣子。

大人不許我們小孩子趴在窗口看，但我們被下面前所未見的混亂景象震懾住，沒法子離開那裡。一切都真實地進行著，但是隔著一堵牆，從二樓的窗口看下去，一切又都是那麼虛幻的樣子。

我家大門前插上一面簇新的中國國旗。我覺悟到，我們突然變成「支那人」了。

軍營再過來一點，便是與我家貼隔壁的永樂坊。

永樂坊的日本人，公園坊的日本人，以及日租界其他地區的日本人大概都走了。遷回日本去了。但我的好朋友是什麼時候怎麼走的呢？消息完全斷絕，無由獲悉。

三十年後，在福岡大宰府親眼看見相傳為道真手植的梅樹，遂把那首和歌翻譯了出來：

外祖母裹著小腳，不方便走路，外祖父總是一個人去散步。等我三、四歲的時候，外祖父便習慣帶我一齊去虹口公園散步了。他是一位瘦高的老人，架一副深度的近視眼鏡。由於長期的讀書著作，晚年背部佝僂著，而為了要牽住我的小手，更得彎腰遷就著我。一老一少，時常走在公園裡。但我可不是十分安分的，往往淘氣地掙脫了他的大手跑開，外祖父急得在後頭追，邊喊著：

我們在一片幾乎沒膝的草地裡割草。那是大部分同學第一次用鐮刀割草的經驗，起初覺得挺有趣，但在烈陽下連續割了兩個多小時草，便不好玩了。有兩、三個同學暈倒。我雖然沒有m.hetubook.com.com暈倒，但渴得厲害，手臂和腿都被草割破流血了。

話岔遠了，再回到北四川路來。

我對於永樂坊，不如公園坊熟悉，不過，因為也有兩個同班同學住在那裡，所以也難免去她們家寫功課，或戲耍。有一個同學姓伊藤，名字忘了。每回去她家寫功課，她的母親都用精緻的水果或點心招待我，她的母親會把紅色的蘋果切成像兔子的模樣，使我不捨得吃，吃起來又覺得特別有味。我要求我的母親也那麼切蘋果，母親說：

她跟我咬耳朵，悄聲說話，極恐怖而又神祕的樣子。

虹口游泳池，是在虹口公園的後門部分。從游泳池再向右方延伸的一大片空間，便是虹口公園了。

不過，我只讀一年，便又給再分發到另一頭的第八國民學校。閘北日租界的日本人子弟實在太多，所以日本學校不停地擴展，總共有九所。我後來讀到停戰的第八國民學校，便是其後增設的新學校。全校都是來自日本各地的小學生，只有我和四妹是臺灣人；後來，我弟弟也入學讀了半年的時間。

老實說，這個方向是我記憶比較模糊的一方。那加油站的後頭，有一條稍窄的馬路，可以通達一所也是日本人設立的女子中學。學生夏天都穿藏青色有細褶的長裙，上身是短短齊腰的水手服。這種制服太好看了，尤其是上了中學之後都不再用背包，人人右手提一個中型手提包，裡面裝滿書，走起路來非常神氣，也很有學問的樣子。每一個女童恐怕都曾偷偷許願過，將來要考上那所女子中學。

我們只學了半年多，時局就變得不安。混血兒的鋼琴老師向大山家和我們家辭職回國。最後一次上課時，他特別溫和，彈了一首曲子給二姐和我聽。我小小年紀，卻覺得音樂好像比講話更傳達了老師的別思離緒，遂猛然後悔不曾用功練琴。

「我是臺灣人。」

我懷疑水上人家的孩童是否從來不梳洗？每天早晨我們經過運河的橋上時，橋上、船中的孩童，往往互相好奇的睇望。有的時候，他們正每個人捧著一隻碗，啜飲著碗中的粥汁或是什麼。衣衫襤褸、頭髮枯黃紊亂，面孔腌臢，但對著上學途中的我們舉手招呼，如果我們也搖手，他們會露齒高興地笑，牙齒卻是白的。或許因為面孔腌臢，所以才特別顯得牙白亦未可知。

一切的動作都很熟練順利，而這些手續進行的時候，人行道上往往都站了一排小孩子，好奇地瞪著眼睛看。

至於第九國民學校，離我們的學校並不遠，卻是一所比較特殊的日本小學，係專為韓國人的子弟而設立。那時我們都管韓國人叫做朝鮮人。朝鮮人也同臺灣人一樣，法律上隸屬日本人。可能是日租界裡的朝鮮人太多，所以才專門設置一所小學而將他們集合起來的吧。

大家自告奮勇地報告。

自復旦大學往我家方向走，是後來商學院所在地，但那時卻為日本軍隊駐營。那裡的阿兵哥，對於揹著日式背包走過的我們很和藹，常喜歡逗我們學童說笑，但他們對於附近賣東西做生意的支那人卻很凶。

虹口公園的外側人行道，順著北四川路一直走下去，是我小學一年級讀書時，每日往返必經的路。

我那時並不懂打高爾夫球是怎麼一回事？只曉得大概是很花時間，又很累人的運動。因為父親總要到傍晚才回家。他的臉上曬得紅紅的，衣褲都變髒了。尤其是皮鞋上一層土粉，襪子上都黏滿了芒草的細刺。那芒刺是我們小孩最討厭的，因為父親脫下來的毛襪子，清洗之前都要先把那些細刺除去，母親經常把這個工作派給我做，有時同二姐一齊做，有時同四妹。

我們有兩項頗有意義的課外活動。一是養山撥鼠，一是種番茄。學校的空地多，後面搭蓋屋棚，養了一些山撥鼠。棕色的毛、烏黑骨碌碌的眼睛，吃乾草，繁殖得快。班上同學輪流值班去割草飼餵牠們，也要清除驚人大量的糞便。一次瘟疫，山撥鼠都死光了。大家傷心地哭，合力為築一個土墳。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學校修建教室，曾有十天左右的時間，借用第九國民學校的教室上課。我的日本同學都十分鄙視朝鮮學生，嫌他們有大蒜臭味兒，嘲笑他們的日語有朝鮮腔調。我和四妹也都嫌他們大蒜臭，笑他們有朝鮮腔。因為當時我們並不太了解自己跟別的日本同學有何分別。

我像毛毛蟲嗎？我為什麼跟大和圖書家不太一樣呢？我覺得羞恥、屈辱、憤怒；但是我一點反應都不敢有。

新的國語課本發下來，我都會一口氣先把全書大致翻看一遍。聞著新書的紙墨香氣，貪婪而好奇地快讀的興奮心情，至今猶記得。五年級開始有一些和歌（日本古典詩）出現於國語課本中。級任老師大津先生帶我們吟誦菅原道真謫居筑前國時所作的梅歌，內容和誦法，我一直沒忘記。

衖堂過去，是一大片草地，雖然沒有任何設施，只有樹和草，但草坡起伏，為附近孩子們戲耍的好去處。我們家的院子相當廣大，又有兩架鞦韆和一具單槓及砂坑，我們兄弟姐妹日久玩膩，寧願溜出去大草地上玩。更何況，那裡隨時都有各種年齡的男童和女童。想捉迷藏、跳橡皮繩，或踢球、捉蟲，都不愁沒有玩伴。

那二等兵先是一楞，大概一時弄不清楚臺灣在日本的什麼地方吧？隨後，彷彿又若有所悟，卻變得異常冷漠，不再理睬我。

然後繼續採，採滿集成一大束捧回家，過不了多久，大概就任由它們枯萎在什麼地方去了吧。快樂是在採花的過程中。我在前頭，外祖父在後頭跟著，替我捧著蒲公英花的那些過程中。

那片大草地綠油油，其實是屬於公園坊。公園坊裡面共計有三十三幢三層樓的洋房，多數兩兩相毗鄰，也是父親的產業。我的父親出身清寒，苦學奮鬥，是第一位從臺灣以公費考取上海的日本同文書院高材生。他一生勤儉成習，獨對房地產的經營有特別的嗜好。那三十三幢的房子整個租與三菱株式會社，供做高級職員的宿舍。

我出生那年，外祖父與外祖母、姨母自臺南共赴上海定居。那時候，他的《臺灣通史》早已撰成刊行，《臺灣詩薈》發行二十二號後，因經費不足而告停刊，至於雅堂書局，也不是像他那樣子的書生所能經營的；而舅父母在西安，我的母親在上海，他才決心離臺赴大陸。

翌年二月，我們只得匆匆舉家渡海回臺灣來。

「熊本。」

「哇——」

「東洋鬼子！」

外祖父來扶起我，摩挲著跌倒碰痛的部位，無限心疼的樣子。

「家裡頭事情那麼多，哪有閒功夫呢。」

日本天皇在電台廣播中宣布投降的沉重話語，我們都親耳聽到。但是隔不多久，臺灣人就轉變身分為中國人，所以我家倒不必像左鄰右舍的日本人那樣慌張遷走。

一箱一箱的衣物被搬出屋外。搶奪的人貪婪地滿懷抱著、雙手提著。他們吆喝著、尖叫著，互相拉扯個不清，終於彼此叫罵，扭打起來。

「支那人很壞。我爸爸說，他們時常藏手榴彈在水果堆裡頭。」

二姐送了一本精美的記事簿給老師做紀念。我沒有精美的禮品，便將在自然課堂上做的蝴蝶標本送給他。那隻蝴蝶的彩翅很美麗，是我的寶貝之一。我不知道老師有沒有帶走我送他的蝴蝶；我甚至於也不知道他是回日本？還是回英國去的？

上學途中可記述的，大致如此。那時江灣路一帶並不算繁華，或許路旁還有些房屋或住家之類的，但總不若六三公園及運河那麼吸引我。

那一年，外祖父五十九歲，我四歲。

躲警報倒是沒有什麼好害怕的，因為我們那一區從來也沒見過敵人美軍的Ｂ─二九飛機，連砲聲都沒聽到過。每一個防空壕裡，除了學童，總有幾個軍人。我們很喜歡跟阿兵哥交談。

從家門前往左方走，跟鐵軌對過一樣，也是我比較陌生的一區。最遠，只到過復旦大學的門口，而且，只是有回參加學校的遠足，走經過那裡的。

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看見的殘忍景象，十分恐慌，但是同行的男童都歡呼：「萬歲！萬歲！」

夏天的時候，游泳池的門敞開，戲水的人很多，但那是賣票子的。我有時跨越鐵軌，在那門前晃來晃去，趁機會偷覷內裡的景象。可真熱鬧得很，有男有女，穿著各式花花綠綠的泳裝，而且，裡面的世界好像很自由放任，常常有大聲驚叫溢出門外來。但我們家除了大哥和二哥，都不准去那裡游泳。母親說，我們還太小，危險的。何況，要游泳嘛，小學裡也有游泳池，有老師照顧，安全些。我想，如果自己長大些www.hetubook.com.com，到大哥、二哥那個年紀，大概母親就會答應我買票去虹口游泳池了。但是，我終於只是徘徊在門外的孩子而已，等不及長那麼大，我們就離開了上海。

「你呢？」

小川君也默默的走了。其實，小川君從來沒有跟我說過一句話。

復旦大學的校舍如何，大門如何，已完全不記得；說實在的，我只記得在前面的廣場上休息時，忽然有同學在細砂石路中發現晶亮如同鑽石或破璃的東西。於是，大家分頭找，我也找到一小截六角形晶晶發亮的東西。教自然的老師告訴我們，那叫做水晶。所以我記憶中的復旦大學，是與水晶有密切關係的了。

這裡，我應該補充說明，前文所記的對話，其實是用不同種語言發音的。例如跟外祖父，我們使用的是臺語：和小學同學，我們講日本話；至於在家裡，父母跟我們講話時是夾雜著日語、臺語，甚至還有些許滬語。我同娘姨，以及偶爾在街上碰見的「支那人」，便都講上海話了。我的日本同學和他們的家人，也都多少懂些上海話，否則上街購物極不方便。

掠奪者邊搶還邊詈罵。

也跟著日本兵一齊罵：「馬鹿野郎！」

冬天來臨，差不多的日本人都走了。

第八國民學校在什麼街上，我已不記得，但是每天只要順著江灣路走下去就到了。

有些男童發願長大後要當電車剪票員，大概就是佩服那種英雄似的作為之故吧。

我在那裡出生，上海事變時，為避亂曾舉家遷居於日本東京，但年餘又回去，直到抗戰勝利翌年返臺，所以可說童年的大部分都是與江灣路息息相關的。

上海江灣路，是我童年記憶所繫的主要空間。

春天，蒲公英開花的時候，我就邊走邊採，採完一小束就交給外祖父：

他住在我們家隔壁衖堂裡的一間小洋房，那是我父親的產業之一。晚年和外祖母住在那裡，母親可以就近照顧，生活是頗安定的，但遠離了詩文酬和的文友，難免寂寞，所以除了讀書寫文章外，總愛逗弄我這個外孫女。

「東洋鬼仔。」

大山家似乎比別的日本同學富裕，客廳內的地氈、壁飾等等，瑣瑣碎碎，精緻又華麗。一架大鋼琴，光亮得很，好像是音樂廳裡擺的那種。她的母親介紹給我們的鋼琴老師是英日混血的男子，清臞而且英俊，可是教起琴來，十分嚴格。

一次，年輕的二等兵問大家的籍貫。

第八國民學校，是在我讀二年級時才建造完成的，所以校舍比我讀過一年書的第一國民學校新，而且美觀，校園也寬敞多了。我們每個人都留一雙白球鞋在校內的鞋櫃裡，先要脫掉走路的皮鞋，換穿那乾淨的白球鞋，才能上校舍內。走廊是由未施漆的檜木板拼成，每天放學前，我們都要在老師領導之下，兩兩相對，用乾抹布對擦地板，直到檜木片發亮為止。我們學校的地板真是「光可鑑人」，卻不會教人滑倒。

六三公園大概是不准中國人進出的。

有時父親買回的是一大布袋的玉蜀黍。娘姨在廚房裡剝穀皮，用水煮熟，連鍋一齊給端出院子裡來。那樣子的黃昏，我們不遑吃晚飯，全家人在院內邊看夕陽邊吃玉蜀黍。父親坐在門前中央的藤椅上，母親和姆媽也各有椅子坐，孩子們則隨便搬個木凳，或索性坐在石階上（但是要記得鋪好報紙才許坐）。

永樂坊內，又另有一個我的好友，她便是三十餘年後的前年，我在東京重逢的大山弘子。跟大山樣特別熟，是由於我們共有一位鋼琴老師的緣故。

小學五年級時，跟著大津先生朗誦的，當然是日語原文。但是，同時期，我也背得幾首中國詩，是母親在我牙牙學語之初用臺灣話教給我的，譬如：

日租界裡的臺灣居民都分到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國國旗，鄉人競相走告：要趕緊把日本的太陽旗焚燒掉。

種番茄是全校性的，每班分到一方土地。老師要求我們從耕地、撒種子、發芽，到茁長、開花、結果，都記錄過程在全班共有的日記上。自然的課程，因而變得十分鮮活多趣。

他越喊越追，我就越發跑得快，邊笑著，終於真的摔跤，哭了起來。

母親也常常抱我過去陪伴兩位老人家。

加油站的左邊，聽說是直通到江灣去的，但我從來沒有去過江灣。父親每個週末都乘車去江灣打高爾夫球。

「支那人！馬鹿野郎！」後來和-圖-書女童也跟著歡呼拍手，我也就參加了歡呼和拍手。支那人都是壞的。日本皇軍是代天行道。學校的老師如此教育我們，而我以為我自己當然也是日本小孩。

「看吶！乖乖。阿熊乖，不哭的。」

「阿熊，阿熊。不要跑，小心摔跤。」

寫到這裡，已經超過江灣路的範圍了，應該屬於北四川路，但我無法控制自己，必需提上一筆。

先說對面吧。我們家的門牌號碼是五四〇號，大門與一條鐵路軌道平行，鐵軌的正對面是汽油加油站，規模不小。

他用關愛的呼喊和摟抱，替代了一雙不靈活的手。

但是，父親去江灣打球回來，有時也會帶給我們一些驚喜。他常常順途買一大包冰棒回來。打開包裹的紙，紅色、綠色、橘色、白色的冰棒就露出來。於是，姐妹兄弟人手一枝，連娘姨（上海人稱女傭為娘姨）也有份，每個人都喜孜孜地舔著好看冰涼又甜甜的冰棒。

而支那人一夜之間卻變得凶狠起來。永樂坊與我家只一牆之隔，從二樓浴室的窗口，可以清楚地俯瞰衖堂裡瘋狂的掠奪。許多上海當地的男女，爭先恐後地湧入日本人的住宅內，不管主人在或不在，肆意地搬走他們所見到、所欲望的東西。

外祖父和我在虹口公園散步過多少次呢？我一天天長大，外祖父一天天衰老，直到他不再要我陪他去散步，永遠也不再能一齊去虹口公園散步、採蒲公英的花。

我那時是十分羨慕伊藤樣的。

公園坊裡，後來又搬來一個新家庭，兩兄弟都長得高瘦白淨。哥哥名字是小川滿洲國，跟我同年不同班。據說出生在滿洲國，所以有那樣奇怪的名字。

說息息相關，其實當時年少，家裡又管得嚴，我所認識的江灣路是極其有限的。

小川君轉入第八國民學校不久，便成為全校最出鋒頭的人物。功課、體育，樣樣行，何況他的外表也是挺俊的。升旗典禮，老師都愛指名由小川滿洲國喊口令。

我在第八國民學校，從二年級讀到五年級的第一學期。日子過得平淡而甜蜜。我的成績，始終維持在前三名之列。最不喜歡的功課是算術，雖然每次考試的成績也都還不錯。尤其怕珠算和心算，因為會緊張；一緊張就分心，往往更跟不上了。最喜歡的是繪畫課和國語。每一次畫被張貼在教室後面，甚至於貼到門口，心中真是高興且驕傲。

公園坊內住著三十多個家庭，其中頗有一些男女孩童，是我家兄弟姐妹的同學。

大山弘子的大鋼琴被抬走了。

那時值太平洋戰爭近尾聲時期，日本節節敗退。我們對於戰況都不甚了解，不過常常有同學隨家人渡海遷歸日本，倒是奇怪的事情。有的同學會預先告知，於是互相交換禮物啦什麼的，有的人則是默默的走。

「我是大阪。」

我和二姐一齊學琴，三個人並坐在一張長椅上。二姐進步得很快，我則是永不休止地練習單調的譜子。鋼琴上方的節拍器無聊地的答的答響，我也無聊地按著琴鍵，總盼望著夕陽快點斜斜地從落地窗照到鋼琴上，好提醒老師快點下課。

我的父親因為曾在日人的公司任職，上海本地的流氓竟也來我家尋隙，說我們是東洋鬼子的走狗，是漢奸。

第一國民學校，在日本租界內，係為日本居民的子弟而設的小學。當時臺灣人在法律上屬日本公民，故我的啟蒙教育，便是給分發到那所位於北四川路的小學。

我們還跟著老師走到很遠處去割草秣馬。戰爭末期，學校裡忽然駐進一小隊騎兵。校長命令（其實，校長大概也是奉命的吧）兩班合成一班，勻出幾間教室供軍人住。

「我是東京人。」

當天摘下的玉蜀黍又香又甜，顏色也是一等好看的，真珠色玉米粒，摻雜著黃色和紫色。父親吃得很多，也很快速，有時我看他吃玉蜀黍的樣子，像極了二哥吹口琴。因為吃得快，常有餘粒留下，孩子們難免就搶著撿他吃剩的，重新啃一次。家裡孩子多，不得不分配額量，每人頂多也不超過兩枝，至於父親吃剩的，則不在限內的緣故。

大概不出半個月，日本皇軍投降。軍隊消失了。我的同學，也一個個走了，東京人、大阪人、熊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