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 簷夢上的春雨
——林文月篇
江灣路憶往
——擬《呼蘭河傳》
拔芒草刺的工作是急不來的,須得耐心拔,往往耽誤老半天戲耍的時間,而且我們都曉得,拔除乾淨的襪子,下個星期父親打完球回來,準又會黏滿細細的刺。
那時候我們都已經四年級了,男生和女生漸漸不來往,也不交談,但我們女生聚在一起,卻常常捕風捉影,講一些有關小川君的傳聞,無形中大家對他頗有一些仰慕的傾向了。
那北四川路上有一座日本式的上海神社。上海神社再過去一點,就是有軌電車的終點。上學要趕路,不敢分心,但放學時,我們結隊走回家,往往不約而同地佇立,等看電車到站,再掉轉車頭。
至於他為何喚我做阿熊呢?我不明白原因,只是一直記得,記得他喊我的聲音和模樣。那暱稱大概是祖孫兩個人之間的祕密,當時也許知道的,時隔多年竟忘了。
那個幽深處,我們總是成群結隊才敢去。由於有流水、有樹木,終年都是陰暗潮濕的,有一種神祕可怖的氛圍。我們原本都提心吊膽、戰戰兢兢的,而走到一塊大石頭附近,偏偏會遇著喜愛惡作劇的男生忽然蹦出,嚇唬人:「鬼來囉!」
公園坊的學區也隸屬第八國民學校。我有一個同班好友植田玲子便是住在那裡面。她品學兼優,是人人佩服的模範生,常常都做班長。我的成績也跟植田玲子在伯仲之間,但是只能偶爾做副班長。我認為老師有點不公平,但是想不出原因何在?
「阿熊,阿熊。」
鐵路軌道這邊,靠近我家門前,也是左右伸長著一條乾淨的柏油馬路。向右邊走,過了我家的圍牆,有一扇鏤花的大鐵門,門內一條小衖堂,整齊地排列著七幢二層樓的紅磚小洋房,每家門前有一小方庭。那二號的房子,便是外祖父與外祖母住處了。其餘六幢房子是出租給日本人住的。
我想起,有一次在家裡也偶然聽見父親和母親悄聲講話,彷彿是在講哪一個飯店或酒樓裡頭,日本軍人被支那人暗殺的事件。那氣氛也是神祕恐怖的。
「阿公,先替我拿著。」
不過,班上的競爭並沒有影響我們的友誼。放學後,我常常去她家一同做功課,有時也一同製做布娃娃,她也有時來我家彈鋼琴。
對我而言,吃玉蜀黍和替父親的毛襪子拔芒草刺,這兩件快樂與不快樂的記憶,一直是我對於未嘗真實見過的江灣的鮮活印象。
我們再繼續往前走,會看見一條小運河。那運河的水終年溷濁,總是有兩條破舊的小船停泊在那溷濁呈咖啡色的運河當中。船身和上面所有的設備,也是污穢的,甚至於船上的幾個孩童也是污穢的。他們是水上人家。
我們常看見日本兵用槍刺子搗亂、翻騰賣水果人的擔子,弄得香瓜啦、桃子啦,滿地滾。做生意的連忙磕頭討饒,一邊又忙不迭地滿地爬著撿回瓜果。那模樣兒有些可憐,也有些可笑。有一個特別懂事的同學告訴我:
北四川路底的電車終點,是來回的電車掉換行車方向的地方。我們站在人行道上等電車噹噹噹噹地順著軌道駛入,於是有許多乘客陸續下車。所有乘客都下來了,最後,剪票員也跳下來,他肚子上繫了一個陳舊的皮包,裝著車票子,鼓鼓的。他把聯在空中電纜上的一根繩子用力往下拉,車廂上頭那一截粗鐵絲便鬆開。然後,很專心用力地拉著那繩子跑半圓的圈子到車廂的另一頭,瞄準電纜,讓那個粗鐵絲尖端的滑輪嵌進電纜裡,於是,原先的電車頭就變成車尾,駕駛員將車廂開到岔軌上,再滑駛一下,那來的車,馬上又變成了去的車。
父親打球的時候,跟去三井物產株式會社上班的模樣很不相同。穿的衣服很自在的樣子,連皮鞋都換了另一雙。司機替他扛一袋大大小小各形各式的球桿,放進後車廂內,那球桿上面套著各色的毛線套子保護,是母親編織的。
他問我,我有些遲疑吞吐地回答:
現在再回到我家對面加油站的左邊。
一天早上,上學途中,我們在公園門前看到一個日本兵用穿著大皮鞋的腳,踢打一個懷孕的中國女人。那女人想逃,又被捉回。皮鞋踢在她的大肚子上痛得她哀嚎討饒,但日本兵不斷地啐她:「馬鹿野郎!」
有一家人的餐桌和椅子被扛出來。
從前看不起支那人的日本人,一個個低聲下氣,連討饒都不敢,全家人蜷縮在一隅,眼睜睜看著自家的財物被人搬走。
虹口公園裡有大片大片的青草地和步行道。那裡是我更小的時候,和外祖父共同散步過無數和圖書次的地方。
加油站的右邊是虹口公園附設的游泳池。除了夏天以外的三季,門都鎖住,頂多有些賣臭豆腐乾啦,賣糖炒栗子的小販,在門前擺個臨時性的攤子,吸引一些過路喫客罷了。但我們家的孩子是沒有辦法買那些喫食的,因為家裡的規矩不作興給小孩零用錢。母親除了三餐以外,又每天給我們準備早晚的零嘴,她說外面賣的東西不乾淨。但我們倚在二樓的陽台上,看街上行人在對過現買現吃,熱呼呼、香噴噴,羨慕極了。雖然隔著馬路隔著鐵軌,彷彿想像得出那味道。
我去公園坊找植田玲子,不小心會在小衖堂裡跟小川君碰見。有時他望望我,有時露齒一笑,我便禁不住心跳臉紅,也不明白是為什麼?那大概是我生平第一次被男孩看得臉紅心跳的經驗了吧。
一群膽小的女孩子,逃的逃,哭的哭,沒命的跑。可是,過一陣子,又忘了怕,再一次戰戰兢兢去探險。
小川君從來沒對我說過一句話,我也始終不敢正面望回去。無意或有意相遇的經驗,倒是有好幾回。日子淡淡地過去。後來小川君和他的弟弟忽然都不見了。小川君一家已經遷回日本去了。
從公園坊再往下走,可以到達六三公園。這個在日租界裡的小公園,大概是日本人營造的。小小,很整潔,除綠色修剪整齊的草坪之外,內裡還有花木和假山石,而在假山石的幽深處,彷彿供著什麼神或狐狸精之類。
至今,這首唐詩還是以臺語背誦,最稱自然。
三
空襲警報響的頻數,也越來越密,有時,一天之內要跑兩次防空洞。
自從騎兵隊駐紮學校後,上課的情形就不太能夠正常了。而且我們雖然坐在擁擠的教室裡,總忍不住分神,偷偷看操場上軍隊的活動。
門口的中國旗子仍在風中飄揚著,但我們究竟還是與普通中國人不相同的吧。
六
一日,我被帶去外祖父的住所。許多大人哭泣流淚。我的阿公全身覆蓋白布,不再喊我:「阿熊」。
外祖父的手乾乾瘦瘦的,卻不是帶孩子的靈活的手。
走到六三公園,就是到學校的一半路程。
我的二姐比我大四歲,曾經在那所中學讀了幾個月的書,但我自己終於等不及長那麼大就離開了上海。
虹口公園的外側,是一條鋪著石板路的人行道,人行道外側種植著高大的法國梧桐樹。夏天,樹葉濃密,往往遮蔭半邊人行道。秋天,葉子始落,我最愛聽枯葉飄落碰觸石板路的聲音,十分清脆,也有一些些淒涼;雖然當時我還不真切懂得什麼叫做淒涼,可是那清脆的聲音,總叫我心頭突然收緊,微微疼痛。其實,是長大以後多讀了一些文學的書,才逐漸明白那種心頭微疼收緊的生理變化,就是所謂淒涼。冬天,枯葉落盡,只剩粗大的枝幹矗立於灰濛濛天空的背景裡,倒反不會令人難過。冬天的梧桐樹很好看,教人感覺十分硬挺,很可信賴的樣子。
大人不許我們小孩子趴在窗口看,但我們被下面前所未見的混亂景象震懾住,沒法子離開那裡。一切都真實地進行著,但是隔著一堵牆,從二樓的窗口看下去,一切又都是那麼虛幻的樣子。
我家大門前插上一面簇新的中國國旗。我覺悟到,我們突然變成「支那人」了。
軍營再過來一點,便是與我家貼隔壁的永樂坊。
永樂坊的日本人,公園坊的日本人,以及日租界其他地區的日本人大概都走了。遷回日本去了。但我的好朋友是什麼時候怎麼走的呢?消息完全斷絕,無由獲悉。
三十年後,在福岡大宰府親眼看見相傳為道真手植的梅樹,遂把那首和歌翻譯了出來:
外祖母裹著小腳,不方便走路,外祖父總是一個人去散步。等我三、四歲的時候,外祖父便習慣帶我一齊去虹口公園散步了。他是一位瘦高的老人,架一副深度的近視眼鏡。由於長期的讀書著作,晚年背部佝僂著,而為了要牽住我的小手,更得彎腰遷就著我。一老一少,時常走在公園裡。但我可不是十分安分的,往往淘氣地掙脫了他的大手跑開,外祖父急得在後頭追,邊喊著:
我們在一片幾乎沒膝的草地裡割草。那是大部分同學第一次用鐮刀割草的經驗,起初覺得挺有趣,但在烈陽下連續割了兩個多小時草,便不好玩了。有兩、三個同學暈倒。我雖然沒有暈倒,hetubook.com.com但渴得厲害,手臂和腿都被草割破流血了。
話岔遠了,再回到北四川路來。
我對於永樂坊,不如公園坊熟悉,不過,因為也有兩個同班同學住在那裡,所以也難免去她們家寫功課,或戲耍。有一個同學姓伊藤,名字忘了。每回去她家寫功課,她的母親都用精緻的水果或點心招待我,她的母親會把紅色的蘋果切成像兔子的模樣,使我不捨得吃,吃起來又覺得特別有味。我要求我的母親也那麼切蘋果,母親說:
她跟我咬耳朵,悄聲說話,極恐怖而又神祕的樣子。
二
虹口游泳池,是在虹口公園的後門部分。從游泳池再向右方延伸的一大片空間,便是虹口公園了。
不過,我只讀一年,便又給再分發到另一頭的第八國民學校。閘北日租界的日本人子弟實在太多,所以日本學校不停地擴展,總共有九所。我後來讀到停戰的第八國民學校,便是其後增設的新學校。全校都是來自日本各地的小學生,只有我和四妹是臺灣人;後來,我弟弟也入學讀了半年的時間。
老實說,這個方向是我記憶比較模糊的一方。那加油站的後頭,有一條稍窄的馬路,可以通達一所也是日本人設立的女子中學。學生夏天都穿藏青色有細褶的長裙,上身是短短齊腰的水手服。這種制服太好看了,尤其是上了中學之後都不再用背包,人人右手提一個中型手提包,裡面裝滿書,走起路來非常神氣,也很有學問的樣子。每一個女童恐怕都曾偷偷許願過,將來要考上那所女子中學。
我們只學了半年多,時局就變得不安。混血兒的鋼琴老師向大山家和我們家辭職回國。最後一次上課時,他特別溫和,彈了一首曲子給二姐和我聽。我小小年紀,卻覺得音樂好像比講話更傳達了老師的別思離緒,遂猛然後悔不曾用功練琴。
「我是臺灣人。」
我懷疑水上人家的孩童是否從來不梳洗?每天早晨我們經過運河的橋上時,橋上、船中的孩童,往往互相好奇的睇望。有的時候,他們正每個人捧著一隻碗,啜飲著碗中的粥汁或是什麼。衣衫襤褸、頭髮枯黃紊亂,面孔腌臢,但對著上學途中的我們舉手招呼,如果我們也搖手,他們會露齒高興地笑,牙齒卻是白的。或許因為面孔腌臢,所以才特別顯得牙白亦未可知。
一切的動作都很熟練順利,而這些手續進行的時候,人行道上往往都站了一排小孩子,好奇地瞪著眼睛看。
至於第九國民學校,離我們的學校並不遠,卻是一所比較特殊的日本小學,係專為韓國人的子弟而設立。那時我們都管韓國人叫做朝鮮人。朝鮮人也同臺灣人一樣,法律上隸屬日本人。可能是日租界裡的朝鮮人太多,所以才專門設置一所小學而將他們集合起來的吧。
大家自告奮勇地報告。
自復旦大學往我家方向走,是後來商學院所在地,但那時卻為日本軍隊駐營。那裡的阿兵哥,對於揹著日式背包走過的我們很和藹,常喜歡逗我們學童說笑,但他們對於附近賣東西做生意的支那人卻很凶。
虹口公園的外側人行道,順著北四川路一直走下去,是我小學一年級讀書時,每日往返必經的路。
我那時並不懂打高爾夫球是怎麼一回事?只曉得大概是很花時間,又很累人的運動。因為父親總要到傍晚才回家。他的臉上曬得紅紅的,衣褲都變髒了。尤其是皮鞋上一層土粉,襪子上都黏滿了芒草的細刺。那芒刺是我們小孩最討厭的,因為父親脫下來的毛襪子,清洗之前都要先把那些細刺除去,母親經常把這個工作派給我做,有時同二姐一齊做,有時同四妹。
我們有兩項頗有意義的課外活動。一是養山撥鼠,一是種番茄。學校的空地多,後面搭蓋屋棚,養了一些山撥鼠。棕色的毛、烏黑骨碌碌的眼睛,吃乾草,繁殖得快。班上同學輪流值班去割草飼餵牠們,也要清除驚人大量的糞便。一次瘟疫,山撥鼠都死光了。大家傷心地哭,合力為築一個土墳。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學校修建教室,曾有十天左右的時間,借用第九國民學校的教室上課。我的日本同學都十分鄙視朝鮮學生,嫌他們有大蒜臭味兒,嘲笑他們的日語有朝鮮腔調。我和四妹也都嫌他們大蒜臭,笑他們有朝鮮腔。因為當時我們並不太了解自己跟別的日本同學有何分別。
我像毛毛蟲嗎?我為什麼跟大家不太
和圖書一樣呢?我覺得羞恥、屈辱、憤怒;但是我一點反應都不敢有。
新的國語課本發下來,我都會一口氣先把全書大致翻看一遍。聞著新書的紙墨香氣,貪婪而好奇地快讀的興奮心情,至今猶記得。五年級開始有一些和歌(日本古典詩)出現於國語課本中。級任老師大津先生帶我們吟誦菅原道真謫居筑前國時所作的梅歌,內容和誦法,我一直沒忘記。
東風拂兮梅未香,
莫謂主人遠離別,
遂將春光兮竟相忘。
莫謂主人遠離別,
遂將春光兮竟相忘。
衖堂過去,是一大片草地,雖然沒有任何設施,只有樹和草,但草坡起伏,為附近孩子們戲耍的好去處。我們家的院子相當廣大,又有兩架鞦韆和一具單槓及砂坑,我們兄弟姐妹日久玩膩,寧願溜出去大草地上玩。更何況,那裡隨時都有各種年齡的男童和女童。想捉迷藏、跳橡皮繩,或踢球、捉蟲,都不愁沒有玩伴。
那二等兵先是一楞,大概一時弄不清楚臺灣在日本的什麼地方吧?隨後,彷彿又若有所悟,卻變得異常冷漠,不再理睬我。
然後繼續採,採滿集成一大束捧回家,過不了多久,大概就任由它們枯萎在什麼地方去了吧。快樂是在採花的過程中。我在前頭,外祖父在後頭跟著,替我捧著蒲公英花的那些過程中。
那片大草地綠油油,其實是屬於公園坊。公園坊裡面共計有三十三幢三層樓的洋房,多數兩兩相毗鄰,也是父親的產業。我的父親出身清寒,苦學奮鬥,是第一位從臺灣以公費考取上海的日本同文書院高材生。他一生勤儉成習,獨對房地產的經營有特別的嗜好。那三十三幢的房子整個租與三菱株式會社,供做高級職員的宿舍。
(一九八八年四月)
我出生那年,外祖父與外祖母、姨母自臺南共赴上海定居。那時候,他的《臺灣通史》早已撰成刊行,《臺灣詩薈》發行二十二號後,因經費不足而告停刊,至於雅堂書局,也不是像他那樣子的書生所能經營的;而舅父母在西安,我的母親在上海,他才決心離臺赴大陸。
翌年二月,我們只得匆匆舉家渡海回臺灣來。
「熊本。」
「哇——」
「東洋鬼子!」
外祖父來扶起我,摩挲著跌倒碰痛的部位,無限心疼的樣子。
「家裡頭事情那麼多,哪有閒功夫呢。」
日本天皇在電台廣播中宣布投降的沉重話語,我們都親耳聽到。但是隔不多久,臺灣人就轉變身分為中國人,所以我家倒不必像左鄰右舍的日本人那樣慌張遷走。
一箱一箱的衣物被搬出屋外。搶奪的人貪婪地滿懷抱著、雙手提著。他們吆喝著、尖叫著,互相拉扯個不清,終於彼此叫罵,扭打起來。
「支那人很壞。我爸爸說,他們時常藏手榴彈在水果堆裡頭。」
二姐送了一本精美的記事簿給老師做紀念。我沒有精美的禮品,便將在自然課堂上做的蝴蝶標本送給他。那隻蝴蝶的彩翅很美麗,是我的寶貝之一。我不知道老師有沒有帶走我送他的蝴蝶;我甚至於也不知道他是回日本?還是回英國去的?
上學途中可記述的,大致如此。那時江灣路一帶並不算繁華,或許路旁還有些房屋或住家之類的,但總不若六三公園及運河那麼吸引我。
那一年,外祖父五十九歲,我四歲。
躲警報倒是沒有什麼好害怕的,因為我們那一區從來也沒見過敵人美軍的B─二九飛機,連砲聲都沒聽到過。每一個防空壕裡,除了學童,總有幾個軍人。我們很喜歡跟阿兵哥交談。
從家門前往左方走,跟鐵軌對過一樣,也是我比較陌生的一區。最遠,只到過復旦大學的門口,而且,只是有回參加學校的遠足,走經過那裡的。
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看見的殘忍景象,十分恐慌,但是同行的男童都歡呼:「萬歲!萬歲!」
夏天的時候,游泳池的門敞開,戲水的人很多,但那是賣票子的。我有時跨越鐵軌,在那門前晃來晃去,趁機會偷覷內裡的景象。可真熱鬧得很,有男有女,穿著各式花花綠綠的泳裝,而且,裡面的世界好像很自由放任,常常有大聲驚叫溢出門外來。但我們家除了大哥和二哥,都不准去那裡游泳。母親說,我們還太小,危險的。何況,要游泳嘛,小學裡也有游泳池,有老師照顧,安全些。我想,如果自己長大些,到hetubook.com.com大哥、二哥那個年紀,大概母親就會答應我買票去虹口游泳池了。但是,我終於只是徘徊在門外的孩子而已,等不及長那麼大,我們就離開了上海。
「你呢?」
小川君也默默的走了。其實,小川君從來沒有跟我說過一句話。
復旦大學的校舍如何,大門如何,已完全不記得;說實在的,我只記得在前面的廣場上休息時,忽然有同學在細砂石路中發現晶亮如同鑽石或破璃的東西。於是,大家分頭找,我也找到一小截六角形晶晶發亮的東西。教自然的老師告訴我們,那叫做水晶。所以我記憶中的復旦大學,是與水晶有密切關係的了。
這裡,我應該補充說明,前文所記的對話,其實是用不同種語言發音的。例如跟外祖父,我們使用的是臺語:和小學同學,我們講日本話;至於在家裡,父母跟我們講話時是夾雜著日語、臺語,甚至還有些許滬語。我同娘姨,以及偶爾在街上碰見的「支那人」,便都講上海話了。我的日本同學和他們的家人,也都多少懂些上海話,否則上街購物極不方便。
掠奪者邊搶還邊詈罵。
也跟著日本兵一齊罵:「馬鹿野郎!」
冬天來臨,差不多的日本人都走了。
第八國民學校在什麼街上,我已不記得,但是每天只要順著江灣路走下去就到了。
有些男童發願長大後要當電車剪票員,大概就是佩服那種英雄似的作為之故吧。
我在那裡出生,上海事變時,為避亂曾舉家遷居於日本東京,但年餘又回去,直到抗戰勝利翌年返臺,所以可說童年的大部分都是與江灣路息息相關的。
上海江灣路,是我童年記憶所繫的主要空間。
春天,蒲公英開花的時候,我就邊走邊採,採完一小束就交給外祖父:
他住在我們家隔壁衖堂裡的一間小洋房,那是我父親的產業之一。晚年和外祖母住在那裡,母親可以就近照顧,生活是頗安定的,但遠離了詩文酬和的文友,難免寂寞,所以除了讀書寫文章外,總愛逗弄我這個外孫女。
「東洋鬼仔。」
大山家似乎比別的日本同學富裕,客廳內的地氈、壁飾等等,瑣瑣碎碎,精緻又華麗。一架大鋼琴,光亮得很,好像是音樂廳裡擺的那種。她的母親介紹給我們的鋼琴老師是英日混血的男子,清臞而且英俊,可是教起琴來,十分嚴格。
五
一次,年輕的二等兵問大家的籍貫。
第八國民學校,是在我讀二年級時才建造完成的,所以校舍比我讀過一年書的第一國民學校新,而且美觀,校園也寬敞多了。我們每個人都留一雙白球鞋在校內的鞋櫃裡,先要脫掉走路的皮鞋,換穿那乾淨的白球鞋,才能上校舍內。走廊是由未施漆的檜木板拼成,每天放學前,我們都要在老師領導之下,兩兩相對,用乾抹布對擦地板,直到檜木片發亮為止。我們學校的地板真是「光可鑑人」,卻不會教人滑倒。
六三公園大概是不准中國人進出的。
有時父親買回的是一大布袋的玉蜀黍。娘姨在廚房裡剝穀皮,用水煮熟,連鍋一齊給端出院子裡來。那樣子的黃昏,我們不遑吃晚飯,全家人在院內邊看夕陽邊吃玉蜀黍。父親坐在門前中央的藤椅上,母親和姆媽也各有椅子坐,孩子們則隨便搬個木凳,或索性坐在石階上(但是要記得鋪好報紙才許坐)。
永樂坊內,又另有一個我的好友,她便是三十餘年後的前年,我在東京重逢的大山弘子。跟大山樣特別熟,是由於我們共有一位鋼琴老師的緣故。
小學五年級時,跟著大津先生朗誦的,當然是日語原文。但是,同時期,我也背得幾首中國詩,是母親在我牙牙學語之初用臺灣話教給我的,譬如:
日租界裡的臺灣居民都分到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國國旗,鄉人競相走告:要趕緊把日本的太陽旗焚燒掉。
種番茄是全校性的,每班分到一方土地。老師要求我們從耕地、撒種子、發芽,到茁長、開花、結果,都記錄過程在全班共有的日記上。自然的課程,因而變得十分鮮活多趣。
他越喊越追,我就越發跑得快,邊笑著,終於真的摔跤,哭了起來。
母親也常常抱我過去陪伴兩位老人家。
四
加油站的左邊,聽說是直通到江灣去的,但我從來沒有去過江灣。父親每個週末都乘車去江灣打高爾夫球。
「支那人!馬鹿野郎!」後來女www.hetubook.com.com童也跟著歡呼拍手,我也就參加了歡呼和拍手。支那人都是壞的。日本皇軍是代天行道。學校的老師如此教育我們,而我以為我自己當然也是日本小孩。
「看吶!乖乖。阿熊乖,不哭的。」
「阿熊,阿熊。不要跑,小心摔跤。」
寫到這裡,已經超過江灣路的範圍了,應該屬於北四川路,但我無法控制自己,必需提上一筆。
先說對面吧。我們家的門牌號碼是五四〇號,大門與一條鐵路軌道平行,鐵軌的正對面是汽油加油站,規模不小。
他用關愛的呼喊和摟抱,替代了一雙不靈活的手。
一
七
但是,父親去江灣打球回來,有時也會帶給我們一些驚喜。他常常順途買一大包冰棒回來。打開包裹的紙,紅色、綠色、橘色、白色的冰棒就露出來。於是,姐妹兄弟人手一枝,連娘姨(上海人稱女傭為娘姨)也有份,每個人都喜孜孜地舔著好看冰涼又甜甜的冰棒。
而支那人一夜之間卻變得凶狠起來。永樂坊與我家只一牆之隔,從二樓浴室的窗口,可以清楚地俯瞰衖堂裡瘋狂的掠奪。許多上海當地的男女,爭先恐後地湧入日本人的住宅內,不管主人在或不在,肆意地搬走他們所見到、所欲望的東西。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
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外祖父和我在虹口公園散步過多少次呢?我一天天長大,外祖父一天天衰老,直到他不再要我陪他去散步,永遠也不再能一齊去虹口公園散步、採蒲公英的花。
我那時是十分羨慕伊藤樣的。
公園坊裡,後來又搬來一個新家庭,兩兄弟都長得高瘦白淨。哥哥名字是小川滿洲國,跟我同年不同班。據說出生在滿洲國,所以有那樣奇怪的名字。
說息息相關,其實當時年少,家裡又管得嚴,我所認識的江灣路是極其有限的。
小川君轉入第八國民學校不久,便成為全校最出鋒頭的人物。功課、體育,樣樣行,何況他的外表也是挺俊的。升旗典禮,老師都愛指名由小川滿洲國喊口令。
我在第八國民學校,從二年級讀到五年級的第一學期。日子過得平淡而甜蜜。我的成績,始終維持在前三名之列。最不喜歡的功課是算術,雖然每次考試的成績也都還不錯。尤其怕珠算和心算,因為會緊張;一緊張就分心,往往更跟不上了。最喜歡的是繪畫課和國語。每一次畫被張貼在教室後面,甚至於貼到門口,心中真是高興且驕傲。
公園坊內住著三十多個家庭,其中頗有一些男女孩童,是我家兄弟姐妹的同學。
大山弘子的大鋼琴被抬走了。
那時值太平洋戰爭近尾聲時期,日本節節敗退。我們對於戰況都不甚了解,不過常常有同學隨家人渡海遷歸日本,倒是奇怪的事情。有的同學會預先告知,於是互相交換禮物啦什麼的,有的人則是默默的走。
「我是大阪。」
我和二姐一齊學琴,三個人並坐在一張長椅上。二姐進步得很快,我則是永不休止地練習單調的譜子。鋼琴上方的節拍器無聊地的答的答響,我也無聊地按著琴鍵,總盼望著夕陽快點斜斜地從落地窗照到鋼琴上,好提醒老師快點下課。
我的父親因為曾在日人的公司任職,上海本地的流氓竟也來我家尋隙,說我們是東洋鬼子的走狗,是漢奸。
第一國民學校,在日本租界內,係為日本居民的子弟而設的小學。當時臺灣人在法律上屬日本公民,故我的啟蒙教育,便是給分發到那所位於北四川路的小學。
我們還跟著老師走到很遠處去割草秣馬。戰爭末期,學校裡忽然駐進一小隊騎兵。校長命令(其實,校長大概也是奉命的吧)兩班合成一班,勻出幾間教室供軍人住。
「我是東京人。」
當天摘下的玉蜀黍又香又甜,顏色也是一等好看的,真珠色玉米粒,摻雜著黃色和紫色。父親吃得很多,也很快速,有時我看他吃玉蜀黍的樣子,像極了二哥吹口琴。因為吃得快,常有餘粒留下,孩子們難免就搶著撿他吃剩的,重新啃一次。家裡孩子多,不得不分配額量,每人頂多也不超過兩枝,至於父親吃剩的,則不在限內的緣故。
大概不出半個月,日本皇軍投降。軍隊消失了。我的同學,也一個個走了,東京人、大阪人、熊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