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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做任何事情減輕他的工作負擔。我又不願意照他那種方式生活，這一次我在泉州住了十天光景。經過十天的接觸，我們成了談話毫無顧慮的朋友，但還不能說是互相瞭解。對他的苦行我表示充分的敬意。他希望我帶點書給學校，我捐了兩箱書給他們送去。為學校我就只做過這件小事。當時我有不少的朋友，又有許多雜事，常常辦了這一件，就忘了那一件，人不在泉州心上學校的影子就漸漸淡了。

「他們也許不是教育家，但他們並不像別的教師那樣把自己放在學生的上面，做一個尊嚴的先生。他們生活在學生中間，像一個親愛的哥哥分擔學生的歡樂和愁苦，瞭解那些孩子，教導那些孩子，幫助那些孩子。

一九六二年初我去海南島旅行，在廣州過春節，意外地見到那位廣東新會的朋友，交談起來我才知道一些熟人的奇怪的遭遇和另一些熟人的悲劇的死亡。我第一次證實我稱為「耶穌」的友人已經離開我們。回到上海我翻出三十年代的舊作。「我說我的心還在他們那裡，我願把我的心放在他們的腳下，給他們做柔軟的腳墊，不要使他們的腳太費力。」我因為漂亮的空話感到苦惱，我不曾實踐自己的諾言。為了減輕我的精神上的負擔，我考慮寫幾篇回憶和懷念，也曾把這個想法對幾位朋友講過。可是時間不能由我自己支配，我得整天打開大門應付一切闖進來的雜事，沒有辦法寫出自己想寫的文章。於是空前的「大革命」來了。我被迫擱下了筆，給關進了「牛棚」，我也有了家破人亡的經驗，我也嘗夠了人世的辛酸。只有自己受盡折磨，才能體會別人的不幸。十年的苦難，那一切空前的「非人生活」，並不曾奪去我的生命，它們更不能毀滅我懷念故友的感情。幾年中間我寫了不少懷舊的文章，都是在苦思苦想的時候落筆的。我只寫成我打算寫的文章的一部分，朋友們讀到的更少。因此這三四年中常有人來信談我的文章，他們希望我多寫，多替一些人講話，他們指的是那些默默無聞的亡友，其中就有在福建和廣東辦教育的人。我感謝他們提醒我還欠著那幾筆應當償還的債。只是我擔心要把心裡多年的積累全挖出來，我已經沒有這樣的精力了。那麼我能夠原封不動地帶著塊壘離開人世嗎？不，我也不能。我又在拖與不拖之間徘徊了半年，甚至一年。於是我拿起了筆，我的眼前現出一張清瘦的臉，那就是葉非英兄，我並沒有忘記他。恰好我這裡還有一封朋友轉來的信，是朋友的友人寫給朋友的，有這樣一段話：

辯證法並沒有欺騙我們，黑暗到了盡頭，光明就在前面。「四人幫」爬到權力的峰頂，便滾了下來。他們把別人關進監牢，最後他們也讓別人關進牢去。我們歷史上最大的冤案，由於可怕的「十年浩劫」終於見到了天日。

我在病中接到廣東朋友陳洪有兄的來信，談起葉非英的事情，他說：「我是五〇年一月回廣州的，非英兄繼續辦新民中學，我也在學校同住了半年，五〇年間非英和我一同參加民盟，不久非英兄被選為廣州市越秀區人民代表，我也參加南方大學和土改離開新民中學。五三年新民中學改為十四中學，非英兄成為十四中學教師。我在土改結束後轉到十三中學，直到反右鬥爭時，一個幹部問我：『葉非英在反右鬥爭中表現怎樣？』我說：『葉非英很沉著，少講話。』那幹部說：『少講話，也還是右派。』後來我才聽說各單位劃右派有一定的指標，凡在指標內的人，不管你多講話少發言，都不能逃脫右派的帽子。一九五八年我們都去農場勞動，每逢例假回廣州，我沒有一次見到非英兄，聽說他劃為極右，在石井勞教場勞動，例假也不能出來。後來聽說非英兄不幸死在石井勞教場。有一天我遇見一個與非英兄同在勞教場勞動的熟人，據說：非英兄勞動認真，有人勸他說：『糧食不夠，吃不飽，身體虛弱，你還這樣賣力氣去勞動，不怕送老命嗎？』葉說：『死了，就算了！』六〇－六一年困難時期糧食欠缺，特別是下去勞動的人經常吃不飽，不得不煮地瓜籐吃。那是餵豬的飼料，餓得發慌的人不得不以豬食充飢，我也吃過無數次，幸而我的身體底子好，沒有發病。非英體弱，有一次吃薯籐，發病瀉肚，沒有及時醫治，就這樣地在五十幾歲離開人世了！」

我首先應當請求寫和*圖*書信人的原諒，我引用這段話，並沒有徵求他的同意。說實話，要不要引用它，發表它，我考慮了很久，他這封不是寫給我的信，在我這裡已經放了一年，對他提出的問題我找不到解答，就沒有理由退回原信。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寫過文章說明我要跟「耶穌」「劃清界限」，我實在想不起來。我稱非英為「耶穌」，自己倒還記得，那稱呼是從我的第一本遊記《海行雜記》裡來的。《雜記》中有一節《耶穌和他的門徒》，我將同船的一位苦行者稱為耶穌。認識非英後，我一方面十分敬佩他的苦行，另一方面對他的做法又有一點小意見，曾經開玩笑地說他是我們的「耶穌」。但那是一九三三年以後的事了。我究竟在哪一篇散文裡用過這個稱呼呢？我想起了《黑土》之前的《月夜》，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在日本橫濱寫成的散文。當時在山上友人家小小庭園內散步的情景歷歷在目。我從十年浩劫中殘留下來的舊作堆裡找到幾本不同的舊版散文集《點滴》，翻出《月夜》來查對，解放前的各版中都有這樣的一段：「但是要將碎片集在一起用金線繫起來，要在這廢墟上重建起九重的寶塔，懷著這樣大的志願的人是有的，我們的『耶穌』就是一個；還有×××。這兩人將永為我一生最敬愛的朋友吧。」後面還有關於另一位朋友的三句話。但是在一九六一年五月南國出版社港版《點滴》中這一段話從「我們的耶穌」起卻改為「朋友Ｙ就是其中的一個。雖然他有著病弱的身體，但是他卻在做著一個健康人的工作。他將永為我的敬愛的朋友吧。他的質樸、勇敢和堅定在我的胸膛裡點起了長明燈。」這最後一句原來也有，但它是用來講另一個朋友的，在這個修改本中另一個朋友的名字給刪掉了，我就改用它來讚美葉非英，覺得更恰當些，因為我從日本回上海，聽說另一個朋友已經做了官。這也說明我寫文章，談印象，發議論，下結論，常常有些誇張，輕易相信一時的見聞，感情衝動時自己控制不住手中的筆。一九七八年我在兩卷本《選集》後記中說：「我也曾把希望寄託在幾位好心朋友的教育工作上，用幻想的眼光去看它們，或者用夢代替現實，我寫過一些宣傳、讚美的文章，結果還是一場空。」這些話有點像檢討，其實是在替自己解釋，但「還是一場空」卻是我的真實的感受。

葉非英同志的問題已經到了蓋棺論定的時候了。他活著，沒有人稱他同志；他含冤死去，沒有人替他講一句公道話。他宣傳過無政府主義，翻印過我年輕時候寫的小冊子，我翻譯的克魯泡特金的幾部著作可能對他有大的影響，因此我幾次執筆想為他雪冤總感到躊躇，我害怕引火燒身。這一則「隨想」寫了好幾個月還不成篇。病中無眠，經常看見那張瘦臉，我不能不又想到他的無私的苦行。他的一生是只有付出、沒有收入的一生，將心比心，我感到十分慚愧。我沒有資格批評他。他不是一個講空話的人。甚至在三年災害時期條件差、吃不飽的時候，他還賣力氣勞動，終於把生命獻給他的祖國和他的人民。

「這篇回憶是在我十分激動的時候寫成的。我當時寫的並不是真實的人，大部分是我自己的幻想。一九四七年我在上海再見到『耶穌』，我對他的看法已經改變了。我最近在一篇文章裡說過這樣的話：『我也曾把希望寄託在幾位朋友的教育工作上，用幻想的眼光去看它們，或者用夢想代替現實，用金線編織的花紋去裝飾它們，結果還是一場空，我不僅騙了自己，也騙了別人。』用這幾句話來解釋以上的兩篇回憶，也很恰當。」

全國解放後我忙著「改造思想」，跟多數朋友斷了聯繫，彷彿聽說非英、洪有都在廣州教書，而且都參加了民主同盟，我一九五五年去印度開會，經廣州去香港，也不曾打聽他們的消息，我應該承認生活的經驗使我懂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近兩三年我的記憶力衰退很快又很顯著。《文集》第十卷中明明有《黑土》，《黑土》中明明有《南國的夢》，我拿著書翻了兩天，只顧在《旅途隨筆》中追尋《南國的夢》。只有寫完本文的第一節，昨天我才發現在另一篇《南國的夢》裡我的確寫了不少葉非英兄的事情。說不少其實也不算多，因為我同非英就只見面幾次。用《南國的夢》作題和-圖-書目，我寫過兩篇短文，第一篇是一九三三年春天在廣州寫的，那時我剛剛去過泉州，在他的學校裡住了一個多星期，帶走了較深的印象，我一直在思考，我的心始終無法平靜，我又準備到廣東朋友新辦的鄉村師範去參觀，因此文章寫得短，也沒有講什麼事情。第二篇是一九三九年春天在上海脫稿的，我從桂林經過溫州坐船回到上海，不久在報刊上看到日本侵略軍佔領鼓浪嶼的消息，想念南國的朋友和人民，在痛苦和激動的時候我寫了像《南國的夢》那樣的「回憶」文章，敘述了我三訪泉州和幾游鼓浪嶼的往事。我手邊沒有當時在上海刊行的文學小叢書《黑土》，不過我記得它就只印過一次，一九五九年我編印《文集》第十卷時對這篇回憶也不曾做過大的改動，我只是在文章的最後加了一個腳注。我這樣說：

三十年代頭幾年我去過福建三次，廣東一次，寫了一本《旅途隨筆》和幾篇小說，那些文章裡保留著我青年時期的熱情和友誼的回憶。那個時期我有朋友在泉州和新會兩地辦學校。他們的年紀和我相差不遠，對當時許多社會現象感到不滿，總覺得「五四」運動反封建沒有徹底，封建流毒還在蠶蝕人們的頭腦；他們看見帝國主義侵略者在我們國土上耀武揚威，彷彿一塊大石壓在背上使他們抬不起頭來；「金錢萬能」的社會風氣又像一隻魔手掐住他們的咽喉。他們不願在污泥濁水中虛度一生。他們把希望寄託在青年一代的身上，想安排一個比較乾淨的環境，創造一種比較清新的空氣，培養一些新的人，用愛集體的理想去教育學生。他們中有的辦工讀學校，有的辦鄉村師範，都想把學校辦得像一個和睦的大家庭，關上校門就彷彿生活在沒有剝削的理想社會。他們信任自己的夢想（他們經常做美麗的夢！），把四周的一切看得非常簡單。他們甚至相信獻身精神可以解決任何問題。我去看望他們，因為我像候鳥一樣需要溫暖的陽光。我用夢想裝飾他們的工作，用幻想的眼光看新奇的南方景色。把幻夢和現實混淆在一起我寫了那些誇張的、讚美的文章，鼓勵他們，也安慰我自己。今天我不會再做那樣的好夢了。但是我對他們的敬佩的感情幾十年來並沒有大的改變，即使他們有的已經離開世界，有的多年未寄信來，我仍然覺得他們近在我的身邊；我還不曾忘記關於他們我講過的話：

過了將近兩年，一個在泉州搞養蜂事業的朋友到上海來，遇見我，約我再去那裡看看，我便同他去了。我們旅行非常簡單，坐船到廈門，買一張統艙票，帶一張帆布床睡在甲板上，然後搭長途汽車到泉州。這樣來來往往，毫無麻煩，也用不著事先通知朋友。

一九六二年我和蕭珊在廣州過春節，洪有到賓館來找我們，他講起五十年代發生的事情，我才知道非英已經死亡。他死在勞役中，而且不曾摘掉右派帽子。

一九四七年他來上海，在我家裡住過一兩夜，我們談得不少，可是還保留著一些分歧。他回泉州後給我來過一封信，記得信裡有這樣的話：「我並沒有大的希求，我一向是小事業主義者，我只想我們應設法努力多做點好事。」除了教書辦學校，他還想辦小刊物，印書……

現在回到葉非英的事情上來。我第一次看見他，是在一九三〇年秋天。當時我的朋友吳克剛在泉州黎明高中做校長，約我到那邊去過暑假。學校利用了武廟的舊址，我住在樓上吳的寢室裡，外面有一個小小的涼台，每天晚飯後我常常和三四位朋友在那裡閒聊。吳校長起初同我在一起，他喜歡高談闊論，可是不久他患病住進醫院，就由朋友陳范予幫忙他照料學校。非英是范予的好友，我在武廟裡先認識范予，過三天非英從廣州來，我也認識了他。他是一個數學教員，喜歡同年輕學生交談，對文學似乎並無特殊興趣。這一年我同他接觸的機會不多。他也不常到涼台上來。我看見他的時候，他總是穿藍色西裝上衣和翻領白襯衫，他給我的印象是服裝乾淨，整齊。

到了泉州在養蜂朋友家裡休息一會，吃過晚飯我就去找葉非英。我沒有先去武廟，我的幾個朋友都不在那裡了。非英的學校在文廟，我上次在泉州不曾去過平民中學，當時非英也只是一個兼課教員，現在他做了這個學校的主hetubook.com.com持人。我看見他那微駝的背，他那凹進去的兩邊臉頰，他那一頭亂髮，還有他那一身骯髒的灰布學生服。他瘦多了，老多了！學校辦得有生氣，這成績是他的健康換來的。拿我的生活同他的相比較，我不能不佩服他。

洪有陪我在廣東鄉村旅行了一個多月，然後我和中山大學教授朱洗夫婦同船回上海。經過廈門船停在海中，兩個朋友從泉州趕來同我見面，我們坐劃子到鼓浪嶼登上日光巖，眺望美麗的海，暢談南國的夢。分別的時候我還把未用完的旅費拿出來托他們轉交給非英，請他一定治病。我說：「這是一個關心他的朋友對他的一點敬意。」回到上海不久我得到他的信，他把錢用來幫助了一個貧苦的學生。第二年聽說他帶了二十幾個學生到北方徒步旅行。一九三五年我在日本東京又聽說他第二次帶學生到北方徒步旅行。這不是在摧殘自己嗎？後來我回國，他也從北方旅行回來經過上海，在閒談中他流露出他感到疲乏、身體有點支持不住的意思。我勸他留在上海治病，他還是同學生們一起走了。我不能說服他，他總是表示要盡可能多做事情。他常說：「時間不多。」我們的分歧似乎就是我多說空話，他多幹實事。而且我越來越不贊成吃苦拚命的做法，我佩服他，但是我不想學習他，我因為自己講空話感到苦惱，可是我缺少愚公移山的精神。

錯劃了的右派分子也得到改正了。什麼漏網右派，什麼摘帽右派，什麼帽子讓別人拿在手裡的右派，什麼戴著帽子進棺材的死硬右派，等等等等。右派分類學有了這樣創造性的大發展之後，大家不得不承認一個新的事實：那麼多、那麼多的人給錯劃成了右派。於是不得不一件冤案一件冤案地平反昭雪。

洪有的信中還講到給非英平反的經過。人死了，是非卻並未消亡，他沒有家，沒有子女，過去的學生和朋友卻不曾忘記他。泉州友人寫信給廣州市教育局要求落實政策，沒有消息。廣東朋友找民盟廣州市委出面交涉，「要求教育局為葉非英平反」。洪有信中還說：「教育局說市公安局定葉非英為反革命。我追問：『罪名是什麼？』回答是：『無政府主義反革命分子。』我對民盟組織說：『據我所知，肅反條例並沒有這一條。』民盟組織也說『沒有』。我要求民盟組織據理力爭，一九八三年五月三十日教育局復函給廣州市民盟說：『關於原廣州市第十四中學葉非英同志的問題最近經我局黨委複查，廣州市公安局批准，撤銷廣州市公安局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九日對葉非英同志以歷史反革命論處送勞動教養的決定。廣州市十四中學已將複查結果通知葉的親屬。』……」

「死了，就算了！」他沒有說過一句漂亮的話。關於他的死我又能說什麼呢？我翻讀洪有的舊信，始終忘不了這樣一句：「在那時候，在那樣的環境裡死一個人不如一條畜牲。」我想說：「我比非英幸運，我進了牛棚，卻不曾像畜牲那樣地死去。」我還想說：「一個中國人什麼時候都要想到自己是一個人。」

對！這就是那位寫信人，那位我朋友的朋友所指的「劃清界限」的文章吧。我當初加上這個「腳注」，只是為了回顧過去，解剖自己，也是為了保護自己。的確在當時表態就是檢討，就是認罪，就是坦白，「坦白」就可以得到從寬處理。我好像還不知道葉非英和曾在廣東辦學的陳洪有都給劃成了右派，我的朋友中作為右派受到批判的人已經不少了。據說我在一九五七年「漏了網」，五八年幾次受批判，特別是在第四季度所謂「拔白旗」運動中被姚文元一夥人揪住不放，在三個刊物裡討論了整整三個月。我內心相當緊張，看不清楚當前的形勢，從鳴放突然「轉化」為反右，彷彿給我當頭一棒，打得我頭昏眼花，渾身打戰。五八年因為一篇批評法斯特的文章我主動地寫過兩次檢查。為了慶祝建國十週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約我編輯《巴金選集》。責任編輯看了全稿，還希望我寫一篇表態的前言或後記。我不想寫，卻又不能不寫。在《文藝報》上發表的《法斯特的悲劇》記憶猶新。我戰戰兢兢，彷彿大禍就要臨頭，一方面挖空心思用自責的文字保護自己，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不讓自己的怨氣在字裡行間流露。後記寫成，我把它寄給出版社，算是完成了任務。沒有想到不久曹禺經過上海，到我家來，看了我這篇後記的底稿，認為它「並不是心平和圖書氣和地寫出來的」，說是我有委屈，他回到北京便對荃麟同志講了。荃麟和曹禺一樣，不贊成用這後記，他們都認為「不大妥當」。他後來徵得我的同意，就讓出版社取消了它，改用一篇出版說明。荃麟同志當時是中國作協的黨組書記，我感謝他對我的關心，不過我也有我的想法：既然寫出來了，表一表態也沒有害處。這些年運動一直不斷，日子不會好過，我把抽出的後記保留下來，我想會用得著它，不久我便摘出一部分作為散文《我的幼年》的腳注塞進我的《文集》第十卷。《南國的夢》的腳注中引用的幾句話也是從那篇後記中摘錄下來的。這是一九五九年的事，十九年後人民文學出版社又約我編輯《選集》，那篇難忘的後記在我享受抄家的「政治待遇」後十一年又回到我的手邊，我無意間翻出它，重讀一遍，略加刪改，就放在新的《選集》裡面。我什麼話也沒有講，我心裡想著一個朋友。在姚文元一夥人圍攻我的時候，他安慰過我。可是在「文革」發動以前，一九六四年底他就因所謂「中間人物論」受到了嚴厲的批判，我在全國人代會上見過他一面，是那樣瘦弱，那樣嚴肅。我希望他早日渡過難關，卻想不到問題越來越多，形勢越來越壞，他居然給關進監牢，而且死在獄中。他為了說服我同意抽去後記，跟我談了一個多小時。我在新版《選集》中又採用那篇後記，不僅是為瞭解剖自己，也是在紀念這位敬愛的亡友。我不想保全自己，也用不著編造假話。形勢改變，我不再整天戰戰兢兢地念著「臣罪當誅」，等待死亡，我又能用自己的腦筋思考了。

因此再一次請求那位朋友的朋友的原諒，將來如果有機會重印《南國的夢》，我還想保留一九五九年加上的腳注，我也許沒有精力更深地挖自己的心，但是我覺得解剖自己還遠遠不夠徹底。我說一九四七年再看見非英，對他的看法「已經改變」，並不是在他蒙冤的時候向他投擲石塊，也沒有人逼著我發表文章跟他「劃清界限」。而且經過八年抗戰，我自己也有改變。但這些改變並未減少我對非英的敬愛。只是全國解放以後，一個接一個的運動，一次接一次的學習彷彿把我放進一個大爐子烘烤，一切胡思亂想都光了，只剩下一個皮包骨的自己。我緊張，我惶恐，我只有一個念頭：要活下去。不過我並未想過不惜任何代價。我並不那樣重視生命。然而我們中國人有一種長處：生命力很強。我居然經過十年東方式的殘酷的折磨而活了下來。我也有了用苦行打動人心的經歷，我走出了地獄回到人間。我又想起了我的朋友葉非英。他為什麼不能活到現在？他在什麼地方？

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我四周一片陽光，到處聽見「發揚民主，加強團結」的歌聲，我心情舒暢地在上海二次文代會上做了《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的發言。當時我洋洋得意，以為自己講出了心裡話，沒有想到過了不久上面又大抓階級鬥爭，從此我背上一個沉重的精神包袱一直到「文革」。我和洪有在廣州見面正是在充滿希望的最好時候，可是我們沒有想到為亡友做一件事情，當時也不可能為沒有摘帽的右派分子做任何事情。以後大抓階級鬥爭，大樹個人迷信，終於在我們國家開始了有中國特色的黑暗時代，我們看見了用中國人民的鮮血繪成的無比殘酷的地獄。

在他的房裡搭一張帆布床，我同他住在一起，我們卻少有時間交談，白天他忙，晚上雖然蚊子多，他卻睡得很好。他太疲勞，倒在床上就打呼嚕。其實我不是來採訪，不需要記錄什麼，我只是在旁邊看他如何生活，如何工作。對他的所作所為，我只找到一個解釋：都是為了學校和學生。有時我從別的朋友那裡知道一些他的事情，但總是苦行一類，講話人一方面稱讚他，另一方面又帶了點批評的口氣，我們都擔心過度的工作會弄壞他的身體。他患痔瘡，又不認真治療，聽說他每次大便後總要躺一兩個小時才能夠工作。我提醒他注意身體，我勸他放下工作休息一兩個月，他只是笑笑，說是時間不多了，說是學生們需要他。

怎麼辦呢？我歎了兩口氣，這個熱愛教育事業、喜歡接近學生的數學教員沒有家，沒有孩子，關於他的不幸的遭遇，關於他的最後的結論，沒有人出來過問，也沒有人講得出具體的情況。洪有知道的就只有那麼一點點。

還和-圖-書有一個五十年代初期在廣州工作的福建朋友也來信講起非英當時在廣州的情況，信中說：「由於他的教齡長，工資也較高，然而他無論住的、吃的、穿的，還是和過去一樣簡樸。他和學校的單身教師住在一起，他睡一張單人小床，蓋的墊的都是舊棉被和舊棉絮。他自己說，這已經比過去好多了。他在學校裡主要擔任數學課，據說在附近幾所中學裡他的教學成績是比較優異的。有個星期天我們去看他，在學校門口遇見，他正要去學生家裡給學生輔導幾何課。……這以後我們才知道，節假日不只是學生找他補習，更多是他走訪學生家庭，給學生輔導功課。他無所謂休息，走出教室就算休息了。」

「順便提一下：我有一個我十分敬重的老師和朋友葉非英先生（巴老在他的散文集《黑土》裡稱他為『耶穌』），冤死，已平反。在他蒙冤的時候，巴老寫過一篇至少是表示和他『劃清界限』的文章。我懇望，巴老如果要保留這篇文章，那就請加以修改。死者已無法為自己說話，而他，以我對他的認識，我相信他總是帶著對巴老的深摯友誼逝去的。」

上面說的這次修改是什麼時候搞的，我已經記不起了，南國出版社印的是「租型本」，紙型一定是早改好的，那麼可能是解放初期的改訂本。我又翻看一九六一年十月出版的《文集》第十卷，《月夜》還給保留著，可是關於「朋友Ｙ」的整整一段都沒有了，代替它的是六個虛點，說明這裡有刪節。這刪節和上一次的刪改都是我自己動手做的，用意大概就是讓讀者忘記我在福建有過幾個辦教育事業的朋友，省得在每次運動中給自己添麻煩。我今天還感到內疚，因為刪節並不止一次。我編印《文集》第十卷，還刪去了《短簡》中的那篇《家》，那是一九三六年寫的一篇書信體散文，後來收在《短簡》集裡，一九三七年和一九四九年共印過兩版，文章裡也提到「被我們稱為耶穌的人」，我接著說：「他的病怎樣了？他用工作征服了疾病，用信仰克服了困難。我從沒有見過如此大量、如此勇敢的人。大家好好地愛惜他吧，比愛自己還多地愛這個人吧。我知道你們是能愛他的。」《短簡》以後不曾重印，編入《文集》時我刪去了這封公開信。這也就是所謂「劃清界限」吧。我只說：「感到內疚」，因為我當時刪改文章確有「一場空」的感覺，我也為那些過分的讚美感到歉意。所以我重讀舊作，我並不臉紅，我沒有發違心之論。不像我寫文章同胡風、同丁玲、同艾青、同雪峰「劃清界限」，或者甚至登台宣讀，點名批判；自己弄不清是非、真假，也不管有什麼人證、物證，別人安排我發言，我就高聲叫喊。說是相信別人，其實是保全自己。只有在「反胡風」和「反右」運動中，我寫過這類不負責任的表態文章，說是「劃清界限」，難道不就是「落井下石」？！我今天仍然因為這幾篇文章感到羞恥。我記得在每次運動中或上台發言，或連夜執筆，事後總是慶幸自己又過了一關，頗為得意，現在看來不過是自欺欺人。終於到了「文革」發動，我也成為「無產階級專政死敵」，所有的箭頭都對準我這個活靶子，除了我的家人，大家都跟我「劃清界限」，一連十載，我得到了應得的懲罰，但是我能說我就還清了欠債嗎？

關於反右、劃右、平反、改正的長過程我也知道一些，但是我不想在這裡多講了。為了保護自己我也曾努力扮演反右戰士的角色，我不敢站出來替那些受害者講一句公道話。帽子是別人給受害者戴上的，污水是別人潑到受害者身上的，「解鈴還須繫鈴人」。這是歷史的報復，也是歷史的懲罰。即使在孤寂地死去的葉非英的身上也不會有例外。

「他們只知道一個責任，給社會『製造』出一些有用的好青年。」

又過了一年我第三次去泉州，是和西江鄉村師範的陳洪有同去的。這次我也只停留了一個多星期，不過同非英談話的時間多一些。學校又有了發展，但他的健康更差了。我勸他治病，先治好痔瘡再說。他卻認為工作更重要，應當多做工作。我並不完全同意他的主張，不過他那種「殉道者」的精神使我相當感動，因為我自己缺乏這精神，而且我常常責備自己是「說空話的人」。我總是這樣想：從事文化建設的工作，要有水滴石穿數十年如一日的決心，單靠「拚搏」是不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