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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國的古典小說，小時候的作者更是著迷。他在一篇回憶文章中說：

小說將結束時，竇夫人問錢夫人可發覺台北變了些沒有，錢夫人沉吟了半晌，側過頭來答道：

白先勇是台灣較有影響的當代作家。一九三七年出生於家鄉廣西南寧，父親是前國民黨高級將領白崇禧。抗戰期間和抗戰勝利之後，他曾先後在重慶、上海、南京居住。一九四八年到香港念小學，一九五二年到台灣上中學，一九五七年入台大外文系，畢業後，於一九六三年進美國愛荷華大學小說創作班，並於一九六五年獲碩士學位。隨後任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講授中國語言文學課程。

白先勇的小說可分為前期和後期。一般以一九六四年在美國發表的《芝加哥之死》為界線，在這篇小說之前所有在台灣寫的小說稱為前期作品，在這以後所有在美國寫的小說稱為後期作品。前期作品，受西方文學影響較重，較多個人色彩和幻想成分，思想上和藝術上尚未成熟；後期作品，繼承中國民族文學傳統較多，將傳統融入現代，作品的現實性和歷史感較強，藝術上也日臻成熟。

白先勇認為優秀的文學作品不僅要表現時代和永恆的人性，而且要表現深刻的哲學思想，才能使作品具有深度。他說：小說表現人生理想、宗教的或哲學的，或是社會科學的，種種比較深奧的思想，如果沒有這些在背後，完全是社會寫實，這類小說的社會意義比較有限。拿兩本小說來比較一下，《紅樓夢》與《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沒有深刻的哲學思想，技巧再好的話，表現科舉制度，但現在沒有科舉制度啦，我們就不覺得那本書永恆的價值有多大。《紅樓夢》不一樣，表現了永恆的人生問題，所以比《儒林外史》高。《儒林外史》的角色，只止於本身，不能擴大為全人類的共相，賈寶玉就不一樣。《紅樓夢》的主題非常大，把我們的基本哲學、儒家、佛家、道家統統表現出來了（見《驀然回首》一百三十八頁和一百四十八頁）。

「不錯，巴爾扎克是一個正統派；他的偉大作品是對上流社會必然崩潰的一曲無盡的輓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滅亡的那個階級方面。但是，儘管如此，當他讓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貴族男女行動的時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諷刺是空前辛辣的。」

這些思想情緒都是相當感傷的，後來作者寫的《芝加哥之死》、《謫仙記》中的吳漢魂、李彤等一個個投水自殺，大概與作者這一時期的悲涼心境不無關係。

一九六〇年，他在台灣與歐陽子、王文興等人共同創辦了《現代文學》雜誌，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先在這個雜誌發表，然後陸續彙編成《寂寞的十七歲》、《台北人》、《紐約客》、《謫仙記》等幾個短篇小說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孽子》，從一九七七年開始在《現代文學》上連載，後來由台灣遠景出版社結集出版。這些作品的內容大致可分為四類：一是早期作品，主要是描寫作者少年時代所接觸的生活，或模擬西洋文學的作品，如《寂寞的十七歲》中的大部分作品；二是描寫台灣上層社會生活的作品，如《台北人》；三是描寫旅美知識分子生活的作品，如《紐約客》；四是描寫台灣下層人物的作品，如長篇小說《孽子》。

他說：我認為一部好作品之所以了不得的話，是因為在每個時代都有新的意義產生，這樣才會長存下去。偉大的作品一定有它的時代性，也有它的超時代性（見《明星咖啡館》）。小說光反映時代意識、社會意識，這個很危險。我們看世界偉大的文學，它們有些不見得是反映當時社會意義的，像曹雪芹是寫他童年時代的回憶，與他當時無關，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是寫拿破崙侵俄，他也不是拿破崙時代的人物，莎士比亞的偉大悲劇都不是寫英國發生的事情。我想文學之所以可貴，是因為表現了永恆的人性（見《驀然回首》一百二十四頁）。像《詩經》之所以能傳到今天，因為寫的是永恆的人性，這個比時代意義更重要。基本人性不變，文學、題材最重要的還是表現人，也許在不同社會制度下，以不同的方式去表現感情人人都有，人的感情也是相通，就看你如何表現。題材嘛，從古到今，實在很有限，生老病死，戰爭愛情，八個字，講人事嘛，太陽底下無新事，沒有與以前不同的事（見《驀然回首》一百三十八頁）。

白先勇對文學有自己獨特的看法。瞭解白先勇的文學觀不僅對研究分析他的作品有重要參考價值，而且對提高我國的文學創作水平，也有借鑒和啟發意義。白先勇的文學觀主要有四個方面：

白先勇認為，文學作品的社會意識和藝術價值必須平衡，只重視社會意識而忽略藝術價值，或只重視藝術價值而忽視思想內容，都不是優秀的文學作品。

他曾談到童年時代的這樣一件事情：嘉陵江漲大水，他拿著望遠鏡從窗外看下去，江中濁浪滔天，許多房屋人畜被洪水淹沒。他看見一些竹筏上男男女女披頭散髮，倉皇失措，手腳亂舞，竹筏被漩渦捲得直轉，他因病在床上不能下來，便急得捶著床叫：「哎！哎！」

這篇小說的主人公尹雪艷原是上海百樂門的一個如花似玉的紅舞|女，在大陸時，她害得棉紗大財閥王貴生、金融家洪處長傾家蕩產，身敗名裂；到台灣後這個紅舞|女的風情不減當年，門庭若市，出入的人士，縱然有些過了時的，但是他們有他們的身份，有他們的派頭，因此一進到尹公館，大家都覺得自己重要，即使是十幾年前作廢了的頭銜，經過尹雪艷嬌聲親切地稱呼起來，也如同受過誥封一般，心理上恢復了不少的優越感。至於一般新知，尹公館更是建立社交的好所在。於是，患了風濕症和爛了眼的吳經理，雖然到台灣後已經失勢和落魄，但總要到尹公館的沙發上靠一靠，以重溫一下昔日黃金時代的美夢；台灣新起的暴發戶徐經理也終於發現這裡是一個新的尋歡作樂的場所，結果重蹈了他們先輩們的覆轍，弄得家破人亡。小說通過尹雪艷的生活歷史，為我們描繪了一幅台灣上流社會的圖景，無情地暴露了他們的腐化和墮落，對他們耽於幻想、缺少行動的勇氣，給予辛辣的諷刺和嘲笑。

談到初學者的毛病時，白先勇說：我看是初學者沒有把人物的距離弄清楚。有些人以為小說人物的觀點就是作者的觀點，這常常是不對的。他明明寫的是老管家，沒有受過教育，思想非常陳舊的，但他自己是個知識分子，很年輕的，他以自己的思想方法、語言來表達老管家那個Pointofview，常常看來不真實，他們犯了作者與小說人物距離弄不清的毛病（同上一百二十四～一百二十五頁）。

《花橋榮記》的主人公盧先生是台灣的一個小學教師，他原是廣西桂林人，中學時代與桂林城一個美麗的羅家姑娘相好。到台灣後，他十分思念大陸的未婚妻，節衣縮食，弄了十根金條，托人把未婚妻從大陸弄到台灣來，結果十根金條被人吞了，和未婚妻重聚的幻想破滅了。精神受到沉重的打擊後，他不得不和一個不正經的台灣洗衣婆草草結了婚，最後精神失常，抑鬱而死。

台灣詩人余光中則用比較的方法來概括白先勇作品的特點。

白先勇說：「觀點」的應用非常重要，因為觀點決定了文學的風格，決定了人物的個性，有時甚至決定了主題的意義。像劉姥姥進大觀園一段，發生了很大的意義，非常細膩，非常精微的來批評賈家那種朱門酒肉臭的生活，也暗伏了它以後的敗亡。從一個鄉下人的眼光來看，這一場也和主題有關，因為主題之一是賈家的興亡。劉姥姥問鳳姐茄子怎麼做？鳳姐說這些茄子用多少隻雞來配又問賈家吃幾籮螃蟹，劉姥姥在算，五五二十五，三五一十五，夠我們鄉下人一年生活了，那種窮奢極侈的生活由劉姥姥的嘴來批評，可信得多。由作家直言這是賈家的生活腐敗，這本書，那就完了。（見《驀然回首》一百二十八頁）。

至於夏志清的評價和批評白先勇為「殯儀館的化妝師」的文章，我們認為是走到兩個極端去了。王拓的批評指出了白先勇的思想局限和缺點，但在優點方面，他似乎只看到白先勇的文字技巧是值得讚賞的，但事實上，白先勇作品所包含的社會內容和認識價值，也是他的作品的顯著成就。

二、靈肉之爭。靈是愛情、理想、精神，肉是性|欲、現實、肉體。在白先勇的小說世界中，靈與肉之間的張力與扯力，極端強烈，兩方彼此撕鬥，全然沒有妥協的餘地。

《遊園驚夢》中的錢將軍夫人，在大陸南京時，她的丈夫是國民黨m.hetubook.com.com的高級將領，她跟隨丈夫幾十年，筵前酒後，風華蹁躚，「梅園新村錢夫人宴客的款式怕不噪反了整個南京城」；南京那些太太們，能僭過她輩分的，還數不出幾個來，連桂枝香的生日酒還是她替她做的。但是到了台灣，錢將軍一死，錢夫人卻成了一個落魄夫人，穿著過時發烏的旗袍參加上流社會的晚會，不禁黯然神傷。在宴會上代替她昔日地位、風華蹁躚、雍容矜貴的是新升大官的資產階級化了的封建官僚竇瑞生的夫人桂枝香。小說中錢夫人和竇夫人生活的沉浮變遷，不僅是個人命運的變化，而且是台灣整個上流社會關係的變化的反映。小說中作者對宴會主人竇夫人的中西合璧的客廳作了精細的描繪。

他說：一篇小說中的社會意識與藝術價值並不必要互相衝突，彼此不容。而且如果作品中的社會意識與小說藝術取得平衡，內容與技巧互相協調，作品的社會意義便更能反映時代精神（見《明星咖啡館》十七頁）。「五四」以來以社會寫實主義為主流的中國小說，凡是成功的作品，都是社會意識與藝術表現之間，得到一種協調平衡的產品。換言之，也就是小說內容主題與小說技巧合而為一的作品。如果小說只顧表現強烈的社會意識，而忽略其表現藝術，這一類作品，我們今天看來，往往感到過時，不耐讀。因為社會問題，為時空所限，社會問題的本身不存在後，如果沒有藝術價值在支撐，那麼小說對讀者常常會失去吸引力（見《明星咖啡館》二十二頁）。

白先勇不僅反映了上層社會的生活，而且把他的筆觸伸展到了台灣社會的下層。《孤戀花》就是這類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小說的主人公娟娟是一個被侮辱被損害的酒女，她受盡種種凌|辱與折磨，但是當她被迫得走投無路、忍無可忍的時候，她突然用熨斗砸死了性|虐狂柯老雄。作者不僅真實地描寫了這個下層酒女的屈辱的痛苦的生活，而且對她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對她的反抗精神進行了熱烈的歌頌。娟娟的形象以及《金大班的最後一夜》中朱鳳形象的出現，都表現了作者創作題材和創作思想的一個重大的突破，說明作者的同情和描寫對象並沒有停留在上層社會。

從作家的出身和經歷來看，也許白先勇的個人生活和家庭境況的變遷比其他作家都要大，因而思想情緒上所受的震動也自然比其他作家都要大，他對筆下的舊式人物有更多的同情，對歷史的劇變也許有更多的感慨，這在作品中也會自然地流露出來。

談到「五四」以來小說的文字時，白先勇說：中國文字受西方衝擊，到了最後，壞處多於好處。很多作家對中國舊小說和詩詞的陶冶不夠，沒有傳統文字作基礎，就一下子接受了西方的影響。當時的作家常常看翻譯小說，翻譯小說有時翻得很壞，對中國的文字影響很大，很不好（同上一百四十頁）。

我看我的文字來源有兩種：一方面是中國傳統文學的陶冶，另方面我看是方言，中國方言。我的家鄉桂林是說官話的，說的話就可寫出來。桂林人很會講話，城市裡的人能說會道，我從小又走過很多地方，我會說四川話、上海話、廣東話，到台灣後，懂得一點閩南話，湖南話我也會說一點。所以南腔北調，一方面令文字豐富，寫對話時，也可以佔了些優勢（同上一百四十三～一百四十四頁）。

作者很注意描寫人物的個性特徵，使人物之間形成強烈的性格對比。在作者的筆下，不僅不同階層的人物具有不同的個性，就是同一階層的每個人物，也具有自己的獨特個性。《遊園驚夢》描寫了四個上流社會的婦女，但性格一點也不雷同：賴夫人的丈夫賴祥雲，在大陸南京就是司令官，到台灣後在報上也常見到他的名字，夫榮妻貴，賴夫人的年長和丈夫的顯貴，使她處處以德高望重自居，隨意指點旁人，高人一等；竇夫人的丈夫竇瑞生在大陸時不過是一個次官，竇夫人桂枝香那時還做小，但到台灣後，竇瑞生升了大官，竇夫人也扶了正，因而竇夫人在宴會上顯得雍容矜貴，風華蹁躚，躊躇滿志，取代了錢夫人昔日扮演的角色；天辣椒年輕時就是個潑辣放蕩的女人，唱戲時兩隻眼睛直往台下勾去，到了台灣之後，雖然生活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蔣碧月依然故我，風頭十足，一說話就全身亂顫，裝腔作勢；錢夫人原是南京得月台姐妹群中一個出身低賤的清唱姑娘，由於為錢將軍看中，一夜之間，身價百倍，但轉瞬間錢將軍一死，錢夫人也就落魄了，在參加竇夫人的晚宴上，她目睹滿堂夫人們衣著華麗、時髦，而自己卻穿著過了時的褪色的長裙，觸景生情，不禁黯然神傷，滿腹悲涼。在這裡，賴夫人的「高傲」，竇夫人的「矜貴」，蔣碧月的「放蕩」，錢夫人的「傷感」，性格對比是十分鮮明的。

四、他對自己的家庭身世感慨頗多。據作者自己說，一九六三年出國的前夕，母親去世，等到學成歸來，「父親先已歸真」。這件事情對他的心靈震撼較大。

對中國民間故事和中國古典文學的喜愛，使他具有比較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學的素養，這就是為什麼白先勇長期生活在台灣和美國，沐浴在歐風美雨之中，而他的大部分作品卻仍能保持著比較鮮明的民族風格的原因。

從文學的影響來看，可能是受《紅樓夢》和福克納作品的影響。白先勇繼承了我國《紅樓夢》的現實主義傳統，吸收了它的藝術技巧，他從中獲益匪淺；但看來，《紅樓夢》中的虛無主義和宿命論思想，對作者也影響不小。福克納的作品多是描寫美國南部生活，作者對農場主的沒落往往流露出同情和惋惜的情緒，這對於喜愛福克納作品的白先勇來說，當然也有潛移默化的影響。

一、作者從小就喜愛中國的民間文學和古典文學，閱讀了大量的中國民間故事和古典作品。如《薛仁貴征東》、《樊梨花征西》、《說唐》、《蜀山劍俠傳》、《啼笑姻緣》；巴金的《家》、《春》、《秋》；《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特別是《紅樓夢》，都是他所喜愛熟讀的作品。他對小時候愛聽民間故事有一段很生動的描繪。他說：

從題材方面來說，於梨華主要寫旅美知識分子，聶華苓主要寫台灣的小市民，白先勇的作品卻大部分描寫台灣上層人物，人物本身就有比較濃重的懷舊和傷感情緒，因而白氏的作品具有較濃厚的感傷情緒這個特點，也是比較自然的。

白先勇認為，「五四」以來的小說割斷了我們民族的文學傳統。他說：「五四」以來中國小說中的社會意識，是一種充滿革命激|情的社會意識。狂熱的反傳統，揭發社會的黑暗，宣佈舊社會的死亡。譬如魯迅的《狂人日記》控訴中國傳統的禮教吃人，巴金的《家》鼓勵「家庭革命」，在當時即產生了巨大的迴響。「五四」反傳統的狂潮，波瀾壯闊，四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再次掀起高潮，達到頂峰。環顧世界各國，近半個世紀以來，似乎沒有一個國家民族像中國人這樣對自己的傳統文化如此仇視憎恨，摧毀得如此徹底（見《明星咖啡館》十五頁）。

白先勇所描寫的大多是沒落的上層人物，由於出身和經歷的關係，毫無疑問，他對他筆下的人物的沒落表示了無限的同情和惋惜。但是作者在對生活進行描寫時卻是嚴肅認真和現實主義的，他往往能突破自己世界觀的局限，描寫出歷史和生活的真實面貌，從而使他的作品具有比較深刻的社會內容和認識價值。

白先勇談到自己的文字經驗。他說：影響我的文字的是我遠在中學時，看了很多中國的舊詩詞，恐怕對文字的運用，文字的節奏，有潛移默化的功效，然後我愛看舊小說，尤其愛看《紅樓夢》。我由小時候開始看，十一歲就看《紅樓夢》，中學又看，一直在看，這本書對我文學的影響很大，又看武俠小說，那時看還珠樓主，還珠樓主的文字很好，我看過很多他的書。這一類舊的傳統的書很多。我不是看翻譯小說開始的，我後來才看，我一直不喜歡看翻譯小說（同上一百四十二頁）。

白先勇的小說在語言文字的技巧上，無疑是很出色的，他所選擇的題材大部分是一些從大陸來台的已經沒落了的。遺老遺少型的人物，寫這些人物有它一定的意義，不過要考慮是以什麼立場，以什麼心情來寫。時代是要進步的，這種遺老遺少的時代是已經被時代淘汰了的，當然，他們有他們的感情和人性的反應，也是很值得寫的，不過，如果違背了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違背了社會進化的事實，而用一種主觀的、唯心主義的態度去hetubook.com.com惋惜、去擁抱這些時代和人物，那麼作品對社會是會有害的（《街巷鼓聲》二百零六～二百零七頁）。

三、白先勇雖然生長於官宦之家，生活條件比一般人優越，但他從小對他所接觸到的下層勞動者，卻頗為同情。在一篇回憶文章中，他曾談到他對家裡的廚子老央的態度：「老央一逕裹著他那件油漬斑斑、煤灰撲撲的軍棉袍，兩隻手指甲裡烏烏黑黑儘是油膩，一進來，一身的廚房味。可是我一見著他便如獲至寶，一把抓住，不到睡覺，不放他走。」

「變多囉。」

後來，作者在《孤戀花》、《金大班的最後一夜》、《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中充滿同情地描寫出了娟娟、朱鳳、王雄這一類下層人物的形象和他們的悲慘命運，當然就不是偶然的。

在這篇小說中，作者雖然對他筆下的「過氣英雄」的「歷史功績」和「顯赫」有所頌揚，但是作者的現實主義的描寫，卻再真實不過地反映了國民黨軍事上的失敗、精神上的崩潰和政治上的衰落，表現了台灣政權「昏慘慘如燈油將盡，忽喇喇似大廈將傾」的淒涼景象。

這一點，白先勇和巴爾扎克很有相似之處。白先勇雖然對台灣的上流社會充滿著同情，對他們的衰敗表示了無限的惋惜，但是當他在作品中具體描繪他們的時候，往往卻對他們的腐敗、墮落進行無情的暴露、抨擊和嘲笑。

普通一部小說，觀點移動一次，對寫的人來說，不是容易的。等於開車，最好不要changelane，changelane，可能就會撞車。轉換觀點很難的，很危險，曹雪芹卻運用自如。寶玉在場時，大部分用寶玉的觀點看，在別的場合，他覺得應該以什麼人來當這一場的主角，他就轉到那個人的觀點去，轉得非常自然。每一次轉動都有它的意義在，從觀點的運用看，這部書很了不得。因為這麼複雜的一部書，不可能用單一觀點，不能以第一人稱敘述（First-Personnarrator），一定要用全知觀點來表現，全知觀點又從各種人物的觀點出發，而且運用了現代小說的技巧，用第三者的對話來批評某一個人物，不直接講。像興兒對尤二姐講起鳳姐、賈寶玉、林黛玉，是對他們的批評（同上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一頁）。

白先勇是當代短篇小說家少見的奇才。我覺得在藝術成就上可和白先勇後期小說相比或超越他的，從魯迅到張愛玲也不過五六人。而有的評論卻認為，白先勇是「殯儀館的化妝師」，他的作品是為死亡的階級塗脂抹粉，談不上什麼價值。

他說：我們的舊傳統舊社會確實有其不可彌補的缺點，應當改革。但是，對一個小說家來說，跟自己國家民族過去的傳統一刀兩斷，對他的藝術創作，害處甚大。中國文學的一大特色，是對歷代興亡，感時傷懷的追悼，從屈原的《離騷》到杜甫的《秋興八首》，其中所表現出人世滄桑的一種蒼涼感，正是中國文學最高的境界，也就是《三國演義》中的「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的歷史感，以及《紅樓夢》「好了歌」中「古今將相今何在，荒塚一堆草沒了」的無常感（見《明星咖啡館》十五～十六頁）。

二、白先勇從小熱愛祖國的錦繡山河，對祖國和民族有較深厚的感情。作者少年時代曾在天府之國的重慶生活，當他回憶起幼年時見到的巴山蜀水時，至今還非常神往。高中畢業時，由於熱愛祖國的錦繡山河，白先勇放棄了保送台大的有利條件，入了台灣水利學院。後因發現自己對水利沒有興趣，才轉入台大外文系。他對祖國大陸的印象極其深刻，非常懷念。一九六七年，白先勇回台灣探親，《幼獅文藝》的林懷民問他大陸時代的事可還記得，他回答說：「怎麼不記得？清楚得不得了；北平、上海、南京好多地方，長江啊，黃河啊那些山啊水啊，拉船的夫子好清楚好清楚。特別是出國了，這些記憶變得愈來愈清晰。好奇怪的對，也許我想得太厲害了，不由自主地用想像來誇那些記憶吧。不過，台北我是最熟的真正熟悉的，你知道，我在這裡上學長大的可是，我不認為台北是我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也許你不明白，在美國我想家想得厲害，那不是一個具體的家、一個房子、一個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這些地方，所有關於中國的記憶的總合，很難解釋的。可是我真想得厲害。」（林懷民：《白先勇回家》）白先勇所日夜思念的所謂總合性的「家」不是別的，就是自己的「祖國」，自己的「民族」，正是這種對民族和祖國的深沉感情，使這位遠離祖國的遊子在作品中散發出淡淡的「鄉愁」。

白先勇於五十年代末開始從事創作活動。從一九五八年發表第一個短篇小說《金大奶奶》，到一九七九年八月在香港《八方》文藝叢刊發表《夜曲》為止，共發表了三十多個短篇小說。

「少爺仔，你還笑！你最可憐！夫人看見要疼死嘍。」

但是，鄉土派的著名文學批評家葉石濤最近的批評卻似乎要寬厚得多。他說：「他們中間唯一能突破現代主義封鎖的是白先勇。白先勇的長篇近作《孽子》，能吸收了、消化了豐富的西方文學技巧，但作品的根本世界卻是本地人的生活。他描寫大陸的人民和台灣人民共同生活的經驗，寫得深刻動人，因此我認為白先勇是唯一能在投身現代主義吸取其豐富技巧的文學知識技巧後，而全力描寫中國人、中國社會為作品基礎的作家。」（《文學回憶錄》二百八十一～二百八十二頁）

另一類是中層人物的「鄉愁」。如《冬夜》裡的教授余磊和吳柱國，雖然一個在台灣，一個在美國，但是在他們短暫的見面時間裡，他們對過去在大陸時代的學生生活和「五四」運動時期在北京的戰鬥歲月十分懷念，對他們在大陸、台灣、美國的老同學的命運十分關心，對他們「五四」時期的理想的破滅和因國家不統一而報效無門的處境，感到極端的痛苦。又如《芝加哥之死》中的吳漢魂，在美國苦讀了十幾年，終於拿到了博士學位，得到一份比較舒適的工作，但是脫離祖國和家庭的痛苦，最後使他在密歇安湖投水自殺了。這種不可解脫的「鄉愁」都包含著一種愛國主義和深沉的民族感情。

台灣著名文藝批評家顏元叔說：白先勇是一位時空觀念極強的作家。每一篇作品都可見新聞報導式的企圖，要把時間與空間固定得盡可能明確，使故事的背景及故事本身充滿真實感，這是白先勇的一大長處。又說：「白先勇是一位社會意識極強的作家。其次，白先勇是一位嘲諷家，他所擅長的是眾生相的嘲諷；他是冷酷分析多於熱情擁抱。」（見《白先勇的語言》）

構成白先勇作品的感傷主義色彩的另一種因素是他的作品描寫了台灣人民和海外華人所共有的「鄉愁」懷念祖國、故土、親人的哀愁。

由於白先勇能夠突破世界觀的局限，敢於正視現實，因此，他的作品為我們提供了一幅台灣上層社會和台灣都市社會的真實圖畫。

根據社會意識和藝術價值，內容與技巧必須平衡發展的觀點，白先勇認為「五四」以來最優秀的小說家當推魯迅。

如果說朱西寧和司馬中原常捕捉舊大陸的過去，林懷民和舒凡擁抱台灣的現實，而於梨華眺望新大陸茫茫的未來，則白先勇的作品正如一條線，將這些時期貫成一串悠悠的念珠。因為白先勇筆下的人物，無論在台北或是紐約，都與根之所托夢之所寄的舊大陸不能分割，不，絕對不能。出身外文系，復由留學生變成旅美學人的白先勇，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中國作家。這是他自己，也是他的朋友都應該感到安慰的（見《白先勇小傳》）。

顏元叔的批評，主要指出了白先勇的現實主義，他的作品的歷史感、現實感；余光中的批評主要是非常概括地指出了白先勇作品的藝術特點：他在選擇題材、表現主題方面與同時代其他作家的不同的地方，特別是他在藝術方面受到我國古典小說《紅樓夢》的影響；葉石濤的批評主要指出了白先勇在吸取西方文學技巧為描寫中國社會生活服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這些觀點，特別是顏元叔的觀點，基本上已為台灣和海外文藝界所接受，在評論白氏作品的文章中，常常都會看到論文作者引用顏氏的上述名言與論斷。m.hetｕbｏｏk.ｃom•cｏｍ

白先勇是台灣現代派中現實主義精神較強的作家。他曾生活在中國大陸、台灣和美國等幾個不同的時代和社會環境，這給他的思想和創作帶來深刻的影響。他的少年時代是在國民黨的官僚家庭度過的，先輩們的「顯赫」和上流社會的「氣派」，在他童年的記憶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台灣後，又目睹了國民黨舊官僚的沒落，以及許多離鄉背井、流落台灣的下層人民的痛苦掙扎，他們的思鄉和懷舊情緒，都影響著作者；在美國，旅美中國人對美國物質文明的嚮往和對西方文化腐朽一面的厭惡，對祖國文化傳統的執著和飄泊海外而無根的痛苦感覺，同時湧入他的心胸。這些豐富的生活內容和複雜的思想感情，在他的作品中都得到不同程度的真實的反映。

一、今昔對比。「昔」代表青春、純潔、敏銳、秩序、傳統、精神、愛情、靈魂、成功、榮耀、希望、美、理想與生命；而「今」代表年衰、腐朽、麻木、混亂、西化、物質、色|欲、肉體、失敗、委瑣、絕望、丑、現實與死亡。

「我到美國後，第一次深深感到國破家亡的彷徨。」

白先勇的小說為我們提供了一部由盛而衰的「民國」史。作者雖然沒有正面描寫「民國」以來的重大事件，但是通過作品中人物的對話和回憶，對辛亥革命（《梁父吟》）、「五四」運動（《冬夜》）、北伐戰爭（《梁父吟》）、抗日戰爭（《歲除》）、「國共」戰爭（《花橋榮記》、《一把青》、《國葬》），都從側面作了藝術概括。在這些歷史事件描寫中，作者對他筆下的人物雖然有所同情和偏愛，但基本上是遵循著現實主義創作原則的。從他的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當辛亥革命在孫中山領導下和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還是頗有生氣的，但是當孫中山逝世和國民黨背叛革命走向反共道路後，國民黨便愈來愈走向衰敗和崩潰的道路。特別應該指出的是，作者在反映國民黨的衰敗和崩潰時，並沒有掩蓋歷史的真實面貌，而是充分表現了藝術家的勇氣和現實主義的態度。他常常懷著沉痛的心情，描繪了他所極不願意看到的真實情景。《國葬》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他說：白先勇的小說，從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上發表的早期作品到近日陸續刊登的《台北人》和《紐約客》，在主題上可以說為當代中國的中上層社會塑下了多面的浮雕，在技巧上可以說熔古典小說和西洋小說於一爐。論者一提起他的小說，總不免聯想到《紅樓夢》。這聯想，不論在主題上、語言上，甚至身世上，是不能避免的。最大的不同是：

在談到文學要表現永恆的人性時，白先勇進一步提出要表現社會人生和人性的多面性。他說：偉大文學之所以可貴是把人生複雜面，面面觀，能夠透視；愈偉大的文學愈複雜，面愈多。社會人生沒有絕對的標準，沒有黑白二分法，一定不能用二分法，一定有好處和壞處，這才是真實的人生（見《驀然回首》一百二十四頁）。我看曹雪芹之所以偉大，他看人不是單面的，不是一度空間，他寫鳳姐的刻薄，還有很多地方，但我覺得曹雪芹了不得，他對這麼凶、這麼心狠手辣的女人，她極人性的一面，也顧全得到。因為人不可能完全壞的，而且鳳姐，講起來，整個來說也不算是完全百分之百喪失道德能力的人，你看她臨死時對女兒的那種母愛，我覺得是很動人的一幕，是賢妻良母的話，寫他人臨死對女兒的關切，不會怎麼動人，但像鳳姐這樣的人物，到死的時候如此淒涼，尤見曹雪芹悲天憫人之心。鳳姐之死非常動人，我認為是他寫得極精彩之一幕。鳳姐臨死的時候，劉姥姥出場，多大的諷刺。過去她對劉姥姥愛理不理，最後是她求劉姥姥。《紅樓夢》裡沒有十全十美的人，也沒有一個十惡不赦的人（同上）。

《永遠的尹雪艷》就是暴露和抨擊台灣上流社會的一篇現實主義的傑作。無論從思想內容的深度和藝術的精美上來看，都可以把它看作是作者創作的一個高峰。

白先勇認為，我們的文學要繼承我國民族文學的傳統，不能割斷我國的歷史。同時吸取西方高層次的文學養分，將傳統融入現代，創造中國的新文學。

台灣作家歐陽子有一本論述白先勇《台北人》的專著：《王謝堂前的燕子》，對白先勇作了詳盡的論述。全書共十五章，第一章《白先勇的小說世界》，總論白先勇作品的主題思想，其餘十四章是對《台北人》的十四篇小說進行逐篇的分析。

另一個肥胖的老女僕喃喃吶吶地說：

作品中的人物的思想情緒不一定就是作者的思想情緒，但《思舊賦》中兩個老女僕對李長官家族的沒落所發出的悲歎，卻確實表現了作者對他筆下的「過氣英雄」所唱出的輓歌。

為了對白先勇的創作思想和藝術風格作比較深入的瞭解和研究，在作者的生平中，有幾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的主人公王雄，原是湖南湘陰縣的一個農民，抗日戰爭時期，被國民黨拉丁，離開了家園，後來退伍在台灣一戶有錢人家裡做工。但他十分思念大陸的母親和童養媳，他經常向人打聽從金門島能否看到大陸的情景。他曾聽人說過，人一死後，他的魂魄很快就會與家人團聚，於是，在受到一次意外的精神打擊後，他投水自殺了，希望死後能與家人團聚。

他說：我們研究「五四」以來的現代小說，會發覺成功、優秀的作品都是在社會意識及小說藝術之間取得了平衡協調的成果。「五四」以來影響力最大的小說家當然首推魯迅。魯迅的重要影響有兩方面：一方面是他對中國舊社會封建傳統的黑暗面尖銳的批判揭發，他這種道德覺醒與道德的勇氣，替「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樹立了一種典範；另方面是他第一次將西方現代小說的技巧、形式，成功地引進他的創作中而開創了中國小說，尤其是中國現代短篇小說的新風格。魯迅生於新舊交替之間，本身的性格又異常複雜，矛盾重重。他的雜文，往往表現出嫉惡如仇的一面，有時不免流於偏激尖刻，但他在《彷徨》、《吶喊》兩部小說創作中，那種激進叛逆的社會意識，卻受到相當的藝術上的節制。這兩部小說集的作品，冷靜客觀，不帶夾評風格是最大的特色，亦是其藝術成就的重要因素。

白先勇還很注意描寫人物的內心生活和精神世界，表現人物的豐富複雜和對立統一的性格。如《遊園驚夢》裡的錢夫人，就是一個內心生活和精神世界非常複雜的人物：她對錢公館昔日的「豪華」和「氣派」無限地依戀，同時對自己的落魄異常惋惜、傷感，她一方面對錢將軍憐惜鍾愛自己十分感激，心甘情願地嫁給他，但對這種沒有愛情和愛情生活的婚姻又感到極端痛苦；她愛錢將軍的參謀鄭彥青，但又感到對不起錢將軍，內心無限地內疚，這種極其複雜的細緻感情，使人物顯得有血有肉，真實可信。

白先勇很注意描寫人物的命運，以及由於命運的變化而形成的人物性格的發展變化和前後的鮮明的性格對比。如《一把青》中的朱青，原是一個靦腆怯生的黃花閨女和多情的少婦，但丈夫郭軫死後，卻成了個心如槁木、摩登妖艷的交際花；《花橋榮記》中的小學教師盧先生，原是一位很忠於愛情的人，但和未婚妻團圓的幻想破滅後，卻消極頹廢，和一個放蕩的台灣洗衣婆草草結婚，終於釀成了悲劇；《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中的長工王雄，原是個憨厚有趣的「老天真」，但精神上受打擊之後，卻變成了悶聲不響、性情暴戾的人物。這些人物的變化，完全符合他們的性格和生活發展的邏輯，大大增強了人物形象的真實性。

在大學時代，由於受西方現代文學思潮的影響，白先勇開始閱讀和介紹西方現代派作家的作品，在創作上也開始模仿西方文學。但是畢業後入美國愛荷華創作班學習時，作者又把自己的注意力轉向了中國的歷史文化和文學的研究。作者在回憶這段生活時曾寫道：

白先勇的作品具有濃郁的感傷主義色彩。他的每一篇作品，都幾乎流露出鬱結在作者心中的無限的哀愁和悲天憫人的情懷。細讀他的作品，就會發現構成他作品的感傷主義色彩的東西，有兩種主要因素。

上述種種批評，我們覺得顏元叔、余光中、葉石濤的批評是頗為中肯的、客觀的。

白先勇認為，文學的技巧非常重要，如果作者表現能力不夠，雖然有很好的內容，技巧不好，便不能發生作用（見《驀然回首》一百二十二頁）。而在小說技巧中，「觀點」運用、「對話」描寫、「文字」功夫，三者最為重要。

《國葬》中的主人公李將軍在大陸時曾統率過百萬大軍，他手下有三員猛將，真可謂「桓桓上將，時維鷹揚」。但在國共戰爭中，卻節節敗退，退到廣東時他決心背水一戰，以挽回頹勢，但沒料到一敗塗地：和-圖-書十萬子弟兵，盡喪「對手」；手下的一員猛將「鐵軍司令」劉行奇被共軍活捉。到了台灣後，這三員猛將一個個衰老了，一個在香港隱居，一個在台北榮民醫院養病，被共軍俘虜的「鐵軍司令」劉行奇從大陸隻身逃出，到台灣後也當了和尚。李將軍死時，身邊一個人也沒有。

白先勇認為小說的「對話」描寫很重要。他說：小說裡很重要的技巧，很重要的表現手法，是對話。對話一方面表現人物的個性，一方面推動故事的發展。我看初學者往往不大懂得利用對話，表現人物的個性，故事的發展，生怕讀者不瞭解他的意思，自己跳出來，加以評判、旁白，這是非常大的毛病。這裡所謂authorsintrusion 作者干擾，不讓小說有獨特的生命，有自己的個性發展。《紅樓夢》的技巧之所以偉大，有一點是對話了不起，曹雪芹很少旁白，解釋人物的個性、人物的意念（同上一百二十五頁）。

二、文學不僅要反映時代，而且要表現永恆的人性和各種社會哲學思想。

理解白先勇的文學觀，不僅對研究白先勇的作品有重要意義，而且對總結「五四」以來文學創作的經驗教訓，以及對我們當前的文學創作，都有很大的啟發。

歐陽子是白先勇的老同學，在當代作家和批評家中，大概沒有人比她更瞭解白先勇了。她的《王謝堂前的燕子》對《台北人》的分析，特別是藝術方面的分析，可謂細膩周詳，其中有許多新穎獨到的見解。她在《白先勇的小說世界》中指出《台北人》的主題思想主要是表現「今昔對比」、「靈肉之爭」、「生死之謎」三個方面，也是十分符合白先勇作品實際的，白氏之作確實表現了這些思想。但是，我們覺得歐陽子說得比較概括抽象，而且太偏重於作家和人物的主觀世界去分析作品的主題了；作家的主觀世界是構成作品主題思想的主要成分，但不是唯一的成分，因為文學的形象常常大於作家的思想，這就是為什麼古今許多偉大作家會產生創作與世界觀矛盾的原因，保守黨立場的巴爾扎克卻寫出了讚揚共和黨英雄的作品。白先勇的作品雖然表現歐陽子所說的三個方面的思想，但是，《台北人》的主題思想遠不止這些，他的作品的形象所包含的社會內容和客觀世界，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思想，比作家自己認為所要表現的思想，要豐富得多，深廣得多，生動得多；而且，白先勇作品的思想價值恐怕不是歐陽子所說的三個方面，而是它所反映的深刻的社會內容和思想內涵。

也有些評論是完全相反和對立的。如夏志清說：

對話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小說分兩部分，一部分是敘述，一部分是對話，對話佔了二分之一，對話一定要寫得非常好，但對話難寫。寫對話要絕對是真實生活的話，當然不是拿沒有經過修飾的，我的意思是，不是這樣講的話，就不要寫（同上一百四十三頁）。對話要生動，一定像生活裡的人所說的，不是壞舞台劇裡所說的，所謂新文藝腔，最要不得，裝模作樣。要學對話嗎？熟讀《紅樓夢》。《紅樓夢》的男孩子、女孩子都是受過教育的，很少講抽象的問題，黛玉與寶玉談禪談玄，都常是開玩笑講出來，全是日常生活的語言，這是它偉大的地方；那麼平凡的日常生活的方式，卻有那麼深奧的東西（同上一百四十五頁）。

歐陽子認為：《台北人》的主題思想主要有三個方面：

如果我們把白先勇的作品和其他台灣、海外作家的作品作一些比較，就會發現，白先勇的作品描寫「鄉愁」的另一個特點，是他的感傷情緒特別濃重。白先勇筆下人物的「鄉愁」，往往表現為極端的苦悶、絕望乃至自殺，如《謫仙記》中的李彤，《芝加哥之死》中的吳漢魂，《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中的王雄，《花橋榮記》中的盧先生都是極端傷感、絕望的人物，最後都走上自我毀滅的道路。為什麼白先勇的作品感傷主義色彩會特別濃重呢？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我們覺得可能與下面幾點有關：

「變得我都快不認識了起了好多新的高樓大廈。」

《永遠的尹雪艷》中的高級舞|女尹雪艷，《金大班的最後一夜》中的舞|女班頭金兆麗，《孤戀花》中的五月花酒樓女經理，都是活躍的交際花，風月場中的老手，但她們的性格卻迥異：

《孤戀花》中的女經理則既不同於外艷內冷，冷艷逼人的尹雪艷，也不同於口粗心善、外冷內熱的金兆麗，她是口善心善，內外一致的人。從前她和酒女五寶相依為命，共同生活；五寶死後，她又和娟娟相依為命，共同生活，處處保護幼小可憐的娟娟。娟娟出去接客時，她常常替她做好飯，等她回來；娟娟回來後，她又細語輕聲，問痛問癢，宛如慈母。五月花經理這種獨特的性格，同樣是和她的身世分不開的。她在戰亂之中從大陸到了台灣，開頭和人合夥做生意、跑單幫，給人吞了本錢；後淪落酒館，以身軀皮肉換錢度日，經過一段時間的苦熬，有了點積蓄，並且爬上了經理的地位，但對酒女們的痛苦卻十分清楚，不敢多賺她們的皮肉錢。五月花經理的形象，真實地反映了一個飽經戰亂和精神蹂躪之苦的婦女的同情心。

第一種因素是作者對他筆下的人物的沒落所發出的一種悲歎。作者在描寫他筆下的「過氣英雄」昔日的「顯赫」時常常表現出無限的依戀，對他們的沒落又感到無限的惋惜，因而常常為他們的滅亡唱出一曲曲哀痛的輓歌。作者認為這些人物的滅亡完全是由一個人的命運決定的，或者是前世的「冤孽」，從而認為人生無常，生死有定，一切都是空的，表現出濃厚的虛無主義和宿命論思想。這種思想當然是消極的、唯心主義的，對讀者是有害的。（國民黨統治者的滅亡，並不是什麼個人的命運和前世的「冤孽」，而是他們違背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阻止歷史前進的步伐。）但是在藝術上，這種宿命論和虛無主義思想，卻能給作品增添一層神秘主義的色彩，使作品更富有感染力。

最近三十年來，由於外資的輸入和本身的經濟發展，台灣已逐步從封建性質的農業社會進入了資本主義的工商社會。隨著社會性質的逐漸變化，代表資本主義的中產階級在政治、經濟等各個領域向封建階級日益進逼，正像一八一六年至一八四八年法國正在上升的資產階級對貴族階級的衝擊。這種社會和階級關係變化的過程，在白先勇的作品中也得到十分生動的反映。在白先勇的作品裡，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代表封建階級的官僚貴族日益衰落，而工商階級的勢力卻日益膨大，拚命地擠壓日漸衰亡的貴族階級，並逐步地取代他們的位置。《遊園驚夢》就是這一類的代表作品。

恩格斯在評論巴爾扎克的時候曾經指出：

王雄和盧先生的悲劇不僅是個人命運的悲劇，而且是時代的悲劇，（它反映了祖國和台灣的分離，給台灣人民帶來的精神上的痛苦和災難；也反映了台灣人民和大陸人民強烈渴望祖國統一的願望），讀來十分悲痛感人。

一、文學作品的社會意識與藝術價值要平衡，思想內容與技巧形式須互相協調。

「別人出國留學，大概不免滿懷興奮，我卻沒有，我只感到心慌意亂，四顧茫然。頭一年在美國，心境是蒼涼的。」

有些人對文字可能天賦敏感，但訓練絕對需要。寫詩還可靠天才，像法國的藍波，十六歲就開始寫詩，但十幾歲很少能夠寫了不起的小說。詩可以主觀，寫主觀經驗；寫小說，人生經驗是很重要的，寫得很成熟時，可能要歷盡滄桑了。如果不是經過客觀真正的大變動，也要有個人內心的磨煉，內心七情六慾的磨煉，這個很要緊因為小說很重要的部分是人物，作家一定要有人生經驗，才能做到對人物瞭解深刻。單是好文字，不能寫出好小說，但是好小說，一定有好的文字（同上一百四十一頁）。

由中式的古色古香的客廳，變成有一邊卻是擺滿洋沙發、花瓶的客廳，在低矮的建築中升起了新的高樓大廈，這些細節描寫，都反映了新的資產階級升起，和封建貴族階級的沒落，或者逐漸變成了資產階級化的貴族階級。

四、文學的技巧很重要。小說技巧中最重要的是「觀點」的運用、「對話」的描寫和「文字」功夫。

其中一類是台灣上層人物的「鄉愁」。如《遊園驚夢》中的錢夫人，到台灣後雖然落魄了，但她總是念念不忘大陸的東西：穿衣服，「她總覺得台灣的衣料粗糙，光澤扎眼。尤其是絲綢，哪裡及得上大陸貨那麼細緻，那麼柔熟？」喝酒，她總感到「台灣的花彫到底不及大陸的那麼醇厚。飲下去終究有點割喉」。《梁父吟》中的王孟養，臨終前還留下言來：日後回大陸，無論如何要把他的靈柩移回家鄉去。這些上層人物的「鄉愁」，雖然有懷舊的情緒，留戀他們過去的豪華生活，但是他們這種懷念大陸事物，希望葉落歸根，死後也要重歸故土的思想，卻包含著一種對民族和故鄉的感情。

白先勇認為：好的文學作品總是多和-圖-書層次的，第一層次是社會與時代，第二層次是超越時代的永恆的人性，第三層次是隱藏在社會寫實背後的一種社會的、宗教的、哲學的思想。

過去有些評論文章，無論是肯定白先勇還是否定白先勇的，往往都過分強調白先勇作品中的消極思想，他的虛無主義和宿命論。這是不對的，或者是不夠的。正像評價托爾斯泰的作品一樣，我們不能只強調他的「勿以暴力抗惡」的說教，強調他的托爾斯泰主義，而應該強調托爾斯泰作品所反映的深刻的社會內容，他所描繪的俄國農民的悲慘圖景，他對沙皇政府、警察、監獄、法庭所作的無情的暴露、抨擊和諷刺。同樣，我們評價白先勇也應該強調他所反映的台灣的社會生活內容，他的作品對台灣社會特別是台灣上流社會的認識價值，而不只是他的消極思想。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認識白先勇，正確評價白先勇。

全知觀點、單一觀點或第一人稱敘述者的觀點，這些觀點本身沒有好壞，不能說哪種觀點比另一種觀點高超，完全決定於題材，這種題材需要這種觀點，就採用這種觀點。初學者犯毛病恐怕是不會判斷他的題材該用什麼觀點來敘述（見《驀然回首》一百三十二頁）。

白先勇作品所描寫的「鄉愁」大約有三種類型。

悲歎聲過後，一陣冬日的暮風吹來，滿院子裡那些蕪蔓的蒿草都蕭蕭瑟瑟抖響起來。

「他們家的祖墳，風水不好。」

作者曾寫道：

在他的小說中，二十世紀中葉的賈寶玉已經從斷垣頹壁荒煙蔓草的大觀園中走出來，走出來，而且不可能再回去。左右既無和尚道士可扶持，四顧也莫非新大陸荒涼的歲月。小說家白先勇是現代中國最敏感的傷心人，他的作品最具有歷史感。

又說：當然內容決定技巧，但技巧決定故事的成敗。故事的成敗第一要看技巧，是不是以有效的技巧表現它的主題，然後再欣賞裡面的意義和主題。有時不能一分為二，兩者合起來，技巧本身就是主題（見《驀然回首》一百三十九頁）。我個人認為小說是art，是種藝術，絕對需要以藝術形式、技巧來判斷是否完整，這是比較靠得住的，比較客觀的批評方法。但也不是為技巧而技巧，我想沒有偉大的作家會為了表現某種技巧、形式來寫小說，一定是先有了題材，才找最合適的文學形式來表現它的內容，愈深奧的題材所需的技巧愈高，像《紅樓夢》（見《驀然回首》一百二十一頁）。

《思舊賦》就是表現作者悲歎他筆下人物的沒落，富有感傷情緒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主人公李長官是一個顯赫的人物，大陸時在南京清涼山有個公館，花園裡長滿牡丹，紅的紫的，開滿一園子，夫人經常在園子裡擺酒請客。但是到台灣後，夫人早逝，兩個年輕的男女傭人竊了家裡的玉器私奔，小姐和一個有婦之夫發|生|關|系，大了肚子，離開了家庭；少爺從外國回來後得了癡呆症。李長官看見全家死的死，散的散，不勝淒涼，也想出家當和尚。小說結尾時作者這樣寫道：庭院的石徑兩旁長滿蒿草，草上結了很多蛛網，網上粘滿了蟲屍。蒿草後面，竟坐著一個胖大呆傻傻的男人，一群蚱蜢繞著圈子亂飛。一個瘦小的老女僕把他摟在懷裡，不禁嗚咽乾泣起來：

值得注意的是文藝思想和現代派與白先勇相對立的鄉土派的作家批評家的評論。鄉土作家王拓說：到目前為止，白先勇無疑是台灣文學界一個還有很大潛力的作家，他目前所擁有的成就與當年上海的張愛玲很相似，而他的缺點也與張愛玲很相似，我很擔心張愛玲創作死亡的原因也會成為白先勇文學生命枯竭的原因，太把自己封閉在個人的世界，或封閉在已經過去的世界裡，這樣對創作是很不好的。

尹雪艷外艷內冷，是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人物，對因她而倒霉的男人，從不動情。金兆麗卻正好相反：外冷內熱，口粗心善。她的得意門生被人暗算，失足落水，大了肚子，她滿口粗言惡語，劈頭蓋腦向朱鳳倒去，但是當朱鳳滿眶淚水悻悻離開時，她又大喝一聲叫她回來，把用身軀皮肉換來的戒指從手上取下來送給她，作她生孩子的費用。金兆麗這種口粗心善、外冷內熱的性格，和她的獨特身世和遭遇是分不開的。她出身低賤，年輕時代有過朱鳳一樣被侯門公子欺騙失足落水的不幸遭遇；同時，她在煙花巷裡滾了幾十年，也沾染了不少的惡習，朱鳳又是她花了不少心血培養的人。因此當聽到朱鳳被人欺騙失足落水時，她便無名火起三千丈，什麼粗俗難聽的話都出來了。但是，她的出身和年輕時代的不幸遭遇，又使她對朱鳳充滿無限的同情。金兆麗的形象，反映了一個淪落風塵的舞|女的惡習和善良，就像一段泡過水的木頭一樣，外表有點腐爛，裡面卻還完好。

三、要繼承我國民族文學的傳統，特別是我國文學傳統中的歷史興亡感和人世滄桑感，同時吸取消化西方高層文學的養分，在兩種語言匯合的基礎上，重新創造自己的新文學。

在台灣和海外，白先勇的作品受到廣泛的注意到評論，其中基本上是讚揚的，也有少數是批評的，或讚揚中帶批評，批評中帶讚揚的。這裡介紹一些有代表性的批評，然後談談我們的看法。

白先勇在人物塑造方面也取得了比較顯著的成就。作者描寫了台灣社會中眾多的人物，其中有高級將領、中級軍官、將軍夫人、經理、棉紗財閥、金融家、工業鉅子、知識分子、小職員、舞|女、女傭人、士兵、長工等等。如果把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及其複雜的關係和背景合起來看，可以說是台灣社會的一個縮影。

談到吸取西方文學的養分時，白先勇說：西方文化有它的負面影響，但也有正面的高層次的文化，文學是其中的一種，他們的文學成就是絕不可否定的，我們可以借鑒的地方很多。要發展中國文學，研究、吸取西方文學是很重要的一點。我們中國的古典文學，是中國幾千年的文化遺產，我們當然要吸取其中的養分，在兩個語言的匯合下，再重新創造自己新的文學、新的語言，我想這是很要緊的。中國的作家，中國的文學，有了這兩個養分，這種培養，我相信再過幾年，應該會產生出很重要的作品來（見《對海峽兩岸中國文學的看法和期望》，一九八七年《香港文學》第一期）。

近代中國的歷史發生了一場劇烈的變化。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解放，（一部分中國人由於對中國革命不理解），離開大陸到了台灣。這些人後來有相當多的都對台灣的現實不滿，又到了他們夢想的黃金國——美國，但是到了美國後，他們終於發現，台灣固非樂土，美國亦非天堂，（而他們對新中國又不理解），今後何處去呢？不禁四顧茫然，成了所謂「無根的一代」，從內心深處產生了無限寂寞孤獨的「鄉愁」。他們雖然身處異國，但經常懷念的卻是自己童年時代的祖國、親人、故土。而這種思念在客觀的歷史條件下又始終不能實現，於是形成了一種感傷情緒，患了「懷鄉病」。這種「鄉愁」雖然包含著感傷的思想，但也曲折地反映了愛國主義思想和深沉的民族感情。這也是白先勇作品中的一種可貴的素質。

三、生死之謎。在《台北人》中，佛家的「一切皆空」的思想，潛流於底層：人生是虛無，一場夢，一個記憶；一切偉大功績，一切榮華富貴，只能暫留，終歸無跡。所有歡笑，所有眼淚，所有喜悅，到頭來全是虛空一片，因為人生有限（《王謝堂前的燕子》）。

大小說常用幾個觀點。西方的名著《波荔華夫人》，裡面的觀點是非常有名的。這本小說一開始，就用全知法來描寫，寫完之後就轉用了Emma的觀點來寫，變成單一觀點。用單一觀點的優點之一，是可以把主角的內心、想法的來龍去脈弄得清清楚楚。從他的內心來想，所以讀者和人物之間非常接近（見《驀然回首》一百三十三頁）。

第三類是下層人物的「鄉愁」。這類人物的「鄉愁」，作者寫得最多，也寫得最好。作者寫上層人物時，常常是側重寫他們的懷舊情緒，寫他們對昔日豪華生活的眷戀；而寫下層人物時，作者則主要是寫他們的思鄉之情，寫他們對家園、親人、故土、童年生活的懷念，因而讀來特別親切。其中《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和《花橋榮記》可說是這類「鄉愁」作品中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