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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才是「民族」這一字眼唯一的涵義。所謂統一的語言，或生理的家世，都不具決定性的意義。使一民族有別於一堆人口、使一民族高出於一堆人口，而後來有一天，又使一民族回復到一堆人口的層次，這一直是族類精神的內在生命經驗使然。這一族類感受越是深刻，則這一民族的生命力越是強盛。世上有強悍的、也有溫馴的、有早天的、也有不減的，各形各式的民族。這些民族可以改換語言、名稱、種族、及土地，但是，只要它們民族的靈魂尚在，它們仍可收集、並轉變任何地方、任何起源的人類素材。漢尼拔時代的羅馬人，即是一個民族，而圖拉真時代的羅馬人，不過是一堆人口罷了。

在把要待傳達的意思，置入句子之時，先天地，便涉及到種族的特徵了。塔西陀的句子與拿破崙的迥不相同，西塞羅的句子和尼采的判然有別，而英國人驅遣字句的方式，與德國人的方式，也自有其差異。無論在原始的、古典的、中國的、及西方的語言社群中，決定句子單元的型式，以及單字對句子的機械關係的，都不是「觀念」或「思想」，而是思考的過程，生命的類型，而是血液。文法（grammar）與造句法（syntax）的界限，應該置於機械的語言終止，而有機的語言開始的那一點上——有機的語言，是指一個人所用以表達他自己的方式、習慣，以及觀相。另一界限，則在於單字的機械結構，轉入為聲音形成及表達時的有機要素之際。英國的移民，即使是小孩，也常可以由英文「th」的發音，而辨認出來——這便是土地的種族特徵。我們對於很熟悉的人，可以不必看到他，而僅由他的發音，便認識出來。不惟如此，即使一個人能操完全正確的德語，若他是一個外國人，我們仍是可以辨認出來。

例如，若狗需要什麼東西時，牠便搖他的尾巴，等牠無法忍耐他主人的蠢笨，竟不瞭解牠如此清楚明白的「語言」時，牠再加上聲音的表示——牠吠叫一番，而最後，牠還加上姿態的表示：扮怪相或作手勢，至此，在狗的眼中，人實是個蠢物，不懂語言之道。

在最早的時候，只有「風景」的形像，統治著人類的眼睛。風景賦予人的靈魂以大致的形式，並產生迴響。自然的感受與叢林的呼哨，互相交溶，一起脈動；草原與沼澤，都適應著風景的形態、歷程、甚至外表而存在。村落之中寂靜的、山丘形的屋頂，黃昏的炊煙，井穽、籬笆、牲畜，都完全溶合、並嵌入於風景之中。至於鄉村的小鎮，則鞏固了鄉村的本身，故而是鄉村圖像的一種強化表現。只有文化後期的城市，首次否定了土地，城市的剪影，在線條上與自然格格不入，否定了一切的自然。城市，一直是想要成為一種不同於自然、並超乎自然之上的事物。那些高聳入雲的屋頂角牆、那些巴洛克的圓頂建築、塔頂、尖塔，與自然毫不相干，也根本不想與自然發|生|關|系。然後，出現的便是巨大的國際都會、世界都會，它不能容忍其他的事物，存在於自己近畔，故而著手滅絕了鄉村的圖像。在從前某一段時間，城市曾一度謙遜地置身於風景的圖像之中，安份守己，如今卻堅持要自行其是，睥睨自如。於是，郊野、大道、森林、草原，變成了只是一個公園的景物，山嶺變成了旅遊者觀光的所在；而花園造成了一種仿製的自然，噴泉取代了泉源，花床、人造水塘和修剪齊整的籬笆，取代了草地、池澤、和叢林。在村落中，茅草蓋成的屋頂，仍然像小丘一樣的形狀，而街道也只是兩片地域之間的田埂；但是在大城市中，則高大、石砌的房屋之間，所呈現的圖像，猶如深邃而漫長的峽谷，彼此隔絕，房屋充瀰著彩色的塵埃、和奇異的喧囂，人們居住在這種屋子裏，簡直不可思議。人們的習俗，甚至面貌，都必須適應這種石頭的背景。白天，街道的交通，充滿了奇怪的色彩和音調，夜晚，新造的霓虹燈光，比月亮還要閃亮。鄉下的農夫，無助無告地站在路上，茫無所措，也無人瞭解，只是被當作滑稽劇中的一個常用的典型，以及這個世界的日常食糧的供應者而已。

由於人類此種自我與對方溝通的工具，甚為圓熟，故而在動物性的感覺瞭解之外，塑出了一套文字思想系統，來取代了感覺。於是精巧的思想，得以保存於文字意涉之中，寖假而遂致別的語言，皆告淘汰，只剩下了文字的語言。又由於語言本身之完美自足，乃使得語言終與人類整個的生命習慣，截然有異，語言與口語嚴格而不幸地分了家，致使以口語來統涵整個的真相，成為不可能，這在文字的符號系統中，尤其造成了影響深鉅的結果。抽象的思考之得以存在，是靠一套有限的文字網絡的應用，人們企圖在這文字網絡之中，由抽象思想，來掌握生命那完整而無限的內涵。於是，抽象概念殺死了生命存有（Being），並欺騙了覺醒存有（Waking-Being）。很久以前，在語言史的春天時節，理解必須掙扎努力，以求與感覺共存，那時，抽象思考的機械化作用，對生命全無重要性可言。可是現在，人已從很少思想的生物，一變而為思想的生物，而自古以來，每一思想系統的最高理想，便是要迫使生命屈服於心智（intellect）的統轄之下。在理論上，這已由下列方法達成：認定只有「已知事物」才是真實，並把實際事象硬指為虛幻和悠謬。在事實上，這一理想的達成，乃是強迫血液的聲音，在「普遍的倫理原則」之前沉默。

代表各個文化的風格的民族，我們稱之為「國家」（Nations），這一字眼本身，便有別於在其之前，及在其之後的各民族形式。不但在國家之中，有一強烈的族類感受，鍛鑄了所有主要部份中，最關重要的內在統一；而且在國家之下，實有一文化理念潛存著。這一集體的生命之流，具有一種對命運、對時間、及對歷史的深刻關係，這一關係，各有不同，並由它決定了人類素材對種族、語言、土地、國邦、及宗教的關係。正因為古中國文化與古典文化的民族風格相異，故而它們的歷史風格，也便有所異趣。

「世界都會」，真如石砌的巨像，碰立在每一偉大文化的生命歷程的終點。世界都會的意象，出現於人眼的光線世界中，極盡宏偉壯麗之能事，它包含了已經確定的、已經生成的事物，所表現的整個莊嚴肅穆的死亡象徵。在西方，經過了千百年的風格演化，哥德式建築中，那種瀰漫無限精神的石頭，已經變成了鬼域似的石砌沙漠中，毫無靈魂的死物質，正反映出這一死亡的象徵。

埃及筆之書的文字，約在西元前三千年左右，已處於文法急劇解體的狀態，蘇美人的文字，亦與此相彷。中國的文字，即使在現存方古的典籍中，也已完全看不出演變的痕跡，直到晚近的漢學研究，才確定了中文曾有文法演變的事實（譯按：此點似有問題）。印歐的系統，對我們而言，也已是有完全破解的狀態中。對於古梵文（西元前一五〇〇）文法中的「格」（case），一千年後的古典語言中，已只保留了一些殘片賸簡；而從亞歷山大大帝時代起，文字上性別的差界，已隨一般希臘文的衰微而消失，被動語態也已完全絕跡於文法結構之中。西方的語言，雖然起源糅雜，簡直匪夷所思——從出自原始的日耳曼系，到出自高度文明的羅馬語系——可是也向同一方向修正。羅馬文中的「格」已減為一，而英文在宗教改革之後，減為零。日常用的德文，從十九世紀初葉起，已明確地消去了所有格，現在正進而要取消間接受格。只有在嘗試將一篇艱澀而繁複的文章——例如塔西陀或毛姆森（Mommsen）的東西——「譯回」於某一富於文法變化的遠古文字時，我們才能體認到：符號的技巧，當時是如何地蒸發而成思想的技巧。而這些簡潔明瞭，但含義豐富的符記，如今已有如遊戲中所用的籌碼一般，習焉而不察。事實上，也只有特定的語言社群中的肇始人，方會明白其含義。故而，中國的經典，對西歐人而言，必然永遠是根本「不可接觸」之書；其他文化的語言中的原始字語，也是如此——希臘文的「道」與「力」，梵文的「梵天」（Atman）和「婆羅門」（Brahman）——皆是各該文化的世界展望之指標，非生長於此等文化之人，絕不能夠了解其中精義。

所有這一切的形式，都表示覺醒意識如今已極度過量，不受自然宇宙的脈動所緩和及限制，呈現出純粹的心智和擴張的現象。但也正因此故，它們能夠作有力的投出，它們最後鼓動的光芒，伸展並疊壓了幾乎整個的地球。中國文明中，一些形式的片斷，可能在斯坎地那維亞半島的木製建築中發現，巴比倫的度量術，可能在南海發現和圖書，古典的貨幣可以出現於南非，而埃及與印度的影響，也及於南美洲印加文化的土地上。

種族自有其根柢。種族與風景互相隸屬，一株樹生根的地方，也即是它死亡的處所。毫無疑義地，我們確實可以從一個種族身上，追溯到它的「老家」（home）。但是，尤其重要的是，我們要瞭解：種族的某些最最精粹的性格，無論屬於形體的或是屬於靈魂的，都永遠依附在這一「老家」之中。如果在這老家中，如今已找不到此一種族，這即表示，此一種族已不復存在。種族本身，絕不遷移，遷移的只是「人」；這些移民的後代子孫，生長在不斷變化的風景之上，而風景對於他們身中的「植物天性」（plant-nature），施以一種神秘的力量，終於，使得種族表徵完全變形，舊的已告消絕，新的開始出現。英國人和德國人，作為種族來看，並未遷移至美國，所遷移的，只是作為人類一份子的英國人和德國人，而他們的後裔，在那裏便寖假而成為美國人。長久以來，我們明顯地看到：印地安人的土地，已烙印在這些人身上，一代復一代，他們變得越來越肖似於被他們所滅絕的印地安人了。顧爾德（Gould）與巴克斯塔（Baxter）兩位學者，曾指出：所有種族的白人、印地安人、和黑人，在平均身材及成熟時間上，已完全一致，——而愛爾蘭的移民，抵達美國時尚很年青，發展也甚緩慢，可是卻也快速地在同一世代內，受到了這一風景的力量的影響。學者波埃斯（Boas）也指出：美國出生的孩童中，長頭的西西里種、與短頭的日耳曼猶太種，已很快地達成了同樣的頭型。這不是一個特例，而是普通的現象，故而我們在處理那些歷史上的移民之時，要格外小心，因為我們除了略諳一些流浪族群的名稱、及若干語言的遺跡之外〔諸如：丹奈語（Danai）、依特拉斯坎人（Etruscans）、皮拉斯基語（Pelasgi）、亞該亞人（Achaeans）、多力安人（Dorians）等〕，其餘便一無所知了。故而，對於這些「民族」之中的種族情貌，我們當然無從得出什麼結論。至於泛濫於南歐土地上的哥德人、倫巴人、汪達爾人等，名目固然紛歧散亂，但本身其實是一個種族，則略無疑義。然而在文藝復興時代，它自身實已完全溶入於南歐的普拉汶斯、加斯提里、以及塔斯肯等地的泥土，所特有的基本性徵之中去了。

農人，是永恆的人類，獨立於各大文化之外。真正的農人，其虔誠信仰，要較基督教的信仰更為古遠，他的神祇，甚至較諸高級宗教的任何神祇尤為古老。世界歷史，其實祇是城市的歷史。當然，有的時候，鄉野地域也會蒙受到高級文化的某一程度的影響，而不再只是一堆不具歷史的素材。

文字記載之事，首與人的身份有關，尤其是古代僧侶的特權。農夫沒有歷史，故而也無文字。不惟如此，在人類種族的天性之中，還對文字書寫，天生有一種含糊不得的嫌惡之情。我想，筆跡學（graphology）中有一項極端重要的事實，即是：握筆者越具有種族（血液）的特性，則他寫出來的文字越是豪暢淋漓，而他也越是會想以個人的線條圖樣，來取代正規的文字寫法。只有僧侶之輩，才對文字的適當形式，端持一份敬謹之意，並不自覺地，不斷努力複製文字形式。這就是行動人（man of action）與書齋學者之間的差別所在：前者創造歷史，後者只是把歷史筆之於紙，使之「永恆化」而已。在所有的文化中，文字記載皆由僧侶階層在予保管，當然，還要加上詩人與學者。貴族統治階層，則根本蔑視文字記載，它只要令人為它而寫即可。從邃古時代起，文字記載即與智識份子或僧侶階級，息息相關。不受時間限制的所謂「真理」之所以成為真理，並非透過言談而來，而只有在筆之於書時，才告成立。於此，我們又一次遇到「城堡對教堂」（castle and cathedral）之對立：究竟誰能持久，事實或是真理？檔案的史料，保留了事實，而宗教的典籍，記載著真理。編年史記及文獻，對前者的意義，正和經籍詮釋及藏書，對後者的意義一樣。

最後，非常值得注意的事是在於：當狗已用盡了其他一切方法，來瞭解牠主人的各種語言之後，他突然人立而起，他的眼睛直注入人的眼睛中。這時，便發生了深奧神秘的現象——「自我」（Ego）與「對方」（Tu）的直接接觸。目光脫離了覺醒意識的限刻，生命存有（Being）瞭解了自己本身，不需任何的符記。在此，狗變成了人的「裁判者」，以眼睛直視牠的對方，並超越了語言，掌握了說話者的真意。

雖然並不自覺到這一事實，可是，我們習慣上常使用此等「語言」。嬰孩早在學會第一個字之前很久，便已能說話了；而成人在談話時，也常使用一些自己根本不曾考慮其正常意義的字語——在此等情形中，是聲音形式（sound-form）在表達語言，而不是字句在綴成語言，此等「語言」，也自有其語群和對話，也可以被人學習、駕御、或誤解。對於我們那字句綴成的語言而言，這些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果我們想要以字句語言來獨撐一切，而全不借助於「音調語言」（tone-language）和「姿態語言」（gesture-language），則字句語言必定造反。甚至我們的文字，本是訴諸眼睛的「字句語言」，可是若無以標點符號的形式，所表現的「姿態語言」之助，也幾乎無法為人理解。

自然科學全然不曾意會到：種族與落地生根物固不相同，與活潑動彈的動物，也自迥然有別。種族所表現的，乃是出自生命的內在宇宙一面的，某些嶄新的特徵，而這些嶄新的特徵，對動物的世界而言，實頗具其決定性的意義。自然科學尤其不曾覺察到，當種族這個詞眼，指謂整個「人類」中的某一部分時，更具有一種完全與眾不同的重要意蘊。當自然科學處理到所謂「適應」（adaptation）、「承繼」（inheritance）等等之時，它只是在浮面的性徵上，設定了一套毫無靈魂的因果關聯，而抹去了事實真相：——在種族中，展現自我的，一方面是血液（blood），另方面則是覆蓋於血液之上的土地的力量。這等奧秘，是不能檢視，也無法度量的，只能經由活生生的經驗與感受，而以心傳心。那些自然科學家本身，對於他們的這些浮面性徵的相對屬次，即頓不能一致。

再進而言之，只要我們能擺脫達爾文時代的重大陰影的影響，而自行發現出一套基準，則泥土的神秘力量，自會立即展現於每一件活生生的事物之上。羅馬人曾把葡萄樹從南義大利移植至萊因河，而葡萄確實並不曾有什麼可見的——即：植物學上的——改變，可是，在此例中，「種族」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來決定。生長泥土的不同，不但使南歐與北歐的酒，使萊因河與莫索河的酒判然有別，而且即連每一不同的山際、每一片不同的位置，所產生的產品，滋味皆自有差異。這在其他的高級植物「種族」，如茶葉和煙草上，也一樣可以感覺出來。與此相類的，也只有感覺最敏銳的人，才能覺察到：自有一種相似的元素，一種幽邈闇暗的特殊風味，以高級文化的各種各樣的形式，聯繫了伊特拉斯坎人和塔斯肯地方的文藝復興人們；聯繫了蘇美人（Sumerians）、西元前五世紀的波斯人和底格里斯河上伊斯蘭教的波斯人，因為，他們分別屬於同一的種族。

而以文法的結構，逐漸取代實體或聲調上的姿態，實是句子形成過程中，決定性的因素。但此一過程，是永遠不會完全完成的。世上沒有純粹的音符語言，當以單字來說話的動作，越來越趨精細時，透過單字的字音，便會喚起了我們的「認知感受」（significance-feelings），這再轉而透過字句連繫的聲音，而喚起了更深的「關聯感受」（relation-feelings）。故而我們在語言方面的學習，使我們能以簡潔而象徵的方式，不但瞭解到物理事象（light-things）與物理關係（light-relations），而且瞭解到思想事象（thought-things）與思想關係（thought-relations），單字原先只是用以命名，並不絕對確定，故聽者必須感受到說者的意思。由於語言有此一特性，故而姿勢和音調在語言中所佔的角色，遠較研究語言者所承認者為大。而在很多的動物界，也可以發現存有若干的名詞音符，只是絕未有過動詞音符而已。

單字是句子中最小的機械單元。而各個人種所設想出來的，獲致此等單元的方式，皆自有自己的特色。例如，對班圖族黑人（Bantu Negro）而言，他所看到的任何事物，首先，是屬於一大堆的理解範疇之中。故而，與此相應地，他們的單字是包含了一個核心或根柢，然後帶上一大堆的單音節的字首。當他說及一個田野中的女人，他用的字是這樣的：「活的——一個——大的——老的——女的——外面的——人」，這便有了七個音節。諸如此類的理解作用，對我們固嫌陌生疏離，其本身倒也明晰可喻。這一些語言中，單字所涵蓋範圍的廣闊，幾乎不下於句子。https://m.hetubook.com.com

由原始民族及農業土著民族所經歷的生命，只是動物性的起伏昇沉，一種毫無計畫可言的得過且過，既無任何目標，也無在時間中行進的節奏，此類民族，其數孔多，但是，在最終的分析之中，沒有什麼意義可言。唯一的歷史民族，其存在構成了世界歷史的民族，乃是「國家」。

到達此一水平之時，所有的文明，都進入一個歷時數世紀之久的、驚人的人口減少的階段。文化人類所堆成的整個金字塔，乃告消失。它自其頂點開始崩陷，首先是世界都會，然後是鄉野城市，最後，是土地的本身。土地的最佳血液，已經毫無節度地傾注入城市之中，然而只能支撐一會兒的時間。終於，只剩下原始的血液，尚留存著，但也已被剝奪了它最強壯、最有希望的元素。這一剩餘的殘基，便是洪濛混沌的土著農夫（Fellah）的型式。

當然，經常可以把民族與種族相提並論，但此處的「種族」一詞，絕不可以用今日達爾文主義的意義來加以解釋。確實地，我們不能接受，一個民族是僅由生理起源之相同統一，而告結合，而能維持此一統一，達十世代之久的說法。我不憚反覆說明：此類生理起源之說，除了在科學中之外，絕不存在，絕不在「集體潛意識」中存在，也沒有任何民族，曾對此類血統純粹的理想，感到狂熱之情。在種族中，並沒有什麼實質物象存在，有的只是某一古樸自然而具方向性的事物，只是對同一命運的和諧之感，只是對著歷史存有（historical Being）行進的單一節奏。就是此一全然形上的脈動之指向，製造了所謂「種族仇恨」，有如日耳曼人與法蘭西人、及日耳曼人與猶太人之間那種的種族仇恨；但也就是對此一脈動之共鳴，造成了男人與妻子之間的真正愛情——如此接近於仇恨的愛情。沒有種族觀念的人，絕不會瞭解此種危險的愛情。如果如今說著印歐語言的人眾之中，有一部份尚懷抱某一種族理念，則其表現得凸顯的，並不是學者們津津樂道的民族原型之預，而正是此一理念的形上力量和能耐。

現在居於主導地位的，不是命運，而是因果，不是活生生的導向，而是廣延。職是之故，以往文化的每一形式語言，以及它的演進歷史，都黏附在其始源的地點；而如今的文明化的形式，卻能在任何地方隨遇而安，並且，只要它們一出現，就能夠作無限制的擴張。毫無疑問，北俄羅斯的漢沙諸城（Hansa Towns），材料雖出自本土，卻具哥德式的風貌，南美的西班牙式建築，也表現巴洛克的風格。但是，在文明時期之前，即使是哥德式風格歷史中，最微小的部分，也不可能發展至超離西歐的範圍之外，正如阿提克或英國的戲劇、或複句音樂的藝術、或西方路德的與古典奧斐爾的宗教，也絕不可能蕃衍至於其他文化的人們之中，甚至也不可能被其他文化的人們，內在地加以吸納。但古典的亞歷山大城主義、及我們的浪漫主義的本質，卻是屬於一切的都城人們的，並不因文化而異。浪漫主義標示了：歌德以其廣擴的視野，所揭出的「世界文學」的開端。——「世界文學」，就是居於領導地位的世界都會中的文學，與之相反的，便是鄉野的文學，淳樸天真，屬於土地，但卻易被忽視。這種鄉野文學，只能艱困地四處掙扎，以求維持自己的存在。而另外，就政體而言，威尼斯的體制、腓特烈大帝的體制、或是英國議會的體系，都不能在其他文化中複製，但是所謂「現代憲政」，卻可以被「介紹」到任何的非洲或亞洲的國家，這和古典的城邦（Poleis），也可以在奴米提人（Numidians）及古代布立頓人（Britons）之中設立，情形是一樣的。從而，在一切的文明之中，其「現代」都市的型式，越來越具有統一的樣態。我們無論走到那裏，都可以看到柏林、倫敦、及紐約之類的都會，正如羅馬的旅者，可以在帕邁耳（Palmyra）、或特瑞耳（Trier）、或迪姆加德（Timgad）、或一直延伸到印度河及鹹海的諸希臘式城市中，發現到他自己城中那種的圓柱建築、列有雕像的公共議壇、以及神廟一樣。但是，如此散播出去的，已不再是一種「風格」，而只是一種「風味」，不是真正的「習俗」，而只是泛泛的「格調」，不是國家的服飾，而只是時髦的流行。當然，如此一來，遠方的民族，不但可以接受那文明所賦的「永久」賜予，而且還甚至可以以一種獨立的形式，來予以反射了。像這一類的「反射文明」（「moonlight」civilization），可見於中國南部，尤其是日本（它約在西元二二〇年，漢朝尾聲時，即已首度漢化）；另外，爪哇是婆羅門文明的接替者，而迦太基則自巴比倫文明中，獲得了自己的形式。

事實上，人類頭部的種族表徵，實與任何一種可感知的腦殼形式無關，具有決定性的要素，並不是骨頭，而是肉體、是外觀、是形體的表現。自從浪漫主義時代以來，我們總在說什麼「印歐」種族（Indogermanic）。但是，是否有所謂的阿利安種（Aryan）的腦殼、或閃米族型（Semitic）的腦殼存在？我們是否能夠區別出賽爾特族（Celtic）的及法蘭克族（Frankish）的腦殼？或是波爾族（Boer）的及卡富爾族（Kaffir）的腦殼？在考古上，對史前時代的頭骨，著名的發現，從尼安德塔人（Neanderthal）到奧理格奈新人《Aurignacian），對於種族的特徵，及原始人們的種族漂移實況，都不能證明什麼。除了從其顎骨的形式，能對他們所吃的食物作出某些的結論之外，這些考古發現，祇能顯示發現地點，基本土地形式而已。

原始民族的豐富生命力，是一種自然的現象，甚至沒有人去思索這一事實，更少去判斷到它的用途及其他了。當有關生命的問題，必須藉理智來為之解決時，生命的本身，就成了問題。到了此際，便開始了對生育的謹慎節制。原始的婦女，農家的婦女，天生就是母親，從孩提時代起，她所渴切盼望的整個天職，都包括在「母親」一詞之中。但是現在，出現了易卜生筆下的女人，出現了從北歐戲劇到巴黎小說，所呈現的整個大都市文學中的女志士、女英雄。她沒有孩子，她有的是靈魂的衝突；婚姻只是她為了獲得「相互瞭解」，所啟用的工藝。這種反對孩子的情形，無論如美國婦女那樣，是為了不願錯失遊樂的光陰；如巴黎女人那樣，是為了恐怕她的情人離她而去；抑如易卜生筆下的女英雄那樣，只為了她「屬於她自己」，其實本質都一樣——她們全都只屬於自己，也全都沒有豐沃的生命力。與此相同的事實，配合上與此相同的理由，可以在亞歷山大城、在羅馬、事實上，在每一個其他文明社會中發現到——尤其明顯地，是在佛教發展的地方，更是如此。在希臘主義時代、在十九世紀、以及在中國的老子時代、在印度的耆那教時代，都存在有一種反對生育、只重理智的倫理，也都擁有一些有關易卜生筆下的「娜拉」、及左拉筆下的「娜娜」之類內在衝突的文學。

於是，我們可以在這些文明的每一處，發現那些早期階段的鄉野城市，然後，便是代表演進終點的巨大都會，空洞地矗立著，在它們的石堆中，藏匿著少量的農人。他們庇託在廢墟中，一如石器時代的人們，庇託在洞穴和土堆中那般。例如：撒馬拉城，在第十世紀被人放棄；印度阿蘇卡王朝的首都——佩特里巴特，當中國的高僧玄奘，於西元六三五年尋訪到時，已只剩下一片龐大而完全無人居住的廢屋；在柯特基的時代，甚多偉大的馬雅城市，必定也已處於同樣的狀態。從波里比亞斯以降，一長系列的古典著作家筆下，我們讀到那些古老而有名的城邦，街道已成為空盪的行列、散碎的破片，牛群在公共會所和體育館內大吃嫩草，而競技場已成為一片農田，偶而點綴著一些雕像和殘書。在十五世紀時，羅馬的人口只有一個村落這麼多，而它帝國時代的官殿，仍舊空留在那裏。而這，便是城市歷史的結論：從最初的交易中心發展起，到了文化城市，而最後，直到世界都會；為了它那巍峨莊嚴的演進歷程的需要，它首先犧牲了它創造者的血液和靈魂，然後，為了適應文明的精神，它也牲了該一和圖書發展的最終花朵——於是，命定的，它趨向於最後的自我毀滅。

而各大文化的春天時節的藝術史，應即是由文字開始的，草體的文字甚至還先於正式的著作。於這些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到早期純粹的哥德式風格、或馬日型風格的精華。沒有任何其他的裝飾藝術，能具有字跡形式或原稿尺頁所表現的內在精神。回教寺廟牆上的可蘭經文，即是最完美最純粹的阿拉伯式藝術，然後，方輪到早期的偉大藝術，如牆邊圖像的建築、寺廟頂端的雕塑等。以古夫（Kufi）文字書下的可蘭經，每一頁都有一件阿拉伯風格的繡氈所具的藝術效染；而一本哥德式的福音書，也即是一座小小的教堂。至於古典藝術，則為一非常重要的例外，它不曾以筆法來美化它的文字及書卷——此一例外，是基於古典文化一貫憎恨一切持久之事，並輕視任何堅持不甘僅作為技巧的技巧。無論在希臘或是印度，我們都不能如在埃及那般，發現任何具有紀念性的文稿。古典文化的任何人，都不曾以為柏拉圖的一頁手稿，是什麼藝術遺跡，或以為索福克利斯劇本的精美版本，應珍藏於雅典的衛城。

城市那種以石頭砌成的景貌，已在光線世界中，與市民本身的人性結成一體。像市民的本性一樣，這些石砌市景，表現出全然的冷酷和理智——它們表達的形式語言，何其明顯特出？與風景泥土的質樸鄉音，何其背道而馳？我們且看那大都市的掠影：它的天花板與大煙囟，與那遠及地平線的高塔與穹頂！在一瞥之下，奈恩堡或佛羅倫斯、大馬士革或莫斯科、北京或班奈瑞斯（Benares），這些城市給予我們的衝擊，是何等強烈！我們若不知道古典的城市，在南歐的正午之下、在早晨的雲朵之中、在午夜的星光之下，所呈現的壯觀景象，我們對這些城市，又所知幾何？此外，街道的通衢，有直有曲、有寬有狹；城中的房屋，有低有高，有亮有暗，而在所有的西方都市中，房屋都以正面轉向街道，在所有東方都市中，則以房屋的背部、空白的圍牆和欄柵，面對街道。還有，方場與街角、死巷與城景、噴泉與山巒、教堂或廟宇或寺院、古代的競技場與現代的火車站、百貨商店與市民大廳，這一切的景物，所透示的精神，又是何等刺目！另外，市郊有整潔的花園別墅，也有雜亂的平房小屋；有垃圾堆，也有分配站；有時髦的社區，也有貧民的聚所，真是五色雜呈，形形色|色。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古代羅馬的郊區與今日巴黎的「福堡區」（Faubourg），古代的拜爾（Baiae）城與現代的尼斯（Nice）城，像布路爵斯（Bruges）及羅森堡（Rothenburg）那樣的小城風光；以及如巴比倫、提諾契特蘭、羅馬、及倫敦那樣的房多似海！所有這一切，都有（has）歷史，也都是（is）歷史。只要一項重大的政治事件——城市的面貌，就會隨之改觀。拿破崙曾使波本王朝的巴黎、俾斯麥也使本無足觀的柏林，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風采。

但是正當這一展延的過程，超越了一切界線時，文明的內在形式的進展，也已以深刻的統一密度，完成了自身的發展。有三個階段，可以明晰地分辨出來：——首先，文明自文化中解脫出來；然後，優雅精緻的文明形式的製造；最後，文明的僵化。對我們而言，這樣的發展已在進行之中。風格，在文化中，一直是自我實現過程的韻律，可是，文明的風格——如果我們尚可用「風格」一詞——卻呈示為完成狀態的一種表達。它達到——尤以埃及與中國為然——一種輝煌壯麗的完滿狀態，然後，將這一完滿情狀，驅入於生命的內在、不可移易的一切表現之中，驅入於儀禮和風采，以及藝術表現的精緻細微、深思熟慮的形式之中。而後，便是終結。

城市代表了心智與金錢；相形之下，鄉村是質樸野曠的所在。可是最後，城市的本身，無論其為大城或小城，若與「世界都會」比較之下，也都只變成了鄉野區域而已。〕

最後，便產生了巨大怪異的象徵、完全解放的心智之容器——「世界都會」，而世界歷史的過程，便以此為中心，而開始扭曲變形。一切世界都會中，最早的兩個，是巴比倫，和埃及新王國的底比斯。古典文化之前，克里特的米諾世界，雖然也極燦爛壯觀，可是相形之下，只能算是埃及的「鄉野」。古典文化的第一個世界都會，是亞歷山大城，它使得古老的希臘，一下子縮回到鄉野的水平，甚至羅馬、甚至重建的迦太基、甚至拜占庭，都不能壓倒亞歷山大城的地位。在印度，巨大的城市，如烏贊（Ujjain）、甘那基（Kanauj）、尤其是佩特里巴特（Pataliputra），即使在中國及爪哇，都很出名；至於阿拉伯，西方每個人都熟知巴格達和格拉那達（Granada）的神話傳奇，所帶來的聲譽。

文字語言的內在歷史，顯示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已快速發展，然而尚無文字的溝通語言（communication-language）之中，出現了最初的一些「名稱」（nouns）——一些新的瞭解事物的單元。此時，世界的秘密展現了，宗教的思想開始萌芽。在第二階段，完整的溝通語言，逐漸轉形為文法的架構，姿態變成了句子；而句子將第一階段的「名稱」，轉形成為字語（words）。尤有甚者，句子培養了理解（understanding），用以對抗感覺（sensation）。而對句子機構內的關係，與時俱增的精妙感受，也開啟了無限豐富的句型曲折演變，這些抽象關係，尤與名詞及動詞——即空間文字（space-word）及時間文字（time word）——密切相關。這是文法的開花時節，這一段時期，我們也許可定為埃及文化及巴比倫文化誕生前的二千年。第三階段，特徵是句型演變的快速消蝕，同時由造句法來取代了文法。人的覺醒意識，已進展至極度的理性化，不再需要句型演變之類的「感覺支柱」（sense-props），也拋棄了文字形式的舊日光輝，而只以慣用語法的細微的差異（前置詞、字的位置、節奏），來揮洒自如地溝通意見。藉著文字之助，理解已達臻了超越覺醒意識的目標，如今，更進一步，理解要從可感名詞的機構的限制中，解脫出來，而向純粹心智的機構邁進。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已只以心智，而不以感覺。

這種語言史上的第三階段，雖發生於生物層面，卻只屬於人類所有。高級文化的歷史，至此，乃介入了一種全新的語言，「距離的語言」（speech of distance）——書寫（writing）。這確是一種內在必然的發明，促使文字語言的歷史，突然有了決定性的改變。

真正能洞透語言的精髓的人，會摒開了所有語言學家的儀器，而直接去觀察一個獵人，如何對他的狗說話：且看，狗遵循著他伸出的手指指示。牠緊張地傾聽主人的語音，然後牠搖頭——表示無法了解這一種人語。然後，牠弄出一兩個句子，來表達牠的觀念：牠立定，並吠叫，這在牠的語言中，包含了一個問句：「這是不是主人您的意思呢？」然後，若牠發現牠對了，他仍以狗的「語言」，來表達他的高興。若是兩個人確實沒有一句共通的話可以溝通，則他們必也是以與此相同的方式，來瞭解對方的意思。當一個鄉村牧師，要對一個農婦表達某一意思時，他會銳利而不自覺地凝視著她，把她無法從一個教區牧師的方式，所瞭解到的事物，注入在他的眼中。今日的語言，毫無例外，還是只能與其他的達意方式聯接起來，才能完全使人理解，——語言的本身，從來不能獨立勝任達意的作用。

在早期古典時代，曾把鄉土人口逐漸吸收到城市中去，以此而造成了波利斯衛城（Polis）型式的那種雜居狀態，到了最後，又以荒謬的形式再次出現：每一個人，都想住在城市的中央，住在最稠密的核心地區，否則，他就好似不像一個都市人物了。所有這一些城市，都只是密集的內城。新的雜居主義，不再形成市區的地段，而是造成了一種「高樓的世界」（the world of upper floors）。例如在西元七十四年的羅馬城，雖然擁有龐多的人口，可是其周界之小，實令人可笑，——只有十九又二分之一公里（十二哩）。因此之故，這些城市一般的擴展，不是向寬度方面著手，而是越來越高，向上發展。羅馬的市區公寓，例如有名的「英蘇拉．福利古拉」（Insula Feliculae）區，街道寬度，僅及三至五公尺和圖書，可是其高度，卻是西歐絕難一見的，只有美國的一些城市，差堪比擬。靠近主城處，屋頂天花板，已經高達於山凹的水平處。

而語言則不然。語言的「老家」（home），只是語言形成的過程中，一處偶然的地方，這地方與它內在的形式無關。語言可藉舟車的傳承，由一個族群，傳播至另一族群，尤有甚者，語言可以互相交換——事實上，在研究早期種族的歷史時，我們可以、甚至必須毫不猶豫地，認定此等語言變換的現象之存在。我所要重複強調的是：當語言替換時，所涉及的乃是形式的內涵，而不只是語言的腔調。而初民一旦取用某一語言的形式內涵之後，便理所當然地將之用作其自身的形式語言中的要素了。在遠初時代，只要某一民族的力量比較強大、或是語言比較有效，便足以導致其他的民族，放棄自己的語言，而以真正宗教式的敬畏，來取用此一語言。我們不妨研循一下諾曼人（Normans）的語言變遷：他們散處在諾曼地、英格蘭、西西里及君士坦丁堡諸處，而各地的語言皆自不同，不惟如此，這些語言之間還一再地互相遞換。其實，對「母語」（mother tongue）的虔敬，只是後期西方靈魂的特徵，而「母語」這一詞眼，固然深具倫理力量，可也正是我們那不斷重演的、不同語言之間的戰爭痛苦的根源。其他文化的人們，對此幾乎毫無所知，原始的初民，更完全不曾注意及此。

在被西班牙人征服之後，一段極短的時間內，馬雅的人口離奇地消失了，他們那些巨大的空城，被原始叢林重行吞沒。這個事實，並不只是證明了征服者的殘暴獸|性——因為，若是面對一個年青而豐沃的文化人類，其自我再生的力量，會使這種獸行，完全無能為力——而且更證明了一種起自文明內部的滅絕過程，無疑久已在進行之中。如果我們轉而注意義們自己的文明，我們會發現：在絕大多數的情形中，法國貴族階級的古老家族，並不是滅亡於法國大革命期間，而是自一八一五年以來，就已漸漸消滅，他們這種生命荒瘠不孕的情形，也傳播於中產階級之間，而自一八七〇年後，且已傳至那個大革命時代，幾乎重建起來的農人階級之中。

但是，與此大異其趣的是，我們又在每一文化中，很快發現到了「首邑城市」（capital city）的類型存在。在本質上，古典的公共會所，和西方的報紙刊物，即是此類主導城市的心智引擎。有了這類事物，故在這些時期內，任何能真正瞭解政治的意義的鄉村居民，都感到自己和城市中人已處在同一水平，從而，縱使他的身體，未曾移居於城市，可是在精神上，確已進入了城市之中。農人所在的鄉野地區，一般的情緒和公眾的意見——如果還能存在的話——都被城市的報刊和言論所指引和領導。這些首邑大城，在埃及，是底比斯（Thebes）；在古典世界，是羅馬；在伊斯蘭，是巴格達；在法國，就是巴黎。

語言的外在歷史中，最重要的部份，也一樣地失落湮沒了。語言發展史的速度，迅快無儔，僅祇一個世紀，就已會有絕大的改觀。我可以提出美洲印地安人的姿態語言為例，因為部落中語言的快速改換，逐使得此等姿態語言，十分必要，不可或缺，否則部落之間的互相了解，便成為不可能。另外，不妨比較一下最近發現的羅馬廣場上的拉丁銘文（約西元前五〇〇年），與普勞特斯（Plautus）的拉丁文（約二〇〇年），以及西塞羅的拉丁文（約五〇年），三者之間的差別若干？如果我們假定最古的梵文典籍，保存了西元前一二〇〇年間的語言狀態，則西元前二千年的語言，與此等典籍所示間的差異，必遠非任何印歐考古學家，以後天的方法，所能推測者，可比擬於萬一。但當能夠持續的語言——書寫——於不同的時代，介入、束縛、並固定了語言系統之後，語言變遷的速度已立即由快轉慢。因此，語言的演進遂顯得曖昧不明，難以究詰。而我們所持有的，又只是已筆之於書的語言遺跡。關於埃及與巴比倫的語言世界，我們固然擁有遠溯至西元前三千年的原始文記，可是最古的印歐語言遺跡，已只是抄本，而抄本上的語言狀態，遠較其內容為晚出。

而我認為：此處的事實，導致了完全相反的結論，這是一項具有決定性重要意義的發現。事實儼然，不容置疑，各大文化才是主體、是始因、是起源，各大文化是由最深沉的精神基礎上崛起，而文化外殼涵蓋下的民族，無論就其內在形式或整體展現而論，皆是文化的產物，而非文化的作者。各個握持並塑造人性的民族形態，所具有的風格或風格史，皆無以異於藝術的種類或思想的模式。雅典的民族，其為一象徵表記，實無異於多力克神廟，而英國人本身，也只如「現代物理學」一樣，是文化的產物及象徵。世上有阿波羅型、馬日型、及浮士德型的各個民族。阿拉伯文化不是由「阿拉伯人」創造的——恰恰相反，因為馬日文化起自於基督時代，而阿拉伯人只代表了其最後的偉大成就：一個由伊斯蘭教義結合而成的社會。正如在此之前，也是由教義結合的猶太社群及波斯社群一樣，同只是馬日文化的產物。世界歷史，是各大文化的歷史，而民族只是具有象徵性的形式和容器，在民族之中，各大文化的人們，完成了他們的命運。

在我看來，「民族」（people）是一個靈魂的單位。歷史上的偉大事件，事實上不是由民族完成的，而是這些事件的本身，創造了民族。每一項行動，都會改變了行動者的靈魂。即使這事件是由某一集團所執行的、或是在某一名字的涵蓋下進行的，但事實上，在這名字的聲望之下，所凸顯的，實在是一個民族，而不只是某一集團，這不是事件的條件，而無寧乃是其結果。東哥德人和鄂斯曼人，其所以成為他們日後的樣子，本是他們遷移時的幸運所致。並非是「美國人」由歐洲遷往美國；這一由佛羅倫斯的地理學家亞美利哥（Amerigo Vespucci）所定的名稱「亞美利加」，今日不僅是一塊大陸，而且已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民族，它的民族特性，已在一七七五年的獨立運動，尤是一八六一至六五年的南北內戰，所昂現的精神提昇中，宣告誕生。

民族既不是語言單位，也不是政治單位，也不是動物學上的單元，而是精神的單位。而這隨即進而導致了文化之前、文化之中、及文化之後的民族，有所不同。在各個時代中，均可深刻地感受到一項事實，即是：文化民族（Culture-people）在特性上，遠較其他民族為特出卓絕。文化民族的先人，我稱之為原始民族，這是與時俱逝、雜湊駢形的人群組合，它們形成、解消，無一定之律則可循。直到最後，在即將誕生的文化之預兆時期（例如：先荷馬時代、先基督時代、及日耳曼時代），它們的樣態，逐漸變成更為明確的典型，它們集合了一堆人類素材，而成為族群，雖然在整個時間中，個人的形像並無、或絕少改變，但民族確在形成。就是此等樣態之疊合，使辛伯里人（Cimbri）及條頓人，經過了馬庫曼尼人（Marcomanni）及哥德人，而達到了法蘭克人、倫巴人及撒克遜人的形像。

〔房屋對於農人的意義，是一種「安定」的象徵，城市對於文化人類的意義，也即是如此。城市本如植物一般，它的發展，本與繫著在風景之上的高級文化形式的發展，沒有甚麼不同。但是，「文明」時代的巨型城市，則剝除了這一靈魂的根柢，使城市不再植基於風景的泥土中。城市的剪影，所表達的語言，是屬於它自己的靈魂的。城市與鄉野，各有不同的靈魂；在一個文化的各大時期中，城市之間，自有其不同的特色。當然，不同的文化，其城市也必然有所差異。

然而，最重要的一點是：如果我們不能理解到，逐漸自鄉村的最終破產之中脫穎而出的城市，實在是高級歷史所普遍遵行的歷程和意義，我們便根本不可能瞭解人類的政治史和經濟史。故而，世界歷史，即是城市的歷史。

如今，以哥德式的教堂、廳宅、高牆市街，以及古老的圍牆、尖塔、門柵為核心的西方成熟的古城，已被巴洛克時代成長起來的，那些更為輝煌、更為龐巨的貴族庭宅、宮殿、教會聽堂所環繞，並開始泛溢於四方，成為一堆無形式可言的建築體裁，以不斷增殖的兵營式公寓、和只供實用的房舍，蠶食了日漸衰沒的鄉村；而且，經由清除和重建，而摧毀了古老時代的莊嚴高貴的景觀。我們若從一個古塔上，向下眺望那房屋的汪洋，我們便可從這歷史存有的僵化形象中，感受到這正是一個終結的時期，正標示了有機生長的結束、無機過程的開始，因而，才出現了這種漫無節制的凝聚沉滯的程序。另外，如今也出現了那種人工的、數學的，完全與土地隔離的產物，所謂「都市建築」規劃出來的城市，純粹只是一種心智的滿足。在所有的文明之中，這些城市，都發展成棋盤似的整齊形式，這根本是靈魂消逝的象徵。巴比倫的規則的長方形建築，便曾令希羅多德大吃一驚，提諾契特蘭的同型建築，也使柯特玆（Cortez）訝異不已。在古典世界中，一系列的此類「抽象」城市，是始自特瑞城（Thurii），這是米萊特斯的希波戴馬斯（Hippodamus），於西元前四四一年所「規劃」的。普瑞恩城（Priene）的棋盤型體制，完全忽略了地基的起伏，羅德島與亞歷山大城的建築繼此而來，並成為「帝國時代」無數的鄉野城邦的典範。阿拉伯世界中，伊斯蘭的建築師，自西元七六二年起，開始設計巴格達城，一世紀之後，另一巨城撒馬拉（Samarra）也按照計畫，建築成功。在西歐與美國世界內，一七九一年所設計的華盛頓，便是第一個此類的著例。毫無疑問地，中國的漢朝、和印度的摩里亞王朝的世界都會，也都具有這樣同型的幾何模式。當然，直至今天，西方文明的世界都會，距離到達其發展的頂點尚遠，我看，在西元二千年之後，設計的城市將有一兩千萬的居民，這些城市，散布在龐大的鄉野之間，這些城市中的建築物，將會使今日最大的建築黯然失色。那時候，交通及傳播的景象，我們今天的人們，將會認為光怪陸離，不可思議，近乎瘋狂。和_圖_書

促使世界都會中的人們，不能自由自在地生活，而只能以這種矯揉彆扭的狀態，生存下去，其原委所在，就是個人生命中的自然宇宙之脈動，已越來越微弱，而覺醒意識中的張力，卻越來越危險。在此，必須能回憶到：在內在宇宙之中，是動物的、覺醒的一面，凌越了植物的、存有的一面，而不能反其道而行。脈動與張力、血液與心智、命運與因果，彼此之間的關係，就好似繁花遍開的鄉野，對石頭砌堆的城市一樣；就好似自由的存在，對拘束的存在一樣。是以，沒有宇宙悸動在推驅的張力，只合轉入於虛無之中，而文明無他，只是張力而已。文明時代所有傑出的人們，其頭部都只被那種極端的張力所主導，所謂「理智」，只是在高度張力之下，所能瞭解的能力，在每一文化之中，這一類的頭腦，是只有在其最後世代的人們身上，才能發現的典型。我們只須在農人偶而出現於大都市的街道人叢的漩渦中時，把他們的頭部，和文明人的頭部比較一下，便可知道其中差異所在。另外，農人的智慧，是「柔弱的」、母性的機智和直覺，這和其他動物的一樣，是基於生命的感覺脈動。由這種智慧，經過城市的精神，而進步至「大都會的理智」——這一詞眼，恰可尖銳地透露出古老的自然宇宙基礎之消逝——可以描述為命運感受的一種穩定持續的減弱，而隨因果運作而生的需要，則漫無節制地增長。理智是以思想的演練，取代了潛意識的生命，它是君臨一切的，但是，沒有血色，貧瘠無力。理智的面貌，在一切種族中都是一樣的，——而在這些種族中，不斷退步的，正是血液本身。

我們不該忘卻，所謂「鄉野」一詞，最初是羅馬人給予西西里的一個基本指謂；而事實上，西西里的被征服，正是代表了：一度領先顯赫一時的文化風景，竟可以很快淪為純粹而簡單的征服目標，最先的一個例子。西那庫斯，是古典世界的第一個真正的大城，當羅馬仍只是一個毫不重要的鄉間小城時，西那庫斯即已輝煌不可一世，可是不旋踵間，與羅馬相比之下，它只成為一個鄉野之邦。與此相同，哈布斯王朝的馬德里，與教皇駐蹕的羅馬，本是十七世紀歐洲的領袖諸邦的大城，可是從十八世紀開始時起，已被巴黎和倫敦等國際都會，壓抑到了鄉野的水平。而美國在一八六一——一八六五年間南北內戰時，紐約的崛起至世界都會的地位，也許可證明是十九世紀中，最具深長意味的事件。

邏輯和倫理，都只對心智而言，才是絕對而永恆的真理，故而對歷史而言，並非真理。無論在思想的領域中，內在之眼如何壓服了外在，在現實的領域中，對永恆真理的信仰，只是一齣卑瑣而荒謬的戲劇，只能存在於個人的大腦之中。真正的思想系統，實際上不可能存在，因為沒有任何的符號，可以取代真實。深思而誠懇的思想家：永遠都只能達到一個結論，即：所有的認知，先天地，都被它自己的形式所限制，而永不能夠達到文字所作的紙上談兵——只除了在技術的情形中。但在技術上，概念只是工具，其本身並不目的。像這種「神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ignoabimus）的情形，也與每一位真正的聖哲的直觀智慧相一致，即是：生命的抽象原則，只能當作文字構成的圖像、日常使用的箴言來接受，在此之下，生命仍在流動：永遠地流動。終極而言，血液畢竟強於語言，故而事實上，有名的思想家和有名的思想系統，相形之下，對人生產生影響的，還是作為人格的思想家，而不是變動不居的系統。

在西曆紀元六世紀，浮士德靈魂突然覺醒，並以無可計數的形態，顯現了自己。在這些形態之中，與建築及裝飾並駕齊驅的，即是一性徵明晰的「民族」形式，於加羅林帝國的諸民族形態——撒克遜人、斯華比人（Swabians）、法蘭克人、西哥德人、倫巴人——之中，突地，崛起了日耳曼人、法蘭西人、西班牙人、義大利人。迄今為止，有意無意間，歷史研究一致認定：這些文化民族是主體、是始因，而認為文化本身，是其從屬，是其產物。

顯而易見的，人類形體的整體展示中，那複雜混沌的情形，一直絕少為人認知。例如：對中國人而言，嗅覺是一最具特性的種族標誌。而語言、歌唱、尤其是發笑的聲調，也能使我們正確地感覺出，科學方法所無能為力的深刻差異。除此之外，展現在人們眼前的意象之繁複豐富，委實令人目不暇接，有些是實際可見的，有些則訴諸內在的視野。若想把這一切全勾勒於少數的觀點之下，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企圖。而所有這一切，全是整個圖像的一面，這一切的特徵，構成了整個的圖像，而彼此又互相獨立，各有自身的歷史。例如，在有些情形中，人的骨骼結構（尤其是腦殼形式）完全改變，而肉體部份——臉部——卻毫無改觀。學者布魯曼巴哈（Blumenbach）、彌勒（Muller）及赫胥黎（Huxley）皆曾斷言：同一家庭中的兄弟姊妹，也許會表現出各種的差異，可是他們活生生的種族表徵之一致，卻是任何看到他們的人，都會一目了然的。除了血液的力量，世代以來一再印鑄出相同的生命形象，成為「家族」（family）的特徵；以及泥土的力量，明顯彰著地烙印在人的身上之外，在相近的人們之間，尚有著一種神秘的原始力量之共振。懷孕的婦女，有所謂的「胎教」（Versehen），這邊只是種族與生俱來的，一種非常深刻而有力的「定形原則」（formative-principle）運作的一特例，還不算十分重要的例子。此一生命脈動的定形力量，此等對個人自我型式之長成，所具的強烈而內在的感受，實在是無待贅言的。就是此等族類精神，滋衍了種族（Comradeship breeds races）。法蘭西的貴族世家（noblesse）及普魯士的閱閥士紳（Landadel），便是真正的種族典型。而歐洲的猶太人典型、及其數千年的聚落生活，也是由此等碩大無朋的族類精神滋生而成的。當一群人已以共同的精神，屹立於天壤間甚久，並在其共同的命運之前，結合起來，則此一族類精神，便將這些人熔冶為一種族。於是，一個種族理念（rece-ideal）出現了，至高無上，戛戛獨絕，出現在文化的早期——如吠陀時代、荷馬時代、荷享斯多芬的騎士時代——其時，統治階級對此一理念的熱切期整，其意志的專注執著，皆朝向於實現此一理念而進行，以迄終致達成了此一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