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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從我們中國文化中，大家公推為五經之首的《易經》中去看。《易經》八八六十四卦中的卦交詞，以及上下系傳等，談「利」的地方有一百八十四處；而說「不利」的，則有二十八處。但不管利與不利，都不外以「利」為中心在討論。《易經》思想最主要的中心作用，便是「利用安身」四個字。所以《易經》也是講利，而且告訴我們趨吉避凶，也就是如何求得有利於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的道德因果律，也是告訴人們以積善的因，可以得到餘慶的果。相反地，積不善因，便得餘殃之果。所以，積善是「利用安身」最有利的行為。

把上面一些正反的史料講過了，現在我們再來研討《孟子》本節的重點。首先要瞭解，孟夫於生當戰國時期，而且也遠遊過各國，難道他真的是那麼迂闊不懂現勢嗎？難道他對騶衍，甚至如當時風尚遊說之士們縱橫捭闔的作風，一點都不會嗎？

韓非子的這段話，等於為「利」字下了一個這樣的定義：或者是人，或者是物，或者是事，當某一時間，某一空間中，能夠產生「利用安身」的功能效果，那麼它就具有「利用安身」的價值；也就是在當用、該用、要用、可用、適用、值得用的條件下，那麼對這人、或事、或物來說，就構成了價m•hetubｏok•ｃｏｍ.cｏｍ值；也就是對這人、或事、或物的利。

孟子與梁惠王各言其利，在梁惠王的一面來說，根據前面所說的魏國的歷史背景，所處的地理形勢，西有強秦，東有剛打敗了他的齊國，南有強大的楚國，北接的韓、趙，雖然同是自晉分出，獨立的同源邦國，但亦各有懷抱。在客觀形勢中，又恰逢弱肉強食的時代，他自然希望自己的邦國強大起來，甚至於最好成就霸業。假使你我是當時的梁惠王，大概也同樣會有這種想法。所以他一見到孟子時，不談仁義，開口就問：「亦將有以利吾國乎？」這句話，又怎能指責他是錯的？這實在是人情之常。

舉一個實例來說，我們假使在路上看到一些錢，這是利，我要不要把這些錢拾起來呢？這就發生了義利之辨的問題了。以我們傳統文化來說，這些錢原非我之所有，如果拾起來據為己有，就是不義之財，是違背了義的道德，是不應該的。在利的一方面看，自己的私心裡認為，路上的這些錢，乃是無主之財，我不拾起來，他人也會拾去，據為己有，也沒有多大關係。但是到底該不該拾為己有？儒家對這種問題，在個人人格的養成上就非常重視了，由此便形成了中國特有的、非常嚴謹的個人的道德觀念。

但是，由於這種m.hetubook.com.com義利之辨的觀念根深蒂固，後世讀《孟子》的人，大致統統用這個觀念來讀《孟子》，解釋《孟子》，於是就發生了兩種錯誤。第一是誤解了梁惠王問話中的利，只是狹義的利益。第二是只從古代精簡的文字上解釋，而誤解了孟子的答話，以為他只講仁義而不講利益，把「利」與「義」絕對地對立起來了。其實並不如此，依照原文用現代江浙一帶的方言來讀，就可從語氣中瞭解到他的涵義，知道孟子並不是不講利，而是告訴梁惠王，縱使富國強兵，還都是小利而已；如從仁義著手去做，才是根本上的大吉大利。

所以他針對梁惠王的問題，當頭一棒，便先提出政治哲學上義利之辨的中心思想。他也明知道梁惠王不一定能接受，但是他還是存著梁惠王也許能接受的希望。此所謂「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乃聖人之用心也。再說，無論是謀國謀身，「仁義之道」的確是真正大利。只是人們都只貪圖眼前的急功近利，而不顧及長遠的巨利。所以都變成心知其為然，而行有所不能也，如此而已。

孟子答覆梁惠王說，你梁惠王何必談利呢？你只要行仁義就好了。這是中國文化千古以來，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義利之辨的最大關鍵。而在後世的讀書人，大多看到利字，就望望然聯想到和圖書「對我生財」的錢財之利這一方面去了；站在國家的立場來說，也很可能誤認為只是經濟財政之利。至於義，則多半認為和現實相對的教條。因此便把仁義之「利」錯解了，而且把仁義的道理，也變成狹義的仁義觀念了。如此一來，立身處世之間，要如何去利就義，就實在很難辦了。

第二，《易經》中卜筮方面所顯示的，可歸納為「吉。凶、悔、吝」四種現象。實際上就只有吉凶兩端。吉是好的；凶是很壞；而悔為煩惱；吝是困難。簡單說，悔、吝也就是小凶。天下人、事、物，都不外吉與凶兩端。吉、凶怎麼來的？《易經繫傳》上說：「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凡是一動，就會發生或吉、或凶、或悔、或吝的結果；不是吉就是凶，不是凶就是吉。有了這項理解，就知道利與不利之間的辨別，須要從動用之間而分。

其次要研究的是，根據司馬遷的《史記》等史料的記載，當時孟子是先到齊國而後才到魏（梁）國的。《孟子》這部書，不問它是孟子自己寫的，還是他門下弟子們記錄了他的話而編成的，為什麼發生在後的事情，卻偏放在最前面呢？因為孟子的思想學說中，義利之辨是最重要的要點之一。

如果探討孔孟思想的文化源頭，絕對離不開《易經》。所以說假如孟子完全否定了「利」的價值，那麼hｔtｐs://ｗｗw.hｅtubｏｏk.cｏｍ•com《易經》等等我國的所有傳統文化，也被孟子否定了。但事實上並非如此。由此，我們研究孟子，首先就要對義利之辨的「利」字，具有正確的認識。

第一，韓非子說：「輿人欲人富貴，棺人欲人死喪。人不貴則輿不用，人不死則棺不買。非有仁賊，利在其中。」他說，棺材店老闆希望別人死，並不是心壞，並不是不義；汽車廠老闆希望大家發財，也並不是心好，並不是好義。兩種不同的心理，都是為了自己的生意好，多賺些錢，都是生意人本分的想法。

這也是我們讀書要注意的地方。讀任何書，先要絕對的客觀，然後再設身處地地，作主觀的研究分析。譬如對於梁惠王一見到孟子，就問孟子對於魏國有什麼有利的貢獻，經過前面一番較為客觀的分析，就不會主觀地認為他完全不對了。可惜以前大多數的讀書人，多半不作這樣絕對客觀的分析，乃至於把自己一生都在誤解仁義中埋沒了。

瞭解了孟子這句話的真正涵義所在，於是我們就可認識孟子，並不是那麼迂腐的了。他並沒有否定利的價值。他只是擴大了利的內涵，擴大了利的效用。如果孟子完全否定利的觀念的存在，那麼問題就非常嚴重了。

由這裡引申出來，可知孟子對梁惠王說的仁義，就是大利。因為在戰國時代，國與國之間，都在互相征伐的ｗｗw.ｈｅtuｂｏｏｋ•ｃoｍ•ｃoｍ動亂之中。如果有一個國家，真的以仁義作為治國的最高原則，運用在內政外交上，那麼最後的勝利，就必定是屬於這個行仁由義的國家。

同時，我們還可以提出兩點來作反證：

試看幾千年來中國文化的整個體系，甚至古今中外的整個文化體系，沒有不講利的。人類文化思想包涵了政治、經濟、軍事、教育，乃至於人生的藝術、生活——等等，沒有一樣不求有利的。如不求有利，又何必去學？做學問也是為了求利，讀書認字，不外是為了獲得生活上的方便或是自求適意。即使出家學道，為了成仙成佛，也還是在求利。小孩學講話，以方便表達自己的意見，當然也是一種求利。仁義也是利，道德也是利，這些是廣義的，長遠的利，是大利。不是狹義的金錢財富的利，也不只是權利的利。

我們的答案可以肯定地說：不是的。他對那些只圖個人進身之階的作法，和博取本身功名富貴的辦法，完全懂得。他之所以不肯那樣作，實在是「非不能也，是不為也。」而且可以加重語氣地說：是不屑於那樣作。為什麼呢？因為他是抱著古聖先賢的淑世之道，尤其拳拳服膺孔子的仁道主義，完全從濟世救人的宗旨出發。他希望在那個只講霸術、爭權奪利的時代中，找出一個真肯實行王道仁政，以濟世為目的的領導人物，促使他齊家、治國而平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