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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仍然沒有效果，這就只好用更次等的方法，「整齊之」，以法令來糾正了。糾正不了的話，等而下之，「與民爭利」，和百姓對立相爭。

後來齊國到了中葉，國力曾經一度衰落，直到齊桓公的時代，用了現在大家都知道的，以經濟政治為主，並以經商出名的管仲為輔相，把齊國的國勢再度復興起來。他設立了九個有關財經的行政機構，設置掌財務的官員，行「輕重法」，而使齊桓公完成他的霸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仲個人亦有富埒王侯的「三歸」建築，愛好豪華，也相當奢侈。政治地位到了陪臣——和國君近於朋友的關係，財富可和其他諸國的國君相比擬。可是他使得齊國的富強，一直延續到威王、宣王的時代。

「其次教誨之」，如果還是不能，於是用再次一等的方法，也就是用比較強硬一點的方法，教育他ｈttps://ｍ•ｈetｕboｏｋ•ｃｏｍ•cｏｍ們，告訴他們，什麼是對的，是應該的，什麼是不對的，是不可以做的。

「各勸其業，樂其事」。各人安於本分，敬業樂群。這種趨勢，像江河的水往下流一樣，是很自然的發展，用不著特地訂立法令規章，自然而然就來了。一切物資的生產分配，也用不著刻意去營謀，社會上自然會有妥善的調配。這不就是老子「自然」之道嗎？

如果這樣行不通，退而求其次，順著他們的興趣嗜好，針對他們重視現實的心理，「利道之」，以利為引導，導致他們走到良善的路上。

在商業的經營上，是「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也就是中國商業一句傳統的成語——「賤物不可丟，貴物不可收。」一樣貨品，價錢跌了，不要賠本賣掉。儲存在那裡，將來一定回漲，甚至還和*圖*書可以加工製造，再賣出去，很可能還會賺大錢。一樣東西漲價了，貴了許多，千萬不要一窩風地跟著去買，因為不久的將來，很可能會跌價。所以，「賤價不賣，貴不買」。

接著他又引據《書經》上的話，強調農工商虞的同等重要性。這些來自農林、畜牧，以及工商業的產品，是富國富家的基礎。雖然各地的氣候、土壤、人力不同，資源的儲藏與開發也不一樣，但經營得好就富足，經營不好就貧窮。上天是不會厚此薄彼的。

「待農而食之」，在當時的農業社會，許多資源技術還沒發掘，社會經濟的必然趨勢，當然是要依賴農業生產，才有飯吃。「虞而出之」，還要開發山林和畜牧的資源。「工而成之」，然後將農林、畜牧的產品加工製造。「商而通之」，最後，再由商業的經營，來流通農林畜牧和工業的產品，於是才能達和-圖-書到有無相濟，各獲所需，不虞匱乏的地步。

從這套理論來看，幾千年的歷史，都是等而之下，在與民爭利之中。達爾文的進化論「物競天擇」，也同樣認為人類文化，是在競爭當中發展的。

像齊國的姜太公初被封到營丘時，那裡靠海邊，土裡的鹽份很重，老百姓很少。當地的土質根本就無法耕種，簡直無飯可吃。可是姜太公不為地理環境所困，他教導婦女發展手工業。直到現代，山東煙台一帶的刺繡、抽絲等工業還是很有名的。在台灣具有這種技術的人，也在生產從事外銷，可能就是從古老的姜太公時代所流傳發展下來的。除此之外，他又設法開發鹽業和漁業，外銷他國。齊國就此繁榮富庶起來，「冠帶衣履天下」，各國聞風相望，連服飾都以模仿齊國為時尚。不論是靠山或臨海的國家，都希望能到齊國去見識見識，一如今天ｈtｔｐs://ｗww.ｈｅtｕｂoｏｋ.cｏm•coｍ世界各國的人，一窩風地往美國跑一樣。

接著他又說，這種經濟形態的發展，是順著人類社會的需要，而自然演變出來的一種生活方式，並不是由法律或命令規定而來的，也不是由某一人提倡或教育而成的。而是大家為了生活上的需求方便，很自然地發展出來的。所以每個人都是各盡自己的能力，換取自己的需要。

其次，司馬遷舉出當時中國所發現的資源情形，也相當富饒，很有利用價值的。但是現在我們新發現的資源，在質與量上都增加了許多，在這裡不作詳細的介紹了，且看他對於物資利用的觀點。

接著他又發表他史家立場的意見說，神農以前的情形怎樣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像《詩經》、《書經》這些書上所記載的事跡、自虞、夏兩代以後，由於社會的演進，人們都偏好物質生活的享受，喜歡追求聲色之娛，以及口腹之慾。heｔuｂoｏk.cｏm.ｃｏｍ身安逸樂而汲汲名利，人人都如此，沒有什麼稀奇。這種風俗的演變，不是一天形成的。自從虞夏時代開始，就逐漸轉變成近代這個樣子。社會風氣到了這一步，你即使以最高的哲理，挨家逐戶地去勸他們，放下物慾，尋求精神生活的趨脫，也是沒有用的。

因此，自上古以來，最高明的為政方法是「因之」。依著百姓的本質和稟賦，在立法行政上，很自然地把他們引到好的方向。

司馬遷這幾句話，把人類社會演變的程度，以及人心不可挽回的超勢，全都說完了。我們無論研究政治、哲學，或者經濟、歷史，對司馬遷這裡所說，和孔子《禮記。禮運篇》的敘述，互相參合研究，便可成為一部中國文化歷史演進哲學的專書。

所以司馬遷說，人類最好往這種美好的理想去努力。但是近代（司馬遷當時的近代），一般人都只圖聲色耳目的享受，已經不可能達到那麼高的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