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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開始的六十頁，描寫早期共產黨在山東Ｔ城（濟南）內的組織活動。以後的全部篇幅，就集中在描寫方鎮中方家的故事。方家也就夠品流複雜的了，既出了共產黨的陰謀家，也同時是生活腐化的當地望族。主角方祥千（就是上面所指的共產黨陰謀家，讀書人出身），對中國前途，極為關心，把心血全用在栽培當地共產黨的勢力上。在這方面，他的主要搭檔人是他的一個遠房侄子方培蘭。方培蘭是個舊小說中「俠盜」之類的人物，疏財仗義，很得當地老百姓的擁護。這兩個人物，實在可以說是作者用來作為衰頹的中國傳統中，受侵蝕最少的兩個代表：一是儒家哲學思想，二是一直受流行小說頌揚的黑社會人物的俠義之風。可是，即使憑著這兩個人，也抗拒不了共產黨以外的腐蝕勢力，因為小說結尾時，共產黨勢力，已經在山東穩定起來了。在他們的控制下，那一帶區域，搞得亂七八糟，而兩個在這地方搞組織的領導人物也被出賣了。

「好呀，天下間有這種好地方！」

以姜貴的看法，這兩人的失敗，是因為他們把對中國社會不滿的對象弄錯了。他們厭惡的，看來是人類所處的情況居多，而不是所謂中國的國恥。做人的責任，本來就是「常懷千歲憂」，搞革命的人，如果連這種做人的獨特負荷也要消除，就沒有成功的希望。方祥千提倡共產主義所犯的錯誤，與康有為和其他許多晚清的學者一樣，是一種烏托邦理想主義的​​錯誤。他們企因以一種抽象的、自以為是更快樂的、更公平的社會秩序來替代傳統的家庭與社會的組織，真是愚蠢不過的事。在遊說方培蘭入夥時，方祥千採取和-圖-書攻心之術，處處提到他侄兒的「家庭痛苦」，也充分的表露了他對社會主義無知的悲哀。

《旋風》早在一九五二年就脫稿，可是要到一九五七年才有單行本面世，而且只印了五百本（原名《今檮杌傳》）。書出之後，馬上引起台灣文壇廣泛注意。這可能是胡適先生在讀完作者送給他的贈書後，馬上寫了一封信給作者，熱烈捧場（「五百多頁的一本書，我一口氣就讀完了，可見你的白話文真夠流利痛快，讀下去毫不費勁，佩服！佩服！」）。這封信，後來製版刊了出來，成了新版本的代序。胡適這麼給姜貴熱烈捧場，理由不難理解，蓋台灣出版的反共小說，多屬八股之作。而《旋風》卓然而立，以錯綜複雜的中國生活（正面恐怖腐敗，兼而有之）做背景，從五四時期開始到抗戰初期止，把共產黨在中國竄起之來龍去脈，有非常扣人心弦的交代。除此以外，再找不到一本現代中國小說對現代中國的各種不同面貌，報導得這麼詳細，這麼引人入勝的了。

方祥千這番話，用意當然是以不負責任和人類自私的天性去打動方培蘭：老婆一不如意，離掉她；孩子既是你性活動的副產品，不請自來，往​​育兒院一送，不就了事？蘇俄政權用來壓抑人性自由發展的種種措施，竟被方祥千一本正經地解釋為孔夫子大同世界之實現，真可說是滑稽之尤。不過，這種想法，居然能在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中立足，足證道德價值之早已淪亡。（雖然方祥千這類人，確可在某些儒家經典中找出一些片段來支持他的烏托邦理論，可是，值得注意的是儒家處處重「禮」。那就是說，儒家對人和_圖_書類境況的看法是很實際的：人畢竟是個社會動物，應該在修身上下工夫，以防止道德行為的敗壞。）如果共產黨的超道德的社會福利制度，對方祥千這一類與自己切身利害並無很大關係的領袖已經有吸引力，也就難怪共產主義一為社會上更為自私的階層所接受後，社會秩序顯得這麼混亂，人民的表現，顯得那麼貪婪可怕了。在這方面看來，《旋風》實在是一部以諷刺手法來描寫色欲、貪婪與欺詐的書。

一如高陽先生在他的長文「關於《旋風》的研究」（載於《文學雜誌》一九五九年八月號）所言，《旋風》是近代中國小說中最傑出的一本，同時也是一部能夠發人深省的研究共產主義的專書，與張愛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戀》佔著​​同樣重要的地位。較少為人注意的是，《旋風》實在是中國諷刺小說傳統——從古典小說到近代作家如老舍、張天翼和錢鍾書——中最近一次的開花結果。張愛玲的短篇，無論人物與背景，多出自中國小說的傳統。姜貴對西方小說的技巧，在訓練上雖不能和張愛玲相比，但野心卻大，因為他的《旋風》是揉合著中國傳統小說和西方「浪人小說」（Picaresque novel）技巧的產品。由此看出，今天嚴肅的中國和日本作家，為了希望能在世界文壇一顯身手，迫著自己去發掘本國的固有傳統，日見成功，這真是一個可喜的現象。

《旋風》所描寫的道德混亂狀態，由頭到尾都非常緊湊。可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本書中的弦外之意，如果這種混亂的種子，不是老早就植根於非革命分子的中國人意識中，共產黨是不會得勢的。這就ｗwｗ.hｅｔubｏｏｋ.coｍ•coｍ是姜貴為什麼花這麼多的篇幅來描寫方姓各大家族的盛衰的原因了。他們毫不經心的自毀前途，正好與共產黨有計劃的製造社會暴動，成一諷刺性的比對。追求色欲享受的人，正如革命家一樣，是會對人類的狀況不滿的，所不同的是，他們要求的只是官能享受上無限制的刺|激而已。就拿地主方冉武來說吧（他可能是現代中國文學中最冥頑不靈的一個浪子）：他把家財散盡，為的只是想把土娼一類貨色的女人帶進家來。方老太太是另外一個例子。她在丈夫死後，對西門氏諸多虐待，只不過為了報復，因為西門氏當年甚得丈夫歡心。把她冷落了。而報復的心理，與淫欲一樣，往往是大動亂的前奏曲。

第二，即使就人而論，共產黨也不見得比他們「反動」的、只會為自己打算的同胞好出多少。小說開頭不久，我們就看到了一齣由一個從上海來的共方代表（史慎之）所演的話劇。這位代表先生，出盡了一切恐嚇與恐怖的手段來榨取財產，為的並不是黨的利益，而是要維持自己和當地一個唱花旦的（金彩飛）一切吃喝開支。史慎之不久就被砍了頭。這是本書許多恐怖的話劇中的一齣。書快要到結尾時，我們看到許大海和方天艾這兩個土共「成功」的諷刺故事，既荒誕，又可怕。許大海​​心狠手辣，本是方培蘭的大弟子，要傳衣缽的，可是為了自己在黨內「吃得開」，不惜把師傅和方祥千也出賣了。而方天艾更表現得進步。他本是方祥千最早的一個弟子，可是為了巴結龐月梅，hetubook.com.com不惜背棄了自己系出名門的姓氏，認了這土娼做母親，這兩件事實在有很大的象徵意義，因為從許大海的叛師與方天艾的背祖，我們可以看到傳統中國社會結構的瓦解。這真是忘恩負義與「有奶是娘」的最佳寫照。反過來說，如果方祥千和方培蘭兩人不是受過傳統中國「忠義」觀念薰陶過的話，說不定在同樣欺詐瞞騙的環境下，他們的所作所為完全與他們晚輩一模一樣。

胡適在致作者的信中，只稱讚了本書的白話文流利，好多場面都處理得有力、動人，和對共產主義成功的分析細緻等。高陽在〈關於「旋風」的研究〉一文中，叫我們進一步去注意本書所受傳統中國小說的影響。同時，他還以佛洛依德的觀點去分析書中幾個人物的性心理變態。可是，高陽先生讀得雖然細心，卻沒有注意到這一點：變態行為的描寫，通常是帶有諷刺作用的。而且，嚴格來講，這本小說大部分是喜劇化的（有些惡作劇的場面，令人笑不可抑）。《旋風》所創造出來的喜劇，是一種荒謬的喜劇。中國現代小說中，不乏這種成功的例子。借用歐文．何奧論杜斯妥也夫斯基《著魔者》（The Possessed）一句話，《旋風》是一齣「徹頭徹尾的滑稽戲」（drenched，in bubboonery）、見何奧著作《政治與小說》。當然，《旋風》不是一本富有深奧哲學意味的小說，因此在這方面不能與《著魔者》相提並論。《著魔者》營造了兩種強烈相對的氣氛：一種是因虛無主義與極權主義而引起的夢魘，一種是時隱時現的，代表著基督教愛心的靈光。）而姜貴也不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信徒。可是，為了要和圖書把那一群自私的、執迷不悟、走向自毀之途的人好好的寫出來，姜貴只好採取與杜斯妥也夫斯基在《著魔者》中相同的冷嘲熱諷的態度，用以點出道德混亂狀態之可怕，肯定心智冷靜的重要。在《旋風》中的人物，沒有幾個逃得出作者對他們的嘲諷，因為在他看來，在這群人，共產黨也好，非共產黨也好，都腐爛得無可救藥了。

「這就是孔夫子所理想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茲分兩點來說。第一，即使共產黨的目標不錯，但他們所用的手段，最後只會助長罪惡的勢力。方祥千大體說來雖然是個正直的人，但在他早期幹共產黨地下工作時，卻要不斷的妥協，為了掩護身分和增強運動勢力，他顧不了道德原則的奢侈考慮了。由此可見早期的共產黨，但求能夠增強自己的勢力，不惜採取敲詐暗殺的手段、不惜鼓勵罪惡與毒品的流通、不惜通敵（日本軍人）、不惜與任何惡勢力合作。共產黨人對土娼龐月梅、龐錦蓮母女（既是他們的「聯絡官」，又是姘頭）的唯命是從，只不過是他們在「力爭上游」時什麼事都做得來的荒誕例子之一。

「俄國經過十月革命以後，社會革命成功了。大家做工，大家種田，大家吃飯，大家一律平等，大家都有自由。結婚自由，離婚自由。老婆不如心，馬上離掉，再換新的。國家設有育兒院，孩子養下來，往育兒院一送，你就不用管了，一點也不牽累你！病了，國家設有醫院，免費替你醫治。老了，國家有養老院給你養老送終。總之，人家俄國是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