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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開始的六十頁，描寫早期共產黨在山東Ｔ城（濟南）內的組織活動。以後的全部篇幅，就集中在描寫方鎮中方家的故事。方家也就夠品流複雜的了，既出了共產黨的陰謀家，也同時是生活腐化的當地望族。主角方祥千（就是上面所指的共產黨陰謀家，讀書人出身），對中國前途，極為關心，把心血全用在栽培當地共產黨的勢力上。在這方面，他的主要搭檔人是他的一個遠房侄子方培蘭。方培蘭是個舊小說中「俠盜」之類的人物，疏財仗義，很得當地老百姓的擁護。這兩個人物，實在可以說是作者用來作為衰頹的中國傳統中，受侵蝕最少的兩個代表：一是儒家哲學思想，二是一直受流行小說頌揚的黑社會人物的俠義之風。可是，即使憑著這兩個人，也抗拒不了共產黨以外的腐蝕勢力，因為小說結尾時，共產黨勢力，已經在山東穩定起來了。在他們的控制下，那一帶區域，搞得亂七八糟，而兩個在這地方搞組織的領導人物也被出賣了。

「好呀，天下間有這種好地方！」

以姜貴的看法，這兩人的失敗，是因為他們把對中國社會不滿的對象弄錯了。他們厭惡的，看來是人類所處的情況居多，而不是所謂中國的國恥。做人的責任，本來就是「常懷千歲憂」，搞革命的人，如果連這種做人的獨特負荷也要消除，就沒有成功的希望。方祥千提倡共產主義所犯的錯誤，與康有為和其他許多晚清的學者一樣，是一種烏托邦理想主義的​​錯誤。他們企因以一種抽象的、自以為是更快樂的、更公平的社會秩序來替代傳統的家庭與社會的組織，真是愚蠢不過的事。在遊說方培蘭入夥時，方祥千採取和圖書攻心之術，處處提到他侄兒的「家庭痛苦」，也充分的表露了他對社會主義無知的悲哀。

《旋風》早在一九五二年就脫稿，可是要到一九五七年才有單行本面世，而且只印了五百本（原名《今檮杌傳》）。書出之後，馬上引起台灣文壇廣泛注意。這可能是胡適先生在讀完作者送給他的贈書後，馬上寫了一封信給作者，熱烈捧場（「五百多頁的一本書，我一口氣就讀完了，可見你的白話文真夠流利痛快，讀下去毫不費勁，佩服！佩服！」）。這封信，後來製版刊了出來，成了新版本的代序。胡適這麼給姜貴熱烈捧場，理由不難理解，蓋台灣出版的反共小說，多屬八股之作。而《旋風》卓然而立，以錯綜複雜的中國生活（正面恐怖腐敗，兼而有之）做背景，從五四時期開始到抗戰初期止，把共產黨在中國竄起之來龍去脈，有非常扣人心弦的交代。除此以外，再找不到一本現代中國小說對現代中國的各種不同面貌，報導得這麼詳細，這麼引人入勝的了。

方祥千這番話，用意當然是以不負責任和人類自私的天性去打動方培蘭：老婆一不如意，離掉她；孩子既是你性活動的副產品，不請自來，往​​育兒院一送，不就了事？蘇俄政權用來壓抑人性自由發展的種種措施，竟被方祥千一本正經地解釋為孔夫子大同世界之實現，真可說是滑稽之尤。不過，這種想法，居然能在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中立足，足證道德價值之早已淪亡。（雖然方祥千這類人，確可在某些儒家經典中找出一些片段來支持他的烏托邦理論，可是，值得注意的是儒家處處重「禮」。那就是說，儒家對人類境況的www.ｈｅｔuｂｏok.cｏｍ.ｃｏm看法是很實際的：人畢竟是個社會動物，應該在修身上下工夫，以防止道德行為的敗壞。）如果共產黨的超道德的社會福利制度，對方祥千這一類與自己切身利害並無很大關係的領袖已經有吸引力，也就難怪共產主義一為社會上更為自私的階層所接受後，社會秩序顯得這麼混亂，人民的表現，顯得那麼貪婪可怕了。在這方面看來，《旋風》實在是一部以諷刺手法來描寫色欲、貪婪與欺詐的書。

一如高陽先生在他的長文「關於《旋風》的研究」（載於《文學雜誌》一九五九年八月號）所言，《旋風》是近代中國小說中最傑出的一本，同時也是一部能夠發人深省的研究共產主義的專書，與張愛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戀》佔著​​同樣重要的地位。較少為人注意的是，《旋風》實在是中國諷刺小說傳統——從古典小說到近代作家如老舍、張天翼和錢鍾書——中最近一次的開花結果。張愛玲的短篇，無論人物與背景，多出自中國小說的傳統。姜貴對西方小說的技巧，在訓練上雖不能和張愛玲相比，但野心卻大，因為他的《旋風》是揉合著中國傳統小說和西方「浪人小說」（Picaresque novel）技巧的產品。由此看出，今天嚴肅的中國和日本作家，為了希望能在世界文壇一顯身手，迫著自己去發掘本國的固有傳統，日見成功，這真是一個可喜的現象。

《旋風》所描寫的道德混亂狀態，由頭到尾都非常緊湊。可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本書中的弦外之意，如果這種混亂的種子，不是老早就植根於非革命分子的中國人意識中，共產黨是不會得勢ｍ.ｈeｔｕboｏｋ•ｃoｍ•ｃom的。這就是姜貴為什麼花這麼多的篇幅來描寫方姓各大家族的盛衰的原因了。他們毫不經心的自毀前途，正好與共產黨有計劃的製造社會暴動，成一諷刺性的比對。追求色欲享受的人，正如革命家一樣，是會對人類的狀況不滿的，所不同的是，他們要求的只是官能享受上無限制的刺|激而已。就拿地主方冉武來說吧（他可能是現代中國文學中最冥頑不靈的一個浪子）：他把家財散盡，為的只是想把土娼一類貨色的女人帶進家來。方老太太是另外一個例子。她在丈夫死後，對西門氏諸多虐待，只不過為了報復，因為西門氏當年甚得丈夫歡心。把她冷落了。而報復的心理，與淫欲一樣，往往是大動亂的前奏曲。

第二，即使就人而論，共產黨也不見得比他們「反動」的、只會為自己打算的同胞好出多少。小說開頭不久，我們就看到了一齣由一個從上海來的共方代表（史慎之）所演的話劇。這位代表先生，出盡了一切恐嚇與恐怖的手段來榨取財產，為的並不是黨的利益，而是要維持自己和當地一個唱花旦的（金彩飛）一切吃喝開支。史慎之不久就被砍了頭。這是本書許多恐怖的話劇中的一齣。書快要到結尾時，我們看到許大海和方天艾這兩個土共「成功」的諷刺故事，既荒誕，又可怕。許大海​​心狠手辣，本是方培蘭的大弟子，要傳衣缽的，可是為了自己在黨內「吃得開」，不惜把師傅和方祥千也出賣了。而方天艾更表現得進步。他本是方祥千最早的一個弟子，可是為了巴結龐月梅和圖書，不惜背棄了自己系出名門的姓氏，認了這土娼做母親，這兩件事實在有很大的象徵意義，因為從許大海的叛師與方天艾的背祖，我們可以看到傳統中國社會結構的瓦解。這真是忘恩負義與「有奶是娘」的最佳寫照。反過來說，如果方祥千和方培蘭兩人不是受過傳統中國「忠義」觀念薰陶過的話，說不定在同樣欺詐瞞騙的環境下，他們的所作所為完全與他們晚輩一模一樣。

胡適在致作者的信中，只稱讚了本書的白話文流利，好多場面都處理得有力、動人，和對共產主義成功的分析細緻等。高陽在〈關於「旋風」的研究〉一文中，叫我們進一步去注意本書所受傳統中國小說的影響。同時，他還以佛洛依德的觀點去分析書中幾個人物的性心理變態。可是，高陽先生讀得雖然細心，卻沒有注意到這一點：變態行為的描寫，通常是帶有諷刺作用的。而且，嚴格來講，這本小說大部分是喜劇化的（有些惡作劇的場面，令人笑不可抑）。《旋風》所創造出來的喜劇，是一種荒謬的喜劇。中國現代小說中，不乏這種成功的例子。借用歐文．何奧論杜斯妥也夫斯基《著魔者》（The Possessed）一句話，《旋風》是一齣「徹頭徹尾的滑稽戲」（drenched，in bubboonery）、見何奧著作《政治與小說》。當然，《旋風》不是一本富有深奧哲學意味的小說，因此在這方面不能與《著魔者》相提並論。《著魔者》營造了兩種強烈相對的氣氛：一種是因虛無主義與極權主義而引起的夢魘，一種是時隱時現的，代表著基督教愛心的靈光。）而姜貴也不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信徒。可是，為了要把和圖書那一群自私的、執迷不悟、走向自毀之途的人好好的寫出來，姜貴只好採取與杜斯妥也夫斯基在《著魔者》中相同的冷嘲熱諷的態度，用以點出道德混亂狀態之可怕，肯定心智冷靜的重要。在《旋風》中的人物，沒有幾個逃得出作者對他們的嘲諷，因為在他看來，在這群人，共產黨也好，非共產黨也好，都腐爛得無可救藥了。

「這就是孔夫子所理想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茲分兩點來說。第一，即使共產黨的目標不錯，但他們所用的手段，最後只會助長罪惡的勢力。方祥千大體說來雖然是個正直的人，但在他早期幹共產黨地下工作時，卻要不斷的妥協，為了掩護身分和增強運動勢力，他顧不了道德原則的奢侈考慮了。由此可見早期的共產黨，但求能夠增強自己的勢力，不惜採取敲詐暗殺的手段、不惜鼓勵罪惡與毒品的流通、不惜通敵（日本軍人）、不惜與任何惡勢力合作。共產黨人對土娼龐月梅、龐錦蓮母女（既是他們的「聯絡官」，又是姘頭）的唯命是從，只不過是他們在「力爭上游」時什麼事都做得來的荒誕例子之一。

「俄國經過十月革命以後，社會革命成功了。大家做工，大家種田，大家吃飯，大家一律平等，大家都有自由。結婚自由，離婚自由。老婆不如心，馬上離掉，再換新的。國家設有育兒院，孩子養下來，往育兒院一送，你就不用管了，一點也不牽累你！病了，國家設有醫院，免費替你醫治。老了，國家有養老院給你養老送終。總之，人家俄國是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