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縣長
「夜了。」
尹老也來舀水淘米，升火熬了一鍋粥，又切了一碟醃菜端上桌來。老頭老太看這情景，才如釋重負地起身，隨手拎起他們屁股下的小板凳走了。他們前腳才出門，尹老便去碗櫥裡端出一碗湖南臘肉來。這還是我從西安捎來的，他沒捨得吃，特意留著。
尹老不屑地「呸」了一聲，表示與我同感。
我們漱洗完畢，已經九點半。在這山城裡一般人家這時早已進入夢鄉了。正準備熄燈上床時，我突然聽到有叩門的聲音，很是輕微。尹老正坐在床沿，彎著身脫鞋，好像毫無所聞。我好奇地拔去了門閂，只見一個人影隨著呼嘯的山風閃進來，還隨手替我把門帶上，動作乾淨俐落得很。在搖曳的燈光下一看，竟是尹縣長。我不免驚訝起來，這麼晚了，他還來串門。
「也不過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怎麼就想不起來呢？」中年女子又說了，「他還是你兒子手下的人，多少人都知道這回事，難道他就不曾給自己老子提一句？十八歲的小伙子呀，活蹦跳的，竟讓尹飛龍這個軍閥、惡霸給一槍送了命！這是階級仇恨呀，能不給他報嗎？你自己的兒子又是怎麼死的？文化革命嘛，就是要算這筆總帳！」
沉默了一陣，他突然盯緊了我的臉，很誠懇地問：「究竟為什麼要搞這文化革命？」
揪出推行資反路線的ＸＸＸ！
屋裡已經黑得臉都看不清楚了，尹老卻沒想到開燈，只自己悶坐在床沿。我疲倦得直想躺下來，終於忍不住去扭亮了燈。乘著這兩個女人打開書翻找《語錄》時，我開了門溜出，到縣中找小張。
「怎麼死的？還不是給尹飛龍當炮灰！他頑固反共，把青年子弟押去當炮灰，真是罪大惡極！你這大把年紀了，還顧忌什麼？快站出來跟他劃清界線！」
漸漸地，他嗓門乾啞起來，終至哽咽不成聲，只剩慘笑的樣子，我除了嘆息一聲，也無話可以安慰他。
縣政府大門前冷清清的，只有一個中年男子勾著頭，彎著腰，在打掃臺階；另一個年輕的小伙子站在旁邊監視，悠閒地吐著煙圈。這也許就是挨頭一炮的縣黨委書記，不過我沒有心思打聽罷了。街上人來人往，比前幾天熱鬧些；其中很多是戴紅袖章穿綠制服的中學生。到處都是觸目的紅顏色，紅紙標語，紅色大字報和紅色招牌，在夕陽裡，一片紅得冒火的景象。我仔細瞧瞧這街上兩旁的鋪子，原來都換上了新名稱：「工農」百貨公司，「戰鬥」飯館，「紅衛兵」照相館，「衛東」小吃鋪，「東方紅」戲院，「為民」農具修理廠——。
我告訴他，劉少奇已經靠邊站了，那本《論黨》變為大毒草，因為引了孔孟的話。他不僅是驚訝，簡直是胡塗了。
我告訴他，我打算第二天便回西安。
「你不能想得太多，」我說，「我們都不能想得太多，每個人盡了本份就是對國家有貢獻了。」
「快別這麼說！」我趕緊警告他，「你這位親戚如果推行了這一套，少不得也會挨批判的。」
「大鳴大放時，他說了幾句，主要是自己帶頭批評農業政策。誰知突然來個反右，差一點給戴上右派的帽子。他愛人本來在縣中工作的，也調了職，不是叨著尹縣長起義的光，有政策明擺著，早給下放回陝北窯洞去了。本來要培養尹縣長入黨的。他也打了報告上去了，這下反右，一切全完了。話又說回來，他也並不真想入黨。他曾對我說過，這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他一輩子也學不到手。本來，在反右以後，也風傳著要罷掉他的縣長官位。可是六〇年春夏，我們連著碰到空前大旱，玉米、麥子顆粒無收。農民情緒壞透了，地也不願種了，搶糧、偷竊的案子發生了好幾起，政府的救濟糧也不能解決問題。這時候，不但不好撤尹縣長的職，還特地派他抓農業生產去。那兩年，他親自下到農村，號召農民堅持生產，同時放寬限制，鼓勵他們的積極性，恢復自留地，搞包產到戶，還有自由買賣的集市——」
「殺人償命，還能有二話嗎？」小張再迫了一句。
我掏出一包「大前門」香菸，向尹縣長遞過去，但他搖頭，說一向不吸菸。我就自己點了一支，開始好心勸他，要相信黨的政策，相信群眾，更要相信批判從嚴，但處理從寬。一根菸燒完，我嘴也說乾了，再說就要純粹扯謊。
「什麼罪名呢？」
「你怎麼回答呢？」我說。
我頂著寒風，從街東踅到街西，再踱回來。所有鋪面全落了鎖後，我只得回尹老家來。那兩個女的仍在勸說，而尹老嘴裡叼了旱菸，仍是洗耳恭聽地坐在床沿。我累得連連打呵欠，看了手錶，已經快十點了。那幹部模樣的婦人見我看錶，就起身說：「你們早些休息吧，我們明天再談。」她很快的就同老太婆走了。
我遠遠就望見中學的門口聚了一大群人，走近時，才知道有人在辯論。那人群擠得密密麻麻，針都插不進似的。我本想往回走，突然聽到辯論的一方，聲音似乎很熟悉。誰呢？我好奇起來，決定看個究竟。於是，我背靠校牆，把行李袋做墊腳石，然後扶著牆，站上去看。是三個紅衛兵在辯論，一個招架兩個。那單槍匹馬的，是個方臉濃眉的少年，顯然只有固守的餘地了，滿臉通紅，嘴裡粗聲粗氣的，不停地用手抹額頭的汗。他的兩個對手，因為佔了上風了，很得意，竟唾沫橫飛，昂頭瞪眼的像鬥勝的公雞；其中特別神氣活現的正是小張。他也是臉紅脖子粗，但盛氣凌人，頭挺得比誰都高。
ＸＸＸ東窗事發，末日來臨！
我和尹縣長只見過兩次面，卻老忘不了他。
「準是一小撮保皇狗幹的！」小張咬牙切齒地說，「他們想保走資派，就轉移鬥爭大方向，打起落水狗來了。」
尹老第一次開了口。他不知何時已收和_圖_書起了旱菸管，正兩手交握著，焦慮地望著尹縣長。
他點點頭。「六七年初的事。」
「我到興安那天，正好趕上開公審尹飛龍的大會。我記得，一宣讀立即執行死刑的判決後，尹縣長頭向前栽下去。如果不是後面兩個紅衛兵拉著他，他大概會昏倒。他老婆想衝上臺去，嘴裡直嚷著：『講政策，你們講政策呀！』她當場就被人架走。這一來，群眾反應不熱烈了，只有會場前部和兩旁的紅衛兵鼓掌歡呼。我哥哥立刻跳上臺呼口號：『血債要血來還！』『處決軍閥、惡霸、反革命尹飛龍是毛澤東思想偉大勝利！』起先，我們還跟著喊，可是聲音越來越稀，越來越低。我當時好像喉嚨被什麼堵住了，胸口飽脹得難受。到最後一句毛主席萬歲時，只剩下臺上的人跟著喊。大家一看，跟著喊的竟是尹飛龍！他雙手被人架在身後，眼鏡掉了，但頭卻昂起，臘黃著臉，鼓直了眼睛，低沉有力地喊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我們都呆了，全場不作聲，只聽著他一個人喊。」
「我哥哥不怎麼好——」他有些口吃起來，好像拿不準該讓我知道多少才是。「他已經三個多月不回家了，大家也不知道他在哪裡，我伯父為他氣得發了胃病——」
我們都沉默了。
「算了，那些罪名我全知道，牽強附會到極點！他是嚮應號召起義的，何至於死罪？」
「尹老頭，你想了沒有呀？」這中年女子一推門進來就問，銳利的眼光把桌上的碗盤來回掃過兩遍。
「誰都知道尹飛龍多年來是掛名的縣長，大張旗鼓地搞他完全脫離大方向——這才真叫撈小蝦，溜掉大魚！那黨委書記貪污腐化，亂搞男女關係，民憤大極了，卻輕輕放過。我懷疑就是他在幕後操縱一部分紅衛兵，製造分裂。可是我一提出要捉黑手，有的反而說我有意包庇親戚，真他媽的！」
尹縣長摘去了帽子，除下了眼鏡。也許一時不知說什麼好，他竟掏出一塊手帕，專心地揩拭起鏡片來了。一去了眼鏡，他那黑黃的臉似乎放大了些，籠罩著惶惑和疲倦的神色。因坐的近，我注意到他左眼角有一道疤痕，直拖到耳邊，右手背上也有寸把長的手術縫痕。這些大概是他從前當過軍人的表記吧，我想，否則他現在的模樣，怎麼也叫人想像不出他曾是大字報所指的「軍閥」。我不知道他是否曉得自己被貼了大字報，我是不忍心提起。
「我還是一句話，」方臉的少年不服氣地掙扎說，「我們要本著黨的政策，是起義就既往不咎，這才合乎毛主席的教導。」
在這個問題上，我也不比他清楚多少，所以我趕緊換個話題。
「我知道共產主義時，已快三十歲了，」他回憶地說。「那時，我也不清楚共產主義的理想是否一定能實現，實現了以後又是什麼樣的情況。我十五歲時被拉去當兵，吃了多少的苦頭。那時心裡只想著怎麼熬過去，向上爬，有一天做到團長，師長，將軍——我從來想到的就是我自己。所以，當有人向我談到共產主義是教人為別人活著，為中國老百姓做事，我開始感到自己真渺小，真骯髒，覺得自己一向都白活了。我記得，我曾經感動得手腳冒汗，握在手裡的馬鞭子變得水淋淋的——但是我畢竟是個老粗出身，小時候沒有好好讀過書，解放以來，雖幾次參加學習班，可惜文化水平太低，總是讀不懂馬列主義。我有時候相信，它們是專門給知識份子看的，或者本來就不是給中國人看的。反右以前，組織上曾經輔導我學習劉少奇的論黨，還有一些心得。到底是中國人說的話。現在號召大家學習毛主席的著作，前天我們才從倉庫裡搬出幾套來，全落滿了灰塵。」
因為疲勞過度，我在熄燈上床後，發覺全身骨節全散了似的，痠痛無比。在闔眼前，我勉強掙扎著，向對鋪的尹老勸兩句：「你還是有什麼說什麼吧，尹老。這種『談心說服』的學習班，無日無夜的，不達目的不罷休，你又何苦呢？還是相信黨，相信群眾，把事情搞清楚就算了——」
他聳聳肩。
到底是山區人家，富有人情味——我想著也頗為感動——辦學習班也想到讓人早休息。在外地，不都是輪番作戰，從早上八點直幹到深夜一、兩點嗎？
事情確是變化得很快。我才不見小張兩天，小小的縣城就出現了紅紅綠綠的大字報，宣告當地紅衛兵組織的成立，號召居民、學生起來革命，更要幹部「引火燒身」，自己跳出來批判自己。
「這樣，不費一粒子彈，陝南三個縣便插上了紅旗。」
「這樣說，尹縣長表現還挺積極呢。」
他搖搖頭說：「他已經去世了。」
小張的名氣似乎不小，一找便著。原來他當上了造反團的副司令兼宣傳部長，獨自坐鎮一個辦公室，還配備了女秘書。辦公室門上新添了「宣傳部重地，閒人莫入」的紅字。這裡人進人出，燈火輝煌，一派徹夜工作的氣氛。小張自己一身嶄新的綠軍服，腰裡紮著寬皮帶，紅光滿面，一副少年得意的模樣。
「那尹老先生還好吧？」我想起那好客的老人。
「尹縣長被綁在一根預先插在石堆裡的木樁上。當舉槍對準他時，他又仰頭高呼：『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眼睛鼓得大大的，眼球好像要爆裂開來似的，嘴唇也咬出血來。大家嚇壞了，對著這樣的囗號怎能開槍呢？非讓他停止喊口號不可！我哥哥正好有兩條大手帕，就上去把他的嘴堵上了，劊子手這才開了槍。這一次，一聲歡呼都沒有，也沒有人想走近去看，屍體就孤零零地斜掛在木樁上——我偏過頭不敢看，一個農民卻盯著我問：他這麼喊毛主席萬歲，怎麼還槍斃他？」
老頭聽了倒笑出來，不在乎地說：「批判算什麼！不要說當幹和*圖*書部的挨批判是家常便飯，連我這個小小老百姓，這幾年來，在大會小會上，也不知被批判過多少回了。」
他一直細心地聽著，不時還點頭附和，雖然神色間掩藏不住一絲苦笑。
一星期後，我又回到興安。正是落日時分，山峰、樹木和屋宇都沐浴在夕陽裡，一片金光燦爛。汽車站裡四面貼滿了大字報，還有色彩鮮艷的連環畫和宣傳畫，花花綠綠的，令人應接不暇。我提著行李袋，在那兩條板凳的候車室裡走了一轉。只溜眼一下那些標題，便知道尹縣長已成眾矢之的了。我想踅到縣立中學看大字報，經過戲院門口時，看到大幅的標語已經蓋住了電影廣告，「停止營業全力鬧革命」的通知封住了售票窗。
「我從來不是縣裡的第一把手——連第二都不是。不搞組織，不管宣傳，不曾出謀畫策過。黨叫幹啥，就幹啥。一共就是一個腦袋，隨黨怎麼改造——至於我的歷史，解放以來，也交代過五六回了，還有什麼隱瞞、謊報呢？」
那天，自從日頭沒入山峰後，便刮起了風。入黑以後，更是呼呼作吼，一陣緊似一陣。小張怕天氣有變，不肯多留，翻上衣領遮風，便匆匆走了。尹老開了燈，便去收拾飯桌，燒水封火。我理出一個手提袋，準備第二天隨身帶走。
一九六六年秋天，我從北京到西安，住在朋友老張家。那時老張的獨子正是不可一世的紅衛兵，還是個小毛頭。才高二的小伙子，他已器宇不凡，張口閉嘴都是保衛毛主席、造反有理的革命道理。這小張身上一套草綠軍衣，因為捨不得換下來洗，領口和袖口都油污發亮了；臂上套著五寸長的紅綢袖章，倒是非常耀眼，見了人喜把右手叉在腰上，迫得別人不得不正視這紅袖章所代表的權威。其時，他和另一位紅衛兵正要往陝南的興安縣，去點燃革命的火種。據說那一帶的革命形勢遠遠落後，連個紅衛兵組織都沒有，因此西安「紅總司」總部決定派兩位得力的幹部去開展工作。小張是主動要求去的。他本來就是興安人，十二歲時才隨父母遷到省城來，這一次，除了革命需要，還可以重遊舊地，探親訪友，堪稱公私兩便。當然在那時候是絕對不能說公私兩便，否則非受批判不可。因為當時正在破私立公，只能用毛澤東「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教導，來作為個人行為的準則。我正好辦完差事，還有半個月左右的差假，而西安的名勝古蹟如大小雁塔、碑林和半邊坡的出土文物，早在以往的出差中就遊覽過。既然覺得待在西安也無聊，就接受老張的建議，同小張他們去陝南，看看漢中盆地的景物。
山風顯著的減弱了，相伴而來的是沙沙的雨聲，細細碎碎的，像春蠶啃桑葉一般。尹縣長如夢初醒似地站起，套上了帽子，又不知所云地自言自語了幾句。尹老直搖著頭，默默和我送他出門。尹老把門邊的傘給他，卻被婉拒。看著他高高的身子消失在黑夜和風雨中，尹老才閂上了門，立刻熄了燈。我們彼此一語不發，摸著黑上了床。
誰知張小弟聽了，臉頓時發暗。
「有這回事？」老頭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張大了嘴瞪著我。
我和尹老都不知說什麼好。尹老乾咳了兩聲，又在衣袋裡摸索火柴，然後點起那根相依為命的菸管。
「唉，咱們這個縣比較複雜，加上是個窮山區，生產老是上不去嘛。生產上不去，什麼問題都來了，解決不了就撤黨委的職。說實話，解放以來，產量翻了番，我們的生活比以前好些，但哪能同關中一帶比呢？你剛從關中來，你就曉得：那八百里秦川，種一季能坐吃兩季的。咱這裡可差遠了！十年九旱，人民政府雖盡過力，可是天時一不好還會鬧饑荒，啃樹皮吃草還是有的。前幾年收成壞，我曾回山裡老家一次。鄰家的大姑娘不能出來見客——沒有長褲穿。原來她娘早把布票變換糧食吃了！我這是自己人說話，相信你不會給我一頂反革命帽子戴。」
又颳過一陣大風，暮色就提早降臨。
「當時都認為是革命需要，不槍斃個把人不足以樹立威風，擴大影響。事後大家也覺得過份了些。我們派還有人想替他平反，只是時候還不到，不曾提出罷了。類似這樣的事也不止尹飛龍一個。」
「包在我身上，」他拍拍胸脯說，「明天一早就有消息。」
我本來想問他何以改變了對他表叔的看法，但是有女秘書在旁監視著，我也只得壓下自己的好奇。我只告訴他有急事想趕回北京，明天得離開縣城，請他設法解決交通工具。他倒答應得很爽快。
雖是那麼自我辯解一番，然而自這次談話後，尹老就掛上一副若有所思的臉色，沉默寡言起來。沒事時他就坐在門口矮凳上，抽一口旱菸，神經質地眨巴著眼睛，似乎獨自在揣摩什麼事情。
整個縣城的精華是一條東西走向的公路。尹老的房屋在西頭，我站在路邊，翹首東望，本縣的重要建築物——最遠是縣中、小學和電影院，中段是縣政府、百貨公司和汽車站，靠西頭是縣醫院——都盡收眼底。那幾天，常看到中學生拎著一桶煮麵糊，拿了板刷，在牆上大把地刷上麵糊，然後貼上大字報。進城辦事的農民都好奇地站著瞧，年輕的還指指點點的談論幾句。偶然傳來馬達聲響，人們的注意力立刻轉過去。原來是山裡開來的拖拉機，正招搖過市，小小拖車上擠滿了一張張興奮的，被風吹日曬得又紅又亮的臉。車子過後，大家的眼睛又回到斗大的墨字和煽動性的標語上：
他立刻向我們表示歉意，說不該這麼晚還來打攪我們休息。
「你們兄弟倆也太拋頭露面了，」我不客氣地批評起來，「現在什麼時候啦，還讓你們繼續造反嗎？馬上都要軍管了。年輕人不曉得學習，
和_圖_書不重視組織紀律，成天打架，爭權奪利，這樣下去難保有好下場！」
小張這位表叔對這匆匆碰面又分手，似乎感到又驚訝又莫名其妙。除了慇勤地向我們點頭微笑外，他詫異的眼光一直追隨著小張膀子上的紅袖章。這個人身材很高，雖然黑黑瘦瘦的，腰板卻挺得很硬，年輕時想必體態很威武的；看人時，目光凝注著對方；聽人說話時，頭微傾過來，唯恐聽漏似的，臉上的表情既溫和又謙虛。五十歲不到的年紀，一身半舊的灰色中山裝洗刷得很整潔，布鞋布襪，真是中國由南到北典型的老幹部模樣。
「黨委書記怎麼換得這麼勤呢？」我不免詫異了。
六八年春一個颳風的下午，我在北京東單公園裡閒步，無意中撞見了小張的堂弟。在西安時，只見過一面，還虧他先認出了我，向我打招呼。他穿了一身臃腫的棉衣，挎了個腰包，正一個人坐在條凳上削鴨梨吃。驚喜之餘，我在他身邊坐下，同他聊起來。他是和一些紅衛兵代表來北京告狀的。原來陝西紅總司已分裂成勢不兩立的兩派，彼此文攻武衛，糾纏個不休。他們這一派先發制人，派代表到首都爭取中央文革的支持。
因為不知道客人的姓名，我和小張的同學也客氣地用「表叔」向他招呼。剛一介紹完，小張就慌張地拉起我的手腕看錶，嘴裡說著「不早了，怕學生宿舍要關門」，急急忙忙地催著他的同學，一起扛了鋪蓋捲就走。
「我還是不明白，這文化革命跟我有什麼大關係。」
「呸！」小張憤怒地駁斥他，「你還沒有學通毛主席的教導哪！毛主席還說過：有冤報冤，有仇報仇，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怎麼樣？現在是給階級兄弟報仇的時候啦！」
接著，張小弟站起身，說要回去開會，匆匆走了。我也不問尹老是怎麼死的，腦子裡只是反覆地湧上一句平日誦熟的毛澤東的話：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
正說著，一陣風颳來，泥沙紙屑都捲起在空中翻騰，太陽早不知被驅趕到何方去了，滿天昏昏慘慘，一片黃濛濛。我瞇緊眼，頭順著風勢躲，臉皮被風沙刷得麻癢癢的。那黃土高原長大的少年卻毫不在乎；風颳得疾時，他還興奮地張開兩臂，想捕捉一把似的。風過後，他又拾起了話頭。
「他起義有功做了縣長，雖然是黨委書記抓實權，但大家都愛戴他尹縣長。」
「就走了？還早吧。」他誇耀地捋起左手袖子，仔細瞧了一眼手腕上新添的一隻錶。
他越說越有氣，不勝委屈似的。條凳也坐不住了，霍地站起，一拳打在飯桌上，碗碟差點震破。我嚇了一跳，卻也不知怎麼安慰他才好。我望望尹老，他漠然地眨巴兩下眼，依舊抽他的菸。偶而他冷眼端詳著小張，但也不說什麼。
這篇大字報標題是：「誰是真正的階級敵人？」底下小標題是：「提防撈了小蝦，溜走大魚！」它要大家合力揪出縣府內真正的階級敵人和潛藏的地痞流氓；說他一向偽裝積極，謊報成份，剝削成性，他的「地主婆」老婆從來都抗拒改造云云。我本來不知道這影射何人，後來聽了旁邊的人七嘴八舌地議論，才明白指的是尹縣長。
他坐下來和尹老寒暄，話了一回家常後，才客氣地向我盤問來歷。一知道我是外地人，專誠到陝南來遊歷，他似乎放下了心，向我表示歡迎外，他還帶著中原一帶人特有的純樸自謙的口氣說：「我們興安是窮鄉僻壤，除了這一眼望不到邊的秦嶺、大巴山外，就只有一條漢水了。北邊山裡倒有一些瀑布，還值得賞玩。可惜近來又搞運動了，抽不開身，否則我非常願意陪你去走走。」
火終於燒到尹縣長頭上了。明知這是時勢所趨，絕無可免的事，我仍然喟嘆了一聲。
我嚴肅地搖搖頭。「我不是黨員，而且最恨背後給人打報告。」
「包庇親戚會罪加一等！」老太婆也插上嘴。「別看他常來看顧你，那是黃鼠狼拜年，不安好心哪！他不做虧心事，何必這麼積極想封住你嘴呢？」
我把行李袋放在一週前睡過的小塌旁，自己打水洗臉去。我開始後悔又回到興安來——我本可以由漢中直接經西安回北京的——只不過要回來取一個挎包，兼替北京的朋友買一隻木澡盆，誰知偏趕上人家在整尹老！他已自身難保，家裡再住個外地來的，豈不使他難上加難！我一邊抹臉，一邊下了決心，只要一弄到車票，立刻就走。
「瞧！人家能大義滅親，你這立場，又站在哪兒啦？」另外一個氣勢洶洶地責問。
聽到我對紅衛兵的苛責，他很不好意思，辯解地說：「我們是有缺點，找伯父也是這麼說來的。我還是頭一次離開陝西哪。我啥事也不出面，我這次是抓了個機會到北京來玩的。不像我哥哥，他陷得太深，不能自拔了。我爸爸說他是讓勝利給沖昏了頭腦。槍斃尹縣長那一陣子，他真是紅得發紫——」
我笑笑，也不說什麼，就離開了這「宣傳部重地」，自己在街上蹓躂。才九點鐘，但行人稀少，多數鋪子已打烊了，很多住家也熄了燈。這時山風吹來，倍感夜涼如水；鐮刀似的月亮掛在山巔，聳入雲霄的群峰，在朦朧的月色裡，顯得陰森森的，宛如窺視的猛獸，伺機要圍撲過來。
「我們雖是本家，但我也不是憑空給他塗脂抹粉——你問問這方圓四十里的人去。他起義投誠時，不求自己封官發財，只要求保障手下的士兵安全，給機會改過自新。這樣的人，怕也不多吧？」
也許「運動」這個字眼使他想起什麼，他的臉色竟暗了下來，輕輕地嘆了口氣。尹老頭扭亮了唯一的一隻燈泡，給他端了一碗開水。他沒有喝水，發呆地坐了一會，就告辭走了。
「怎麼，他犯了錯誤不成？」
他連著點頭。「早離開這裡好。」說完，他埋頭喝和圖書粥，絕口不提自己的事。
聽完我說了一大通後，他才開口，同時慢條斯理地把眼鏡四平八穩地戴上。
我聽了也很為我的老朋友難受。張小弟說，他們哥兒倆不巧是對立派。小張那一派武鬥搞得兇，頭頭都受到通緝；可能風聲緊，他躲起來了。
他苦笑地聳肩膀。「我叫他少管閒事。」
原來尹縣長在解放前是胡宗南手下的軍官，佔據過秦嶺東南的一些關口，手下有好幾千名士兵，因為秦嶺地勢險要，雖攻必不可下，早有地下黨人奉令給尹上校做思想工作。那時尹上校是二十多歲的熱血青年，手下的兵多是秦嶺山區的子弟，對他也頗信服的。當他毅然決然向共產黨投誠時，部下也是一面倒。
那天晚飯後，小張來找我，給我送來了第二天去漢中的汽車票。我提起白天看到的大字報，順便問他，這位「縣長表叔」究竟怎麼回事。
第二天，出乎意料之外，小張居然派人送來了一張搭乘當天飛機的介紹信。我並且搖身一變，成了他們造反團的特別觀察員，連飛機票都不用花錢買。起飛時，小張還來揮手作別。我隔著機窗向他揮手，可惜轉眼就失去了他的影蹤，連興安縣城也不見了。機窗外，除了山，還是山，是連綿不斷，萬古千秋，偉大的秦嶺。
吃罷晚飯，小張倆正要動身去縣中，一個戴眼鏡穿幹部服裝的男子跨進門來。小張乍見了他，愣了一會，才靦腆又勉強地向來客喊了一聲表叔，接著就把我們介紹給客人，向我們說：「這是我的遠房表叔。」他把「遠房」兩字咬得很重。
「我實在不曉得，」尹老漫應著，管自收拾著碗盤。
誰捂蓋子就和誰鬥到底！
「怎麼，你表叔還是一個老運動員嗎？」我好奇地盯著小張問。
「你說什麼？」我立刻打岔。「槍斃尹縣長？」
「我當真老了，跟不上形勢了——」他洩氣地搖著腦袋，額上幾根白髮也跟著顫抖起來。突然，他又固執起來，鎖緊了眉頭，使得一張臉活像一隻乾癟了的橘子。「我不懂，」他賭氣地說，「那時候，不這樣做，農民不造反啦？」
「你為什麼兩次報成份不一樣呢？」
良久，才傳來尹老一聲拖長的苦笑。
也許旅途勞累，我突然感到頭昏眼花，心口作噁，便連忙跳下來，撿起手提袋，迎著微弱的夕陽走向尹老的家。一路上，耳朵裡似乎仍震盪著「殺人償命」的呼喊。
我從他急切的語調，已能想像他心中所受的困擾。然而我那時候，也不明白這文化大革命的意義，卻只管把報章上看的，耳朵裡聽慣的，對他背誦如流。
我點點頭。有一次我坐板車進山，曾經過那裡——兩旁懸崖絕壁，中間是山溝沖出的一片扇形亂石地帶。
我同意。「這樣的人確是不多。」
「說的是。據說這次是為了反修防修，主要挖的是劉少奇的修正主義根子，其他具體執行的人，還不是消消毒就算了。」
「本來，有人提議公審時，照例用鐵絲箍住他的嘴，怕他喊反動口號。可是有人說不必要，諒他沒有這個膽量，終於沒用。現在眼睜睜看著他喊毛主席萬歲，綁架他的人又不敢用手摀住他的嘴——怕犯錯誤。忽然，後面的觀眾騷動起來，往臺前擁擠，任大會主席怎麼喊『加強革命紀律』，全不理睬。紅衛兵慌忙搶上臺，霸住了，不許群眾上去。主席只好宣佈立即槍決，唯恐生出亂子。於是四五個人把尹縣長拖上卡車，預定遊街的節目也取消了，就直接往亂石堆開去。您知道溝口的亂石堆吧？」
事情既已講妥，我起身告辭。
「我確是謊報，」他坦白承認，一臉的懊悔莫及。「我向黨投誠後不久，被編在一個學習班裡，每天學習優待俘虜的政策。幹部號召大家向黨坦白，交心。有人帶頭向黨交代，供出來的罪行真是嚇壞人，槍斃他都有餘，可是都被寬大處理，絲毫不追究。我們這些官兵都感動得流淚了，人人爭著找幹部談心、交代，恨不得把自己的心都挖出來，把自己說得越壞越光榮似的。我那時還遺憾自己的老子不是軍閥或特務頭子。所以，填表的時候，報了個地主，至少顯得可信一些——哪個不都以為我們是地主惡霸出身的？五三年時，我家鄉考核土改成績，工作組把我家劃為貧農，因為解放時我家正好無田無地。本來是有幾畝地的，四八年給我妹妹作嫁妝了，兩老靠我匯錢過日子，比自己種地好多了。我當時覺得，定為貧農實在是對黨不忠實。那時家父已經去世了，我就給當地縣委寫了信，請求劃為富農。以後縣裡通知我母親，說改成為上中農了。倒是我妹夫倒霉了，就因為添了那幾畝地，被劃成富農，成為黑五類份子。夫婦倆背了包袱，感情也不融洽了——。」
小張把我安置在他的親戚尹老頭家裡，自己和同學要住到縣立中學的宿舍去。尹老頭已七十開外，身板仍很硬朗，年前才失去老伴，現在自己住著一大間磚屋，床榻桌椅都收拾得很整潔。對我們這些遠客的來訪，他顯然由衷地歡迎。我們一進門，他就笑瞇瞇的，扔了旱菸袋，捲起袖管，忙著做飯了。小張和他同學也學習解放軍傳統，擱下行李捲就動手給他挑水、劈柴。
「啊——」我長長吸了一口氣，胸口也脹飽飽的，說不出話來。
那幾天，在街上都可以聽見人們大聲議論縣黨委挨轟的事。紅衛兵要召開批判大會和鬥爭會，批他抗拒「十六條」，抗拒運動，貪污腐化，還準備把他遊街一番。正在這熱火當頭時刻，縣立小學的大門口突然刷出新的大字報，鬥爭矛頭指向另一個幹部。等我聽到這個消息，走去看時，大門口已經圍上三四層的觀眾了。費了很大的勁，我才擠進了裡圈。
我招呼他在飯桌邊坐下來。尹老又套上了鞋子，也過來作陪。
老太婆也在和-圖-書桌子另一邊坐下，從兜袋裡掏出《語錄》，板起臉來瞧定了尹老。
「我兒子是陝西解放前一年死的，」尹老頭平靜地回答，一邊仔細地揩抹著飯桌。
聽到表叔二字，小張刷的紅了臉，鼻孔一搧一搧的，隱約有氣憤之意。他開始抱怨組織工作難搞，說這山區的青年思想又落後又頑固，而且壓根兒不懂政策。原來剛成立不久的造反團，不知被誰幕後操縱，突然刮起一股歪風，要「先整縣長，再捉黨委」。
「血債要用血來還！」另一個索性提高嗓門喊起來。
怎麼說呢——這個無法回答的問題，就伴著我的歎息，一起帶進了夢鄉。
「我並不擔心我自己，」他爽直地說，「這就是無兒無女的唯一好處。我只是覺得遺憾。至於遺憾什麼，我也說不上來。好像是我從來不曾做一點事，不曾對國家、對人民有什麼貢獻。」
我們坐了一天一夜的長途客車才越過秦嶺，到達興安。這一路除了山還是山，車子老是處於傾斜拐彎的狀態。我一直是昏昏沉沉的，很不自在，即使到站下車，走在路上身子仍然往一邊倒似的。秦嶺真是一座厚實的大屏風，嶺南嶺北兩樣風光。來前西安已是草枯樹凋，秋意蕭條，但此地卻是一片濃綠，乍疑置身在江南。
我打聽了西安的近況，問起他的伯父和堂哥來。「你哥哥更得意了吧？」我略帶頑笑地問，「現在做到什麼官啦？」
第二天，好客的尹老打破了多年來日食兩餐的習慣，一早爬起來熬粥。我睡了一夜好覺，疲勞全消，這才想起在西安買的一些臘肉、牛肉乾、肉鬆等，趕緊檢出來送給尹老。喝粥的時候，我談起這位「表叔」，才知道他竟是興安縣長，也姓尹，和尹老是本家。
「我難得碰到北京來的同志，忍不住想請教幾個問題。」
「哎呀，尹伯伯，」我忍不住打斷他的話，「您還提這三自一包的事！要知道，這文化革命，就是追究這三自一包的責任呀！北京的大字報已經不指名的點了劉少奇，要批判這一套復辟資本主義的政策啦！」
但他悽然而笑，否定地搖搖頭。
我們才放下碗筷，辦學習班的人又來了。這次是另外兩個：一個老太婆，另一個是四十開外的婦女，剪短髮，神情泰然自若，很像是個幹部。
尹老一說完，便點燃了旱菸，猛抽了兩口，舒暢地吐口氣。他眨巴著老花眼，似乎這往事的回憶，還頗令他激動。
有幾個學生跟著唱和，那方臉少年仍然頑強地爭辯，但聲音卻被割碎，終至淹沒了。
「怎麼沒有！」我壓低了嗓門說。「我親耳聽過好些人在議論了。」
「他最多也不過是漏網的右派。我表叔——」
「三年困難時期，我們這裡也是夠瞧的。人說話要憑良心，我活了七十多了，在解放以前，比這個苦的也經歷過。——困難時期這段日子裡，幹部和老百姓一樣沒有吃的，所以撤了個黨委書記，大家也就沒啥抱怨了——也幸虧這個三年困難，否則連尹縣長也要下台哪！」
陝西紅總興安造反團奮勇前進！
「你開動腦筋，回憶回憶嘛！」她很有耐性地說，同時找個最舒適的，又背牆又靠桌的位置坐了下來，準備長期固守似的。
ＸＸＸ必須低頭認罪！
「哪就是了，」老頭同意地說，似乎氣消了些。「尹縣長推行三自一包那一套，可是執行上頭的命令，哪會是自己發明的？從反右以來，他這縣長的官也是掛名而已。」
第二天我出發去漢中。
他一聽，愕愕然望著我，像被人揪住辮子不放似的。
他似乎越聽越糊塗，頭大大地歪向一邊，眉頭也皺了起來。
剛到尹老門口，最後一線陽光已消失無蹤了。我又餓又累，只想躺下來休息，然而一推門進去，就大失所望了。屋裡坐著兩個客人。一個是與尹老一樣年紀的白髮老頭，他正捧著一本紅色《毛主席語錄》，秦腔十足地唸著。另一個是老太婆，身體一動也不動地盯著手裡的小紅書。聽到我進屋的腳步聲，老太太才醒過來似的，坐直了身子，詫異地盯住了我。她嘴張得老大，下巴脫節似地掛了下來。唸書的老頭停頓了一下，相了我一眼後，又喃喃唸下去。尹老頭從床沿站起來，與我點點頭，又坐下去，捧著一本小紅書，手卻擱在膝蓋上，也不打開書頁，只默默地望著它。
說到這裡，他遲疑了一下，立即迅速地搖晃了一下腦袋，似乎下決心要甩掉這層親戚關係。
「那當然不同，毛主席引用的嘛！」我順理成章地說，「別人用便是別有用心，妄想復古！」
話一出口，我隨即向他擺擺手，心裡說不出的憤慨、失望和悽涼的滋味。
這最後一句其實是自言自語，說完頭就掛了下來，用右手撐著。手背上的傷痕像一條吃淨的葡萄枝梗，映著燈光，紅得發亮。
「現在是誰出身好誰就吃香。可是土改那陣子，他老家的工作組給他娘劃了貧農，他卻要求重定。說他爹在時，農忙常雇人打工，按理得定為富農才合乎政策。後來總算劃成中農。」
「嘿，你還不知道，三反、五反時，他是縣裡唯一過了關的幹部。我們縣的黨季書記換了幾個；頭一個就是三反五反查出貪污下台的。」
「我老頭自己也搞不清楚哩。我也只是聽說有個兵因為作戰時違抗命令，被尹飛龍親手槍殺了。我又不認識那個兵，又不曾眼見，有什麼好說的呢？要幹掉尹飛龍，就幹掉好了，偏去挖這種爛陳帳！我兒子是跟共產黨打仗死的，我又怎麼說呢？」
我的聲音越說越低，像是說給自己聽的，最後竟至淹沒在黑暗裡。
也不過半個月光景，小張似乎變了不少，言語、動作都像在演說，神情充滿了自信——簡直是驕傲。
「孔孟的話又有什麼不對呢？」他問我。「我以前學過一個毛主席的文件，上面也引了孔孟的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