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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本書的四十一篇文章，儘管長短不一，體例互異，但除了極少數的兩三篇外，反極權、反專制，爭取民主與人權的戰鬥精神，宛如一條紅色的匹練，飛舞在每篇文章的字裏行間，真可以說是「吾道一以貫之」。記得數年前，臺灣《中國時報》的高信疆兄訪美時曾對我說，他在臺灣還未碰過像冬冬和我這麼反共的人。信疆兄的話，也對，也不對。冬冬和我，都曾在中共這個封建加法西斯的現代極權政體中身受了二十年的煎熬。為了掙脫極權的枷鎖，我們又都曾把自己的生命，作為爭取自由的籌碼，和命運不止一次地豪賭過。正因為對極權政體的禍害有入骨的體知，我們對極權政體的憎惡，自然遠在未曾身受極權政治凌虐的臺灣朋友之上。但是，我們都不曾為反共而反共。以我自和_圖_書己的立場而言，我反共，是因為她奉行極權路線，把中國的歷史文化和每個中國人的良知良能，糟塌踐踏得不如猪狗，而不是因為她姓「共」。一切扼殺自由，壓制民主，踐踏人權的暴政暴行，都是我的敵人，我才懶得去分辨其中的國界種界，或者是否姓「共」。任何政黨，任何個人，都不應把極權政體的存在，作為自己不把人當人的政策或行為辯解的口實。「五十步」並沒有嘲笑「一百步」的充分理由，「把人當人」正是一切正常社會的基線。民主政治之所以值得我們用鮮血和生命去爭取、去捍衛，正在於她能最充分地發揮「把人當人」的最大功能。「今天的中國，只有民主的道路才是生路，其他一切都是絕路。」徐復觀先生這句話，值得我們深思及銘記在心。

用何求為筆名在《中國時報》寫「心憂集」，只寫到第八篇。由於和圖書忙着撰寫博士論文，不能分心，「心憂集」也就只好無疾而終。從一九八二年末起，由於恒煒的策勵，也由於他的寬容，我先後在《中國時報》開過三個專欄，一共刊出了三十篇文章。這次連同八篇在專欄外發表過的以及三篇從未發表過的文章，結集成書，交由允晨文化公司付梓。四年才寫出四十一篇文章，而且有二十篇還是千字短文，也真算得上低能。為了使這本小書不至於太過寒傖，徵得白先勇教授與摯友海楓兄的同意，本書的附錄部分收入了他們兩篇大作。白公子的文章，對我的生平及思想轉變的過程，有極詳盡精確的評述。海楓兄的文章，把他不遠千里到聖塔巴巴拉訪我四天的歡聚，寫得如聞其聲，如見其人。有了這兩篇珠玉壓軸，我這本微薄的小書，也變得頗像點樣子了。

若沒有黃進興授熱心奔走，代為介紹接洽出版事宜，讀者們恐ｈttps://m•ｈｅｔｕｂoｏｋ•ｃｏm.coｍ怕永遠沒有機會讀到這本小書。黃教授的幫助，是最得感念的。本書收入的四十一篇文章，幾乎在發表前都經內子華瑋審閱過。她校正了文章的每一處筆誤，使這些文章能以原貌刊出，而無需編輯先生改易一字。她對每篇文章，都提出了相當嚴厲的批評，這使我有時頗為不悅。在和她結婚之前，我在師友和老編口中，聽到的無非都是我的文章寫得如何如何的好。氣憤過後，細想她的意見，又總是對的多。由於她的「干預」，我常不敢輕易下筆。我在四年才寫出四十一篇文章，文字的歉收，總不能說和她的「干預」無關。但也由於她的「干預」，我的文章，又實在比以前有了進步。無論是功是過，她和我這本小書，可謂淵源最深。卽是故，我把這本小書獻給她。這，並不僅僅因為她是我的太太。

渴想着文學的花環，卻頭戴着長刺的剃和*圖*書冠，心裏自然不會好過，關愛我的朋友也開始替我擔憂。而有些和我不相干者，却不免在訕笑。想起《詩經》中「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的句子，索性把園子命名為「心憂」，而園丁，當然就叫「何求」。

「手記」原來就擬定要用散文加小說的體裁和技術來撰寫的文學創作需要才華，我有才華麼？也許有，也許沒有。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日日在赤道的驕陽下三蒸三晒，任你才華似海，也要被烤乾燒盡，剩下來的只不過是脫水後的鹽碱。而鹽碱地能長的，恐怕只有帶刺的荆棘罷。如果把詩歌比作幽蘭，散文比作胡姬，小說比作牡丹，那雜文便是全身帶刺的荆棘了。卽是故，我只有拔盡枯死的幽蘭和胡姬，在園子裏學種仙人掌。

大約在一九八二年末，臺灣《中國時報》駐美西的特派員金恒煒兄，商請我為剛在美國創刊的美洲《中國時報》寫一專欄。和圖書礙於友情，我只好每星期交一篇文章給恒煒。一直到了一九八三年初，由於實在抽不出時間，蒙恒煒恩准，免去了我每週一次的功課。專欄取名為「播火集」，陸陸續續刊出了廿多篇，聽說讀者的反應還相當不錯。

第二次過「專欄作家」癮，已是一九八四年的事情了。當時我為了覓食，萬里迢迢由美國加州飛到南洋的一個小島，刻板的生活，悶到抽筋，便寫信向已回臺灣主編《中國時報》副刊的恒煒兄毛遂自薦，揚言要替《中國時報》寫一名為「過河卒手記」的專欄。當時雄心萬丈，計劃要寫這寫那，哄得自己和恒煒都信以為真。結果虎頭蛇尾，「手記」只登出了〈做大戲〉那麼一篇。刻板的生活，弄得人連頭腦也僵化了。以文學自娛，雖空有一腔子痴心，事實却無情地證明了這畢竟是妄想。惟一差可自|慰的是，在夏志清教授和杜國清兄的來函中，居然還認為〈做大戲〉寫得不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