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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來名衣著鮮麗的僧侶，引著幾名黑色衣著的村裡士紳，再來是一些略帶哀傷的人抬著一架棺材，外圍著一隊靜靜的人群前行著。正式的隊伍到此為止，接著是一群鬧哄哄，雜亂無章的隊伍。前進的行列停了下來，一名穿黑衣的人出列，站到一個陽台上，手裡拿著幾張紙：「五口人必須聚集在這位尊貴的某某某先生的告別時刻……」這麼一番長篇大論之後，隊伍又繼續前行到另一條街上，然後停了下來，另一位穿衣的先生出現在一個陽台上，「某某某先生雖然已經逝去，但是他的高風亮節……」等等等等。如此這般，可憐的某某某先生就一路通往眾所皆知的最後安息之地，不過，路上他還要忍受村人在各個角落把他們的怨恚籍由滔滔不絕的雄辯發洩出來。

「這些阿根廷人以為這裡是他們開的。」她說，接著又和*圖*書罵了幾句，不過我們已經逃之夭夭，聽也聽不清楚了。只是一個人在可憐巴巴地想著他的啤酒，另一個人則想著他的三明治。

「不是，只是在阿根廷，我們不會這樣喝酒。請不要誤會，我們喝酒的時候一定要吃點東西。」

我們站在西圭尼的市集上，望著攤子上五光十色的展示，在攤販單調的吆喝聲，以及嗡嗡的人群聲中，忽然注意到街角聚集了一群人，於是就過去查看是怎麼回事。

在下一輛貨車上，和我們同乘的有一對來自利馬的年輕人，他們一路只顧證明自己比那些沉默的印第安人有多優越，而印第安人則恍若未聞地忍受他們的嘲弄。起初，我們還顧左右而不去理會他們，可是在這片沒有盡頭的平原上的旅程，實在太過沉悶，因此過了幾個小時之後，由於車上的印第安人戒心和-圖-書很重，外人問什麼問題都頂多是不客氣地回應一句，所以我們別無選擇地和車上僅有的兩名白人開始交談。事實上，這兩個年輕人也沒有什麼大毛病，他們只是想澄清自己和這些印第安人的不同。沒多久，正當我們起勁地嚼著新朋友殷勤奉獻的古柯葉的時候，這一對沒什麼心機的夥伴，旁若無人地大跳特跳起探戈來了。

「可是，切伊——伊——」他把我的名字拉成一個很長的鼻音，「你怎麼不早講？」說著，他拍了拍手，點了些很可口的老起司和三明治，下酒很順。然後他又開始吹起自己的偉大事蹟，告訴我們他在這個地區是多麼有名的神鎗手，每個人都怕他三分。

「你是怎麼回事，我的阿根廷朋友，你都不喝酒嗎？」

天色暗下來的時候，我們來到一個名叫「阿雅夫利」（Ａｙａｖｉｒｙ）的村和圖書落，一名民防隊長幫我們付錢住進了一家旅店。「什麼？兩個阿根廷醫生因為沒有錢，就要隨便睡個晚上？我可不想聽這種事。」我們囁嚅著推拒他出乎意外的慷慨，他卻這麼回了一句。不過，儘管床是暖和的，可是誰也沒闔眼，因為古柯葉展開了對我們的一波波報復：上吐下瀉，外加頭痛欲裂。

然後，再過一天大致相似的旅程，終於是：庫斯科。

這趟旅程的第一段，並不算很長，司機把我們在胡利卡（Ｊｕｌｉａｃａ）放下，我們得在這兒另找一輛往北的車子。依照普諾那名民兵給我們的建議，我們去找了個警察局。裡面有位中士喝得酩酊大醉，他一眼就喜歡上了我們，邀我們一起喝一杯。他要了啤酒，除了我之外，每個人都一飲而盡。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又搭同一輛車往西圭尼（Ｓｉｃｕａｎｉm•ｈｅｔｕｂｏoｋ.ｃｏｍ•ｃｏｍ）出發。經歷過幾個小時的風雨加飢餓，我們在中午過後不久到達。一如往常，我們在民兵崗哨過夜，也得到很好的照料。有一條被泥濘沉積得幾乎失去河流模樣的小河，叫作維卡諾塔（Ｖｉｃａｎｏｔａ），流經西圭尼，而我們的下一段旅程，就要沿著這條小河展開。

等到他把價碼抬高到兩百索爾，並且是一毛不少地放在桌上的時候，阿爾貝托的眼睛閃動了一下，不過，他自我保護的本能還是佔了上風，所以仍然沒有動彈。於是，這位上士脫下了帽子，朝鏡子裡瞄準，然後就往身後一丟，開鎗了。當然，帽子本身完好無缺，不過，掛鏡子的牆可不是。所以，酒吧老闆娘暴跳如雷，去警察局報案。

沒有幾分鐘，出現了一名警官來調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把上士拉到一邊去談話。等他們回到我們身邊，上士朝阿爾貝托和*圖*書擠了擠眼以便讓他知道重點在哪裡，然後說道：「嘿，阿根廷先生，你還有剛才點的那種鞭炮嗎？」阿爾貝托一點就透，帶著一副全世界最無辜的表情，說他已經用光了。警官警告他在公眾場合點鞭炮是不對的，然後又跟老闆娘說，這個案子已經結案，沒有人開鎗，他在牆上也沒看到什麼痕跡。老闆娘正要開口叫那個上士不要緊緊地貼站在牆邊，往旁邊挪開幾公分，不過很快地盤算一下之後，她還是決定閉嘴，只是又多告了阿爾貝托一狀。

口說無憑，他掏出手鎗，朝阿爾貝托揮揮，說道：「切——伊——伊——，我表演給你看。你往後站二十公尺，在嘴裡咬根香菸，看看我能不能一鎗就把它點燃。我可以給你五十索勒。」阿爾貝托可不是那麼愛錢的人，他不想為了區區五十索爾就栽在地上。「我給你一百。」可是阿爾貝托還是沒有要試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