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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因斯坦在學院圈中的孤獨地位，也是因為不願參與那些職業性的日常問題而引起的。他無法重視這些問題。那些學者們整天都在討論，也許是興奮於自己已刋出的論文啦，不然就是某一個同事好久不曾發表論文了，某個同事常引用某人的作品啦，或是某人有意無意地又錯引了某人的作品了，他們有時也談論到某些教授個人的德行問題，不然就是他們本身所獲得的榮譽，以及他們所出身的學院等等。然後談鋒可能就轉到教授的學生人數啦，那些沒法得到位置的教授與學生啦，或者某人是否對權威人士有影響力啦，是否某人可以由有關方面為自己的系弄到點錢啦之類的廢話。

戰爭還在進行中，愛因斯坦和愛爾莎結婚了，他的本性中原來總是包含些波希米亞成分的，現在也開始過著中產階級的日子了。或者可以說，愛因斯坦開始在一個典型的柏林家庭中安身了，他住在巴伐利亞區一家寬敞的公寓裡。這個地區沒有半個巴伐利亞人，不過街道通常是按巴伐利亞的城市取名的，他生活在漂亮的傢俱、地氈和圖畫之間，三餐按時有人侍候，常邀客人到家中來，但是當你進入他家中時，你會發現：他在這樣的環境中仍然像是個外國人似的——像一個到中產階級家庭中做客的波希米亞人。

在演講中他提到，早在他之前，已有一位維也納的年輕數學家發展成他應用在理論中的許多數學觀念了。他向觀眾席上詢問這個人是否在場。於是一個年輕人站了起來，愛因斯坦請他多站一會兒好讓全體聽眾都能瞻仰到他，這個人就是菲特烈．柯特勒（Friedrich Kottler）日後受聘於紐約州羅徹斯特城的伊士曼．科達公司。

在舅父家中，他再度和幼年在慕尼黑一塊長大的表姐愛爾莎相逢。她現已是兩個孩子的寡婦，性情十分和善，十分母性化，處心積慮想把家佈置得愉快些，她把戰時所能弄到的食物盡可能地整治好，愛因斯坦常到他們家去，在那兒，他嘗到了久違的家庭生活。

建立這個機構還有另外一種好處。一些科學家因為政治上、教學上或其他的理由，政府不願意讓他們擔任大學教授，但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仍可受雇於此類機構為德國效力。許多知名之士都希望進入這些機構，但選拔標準完全依科學上的成就為主。

即使愛因斯坦對馬赫在物理學上邏輯結構的觀念非常景仰，但仍有許多地方無法接受他的看法。照愛因斯坦的判斷，馬赫對於那些祈願去想像普遍定律，而對事實的描述卻罔顧經濟手法的科學家，評價並不甚高。馬赫認為，科學的普遍定律只是一種工具，不過是為了要使個別的事件易於記憶而已，愛因斯坦並不滿意這種論調。對他而言「便於記憶」在此和「花較少的力氣去記憶」沒有什麼不同，馬赫所謂的經濟手法似乎只是心理學意義上的「經濟」罷了。

在柏林不到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狂熱的情緒橫掃著德國，所以如此完全是每一個德國人都認為小我可以因此而和大我——德意志帝國——互相結合，個人不再為自我而生，這種感覺對大部分的人來說，實在是一種很大的解脫。

戰爭一爆發，愛因斯坦的所有同事或多或少都得從事於戰爭上的工作。物理學家被雇來推動無線電報、潛水艇測聲儀、氣象預報以及許多重要的科學計劃。有些人是為了責任感，有些人則以為這些工作至少要比上前線作戰來得好些。當然也有人覺得他們不該躲在安全的實驗室中，應該到前方和戰士們同甘共苦。

總之，這一些問題已成為一項鉅大的負擔，愛因斯坦是從不參與的。如果堅持認為這些談論對於科學是毫無價值的，似乎也不甚公平。不過公理自在人心，但愛因斯坦認為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這些瑣碎的事情上，一定會妨礙了從事實際的科學工作。也許在一個特殊的領域中和研究相比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把科學當作是影響個人一生的宗教或者哲學——像愛因斯坦一生一樣，無疑地這就是一種障礙了。但是我們也不該忽略這個事實：他這種從教授們討論日常生活細節上抽身的結果，使得他失去了由别人那兒獲得實際影響的機會。每一個社會團體的組織，瑣碎的事情經常都是和重要的事情相結合而成的，如果對於瑣碎的事表示出厭惡的話，也就會失去影響重大問題的機會。對愛因斯坦這種人來說，這種使用影響力的機會如此令他討厭，因此他很少去利用它。

到這時為止，愛因斯坦都只藉著最簡單的數學工具來解決他的問題。他看輕那些使用高等數學的人，認為他們並不想使問題更清楚，而只是想讓讀者震驚而已。這時他的作品已展開了一個新紀元，前面提到，他在布拉格時就覺得他想發展一個更普遍的理論，必然需要一些比他所能運用的更複雜的數學方法。他曾和他的同事匹克談到這件事，匹克要他注意義大利數學家李奇和李維．齊維塔所發展的新數學理論，在蘇黎世他找到了他的老朋友馬瑟．格拉斯曼（Marcel Grassmann），從他那兒愛因斯坦學到了這種新的數學方法。兩人合作後，愛因斯坦成功地描繪出了一幅萬有引力普遍理論的草圖，在此萬有引力作用的每種情況都包含在內。這份作品發表在一九一三年，仍然有不少缺點，但是直到大戰期間它出版時仍然沒有修改過，這點我們在後面還要詳細討論它。

愛因斯坦從未顯示出對這類活動的興趣。他根本不喜歡提出那些簡單的問題，或者只去解決那些由於研究自然現象基礎而引起的小問題。有一次，愛因斯坦提到一位很有名的物理學家，他說：「他令我感到愕然！他做的事竟然是在一塊木板上找一個最薄點，然後，在那一點上盡可能地戳了許多洞。」他非常尊敬那些每天纏身於困難問題中的人，但他們在這個叢林中卻寸步難行，而且也許不能為我們的知識領域擴展分毫，他們所做的不過是在向外人澄清他們的工作是如何的困難罷了。由於這種科學觀念，愛因斯坦手下並沒有多少學生，而且不管他做的是件多麼困難的事，他都可以獨自一個人承擔。

他的解說大致如下：最初人們研究電的本性時，考慮的只是電荷，這些電荷之間的相互吸力及斥力都已知，並且如同牛頓的萬有引力一樣，其大小隨電荷之間的距離平方而減小。日後發現了電流，人們發現電流可以由磁鐵的運動而產生，也可以由電荷運動產生。這引導了工業上對電的使用。最後人們發現了電磁，並且利用它造成了無線電報及收音機。沒有人會想到這些僅僅是由簡單的電荷相吸而發展得到的。在萬有引力理論中，我們仍然處在這第一個階段裡，我們知道的只是物質之間相吸引的定律，我們要建立一個新的理論，它和牛頓定律的距離，就像無線電波理論與班傑明．富蘭克林（電的發現者）的距離一樣。

普朗克與納斯特是當時德國物理學界的雙巨頭，在愛因斯坦的一生中，這二人都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他們代表兩種完全不同型態的德國科學家。馬克斯．普朗克出身於普魯士軍人及公務員世家，身材高大而細長，是個狂熱的登山愛好者，酷好古典音樂。基本上，他接受他那種社會階級的哲學，他相信皇上的使命就是擴展德國的文化觀來促進整個世界的幸福。而他身列這一階級，理所當然要為德皇效命，並排除一切也負有此種任務的其他人種。另一方面，他也是個康德哲學的狂熱信徒，一種被沖淡了的康德哲學，當時幾乎是德國學院及政府圈中的共同信仰。他贊同康德的說法，認為做任何事情的責任都必須「使之成為人類行為的準繩」。他相信科學的國際任務，也稱許非德國人與德國人之間合作的科學研究，但是他情緒上的反應乃根源於普和_圖_書魯士的官僚主義哲學，因此對於理性的要求自然地就會使得他承認外國人的權利，他是個光明正大的理想主義者，這種要求也就經常奏效。

這種邏輯意義上的經濟，使得愛因斯坦與馬赫的觀點不謀而合，因為此處的標準充滿了物理理論。雖然馬赫在口頭上讓了步，可是愛因斯坦在他作品中見到的卻只是心理學意義上的經濟，因此雖然當時愛因斯坦感到滿意了，但是對「馬赫派的哲學」卻仍保有幾分敵視。

愛因斯坦對於教書這一行的態度也和他對於同事之間的關係有關。無疑地，同事們給他的第一個印象是令他喜愛的。他對每一個人都有單純而自然的友誼存在，而不管那個人的地位如何。對高階層人物，他表現得十分和善，他內心有一種安全感，因為他不必再藉著和別人的隔絕來顯示自己的獨立性。他從來不參加任何團體或行業中常有的那種派系陰謀，這當然也包括了學校的教職員們。但卻也沒有人把他視為危險人物，因為他從來不會想去破壞任何人。他隨時準備用友善的態度來和人們討論事情；他喜歡說笑話，也能欣賞別人的笑話。他總是盡量避免把自己的願望擺在前頭，去驅迫別人。即使如果他利用自己的人格及名譽去這樣做是易如反掌的話，他也很少這麼做。他最多只會對不合理的事自衛，卻從不會有攻擊的態度。

由這次在維也納停留的機會，他認識了物理學家兼哲學家恩斯特．馬赫——對愛因斯坦日後觀念的發展有極大的影響。在維也納大學，馬赫演講有關「歸納」科學的歷史與理論，也就是物理學及化學等由個體的觀察而歸結到普遍的定律。十二年來，馬赫因為患了嚴重的麻痺症，已經退休了，他住在維也納近郊的公寓裡，所有的日子都用在閱讀上，偶然接見幾個訪客。一進屋中，正面即可見到一個鬚髮蓬亂，臉上略帶些狡猾神情的人，看起來十分像個斯拉夫農人，他的第一句話一定是：「請大聲對我說話，現在的我，除了原有的壞脾氣之外，又多了一樣，差不多全聾了。」馬赫很高興見到這位相對論的原創者。

這種態度應該拿來和其他的教授比較一下，大部分的教授都會告訴學生，他們忙於自己的研究工作，不希望被打擾，因為萬一工作被打斷了很可能就破壞了他們思考的結果。

然而自始就令愛因斯坦煩惱的是普魯士人那種冷酷得近於機械的態度。愛因斯坦從小就恨這些，還曾因此休學。有一次愛因斯坦表示了他的看法說：「這些黃髮碧眼的冷血人使我覺得很不自在，他們對其他人沒有心理上的理解能力，每一件事他們都得有清清楚楚的解釋才行。」

在柏林，仍然有些地方，不管人們稱之為國家的或文化的特性都行，這些總使得愛因斯坦產生了一種陌生與孤獨感。在十八世紀菲特烈大帝時代，法國人如伏爾泰、底阿侖柏（d'　Alembert）都曾是柏林學術院的上賓，可是到了俾斯麥時代，德國的知識分子轉向國家主義，自願或非自願地都在德意志帝國哲學下俯首了，這種氣氛日益加強，起初是俾斯麥，然後是威廉二世，這種感情中也夾雜著一些德國種族的優越感在內，雖然在當時並不十分顯著，但是愛因斯坦已經可以感覺到了。

愛因斯坦始終將內在自我的某部分和外人保持距離，而且他也不願意完全地和别人共享他的內在生活，由此，他也免除了不少麻煩，他知道每件幸福的事，背後都有個陰影，他毫無異議地接受了這個事實。

愛因斯坦記得他在蘇黎世距他到柏林很久之前，曾經有個人對他說：「那真是一件不幸的事，從來沒有人能在年紀尚輕時被選入科學院的，然而等到被選進的時候，已經進入了不會再快樂的年齡了。」愛因斯坦當時回答道：「果真如此，我現在立刻就可以被選入科學院，但這也不可能使我快樂。」

愛因斯坦在柏林的主要工作，就是和同事及學生們討論他們的工作，並對研究計劃提出建議。他不必上正規的課，演講也是偶爾為之。內容則可不拘，也許是他的專長，也許只是一般人感興趣的普通題材。

當時，除了戰場上短兵相接之外，也出現了所謂的「知識前線」，知識分子各使用自己的知識武器互相攻擊。德軍侵入中立的比利時，舉世為之震動，因為人們仍然相信一紙公約具有莫大的約束力。誰知德國不但佔領了比利時，更強迫比利時人為同盟國作宣傳。西歐人民議論紛紛，都懷疑地問道：「德國這個國家，音樂是如此動人，科學又如此昌明，何以竟會做出這種凶殘無道的事來？」也許為了宣傳的緣故，就有人造出了兩個德國的說法，一個是哥德的德國，一個則是俾斯麥的德國。

我仍然記得很清楚戰時我第一次去拜訪他的情形，當我告辭時，他語重心長地說：「你知道由世外傳來的消息對我有多寶貴！我難得有機會像這樣地開懷暢談了。」

這段時期，愛因斯坦的第一任妻子和兩個兒子一直住在瑞士，這種情形使得愛因斯坦十分不放心，因為由德國寄錢到瑞士並不容易，加上戰時滙率的變動也愈來愈對他不利。但米列娃從學生時代就和瑞士有很深的淵源，他沒有理由要她住到德國來。

愛因斯坦和四周環境的敵對感，也表現在不得不做的正規演講上。他不願做有關物理學整個領域方面的演說，雖然已經沒有其他的物理學家比他更能瞭解較多的領域了，事實上，大部分的專家、物理學家或其他的科學家，都很難能够瞭解他們專門學問範圍之外的任何複雜事情。他們之中大多數人都喜歡誇大自己所學領域的重要性，而認為不屬於他們領域的都非純學術研究，當然，文藝美術不在此例。愛因斯坦和這一型人完全不同。當他們對他詳述最複雜的物理理論時，他會注意地傾聽；由他所提出的問題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很快就能抓住其中的重點。當然，他總會有一些批評性的建議或建設性的短評，即使討論的是某些儀器的結構，他仍然會在極重要的細節上插入他的意見。

至於那些真正瞭解大斯拉夫種族中心——奧國群眾意見的人卻沒有這種歡樂感。在布拉格，愛因斯坦親眼見到奧國外交政策的演變，已逐漸淪為達到德國目標的工具，因此，在柏林愛因斯坦也就無法分享那分狂熱了。他的心理處在一種非常不愉快的狀態下，四周都是被酒精刺|激而興奮的人們，而他自己卻滴酒未沾。這一切讓他覺得非常不對勁，因為他感到自己正代表著無言的譴責。幸好他有很好的理由保持這種態度，因為在他來到柏林之前，他仍然持有他的瑞士國籍。所以做為中立分子，保持冷靜並不會招來太多的見怪。

愛因斯坦對這段話非常滿意，他答道：「你所說的『簡單』與『經濟』，就不是心理學上，而是邏輯上的意義了，可觀察的性質必須可由最少的假設推導出來，即使這些假設是任意的，其計算也將十分複雜和困難。」

如果「教師」這個字，我們想到的只是職業圈中的意義時，那麼愛因斯坦顯然不够資格被稱為教師。但是如果按照他那種分裂態度來看的話，他要比其他教授對社會事務關心多了，例如科學教育的地位，人類社會生活的研究等等，都是他關心的對象。他始終不懈地想對自己及他人澄清科學方面與其他社會、宗教或國際合作等方面之間的相互關係。

此外，還有一個因素使得愛因斯坦常和學生接近——他老是喜歡大聲地把自己的觀念對生人宣講解說，用以澄清這些觀念。因此他常常和學生談論他的科學觀念，對他們解釋他的新觀念；然而愛因斯坦並不真正關心聽眾是否真正瞭解他所說的，他對聽眾的要求只要不顯得太笨或不感興趣就行。愛因斯坦曾經有一位助理，一方面幫愛因斯坦和圖書處理行政事務，一方面也完成自己的物理學業。每天早晨，愛因斯坦對他解釋自己的新觀念，就常理來說，只要這個學生稍微有一點天分，他就可以成為一個大物理學家了，因為實在很少學生有機會像他一樣得到這麼好的指導。然而這個學生雖然十分聰明也很用功，而且更是愛因斯坦的熱心崇拜者，但他並沒有成為大物理學家。由此可知好教師的影響力並不如一般人所相信的那麼巨大。

他這種對瑣碎事情表示敵意的損失，可由另一方面得到報償：他可以隨時和學生或同事討論他們感到興趣的科學問題。他沒有架子，從來不以向那些在某些特殊問題上比他精通的同事，或年輕人求教而覺得可恥。

戰時柏林的報紙充滿了德軍戰爭及勝利的消息，人們熱心地談論著這類話題：像某塊征服土地在戰後仍將由德國統治啦，波蘭是否自由或者是成為德國的屬邦啦等，不一而足。他們計算德國潛艇擊沉的英國商船數目，有些人還計算沉入海底的船隻有多少噸。每天他們由報紙上抄下消息，然後把總數加起來，就像商人每天在記帳。很快地，他們發覺了一個令人驚奇的現象：沉船的總噸數已經超過了英國擁有船隻的總噸位，可是海上仍然有英國船在行走。

這就是愛因斯坦與眾不同之處。他的思考有如涓涓流水，每一個談話只像投入江中的石子一樣，不會對他有分毫影響。

相反地，參加筆戰的法國科學家，也認為德國科學的「完美」只是迂腐地把一些不重要的事收集起來，而他們那種所謂的哲學特性只不過是在事物的真實關係罩上一層煙霧而已。英國科學家則指出：德國人一直在強調「唯心」原則，因此也就更容易為一些不合人道的事找藉口；而為了要實現這些原則不惜做出凶殘的事，則其唯心之理不辯自明矣。

我想不管是哪個女人，只要處在愛爾莎的位置上，總或多或少會採取和她一樣的做法。大家對於像愛因斯坦這樣偉大科學家的私生活很感興趣，因此，她常會為了最普通的事而備受責難。偉人的婚姻生活是最困難的一個問題，不管他們如何結合都一樣。尼采也曾說過：「結了婚的哲學家，坦白地講，是最荒唐可笑的人物。」

我們可以預期愛因斯坦是絕對不會在宣言上簽字的。當時德國領導方面的藝術家及科學家如果表現得像愛因斯坦這樣——拒絕合作的人，一定會被大部分同事視為叛徒，在國家最艱苦的時候卻背叛了的人。幸好愛因斯坦有個瑞士國籍，才能使他免於在德國人為生存爭扎之際被視為叛徒。我們可以想像要愛因斯坦公開地表示對這種自幼就非常痛恨的軍國主義表示認同，是件多麼困難的事。

早在一九一〇年，蘭柏考慮邀請愛因斯坦到布拉格去時，曾經向當時被認為是權威的科學家馬克斯．普朗克請教，普朗克當時正執理論物理之牛耳，他在給教授會議的意見信上說：「如果愛因斯坦的看法被證實為真，事實上本人亦如此期望，他將成為二十世紀的哥白尼。」愛因斯坦當時已經開始被一種傳奇的氣氛所包圍。他的成就是物理學上的一個轉捩點，被拿來和哥白尼引起的革命相提並論。

愛爾莎女士不能像蘇黎世的米列娃一樣能够瞭解物理學的作品，但她的生活是快樂的，和那個嚴厲、自我否定的斯拉夫學生不同。愛因斯坦已成為一個大物理學家，但對她來說，她只知道他是個有名的人，是普魯士學院的傑出科學家，柏林大學及其他國家都承認他的優越。有這樣一位親戚，是非常令她歡喜和驕傲的，因此她願意解除他發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煩惱，她友善地尊重愛因斯坦，而愛因斯坦也常在她家中做些應用物理的實用事情，這樣似乎讓他覺得自己不是個白吃白喝的人。

普朗克及納斯特都親自到蘇黎世，游說愛因斯坦來贊助他們的計劃。經過大略如下：當時沒有任何一所獨立的物理學研究機構，並且在可見的未來中，也不可能有這樣的機構建立。但若愛因斯坦答應出掌這所計劃中的機構，不但可以協助其他研究機構中物理學研究的諮詢容量，他自己也可以成為普魯士皇家科學院的院士。這是個極大的殊榮。許多柏林大學的名教授都求之而不可得。雖然對大部分的在職者而言，院士只是個名譽職位，但事實上也有人接受某些基金會所給予的巨額薪金。愛因斯坦的職位正屬於後者。在德皇威廉研究院及科學院中，他的主要職責是負責組織研究。他是柏林大學的掛名教授，不要盡義務也不能享權利，他可以隨心所欲地決定演講次數的多寡。他和學校當局的行政、考試或洽聘教授等事完全無關。

在日常生活中，每個人最有興趣的是要怎麼才能獲得食物。維持一家生計的人，必須盡量想辦法去弄到一些偶然在市場上出現的食物。他們再也無暇顧及烹調方法了，因為食物的質料也不太好。

即使是一般上正規課堂的教授，指導學生做研究也是重要的職責之一。在德國大學裡，教授有愈多的學生在他指導之下發表研究論文，就愈值得驕傲。有許多學生除了得博士學位的論文之外，終其一生沒有產生過任何獨立的作品。因此，教授們必須提供研究題目給那些天份不佳而又缺乏觀念的學生，推動他們完成工作。其實，如果教授自己去做這些研究的話，效果可能更快也更好。因此在這種情況之下，教授們就得沒有私心，而且有耐心地將許多時間花在資質魯鈍的學生上。

戰時，有一次我過訪柏林，愛因斯坦約我到他舅舅家晚餐，我猜疑地說：「現在到處缺乏物資，不速之客是不受人家歡迎的。」愛因斯坦隨即用誠懇的態度回答，他的話聽起來像孩子一樣，但也可以當成是酸意的批評！「你不必猶豫，相反地，我舅父家的食物要比一般市民來得多，你在他的桌上吃飯，你是在實行社會正義。」於是我第一次見到了他的表姐愛爾莎，她半認真半開玩笑地對我說：「我十分清楚阿伯是個多了不起的物理學家，這些日子我們去買各種罐頭食物，這種罐頭沒有人知道如何才能打開。通常都是外國出品的，生鏽，彎曲了，開罐器也都丟失了的罐頭，但是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罐頭是我們阿伯打不開的。」

馬赫答道：「如果藉原子假說，人們真的可以在幾個個別性質之間建立起關係來，並且捨此則這些性質就能獨立的話，那麼我要說，這個假說是『經濟』的，因為藉此幫助，許多不同的觀察可以由一個假設導出關係，即使它所需要的計算非常繁難，我也不會反對的。」

另外一些人則抱怨愛因斯坦夫人對外在的名譽太過重視，而忽視了愛因斯坦內在的偉大特質。其實，偉人的太太才最能了解丈夫的行為對公眾意見的影響有多大，因此這自然也就比任何事更吸引她的注意了。

這種比較令德國政府十分不快，於是，政府下令知識份子要公開宣稱他們和戰爭中德國軍事外交行為的態度一致。這就是有名的「九十二名德國知識份子宣言」。九十二個德國藝術科學界的代表，否認德國文化與軍國主義之間有所分別。最後的結論是：「德國文化與德國軍國主義是雖二實一的。」在德國，這被認為是對他們國家生存競爭中分裂的否認，然而在同盟國，則把它當成是犬儒主義集大成之作。

每當愛爾莎在柏林生活圈中被人提起時，常可以聽見這一類的批評，最常聽到的評論就是她的智慧不配做|愛因斯坦的太太。但是如果愛因斯坦對這種批評認真的話，他還能娶什麼樣的女子為妻？最重要的是：她能不能為愛因斯坦安排一個可以安心工作的環境。對此，她是頗能勝任愉快的。這個問題沒有理想的解決辦法，而且愛因斯坦也並不比别的男人更企求得到理想的解決辦法，因此她雖非理想的妻子，但他也並不因此而覺得不足。

所有這些科學家在戰時為戰爭而做的努力，在國家危險時只能算是理所當然。不管他們對當權政府的態度如何，他們仍然參與了戰爭，他們之中，幾乎每個人都在「知識前線」上擔任了重要的角色，在文字戰與宣傳戰中，他們強調德國科學家的成就，而貶抑敵方的任何成就。有一群物理學家聯名送了一份函件給所有的同事，要求他們除非不得已時，不要引用英國物理學家的作品，他們的說法是：整體言之，英國人的程度要比他們低得多，以前所以引用，只不過是對外國人誇大的羨慕罷了，這種態度應該改變。

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的萊登堡教授，是個德國物理學家，曾經在柏林和愛因斯坦共事甚久，有一次他對我說：「柏林有兩個物理學家，一個是愛因斯坦，另外一個則是其餘物理學家的總和。」這句話最能說明愛因斯坦的地位了。從外表看來，他完全是個職業團體中的一分子，但是他卻從來不屬於他們，他的獨立顯得十分特出，而他的地位也可以簡單地用一句俚語表示：「他是在一個只有一個人的班級中」。

一九一三年秋，維也納的德國科學家暨物理學學會邀請愛因斯坦對他萬有引力理論的新觀念作一個摘要講解。即在當時的物理學家當中，他也是個不尋常的人物，當時流行一些傳說，說他又「想到」了一個相對論的廣義理論，比他一九〇五年發表的狹義相對論更令人不易理解，和實驗室的物理學相去更遠。因此一大群聽眾擁進會場。愛因斯坦採取深入淺出的方法，由最簡易觀念出發，一步一步地喚醒聽者，使大家覺得唯有了解以前理論的錯誤及缺點，才會贊同根本的改革。

會議的費用，包括到布魯塞爾的往返旅費，生活開支以及額外報酬，每個與會人員平均幾乎要消耗一千法郎之多，全係由一位比利時的富翁Ｅ．索爾未支付。這個人在化學工業上很有成就，但是他的興趣卻在過了時的機械形式的物理理論，雖然結果十分複雜，並且也沒有發現什麼新定律，但是他的興趣很大，同時為了吸引物理學家對他理論的注意，以及想聽聽人家對他理論的意見。聰明的化學家華特．納斯特在社交上和他有點來往，他想也許可以利用這個富人的喜好做點有益科學的事，同時也可以滿足索爾未的慾望，他建議由他召集一個物理學家會議來討論他們科學中現存的困難，索爾未可以在這個場合中發表他的想法。這個會議於是被稱為「索爾未會議」。在開幕演說中索爾未摘要地提出了他自己的觀點，接著大家開始討論物理學的新發展。閉幕演說中，索爾未再三謝過了大家的熱列參加討論，並特別強調說他由此會議中獲益良多，但是所有這些都未動搖他對自己理論的信心。所有的演說都避免提及批評他的理論，以免使他原本充滿了感激的心，因此而破壞。索爾未對於科學的發展充滿了真誠的興趣，此後他經常舉辦類似的會議，在這些會議中愛因斯坦始終扮演著領導的角色。像納斯特那樣，對科學衷心地感興趣，而在實際上也曾利用這樣的機會來促進科學研究進步的人實在不多。

一九一一年，一個人數不多的會議，由舉世聞名的物理學家們在布魯塞爾召開，討論近代物理學的危機。毫無疑問地，邀請人選中一定包括了愛因斯坦。與會人選的決定是由華特．納斯特（Walter Nernst）建議的，他是物理與化學方面的先驅，此外還有英國的恩斯特．拉塞福爵士（Sir Ernest Rutherford）、法國的亨利．潘伽略與保羅．朗基文（Paul Langevin）及德國的馬克斯．普朗克、荷蘭的Ｈ．Ａ．勞倫茲（H.A. Lorentz）和當時在巴黎工作的波蘭人居禮夫人（Mme Curie）。愛因斯坦與法蘭茲．漢琛諾耳（Franz Hasenöhrl）代表奧國，漢琛諾耳是維也納人，在他悲慘地去世之後，他的名字竟被人奇特地和反愛因斯坦的人相聯在一起。這個會議使愛因斯坦第一次有機會見到這些科學家，他們的觀念引導著這一代的物理學研究。

這種邀請對他來說真是太好不過了，除了普魯士皇家科學院給予他的榮譽之外，他還可以得到比在蘇黎世更高的薪水。他也可以藉此而盡情地獻身於研究中，而且還有更多的機會接觸柏林的第一流物理學家、化學家和數學家們。在他覺得除了自己那分不凡的天才之外，他仍然希望接受一些其他新觀念的刺|激。而且接受這許多不同領域，各有獨立思考能力之人的批評，對他來說獲益將更不可言喻。此外，他也不必義務地定期演講，這簡直讓他鬆卸了一個大負擔。

華特．納斯特則不然，他雖然是個科學家，是個學者，但在精神上，他的性格表現卻是屬於商人階層的一份子，他沒有國家或種族歧視的觀念，卻具有一種普通商人少有的自由主義作風。身材短小精悍，聰明而善解人意。他經常把精明表現在日常生活中，因此，他的學生開玩笑地稱他為「Kommerzienrato」，這在德國通常是對一個成功生意人的稱呼。有個笑話說，他是唯一曾和工業公司簽合同的物理學家，最後，獲利的是他而不是工業公司。所以簽訂這個合同，是因為他發明了一種電燈泡，很有名氣，人們稱之為「納斯特燈」。由此他賺了一大筆，不過不久這種燈就被廢棄不用了。

當我到布拉格大學去接替愛因斯坦時，他的學生告訴我，他在那兒擔任教授是如何地受到歡迎和羨慕，他曾對學生說：「任何時候我都等著你們，你們有了問題，就到我這兒來，你們絕不會打擾我，因為我可以隨時打斷我的工作，等事情完了之後再繼續。」

教授夫婦都非常高興見到愛因斯坦，以為他一定是做正式的禮貌拜訪。但是愛因斯坦很快就把話題轉到他的廣義相對論的新理論上去並詳細地解說它和空間的關係，史坦普是個心理學家，沒有較深的數學基礎，只能聽得懂很少的部分，而且也毫無插嘴的餘地，愛因斯坦如長江大河般談了將近四十分鐘之後，才忽然記起自己本是來做禮貌拜訪的，時間已經拖得太長了，他趕緊起身告辭，教授夫婦都覺得十分尷尬，因為他們根本還沒有機會問些如：「喜歡柏林嗎？」，「您的夫人與孩子都好嗎？」之類的客套話。

愛因斯坦是個十分不需要特殊照顧的人。有一次，他應該禮貌上去拜訪一位學院裡的院士，他十分不喜歡這種正式的拜訪，但是他聽說史坦普（Stumpf）教授是個有名的心理學家，對於空間的觀念十分有興趣。於是愛因斯坦想到他們之間也許可以談一些彼此都有興趣的問題，這對他的相對論理論或許會有補益。因此他選定了一個史坦普教授可能在家的機會去拜訪他。他大約在早晨十一點時到達史坦普教授家，到達的時候，女僕告訴他先生不在，問他是否要留個話，但是他說不必，他不願意打擾任何人，打算當天晚些再來。「同時，我也要去公園散個步。」下午兩點鐘時，愛因斯坦又來了，女僕說：「喔！先生在家，但是因為我沒說你要再來，所以他現在在午睡。」「沒關係！我待一會再來！」於是他又去散步了！四點鐘時他再回來。這次他終於見到了教授，「你看！」愛因斯坦對那僕人說：「有耐心和毅力的人終會得到報酬的！」

他經常努力保持四周適當的「空間」，以避免他人的打擾，這個空間足够容下他那經過匠心及科學幻想建立起來的王國。

愛爾莎的性格中有許多斯華比亞老家的成分，她對於丈夫的名望與地位有著分享的快樂。然而身為名人的太太，總會有兩種不同的事等著：四周的人總會以批評的眼光要求她，以做為他們對她丈夫和_圖_書所付出尊敬的補償；而另一方面，為了要減輕她所受的責難，愛因斯坦所承受的也必然會相對地增加。

於是，和馬赫談了一會之後，愛因斯坦提出下面這個問題：「假如我們先假設分子中有原子存在，由此可以預言一個無法由非原子理論預言的這種分子可觀察的性質，那麼，即使它的結果的計算非常複雜，非常難以瞭解，您是否接受這樣一個假說呢？當然，我的意思是指藉著這種假說人們可以把許多可以觀察得到的事實相聯起來，反之，則這些現象都是無關的，那麼假設原子的存在是否較『經濟』些？」

有些教授自身的天份不够，因此就把自己的問題分成許多數不清的小題目，每一部分由一個學生去處理，這樣一來，學生的工作就十分簡單了，從事的只是許多細節上的小事而已，因此，德國遂產生了所謂的「工廠」，製造出來一模一樣的東西，每一件產品都是「對文字上有貢獻的」，日後的作者必須引用這些東西才能算是合乎科學。學生與教師之間充滿了令人愉快的感覺，他們全神貫注在這些行為及事業上，解決了部分的小問題，可是小問題所引出的大問題，卻從無人解決。至於論文是否能出版，根本就不是問題了。

由歷史的觀點來看，令人感興趣的，並不是這種為個人利益而發生戰爭的精神嘗試，而是那種科學嘗試——企圖證明德國物理學的整體結構不同於法國與英國。例如，我們經常說的，德國科學比較更深奧和完美些，尤其和法國及盎格魯撒克遜人科學的迷信性質相比時，法國人的迷信是由於那種淺薄的理性主義，只想用理性而不管宇宙的神秘就想瞭解一切。而美國人的迷信則是由於過分注重感覺經驗和事實而忽視了哲學推理。

這樣說似乎有點誇張，因為純粹科學還是有它的社會價值，但愛因斯坦對純粹研究的職業卻不大瞧得起。然而命運弄人，移居柏林後不久，他卻逐漸地成為他所不樂意成為的純粹研究的工作者了。在柏林如此，日後到普林斯頓時他的職位也沒有多大改變。

愛因斯坦的身體在戰時一直不很好，他很幸運地能在一個人家中搭伙，使他能吃到家庭中的食物而不必天天徘徊在餐館裡。這時候他們的伙食全都是按照軍方的保健指示來做的。愛因斯坦的親戚們都把他看作是頭黑馬，他曾經自慕尼黑高等學校脫逃過，在學校裡選讀的也都是冷門科目；娶的又是個完全不屬於他們圈中的女孩。因此，當他們聽說他成名了，都覺得十分驚奇。等到愛因斯坦被選為皇家學院院士的消息到達柏林時，親戚們開始歡迎他，開始承認他是自家人了，愛因斯坦很詼諧地接受了這種情況。

為了推行這個目標，威廉二世建立了德皇威廉基金會，聯合了工業家、商人、銀行家等人共同來建立研究機構，會員可以擁有參議員的頭銜，有權穿著漂亮的禮服，有時還能有榮幸與皇上共進早餐，當然，早餐所費不貲。因此在餐桌上的談話中，皇上就會提到這些錢花的是甚為值得的。

愛因斯坦那種和别人合作的反常態度，以及他那特有的孤立態度，也非常明顯地表現在他對於這個教授職位的意見上，他常說科學家應當從事一種勞力工作來謀生。如果付錢給他是要他去發現新的理論，他就應該常常想：「發現是不能有一定的秩序的，如果我什麼都沒有發現，我的僱主一定會大失所望，那我就是尸位素餐了。」而技工或教師則不然，他們所做的一定會有代價，而且也是可以清楚地意識到的。依他的觀念，他工作只為了求取快樂而已。

學院中當然總會有些滑稽的事，愛因斯坦接受這些，就像當年在布拉格大學教授會議接受的許多笑話一樣。這種團體中滑稽的事情常是避免不了的，原因是在某種情況下，即使是最偉大的科學家也總會為一些芝麻大的事操心，而且還會煞有介事地把它們當成是重要的科學問題，付出相當大的熱心和完善的討論。例如，學院出版的刋物到底該分印成二冊或三冊？是否某甲的作品就該得一百分而某乙的作品一百二十分呢？類似這種的無聊問題常要花費相當多的智力和耐心去討論。而且還有個老傳統，學院紀錄上印行的每篇論文都得在會議中發表，即使只是節錄，或論文本身只在處理一個非常特殊的問題，與會的多數人都不懂時也一樣。一下是這個人討論一塊芬蘭發現的蘚苔，另一個人則討論一個複雜數學方程式的解法。另一個人則在解說一塊難讀的古巴比侖碑銘。為了表示禮貌，大家都得顯出一點興趣，而事實上呢，他們卻努力地不讓自己在會議中睡著了。這些都是很常見的現象，但卻不由得讓人發笑！愛因斯坦很能欣賞這些，因為這些幽默的鏡頭，使得他較能忍受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他在科學研究時的心理構成及態度上的特性使得學生十分願意和他接近，但他的方式是和别的教授不同的。他對學生的態度最顯著地表現在他那種隨時隨地友善及願意助人的態度上。如果一個學生在他極有興趣的問題上有了挫折，即使只是非常簡單的問題，愛因斯坦也會花全副的精神與時間去幫他解決。而很艱深的問題到了他手中，也能變得不可思議地簡單，他擁有一種不可思議的理解力，對於擺在他面前的問題不但速度快，也能思考得非常完美。因為如此，他可以有非常寬裕的時間花費在學生身上。

德皇不但對物理、化學等學問有興趣，對現代聖經研究也頗為愛好，因此第一任德皇威廉基金會的主席是自由新教神學家阿道夫．韓那克（Adolf Harnack）。馬克斯．普朗克及華特．納斯特便游說德皇邀請愛因斯坦這顆物理界的新彗星來柏林。

愛因斯坦的聲譽崛起極速，許多科學研究中心都希望能邀他入會。多年以來，柏林不但努力要發展成政治及經濟的中心，也極力想成為藝術及科學的重鎮。德皇威廉二世喜歡和美國人交往，因此之故，他得知美國除了大學之外，還有許多純粹做研究的機構，背後都有大亨如洛克斐勒、卡內基、古根漢等人在支持。他更知道，軍事及經濟上的力量須要以有組織的科學研究做基石，因此，他想利用他本人的影響力在德國建立類似的機構。他以為物理、化學及二者的應用是最重要的一環。

一九三二年有些美國婦女俱樂部反對讓愛因斯坦入境，理由是他散布反政府的言論和反戰主義。當時愛因斯坦曾經對美聯社的一位代表半開玩笑地說：「為什麼人們會讓一個反對除了和自己妻子間不可避免的戰爭之外的一切戰爭的這種粗俗人入境呢？」另有一次，他根據多年經驗深有用意地說道：「當女人在家裡的時候，她們和傢俱總是分不開，總像忙不完似的繞著傢俱轉，可是一旦外出旅行時，她唯一擁有的傢俱就是我了，她沒法子不圍著我團團轉，忙著替我改這改那的。」

對於生活幸福的可能性不抱任何幻想，這使得愛因斯坦不會重蹈某些丈夫的覆轍，他們把生活中許多必然的缺點當成是屬於妻子的缺點，於是他們在批判妻子時，常會忽略了她的許多優點，而只接受那些缺點。

然而，要他再決定回到童年時代處心積慮想逃離的德國中心，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對他來說，這甚至可說是一種背叛行為，只不過是為了一個較好的職位，要他重回那個各方面都不能和他調和的團體中，勿寧是一種對自我信念的背叛。這真是一種矛盾的掙扎。移居柏林，對他做為科學研究者的人格來說是非常有益的，然而他卻總不免有隸屬某個社會團體的感覺。

和這許多傑出的研究者一塊討論，即使是愛因斯坦這樣傑出的人，也覺得非常有價值。他刪減了許多閱讀的時間，按時地參加每一次的討論會，當然，他總是個活躍的份子。他喜歡把問題分解開來，所下的批評也常使得所有與會人士大為激賞。而且，他所提出的問題本身，也往往產生非常有和*圖*書刺|激性的影響。在這種場合中，常有許多人不敢開口發問，因為他們不願意讓別人以為他們無知，他們都是屬於那些要花較長時間去理解一件他們羞於啟齒之事的人。愛因斯坦理解力之快是沒有人會懷疑的，因此他常會毫不考慮地問一些別人會認為是很天真的問題。但是這種天真的問題卻常是最富啟發性的，因為他們經常討論的都是一些最基本而無人敢觸及的東西。大部分的專家都相信他們瞭解最基本的東西，需要的只是尋求如何解釋次要的東西，然而愛因斯坦的問題則常是懷疑一些似乎可不證自明的原理，這使得討論會更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一九三三年，愛因斯坦離開柏林之後，討論會就變得暗淡無光了。

到達柏林後不久，愛因斯坦和妻子米列娃離婚了，在很多方面，他們早已無法溝通，他又回到獨身漢的日子。他成為院士時只有三十四歲，處在那群年齡較長，且具有光榮歷史和無比權威，成就也相當大的人當中，他只能算是個後生小輩。然而他的尷尬，並不是由於年齡上的差異；這些人中，大半已自大學退休，因而這些圈子裡所發生的大小事情對他們來說就似乎都十分重大，科學院，可以說是他們終生目標的頂點了，但這一切對愛因斯坦卻並不重要，因為早在他成為這狹窄的學院圈中的名人之前，他就已經是世界性的名人了。

愛因斯坦自一九一二年之後陸續發表了一連串的新觀念，其數目之多及發展之完美實在令世人為之側目。但是愛因斯坦唯一關心的卻是他創作中的缺陷及鴻溝。一九一一年在布拉格發表的新萬有引力理論，只處理了萬有引力效應中的一個特殊例子，唯有在我們考慮的整個空間裡，萬有引力的方向及大小都相等的情況下才完全清楚，而當萬有引力在空間不同點有不同方向時，到當時為止的理論對這種情形還無法解決。

有些教授抱怨說，由於她，使得其他的物理學家不易接近愛因斯坦，她似乎寧願愛因斯坦多接近作家、藝術家及政治家們，因為她比較了解這些人，也以為這些人比較值得交往，而愛因斯坦本人卻不是那種容易被朋友影響的人，他喜歡和各式各樣的人交往，不會只把自己限制在同行的小圈圈中。常常有些愛因斯坦不願意見的客人，於是這些人就把愛因斯坦不見他們的責任推給他太太，事實上是愛因斯坦不願意見他們，他們只不過不肯承認愛因斯坦對他們不感興趣而已。

當歐文．薛丁格來到柏林做普朗克的繼承人之後，這種加在愛因斯坦身上的普魯士式冷漠與機械思考就減輕多了。他們之間不須再經過長久的解說就可以互相瞭解，兩人之間毫無藩籬，行為上的態度也能互相調合，不必先訴諸康德哲學範疇的規範。

一九一二年秋，愛因斯坦開始在蘇黎世理工學院任教，當年他曾因入學考試失敗而被拒門外，如今卻是學校引以為榮的人物，他曾在此求學、戀愛、畢業之後曾請求一最卑微的職位而不可得。

在柏林也和其他地方一樣，每個星期通常都有一次物理學討論會，討論一些物理學最新的研究及發展。使在不同機構或領域中研究的物理學家，可以因此而得到交換有關新發現及新理論意見的機會。在愛因斯坦停留柏林的日子（一九一三——一九三三）中，柏林討論會中其精采的程度遠非世界其他各地所能及。除了愛因斯坦、普朗克及納斯特之外，還有馬克斯．馮．勞厄（Max Von Laue），他是Ｘ光晶體繞射的發現者，此外，詹姆士．法蘭克（James Frank）與格斯塔夫．赫兹（Gustav Hertz）——發現特殊顔色的光可以由高速度的電子撞擊產生；麗絲．邁特納（Lise Meitner）是個維也納人，她在放射現象方面有很偉大的發現，愛因斯坦戲稱她為「我們的居禮夫人」。在某些方面來說，她表現出來的天才甚至超過了居禮夫人。後期時，還有歐文．薛丁格（Erwin Schrödinger）一個奧國人，由物質的波動理論導出了量子理論。

某些教授常以沒有空為榮，但愛因斯坦則不然。記得有一回我和他約好了去波茨坦的天文物理觀測站拜訪，我們約定在波茨坦的一座橋上見面。但因為我在柏林是個生人，我說我不能肯定一定能在約定的時間趕到，愛因斯坦說：「喔！那沒關係，我可以在橋上等你！」我說這樣未免會浪費他太多時間，「喔！不會的！」他說：「我的工作可以在任何地方進行。在家我都可以思考問題，為什麼在波茨坦橋上就不行呢？」

因此以一個來自不同環境的人來說，尤其像愛因斯坦這樣的人，對於人類關係的意義有著極強烈的感覺，生活在他們當中必然會感到十分痛苦。他的這種奇異的感覺甚至在和馬克斯．普朗克中間也存在著。普朗克盡了極大的力量幫助愛因斯坦使他被公認為科學家，也全力支持他進入科學院，對他的人格也有極高的評價。但是愛因斯坦卻從來無法消除那種感覺。普朗克這種人，在情緒及觀念上實在和他迥然不同，他們唯有在理性的論證之下，才能互相溝通。愛因斯坦總覺著有一層籓籬存在他們之間，藩籬之後藏著敵意，因此他盡量不讓自己去看背後那層面目，但是這層藩籬存在的想法，更造成了他的不安，這種感覺或許不易覺察，但卻從未消失過。

這些論爭很快就表現在他們對相對論的敵對態度上。由於這種論斷方式，就可以把一方稱之為德國式理論，另一方則稱為非德國式理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本來和政治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不久卻被扯進國家與黨派的紛爭中了。

大學裡的教授，常會接到一些業餘科學愛好者所提出的許多奇怪而半科學的問題，愛因斯坦對於這些問題的態度也和同事不同。愛因斯坦有極大的耐心去回答他們。對他而言，這種工作要來得容易些，許多教授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觀念中，即使最傑出的教授亦然，他們無法瞭解一些脫離了傳統的觀念，或者僅僅是用另一種不是普通教科書常用的表達方式來表達的觀念。這種困難常可由他們對外人的憎惡與抱怨中看得出來，因為教授們無法反駁那些業餘者對他們科學理論所提出的天真的不滿。結果他們給人的印象就成了「學院科學」的無能和錯誤。但是，愛因斯坦並不把一般人與職業化專家之間的分别看得很重，他喜歡處理任何的疑問，那些煩惱别人的難題，只要到了他的手中就能迎刃而解。對他而言這點尤其特殊，因為一般人特別喜歡討論相對論。

此外還有不少個人的因素促成了他的決定。愛因斯坦有個做生意的叔叔，在柏林極為得意，他的女兒愛爾莎（Elsa）當時正寡居在家，在愛因斯坦的記憶中，小愛爾莎常常到慕尼黑探望他們，是個友善而快樂的人。他心中期望著重拾與她相聚的快樂，這多少使他覺得普魯士的首都柏林可愛了些。終於，愛因斯坦接受了這個職位，而於一九一三年的年底，離開了蘇黎世。

華特．納斯特，我們前面提起過他好幾次了。在毒氣研究上擔任重要的工作。福利兹．哈伯（Fritz Haber）是愛因斯坦的好朋友，他負責發展一種由空氣中的氮來製造氨（阿摩尼亞）的方法，氨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化學原料，是製造人工肥料及火藥的必需品，當時由於英國的封鎖，德國無法進口天然的氨。哈伯是猶太後裔，但卻深受德國觀念的影響，認為軍事至高無上，個人應該服從於這個最高價值。納斯特及哈伯因此而得到德軍少校階級的地位。對納斯特來說，這個封號只能滿足一點虛榮，並不會讓他十分得意。然而對哈伯，這就是滿足和驕傲的來源了。在凡爾賽和約中，納斯特與哈伯都被盟國列為戰犯，德國在國際法庭之前原是不打算審問他們的，不過最後對他們也沒有什麼嚴重的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