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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許多德國猶太人並不了解這種情形，他們試圖以種種的模仿行為把注意力由自己身邊引開。他們用最溫和的形式，想把對於戰敗的責難轉移到缺乏愛國心的社會主義者身上。有的甚至在猶太人中搞起小圈圈指責某些人是不良份子。久居在德國的猶太人則把一切缺點都推給由東歐移民進來的猶太人。他們可因暫時需求及喜好傾向分成由波蘭、俄國、羅馬尼亞及匈牙利，有時甚至也包括了由奧地利來的猶太人。當希特勒——眾所周知他來自奧地利——開始迫害猶太人時，一位德國大學的猶太籍教授說：「我們不能責備希特勒對猶太人的觀點，他來自奧地利，就當地人對猶太人的觀點而言他是沒錯的。如果他對德國猶太人知道得稍微清楚些的話，他對我們絕對不會有如此不正確的觀點。」這種說法正代表了某些德國猶太人流行的強烈看法。當希特勒開始迫害猶太人時，這種感覺深為東方的猶太人所痛恨，這種反應並沒有促成整個猶太人的聯合陣線，反而只是某地區的猶太人想把對希特勒的責難加在另一區的猶太人身上而已。

對愛因斯坦來說，看到這麼多猶太年輕人因為種族歧視而無法接受高等教育，實在是最令他痛心的事。東歐大部分大學幾乎都敵視猶太學生，在中歐，人們也對東歐大學拒絕收取的猶太學生抱著歧視的態度。愛因斯坦認為這是暴行的特殊形式——一種令人難解的暴行——這些人，常是最尊重並愛好追求知識的人，但他們內心的反對卻也最為劇烈。雖然猶太學生經常都是最勤奮的一群，但在德國大學中，接受一個猶太學生幾乎都被視為特殊的容忍行為。因此那些僥倖獲准入學的人，也不可能會被其他的學生視為朋友或以同學之禮相待，因此他們也將永遠無法覺得安適。許多猶太教師也感到同樣的歧視情形。基於這個理由，愛因斯坦認為有建立一所猶太大學的必要，在此，教授和學生們可以自長久處在不友善環境中而引起的緊張中得到解放。

這個原理很顯然地只是愛因斯坦定律的特殊情形。如果輻射已經包含在一個物體之中，當此輻射放出時，此物體的質量就要減少。不過愛因斯坦的理論卻更為廣義。他說物體，不論其本性如何，如果此物體放出能量，則其質量就會減少。

有時候，他的評論被曲解的情況，使他非常不愉快，他不允許自己處在這種情況可能發展的地位上。他曾經數次接到蘇聯當局要他去訪問及演講的邀請，但他都婉拒了。他瞭解自己對這個國家任何善意的談話，都會被其他國家人士論斷他是個共產黨，而任何批評的談話也都會被共產黨認為是資本主義侵略者的侵入。

愛因斯坦十分了解：每一件事都有許多面，一個人若只把持好的理由，他可能就只有較少的價值；反之許多本質上是偽君子的人，一有機會，就會設法避免參與，而且還恬不知恥地自稱是「道德上的猶疑」，愛因斯坦完全不是這種人，如果出發點是善的，那麼他在基本上就已經準備接受次一等的待遇，或較低價值的交易了。他是個現實主義者，也是個善於吹毛求疵的思想家，有時他甚至相信只要人類所從事的活動是企圖要達到人類的目的，就可能是完美的。

和這團體同樣性質的會議繼續舉行，在這一年中，「愛因斯坦事件」成為報上經常討論的熱門題材。人們要求愛因斯坦公開對這些攻擊發表意見，這使他十分困擾，但如果他的行為讓人覺得是在做科學討論的話，那就十分地不協調了。他不願公開討論那些大部分人都不可理解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事實上在這些會議中也不是主要部分。最後，為了平息這整個事件，他在柏林的報紙上發表說：用科學的論斷方式來回答一個非科學的問題，乃是毫無意義的。公眾無法判斷誰是誰非，因此，他簡單地說：「如果我是個有卍字或沒卍字的德國國家主義者，而不是個自由派的國際知名猶太人的話，那麼……。」這段話要比任何科學的推論更容易讓每個人瞭解。如今，愛因斯坦的對手比以前更憤怒了，他們指責愛因斯坦把科學討論轉成為政治的討論。其實，他只不過再度替一件事實正名罷了。他的大部分朋友都希望他處事時若能裝著好像不了解對手的動機就好了。

當保羅．魏蘭在柏林愛樂協會召開第一次大會時，甚至不惜費力去找到一位猶太籍的演講人，想造成某種煙幕。會議中魏蘭的演說，政治性重於科學性。接著的是葛克（E. Gehrcke），他是柏林一位很能幹的實驗物理學家，在實驗室中很少出過錯，他批評愛因斯坦的理論，說他的出發點是由於他缺乏那種尖銳的理解力及飛躍的想像力，因而無法做到由單一的事實推廣到整體的綜合。這一類人通常已經接受了古老的假說，由於習慣使然，他們已經忘記了這些假說其實也並不是事實。但是他們喜歡替新理論扣上「荒謬」、「違反經驗科學的精神」等帽子。會議同時也邀請了一位哲學家代表，他會「證明」愛因斯坦的理論不是「事實」而只是「幻想」而已。他是猶太人，原先預測他將是會議中的高潮。但由於他的政治無知及電報再三催請，他最後還是沒有前來出席，原因是他的朋友向他解釋了這次會議的目的。因此，第一次的攻擊就在缺少哲學的祝福之下開鑼了。

愛因斯坦很簡短地作了答覆，會議結束前又有兩個發言者分別贊同和反對愛因斯坦，普朗克終於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會議在毫無窒礙的情況下結束了。一直注視會議進行的武裝警察也隨之撤走。普朗克相當幽默，他用一個至今還在非物理學家中流轉的笑話結束這個會議：「既然相對論理論尚未能使這個會議的有效會期延長，那麼我們的會議就該休會了。」

唯有最粗淺的判斷才會覺得愛因斯坦像一個埋首書堆、自得其樂且不受外在世界干擾的天才。其實愛因斯坦性格中的矛盾處是遠超過我們乍見之下所見到的，所以如此，正如上文所提，一方面由於他那種強烈的社會意識，另一方面，則是厭惡和任何人太過於親近，此種性格的衝突所造成的。

愛因斯坦參與猶太民族主義運動，並和*圖*書非僅為了這一運動的理想而已，另外還有一個出自他内心責任感的一項次要計劃，就是想在耶路撒冷建立一所猶太大學。

「我這麼做，是因為國聯的行為使我看出：幾乎現在所有強權集團的任何行為，不管有多殘暴，國聯都無力制裁，因此我之所以退縮，乃是由於國聯照它目前的功能而言，不但不能具體表現出一個國際組織的理想，反而更讓人們懷疑這些理想。」

他判斷的正確性，在第二年（一九二三）秋天就顯出來了。在希臘和義大利的爭端中，國聯努力的只是讓弱方的希臘讓步，而不願去傷到義大利，當時義大利正在慶祝她的法西斯蜜月呢。

「以和平主義來贏得人民，要比社會主義來得容易，在社會及經濟問題日趨嚴重的今天，一種信任的和平解決方式是必要的。這樣，我們才能期望人們會以一種合作的精神解決經濟與政治上的問題。我願說，我們首要之務是該採用和平主義而非社會主義。」

他早已知道：一旦冒然發表對政治或社會問題的意見時，他就得脫離那遠離塵囂的科學殿堂而現身在混雜的市肆上，他必須面臨的是一切市肆上可能出現的武器。愛因斯坦滿懷信心地接受了這種狀況並加入了交易之中。他了解那些政治對手可能將會變成他科學上的敵手。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但是我知道得很清楚，為了達到一個特定的目的，必然要有一個人來從事思考、命令並承擔大部分的責任。但是那些被領導的人絕對不能受到脅迫，他們必須有權選擇自己的領袖。對我來說，社會階級形成的區別是不正確的。在最後的分析中，他們仰賴的是暴力。我深信，暴力獨裁的制度一定會退化，因為暴力不可避免地具有吸引那些道德低下之人的傾向，歷史證明無數暴君的繼承者幾乎都是無賴漢。」

在充滿了數學公式的長篇報告中，並未觸及原則性的問題。接著列那上台做了簡短的報告，他攻擊愛因斯坦的理論，但是並未激起任何情緒。他的論斷既沒有說明這個理論和實驗有何不合之處，也沒有指出它含有任何邏輯上的矛盾，而只是說它和日常生活了解事物的常識不相符合而已。基本上說來，他所攻擊的只是一種並非基於機械物理學的物理語言罷了。

對那些冥頑不靈的國家主義者而言，猶太人及反戰者是戰敗的代罪羔羊，任何支持這些運動的人都是他們發怒的對象。即使那些一向贊成愛因斯坦的人，也為他面對反對意見時的坦白態度感到震驚，因而大家便開始認為他是一個毫無責任感的人。愛因斯坦不懂什麼政治權謀，對此也沒有興趣，因此他的說法不是被視為幼稚，便被指為有意諷刺。英國的日蝕探險隊宣布他的理論成立後，他的聲名大噪，他的敵人因此也就無所不用其極地想剝奪他這項成就。

等到一位在自己的職業圈中也頗有地位的物理學家，來擔任領導人物之後，反對愛因斯坦的運動也就逐漸取得某種地位了。我前面已經在好些地方提起過菲利浦．列那（Lenard）這個人，一九〇五年愛因斯坦對於光的新觀念就是基於列那的觀測，由於他這些了不起的天才實驗，使他得到了諾貝爾獎。然而他並不善於用自己的實驗結果來推導普遍定理。當他想做這些時，他總發現他陷於許多複雜的假說中，根本無法做任何釐清的貢獻。因此也就無人認為他是個理論家了。

這個運動的代表及代言人可以分成三個團體，第一群包含的是「右派革命」的政治掮客，他們除了知道愛因斯坦是個猶太人之外，對他及他的理論是一無所知。只知道他是英國人捧之甚高的反戰者，並且似乎也逐漸在德國取得民心。這些人高聲叫喊並且言之確鑿。他們像職業宣傳家們，宣稱愛因斯坦及其支持者都做了過分的渲染。他們從不沾上任何真正的客觀討論，並且有意無意地暗示：愛因斯坦理論的流傳，即是為了那些使德國戰爭失敗的同一批陰謀家的緣故。因為這一群人的思想模式有一種共同之處，因此我想從一本雜誌中引出一段話來作印證。這本雜誌在國家主義者的圈子裡評價甚高。在「布爾什維克物理學」的名義下，愛因斯坦的理論直接和政治發生了關聯。他們大部分的人都認為，德國承認戰敗是由於美國的威爾遜總統答應給德國以同等的和平才答應的，也因此他們才訂下了和約，根本上似乎並不是軍事情況使然，那篇文章報導如下：

「我呼籲所有的先生和女士們，不管他們是顯赫或平凡，希望他們不再給任何戰爭或備戰以任何的支助，我希望他們把這種態度以書面告知他們的政府，並通示我知道，我將記下這個決定……。我已被授權成立一個『愛因斯坦反戰者國際基金會』。」

愛因斯坦的政治態度，像所有的知識分子一樣，在兩次世界大戰中二十年的休戰期間不斷地變遷著，他從未加入任何政黨。雖然各黨派爭相利用他的權威性，但他本人卻從不活躍於任何團體中。主要的原因是愛因斯坦對政治從沒有發生過興趣。

戰後，德國戰敗軍人及貴族統治階級都崩潰了，這些人被公認是偏見所產生的最大來源，因此許多人以為歧視猶太人的時代大概已經過去了。但事實上，戰敗卻使這些人更深感憤怒。人類要是相信巨大的災禍完全是由於自己的無能所造成的，那麼就無法找到安慰了。因此，人總是會盡力責難別人。於是，那些已失勢政府的支持者，開始散布一個觀念：戰敗並非由於事實上的不足，實際是由於猶太人領導的内部反抗。這個觀點一散布開來，遂引起了德國極端的反猶情緒。這種感情蔓延極廣，甚至受過高深教育的階層亦在所難免，而且，他們對猶太人更具危險性，因為一旦他們相信，他們會顯得更無理性。猶太人找不到任何論斷來反駁，也無法以改變行為來消除敵意。

雖然有了這些懷疑和躊躇，愛因斯坦仍然看到了許多有利於猶太民族主義的地方。他見到這是唯一一個猶太人主動的運動，也許可以因此引發他們的自尊心。缺乏自尊心曾是愛因斯坦久已深感痛恨的事，他並不關心教育程序是否必須強調民族主義的hetubook.com.com效果，但他覺得：猶太人的心靈，尤其是德國的猶太人，已經病入膏肓了；因此他建議一切教育工具都應該具有能緩和或治療這種狀況的傾向才行。

當時突然出現了一個組織，它的唯一目的就是反對愛因斯坦及他的理論。領導人物叫什麼保羅．魏蘭的，他的經歷、職業及教育背景都沒有人知道。這個組織擁有大筆不知來歷的財源支持，提供大量的金錢給那些願意以書面或在集會中反對愛因斯坦的人。並且張貼了大幅的廣告，活像在替偉大的藝術家宣傳一樣。

他對愛因斯坦在戰後有這麼大的成就感到十分驚奇。他首先指責愛因斯坦不是個實驗家，充其量只是個荒謬理論的發現者罷了，而且這個理論完全和機械物理學所表現的日常知識相違背。此外，愛因斯坦還是個猶太人與反戰者。對列那而言，這就足以讓他難以忍受了。因此他把身為物理學家所擁有的名譽及威望押在愛因斯坦這個對手上。他自以為自己已經聯合了反對愛因斯坦三派者的動機為一體了，那是右派革命掮客，純粹「經驗主義」及某些哲學學派。

第三種人包括一些哲學家，他們崇信一種和相對論絕不相容的哲學系統。我們或可簡單地說：他們沒有真正瞭解相對論的精義，就替它賦上一分根本就不存在的形上學涵義。然後，他們開始公開指責這個他們自己發明的哲學。在這當中，隱然地也有一種觀念存在，認為亞利安人才是真正地從事於探尋自然根本奧秘的哲學家，而其他人種的哲學家則僅對自然做了不同觀點的描述，就感到心滿意足了。

然而當他為民主與社會兩個複雜問題所困擾而無法用一個簡單公式來解決時，他對於服兵役及戰爭的態度卻仍然十分單純，因為他的厭惡並不是基於政治的原因。

而在給一本反戰雜誌的信上，他對這樁事有更尖刻的批評：

不久，愛因斯坦發現：這件事還有另外一面。他注意到他的辭職引起了德國一些民族主義團體的狂歡慶祝。此後，在許多場合中，他知道雖然在某個運動中見到了許多的缺點，但只要它的動機是對的話，就不應該拒絕去支持它。一九二四年，他再度回到委員會。一九三〇年，國聯成立十週年的紀念會上，他發表了他意見的本質：「對於國聯已經做或尚未做的事，我毫無熱心，但是我卻感謝它的存在。」他常強調：若不是美國和國聯的合作，國聯不可能會在國際正義中，成為具有影響力的角色。

一年之後，愛因斯坦承認，聯盟並未能阻止強權國家使用暴力，它的功用只在尋找一些方法，使得弱小國家不必抵抗就臣服於強國之下罷了。

這個目的——免除戰爭和服兵役——個人拒絕服兵役在這種情況之下似乎是最徹底，也是最有效的達成方式，一如某些特殊宗教團體——教友派（Quakers）及耶和華見證會所實行的一樣。一九二九年，一家雜誌社訪問他說：如果再度發生戰爭時他將如何，他回答說：「我會無條件間接或直接地拒絕為任何戰事的服務，同時我也要嘗試勸我的朋友們和我採取同樣的立場，不管這場戰爭的原因是什麼。」一九三一年他把他的名聲及個人合作都放在國際反戰聯盟的工作上，他發出了一項呼籲：

當時愛因斯坦已經將美國的政府制度當成是一個比德國或法國共和更好的民主形式了。這並非是由於她的總統選舉是經過國會的慎思之後再選出的而已。「我相信，」一九三〇年愛因斯坦對一名美國記者說：「你們美國人抓對了要點，你們選一個總統，給他合理的任期，給他足够的權力讓他適當地完成他的責任。」

這時，他對柏林逐漸感到不自在了，而且到處都在傳說他將離開德國，同時荷蘭萊頓大學也請他去當教授，有人問起是否真有這回事時，他回答說：「這種決定難道就這樣驚人嗎？我的情況就像一個人躺在一張漂亮的床上，卻不斷被臭蟲騷擾一樣，不管怎麼說咱們走著瞧吧！」

這種強烈的同情在他的心中引起了一種無以復加的責任感。他的名聲日漸高漲，這給了整個猶太人一個信心，使他們深信自己有能力產生一位有創造性的知識份子，能够建立一套為全世界承認的宇宙理論，並且被視為當代世界上最偉大的成就之一。這乃是一個對於世人熟以為然創造性知識能力只限於亞利安人種才有之想法的有力反證。

列那及其支持者對於愛因斯坦理論的反對，不久就遭到了一個事實證明。因為即使相對論的理論基礎被認為是荒謬和紊亂的，但無可否認的，由這些荒謬理論推演而得到的結果，令每個科學家都不得不承認它的重要性和用途。即使最頑固的反對者，如果是物理學家或是化學家的話，他也得點頭承認代表質量與能量之間的關係。如果放出的能量是Ｅ，這就等於失去相當量的質量E/C²，其中Ｃ是光速。即使是「右派革命」的急進先鋒份子，如果想穿過原子核的話，也得使用這個公式。因此，列那及其同夥份子，開始努力想把這個定律和愛因斯坦的理論分離，並且證明它早在愛因斯坦之前就已為人所知，是由一位種族出身及精神都為他們所贊同的物理學家所推導而得的。

「受驚的德國民眾，幾乎懵懂地被威爾遜教授的政治學，及他的教授頭銜可怕地矇騙了，現在一個新教授的成就被德國人當成是科學成就的巔峰，再度控制了德國人簡單的頭腦。不幸的是即使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也深陷其中，這位愛因斯坦教授——人稱為新哥白尼的，他的傾慕者中竟也包括了大學教授。我們在此並不想故做驚人之筆，然而現在，我們所遇見的是一件無恥的科學醜行，它非常適切地嵌入了這個最富悲劇性政治時局所產生的影像之中。分析到最後，我們不該責備工人們被馬克斯所欺矇，同理，當德國教授為愛因斯坦誤導時亦然。」

在此，愛因斯坦看到了一樁猶太人的工作。數百年來，猶太人在他們鄰人中一直都是以少數民族的姿態出現，他們無法用體力來保衛自己。他們了解到，當面對物質的暴力時該如何用智慧來克服。一九二九年，愛因斯坦在柏林一次對猶太人的演講中這樣說道：和*圖*書

「我的反戰主義是一種本能直覺，所以有這種直覺，因為我覺得殺人是令人厭惡的，我這種態度並非受到任何理論的影響，只是基於我內心深處對任何殘忍或仇恨的不相容本性罷了，也許我會把這種反應加以理性化，但這將會是真正地後驗思考了。」

「猶太人證明了『智慧』是歷史上最好的武器，當遭受暴力壓迫時，猶太人才起而抵抗，他們拒絕戰爭，教人和平……把吾人數千年的痛苦經驗陳列在世人面前是我們的責任，我們應該效法先人的倫理傳統，聯合所有文化與宗教的高貴因子，成為為和平奮鬥的戰士。」

一些物理學家在某種程度上會設法真正了解愛因斯坦理論的哲學意義，為了對這些真正的敵手做一番講解，於是遂造成了一種印象：認為愛因斯坦的理論也許在數學上是有意義的，但對於用哲學方式思考的心靈來說，它可能包含了許多荒謬之處。

當我訪問教友派總部倫敦友誼廳時，我在秘書室內見到了三張像片，甘地、史懷哲和愛因斯坦。對這項組合我非常驚奇，我問秘書這三個人的共同之處何在，他對我的無知感到非常訝異，他告訴我：「他們都是反戰者。」

第二群直接反對愛因斯坦的人當中包括了幾位物理學家，他們在職業圈中以做精密實驗聞名，他們懷疑是否可能有人僅僅用創造性的想像力建構某種東西，就能博得世界性的聲名。他們缺乏一種廣博的識見，無法瞭解愛因斯坦所做的這種深遠推廣的必要性；整個說來，他們只是一群誠實、勤奮而努力的物理學家，僅僅對一些無價值可言的荒誕假說的發明家有一點好處罷了。在這一群人中，他們已先有了某種偏見，認為忠實地觀察自然現象的能力是北歐人的一種特性，而這種特性，當然是愛因斯坦所缺乏的。

因此，一九二一年，他決定公開地以猶太民族主義運動支持者的姿態出現。他很了解，他這個行為會在德國猶太人中引起強烈的反感，因為德國幾乎所有從事學者或作家一類職業的人，都視猶太民族主義運動為他們所追尋目標的最大敵人，他們的目標是要逐漸使自己和當地人民完全同化。當愛因斯坦這樣一位德國最偉大的猶太科學家，這樣一位舉世聞名的人，竟以這種態度跨出了這樣一大步，這真是大大地阻撓了他們的努力。顯然地，對大部分德國的猶太人來說，他的行為必然被認為是一種「陷害」。但是愛因斯坦對這種反應一點都不在乎，他甚至覺得這種敵對態度，正是他所說的教育目標的開始，而且他既已敢承擔這些别人所不敢做的事情，當然，他的自我表達能力也顯著地增加了，而那種特有的自我抑制則相對地減少了。

他是大戰期間變成極端國家主義分子的物理學家之一，他們曾使英國吃了很大的苦頭。因此，他和那些抱持著與他相同政治觀點的人，對德國的戰敗都覺得十分意外，他們認為這全是國際強權作祟的緣故。他們所指的就是社會主義者與反戰主義者。他也是屬於最先指責猶太人是背後扯後腿的人之一，列那不久加入了希特勒集團，後來成為國社黨最資深的黨員之一。

正如他所了解，社會問題不是單靠宣稱對社會主義有信心就可以解決得了的，有些事非常複雜，甚至常常要協調許多完全相反的意見才能行得通。同樣地，長久以來他就對於民主的理想有極深切的認識，人民是必須接受領導的，但是自由的意義卻不能以囫圇吞棗的方法來了解，唯有在整個系統被一群值得信賴的人領導時，自由才會產生意義。民主制度自然地導向黨派的形成；但是機械式的黨章，總會引起對反對黨的壓制，因此，一九三〇年愛因斯坦又寫道：

大家都知道了這件事，集會場似乎就變成了像是國會裡一場動人的決定性會議。馬克斯．普朗克是會議的主席，這位偉大而傑出的科學家，生平最痛恨任何類似的感情用事。他費心地安排這次會議，使得會議的討論能够維持在通常科學家討論事物的標準上，避免任何非科學的觀點插入，他把主要時間都安排在論文的發表，以及純數學及技術性的東西上。這樣一來，剩下讓給列那作攻擊及繼起討論的時間就不多了。整個安排正是為了防止任何戲劇化的效果產生。

如果人們想了解愛因斯坦的政治地位，就得了解他的和平主義態度。當社會重新組織的問題愈變愈複雜時，人們就無法分清到底哪一個團體才是真正在朝向目標走的，因此愛因斯坦堅決反對把他的反戰和任何社會主義扯上關係。美國的社會主義領袖諾曼．湯瑪斯，有一次問愛因斯坦，是否他不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實現，乃是為了保障普遍和平的前提？愛因斯坦回答說：

如眾所知，通用世界的電流單位是安培（Ampere），用以紀念法國物理學家兼數學家安德列．安培（Andre M Ampere），但是在列那的實驗室中，他命令電流的單位從它的法國名稱改成一個德國科學家的名字韋伯（Weber），在海德堡所有的實驗室中，都採取了如此的變更。

愛因斯坦因此而被許多人看成是猶太裔德國學者中的「黑羊」（Black Sheep），許多人想用不同的理由來解釋他的行為，例如說他誤解了德國人的性格，不然就是因為他妻子的緣故，或是記者們過分的渲染所致，甚至有人說他是被俄國人拖累的。他們不了解愛因斯坦是想藉他由科學成就而博得的信譽，來教育猶太社會。

愛因斯坦也參加了這次會議，做一名觀察員。他還友善地為這些攻擊大聲喝采。他始終把這個世界發生的事情，當成是在戲院中見到的一樣。對他而言，這一群人的會議和他在布拉格大學同事們及普魯士科學院時的會議一樣有趣。

同樣地，在討論到羅斯福總統的第三任任期時，愛因斯坦也不同意那些認為總統任期的次數在民主制度中是重要的看法，因為他覺得：總統在他的辦公室中行使職權的精神，要比這些來得更有意義。

戰時當不列顛政府宣稱願意和_圖_書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時，猶太民族主義運動遂在所有國家中重新復活。其目的是要在古老的歷史鄉土上重建一個猶太國家，使全世界的猶太人能擁有一個民族與文化中心。有了英國的承諾，他們見到了達成這個目的的第一步雛形。他們希望全世界猶太人的攜手合作，能使他們拋棄那種屈辱感——那種遍觀全世界，唯有自己一族沒有國家而四處漂泊的屈辱感。

愛因斯坦從未把民主的本質當成某種形式教條來奉行，它主要信仰的並不是用任何暴力精神直接反對國家的某一部分。即使在德國成為獨裁之前，他也已經認出了這種制度的陰影，如同那些仍然流行的民主制度一樣。他曾說過：

愛因斯坦理論的確激起了公眾的強烈興趣，使愛因斯坦變成一個不再是只有科學家才感興趣的人了。就像著名的政客、凱旋的將軍、及出色的演員一樣，他變成了大眾所景仰的偶像。愛因斯坦也了解在他獲得聲名之時，肩膀上同樣也擔負了很大的責任。他認為只享受聲名，卻仍躲在研究室中乃是一種自私與欺騙的行為。他發覺這個世界充滿了痛苦，而他也自認知道一些原因；而且他還發覺許多人也明白這些原因，但是由於他們本身無足輕重，因此無法引人注目。愛因斯坦知道自己現在是舉世提耳傾聽的對象，因此他覺得自己有責任叫大家注意這些令人傷心痛苦的問題，並協助大家解決。然而他並沒有想到要設計一套固定的計劃，他的內心也沒有召喚他成為一個政治、社會或宗教的改革家。他對這些事的了解並不比任何一個受過普通教育的人強，他所佔的優勢只在於他可以登高一呼，集中群眾的注意力而已，必要時，他當然也會毫不恐懼地以他的偉大名聲下賭注。

大戰結束之後數年，舉世所有政治改革的主要動向全部在如何避免另一次同樣的大浩劫。最明顯的方式莫過於國際間和解關係的培養，經濟需求上的爭取、裁軍，以及遏止一切軍國主義復活的嘗試。真正肯定而永遠有效的達到目的的方法，似乎就是阻止一切單獨的軍事行動，及大幅度的「良心反戰」組織。這些觀念，愛因斯坦及所有的人們都同樣地清楚，但只有他有較大的勇氣及較多的機會來提倡。愛因斯坦不像一般學者，尤其不像德國學者，喜歡躲在科學的象牙塔中過那種自滿的日子。然而當時的那些工具對他以及千千萬萬的人來說，比日後所見到的都來得簡易和肯定。

其實哲學家與物理學家通常都是十分天真的，說得更透徹的話，則是他們對個人及政治心理學可以說毫無所知，因此，後來提到的那兩種人，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已被某些特殊的政治宣傳所利用了。

這種在某些德國猶太人中缺乏自尊心的情形給愛因斯坦一種蒙羞的印象。以前他對猶太人的狀況很少感到興趣，也很難了解他們的嚴重問題，然而現在他對他們的情況有了極深的同情。雖然愛因斯坦對於猶太法統有著某種敵意，但他仍把猶太社會看成是一個擁有傳統價值、知識價值的團體。而今，他眼見猶太社會不但遭到外敵的攻擊，內部本身也在自我分裂，他們已經愈來愈深陷在一個只能造成扭曲人格的心理深淵了。

這種特性終於在他對政治團體的態度上表現出來了，有時他會同情這些團體的某些目標，因此會和他們攜手合作。然而他總會覺得非常苦惱，被迫去表示或做出一些他並不贊成的事。這種心情特別會在他原來同情而後變成憎惡時發生。而且又因為他不常主動要求做事，因此往往就被分配參與一些他不喜歡做的事。在這種情況下，他當然不喜歡那個派他做事的人。結果他給許多人的印象就成了個優柔寡斷的支持者了。其實，他認為有價值的事，總是一馬當先，不過他永不會讓自己陷入那些黨派的刻板觀念及標語中。這是他對猶太民族主義者、反戰主義者及社會主義者的合作態度。

每年九月用德語教學的科學家及科學教師都有一次集會，通常會有數千人聚集一堂。一九二〇年的會議在著名的貝得．諾伊海溫泉舉行。計劃中包括了好幾篇相對論的論文，列那打算利用這個機會在與會的科學家面前攻擊愛因斯坦的理論，並指稱其中的荒謬。

愛因斯坦反對專制並不是因為它訴諸權威，而是因為它想在大部分的人群中塑造整體心靈（herd mind）。

我們甚至可以由愛因斯坦的話中找到許多「不民主」的成分，有些簡直就像社會名流的一般見識，例如：「在吾人忙碌的一生中，真正有價值的並不是國家，而是具備創造性及感性的個人——那種能够保持眾人皆醉我獨醒的人。」他痛恨一切軍事設施，因為他們培養並發展一種整體的精神。他說：這使我想起最讓人厭惡的那種群眾精神。那些順著音樂的節奏在行伍中自我陶醉地邁步前進的人真是可鄙，他們生錯了大腦，對他們來說，只要有一根脊椎骨就够了。這種受支配的英雄主義，毫無意義的暴力，過甚其辭的愛國主義——真不知有多令我痛恨！

那些不擇手段想避免提到愛因斯坦名字的人，開始在他們的作品中一提到質能轉換定律時都將之改稱為「韓森諾原理」。我們若瞭解當時愛因斯坦的環境之後，就會覺得這些有意把愛因斯坦名字移去的事是有多滑稽了。

例如，他贊助猶太民族主義運動，因為他相信作為一個團體中的猶太人，建立一個為無家可歸的猶太人而準備的避難所，在猶太人中必會造成一種自尊心，這在本質上是十分有價值的。然而他也知道，同時之間這也將助長了民族主義與宗教法統的發展，而這兩者都不是他所喜歡的。他明白眼前沒有比民族主義更好的工具能在猶太社會中產生自尊心的。

愛因斯坦始終認為：科學家在增進國際互相瞭解的過程中，扮演著特殊的地位。他們工作的本質不會受到國界的限制，同時也不像研究其他的學問如歷史、經濟等，在價值判斷上比較客觀。因此不同國家的科學家比起其他人來說更容易找到一個共同的立足點。有一次他曾如此說道：

列那及其同夥只不過是要找一件代替愛因斯坦的東西而已和圖書。有好幾個外在的因素影響了他們選擇韓森諾的名字來代替愛因斯坦。大戰期間韓森諾在奧軍中服役，也就是說在德國這一邊。四十歲時在某次戰役中陣亡，他因此變成了愛因斯坦敵手的理想人選。他是德國年輕人的英雄楷模，正好可以作為抽象思想家及國際反戰者愛因斯坦的對比。事實上韓森諾是個謙謙君子，一個有為的科學家，同時也是愛因斯坦真誠的崇拜者。

人們從好久以前就知道當光照射在物體表面上時，會在此表面上加上一個壓力，就好像有質點用力打在上面一樣。一九〇四年奧國物理學家韓森諾，由他的知識得到一個結論：如果光的輻射被限制在一個容器之內，它將會在牆上產生壓力，即使容器本身不具有任何質量，但是由於其中的輻射所產生的壓力，容器將受到力的衝擊而本身之行為變成彷彿具有某些質量，此「質量」和其内在所包含的能量成正比，當容器輻射出能量時，其「質量」的減少依據的公式是E=mc²。

為了實現這個構想，愛因斯坦和魏兹曼（Chaim Weizmann）開始有了接觸。魏茲曼是大家公認的猶太民族運動領袖，像愛因斯坦一樣，他也是個科學家，但他對於科學應用在技術方面的問題較感興趣。他是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化學教授，大戰期間他對英國政府有極大的貢獻，也因此，他有機會和英國具有影響力的人物接觸，並宣傳他的猶太民族主義。愛因斯坦當然願意和魏茲曼領導的這個有固定目標的黨合作，而他的那個建校計劃也使得雙方合作更為容易些。魏茲曼本人對於大學的建立工作並不汲汲於求，愛因斯坦大概也同意這點，他說：「希伯來大學將要求更進一步的自我表現，並作為東方與西方世界間的詮釋者。」

因此，列那的論點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還害得大部分的物理學家及數學家沒有機會參與真正大幅度的基本討論。當時物理學家可能以為事情沒有演變得太壞而鬆了一口氣，但也失去了一次機會，使大部分的科學家及受過教育的群眾無法自愛因斯坦處得到一次真正有組織的解說。

終於，他自委員會中辭職了，對於這個舉動他的理由如下：「我相信國聯本身既無完成工作的能力，也缺乏完成工作的誠意，我身為一個誠心的和平主義者，似乎不適合和國聯有任何的牽連。」

他的傳奇源於列那寫的一本叫「科學偉人傳」，作者把一系列的科學家傳記如伽利略、刻卜勒、牛頓、法拉第等人一一列出，而以韓森諾結尾，為了把他和前面的偉大科學家相提並論，列那捧他是：「喜好音樂，一手小提琴拉得像伽利略彈的琵琶一樣好，非常愛家，謙沖溫和有如刻卜勒。」更肉麻的還在後頭，他在韓森諾的結論中說道：「這個觀念的應用在今天已經發展得非常深遠了，雖然完全在别人的名義下。」此處所說的「別人」即指愛因斯坦而言。

「由於這個理由，我始終堅決反對俄國及義大利這樣的政權。雖然有人說這理論是錯誤的，然而破壞歐洲形式民主的並不是民主制度理論的本身，而是由於政治領袖本身的不穩定，及黨派聯合勾結的一般性質所使然。」

「由於所處理對象的普遍本性，以及國際合作的需要，使得自然科學表象傾向一種國際心理，傾向於贊成和平主義者的目標…………科學成為一種文化訓練力量的傳統，將為人類心靈打開一重非常豐富的視野，而且由於科學的外觀是世界性的，所以它將引導人們離開毫無意義的民族主義的窄巷。除非拿别的東西取代它，否則無法掃除民族主義，而科學似乎就是人類可以付以重任的這個目標了。」

一開始，愛因斯坦就對猶太民族主義者的目的感到懷疑，他一點都不同情強烈的國家主義，他看不出以猶太國家主義來代替德國國家主義有什麼好處。同時他也了解在巴勒斯坦建國計劃的難處。他認為預計中的這個國家太小了，可能無法容納那麼多想落葉歸根的猶太人，他也預見了猶太民族主義與阿拉伯民族主義之間將會產生的衝突。雖然猶太民族主義者盡量在化小這些問題的嚴重性，愛因斯坦早知道這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由於愛因斯坦對戰爭的態度是出於一種人類本能，而非任何政治因素；因此他也就很難和一些自以為也是從事謀求世界和平的機構相處。一九二二年，國聯的「知識分子合作委員會」邀約愛因斯坦，該組織的目的主要是在讓知識分子了解國聯的目的，從而引導知識分子用知識與才能來達成這個目的。委員會的工作始終停留在起步階段。起初，愛因斯坦覺得似乎該拒絕合作，因此在接受邀請的覆函中他寫道：「雖然我必須承認我不十分了解貴委員會工作的性質，但是我仍然把服從它的召喚當成是自己的責任。在這種時候，沒有人會拒絕幫助這種為達到國際合作瞭解之目的所作的努力。」

從小愛因斯坦就對人們被訓練成機械的景象覺得難過，不管是軍隊行軍或是學生在高等學校裡學拉丁文都一樣。對於機械訓練的厭惡，在他内心中已和一種對暴力的極端憎恨互相結合，然而在戰爭中，他才真正見到了這些可恨事物的極致——機械化的暴行。愛因斯坦把這種厭惡置於任何政治信念之上，並和政治信念分開。一九二〇年時，有一次，一群美國人訪問他，他對他們說：

列那的國家主義狂熱在許多偶然場合中都充份地表露了出來。戰後，有一位俄國著名的物理學家Ａ．Ｆ．約佛（A.F. Joffe）旅行經過德國時，想和他以前的德國同事聚敍一下。他到了海德堡，想拜訪列那討論一些科學問題。他登門拜訪，要門房去通告列那，門房回來之後回答他說：「列那先生要我轉告你，他有比和祖國敵人談話更重要的事要辦。」

那些因盲從軍政府而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德國知識分子，當戰爭失敗後，他們喪失了信心以致於陣腳大亂。緊接著簽定停戰和約之後那年，教授們彷彿是迷途的羔羊一樣。當愛因斯坦公開地參加猶太民族主義運動及反戰運動，冒險地闖入這種混亂的空氣中時，強烈的反對氣氛就開始組織起來反對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