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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比想像中的要困難得多了。到目前為止似乎所有嘗試過的方法都沒成功。最近愛因斯坦嘗試了新的場方程式，然而他絕不會輕易放棄電子與質子只是某種特殊「場」的觀念。除了那許多證實波耳的「實證理論」的實驗外，仍然存在著一個問題，愛因斯坦懷疑是否可以由場論導出同樣的可觀測事實，從而保留物理現象與觀測儀無關的歷史觀點。

在美國，他一直被當成猶太人的正式領導者，當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的世界博覽會在紐約揭幕時，巴勒斯坦的代表是一個蝴蝶帳（Pavillon）。照例在開幕時，各國大使都得有一篇致詞，於是問題來了，究竟該由什麼人在巴勒斯坦的蝴蝶帳揭幕時致詞？這個任務沒有落在猶太民族主義者頭上，也沒有落在一個猶太祭司頭上，致詞的是愛因斯坦，這樣他就正式地成為猶太人的精神領袖了。

他們約好夏天弗萊克斯納到柏林時再繼續討論，這個夏天正值波旁的臨時政府，德意志共和國搖搖欲墜的時期，愛因斯坦對未來看得很清楚，他一直保有這條直通美國的道路。

「很明顯地，一切原則沒有比建立在經驗及清晰的意識思考上更安全的了。如此，我們就得絕對承認極端理性主義者的看法，但是這種觀點的弱點在於：對於吾人行為及一切價值判斷所需的決定性的必要原則，並不能完全由這種科學方法求得。這種科學方法只能教我們理解事物間關係的觀念，尋求這種客觀知識所做的努力，是人類所擁有的一種最崇高的能力，諸位該不會懷疑我的確了解人類心靈在這一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及所達到的成就吧。但就另一方面而言，至今仍沒有任何知識可以引導我們走上一條我們必須走的路徑。不管吾人現有的知識是如何清晰、完美，人類的願望絕不可能因之引導而出。……不管知識多麼美好，做為一個導引，重要的是不但要可以做為一種標準，還得做為這種對真理探求的根本動力……。

起初並未決定學院中要發展哪些學科，但是如果了解創辦人及弗萊克斯納博士的原則的話，就會發現有限的資源限制學院只能够發展有限的領域。經過一長串的討論之後，弗萊克斯納決定發展數學。他如此決定有三個主要原因：第一、數學是基礎科學；第二、數學需要的儀器、書本最少；第三、對弗萊克斯納而言，他在數學要比其他領域更容易請到傑出的領導人才。

蘭克卓——一個愛因斯坦柏林時代的助手，曾經提出一個觀念，由場方程式以數學方式推導出運動方程式。愛因斯坦並不滿意他的推演。到普林斯頓，愛因斯坦終於證明了我們只要得知場方程式就能够導出運動方程式；因而也肯定了物質只不過是力場在某一點上的聚集此一觀念。

新的移民在美國仍處於不景氣時紛紛來臨，當然這決非巧合，因為若不是世界性的經濟不景氣，納粹也不會在德國得勢。移民人數日增，荒誕的謠言也就隨之而起。謠傳說這些難民不是開荒者，和早期移民不同，他們沒有創建的精神，他們只想不勞而獲。也有許多人把他們看成是職業的競爭者，有些人乾脆把他們看成是待罪羔羊，一切罪過都推到他們身上。有些煽動家甚至使人們相信：大批移民進來之後，會把美國的人種組成改變了。

這件事關係著一個巴爾幹半島來的外國學生，他經愛因斯坦勸告後，進入了布拉格大學，愛因斯坦請我注意他，要他有困難時來找我，這個學生依靠他本國一家公司給他的獎學金過活。這些錢僅够他自己唸書，但他卻還得同時供給他的弟妹求學。當代最偉大的人物之一，一直注意他的求學這個事實，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一件事，即使僅是剎那的經驗也會使他畢生中充滿了光采。當他第一次向愛因斯坦求教時，愛因斯坦還在柏林，而當他抵達布拉格時，愛因斯坦已經去美國了。這個學生把求學上的每個小節都寫信告訴愛因斯坦，他也偶爾會接到由美國寄來的詳細覆信。當他在和教授及同學的交往上發生困難時，他請教愛因斯坦，愛因斯坦回信勸他要經常採取和解的態度，這對一個年輕人當然是個很好的勸告，足以使他在許多不同的環境下應付各種困難，他當然也以此自豪，因為他私下和當代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之間的關係，更使他和别的物理學生儼然有别。

自一九二八年開始，愛因斯坦的秘書，日後成為他的管家的，一直就是海倫．杜卡斯小姐，她是個端莊、聰明且精力充沛的人，是愛因斯坦的小同鄉，和愛爾莎來自同一個地方。這三位女士環繞了愛因斯坦的整個生活圈子。

每天早上，愛因斯坦循例到他的辦公室，會見柏格曼或巴格曼，有時巴、柏兩人都會到場，提出許多體認空間觀念的不同方式，四次元，甚至到五次元，使這種空間中的幾何尺度也可以描述一種統一的物理力場。如果人們可以找到這些幾何尺度之間的相互關係，就自然地可以找到真正的力場，從而導出物理學中各領域中相異現象的真正定律。

人類只可以由這些例證及教訓來學得這些目的，而這些教訓，愛因斯坦認為它是屬於教會的，而非屬於某種自然觀念。

「美國的教授及其家庭所必須忍受的犧牲成為一項進步的阻力，環境絕少能有利於長期思考的，尤其微薄的薪水早把那些有才能、有幹勁的人都嚇跑了，因而大學裡的講師大都靠撰寫不負責的教科書，或從事其他副業來貼補家用……因此建立一個新的標準是迫不及待的事。」

但是實際工作的科學家看到了一些政治陰影使他們更提高了警覺。民主戰爭勝利地結束了，但是和平的來臨似乎仍然遙遙無期，盟國之間的互不信任很容易導致另一次大戰。而且原子彈將會使得侵略者可以在瞬間發動攻擊，並使對方在數分鐘內毀滅於無形。科學家感到他們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乃起而教育群眾及國會，他們要讓全國人民知道這件事的嚴重性。「原子彈」的秘辛是無法保密的，並且也沒有適當的防禦方法。

普林斯頓的人們中，流傳著許多他的小故事。有一個母親，發現她十歲的女兒常到愛因斯坦家去。她覺得很奇怪，沒想到這孩子對她說：「我的算術作業遇到了難題，有人告訴我住在一一二號那家的人，是個大數學家，並且是個好人。我就去找他幫我解決，他非常願意地把一切解釋給我聽，比老師在課堂上講得還清楚。他還說如果我有什麼困難隨時都可以去找他。」這位母親給她女兒的大膽嚇住了，連忙跑去向愛因斯坦道歉，但是愛因斯坦卻說道：「妳不必覺得抱歉，我和這孩子交談所得的收穫，要比她從我這兒得去的還多。」

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世界政府的存在，因此，愛因斯坦以為應該讓原來的製造者擁有這份秘密。有些人說他太過理想化，有些人則指責他反動。

因此，西拉德和費米建議愛因斯坦直接上書總統。

「我們的基本觀念及希望是：每一個學院的成員、教授、工人、或學生，將沒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種族、宗教及性别上的特殊要求。我們始終認為：在美國最高貴的精神特徵上，除了那些為了建立學院所訂下的規則外，對於高等知識的追求，不容許有任何人為的限制，尤其是種族或性别上的歧視。」

一九三九年，愛因斯坦唯一的妹妹，瑪雅，從義大利的佛羅倫斯搬到普林斯頓來，嫁給亞牢州立學校的老師文特拉之子，她對納粹在義大利的影響力日漸增加，感到十分不安，來找她哥哥的時候，她丈夫暫時回了瑞士，她說話的樣子及聲音，那種帶著孩子氣及懷疑的口氣，簡直和愛因斯坦如出一轍。聽她說話是個令人驚奇的感受，她讓人覺得是一個複製品，但是也讓你更相信天才也會和一些普通小人物相聯的。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日，他寫了一封信給羅斯福總統：

「這不是個很好的故事嗎？」愛因斯坦續道：「這不就是最典型的嗎？一種猶太式的多愁善感，眼淚汪汪式的民族主義，只有那種不能確定自己到底是屬於那一個國家的人才會如此。我也是猶太人，但是我覺得美國已經够好的了，我絕不會想念任何國家，更別提那個希特勒的德國了。」

這個學院也特別盡可能地讓教授免除行政及教育上的負擔，而能專心致力他們自身的研究工作。創辦人接著又說：

愛因斯坦接到成百歐洲學者的來信，希望移民來美，要求他幫忙找一個職位，或者是提供美國移民局的保證書。愛因斯坦盡可能地幫助這些人，他甚至為許多人親自做保。有些難民到了美國之後就直接來找他，他也盡了不少力量。當然，那些真正得到幫助的人，比向他求助的人數來說只占了極小的部分。

這一次，弗萊克斯納不敢希冀愛因斯坦會應允，他只想聽聽愛因斯坦對這個計劃的意見。他們同意第二年夏天在英國牛津再會，愛因斯坦將在那兒講學。

「我們希望學院裡每一個教授都可以享有在他們自己特殊領域繼續研究的機會，也享有最大的自由。」

愛因斯坦的態度，完全是一種天才的直覺反應，判斷事物全憑理性，而不依賴傳統。如果某種判斷不合傳統，就常會被譏為「犬儒式」，但事實上，這全是「帶著幽默感的真誠。」

愛因斯坦對德皇統治下加於德國人民的非人道機械式態度，相當厭惡；但是，他卻熱愛德國的音樂家巴哈與莫www.hetubook.com.com札特，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與德國統治者有相同的藝術愛好，他不喜歡現代音樂，覺得它們過分離譜。總之，他喜歡一切俾斯麥及威廉大帝以前那些心智的產物。他喜歡與訪客們浸沉於古典德國音樂與文學之中，他對康德哲學也有相當的同情，也許是由於他在情緒上與那個時期德國精神的關係，雖然在科學觀點上他對康德完全不以為然。

毫無疑問地，處在這種情形之下的學生，會把自己看成是愛因斯坦的代理人，在某種程度下，對愛因斯坦侮辱彷彿就變成與自己生命攸關的事了，甚至他會覺得自己是個殉道者，樂於為愛因斯坦受苦，最後會使他自己以為是為了愛因斯坦而犧牲了。

我們知道，愛因斯坦一向是不願涉足政治的，並且這種建議發展人類有史以來最具毀滅性武器的事實更叫他猶豫。但他也了解如果讓納粹先擁有這種武器，將會威脅全世界的安寧。他那種特殊地位所擔負的責任，使他了悟了職責所在。

「在宗教所屬的領域中，存在世界的規律性信念是理性化了的，是以理性去理解的。我無法相信，一個真正的科學家會沒有這種深邃的信念。這種情況可以用一個比喻來說明：科學沒有宗教就成了跛子，而宗教要是沒有科學也會變成瞎子。」

「今日科學與宗教衝突的主要關鍵，即在『上帝』這一觀念的人格化，科學的目的是要建立普遍定律，用以決定物質在時空中的相互觀念。……這只是一種計劃，原則上，完成的可能性只是基於現存的一點成就上，但絕不會有人為了抹殺這一點成就，而批評現時狀況為人類的自我陶醉。」

要了解愛因斯坦對猶太民族的態度，得先知道他對傳統基督教及一般宗教的態度。像愛因斯坦這種人，不留餘地以物理學觀點對中世紀殘存的半神學觀念肆加批評，我們似乎可以假設他對宗教是帶著強烈批評態度的。自從他到美國之後，他人格中的這一部分就一直處於舞台燈光之下。在這個國家裡，人們比歐洲人更注意科學與宗教二者之間的關係，人們強烈地覺得需要加強二者之間相互的了解。

德國大學對種族及政治的迫害日漸加深，這使得許多才華出眾的知名人士都想離開德國到外國去。因此，許多外國機構輕易地就請到了許多傑出的學者。一九三三年夏天，我在柏林拜訪了一位德國的偉大科學家，他給我看一份名單，半開玩笑地說：「我們德國現在所做的就像是開一家廉價市場把一批上等貨品廉價出售似的，精明的人一定會趁機從我們這兒買到一批好貨。」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像愛因斯坦這樣具有創新意念的，也會被每日例行的教學所惹煩。他發現教書的念頭是高貴的，但是當他真正獲得一個位置可以全心投入做他的研究工作時，他又無法拒絕。在這個新成立的學院裡，學生都是天份很高剛得博士學位的人。但是，他和學生的接觸只局限於一個小團體。愛因斯坦總是在日常例行工作省下一點時間的滿足感，及由於和學生隔離而生的某種孤獨感之間猶豫不決。

於是聘請第一流教授給以高酬就成為學院的特殊政策。

「希望這個學院的成員們，全是他們自己領域中最傑出的人士，他們申請進入學院，乃是為追尋更高等的研究，在此因環境的隔絕，可以使得他們免於外界的打擾。

愛因斯坦的情況更惡劣，他被看成是所有流亡學者的象徵和領導人。很多難民舉出愛因斯坦為難民所做的傑出例子，但反對的人則因此被迫去貶抑愛因斯坦。難民們把愛因斯坦當成理所當然的領導人，他們覺得以他的名望多少可以幫助他們，因此他們紛紛向他求助。

又有一次，某個組織邀請愛因斯坦去祝賀一位名學者的七十大壽，並請他發表演說。愛因斯坦答覆說：「我對壽星非常景仰，也很喜歡他，因此我想在他生日那天，單獨邀他到我家晚餐，那時，沒有什麼外人在場，我只要自言自語一番就行了，你們為什麼不學學我呢？這樣做對那個人和你們都將會比較方便些。。」

於是便有人起立高呼：「愛因斯坦企圖剝奪我們人格化的上帝。」他們說：「這是人類最寶貴的東西。」愛因斯坦接到不計其數的信件，許多人控訴他剝奪了人類的信心，讀者投書到報社，抗議一個外國「難民」竟敢來干預上帝的信仰。

但是在這裡，愛因斯坦卻偏離了邏輯實證論者的觀點，在他劍橋的演說中，對於是否有「正確方式」存在的問題曾做了如下的答覆：

「對於這個問題，我的答覆是完全肯定的，依我看來不但有正確的路徑存在，而且找到這條路徑也正是我們的權利所在。我們今天的經驗肯定地證實：自然就是一種數學簡明性的實現。

推薦外國學者時，愛因斯坦心中只考慮兩件事：對受苦難之人的一種直覺憐憫，及科學的追求，必須在可能的機會下隨時施以助力才行。對於這些人，他隨時都肯寫介紹信，他覺得如果需要一名外國科學家的話，那麼他的介紹信必定會有些作用，否則對雙方也沒什麼大害。

當德國及其衛星國家對猶太人的迫害逐漸加強時，想來美國尋找天堂的藝術家、科學家、作家及其他的人，也多如過江之鯽了。就像大宗廉價貨物投進市場一樣，經濟上的反應遂產生了通貨膨脹，因此這批待價而沽的學者也發生了許多困難。

當故鄉來的朋友到普林斯頓看他時，他總會說：「你一定很驚訝吧，我的名聲，以及報紙上層出不窮有關於我的雜事，竟和我這種隔離安靜的生活毫不調合！我一輩子都在渴望這種隔離，如今在普林斯頓，終於達到了。」許多出名的學者都住在大學城裡，但是沒有一個居民會把愛因斯坦和這些名人相提並論。對於普林斯頓的居民及大部分世界各地的人來說，他不僅只是一個知名的學者，而且是二十世紀的一個傳奇人物。他的行動及言語不但成為事實判斷的標準，而且也已成為一種象徵，象徵著他的時代、他的同胞及他的職業。

他在柏林的許多東西都已運到，放入他那幢座落城郊、花園四繞的大房子裡，裝潢得像一個小康的德國家庭，例如那幅來自俄國的拜占庭畫幅，金色的背景神秘地浸在檀香迷漫的煙霧中。在普林斯頓，愛因斯坦仍像住在柏林的中上階層裡面一樣，總像個陌生的過客，他那種深邃的波希米亞性格，即使上了六十歲也沒有絲毫改變。一九三九年，他在普林斯頓度過了六十歲生日。

愛因斯坦所加入的研究院和德國的皇家研究院有些類似，因此他再度位居一個從某些方面來說他十分厭惡的位置，如我前面曾經提及的，他總覺得光領錢卻只做研究工作，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任何人並不是隨時都能產生有價值的觀念，因此會常發表一些沒有價值的論文，而這就使得科學家處於一種痛苦的壓迫之下。但是教教書就不然了，至少可以讓人覺得做了一些對社會有用的工作，在這種情形之下，利用閒暇時間去做研究就不會有壓迫感了。

愛因斯坦當然不難找到一個新職位，許多大學都爭相聘請他。其中包括馬德里大學及耶路撒冷大學，而歐州最老最著名的巴黎大學，實際上早已聘他為教授，雖然他從未到職過。愛因斯坦希望離開歐洲，因為他知道在可預見的將來，形勢將不會有什麼顯著的改變。他的朋友也警告他最好到離德國遠一點的地方去安居，因為德國執政黨對愛因斯坦的政治活動及影響力所採取的那種荒誕的看法，使得危險性始終存在，說不定哪一天，會有個狂熱份子下令把愛因斯坦冷凍也說不定。

這個計劃結果就是眾所周知的「曼哈頓計劃」（Manhattan Project），在此，不贅言了。美國人民對於原子彈及日本投降的反應是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並且再次證明了美國科學的領先地位。

「吾人對於價值及欲望的最基本原則，都可以由猶太教及基督教的傳統中得到。這是一個崇高的目標……。如果我們除去這個目標的宗教形式，而只考慮其中人性的一面，則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的表式：『個人的自由及自我負責的發展，使得他自由、自願地把他的能力貢獻在對社會的服務上。如果只考慮內涵而不計較字面的話，同樣的話也可以用到民主的基本原則上去。一個真正民主的人，對待他的國家，就應像一個教徒對他的宗教一般忠誠才行。』」

「那天有個出奇的好天氣，我們談著、談著，漸漸地進入了問題的中心，在我們談話中我漸漸覺察出他已經對這樣的一個學院發生興趣，分手之前我對他說：『愛因斯坦教授，我不預先留一個位置給你，但是如果你考慮之後，認為對您還是一個有價值的機會的話，你是絕對受歡迎的。』」

這一套宗教觀，完全抛棄了對某種特定科學事實或歷史事實信心的要求，把宗教當成一種社會機構，其功能在提升人類日常生活中對於生命的某種態度及行為模式。這種普遍的宗教觀和愛因斯坦的觀念相當一致。因此，我們也能了解，何以英國及美國的牧師會特別對愛因斯坦感到興趣了。

人類愈是與這一切事物的規律性相處，就愈發相信除了這種規律性之外，不可能有空位讓别的自然原因存在其中。對於人類，既非人本身的規則，也不是任何神聖規則，可以超然地處於這些自然規律之外。人格化的「上帝教義與自然事物之間的衝突是永遠毋須辯駁的，因為這種教義永遠可以躲進那些科學知識尚未建立的領域中。」

愛因斯坦表達的信念——或許沒有什麼真正的理由——如下：將來有一天，在這一大堆的理論中，必然會有一個因其簡明性及對於自然觀察的一種簡單代表方式而凌駕其他的理論之上，而人類都將奉此理論為和圖書最高圭臬。這種信念毋寧只是科學樂觀主義的表現。是對某種自然可觀測內涵的信心表現，這種信心常被稱為：「對於自然理性的信念（Belief　in　the　rationality　of　nature）。」

從一開始，創辦者的心目中就存著一種修道院的想法，弗萊克斯納有一次曾說：「它該是個天堂，學者及科學家把世界及其現象當成實驗室，而不會被捲入每一剎那都在變的漩渦中。」一九四〇年研究院從普林斯頓大學搬到離普林斯頓城數哩外的一棟建築物，這種退隱式的味道就更加強了。

愛因斯坦在處理深奧數學計算時，總希望有年輕的物理學家或數學家來做助手。由柏林來美國時，維也納數學家梅耶與他同行，然而不久，梅耶在普林斯頓也取得了一席之地，不再做|愛因斯坦的助手。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的最初幾年，有一個非常有天分的年輕波蘭物理學家李奧波得．恩費德（Leopold Infeld）來到普林斯頓，他在普林斯頓停留了數年之久，並和愛因斯坦合作，共同提出了「場與物質的統一」的證明。

總之，愛因斯坦對傳統宗教的態度是和他那種社會關係上的分裂態度有關的。一九一〇年左右，我初識愛因斯坦，當時我的印象中覺得他是絕對不會同情任何宗教的。當他初次應聘到布拉格時，他加入了猶太教社區，他把這些行為看成是正當的。這時他的孩子也到了入學年齡，在學校裡也接受了宗教教育。這些，對他來說，是相當頭大的。他本人是猶太人，他太太卻是個希臘正教教徒，最後，愛因斯坦說：「不管怎麼樣，我不喜歡讓我的孩子學那些完全不合科學的東西。」他們戲謔地模倣孩子們從學校學來的上帝說：「孩子們慢慢地相信上帝是一種像氣體一樣的脊椎動物。」這是當時流行的德國科學家，也是哲學家的恩斯特．哈克爾（Ernst Haeckel）的名言。

「純數學的建構，使我們可以發現聯繫自然的觀念與定律，從而給了我們一把了解自然現象的鑰匙。經驗當然可以引導我們選擇正確的數學觀念，但卻無法變成導出數學建構的來源。就某種層次來說，我以為古人所夢想的真實是可以經由純粹思考來了解的。」

有時也有一些理論不為當時物理界接受的物理學家來找他，這一類越軌的科學家，常常就是一些有新創見的先驅，不然就只是一些頭腦不清的傢伙。愛因斯坦比其他人更願意聽聽這些物理學家的牢騷，然後給他們一些意見。對他來說，見到一些新觀念的種子下種是件樂事。依循一系列的邏輯推演可以說是一種腦部運動，事先也用不著想它是不是會得著些什麼結論。

我不曉得，也沒有求證過這則故事的真實性，人們流傳著因人而異的版本。不過各種版本中，都會穿插著愛因斯坦夏天穿著涼鞋，不著襪子，在普林斯頓大街上，上身只有一件汗衫，手中拿著冰淇淋卷，學生們莞爾，教授們吃驚的有趣場面。本書裡描述的不但是他的時代與環境，更重要的還是他的人格。所有的故事大半都是真的，也許不一定是原來的相貌，但它們卻給了我們一個他生活世界的真實描繪。

「我們所能經驗到的最美情感是那些最神秘的。這是一切真正藝術及科學的泉源，那些不能欣賞這種神秘之美的人不啻是行屍走肉。要知道那些吾人無法穿透的，乃是真正存在的。它以高度的智慧及光芒四射的美麗，顯現給我們，而我們遲鈍的人類只能欣賞它們那種最原始的形式。這種知識，這種感覺就是宗教的核心。只有在這種意義之下，我才是個虔誠的宗教信徒。」

當我們提及相關於自然程序的邏輯系統時，「存在」一詞在日常生活中的意義，只是指有一種類似人類的動物可以想像這一種邏輯系統而已。如果我們論及此一系統之「存在」，而不提及一種相關的思考動物，那麼這將是一種不恰當的表達方式。如果我們的確將一種思考動物拿來和它相聯，則或多或少地，我們總是把這種動物想成是與人類相似，但卻具有較高的知識水準。因此，只是談及世界的「理性」，我們總會把它相聯到一種超於人類的精靈。在這樣的情況下，愛因斯坦的自然觀可以和通常所說的宗教觀相關聯。

每一個想僱用這些難民的機構都陷於兩難之局，一方面美國的大學非常願意幫助這些政治迫害下的犧牲者，也願藉此機會得到一批能幹的人才。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卻也得對本國大學畢業生的學院位置操心。一些剛畢業的學生，他們意外地發現位置全被一些歐洲來的比他們有名望的老傢伙佔住了，這種打擊是相當嚴重的。

這個學院取名為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弗萊克斯納擔任院長。研究院的組織主要是以一群教授為核心外邊再圍繞一群暫時的成員，多半是年輕卻成熟的學者。教授及學員的選擇完全著眼於能力的高低，而不考慮任何社會及政治背景。創辦人在給理事會的一封信上清楚地說出這個宗旨：

愛因斯坦——理論及實際二者間的關係人——他的責任更加倍了。他同意歐本海默及沙普利（Shapley）等人的看法，他們盡力地去解釋這個新武器的全部關係給政客及軍方官員了解。但是愛因斯坦始終不喜歡與政治打交道，他也絕不和任何次日的煩惱妥協。他完全同意艾莫利．李維在他的「和平剖析」一書中的觀點：「我們必須抓住事實，也就是必須限制國家權力，組織一個世界政府，以法律來限定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例如像美利堅合眾國的法律規定州與州間的關係一樣。」因此愛因斯坦不贊同把原子彈的秘密交給聯合國的主要國家，或聯合國本身。

自他發表第一項發現之後，這個世界改變了太多。首先，他在德皇統治下的德國，與瑞士布爾喬亞氣氛中，展開了他的工作；第二次大戰期間，他住在僅存的民主堡壘中。對於戰爭的提早結束，他有實質的貢獻；現在，他更渴望促成一個長久的人類和平；但是他對四周世界的態度並沒有改變，他仍是個波希米亞人，對於人類的生命抱著懷疑，也帶著些許幽默感，同時又像極了傳統聖經裡憂鬱的先知。他是一個不願被社交關係干擾的人，也是一個為社會不平及人類苦難奮鬥不懈的鬥士。他堅信宇宙定律必可以簡單的形式來表達；同時也懷疑現有的一切公式，是否也可以用來解決人類個體及政治生活上的問題。

「我們坐在走廊上一直談到黃昏，他邀我共進晚餐，晚餐後，我們又繼續談到十一點，到這時事情已經十分明朗了，愛因斯坦及其家人已經決定遠赴美國。我告訴他可以決定他自己的行程了，他答應在幾天之内寫信給我。」

「我駕車到愛因斯坦夫婦停留的教授活動中心，這是我們第一次會面，他那種單純迷人的態度，高貴的氣質以及真誠的謙讓，真讓我著迷，我們沿著走廊邊走邊談，他問，我答，不知不覺地十二點過了，愛因斯坦夫人過來提醒他中午還有個約會，『好的！』他說：『我們還有時間，我們可以再多談一會兒。』」

就傳統的意義來說，他是沒有什麼社交生活的。大學內各社團教師互相酬酢的酒會聚餐，他從不參加，但這並不表示他拒人於千里之外，相反地，他始終很樂意接見那些需要協助或別人給他出一點主意的人，和這些人在一起，他可以討論一些有趣的問題，或者閒談一會兒，或者可以高興地合奏點兒音樂。他的大部分訪客都不是高等研究院裡的人，他的思想總被一些比較遙遠的事務羈絆著；但是幾乎難得有一天沒有人從外地來看他。

「是一個寒冷的天氣，我仍然穿著冬天的大衣，但到愛因斯坦的家時，看他坐在走廊上，穿著夏季的法蘭絨，邀我坐下，我問他我可不可以穿著大衣，『當然可以』他答；我問他：『你不覺得冷嗎？』他說：『不冷！我的衣服是依照季節而不是按氣候更換的，現在是夏天！』」

因此許多被拒門外的發明家，被誤解了的天才遂都來找他，自然他在柏恩專利局做事那時開始，他就一直對那些多半毫無意義的計劃保持一份興趣，他們多少都包含了一些人類發明的能力，雖然可能是以一種曲解了的方式表達出來。對於愛因斯坦，用他那種特有強烈敏銳的透視力，循著一個混亂的思路，找出頭緒及錯誤來，永遠是一件令他愉快的事。

這種情況使那些已經佔有位置的流亡學者們十分為難，他們對那些比他們不幸的學者有道義上的責任，但是他們也得首先考慮照顧自己的學生。有些人甚至說：使同一機構中不得再容納流亡學者，乃是那些原已在這些機構中流亡學者的責任。

第三組問題是最引人注意的了，這就是他嘗試尋找一種「場」以建立一種在次原子現象的解釋中把電磁場與萬有引力場統一起來的理論。愛因斯坦和兩個年輕物理學家合作研究這個問題，其中一個名叫巴格曼（Bargmann），另一個則名叫柏格曼（Bergmann），由於名字的相近曾經鬧了不少笑話。

在一個慈善的社交場合裡，他很可能突然對你說：「說實話，我對事物要比對人感興趣得多。」如果你問他什麼是「事物」時，他就會告訴你事物就是「物理現象及處理現象的方法。」

「費米與西拉德的最近研究，經過了手稿通信往來後，使我了解鈾可以在最近的未來成為一種新的能源……單單一顆這種炸彈落在一個港口，就可以毀滅整個港口及其四周的一切。……」愛因斯坦還告訴總統，德國在這方面的研究可能比美國超前甚多，他還特別強調，如果納粹先擁有這種武器時hetubook.com.com對美國所具有的危險性。愛因斯坦建議成立一個特殊機構，吸收研究核子的科學家為成員，來執行有關鈾的實際應用研究。

愛因斯坦的觀點，與他所說的古人的夢想之間的差別是這樣的：照古代某些哲學家的看法，直覺的能力用來推演命題，是不需要加以驗證的，但是愛因斯坦的意思並非如此，他是說「創造官能」使我們建造了許多不同的數學架構，然而只有依賴經驗才能決定其是否正確。

愛因斯坦對教會道德教育的責任觀，可從他一篇講詞中看得出來。一九三九年夏令，在普林斯頓大學他向一群牧師及神學院學生發表演講，講題是「上帝」，他說：

當羅素，這位英國的大數學家兼哲學家，因為對婚姻及宗教的反傳統看法，而被摒棄於紐約市立學院的教授席位門外時，愛因斯坦卻全力支持他。他認為如果因為人身及政治上的攻擊而阻止了一位傑出教授的聘約，是對科學進展有害的行為。但是羅素的敵人把愛因斯坦的支持攫為己有。他們寫給報紙的公開信中有這麼一段：「好大的膽子，『難民』愛因斯坦與『裸體運動者』羅素，居然敢來管我們美國的家務事。」這一類難以入目的字眼是值得注意的。

「如果理論物理學的基礎不能和經驗抵觸，但又必須是自由的創見，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希望能找得到正確的路子？」

弗萊克斯納到柏林時，愛因斯坦已經遷居到靠近波茨坦的卡布其鄉下去了，這是我們在第十章裡提到的同一個地方。某日週末下午三點鐘左右，弗萊克斯納到達愛因斯坦家中，他描述如下：

因為愛因斯坦堅信即使科學發展到了極致，仍然不可能提供人類以生活的目的。因此他從未否定教會組織的功能。他不關心宗教的儀式，但是他了解宗教崇拜及教會的教育意義，而且，由於宗教儀式的教誨意義，也漸漸地使他學著接受宗教典禮的價值。

這個時期，一共有三組問題圍繞著他，第一個問題就是繼續一九〇五年，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六年有關狹義及廣義相對論的理論，把它們發展成邏輯上更密切相關的結構。在普林斯頓，愛因斯坦對其中極重要的一部分，有了更進一步的推展。我們記得前面提到過：愛因斯坦把重力場當做是空間的一種幾何性質，可以用「曲率」一詞來稱呼，空間物質的存在決定這個曲率，也就是說可以由物質的分布而計算出這個曲率，只要知道了這個曲率，或者說引力場，我們就可以預知物體在這個場中將如何運動。這可以用運動方程式表之，簡單地說就是：物體運動的路徑如果以四次元時空的連續體來表示的話，是一條測地線（Geodesic）。如果假設物質與力場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的話，上述的條件就可以完全適合了。但是我們愈來愈相信，所謂的物質其實只是一個具有非常強的力場之點而已。因此物質的運動也就只不過是空間裡力場的一種變化而已。這種變化的定律稱之為「場方程式」（Field equations）這也就是一個決定力場的方程式。但是如果物體運動已經由場方程式決定的話，就沒有餘地留給運動方程式了。因此我們也就不能做一個附加的假設說物體沿著測地線運動，這個運動方程式事實上已經包含於場方程式中了。

一九三〇年，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Abrabam Flexner），美國著名的教育改革家，他說動了路易斯．班伯格先生（Mr. Louis Bamberger）與費利士．佛德（Felix Fuld）夫人捐獻了五百萬美元建立一座理想的研究及教學學院。他們問弗萊克斯納要如何支配這一筆錢，他回答說，美國已經有足够的大學可以容納學生去追求博士學位，而更需要的是另一種形式的學院。他早就認清了年輕學者在完成博士學位之後，在專門領域中與那些居領導地位的學者作日常接觸的訓練及研究的重要性。弗萊克斯納認為這種傑出學者與學生之間非正式的接觸，正是德國大學在黃金時期最了不起的成就。他認為美國的大學仍然未能適當地朝著這個目標發展，學生們只為了得到某種學位而修習某種課程，教授們在學生畢業之後根本不可能有時間繼續與學生保持任何接觸。

「讓我來證明何以在事物的本質中是沒有衝突的，這個問題在我們想定義宗教在人類生命中的地位時出現了。科學的目的，是毫無偏見地發展一套相對於事物的知識及自然的定律。另一方面，宗教更重要的功能，則是發展人類的良知、理想及欲望。」

這種感覺曾被很多人誤解過，因為愛因斯坦從不注意宗教的形式外貌。即使在物理學中，愛因斯坦也只是以「上帝」（God）一詞來做一種形象表詞，例如他對物理學的統計觀念常抱持反對觀念，他說：「我不相信上帝會和人類玩擲骰子遊戲」，這句話裡的上帝一詞當然只是口語中的一種人稱，絲毫沒有宗教意味，但其他的物理學家就不一定如此了。這句話刻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的一面牆上，可以作為愛因斯坦對物理學本質觀念的最好註腳。愛因斯坦想說的是：由數學觀點來看物理學，是非常複雜的，想了解它需要有極高的數學能力。不過他相信自然乃是遵循一個數學定律的系統，如果人類肯依循自然的科學判斷，就可以找出這些定律。我們由他的一句話可以了解得一清二楚：

愛因斯坦覺得很驚訝，這些新的移民始終保持他們與德國的關係。猶太人在德國遭受這種迫害卻仍念念不忘德國，這種情形真是令他大惑不解。因此，在某一個場合裡，愛因斯坦說了以下這樣一則故事：

弗萊克斯納於是踏上征途去尋找他心目中的大學者，他遍遊美國及歐洲，一九三二年冬天，他到加州的巴塞地那，在那兒他和密立根商討，密立根對他說：「你知道愛因斯坦在此地做客，為什麼不把你的計劃告訴他，問問他的意見如何呢？」起初弗萊克斯納有點猶疑，他不敢奢望這樣一個已經成為傳奇的人物，能和他討論有關教學及行政上的問題。密立根告訴他愛因斯坦對改善訓練年輕學者方法的計劃很有興趣，他喜歡任何嶄新而大膽的嘗試。「我將馬上向他提起你，你可以在教授活動中心找到他。」弗萊克斯納後來描述這次會面情形如下：

一九三三年，愛因斯坦剛到美國時，拿的只是訪問護照，依照美國移民法規定，不可能獲得永久居留的許可，這種永久居留的許可證，只有美國領事館有權發給。但是美國領事館全設在國外，因此愛因斯坦就到英屬百慕達的美國領事館申請。愛因斯坦訪問百慕達時恰逢當地在慶祝一個節日，領事不但請他吃飯，同時給了他前往美國的永久居留權。經過了這道手續，愛因斯坦才可以申請成為美國公民，但他仍須等五年才能入籍美國。在這一段期間內，他必須準備一項有關美國憲法及公民的權利及義務的考試。他欣然地做了準備，一九四一年，他和繼女瑪格特還有秘書海倫同時成為美國公民。當時廣播電臺還請他談談成為公民那一瞬間的感觸。

愛因斯坦喜歡跟恩費德討論各種問題，包括物理的基本問題及發展的問題等等。他們之間有關的交談都收在愛因斯坦與恩費德合著的「物理學演化」一書中，這是一本流傳甚廣的名著，可以說是對物理學觀念表達最清晰的一本書。

這篇論文激使波耳對於他的物理現實問題的觀點重新加以清晰的釐定。他揚棄了他理論中所有的「神秘」觀念，其中包括「真態」（Real State）因被觀察而摧毀等觀念。他現在清楚地指出量子理論並不是描述「場」的各種性質，而是描述「場」與「場」及「場」與觀測儀器之間的交互作用。顯而易見地，愛因斯坦與波耳之間觀念的歧異是不能單從邏輯考慮上得到的，因為他們所持的並不是相反的論斷，而只是相反的建議而已。愛因斯坦的建議是暫時採取一種對物理態的描述方式，使其在空間的某一領域內與日常生活描述現實的語言不致相差太遠。他的意思是說在某一個領域内描述物理態時，這種描述本身不必與得到這種描述的量度儀器同時提出。愛因斯坦非常清楚當物理理論用「場」來建立時，這種描述法是可以抛棄的，但是除非這已經是毫無疑問的了，否則他是不會輕易拋棄這種描述法的。

「上帝也許是狡猾的，但卻不會是惡意的。」

最近，我與愛因斯坦又談到他對原子彈所造成的國際關係的看法，他強烈地抗議別人對他的這種批評，他知道原子能的控制不是技術問題，完全是大國之間和平解決的一種政治問題，每種控制都得經由國際同意，並須專門人員監督所有國家有關戰爭的研究及工業。這種協議的先決條件是國與國之間的互相信賴。如果這種信賴存在，不管有沒有原子彈，都不會影響戰爭發生。愛因斯坦知道這一種惡性循環是無法藉「控制原子能」而打破的，唯一的辦法是廣泛的領土與經濟的協議。他希望人類對原子戰爭的恐懼，可以使各國政府犧牲一些主權而互相協調。

自移民到美國之後，愛因斯坦很少在公共集會上講話。許多機構、組織都想邀請他，但是他只考慮那些他最感興趣的講題。他也不常參加科學集會，而只在少數幾次的專門場合裡，討論過他的研究工作。這些時候，他沒有十分充分地準備好，因為他總覺得他的研究方向是和大部分物理學家不同的，他的大部分時間，都放在建立一個「統一場理論」上。他覺得那些強調不該由今日物理當務之急事物上分心的物理學家，是不會對他的研究感興趣的httｐs://wｗw•heｔｕboｏｋ•cｏm.coｍ，所謂「當務之急」說的是以波耳量子理論及互補原理（Complementarity principle）來解釋次原子現象。在有些場合裡，愛因斯坦也會對與會的科學家，講一些他對目前及未來物理學的普遍觀點。其中之一就是他在費城的演說「論物理的現實」，本書前面的引語即出自這篇講詞。

如果不仔細審察，就會很容易把愛因斯坦歸入懷疑主義者的行列去。有一次我陪愛因斯坦到布拉格的警局去申請護照，他碰到一位傳統的猶太佬，那老頭問他知不知道有什麼餐舘是純素食的？愛因斯坦告訴他一家以素食聞名的旅舘，「這個旅舘真是純素食的嗎？」這句話惹惱了愛因斯坦，他板起臉說道：「只有牛才是真的純素食」，那老頭聽了這句話很不舒服，瞪著他直瞧，愛因斯坦趕緊解釋他的話毫無惡意，只是無心溜出口的，「牛吃草，而草是真正最素淨的食物了。」

但是當奧托．哈恩（Otto Hahn）與莉澤．邁特納（Lise Meitner）發現了鈾的分裂反應後，整個情況就改觀了，這些德國柏林威廉皇家學院的科學家發現：如果用中子撞擊鈾原子核，原子核有時就會分裂成相等或不等的幾份，並且釋放出巨大的能量。當這個消息傳到別的實驗室後不久，驚人的結果就被證實了。同時還有一位義大利科學家恩里科．費米（Enrico Fermi），他是逃避義大利法西斯政權而流亡到美國的物理學家，他預言鈾核的分裂還會伴隨產生數個中子，這個預言隨即被加以證實了。這個發現的重要性在於鈾的分裂可以自行維持。一旦分裂開始，由一個鈾核分裂產生的中子可以用來擊破其他的鈾核，而這些核分裂而生的中子又可以再使其餘的鈾產生分裂，於是一種自我穿透的核子連鎖反應就產生了。連續的分裂導致大量的能量產生，就非常有可能了。計算的結果，顯示一磅的鈾產生的能量可以相當於數千噸煤燃燒的能量。

在大部分的觀點上，愛因斯坦始終正面地關心實際科學及有關人類一般行為科學之間的關係。對於人類的生存目的可否用科學單獨導出的問題，愛因斯坦像實證論者一樣，用一個決斷的「否」字回答。如一般的邏輯實證論者，愛因斯坦認為不管自然定律表現出來的數學簡明性及美好性達到什麼程度，不管這些定律反應在觀測上是如何完美，它們絕不可能告訴我們生命的意義何在！由自然定律，我們只能得知自然的行為，我們可以說的僅僅是如何以這些成就來探求人類生命的目的，而非以這些來斷言人類生命的目的。

當時一般工程師，平民或是軍方的官員，都以為相對論只不過是書本上的東西，或大學教授課堂上的玩意，是不可能實際用到工業上的，至於核子物理學則他們連聽都沒聽說過。因此，想讓政府對於原子能應用感興趣，並提出款項來發展，顯然並非易事。在當時科學家的心目中，唯一可能對這件事發生興趣的大概只有羅斯福總統了。一開始，他就非常了解納粹政權的侵略性，也十分清楚這個國家未來安全所將遭受的威脅，而且，他也不像一般政客一樣，認定大學教授是無知的。

他的言談態度是嬉笑式的，常使一些較嚴肅的事變得好忍受一些，純粹是藝術家的行為表現。愛因斯坦的這種玩世態度，就像演奏莫札特的小夜曲一樣，依某種層次來講，莫札特的音樂以歡樂、青春的旋律來顯現這個悲劇的世界，是可以完全稱之為「犬儒式」音樂的。

常有許多背景不同的年輕人來要求他指導並給予忠告，這些人是否該選擇學術生涯，或者去坐辦公室或走入工廠，愛因斯坦的勸導總是因人而異，不過他總會耐心地提出他認為恰當的忠告。大家都明白，愛因斯坦一向都認為最好做「補鞋匠」來糊口度日，有閒暇時再做學問。幫助別人的事，他從不掛在心裡。有好幾回，我親眼見到這種事。愛因斯坦對那些經他幫助而進入大學求學的孩子們，一直保持注意他們在學業上的進展，他告訴他們如何選擇教師，如何選擇書籍，他甚至自己贈送書籍給他們。其中有一件事我記得最清楚：

如果用傳統哲學上的術語來解釋，那麼也就是說這種自然的邏輯表象之存在，並不是不證自明的，而是經由經驗得來的，我們稱之為「自然的理性」（Rationality　of　Nature）。這種術語通常是用在當我們對某種感覺表示同情，而這種感覺在哲學語言上又是習於用極美方式來表達的時候。對於這種自然的理性外表，常會由驚嘆轉變為羨慕，而按照愛因斯坦的觀點，這種羨慕就是宗教感的基本動力了。

在此，愛因斯坦甚至還引述了唯心主義者的語言，他認為知識是超乎經驗的，雖然他始終反對唯心論，然而為了強調他反對所謂「實證主義者」對於某些事物的過分簡化，他只好引用了一種很容易被那些表面粗淺了解他的人所誤解的表達方式。

有時候，這些科學家會覺得「不承認他的結果是正確的」是一種侮辱。就因為愛因斯坦可能是唯一肯靜心聆聽這些人之意見的人，因此所有那些無法成名的物理學家對已成名物理學家的攻擊，就都集中到愛因斯坦身上來了。這就造成了「他最關心的人反而是攻擊他最力的人」的奇怪現象。

這些難民在心理狀況上也有困難，他們多數來自德國，也一直把德國當成祖國，文化上及知識上都與德國一體，雖然被驅逐出境，並不因此就和德國脫離一切關係。現在，他們來到一個新的國家，友善的接待，讓他們重新開始的生活，過一種甚至比以前更好的日子。因此，如果他們過分強調他們的德國背景，就會使自己很容易地產生強烈的痛苦。另一方面由於他們移民的背景，德國當局在政治上及文化上，當然也強烈地和他們敵對。這樣的結果遂造成他們一方面被指為德國政權的宣傳者，一方面卻由於惡意的宣傳使他們成為美國與德國交惡的因素，甚至引起戰爭。令人難以相信的是：這兩種矛盾情形，總是經常同時存在。

依照愛因斯坦的觀念，只有自然科學家，尤其是數學物理學家們才能有這種經驗。這就是愛因斯坦所說的「宇宙宗教」的根源。他曾經說：

愛因斯坦十分明白：自然必定是科學的，因此他這席話不可以被認為是對自然的陳述，而只可以說是表達了因思考自然所引起的一點感想而已，他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兩顆原子彈，戲劇性地結束，這使得愛因斯坦的名字再度受到大眾的注意。他在一九〇五年提出的質能互變的理論，以一種毀滅性的力量重新展現在世人眼前。

愛因斯坦並沒有躊躇再三，因為他早已接受了美國的一個理想位置。這個位置在一九三二年夏天就給他了，當時在他而言，就像是上天的旨意要他離開歐洲一樣。

恩費德也寫了一本傳記，名之為「探尋如何造成一個科學家」。這本書透過一個既是敏銳的觀察者，同時也是個能幹的助手眼中，寫出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大部分生活的記載。

愛因斯坦聽說有一個物理學家被汽車撞死了，這個物理學家做學問的底子並不很硬，愛因斯坦同情地說：「可惜了他那副好身子。」

如果愛因斯坦肯研究一下各大學的情況，同時利用他個人及經濟、政治上的各種因素，他應該可以幫助更多的難民；但這種事對他來說是不可能的。最聰明、仁慈的人不一定是最現實的人，這可以用來解釋何以許多人對他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覺得他仁慈而細心，有些人則覺得他對別人的命運毫不關心。

如往常一樣，愛因斯坦穿著汗衫，沒戴帽子，送客人到車站，他對弗萊克斯納的最後一句話是：「我對此事充滿了熱望。」

那些在德國被免職的學者們，的確可以比擬為不得不廉價出售的商品，不論是多麼有名的科學家，只要他妻子的祖先，有一點點缺陷都會使他淪為商品。因此，在當時廉價市場的商品裡，愛因斯坦當然是轟動一時的，這很像是一家博物館的主持人，為了一己之好惡，突然要以極低的價格出售一幅林布蘭（Rembrandt）的名畫似的。

科學家們很快就了解到這麼大的能量可以在瞬間產生，因此破壞力將比普通炸彈高出百萬倍的鈾原子彈就可以製成了。很明顯的，如果法西斯國家擁有了這樣的利器，必然會用來做為侵略的工具，那麼人類文明的前途就堪慮了。這種感觸對那些遭受迫害流亡的科學家更為深刻。哥倫比亞大學的兩位物理學家，一個匈牙利人叫利奧．西拉德（Leo Szilard），他是從柏林大學逃出來的；另一個就是前面提到的費米，認為美國的軍方應該認識這件事的嚴重性。西拉德更了解除非這件事被高級官員注意，否則他們的話是無足輕重的。他在柏林時就和愛因斯坦相識，他以為以愛因斯坦的聲望——國際知名的物理學家，一定可以說服政府中的權威人士去認識這件事情的重要性。於是，他聯絡了尤金．維格納（Eugene Wigner），當時在普林斯頓教書，也是匈牙利人，在一九三九年六月和愛因斯坦面商這件事。

除了研究院的例行工作外，愛因斯坦還得擔任一些對科學有興趣及野心勃勃的年輕科學家的導師。愛因斯坦命中註定地要被兩種標準來衡定，其一是他自己，另外則是他所代表的一種特殊典型人群。這對他而言是一個痛苦的命運，如此評價他，和將他劃分為某黨某派的一份子毫無兩樣，這原是他最痛恨的事。不論是猶太人或猶太人的敵人，都把他看成是猶太人的領導者，至少是猶太人的代表，他的一生被視為一個民族命運的象徵，這個民族是有很大潛力的，但是卻經常被詆毀，被孤立和*圖*書。基於這個原因，就有許多年輕的猶太人經常寫信給他，求他幫忙或指示迷津。在某種程度上，他在年輕猶太人心目中的地位彷彿當年托爾斯泰在俄國年輕人心目中的地位一樣。猶太人中年輕的一輩視愛因斯坦為同胞，並認為他舉世知名，無限的權力與財富圍繞著他。這實在是個一廂情願的想法，他的財富及影響力從來就和聲名無關。

依愛因斯坦的觀點，宗教既是對於宇宙定律的一種神秘感覺，也是個人對於人類的一種道德責任感。但是他思想的絕對邏輯——經驗性格，使他無法把這兩種感覺相聯起來。在他的音樂中我們可以得到一點提示，表達出無法以言語表達的。

對愛因斯坦而言，物理學理論是人類發明的結晶。它們的正確性只能用邏輯上的簡明性及是否符合經驗的觀察結果，來加以判斷，事實上，這完全是邏輯實證論者對於理論及理論適用範疇的描述。邏輯實證論者對於一個「正確理論存在」的信心，就是意指「希望有某種發明」。「理論的正確形式」這一句和「飛機的正確形式」這一句相去並不遠，都是明顯的無意義表詞。

這種分歧的心態普遍地表現在他對一般人的態度上，這種分歧支配了他大半生，因此，當然也表現在普林斯頓的環境裡。準備一個有許多學生參加的演講，對於愛因斯坦並不是一件難事；但是他卻覺得以他這樣一個負國際盛名的人在大學裡和一些年輕小伙子爭勝，是件不太公平的事，這可以說是一種不公平的競爭。愛因斯坦對這點非常注意，因而盡量避免這一類的競爭。也許他內心高估了同事們的野心與想法，他們之中一定不乏高興與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共處，並可以跟他學點東西的人。他的存在從來沒有比這個時期讓更多的人受益了。這種情況，即使愛因斯坦自己也很難說出，到底有幾分是因為他的對人態度，有幾分是他對人與人進一步接觸的厭惡而造成的。

一九四〇年，紐約市舉行了一個會議，討論科學、哲學及宗教對於美國民主的貢獻。愛因斯坦是應邀演講者之一，起初他不肯寫下任何東西，因為他不願意引人側目。尤其牽涉在這一類政治事件中。但是當他知道了這個會議的宗旨之後，答應寫一篇講詞提供給該會，但仍不出席。該講詞題為「科學與宗教」。他說：

這些句子語不驚人，凡是認定宗教在人類生活中佔有不可動搖地位的科學家，都會首肯愛因斯坦的這種說法。當然，也有一些科學家誤解了愛因斯坦的原意，以為愛因斯坦竟把宗教、精神與科學相提並論。

最近幾年，有一種看法逐漸風行，大家都認為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及量子理論對於緩和宗教與科學的衝突，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因為愛因斯坦基於科學觀點提出了「宇宙宗教」的名詞，因此也就常常被人引述。事實上，這是個很大的誤解。他對於科學理論的邏輯結構有清晰的透視能力，但他從來不鼓勵用科學來解釋宗教，不像愛丁頓、載京士（Jeaus）等人在通俗書籍中所說的。

他對普魯士軍事統治的敵意，會讓我非常吃驚；但他在對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上始終非常重視。

他對這些事的態度和他對一切社交活動的態度相同，他覺得和其他人距離很遠，他永遠不可能和其他人互相認同，他總有一種陌生人的感覺，甚至有強烈要求隔離的願望。但另一方面，他對人類的一切行為，又有很強的好奇心，同時也有很強的幽默感，因此他在許多不愉快的事情中仍然可以得到一些樂趣。他的本性善良，對於人類平等有強烈的感受，或許他總對自己說：也許那些最不快樂的人，我們最不能忽略，因為他們或許正為無人交談而受苦著。

弗萊克斯納在組織會議上的演講中更強調，學院的成員將享有比其他大學較佳的生活環境：

這些來訪的人中，最多的是物理學家和哲學家，甚至也有神學家。他們來此，是想看看這位在他們的領域裡，提出了這麼多新觀念之人的真面目。當然，也有不少由歐洲來的難民尋求幫助；有些歐洲來的人還會在此住上幾天；也有猶太民族主義者想聽他關於某些政治問題的意見，甚至耶路撒冷大學的教授們也來看他，要求他做有利於他們的調停。也有作家、記者及藝術家想用他們的作品引起愛因斯坦的注意從而招徠更多的讀者。想見他的人如坑如谷，杜卡斯小姐得用盡方法才可以維持四周氣氛的安靜。

一九四五年，愛因斯坦從高等研究院的教授職位上退休下來，雖然在正式的公事上有了改變，但在實際的工作上並沒有什麼變化，他仍然繼續在普林斯頓做他的研究工作。

在第三章第七節中，我們提到：有些核子轉化時，一部分的質量會轉變成能量。科學家發現了相當多的這種反應。但是大部分的反應裡，用來引發反應所花的能量都比反應產生的能量大，因此實際的應用也就顯得不切實際。

在這段時間裡，愛因斯坦所思考的另一組重要問題就是：對於量子力學的批判，在本書第九章中已提及。愛因斯坦覺得冥冥中好像有一股力量逼使他用具體的例子來證明波耳所建立的哥本哈根派的量子理論，只是描寫「場」與量度儀器之間的交互作用而已，而非描寫「場」的本身。愛因斯坦與兩位年輕物理學家羅森（N. Rosen）與波多斯基（B Podolsky）合作發表的一篇論文對這個問題的探討相當重要。這篇論文指出，用一個簡單的例子可以證明：在某一個空間區域裡，量子理論描述的物理條件是無法當做這個區域物理事實的「完全描述」（Complete Description）。

不久，愛因斯坦就在給弗萊克斯納的信上討論他接受新職位的條件，弗萊克斯納發現他的條件對於愛因斯坦這種人，以及相對於這樣性質的學院，實在是太客氣了，弗萊克斯納請他就這件事和其他人商量一下，合同在這時就簽定了。愛因斯坦講明一九三二年到三三年冬天他必須到巴塞地那，因此要到一九三三年秋天才可能到普林斯頓。那時他仍然希望每年回柏林停留一些日子，他不希望柏林物理界的朋友覺得他不够義氣。但是他對於即將來臨的事情知之甚稔，一九三三年初，納粹黨人的革命開始時，他移居到美國的路已經鋪好了，一九三三年冬，愛因斯坦進入了弗萊克斯納為他準備的高等研究院新職位。這時候他已經不再有每年回柏林住些日子的想法了。愛因斯坦移入普林斯頓後接著便成美國的永久居民與公民，當然幾道必要手續自是免不了的，因為他是以訪問護照進入美國的，他不但沒有永久居留權，而且更不用提有什麼公民權了。

愛因斯坦的太太愛爾莎死於一九三六年，在感情上她強烈地依附著她的祖國德國，她死後，愛因斯坦和美國的關係更形密切。他的第一位太太從未離開過瑞士，但是愛因斯坦與她在柏恩所生的大兒子，現在已變成美國一個有為的工程師了。兩個繼女（Step daughter）中，一位在離開柏林時過世；另一位，瑪格特，是個著名的彫塑家，她和丈夫離婚之後，大部分時間都與愛因斯坦住在普林斯頓。

次年，他們如期在牛津基督學院的美麗草茵上相見，弗萊克斯納寫道：

在普林斯頓，愛因斯坦重新拾回他在柏林時代的研究，他的個性之一是不受環境的影響，問題本身或是他對問題的態度都始終如一的。這就像二十五年前我們在柏林相遇時，不管他是在研究自己的問題或是波茨坦的橋樑，對他來說都沒有什麼分別，因此現在他由柏林西郊的寓所遠渡重洋來到美國的大學城普林斯頓，根本上對他並無多大分別。

這一棵巨樹終於和他的根，一起移入了新的土壤。他在這兒的生活情形如何？

愛因斯坦對宗教與科學關係的觀點，與當時美國自由派新教徒所流行的觀點十分相似。舉例來說，只要舉出一位美國具有代表性科學家的觀點，如勞勃．密立根，照他們的看法：宗教不可以批評，也無法指導科學，因為他們處理的是人類生命中兩種完全不同的現象。密立根說：

「我遇見了一位住在紐約的年輕德國籍律師，也就是所謂的亞利安人，我問他想不想家，『想家？』他說：『我為什麼要想家？我又不是猶太人。』」

許多基督教牧師宣稱「人格化的上帝」是基督教上帝與猶太教上帝不同之處，而愛因斯坦正想掀起一場基督教上帝的論戰。事實上，愛因斯坦對於這些基督教或猶太教的那種難以捉摸的神學一竅不通，其實，他真正想強調的是猶太教及基督教中自由份子的相同立場，但一如過去，他的善意總是被曲解了，反而引起了令人厭煩的惡意論爭。這些都是他所始料不及的。

要認真地了解愛因斯坦對宗教的態度，就得先知道他對物理科學及一般科學的觀念。正如我再三強調的：愛因斯坦認為科學的普遍定律不是演繹或歸納的結果，而是自由思想的產物，再經物理觀測加以證實的。在他的劍橋演說中，他說：

在研究院還沒有自己的建築物時，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希本（Hibben）把好茵堂（Fine　Hall）提供給弗萊克斯納，這是校園中的數學館，該校哥德式的建築，成蔭的樹林及美麗的校園，在在都是個令人興奮的環境，大學本校的數學家也和學院打成一片。隨著時間慢慢流逝，有一天，世界各地的年輕學者將會雲集好茵堂。

「宇宙宗教是由科學研究而得的一種最高貴、最強烈的經驗。若沒有這些，就不可能有科學思想的創造。對於世界結構的理性信心，對這個世界顯現的即使是些微的理性渴望，這些感覺一定早就存在於牛頓和刻卜勒心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