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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勞勃.勒范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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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時間與文化 第一章 生命的節奏

第一部 時間與文化

人類是唯一受時間約束的動物。
革命的人,總想創造新的時間文化。

第一章 生命的節奏


舊式的刻板印象中,認為氣候愈溫暖的地區,生活步調愈慢,這到如今都還有相當的可信度。在我們三十一國的比較研究中,生活步調最慢的墨西哥、巴西和印尼,都屬熱帶氣候,而生活步調最快的瑞士、愛爾蘭、德國民眾,則最渴望在冬季時到那些熱帶國家去度假。綜觀那三十一國,我們發現各城市的氣候(由當地平均最高溫來測得的數值),與其生活步調的快慢大有相關。


換句話說,這種生活中最普遍的步調,就是非常地緩慢。不過,侯頓也說得很清楚,當有需要時,這些在街角晃盪的人也能加快他們的生活步調。根據侯頓的看法,這些混混碰到他們在意的事,就會很注意時間,遇上他們不想做的事,就不把時間當一回事。通常,後者的情況較多。而當資源很少時,例如手頭很緊或者入獄時,時間對於他們來說,就是「死的」,然而一旦有什麼事,或哪裡有什麼「行動」(action),時間又「活了」。在一個星期當中頭幾天沒錢的時候,步調很慢,但是在星期五和星期六晚上,會以級數速度加快腳步。
●個性變壞,主要是除了目標的完成和滿腦子數字以外,對生活中的其他面向都喪失了興趣,愈來愈傾向以量來評斷生活的價值,而非以質取勝?
我們可以據此來推測一下,在生活步調和經濟狀況這二者之間的因果關係。大有可能的是:這是一個雙箭頭的關係:經濟愈發達的地方,時間的價值就愈高;而時間價值愈高的地方,就很有可能經濟活動非常活躍。經濟這項變數和生活步調之間的關係,是傾向於彼此增強;二者相生相剋。
對時間,也是如此。而生命的節奏,不可單單簡化為有問題或沒問題。

全球的時間記號

整體生活步調較快,在每個層面上,都跟一國經濟的安定有很高的相關性:該國整體經濟體質較佳(由國內平均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per capita]來衡量)、該國一般公民實際感受到的經濟安定程度較高(由購買力來衡量,購買力指的是:該國中等收入者所能購買物品的多寡)、該國民眾較有能力滿足其自身最基本的需求(由平均卡洛里的攝取來衡量)。事實上,處在較富裕和較貧窮國家的人,的確是隨著不同的鼓聲在起舞。

當地氣候愈是炎熱,居民的生活步調就愈慢。
工業化程度愈高,該國居民每天的空閒時間就愈少。
關於個人之間的差別,絕大多數的注意焦點,都集中在「時間緊迫性」的概念上——人人都努力在最短的時間內,儘可能完成最多的事。時間緊迫性是A型行為模式中,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學者福瑞德曼(Meyer Friedman)和羅森曼(Ray Rosenman),曾把這種容易得冠狀動脈心臟病的個性,描述成沒有耐性,具備快步行走、進食、一心二用的傾向,以絕對守時而自豪的人。測試A型行為最廣泛的方法,就是使用珍肯斯行為調查(Jenkins Activity Survey),以一個「速度和無耐性量表」來做測量。近來還有人發展出其他測試A型行為的方法,像是「時間緊迫性」、「恆常啟動程度」(perpetual activation)和「定時鎖」(timelock)。所有這些測試都發現,在關切是否充分利用每分鐘時間這件事上,個人之間有相當大的差異。
一個地方的生活步調,首要決定因素就是經濟。毫無疑問地,在我們的實驗中,最顯而易見、最首尾一貫的發現,就是:經濟充滿活力的地區,生活步調就比較快。生活步調最快的居民,是住在物質條件較富裕的北美洲、北歐和部分亞洲國家的人。生活步調最慢的居民,則都是在第三世界國家,特別是那些住在南美洲、中美洲和中東國家的人。(詳細結果請見第六章)。
我先生不像我這樣,總覺得時間緊迫;他把時間看得比較輕鬆,如果時間不夠,他照樣過,還會說:『就只好這樣囉。』我則是物盡其用,盡可能再多做一件事。
●你的社交生活?

個人步調的快慢,在本質上並無好壞之分。我們究竟如何運用時間,這是私人的喜好問題。
●產生跳躍式思考症候群,其特徵是腦筋動得很快,但也變動劇烈,逐漸侵蝕了專注和對焦的能力,且對睡眠形成了破壞力?
社會學家侯頓(John Horton)稱做應用,為CPT帶入一些時下的觀點,變成「很酷的人的時間」(cool people's time)。而「很酷的人」指的是:偶爾失業、在街角晃盪的年輕黑人。侯頓花了兩年的時間,與許多這類人做面談。「從特徵上來說,」侯頓的報告中寫道:

超越節奏

羅德島大學社會心理學家詹姆士.瓊斯(James Jones),幾年前住在西印度群島的千里達巴貝多時,也跟我一樣,有類似的經驗。他是拿古根漢獎學金(Guggenheim Fellowship),到千里達巴貝多研究當地居民的幽默感,但他學到最多的是:他自己的步調總是嚴重錯亂。他說,遲到的人看他沒耐心,都會安慰他:「嘿,小子,你急什麼,啊?不會有事的,放輕鬆,小子,我現在就過去。」「於是,」瓊斯說:「我只好等了。」瓊斯和我的經驗中,最相像的一點是,此事對於我們的學術生涯,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儘管我們在原始研究計畫中的成就都很有限,他研究千里達巴貝多人的幽默感,我研究巴西人的社會知覺,這兩個題材卻很快就褪成了配角。對於我們這兩個既是社會心理學家又是旅客的人來說,更讓人著迷的是:我們所碰到、同時深感困惑的社會時間,是那麼地多采多姿。因此,時間的研究變成了我們研究計畫的焦點。瓊斯現在已是國際上研究時間觀點心理學(psychology of time perspective)的權威,而我一直沈迷於生活步調的研究。
生活步調是人們感受到的時間流動或運行。它的特徵是:韻律(rhythm)(從工作時間到停工時間的變動模式如何?社會活動是否有規律?)、順序(sequence)(是先工作後遊戲,還是先遊戲後工作?)和同步(synchrony)(人和活動會彼此調和到什麼程度?)但最根本也最重要的是:生活步調關乎節奏(tempo)。
年紀愈長,人們都說時間似乎是過得愈來愈快。我兒子多活一年,對他來說,那就是他生命的十分之一。而如果我多活一年,那只是我生命的百分之二而已。和-圖-書
●事項登錄行為:你是不是遇到什麼事,就不由自主地一項項事件登錄下來?例如,為旅行做準備時,你是否會列一個要完成事項和要攜帶物品的清單?
但是我們也必須謹慎小心,不要把「步調快」和「步調慢」的人區分得太過籠統。同一文化中有那些生活步調迥然各異的人,相同地,每個人的生活步調也會因時間、地方和其手邊的工作而有所差異。如果你想對自己的時間緊迫性做一個精確的衡量,那麼很重要的就是:得觀察許多不同的行為。你或許可以由以下這十個方向,來思考自己的行為屬性:
●你居住的城市或鄉鎮?
加重工作負擔的禍首,通常正是那些原本打算節省時間的發明。近期的研究顯示:一九二〇年代的農家主婦,在沒有電的情況下,比起生活在二十世紀下半葉、擁有所有現代家電的郊區主婦,前者花在家事上的時間,遠比後者少得多。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幾乎所有的技術進步,似乎都伴隨著期望的高漲。舉例來說,當廉價的窗玻璃在十七世紀末引進荷蘭時,要想對室內堆聚的塵埃視而不見,就不可能了。如今的真空吸塵器和其他產品,更是把大眾的清潔水準提高許多;如此一來,這些產品等於是要人們花費時間,用來驅除家中那些在一夕之間突然就克服得了的砂塵和細菌。於是,有了西屋電器,生活水準就高了許多。
我們對節奏的感覺,是難以量化的。
從這項研究和其他相關研究中,我們認為:決定全球各地生活步調的,有五項主要因素。居民傾向快速行走的地方,大約都是經濟較發達、工業化程度較高、人口較多、氣候較涼爽,同時是個人主義的文化導向。
經濟體質愈健康,該地居民的生活步調就愈快。
這類跨文化的研究中出現了數字如此強烈的關連,研究者因此希望能在別處再做實驗,看看這種發現是否能放諸四海皆準。為此,伯恩斯坦又做了另一系列的研究。他把首次實驗的情況,應用到愛爾蘭、蘇格蘭,和美國的一些城鎮中。結果還是一樣,人口規模和步行速度間的關連係數相當高(〇.八八)。伯恩斯坦認為,「在代表某地特徵的生活步調,和當地的人口規模之間,似乎存在著一種預測性很高的關連。」有了伯恩斯坦的這些發現(在先天上就有許多爭議的社會心理學界,這種程度的關連性還真不多見)我們很難再做反向的辯證。
這些在街上晃盪的年輕人都很晚起床,在近中午或下午開始時才上街,一直晃到日落時分。在街上從事的,是輕鬆的社交活動。一群男孩子聚在一起鬼混,是他們打發時間的最主要方式,他們就耗在那裡,直等到什麼必要或希望的行動發生……。在這種情形下,昨天和今天交融在一起,明天則還是空蕩蕩的,等著透過找尋麵包和刺|激來填滿它。
製造更多、消費更多的結果是:我們感受到時間愈來愈少。這種現象是這麼來的:製造的過程愈有效率,就意味著每個人在每小時內要生產更多的商品;生產力的提高……意味著我們必須消耗更多的商品,才能讓整個製造系統繼續運作。休閒時間於是轉變成消費時間,因為花在生產和消費以外的時間,都被看成是一種浪費……。時間的價值愈高(時間愈來愈少),人們主觀上就覺得生活步調和節奏愈來愈快。在生產線上,我們總是擔心動作太慢或工作遲到;而在休閒時,我們又總是擔心浪費時間。
再來,為了估計每個城市對於時鐘時間的注意程度,我們隨意選擇了市中心區十五家銀行的掛鐘,觀察其精準度。這些掛鐘所顯示的時間,還要拿來跟當地電話公司報時台所播報的時間,做個對比。


尊重個人主義的文化,比起強調集體主義的文化,前者生活步調較快。
排在經濟安定之後,最影響一個地方生活步調的因素,就是當地的人口規模了。許多研究一再顯示,整體說來,居住在大城市的人,生活步調比小地方居民快。
當我們感受到迅速接近的車流或即將來到的截稿日期時,我們會用很短的時間或瞬間來衡量這種速度。同時,我們也可以就一段比較長、維持較久的時間,譬如二十世紀生活節奏加速這種話題,來衡量速度。例如,托佛勒在他的暢銷書《未來衝擊》(Future Shock)中談到,因為短時間內遭逢太過劇烈的變動,而引起精神崩潰時,就提到了節奏這個話題。那種精神創傷,並不光是由變動的衝擊所生,還因變動的速度而起。無論我們說的是一段長時間或一段短時間,也不管這種時間是如何衡量的,在生活的節奏上,總有文化、歷史和個人之間極大的差異。
對於這些問題的答案,你並不需要一個心理學家來詮釋其所代表的意義。實際上,對某人而言是太快的生活步調,對另一個人來說,可能是慢得枯燥乏味,而在某一刻被視為有壓力的步調,說不定在下一刻是令人振奮欣喜。這世上,有提出進化論的達爾文(他認為「一個會浪費一小時的人,就是還未找到生命的意義」),就同時有一個天天在躲債的雷汶特(Oscar Levant)(「時間這麼短,什麼事都做不了」)。如果可以拋棄俗務,你願意以輕鬆休閒的步調來過活嗎?你覺得如今快速的生活步調,很是引人入勝嗎?你是否覺得人家總是在催你,叫你動作再快一點?你工作或學校所需要你投注的時間,是否多過你真正喜歡投注的時間?你喜歡大城市的活力和激盪嗎?如果可以的話,你喜歡住在一個步調較慢的環境中嗎?
在接下來的幾章中,我們會看到,當焦點放在人的身上,和放在時間表所訂的節奏上,或放在時鐘所指的時間上,其結果並不相同。事實上,在某些集體主義的文化中,「趕時間」非但被淡化,甚至還完全被當成是一種有敵意的行為。例如,人類學家布笛歐(Pierre Bourdieu)曾針對阿爾及利亞的一個集體主義社會——卡拜爾族(Kabyle)做過研究。他發現,卡拜爾族對於速度一點興趣都沒有,他們蔑視社會活動中所有跟「匆忙」類似的事,把它當作是「沒有禮貌、野心如魔」的舉動,而時鐘則被他們叫做「魔鬼製造機」。
●說話的模式:你說話有多快?是否傾向於比大多數人都快?當他人花了許多時間才繞到正題時,你是否經常想叫他們快一點?你是那種接受他人打斷你談話的人嗎?
你覺得生活步調是太快、太慢,還是剛好,當你所處的環境是……
「節奏」這個詞是從音樂理論中借來的,指的是一首音樂演奏的速度。音樂節奏,就像個人感受時間一樣,是相當主觀的經驗。在幾乎每一首古典樂曲之和*圖*書前,作曲家都會插入一個非量化的節奏符號——最緩板或慢板,表示慢節奏;快板或極快板,表示快節奏;漸快或漸慢則表示節奏的轉變。甚至還有一個指令是「彈性節奏」(tempo rubato),字面上的意思是「偷時間」,也就是要求在左右手的變換中,瞬間一收一放。然而,除非作曲家指定由節拍器來計算(絕大多數古典作曲家都沒有這麼做,也不可能這麼做,因為節拍器直到一八一六年才大量生產上市),這種有關節奏的提示究竟要如何精確地詮釋,還是給演奏者留下了非常寬廣的空間。如果依照演奏者所設定節拍器的速度,蕭邦的「一分鐘華爾滋」(Minute Waltz)可能要花兩分鐘才彈得完。
一個文化的基本價值系統,也反映在其節奏規範中。文化差異中最背道而馳的一點,或許就是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相對,也就是:基本文化傾向是個人和核心家庭,還是傾向一個超乎個人和核心家庭的更大團體。美國是一個典型的個人文化,相對地,傳統亞洲地區則傾向把焦點放在團體上。例如,在巴基斯坦和印度,許多人都是和一大家子親戚共用一間大房子,房子裡有個別的寓所,但廚房等設施是公用的。在西藏和尼泊爾,所有家人住在一起,同一個妻子由兄弟共享也稀鬆平常,而這種習俗對於長時間在外奔波的雪巴族(Sherpas,善於爬山的喜瑪拉雅山區藏族人)來說,這種安排就經濟層面看,相當方便。在某些集體主義的文化中,所謂的「家庭」延伸到整個村莊,或甚至整個國家「部落」。許多研究跨文化的心理學家都相信,事實上,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光譜,正是一個文化的各種社會模式中最顯著的特徵。
談到時間有限這樣的概念時,有個受訪者答道:
●是否關切時鐘上的時間:跟大多數人相比,對於時鐘上的時間,你是否特別在意?例如,你是否常常瞄一眼手錶的時間?或者,相對地,你是否那種常忘了時間,或甚至忘了當天是星期幾的人?
●窮緊張的心緒:你是否遇事就會窮緊張?你是不是那種枯坐在那裡等個一小時,就會變得非常煩躁的人?
非洲裔美國人通常認為他們文化中,對時間的觀感不同於其他人——他們是「有色人種時間」(colored people『s time, CPT,這個詞現在已不太流行),而大多數人遵循的則是「白種人時間」(white people』s time)。人類學家裘利斯.亨利(Jules Henry)曾在六〇年代,花了一年多的時間,與許多住在聖路易市貧民安置公寓中的非洲裔家庭面談。受訪者自認和附近歐洲裔社區居民生活上最大的差別是:非洲裔居民活在他們所謂的「有色人種時間」中。「根據有色人種時間」,亨利解釋道:「一個預定要舉行的事件或活動,可能在長達幾個小時中的任何時刻開始,也可能根本就不舉行了。」亨利的受訪者都很快地指出,白種人那種條理分明、按計畫時間準時進行的習慣,跟他們形成強烈對比。
在此簡短地說明一下,我們的研究是如何進行的(相關細節會在下文中提出)。在每個國家,我們挑選一個或幾個主要城市,以三個指標來測量當地的生活步調。(為了簡化起見,香港目前的地位雖然還只是殖民地,但我們把它當成一個國家。)首先,我們隨意選擇一些行人,測量他們在六十呎(約二十公尺)距離內的平均行走速度。這項測量的時間,是夏季晴天的上班時間,通常是早晨的尖峰時段,確切的測量位置則選在市中心區主要街道的兩個點。被選中的地點都是平地、無障礙,人行道都很寬闊,不至於擁擠的地步,行人有足夠的空間,可以依自己喜歡的最高速度行走前進。由於兩人以上的交談或活動,會影響行人的步行速度,因此,測量樣本都是單獨行走的人。受測者皆無明顯的肢體殘障,那些看起來像是在瀏覽櫥窗、逛街的人,也被排除在外。每個城市至少有三十五名男性和三十五名女性接受步行時間的測量。
「節奏」和「生活步調」,有時候被當成是兩個可以互換的語訶。事實上,我們生活的速度,的確經常左右我們對於時間的整體經驗。心理學家達波庫斯(Marilyn Dapkus)的一項研究,就凸顯了個人節奏的意義。達波庫斯很想知道,人們在描述有關時間的經驗時,會用到哪些概念。於是她深入訪談了一群成年人,請他們暢談對時間的知覺。她發現,人們傾向用節奏來架構答案,無論他們談的是時間經驗中的哪個部分。例如,被問到生活中的「轉變和持續」時,典型的回答是:
●進食習慣:你進食的速度有多快?你是否經常是飯桌上最快吃完的人?你會不會花點時間,輕鬆悠閒地享受一天三餐?
●工作行程:你是否沈迷於安排或維持工作行程?你是否在每個活動上,都攤派了一定的時間?對於守時這件事,你是否盲目崇拜?
研究顯示,經濟較落後地區的女性,平均每週工作十五到二十小時,男性在休耕時大約是十五小時,而在耕作季節,需要餵養照顧那些犁地的牲畜,因此工作時間延長為二十五到三十小時。在澳洲,一個杜比族(Dobe)婦女一天所採集的食物,可以為家人供糧三天。而不必外出覓食的日子,則都是屬於她的時間,她可以訪友、作樂、刺繡,或者,多半的情形是:無所事事。


然而,若說單單就「匆忙症」這個概念,就能把活在快節奏生活中的所有結果都說盡,這也太籠統了。俗話說,榔頭當前,萬物皆像小螺釘;而你若是冠狀動脈心臟血管心理學家,你總會從這類疾病的樣板中,去觀察行為。但是,快節奏本身並不必然引起疾病。時間壓力、時間緊迫性和匆忙症,這三者之間的關係,在個人身上所造成的差異,和在不同文化間所造成的差異,是大略相同的,也就是一個單向的箭頭,程度的輕重而已。外在的時間壓力,並不一定會造成個人的時間緊迫感,而時間壓力或個人的時間緊迫感,也不必然造成匆忙症。

實驗結果顯示,地方愈富有,生活步調就愈快,對此我們應該不感覺意外。而經濟的活力與工業化程度息息相關,事實上在歷史上,加速西方世界生活步調最關鍵的事件,就是工業革命。
在如此一個較寬廣的定義下,來評鑑生活步調,你或許要自問以下這些額外的問題:
奧圖曼(Neil Altman)當年曾是和平團裡,覺得時間感模糊的志工之一,如今是紐約市的一位臨床心理學家,目前正在印度南部的一個小村莊,擔任一期農業顧問。「我剛到印度時,」他回憶道:「常到地方的園藝辦公室拿些種子什麼的。我進了辦公室後,就會直接找上那裡的主管,向他索取我要的東西,但通常都會發現有六到八個人hetubook.com.com,圍坐在主管的桌旁,我猜想,這些人都是有什麼事要辦。所以,我會很沒耐性地直說來意:『早安,主管先生,請給我一些蕃茄種子好嗎?』對方的回答是:『早啊,志工先生,要不要跟我們喝杯茶?』於是我別無選擇,只好坐下來,等著幾個僕人出去張羅我的茶。然後,那位主管先生會問起我太太或其他一些瑣事,接著在座的那一群人會針對我的生活或美國種種,提出一百萬個問題。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做,才能在不失禮的情形下,再度提問我的蕃茄種子。最後,過了一兩個小時,我終於決定把失禮放在一邊,不管三七二十一,我要拿種子去做我的事。這時我發現,圍坐桌旁的那些人,其實沒有人辦了任何正事。」

第二個實驗的焦點,則是測量工作場所中的工作速度,我們選定測量的是:郵局出納完成一件買賣郵票所需的時間。在每個城市中,我們以當地語言,向郵局出納提出購買一張平信郵票的要求,例如在美國,我們就要求買一張三毛二美元的標準郵票。買郵票的錢是紙鈔,在各地都差不多是美金五元的紙鈔。我們測量的是:從提出購買要求,到買到郵票,整個過程所需的時間。
我自己在第三世界的旅行,也有許多此類關於節奏的衝突。有時候,在那些國家的生活,似乎就是漫長的等待:等巴士、等火車、等入境許可、等出境護照、等晚餐、等上廁所。有一次,我在新德里,打算去火車站,先是等了四十五分鐘的巴士,而巴士太擠,我還多坐了兩站,才好不容易把自己弄下巴士。回頭走了兩站,進了火車站,在長龍裡等了將近一小時,終於到了售票口,售票員先是打了個印度傳統招呼「那馬斯帖」(日安),隨即翻出一個牌子,上面用英文寫著「午餐休息時間」。我一腔怒火升得比喀什米爾還高,轉身想找人來同仇敵愾,卻發現眾人都已在地上就坐,攤開布巾,吃超簡便的午餐。「我怎麼辦?」我問鄰近一對夫婦,他們回答說:「你可以和我們一起吃午餐。」我作勢打算要走,幾番折騰,最後還是坐了下來,與他們共餐。
步行速度和人口規模這兩者間到底有什麼關連,提出確切論證的是心理學家馬克.伯恩斯坦(Marc Bornstein)和他同事所做的一系列國際研究。在其第一組實驗中,伯恩斯坦等人觀察了捷克、法國、德國、希臘、以色列和美國這些國家中,總共二十五個大城市市區地點的行人步行速度。他們發現,在這些性質迴異的城市中,人口規模和步行速度之間的相關性,高得讓人驚訝。(以統計術語來說,他們得出人口規模和步行速度的相互關連係數是〇.九一,而最高也不過是一.〇〇;換句話說,〇.九一已幾乎證實了二者之間絕對相關。)
每個國家中這三項實驗的結果分數,會併在一起做統計,最後得出一個生活步調的總分。
然而,人們所感受到的生活步調,卻超越了節奏。生活步調是抑揚頓挫的交錯安排,其中有不斷變換的韻律和順序、壓力和平穩、循環和停滯。它或許是規則律動的,也可能是不規則的,或許與周遭環境同步,也或許不搭調。生活步調超越了單純的快慢。我相信,節奏與社會時間的許多其他面向,所交織成的涵蘊豐富和相互關連,正架構出人們對於生活步調的感受。在接下來的幾章中,我們要探討生活步調的其他幾個面向。首先要談的就是某個一時片刻帶給人的心理經驗,這或許是跟節奏最相關的一個話題。
適應異地節奏所碰到的困難,就跟學習一種外語所遇到的麻煩一樣多。在一項文化衝擊根源的研究中,社會學家斯波德里(James Spradley)和馬克.菲利普斯(Mark Phillips)詢問了一群參加和平團(Peace Corps)工作後返國的人,請他們在三十三個必須適應的項目中,評定高下。這項研究的結果相當豐碩。清單上列有許多旅遊狂很熟悉、包羅萬象的項目,例如:進食的種類、多數居民的個人清潔、與被問者相同族類的人數、普遍的生活水準等。除了「專精當地語言」這一項之外,這群志工最感困擾的兩個項目都跟社會時間有關:「一般生活步調」以及接下來最有意思的「當地多數人的守時狀況」。

擊出自己的鼓聲


售票口再度開啟時,我發現原先我的位子有一家六口佔了。他們要請我吃花生,還用印度話為我祈福,我請他們讓開、還我原位,那一家裡最長的男性喃喃地說道:「等濕婆神飛到邁阿密海灘再說。」我發誓真的是聽到他如此說。總算到了售票口,我要搭的那列車,車票已售完,而那是三天之後才將開出的列車班次。到頭來我還是買到了一張票(噢,奇蹟只有賄賂辦得到),但就算我有那張票,人家說還是要在開車前一小時到達火車站。我照做了,結果卻發現:我得擠過幾條長龍,把坐在我位子上的那人趕起來。那列火車後來誤點開出,抵達時則誤點更多,自不在話下。不過這也無妨,因為和我約好在那目的地火車站碰面的人,他比我還晚到。
某個地方或文化的生活步調,比其他地方更快或更慢,這是什麼特性造成的?為了要回答這個問題,我的研究小組最近比較了世界三十一個國家的生活步調,完成了一連串的研究。這些實驗的結果,和其他社會科學家的研究發現,共同建立了幾個有關節奏的關鍵性基準。
明顯地,對於以上五個與步調有關的事項,回答了其中之一,並不能預測其他的答案。這表示,這五個領域正是人們所感受到一般生活步調的五個面向。最重要的是,我們發現,個人氣質和其所處環境,遠比單純的生活步調之快慢,更能影響匆忙症的發展。例如,喜歡劇烈活動的人,生活型態和環境都傾向速度快。同樣地,就身心兩方面的健康來說,能夠在工作場所和日常生活中取得一個平衡,可能比深究當事人的工作是具備高度或低度的時間壓力,來得更重要。
●你的家庭生活?


人們對於時間的感受,也是如此。我們可以按相同的音符順序彈奏同一首曲子,但總是有節奏的問題,奏出來的曲子究竟如何,就要看是誰演奏、演奏的是什麼,以及演奏場合而定。資賦優異學生一個傍晚就能熟練的曲子,換成普通學生,或許要熬個通宵才學得會。報社記者從一個截稿時間奔赴另一個截稿時間,而同樣也是寫作的小說家,卻在耐心等待下一個靈感影像。如果讓一個做父母的跟孩子共處一小時,有人會讀故事書給孩子聽,也有人會跟孩子組隊比賽,玩一場耗費精力的電動遊戲。我學生的表兄花了兩個月的時間遊遍歐洲,而他從商的父親卻在兩星期內走完同一行程。

●駕駛:你在緩慢前進的車陣中,是否會特別煩躁?剛好被擋在一個慢郎中駕駛之和*圖*書後,你是否偶爾會按個喇叭,或比個粗魯的手勢,想叫對方快一點?
但是,如果我們的結論是:工業化和生活節奏是一體兩面的事,這種歸納又太過粗略了。有時候,同樣是第三世界的文化,甚至就是相當類似的隔鄰,其生活節奏卻迥異其趣。舉例來說,人類學家布漢那(Paul Bohannan)就曾研究過許多部落的打招呼方式,在其中一個研究中,他比較了奈及利亞提夫族(Tiv)和隔鄰豪撒族(Hausa)的異同。他發現,提夫族的步調較快,是第三世界的A型族群,他們不會把時間浪費在像打招呼、問好這類敷衍性的舉動上。他們習慣在說完哈囉之後,就繼續埋頭工作。而緊鄰在旁的豪撒族,卻絕不想縮短打招呼時應有的時間長度。布漢那說,有一次他看到一個英國人類學家,和一個豪撒族人,花了二十分鐘打招呼問好,兩人對於此種需要多年演練和熟習的儀式,似乎都樂在其中。
姜森借用近代經濟理論,認為工業化導致了一個從「時間過剩」(time surplus)到「時間充裕」(time affluence)再到「時間不足」 (time famine)的社會演變過程,如今高度開發的國家,就有所謂「時間不足」的特性,而其最終結果,姜森的論點指出,就是影響了民眾的生活步調:
其實,我們不需要到其他國家,就能看出經濟和生活步調之間的關連性。在許多國家,次文化中就可以找到明顯的證據,來說明經濟和生活步調的關係。例如,在美國,許多經濟上較窮困的少數族裔就強調,他們對於時間的看法,與大多數歐洲裔美國人很不一樣。美國印地安人喜歡談論「生活在印地安時間裡」,墨西哥裔美國人還區分「時鐘上所指的確切時間」以及「相當隨意看待的時間」。
這類研究中最早的一個,是學者何伯特.萊特(Herbert Wright)「城與鎮」(City-Town)經典計畫的一部分。在此計畫中,他分別觀察了一個典型市區超級市場中,和一個小鎮雜貨店內兒童的行為。研究結果發現,二者最大的不同點之一,就是步行速度。市區孩子在超級市場中的平均步行速度,幾乎是小鎮孩子在雜貨店內的兩倍。小鎮孩子花在和售貨員及其他購物者交談互動的時間,是市區孩子的三倍,同時,前者也花相當多的時間,親身碰觸店裡的貨品。
第二因素:工業化程度
澳洲心理學家阿瑪托(Paul Amato)在世界的另一個角落,非洲的新幾內亞也發現了同等的差異。在一連串有趣的實驗中,阿瑪托觀察了當地歐式商店內行人步行和找零錢的速度、大城市莫若斯比港公開市場檳榔交易時行人步行和找零錢的速度,以及其他兩個鄉村小鎮(韋瓦克和哈臻山)公開市場檳榔交易時找零錢的速度。在歐式商店和大城市的檳榔交易地點,行人的步行速度都比較快。但有關找錢的速度,卻沒有城鄉之分,也就是說,很明顯地,上述新幾內亞的各地居民,對於找零錢這種動作會花多少時間,一點都不在乎。
阿瑪和史瓦茲柏德發現,如果你對上述三個問題的答案,都是「是的」,那麼你確實已產生「匆忙症」的朕兆。染上這種「疾病」的人,會有許多不同的麻煩,從健康問題(特別是那些和冠狀動脈心臟血管系統有關的毛病),到社交關係的支離破碎,以及自我價值的低落等,這些都是可能的麻煩。
南卡羅萊納州長老教會學院的心理學教授布吉(Stephen Buggie),曾在辛巴威教了三年書,在馬拉威教了九年。「在辛巴威,」他回憶道:「生活步調大體上來說很慢,對於守時和時間這回事,不怎麼注意。但在盧薩卡(Lusaka,首都,同時也是最大城)市中心,居民的步行速度卻很快,好像每個人都躲著別人的大肆扒竊。辛巴威隔鄰的馬拉威就相當不同。在馬拉威,開會時進入正題的速度,比在辛巴威快。馬拉威的終生總統卡穆蘇.班達(Kamuzu Banda),在回鄉從政之前,曾在蘇格蘭行醫三十年。他以相當決絕的方式管理這個國家,而他對守時觀念也特別拘泥。一九七〇年代時,在他的治下,公眾場合的時鐘如果顯示不正確的時間,那可是違法的,而損壞的時鐘就得被移開,要不然也得拿塊白布蓋起來。」
把時間當作金錢、事事匆忙的旅客,到了節奏較慢的地方,前者的衝鋒陷陣總會讓困惑的後者退避三舍,這種事在文獻中俯拾皆是。我在巴西的第一年,從閒散的巴西人口中,最常聽到的話就是他們的求饒:「拜託,巴比,拜託!」無論我多麼努力地放慢速度,幾乎總是會聽到對方上氣不接下氣的「拜託,教授!」這話有時只是懇求,有時還外加搖頭嘆息的可憐狀。我不過是以加州凡斯諾地區大學教授的節奏在行進,還根本算不上是美國普通的匆忙程度呢。
當代最大的反諷之一就是:人們有了那麼多省時的機器、發明,自己能保留的時間卻少得史無前例。中世紀的生活,通常都被史家描述成荒涼、沈寂的,但他們有一樣東西比後代人多,那就是休閒時間。事實上,許多證據都顯示,在工業革命之前,人們並不是那麼性好工作。整個中世紀,歐洲一年平均大約有一百一十五天假期。有趣的是,直到今天,一般來說在較貧窮的國家,假期都比富裕的國家多。
●你的整體生活?

在音樂領域中,像節奏和韻律這類特質,都有其截然不同的本質,可以做完全獨立的分析。但在社會時間的世界中,二者的界線卻不是那麼清晰分明。

●你的學校或工作場所?

這本書的重點,是放在因文化、因地方而不同的生活步調上。不過,很明顯地,在同一文化中,不同的人之間,也會有巨大的差異,住在同一城鎮的居民,也可能南轅北轍。鄰居之間,會因為個人偏好和其真正感受的生活節奏,而有所迥異。
至於招呼應該在什麼時候才開始說出來,各地方也有不同的規矩。目前在澳洲達爾文港北領地大學(Northern Territory University)擔任講師的蘇席拉.奈爾斯(Sushila Niles),曾說過一個她在某非洲國家任教時,碰到一位政府官員的不愉快遭遇。當時,那位官員的秘書把奈爾斯小姐領進了官員的辦公室,而官員正在跟其他人說話。「我很有禮貌地站在一邊,」奈爾斯回憶道:「官員卻突然轉向我,說:『女士,你怎麼連個招呼都沒有?』我進他辦公室沒跟他問好,這竟然違反了當地的社交傳統!我跟他說,我從小被大人教導,打斷人家的談話是很粗率無禮的行為,但這種原委卻始終不能讓對方釋懷。」
●喪失累積愉快記憶的能力,主要原因若不是滿腦子的未來事件,就是沈浸在過去的事件https://m•hetubook.com.com中,而對當下所付出的心力非常少。如果專注於當下,通常也僅限於危機和問題,因此,所累積的大半都是不愉快的遭遇?

有些低度開發的文化中,就算有時鐘,那裡的時間似乎也是停滯不動的。人類學家霍爾就說過一個故事——某位居住在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的男子,他與一個兄弟約好了要會面,卻找不到對方。美國大使館裡某成員做了調查,最後發現問題的癥結是:這兩兄弟約在喀布爾見面,但卻沒說清楚會面時間是哪一年。當那些經常盯著時間的歐洲人士得知,全球有許多地方的民眾,根本不覺得霍爾的這個故事很幽默時,他們都非常震驚;大多數人對於這種陰錯陽差,不覺得好笑,反而相當惋惜與同情。
有些人相信,溫暖地區的步調緩慢,可以人類工程學(ergonomics)來解釋——氣候溫暖,所以人們普遍缺乏旺盛精力。當然,只要是在熱浪中待過的人都知道,高溫的確會減損一個人的體力。另有些人則提出其他的假設:生活步調的緩慢,有其進化/經濟上的敏感性。這種說法認為,溫暖地區的居民不需要那麼樣拼命地工作,他們在生活上的需求較小,家當也較便宜,衣著較少、居處簡單,何必要大費周章地快速疾行?還有人認為,較溫暖的氣候就是會鼓勵人好好享受生活。不管哪種解釋,很明顯的是:較炎熱的地方,生活節奏就較慢。
第三因素:人口規模
當這種「時間緊迫感」變成一種習慣,或走到極端,也就是當人們覺得,即使是在並無外在的時間壓力下,還是被迫匆忙行事時,這就可能導致一種冠狀動脈心理學家黛安.阿瑪(Diane Ulmer)和史瓦茲柏德(Leonard Schwartzburd)所說的「匆忙症」(hurry sickness)。如果你很好奇自己的情況將來是否會發展到那種地步,你可以注意以下三個症狀。


●警告:其他人是否會警告你把速度放慢?你聽到朋友或配偶叫你輕鬆點,或是不要那麼緊張的頻率有多高?
在生活步調的光譜上,極慢的那一端,是所謂原始農業和漁獵社會的石器時代經濟。例如,新幾內亞島(Papua)上的卡帕古族(Kapauku)並不認為要連著兩天都工作。南非有種布希曼人每星期只工作兩天半,典型的工作時間是每天六小時。而在夏威夷(Sandwich Islands),男性每天只工作四小時。
現代生活中的諸多便利,到底是如何影響人們對於時間的利用?這種觀察會有豐碩的發現。例如,人類學家艾倫.姜森(Allen Johnson)就曾比對馬奇昆加印地安人(Machiguenga Indians)和法國人對於時間的不同利用。他發現:不論男女,法國上班族在工作和消費(進食、閱讀、看電視)上,花費較多的時間,但他們的空閒時間遠比馬奇昆加印地安人少。法國男性花在享受其勞力之果實的時間,四倍於馬奇昆加印地安人,但也付出了嚴苛的代價——他們每天的空閒時間,比馬奇昆加印地安人少四小時。姜森的研究結果中,也許最值得一提的是:現代生活種種便利的工具,事實上也榨取了我們相當多的時間用在其維修上。馬奇昆加印地安人在家裡花在生產性工作上的時間(諸如製造籃子和衣服),是花在維修性工作上的三倍到四倍(諸如洗衣、打掃、修理)。而法國人的工作模式則正好相反。於是,就如人類學家馬文.哈瑞斯(Marvin Harris)所觀察到的——現代家電是「省力不省工」。
幾乎每個人都會在上述的部分項目中,展現某種程度的時間緊迫性,但如果你在大多數或所有的項目中,都顯現過度關切速度和時間,或是你在其中幾個項目中表現得特別嚴重,那麼你的個性或許就會被歸類為「對時間很有緊迫感」。
●步行速度:你是否比多數人都走得快?偶爾是否有同行者要求你放慢腳步?
生活節奏不可簡化成單單是有問題或沒問題。我學生和我發展出一套測試方法,可以測出廣義的個人生活節奏差異。我們發現:個人經驗中的生活節奏,可以分成五個領域,其中一個是時間緊迫性。當被問到其生活步調時,人們會把它當做是有關時間緊迫性的問題,但同時也會把焦點放在他所感受到工作場所內、外的速度,他們喜歡生活中某些活動的程度,以及他們所中意的周遭環境步調。
前往印度大吉嶺的喜瑪拉雅山特快車,窄軌車身上刻著一段話:「『慢』(slow)這個英文字有四個字母,『生命』(life)也一樣。『速度』(speed)這個字有五個字母,『死亡』(death)也一樣。」的確,沒錯!
第五因素:文化價值

節奏的元素

你是否注意到自己……
第四因素:氣候
不同文化間有關節奏的拉鋸,全世界都找得到。例如,我同事巴騰(Alan Button)說,他在俄羅斯旅行時,有一次跟人家約好會面,卻遲到了。他的導遊開始對計程車司機吼了一句俄羅斯話,意思是「昨天就該到了那裡」,或者就字面上來說,意思是「我們早該到了」。導遊說,「趕緊」或「快走」這些在英文中寓含「急迫」之意的字眼,在俄羅斯語中都沒有急迫的意思。導遊跟巴騰說,如果他只命令司機:「請盡快!」那麼他們抵達的時間還會更晚。結果,巴騰還是遲到了,不過那位預定跟他會面的仁兄,比他晚到二十分鐘。
伊利諾大學社會心理學家川地斯(Harry Triandis),在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研究上,是公認的頂尖專家。他的研究中就曾發現:與集體主義文化相比,個人主義文化把重點放在成就上,而不是放在合作上。如果重點是成就,通常就導致一種「時間就是金錢」的想法,而這種想法又倒過來形成一種迫切的需求,希望每一時每一刻都能物超所值。然而在那些社會關係主導的文化中,對於時間的態度則比較輕鬆。因此,集體主義文化的特徵應該就是慢節奏。為測試這個假設,我們在三十一國的研究中,就設計了三個實驗,針對各國在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光譜中的分數,和其時間概念相比,做成一個對照。實驗結果證實了上述的假設:個人主義傾向,與較快的生活節奏有相當的關連性。

城市愈大,居民的生活步調就愈快。

●等候:如果是在銀行、商店中排隊,或是在餐館中坐等服務人員前來,比起其他大多數人,你是否是才過了幾分鐘,就非常煩?有時候,就算不必等這麼久,你是否乾脆轉身離去?
第一因素:經濟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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