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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式的刻板印象中，認為氣候愈溫暖的地區，生活步調愈慢，這到如今都還有相當的可信度。在我們三十一國的比較研究中，生活步調最慢的墨西哥、巴西和印尼，都屬熱帶氣候，而生活步調最快的瑞士、愛爾蘭、德國民眾，則最渴望在冬季時到那些熱帶國家去度假。綜觀那三十一國，我們發現各城市的氣候（由當地平均最高溫來測得的數值），與其生活步調的快慢大有相關。

換句話說，這種生活中最普遍的步調，就是非常地緩慢。不過，侯頓也說得很清楚，當有需要時，這些在街角晃盪的人也能加快他們的生活步調。根據侯頓的看法，這些混混碰到他們在意的事，就會很注意時間，遇上他們不想做的事，就不把時間當一回事。通常，後者的情況較多。而當資源很少時，例如手頭很緊或者入獄時，時間對於他們來說，就是「死的」，然而一旦有什麼事，或哪裡有什麼「行動」（action），時間又「活了」。在一個星期當中頭幾天沒錢的時候，步調很慢，但是在星期五和星期六晚上，會以級數速度加快腳步。

●個性變壞，主要是除了目標的完成和滿腦子數字以外，對生活中的其他面向都喪失了興趣，愈來愈傾向以量來評斷生活的價值，而非以質取勝？

我們可以據此來推測一下，在生活步調和經濟狀況這二者之間的因果關係。大有可能的是：這是一個雙箭頭的關係：經濟愈發達的地方，時間的價值就愈高；而時間價值愈高的地方，就很有可能經濟活動非常活躍。經濟這項變數和生活步調之間的關係，是傾向於彼此增強；二者相生相剋。

整體生活步調較快，在每個層面上，都跟一國經濟的安定有很高的相關性：該國整體經濟體質較佳（由國內平均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per capita］來衡量）、該國一般公民實際感受到的經濟安定程度較高（由購買力來衡量，購買力指的是：該國中等收入者所能購買物品的多寡）、該國民眾較有能力滿足其自身最基本的需求（由平均卡洛里的攝取來衡量）。事實上，處在較富裕和較貧窮國家的人，的確是隨著不同的鼓聲在起舞。

關於個人之間的差別，絕大多數的注意焦點，都集中在「時間緊迫性」的概念上——人人都努力在最短的時間內，儘可能完成最多的事。時間緊迫性是Ａ型行為模式中，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學者福瑞德曼（Meyer Friedman）和羅森曼（Ray Rosenman），曾把這種容易得冠狀動脈心臟病的個性，描述成沒有耐性，具備快步行走、進食、一心二用的傾向，以絕對守時而自豪的人。測試Ａ型行為最廣泛的方法，就是使用珍肯斯行為調查（Jenkins Activity Survey），以一個「速度和無耐性量表」來做測量。近來還有人發展出其他測試Ａ型行為的方法，像是「時間緊迫性」、「恆常啟動程度」（perpetual activation）和「定時鎖」（timelock）。所有這些測試都發現，在關切是否充分利用每分鐘時間這件事上，個人之間有相當大的差異。

一個地方的生活步調，首要決定因素就是經濟。毫無疑問地，在我們的實驗中，最顯而易見、最首尾一貫的發現，就是：經濟充滿活力的地區，生活步調就比較快。生活步調最快的居民，是住在物質條件較富裕的北美洲、北歐和部分亞洲國家的人。生活步調最慢的居民，則都是在第三世界國家，特別是那些住在南美洲、中美洲和中東國家的人。（詳細結果請見第六章）。

●你的社交生活？

個人步調的快慢，在本質上並無好壞之分。我們究竟如何運用時間，這是私人的喜好問題。

●產生跳躍式思考症候群，其特徵是腦筋動得很快，但也變動劇烈，逐漸侵蝕了專注和對焦的能力，且對睡眠形成了破壞力？

社會學家侯頓（John Horton）稱做應用，為ＣＰＴ帶入一些時下的觀點，變成「很酷的人的時間」（cool people's time）。而「很酷的人」指的是：偶爾失業、在街角晃盪的年輕黑人。侯頓花了兩年的時間，與許多這類人做面談。「從特徵上來說，」侯頓的報告中寫道：

羅德島大學社會心理學家詹姆士．瓊斯（James Jones），幾年前住在西印度群島的千里達巴貝多時，也跟我一樣，有類似的經驗。他是拿古根漢獎學金（Guggenheim Fellowship），到千里達巴貝多研究當地居民的幽默感，但他學到最多的是：他自己的步調總是嚴重錯亂。他說，遲到的人看他沒耐心，都會安慰他：「嘿，小子，你急什麼，啊？不會有事的，放輕鬆，小子，我現在就過去。」「於是，」瓊斯說：「我只好等了。」瓊斯和我的經驗中，最相像的一點是，此事對於我們的學術生涯，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儘管我們在原始研究計畫中的成就都很有限，他研究千里達巴貝多人的幽默感，我研究巴西人的社會知覺，這兩個題材卻很快就褪成了配角。對於我們這兩個既是社會心理學家又是旅客的人來說，更讓人著迷的是：我們所碰到、同時深感困惑的社會時間，是那麼地多采多姿。因此，時間的研究變成了我們研究計畫的焦點。瓊斯現在已是國際上研究時間觀點心理學（psychology of time perspective）的權威，而我一直沈迷於生活步調的研究。

生活步調是人們感受到的時間流動或運行。它的特徵是：韻律（rhythm）（從工作時間到停工時間的變動模式如何？社會活動是否有規律？）、順序（sequence）（是先工作後遊戲，還是先遊戲後工作？）和同步（synchrony）（人和活動會彼此調和到什麼程度？）但最根本也最重要的是：生活步調關乎節奏（tempo）。

●事項登錄行為：你是不是遇到什麼事，就不由自主地一項項事件登錄下來？例如，為旅行做準備時，你是否會列一個要完成事項和要攜帶物品的清單？

但是我們也必須謹慎小心，不要把「步調快」和「步調慢」的人區分得太過籠統。同一文化中有那些生活步調迥然各異的人，相同地，每個人的生活步調也會因時間、地方和其手邊的工作而有所差異。如果你想對自己的時間緊迫性做一個精確的衡量，那麼很重要的就是：得觀察許多不同的行為。你或許可以由以下這十個方向，來思考自己的行為屬性：

●你居住的城市或鄉鎮？

加重工作負擔的禍首，通常正是那些原本打算節省時間的發明。近期的研究顯示：一九二〇年代的農家主婦，在沒有電的情況下，比起生活在二十世紀下半葉、擁有所有現代家電的郊區主婦，前者花在家事上的時間，遠比後者少得多。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幾乎所有的技術進步，似乎都伴隨著期望的高漲。舉例來說，當廉價的窗玻璃在十七世紀末引進荷蘭時，要想對室內堆聚的塵埃視而不見，就不可能了。如今的真空吸塵器和其他產品，更是把大眾的清潔水準提高許多；如此一來，這些產品等於是要人們花費時間，用來驅除家中那些在一夕之間突然就克服得了的砂塵和細菌。於是，有了西屋電器，生活水準就高了許多。

從這項研究和其他相關研究中，我們認為：決定全球各地生活步調的，有五項主要因素。居民傾向快速行走的地方，大約都是經濟較發達、工業化程度較高、人口較多、氣候較涼爽，同時是個人主義的文化導向。

這類跨文化的研究中出現了數字如此強烈的關連，研究者因此希望能在別處再做實驗，看看這種發現是否能放諸四海皆準。為此，伯恩斯坦又做了另一系列的研究。他把首次實驗的情況，應用到愛爾蘭、蘇格蘭，和美國的一些城鎮中。結果還是一樣，人口規模和步行速度間的關連係數相當高（〇．八八）。伯恩斯坦認為，「在代表某地特徵的生活步調，和當地的人口規模之間，似乎存在著一種預測性很高的關連。」有了伯恩斯坦的這些發現（在先天上就有許多爭議的社會心理學界，這種程度的關連性還真不多見）我們很難再做反向的辯證。

再來，為了估計每個城市對於時鐘時間的注意程度，我們隨意選擇了市中心區十五家銀行的掛鐘，觀察其精準度。這些掛鐘所顯示的時間，還要拿來跟當地電話公司報時台所播報的時間，做個對比。

排在經濟安定之後，最影響一個地方生活步調的因素，就是當地的人口規模了。許多研究一再顯示，整體說來，居住在大城市的人，生活步調比小地方居民快。

當我們感受到迅速接近的車流或即將來到的截稿日期時，我們會用很短的時間或瞬間來衡量這種速度。同時，我們也可以就一段比較長、維持較久的時間，譬如二十世紀生活節奏加速這種話題，來衡量速度。例如，托佛勒在他的暢銷書《未來衝擊》（Future Shock）中談到，因為短時間內遭逢太過劇烈的變動，而引起精神崩潰時，就提到了節奏這個話題。那種精神創傷，並不光是由變動的衝擊所生，還因變動的速度而起。無論我們說的是一段長時間或一段短時間，也不管這種時間是如何衡量的，在生活的節奏上，總有文化、歷史和個人之間極大的差異。

對於這些問題的答案，你並不需要一個心理學家來詮釋其所代表的意義。實際上，對某人而言是太快的生活步調，對另一個人來說，可能是慢得枯燥乏味，而在某一刻被視為有壓力的步調，說不定在下一刻是令人振奮欣喜。這世上，有提出進化論的達爾文（他認為「一個會浪費一小時的人，就是還未找到生命的意義」），就同時有一個天天在躲債的雷汶特（Oscar Levant）（「時間這麼短，什麼事都做不了」）。如果可以拋棄俗務，你願意以輕鬆休閒的步調來過活嗎？你覺得如今快速的生活步調，很是引人入勝嗎？你是否覺得人家總是在催你，叫你動作再快一點？你工作或學校所需要你投注的時間，是否多過你真正喜歡投注的時間？你喜歡大城市的活力和激盪嗎？如果可以的話，你喜歡住在一個步調較慢的環境中嗎？

在接下來的幾章中，我們會看到，當焦點放在人的身上，和放在時間表所訂的節奏上，或放在時鐘所指的時間上，其結果並不相同。事實上，在某些集體主義的文化中，「趕時間」非但被淡化，甚至還完全被當成是一種有敵意的行為。例如，人類學家布笛歐（Pierre Bourdieu）曾針對阿爾及利亞的一個集體主義社會——卡拜爾族（Kabyle）做過研究。他發現，卡拜爾族對於速度一點興趣都沒有，他們蔑視社會活動中所有跟「匆忙」類似的事，把它當作是「沒有禮貌、野心如魔」的舉動，而時鐘則被他們叫做「魔鬼製造機」。

●說話的模式：你說話有多快？是否傾向於比大多數人都快？當他人花了許多時間才繞到正題時，你是否經常想叫他們快一點？你是那種接受他人打斷你談話的人嗎？

你覺得生活步調是太快、太慢，還是剛好，當你所處的環境是……

「節奏」這個詞是從音樂理論中借來的，指的是一首音樂演奏的速度。音樂節奏，就像個人感受時間一樣，是相當主觀的經驗。在幾乎每ｍ•heｔuｂｏok•ｃoｍ.ｃｏｍ一首古典樂曲之前，作曲家都會插入一個非量化的節奏符號——最緩板或慢板，表示慢節奏；快板或極快板，表示快節奏；漸快或漸慢則表示節奏的轉變。甚至還有一個指令是「彈性節奏」（tempo rubato），字面上的意思是「偷時間」，也就是要求在左右手的變換中，瞬間一收一放。然而，除非作曲家指定由節拍器來計算（絕大多數古典作曲家都沒有這麼做，也不可能這麼做，因為節拍器直到一八一六年才大量生產上市），這種有關節奏的提示究竟要如何精確地詮釋，還是給演奏者留下了非常寬廣的空間。如果依照演奏者所設定節拍器的速度，蕭邦的「一分鐘華爾滋」（Minute Waltz）可能要花兩分鐘才彈得完。

一個文化的基本價值系統，也反映在其節奏規範中。文化差異中最背道而馳的一點，或許就是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相對，也就是：基本文化傾向是個人和核心家庭，還是傾向一個超乎個人和核心家庭的更大團體。美國是一個典型的個人文化，相對地，傳統亞洲地區則傾向把焦點放在團體上。例如，在巴基斯坦和印度，許多人都是和一大家子親戚共用一間大房子，房子裡有個別的寓所，但廚房等設施是公用的。在西藏和尼泊爾，所有家人住在一起，同一個妻子由兄弟共享也稀鬆平常，而這種習俗對於長時間在外奔波的雪巴族（Sherpas，善於爬山的喜瑪拉雅山區藏族人）來說，這種安排就經濟層面看，相當方便。在某些集體主義的文化中，所謂的「家庭」延伸到整個村莊，或甚至整個國家「部落」。許多研究跨文化的心理學家都相信，事實上，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光譜，正是一個文化的各種社會模式中最顯著的特徵。

談到時間有限這樣的概念時，有個受訪者答道：

●是否關切時鐘上的時間：跟大多數人相比，對於時鐘上的時間，你是否特別在意？例如，你是否常常瞄一眼手錶的時間？或者，相對地，你是否那種常忘了時間，或甚至忘了當天是星期幾的人？

●窮緊張的心緒：你是否遇事就會窮緊張？你是不是那種枯坐在那裡等個一小時，就會變得非常煩躁的人？

非洲裔美國人通常認為他們文化中，對時間的觀感不同於其他人——他們是「有色人種時間」（colored people『s time, CPT，這個詞現在已不太流行），而大多數人遵循的則是「白種人時間」（white people』s time）。人類學家裘利斯．亨利（Jules Henry）曾在六〇年代，花了一年多的時間，與許多住在聖路易市貧民安置公寓中的非洲裔家庭面談。受訪者自認和附近歐洲裔社區居民生活上最大的差別是：非洲裔居民活在他們所謂的「有色人種時間」中。「根據有色人種時間」，亨利解釋道：「一個預定要舉行的事件或活動，可能在長達幾個小時中的任何時刻開始，也可能根本就不舉行了。」亨利的受訪者都很快地指出，白種人那種條理分明、按計畫時間準時進行的習慣，跟他們形成強烈對比。

在此簡短地說明一下，我們的研究是如何進行的（相關細節會在下文中提出）。在每個國家，我們挑選一個或幾個主要城市，以三個指標來測量當地的生活步調。（為了簡化起見，香港目前的地位雖然還只是殖民地，但我們把它當成一個國家。）首先，我們隨意選擇一些行人，測量他們在六十呎（約二十公尺）距離內的平均行走速度。這項測量的時間，是夏季晴天的上班時間，通常是早晨的尖峰時段，確切的測量位置則選在市中心區主要街道的兩個點。被選中的地點都是平地、無障礙，人行道都很寬闊，不至於擁擠的地步，行人有足夠的空間，可以依自己喜歡的最高速度行走前進。由於兩人以上的交談或活動，會影響行人的步行速度，因此，測量樣本都是單獨行走的人。受測者皆無明顯的肢體殘障，那些看起來像是在瀏覽櫥窗、逛街的人，也被排除在外。每個城市至少有三十五名男性和三十五名女性接受步行時間的測量。

「節奏」和「生活步調」，有時候被當成是兩個可以互換的語訶。事實上，我們生活的速度，的確經常左右我們對於時間的整體經驗。心理學家達波庫斯（Marilyn Dapkus）的一項研究，就凸顯了個人節奏的意義。達波庫斯很想知道，人們在描述有關時間的經驗時，會用到哪些概念。於是她深入訪談了一群成年人，請他們暢談對時間的知覺。她發現，人們傾向用節奏來架構答案，無論他們談的是時間經驗中的哪個部分。例如，被問到生活中的「轉變和持續」時，典型的回答是：

●進食習慣：你進食的速度有多快？你是否經常是飯桌上最快吃完的人？你會不會花點時間，輕鬆悠閒地享受一天三餐？

●工作行程：你是否沈迷於安排或維持工作行程？你是否在每個活動上，都攤派了一定的時間？對於守時這件事，你是否盲目崇拜？

研究顯示，經濟較落後地區的女性，平均每週工作十五到二十小時，男性在休耕時大約是十五小時，而在耕作季節，需要餵養照顧那些犁地的牲畜，因此工作時間延長為二十五到三十小時。在澳洲，一個杜比族（Dobe）婦女一天所採集的食物，可以為家人供糧三天。而不必外出覓食的日子，則都是屬於她的時間，她可以訪友、作樂、刺繡，或者，多半的情形是：無所事事。

然而，若說單單就「匆忙症」這個概念，就能把活在快節奏生活中的所有結果都說盡，這也太籠統了。俗話說，榔頭當前，萬物皆像小螺釘；而你若是冠狀動脈心臟血管心理學家，你總會從這類疾病的樣板中，去觀察行為。但是，快節奏本身並不必然引起疾病。時間壓力、時間緊迫性和匆忙症，這三者之間的關係，在個人身上所造成的差異，和在不同文化間所造成的差異，是大略相同的，也就是一個單向的箭頭，程度的輕重而已。外在的時間壓力，並不一定會造成個人的時間緊迫感，而時間壓力或個人的時間緊迫感，也不必然造成匆忙症。

實驗結果顯示，地方愈富有，生活步調就愈快，對此我們應該不感覺意外。而經濟的活力與工業化程度息息相關，事實上在歷史上，加速西方世界生活步調最關鍵的事件，就是工業革命。

在如此一個較寬廣的定義下，來評鑑生活步調，你或許要自問以下這些額外的問題：

奧圖曼（Neil Altman）當年曾是和平團裡，覺得時間感模糊的志工之一，如今是紐約市的一位臨床心理學家，目前正在印度南部的一個小村莊，擔任一期農業顧問。「我剛到印度時，」他回憶道：「常到地方的園藝辦公室拿些種子什麼的。我進了辦公室後，就會直接找上那裡的主管，向他索取我要的和圖書東西，但通常都會發現有六到八個人，圍坐在主管的桌旁，我猜想，這些人都是有什麼事要辦。所以，我會很沒耐性地直說來意：『早安，主管先生，請給我一些蕃茄種子好嗎？』對方的回答是：『早啊，志工先生，要不要跟我們喝杯茶？』於是我別無選擇，只好坐下來，等著幾個僕人出去張羅我的茶。然後，那位主管先生會問起我太太或其他一些瑣事，接著在座的那一群人會針對我的生活或美國種種，提出一百萬個問題。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做，才能在不失禮的情形下，再度提問我的蕃茄種子。最後，過了一兩個小時，我終於決定把失禮放在一邊，不管三七二十一，我要拿種子去做我的事。這時我發現，圍坐桌旁的那些人，其實沒有人辦了任何正事。」

第二個實驗的焦點，則是測量工作場所中的工作速度，我們選定測量的是：郵局出納完成一件買賣郵票所需的時間。在每個城市中，我們以當地語言，向郵局出納提出購買一張平信郵票的要求，例如在美國，我們就要求買一張三毛二美元的標準郵票。買郵票的錢是紙鈔，在各地都差不多是美金五元的紙鈔。我們測量的是：從提出購買要求，到買到郵票，整個過程所需的時間。

我自己在第三世界的旅行，也有許多此類關於節奏的衝突。有時候，在那些國家的生活，似乎就是漫長的等待：等巴士、等火車、等入境許可、等出境護照、等晚餐、等上廁所。有一次，我在新德里，打算去火車站，先是等了四十五分鐘的巴士，而巴士太擠，我還多坐了兩站，才好不容易把自己弄下巴士。回頭走了兩站，進了火車站，在長龍裡等了將近一小時，終於到了售票口，售票員先是打了個印度傳統招呼「那馬斯帖」（日安），隨即翻出一個牌子，上面用英文寫著「午餐休息時間」。我一腔怒火升得比喀什米爾還高，轉身想找人來同仇敵愾，卻發現眾人都已在地上就坐，攤開布巾，吃超簡便的午餐。「我怎麼辦？」我問鄰近一對夫婦，他們回答說：「你可以和我們一起吃午餐。」我作勢打算要走，幾番折騰，最後還是坐了下來，與他們共餐。

步行速度和人口規模這兩者間到底有什麼關連，提出確切論證的是心理學家馬克．伯恩斯坦（Marc Bornstein）和他同事所做的一系列國際研究。在其第一組實驗中，伯恩斯坦等人觀察了捷克、法國、德國、希臘、以色列和美國這些國家中，總共二十五個大城市市區地點的行人步行速度。他們發現，在這些性質迴異的城市中，人口規模和步行速度之間的相關性，高得讓人驚訝。（以統計術語來說，他們得出人口規模和步行速度的相互關連係數是〇．九一，而最高也不過是一．〇〇；換句話說，〇．九一已幾乎證實了二者之間絕對相關。）

每個國家中這三項實驗的結果分數，會併在一起做統計，最後得出一個生活步調的總分。

然而，人們所感受到的生活步調，卻超越了節奏。生活步調是抑揚頓挫的交錯安排，其中有不斷變換的韻律和順序、壓力和平穩、循環和停滯。它或許是規則律動的，也可能是不規則的，或許與周遭環境同步，也或許不搭調。生活步調超越了單純的快慢。我相信，節奏與社會時間的許多其他面向，所交織成的涵蘊豐富和相互關連，正架構出人們對於生活步調的感受。在接下來的幾章中，我們要探討生活步調的其他幾個面向。首先要談的就是某個一時片刻帶給人的心理經驗，這或許是跟節奏最相關的一個話題。

適應異地節奏所碰到的困難，就跟學習一種外語所遇到的麻煩一樣多。在一項文化衝擊根源的研究中，社會學家斯波德里（James Spradley）和馬克．菲利普斯（Mark Phillips）詢問了一群參加和平團（Peace Corps）工作後返國的人，請他們在三十三個必須適應的項目中，評定高下。這項研究的結果相當豐碩。清單上列有許多旅遊狂很熟悉、包羅萬象的項目，例如：進食的種類、多數居民的個人清潔、與被問者相同族類的人數、普遍的生活水準等。除了「專精當地語言」這一項之外，這群志工最感困擾的兩個項目都跟社會時間有關：「一般生活步調」以及接下來最有意思的「當地多數人的守時狀況」。

售票口再度開啟時，我發現原先我的位子有一家六口佔了。他們要請我吃花生，還用印度話為我祈福，我請他們讓開、還我原位，那一家裡最長的男性喃喃地說道：「等濕婆神飛到邁阿密海灘再說。」我發誓真的是聽到他如此說。總算到了售票口，我要搭的那列車，車票已售完，而那是三天之後才將開出的列車班次。到頭來我還是買到了一張票（噢，奇蹟只有賄賂辦得到），但就算我有那張票，人家說還是要在開車前一小時到達火車站。我照做了，結果卻發現：我得擠過幾條長龍，把坐在我位子上的那人趕起來。那列火車後來誤點開出，抵達時則誤點更多，自不在話下。不過這也無妨，因為和我約好在那目的地火車站碰面的人，他比我還晚到。

某個地方或文化的生活步調，比其他地方更快或更慢，這是什麼特性造成的？為了要回答這個問題，我的研究小組最近比較了世界三十一個國家的生活步調，完成了一連串的研究。這些實驗的結果，和其他社會科學家的研究發現，共同建立了幾個有關節奏的關鍵性基準。

明顯地，對於以上五個與步調有關的事項，回答了其中之一，並不能預測其他的答案。這表示，這五個領域正是人們所感受到一般生活步調的五個面向。最重要的是，我們發現，個人氣質和其所處環境，遠比單純的生活步調之快慢，更能影響匆忙症的發展。例如，喜歡劇烈活動的人，生活型態和環境都傾向速度快。同樣地，就身心兩方面的健康來說，能夠在工作場所和日常生活中取得一個平衡，可能比深究當事人的工作是具備高度或低度的時間壓力，來得更重要。

●你的家庭生活？

人們對於時間的感受，也是如此。我們可以按相同的音符順序彈奏同一首曲子，但總是有節奏的問題，奏出來的曲子究竟如何，就要看是誰演奏、演奏的是什麼，以及演奏場合而定。資賦優異學生一個傍晚就能熟練的曲子，換成普通學生，或許要熬個通宵才學得會。報社記者從一個截稿時間奔赴另一個截稿時間，而同樣也是寫作的小說家，卻在耐心等待下一個靈感影像。如果讓一個做父母的跟孩子共處一小時，有人會讀故事書給孩子聽，也有人會跟孩子組隊比賽，玩一場耗費精力的電動遊戲。我學生的表兄花了兩個月的時間遊遍歐洲，而他從商的父親卻在兩星期內走完同一行程。

●駕駛：你在緩慢前進的車陣中，是否會特別煩躁？剛好被擋在一個慢郎中hetubook.com.com駕駛之後，你是否偶爾會按個喇叭，或比個粗魯的手勢，想叫對方快一點？

但是，如果我們的結論是：工業化和生活節奏是一體兩面的事，這種歸納又太過粗略了。有時候，同樣是第三世界的文化，甚至就是相當類似的隔鄰，其生活節奏卻迥異其趣。舉例來說，人類學家布漢那（Paul Bohannan）就曾研究過許多部落的打招呼方式，在其中一個研究中，他比較了奈及利亞提夫族（Tiv）和隔鄰豪撒族（Hausa）的異同。他發現，提夫族的步調較快，是第三世界的Ａ型族群，他們不會把時間浪費在像打招呼、問好這類敷衍性的舉動上。他們習慣在說完哈囉之後，就繼續埋頭工作。而緊鄰在旁的豪撒族，卻絕不想縮短打招呼時應有的時間長度。布漢那說，有一次他看到一個英國人類學家，和一個豪撒族人，花了二十分鐘打招呼問好，兩人對於此種需要多年演練和熟習的儀式，似乎都樂在其中。

姜森借用近代經濟理論，認為工業化導致了一個從「時間過剩」（time surplus）到「時間充裕」（time affluence）再到「時間不足」 （time famine）的社會演變過程，如今高度開發的國家，就有所謂「時間不足」的特性，而其最終結果，姜森的論點指出，就是影響了民眾的生活步調：

其實，我們不需要到其他國家，就能看出經濟和生活步調之間的關連性。在許多國家，次文化中就可以找到明顯的證據，來說明經濟和生活步調的關係。例如，在美國，許多經濟上較窮困的少數族裔就強調，他們對於時間的看法，與大多數歐洲裔美國人很不一樣。美國印地安人喜歡談論「生活在印地安時間裡」，墨西哥裔美國人還區分「時鐘上所指的確切時間」以及「相當隨意看待的時間」。

這類研究中最早的一個，是學者何伯特．萊特（Herbert Wright）「城與鎮」（City-Town）經典計畫的一部分。在此計畫中，他分別觀察了一個典型市區超級市場中，和一個小鎮雜貨店內兒童的行為。研究結果發現，二者最大的不同點之一，就是步行速度。市區孩子在超級市場中的平均步行速度，幾乎是小鎮孩子在雜貨店內的兩倍。小鎮孩子花在和售貨員及其他購物者交談互動的時間，是市區孩子的三倍，同時，前者也花相當多的時間，親身碰觸店裡的貨品。

澳洲心理學家阿瑪托（Paul Amato）在世界的另一個角落，非洲的新幾內亞也發現了同等的差異。在一連串有趣的實驗中，阿瑪托觀察了當地歐式商店內行人步行和找零錢的速度、大城市莫若斯比港公開市場檳榔交易時行人步行和找零錢的速度，以及其他兩個鄉村小鎮（韋瓦克和哈臻山）公開市場檳榔交易時找零錢的速度。在歐式商店和大城市的檳榔交易地點，行人的步行速度都比較快。但有關找錢的速度，卻沒有城鄉之分，也就是說，很明顯地，上述新幾內亞的各地居民，對於找零錢這種動作會花多少時間，一點都不在乎。

阿瑪和史瓦茲柏德發現，如果你對上述三個問題的答案，都是「是的」，那麼你確實已產生「匆忙症」的朕兆。染上這種「疾病」的人，會有許多不同的麻煩，從健康問題（特別是那些和冠狀動脈心臟血管系統有關的毛病），到社交關係的支離破碎，以及自我價值的低落等，這些都是可能的麻煩。

南卡羅萊納州長老教會學院的心理學教授布吉（Stephen Buggie），曾在辛巴威教了三年書，在馬拉威教了九年。「在辛巴威，」他回憶道：「生活步調大體上來說很慢，對於守時和時間這回事，不怎麼注意。但在盧薩卡（Lusaka，首都，同時也是最大城）市中心，居民的步行速度卻很快，好像每個人都躲著別人的大肆扒竊。辛巴威隔鄰的馬拉威就相當不同。在馬拉威，開會時進入正題的速度，比在辛巴威快。馬拉威的終生總統卡穆蘇．班達（Kamuzu Banda），在回鄉從政之前，曾在蘇格蘭行醫三十年。他以相當決絕的方式管理這個國家，而他對守時觀念也特別拘泥。一九七〇年代時，在他的治下，公眾場合的時鐘如果顯示不正確的時間，那可是違法的，而損壞的時鐘就得被移開，要不然也得拿塊白布蓋起來。」

把時間當作金錢、事事匆忙的旅客，到了節奏較慢的地方，前者的衝鋒陷陣總會讓困惑的後者退避三舍，這種事在文獻中俯拾皆是。我在巴西的第一年，從閒散的巴西人口中，最常聽到的話就是他們的求饒：「拜託，巴比，拜託！」無論我多麼努力地放慢速度，幾乎總是會聽到對方上氣不接下氣的「拜託，教授！」這話有時只是懇求，有時還外加搖頭嘆息的可憐狀。我不過是以加州凡斯諾地區大學教授的節奏在行進，還根本算不上是美國普通的匆忙程度呢。

當代最大的反諷之一就是：人們有了那麼多省時的機器、發明，自己能保留的時間卻少得史無前例。中世紀的生活，通常都被史家描述成荒涼、沈寂的，但他們有一樣東西比後代人多，那就是休閒時間。事實上，許多證據都顯示，在工業革命之前，人們並不是那麼性好工作。整個中世紀，歐洲一年平均大約有一百一十五天假期。有趣的是，直到今天，一般來說在較貧窮的國家，假期都比富裕的國家多。

●你的整體生活？

在音樂領域中，像節奏和韻律這類特質，都有其截然不同的本質，可以做完全獨立的分析。但在社會時間的世界中，二者的界線卻不是那麼清晰分明。

●你的學校或工作場所？

這本書的重點，是放在因文化、因地方而不同的生活步調上。不過，很明顯地，在同一文化中，不同的人之間，也會有巨大的差異，住在同一城鎮的居民，也可能南轅北轍。鄰居之間，會因為個人偏好和其真正感受的生活節奏，而有所迥異。

至於招呼應該在什麼時候才開始說出來，各地方也有不同的規矩。目前在澳洲達爾文港北領地大學（Northern Territory University）擔任講師的蘇席拉．奈爾斯（Sushila Niles），曾說過一個她在某非洲國家任教時，碰到一位政府官員的不愉快遭遇。當時，那位官員的秘書把奈爾斯小姐領進了官員的辦公室，而官員正在跟其他人說話。「我很有禮貌地站在一邊，」奈爾斯回憶道：「官員卻突然轉向我，說：『女士，你怎麼連個招呼都沒有？』我進他辦公室沒跟他問好，這竟然違反了當地的社交傳統！我跟他說，我從小被大人教導，打斷人家的談話是很粗率無禮的行為，但這種原委卻始終不能讓對方釋懷。」

●喪失累積愉快記憶的能力，主要原因若不是滿腦子的未來事件，就是沈浸在過和圖書去的事件中，而對當下所付出的心力非常少。如果專注於當下，通常也僅限於危機和問題，因此，所累積的大半都是不愉快的遭遇？

有些低度開發的文化中，就算有時鐘，那裡的時間似乎也是停滯不動的。人類學家霍爾就說過一個故事——某位居住在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的男子，他與一個兄弟約好了要會面，卻找不到對方。美國大使館裡某成員做了調查，最後發現問題的癥結是：這兩兄弟約在喀布爾見面，但卻沒說清楚會面時間是哪一年。當那些經常盯著時間的歐洲人士得知，全球有許多地方的民眾，根本不覺得霍爾的這個故事很幽默時，他們都非常震驚；大多數人對於這種陰錯陽差，不覺得好笑，反而相當惋惜與同情。

有些人相信，溫暖地區的步調緩慢，可以人類工程學（ergonomics）來解釋——氣候溫暖，所以人們普遍缺乏旺盛精力。當然，只要是在熱浪中待過的人都知道，高溫的確會減損一個人的體力。另有些人則提出其他的假設：生活步調的緩慢，有其進化／經濟上的敏感性。這種說法認為，溫暖地區的居民不需要那麼樣拼命地工作，他們在生活上的需求較小，家當也較便宜，衣著較少、居處簡單，何必要大費周章地快速疾行？還有人認為，較溫暖的氣候就是會鼓勵人好好享受生活。不管哪種解釋，很明顯的是：較炎熱的地方，生活節奏就較慢。

當這種「時間緊迫感」變成一種習慣，或走到極端，也就是當人們覺得，即使是在並無外在的時間壓力下，還是被迫匆忙行事時，這就可能導致一種冠狀動脈心理學家黛安．阿瑪（Diane Ulmer）和史瓦茲柏德（Leonard Schwartzburd）所說的「匆忙症」（hurry sickness）。如果你很好奇自己的情況將來是否會發展到那種地步，你可以注意以下三個症狀。

●警告：其他人是否會警告你把速度放慢？你聽到朋友或配偶叫你輕鬆點，或是不要那麼緊張的頻率有多高？

在生活步調的光譜上，極慢的那一端，是所謂原始農業和漁獵社會的石器時代經濟。例如，新幾內亞島（Papua）上的卡帕古族（Kapauku）並不認為要連著兩天都工作。南非有種布希曼人每星期只工作兩天半，典型的工作時間是每天六小時。而在夏威夷（Sandwich Islands），男性每天只工作四小時。

現代生活中的諸多便利，到底是如何影響人們對於時間的利用？這種觀察會有豐碩的發現。例如，人類學家艾倫．姜森（Allen Johnson）就曾比對馬奇昆加印地安人（Machiguenga Indians）和法國人對於時間的不同利用。他發現：不論男女，法國上班族在工作和消費（進食、閱讀、看電視）上，花費較多的時間，但他們的空閒時間遠比馬奇昆加印地安人少。法國男性花在享受其勞力之果實的時間，四倍於馬奇昆加印地安人，但也付出了嚴苛的代價——他們每天的空閒時間，比馬奇昆加印地安人少四小時。姜森的研究結果中，也許最值得一提的是：現代生活種種便利的工具，事實上也榨取了我們相當多的時間用在其維修上。馬奇昆加印地安人在家裡花在生產性工作上的時間（諸如製造籃子和衣服），是花在維修性工作上的三倍到四倍（諸如洗衣、打掃、修理）。而法國人的工作模式則正好相反。於是，就如人類學家馬文．哈瑞斯（Marvin Harris）所觀察到的——現代家電是「省力不省工」。

幾乎每個人都會在上述的部分項目中，展現某種程度的時間緊迫性，但如果你在大多數或所有的項目中，都顯現過度關切速度和時間，或是你在其中幾個項目中表現得特別嚴重，那麼你的個性或許就會被歸類為「對時間很有緊迫感」。

●步行速度：你是否比多數人都走得快？偶爾是否有同行者要求你放慢腳步？

生活節奏不可簡化成單單是有問題或沒問題。我學生和我發展出一套測試方法，可以測出廣義的個人生活節奏差異。我們發現：個人經驗中的生活節奏，可以分成五個領域，其中一個是時間緊迫性。當被問到其生活步調時，人們會把它當做是有關時間緊迫性的問題，但同時也會把焦點放在他所感受到工作場所內、外的速度，他們喜歡生活中某些活動的程度，以及他們所中意的周遭環境步調。

前往印度大吉嶺的喜瑪拉雅山特快車，窄軌車身上刻著一段話：「『慢』（slow）這個英文字有四個字母，『生命』（life）也一樣。『速度』（speed）這個字有五個字母，『死亡』（death）也一樣。」的確，沒錯！

你是否注意到自己……

不同文化間有關節奏的拉鋸，全世界都找得到。例如，我同事巴騰（Alan Button）說，他在俄羅斯旅行時，有一次跟人家約好會面，卻遲到了。他的導遊開始對計程車司機吼了一句俄羅斯話，意思是「昨天就該到了那裡」，或者就字面上來說，意思是「我們早該到了」。導遊說，「趕緊」或「快走」這些在英文中寓含「急迫」之意的字眼，在俄羅斯語中都沒有急迫的意思。導遊跟巴騰說，如果他只命令司機：「請盡快！」那麼他們抵達的時間還會更晚。結果，巴騰還是遲到了，不過那位預定跟他會面的仁兄，比他晚到二十分鐘。

伊利諾大學社會心理學家川地斯（Harry Triandis），在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研究上，是公認的頂尖專家。他的研究中就曾發現：與集體主義文化相比，個人主義文化把重點放在成就上，而不是放在合作上。如果重點是成就，通常就導致一種「時間就是金錢」的想法，而這種想法又倒過來形成一種迫切的需求，希望每一時每一刻都能物超所值。然而在那些社會關係主導的文化中，對於時間的態度則比較輕鬆。因此，集體主義文化的特徵應該就是慢節奏。為測試這個假設，我們在三十一國的研究中，就設計了三個實驗，針對各國在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光譜中的分數，和其時間概念相比，做成一個對照。實驗結果證實了上述的假設：個人主義傾向，與較快的生活節奏有相當的關連性。

●等候：如果是在銀行、商店中排隊，或是在餐館中坐等服務人員前來，比起其他大多數人，你是否是才過了幾分鐘，就非常煩？有時候，就算不必等這麼久，你是否乾脆轉身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