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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歐在假期時間方面也大幅領先美國和日本。例如法國，依法規定，工作者每年可有五星期而通常都是六星期的有薪假期。事實上，歐洲各國都有集體討價還價的協議，以保證最少可有多長的有薪假期，假期長短從四週到五週半不等。多數情況下，這些有薪假期可長達六星期，瑞典更是可長達八週。放這麼大方的假期也是另有目的，以法國為例，這是官方制定的全國性政策，讓婦女可有二十二星期的有薪產假，而後還可留職停薪一年。在北歐，由於加強生活的心理品質一直是官方及人民的焦點所在，社會福利情況就顧及得更深遠，比如像在瑞典，初為人父母者合共可有十二個月的假，幾乎付全薪，然後再有三個月的減薪假。瑞典的家長每年還可有六十天假（某些個案則可有一百二十天）用來照顧生病的兒女，薪水則打八折。

究竟是日本還是瑞士才更配贏得速度金牌，仍然有待爭議，但無疑最矚目的發現，還是速度名列前茅者都是西歐國家；九個被測試過的西歐國家中，有八個（瑞士、愛爾蘭、德國、義大利、英國、瑞典、奧地利和荷蘭）都比除了日本以外任何其他國家的速度都快。唯一「落榜」的西歐國家是法國，所以使得香港（本來就工作勤奮，當然不會慢吞吞的）凌駕於其上，而且連這個小小的馬前失手，可能還是因為一項罕有的環境突變引起的：在巴黎做測試的時候，正好碰上歷年來少有的盛夏酷暑。

就美國總體而言，其平均每週工作日已有半個多世紀沒有改變過，事實上，有很多專家都認為休閒時間倒是真的一直在減少。例如史學家修爾（Juliet Schor）在她那本流傳甚廣的著作《工作過度的美國人：不期而衰的消閒》（The Overworked American : The Unexpected Decline of Leisure）中，振振有詞地聲稱，一般美國人比起二十年前，給自己的時間已少了很多，損失閒暇並非意外，修爾提出證據，指出美國的工會對於工作時數的問題很少注意，而更偏於把他們的精神都花在薪金和工作安全的議題上。

紐約又怎樣呢？在郵政總局裡（即郵遞區號碼為１０００１的大牌郵局），有個職員把我那張紙條高舉到頭部之上，然後很慢、很大聲地宣讀，唸給排在我後面的隊伍以及大半個曼哈頓的人聽：「你…是…要…告…訴…我，你…要…買…張…爛…郵…票，而且…是…用…五…塊（講得更慢、更大聲了，她那朗讀的調調聽來像是西班牙波蕾露舞曲配樂）…錢…鈔…票？」稍息一會兒，在她反應過那張紙條和我這人帶來的雙重麻煩之後，又調整好音量，再加高了幾分貝，公告天下：「天哪！我恨透了這個城市。」這不但是我身為研究者生平最尷尬的一刻，她的演講也嚇得我把測試她工作時間的事全丟在腦後了。（據報告，調查實驗者僅在紐約和布達佩斯這兩個城市受過職員羞辱。）

瑞士很明顯地拔了頭籌，這是基於全面性的評估而定的：行人走路速度排名第三，郵局工作速度排第二，以及（我得說是非常偉大的發現）時鐘準時程度排名第一：瑞士銀行裡的時鐘最多平均只有十九秒誤差。愛爾蘭總排名第二，在三十一個國家中，走路速度是最快的。（當我把這個結果向一位瑞典同事顯示時，他先是搖頭，然後問道：「小都柏林會是速度最快的？」過了一會兒又笑著：「當然啦！那種該死的寒冷讓他們走得比誰都快。」）德國緊接其後，佔總排名的第三位。

當然，標準速度測試未必是唯一適合測量紐約人生活節奏的法則，在紐約街頭必然會遇到的技倆和橫衝直撞，不見得在跑錶上看得出來；然而東京的行人通常就規矩得多，拘於小節、守時，甚至逆來順受很聽話，紐約人則可視為無政府主義的研究對象。社會學家威廉．懷特（William Whyte）將其大半生涯都用在觀察研究大城市裡的行人行為。他就曾指出，紐約人彼此互相蓄意挑釁、闖紅燈，是「無藥可救的不守交通規則的人」，在汽車間鑽來鑽去，霸道地威脅其他車輛，好像在表示：「讓路給我，要不就有本事殺了我。」（很不幸，駕駛者也的確以行動配合了這種蠻幹心理，僅以一九九四年為例，就共有一二、七三〇個紐約行人被汽車撞到——大約平均每四十四分鐘就發生一宗，這些行人之中，有兩百四十九名死亡）。所以，他們要是比東京人慢上幾十秒的話，又會如何呢？忠貞份子大概會辯稱，紐約人真正的速度是表現在微妙之處，就以懷特為例，他就有這樣的結論：「我可能有點井底蛙之見，但我認為，所有各地的行人之中，紐約行人是最好的。」或許事實上，我們的評定確實低估了美國各大城市裡的人所體驗的生活節奏速度。我很快就會為這場爭辯再火上添油。

根據一九八九年歐洲晴雨民意調查（Eurobarometer Survey）顯示，證實了歐洲人果然更能舒適地擁有生活時間。接受這項調查的測試者，分別來自歐盟十二國，都被問到「你是否滿意自己有時間去做必須要做的事」。平均十二國的測試者，有八三．四％的人回答說他們覺得「很滿意」或「相當好」。至於甜蜜逸樂的人生呢？顯然，這本來是在西歐起源的，而西歐的工作者不但已經掌握了速度的藝術和工作的生產力，似乎也做到了至少在閒暇時仍保留住部分美好人生的殘餘。

在上個世紀中，美國甚至連守喪的時間也縮短了。一九二七年，波斯特所規範的寡婦守喪期按禮應為三年。到了一九五〇年，守喪期已縮短為三個月，一九七二年，范德蓽（Amy Vanderbilt）勸諭把守喪「當作，或盡量當作是尋常的社交做法，在葬禮之後一個星期或左右便告結束」。社會學家普瑞特（Lois Pratt）對於美國商界企業的守喪制度做了一項研究，發現如今大多數公司都正式把喪假訂為三天左右，雇員應該在這三天內完成悲悼，然後像平常一樣回到生意上。有時候這些關於守喪期的準則還界定得一清二楚，例如以週末喪親的情況來說，美國管理協會就曾草擬過下列這樣的規定：「如果逝世是在週末發生，雇員通常應該是在一般舉行葬禮的時間之後，也就是緊接著的星期二，回去上班」。和_圖_書

慢吞吞的特性根深蒂固地深存於墨西哥文化中，以致於信守鐘錶的人反倒會因此招辱。「在墨西哥，」亞基拉說：「在墨西哥，不論何事，都已經預期人家會晚到，如果開會或聚會是定在十一點鐘，那麼心照不宣的墨西哥時間就是十一點十五、十一點半，或甚至是十二點鐘，視情況而定。要是你十一點鐘就到，不但只會見到你自己一個而已，而且還會為了準時感到相當尷尬。遲到的人——或者他們才是準時到的人，這就要看是按墨西哥時間還是美式時間的標準衡量了——往往會揶揄準十一點鐘就到的人。有句糗人的話『Llegaste a barrer？』，大意是說『你是跟清潔工一起到的？』，這話是用來嘲諷早到的人，是很厲害的低貶。事實上，就算我在美國，還是要努力在腦子裡重新為約會定時，把墨西哥時間和美式分秒不差地到達的時間區分開來，因為我生怕走進了趾高氣昂的『你是跟清潔人員一起到的？』奚落嘲弄裡。」

大致而言，我們的調查結果證實了普遍印象無誤：美國東北部地區節奏速度快，而西部（或者更正確地說，是加州，九個西部城市有八個都在加州）則較悠閒。前三名最快速的城市，以及九個最快速城市中的七個，都在東北部地區，東北部的人一般走路都比較快，找換零錢也較快、講話較快，而且也比其他地方的美國人更注重戴手錶。

這些城市之間的差異有多大呢？往往前一名和後一名的差距並不是很大，然而和排在最後面的那些比較起來，就可看出那些人的獨豎一幟了。就拿走路速度來說，速度最快的行人——是在春田市（一一．一秒）和波士頓（一一．三秒）——走六十英呎距離的平均秒數比恰坦努嘉（一四．六秒）和凡斯諾（一四．七秒）的人快了三．五秒。換句話說，如果他們在足球場上步行的話，從麻省來的隊伍在差不多的時間裡，應該正越過球門線，而加州對手則仍還在二十五碼之外。

最後我們終於定出三種生活節奏速度的測試方法：（一）走路的速度——行人在鬧區行走六十英呎距離的快慢速度；（二）工作速度——到郵局買張郵票的正常過程中，職員的手腳會有多快；（三）公共場所時鐘的準時程度。（這些實驗已於第一章裡有詳盡敘述）。我和我的學生都盡可能地研究觀察了許多國家，我還在其中少數幾個國家裡，親自主導過實驗；不過多數則是我任教大學裡的學生到國外旅行，或放暑假回到家鄉時，因為對此研究感興趣而主動協助蒐集資料。合計下來，我們總共蒐集到全球三十一個國家的資料，其中至少包括有該國最大之一的城市。

甜蜜人生的發源地義大利就是很好的例子，羅馬的郵局工作人員在我們的測試榜上名列第十二，令我大感驚訝。畢竟，這個國家的郵政系統是出了名的糟糕，以致於不久之前，還有引人注意的報導：一車車來自羅馬的卡車，把舊郵件運到空曠之地當垃圾掩埋。然而，更細究的話，卻有證據顯示，我們所測試過的這大批羅馬人，並不見得就可代表遊刃有餘的工作時代已來臨。有項最新由官方機構「山西斯基金會」發表的報告便特別指出，各機構如郵局的等候和延誤情況愈來愈多。我們蒐集的資料只是指出：在義大利，櫃台窗口後面的辦事速度正在加快中，資料可沒道出要等多久才能到達窗口前。也許想到義大利的郵局每天只營業五個鐘頭時，就會覺得這種辦事速度加快但等候時間很長的交錯情形，也是講得通了。

即使是短程的地理遷移，也可能有很深刻的影響。當作家茉莉絲（Jan Morris）從奧克拉荷馬搬到德州時，她感到：

波士頓險勝水牛城，名列榜首。紐約，在研究之前大為看好，緊接著成為第三名，不過在蒐集資料期間，適逢紐約當地有很多節慶活動，紐約人可能因而應該少算幾十秒做為補償。墨菲（Walter Murphy）負責在紐約收集走路速度資料，他報告說，就在他正在為行人走路速度計時的當兒，突然冒出了個即興音樂會，搞到他只好停工。之後，他換了個新的地點，卻又碰上了有人想扒他的錢包，接著又有人意圖從背後襲擊搶劫而未果。這一切過程都發生在一個半小時之內，紐約的行人就是以他們的橫衝直撞、馬戲團般的技術，步步為營地闖過這一切，可是卻沒能把這些本事算進總分裡。

另一方面來說，在美國多數工作者的假期仍然限於傳統的兩星期——這是說，如果他們運氣好到可以避免簽季約的話。如果是以每季來計算的工作合約，他們可能根本就沒有有薪假期可言。哈里斯的民意調查顯示，美國人在過去二十年以來，休閒時間已經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七。

在巴西，一個人就算有個一流的手錶，也很難守時。最起碼，很少人擁有汽車，而公共交通工具又很靠不住，我就遇過不止一次，巴土司機把車丟在半路上，自己跑掉。有一回，他在十幾分鐘之後才重新出現，邊吃著最後一口三明治，邊謝謝我們大家耐心等候。另一個司機則曾以「一會兒」為由，然後十五分鐘左右才帶著他買的雜貨回來。在這兩次事件中，看起來好像只有我是唯一失掉信心的人。「別著急，鮑伯」我的同伴會這樣跟我說，在逗留巴西期間，很多其他我所經歷的處境中，他們也都這樣說。在這樣的情況下，人人都被迫慢慢來，要不然就會抓狂，所以不用講，當然會慢吞吞的。

首先，在多數西歐國家的一週工作時數平均較美國短；但兩者都比日本短。最近有項評估顯示：年度有薪工作時數平均比較，日本為二、一五九小時，美國為一、九五七小時，法國為一、六四六小時，而以前的西德則為一、六三八小時。換句話說，日本的工作者較美國的對手平均多了二〇二小時，比起西德則多了五一一小時。以每週四十個https://www.hetubook.com.com工作小時為準來算的話，上述數字表示：日本的有薪階級在工作上所花時間比美國的同仁多了五個多星期，比法國和西德的工作者則多了十二個半星期，三個月以上！從另一方面來看，只有百分之二十七的日本勞工是被限制少到每週只工作五天，每週工作四十小時，而美國則為八五．一％，法國為九一．七％。

我們這項關於生活節奏速度的測試，是那些在三十一個國家所做測試的變化版本。首先，我們還是為行人的走路速度計時，在商業時段之內的鬧區進行測試，以單獨行走六十英呎距離為準。其次，要找工作速度的指數，我們拿銀行職員為對象，以兩種兌換貨幣方式去測試：其一是把一堆零錢換成兩張二十元鈔票，或者把兩張二十元鈔票換成零錢（這樣可以交替要求兌換零錢，免得實驗者要在口袋裡帶一大堆錢到處跑來跑去），第三，在測試人們對鐘錶時間的著意程度，我們在商業時段內的鬧區隨意挑選戴手錶男性或女性，計算出他們所佔比例。在多數情況下，調查對象是穿短袖的，比較容易看到是否有戴錶，遇到穿長袖的人，就上前去向他們問時間。我們也加上了第四項生活節奏速度的測試——講話速度，在每個城市裡問郵局職員統一的標準問題——解釋平郵、保證郵件、掛號郵件的不同，並把對方的回答錄音，稍後，研究助理就會倒帶重聽錄音，並且計算「說話速率」，把所發出的音節數字除以回答所用的時間，用這方法算出速率。

講話速度的差異就更大了，言語最快的郵局職員在俄亥俄州的哥倫布市（每秒三．九音節），比起他們在沙加緬度同行（二．九音節）以及洛杉磯的同行（二．八音節），平均每秒多發出了百分之四十左右的音節。要是讓他們來唸六點鐘的新聞，加州的工作者得唸到將近七點二十五分才唸完，而俄亥俄的工作者在七點整就唸完了。

日本的假期時間比美國的還短，儘管在日本的有薪假期平均為每年三個星期左右，相當不錯，日本勞動省卻報告說，真正運用到的假期只有一半。以一九九〇年來說，平均有一五．五天的有薪假期，而用掉的假期只有八．二天。

至於午餐約會，巴西人說他們平均會等上六十二分鐘，跟美國比較起來，美國人卻很少為午餐花一個小時以上的時間，至少在上班的日子裡，典型的美國人得在遲到的巴西人剛準備開始吃飯「之前」兩分鐘，回到辦公室去上班。

列於榜尾的慢速國家，有幾項令人感到訝異之處。排名最後的八個，全都由非工業國家包辦了，這些國家分屬於非洲、亞洲、中東和拉丁美洲。其中最慢的幾個國家，也就是「明天再說」、橡皮時間觀、「明天又明天」等觀念的偉大搖籃：巴西，緊接著是印尼，排名最後的是墨西哥。

當然，還有其他很多方法去評估生活節奏速度，另類的實驗法可能會產生出完全不同的結果，誠如我那些評論家曾經毫不諱言指出這點。其中我最喜歡的建議，是來自一位洛杉磯的記者：

文化差異最鮮明可見的例子，顯然是見諸於各國互作比較的時候。但在同一個國家內，各城市和地區也會有很大的不同，這點在美國絕對千真萬確。表面上看來，美國的各地區好像都是同根生的；大多數人都講同一種語言，而且幾乎人人都共享大規模通訊系統的便利。但在紐約市土生土長的人如果遷移到深入南方的地區，或者中西部人搬家到洛杉磯去，就最好做好心理準備，面對高度文化衝擊的高壓震撼。

當一個人混跡於異國文化群落之中，就會被迫去做比較，把一種文化拿來和另一種相比，以及把你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別人的相比。就以我個人的例子而言，這種比較總是集中在時間方面，在過去十年之中，佔據我所有心思的雙重心事，旅行和社會心理學，都逐漸集中在兩個疑問上：哪些文化群落的速度是最快的或最慢的？以及這種文化節奏對其民族的生活品質又有什麼樣的影響？我之所以對這些疑問感到興趣，是由於去探訪其他的文化群落而引起的；但是我卻透過很有系統的社會科學方式去探討答案。

對我們的實驗者而言，在西岸（洛杉磯以及我家所在地凡斯諾便是最佳例子）所遇到的最大問題，便是走路速度的測試實驗，因為我們苦於很難找到行人。這些郊區城市的行人交通好像都僅限於停車場地和購物商場，這兩者都跟我們在其他城市所研究過的主要商業中心區不能相提並論。而且鬧區若有人走上個六十呎遠的話（我的確如此希望），這些人往往也不足以代表郊區的人口：因為他們是些無家可歸者、無業遊民，以及偷汽車財物的竊賊。我們見到慢跑者、騎單車的人、滑輪溜冰者，甚至還有幾個玩老派滑板的人，可是觀察到的行人，都很少走到超過他們停車位的地方。這類城市大部分地方的真正公共通道是高速公路，當蒂迪昂（Joan Didion）觀察到高速公路才是洛杉磯唯一與世往來的途徑時，雖不中亦不遠矣。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我們終於設法在鬧區各處地點，採足了最起碼數量的行人例證，但我得承認，有好幾次在節骨眼上，我已經忍不住想乾脆到當地的健身中心去，為那些在跑步帶上練跑的人計時速算了。

舉例來說，有個我想到要研究的情況，是工作場所的速度指標。我需要找的工作行為是本身就具有按時行事的特色、易於觀察，而且即使跨文化也同樣具有意義；同時，我也要確定所測試對象是本土居民。有好一陣子，這項研究除了處處碰壁之外，一事無成。例如其中有個看似可行但卻行不通的，是去觀察代理機票的旅行社。我發現問題在於，那些工作者多來自於其他城市或鄉鎮，而並非來自工作所在地的背景。這就很難知道究竟他們的工作速度是反映了他們的家鄉準則？抑或他們目前身處的當地模式？或者只是這個航空業的文化特質？

在研究調查開始之前，我有些同事曾經預測，必然最少有一個經濟起飛的亞洲國家會名列前茅。備受推崇的香港中文大學跨文化心理學家邦德（Michael Bond），堅信他的家園文化會擊敗其他對手國：「這裡（香港）的生活速度節奏，」他向《時代》雜誌記者宣稱：「比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快得多。」在邦德和他的學生們協助之下，我們得以在香港和_圖_書蒐集到幾項相當可靠的研究資料。可是，唉！香港不但在這三項測試上落於日本之後，而且也差不多讓所有的西歐國家都趕過了。然而，香港還是比其他三個工業化的亞洲國家——台灣、新加坡、南韓——的速度略快，這三者分別排名第十四、十五和十八。

在日本，人們對於閒暇的評估就更含糊了。一九九一年，由《每日新聞》主導的一項民意調查，提出此問：「你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時間緊迫嗎？到什麼程度？」調查對象總共有七〇％說他們「多少有點」（四四％）或「感到很強」（二六％）的時間壓力，這項統計數字幾乎男女性完全相同。一九八九年由《讀賣新聞》主持的民意調查結果，只有一二％的日本人說他們至少對於休閒時間是感到相當滿意的，可是在同一項調查中，只有二四％的人說休閒時間在他們的總體生活滿意度中佔了特別重要的地位，這個題目回頭我還會再談到。

另一方面，歐洲卻從未鬆懈過逐漸縮短工作時數。在這方面，歐洲勞工組織不像美國的，在整個戰後時期，他們總是把縮短工作時數列為議程的首要議題。當發生經濟危機時，工人曾因為工作時間要延長，而抗爭此種壓力。例如在德國，一九八〇年代曾發生一連串很艱苦的罷工，終而使得德國大工會的成員贏得了每週工作三十五小時的合約。可以預期這種準則將會遍及所有德國勞工勢力。

有位南加州大學（UCLA）的教授建議我該測試「按汽車喇叭的秒數…在洛杉磯的交通燈前，當燈號轉換，到你後面的汽車按響喇叭，這中間要花多少時間。」他聲稱，按響喇叭是「科學上所知最細微的測試時間法」。

美國各城市之間，在生活節奏上是否存在著很明顯的差別呢？紐約人是否名符其實生活在快道上？加州人是不是真的比其他地方的美國人更懶散悠閒？哪些是最快速的地方，哪些又是最慢吞吞之處？

我們所用的每項測試法都有其特別之處，例如測試戴手錶的人數，不僅反映出一個社會對於時間的關注程度，也反映出追求時尚的心態，或者是受到這種心態影響的程度。但是，以跟郵局職員和銀行出納打交道為主的測試，則未免偏於突顯某一層面的特定人口，有欠中肯；而職員和出納的表現，也要看他們的能力技巧和專業訓練，以及他們一般是傾向於快手快腳或悠哉悠哉。然而，總體而言，他們可作為形形色|色的人和活動事件的抽樣，而且反映出一個城市生活節奏的許多方面情形。

另一個此路不通的例子，則是調查加油站員工的節奏速度。我體驗到，這個行業的問題在於各國的加油站並非相同；在印尼和巴西就和在美國及日本不同，加油站所針對的顧客群很不一樣，也吸引了很不同階層的員工。即使是在先進國家裡，可能也很難比較各服務站。記者賴恩高德（Edwin Reingold）從遠東回到美國時，曾經反映說：「美國所慣稱的服務站，服務員只坐在防彈玻璃後面，袖手旁觀，讓那個對油膩、氣味很重的輸油步驟全然不熟的新手自行加油。因此令我想起了東京典型的加油站；那裡有一群整潔、彬彬有禮、訓練有素的員工來照顧你的車，加滿油、洗乾淨，連輪胎都檢查過，然後脫帽致敬，大聲說謝謝，並且先攔住其他車輛，好讓顧客開車離去。」很顯然，以加油站為測試員工節奏速度所在，多少可以看出這個文化特質，卻比較看不出與時間有關的準則。

值得注意的，是西歐國家和其他先進國家之間的工作時數差異。直到一九四〇年代之前，歐洲和美國的平均工作時數，是一前一後地不斷下降，歷時將近一世紀之久。在美國，就和在歐洲一樣，縮短工作時數自始就一直是勞工運動的中心議題；工作時間問題曾經是美國勞工「覺醒的起因」。「八小時用來工作，八小時用來睡眠，八小時任由我們運用」，這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工會主義者的呼喚。勞工運動史上許多最戲劇化和最具代表性的事件，舉例來說，一八八六年芝加哥秣市（Haymarket）騷亂的大罷工，以及一九一九的鋼鐵業罷工，都是跟工作日的長短有關。起初，連僱主也支持較短的工作時數倒不是出於什麼特別的理想，而是他們認為工作過度和疲勞會產生反效果；而安全、健康、休息以及天倫樂才是長期有回收的。因此結果，在十九世紀的後半世紀期間，美國的工作時數逐漸穩趨減少，而最矚目的減時，從每日十小時變成八小時一天，則是在二十世紀的頭二十年之間達成的。然後每週平均工作日也由六天減為五天，而成為每週四十小時。

將近二十年中，幾乎從任何尺度來看，家樂氏的點子都很靈光。員工很珍惜額外擁有的時間，尤其是女性，報告說她們很樂得享有這些多出來的鐘頭，用來從事各種活動如園藝、縫紉、製造罐頭、照顧家人，以及守望相助的睦鄰工作。家樂氏也同樣對於結果感到高興，他說，由於工作時間表減縮，各項費用如「開支省了二五％…員工薪金支出省了一〇％…意外減少了四一％…（因每宗意外而減少的工作日）增長五一％…（以及）較一九二九年，家樂氏廠工作多了三九％的人工作」。家樂氏因此斷言：「由於每週工作日縮短，所以我們雇員的效率和士氣才如此大增，而意外事件和保險費也大有改善，產品成本因而變得很低，以致我們可以用以前所付八小時的薪金，來支付現在六小時的工作。」

我們如何用以上這個眾所周知的定型形像來解釋實驗的結果呢？我們是不是該由蒐集的資料而歸納出：西歐的甜蜜逸樂人生（la dolce vita）之夢已成過去，日本人和西歐人成為世上筋疲力盡、最趕時間的Ａ型行為新人類，而美國則終於學會了放輕鬆些？要回答以上疑問，可能再超越過那三項速度測試，才能有所幫助，因為這三項都是針對工作生活節奏速度層面而設定的。至於這種節奏速度的持續性有多久？一般人的非工作時間有多長？他們是否很享受假期？如何平衡辛苦的工作和休閒？這才是西歐一直和美國與最明顯分歧之處，較之日本則更甚。

按地區來鑑別的話，總體速度最快者為東北部，接著是中西部、南部和西部。這點很符合事前的預測，無疑地，東部和西部的差異證實了眾所周知的刻板形象果然不虛。當格里利建議年輕人到西部去時，他想的是歷險和經濟上的良機，但我所認識的大部分移居過去的東部人，都是為了尋求比較沒那麼抓狂、而更可以自行安排的生活。我很喜歡觀看到凡斯諾來拜訪我的紐約客的反應，有些人對我所發現的美好生活感到很難忘，而其他的則認為我該去看看神經科醫生。很典型地，贊同者都覺得我所移居的鄉土很令人悠然自得；他們往往會發表感想說，在凡斯諾過日子似乎可以有更多個鐘錶時間。不滿此狀的人則花很多時間來問這問題：這裡的人靠什麼來找樂子？（關於人如何去適應環境的話題，稍後我也有話要講）。這兩種不同的情況，顯示了凡斯諾較慢的生活節奏，不僅對我的訪客來說是很觸目，而且也呈現出我們所居鄉土的地點差異。和*圖*書

但在一個被工作迷了心竅的國家裡，家樂氏浪漫詩情的實驗終於還是面臨末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經營管理所認同的看法，誠如一位以前家樂氏的員工所靜觀的心得：「只有白癡才會認為你能少做而多得，而非每週工作更多小時。」戰爭一完，家樂氏公司便推廣一項新的政策，高薪與較高的生產力掛鉤。由於戰後舉國消費繁榮，勞工莫不希望藉此賺錢，便要求起每日工作八小時，甚至連工會也力爭恢復每天工作八小時。在這種全國性心態的深遠反映之下，家樂氏的員工、管理階層以及工會，都開始輕忽起休閒的觀念來。不工作的時間是「浪費的」、「迷失的」、「愚昧的」。工作時數較短成了女性化的事，「工作六小時是為女人而設的，」有位工人回憶說。那些仍然持有工作六小時舊有標準的人是「娘娘腔」、「懶惰」或者乾脆是「不可思議」。在整個一九五〇和一九六〇年代期間，家樂氏的員工按部就班地改為每日工作八小時。到了一九八五年，少數仍然存留的老一輩之中，四分之三以上是婦女，也都讓步屈服了。這項重大事件卻沒怎麼出現在媒體報導上。

美國則以紐約為測試代表，紐約是典型的開快車之城，卻出乎意外地慢到位於總排名的第十六位。事實上，我們對於紐約竟然如此慢速感到很訝異，為了可靠起見，又再派出第二位實驗者去蒐集一系列觀察資料；結果和第一次所得到的幾乎完全吻合。紐約人在走路速度上的確快到排名第六，但郵政速度排第二十三，而時鐘準時度則為第二十。

加州的城市一般的節奏速度是最慢的，這特別要歸咎於慢吞吞的行人和銀行出納員。速度時間最慢的一個，屬於美國的陽光、歡樂、以及懶散悠閒生活的象徵：洛杉磯。洛杉磯的走路速度排名第二十四，講話速度是倒數第二名，而銀行出納的兌換速度，就遠遠地落在其他我們研究的每個城市之後。他們對鐘錶的唯一認可，實際上就是佩戴手錶——此城戴手錶人之多，名列第十三位。加州人對時間悠閒自得的態度，也表現在其他方面。在多數的加州城市裡，如果你想知道正確時間而撥號到報時台，報時台電話號碼拼出的字是：「爆—米—花」，相形之下，在名列榜首的波士頓，報時台號碼，拼出的字則是：「好—緊—張」。

在這些國家裡，慢吞吞的習慣已深入日常生活中每一部分。根據我們在巴西所做的時間調查結果，我和同事們發現：巴西人不但以悠然自得的態度來處理時間，而且也完全放棄忠於時鐘的假象。舉例來說，姪兒的慶生會上，如果有人遲到晚來，他們會等這人多久時間？當巴西人被問及時，他們所說的時間平均是一百二十九分鐘。超過兩小時！我的親友之中，慶生會通常全部過程只維持兩個鐘頭，先別提錯過慶生會開場部分，家長要是在預定時間開始後的一百二十九分鐘才到的話，這已經是晚了九分鐘來接孩子回家——這對主人家的家長而言，是相當嚴重的疏忽時間表現。巴西人對於早到的人也同樣地不當一回事：同一個慶生會上，若有人早到，他們平均容許的早到時間為四十四分鐘，而在美國接受調查訪問的人則把底線定在二十六分鐘。

要去比較不同的文化個性是件很微妙的事。把這些個體分門別類，也相當複雜：科學家要藉何種設想標準去把不同的民族整體歸類呢？若要以任何有條理的客觀程度去測量生活節奏速度，就必須摒棄道聽塗說。我們得集中注意力去研究的情況，是那些不但可提供有關時間經驗的資料，而且在不同的文化群落中，也同樣具有心理上的意義。然而發展出這套測量準則，卻比我事先想像的更加困難。

有很多接受我們測試的巴西人，根本完全脫離鐘錶時間。我向一位不戴手錶的男士問時間，他正眼看著我，而且很自豪地——事實上是有點屈尊賜恩似的——宣布說是「兩點十四分整」，而他講的時間其實已差了三個多小時。比較一下我在加州的一個學生，當我問同樣的問題他怎麼回答。他先瞄瞄手錶，然後答道：「三點十二分又十八秒。」

名列最後的墨西哥，比較看鐘辦事的人可能反而會讓人討厭。我同事亞基拉（Sergio Aguilar-Gaxiola）擁有兩個學位，包括醫學博土和臨床心理學博士，是在墨西哥長大的，但是他把在墨西哥和美國的專業生涯劃分開來。「如果有人邀請你在特定時間去參加派對，」亞基拉指出：「你該心照不宣地晚點到。要是你在預訂的時間就出現——分秒不差——你可能會碰上主人家正在準備布置或穿衣打扮。在墨西哥文化裡，這些跟守時有關的規矩扮演了很重要的腳色。」

有段時期，美國的工作時間看來似乎仍有不斷再減少之勢，例如一九三〇年，在經濟蕭條最低迷時期，有經濟先見之明的家樂氏（W. K. Kellogg，也是早餐玉米片的品牌）便宣布一項革命性的實驗：他那座龐大無比、位於激戰溪（Battle Creek）的工廠，幾乎每個員工都可將每天工作時間縮短為六小時，而縮時工作條件則是略為減薪而已，因為家樂氏相信努力工作可取代長時間的工作。勞工歷史學家亨尼克（Benjamin Hunnicutt）在其著作《家樂氏的每日六小時》（Kellogg's Six Hour Day）便引證此事，稱此項計劃果然立即奏效，而且廣受傳媒界、商界、勞工領袖以及胡佛總統本人的讚揚。有一份商業雜誌的封面稱之為「繼福特（Ford）宣告他的『每日五元政策』以來，最重大的工業新聞」，種種反應使之成為典範。

和圖書巴西人戴手錶的也比美國人少，而且他們所戴的手錶也沒那麼準確。這種手錶不準確和根本不戴手錶的普遍情況，也是慢吞吞文化裡的部分。巴西人的遲到藉口之中，我最喜歡的一個是：「是鐘錶讓我遲到了。」——意思是說，他們所以會延誤，是由於手錶慢了或鬧鐘不準。

幾年以前，《紐約時報》的記者亞倫．賴丁（Alan Riding）把美國和日本那些身不由己的工作狂，和歐洲那種閒於安逸生活樂趣的悠然自在對比，副標題是：「為什麼歐洲人能自在地享受逸樂生活…而日本卻要更加刻意努力，才能讓自己輕鬆一下？」賴丁有此一問：「為何歐洲人能閒坐整天喝咖啡，把漫長的夜晚花在晚餐上，穿著高雅大方，很晚才起床，度長假…總而言之，為何歐洲人的日子過得比美國人好得多？」

日本和西歐國家是所有國家之中速度最快的，名列前茅的九個最快速國家裡，有八個是西歐國家，日本是唯一儕身其中的。

類似的調查問題在日本和美國所得到的答案，卻勾畫出全然不同的形像。一九九二年，在美國由國家文娛及公園協會所做的民意調查發現，三分之一以上（三十八％）的美國人抱怨說他們「總是感到急迫」。這些長期感到急迫的百分比人數，已經由一九七一年的百分之二十二，明顯上升至一九八五年的三十二％，這項調查報告是由羅彬森（John Robinson）所主持的「美國人運用時間計劃」得出的結果。其他的民意調查則突顯出多數美國工作者渴望閒暇的程度。一九九一年，由希爾頓旅館企業所主導，有關時間價值的全國民意調查顯示，有三分之二的調查對象都說他們願接受減薪，而用以換取較多的不上班時間。（這些佔了三分之二的人數，不分性別、年齡、教育背景、經濟狀況、有多少名兒女。）雖然最近另一項調查資料則顯示，美國人那種飽受時間壓迫感終於可獲舒解，然而，很明顯的，美國的工作者覺得他們把太多時間投到工作上去了，得不償失；可是從另一方面來看，從我們那項節奏速度實驗資料，也帶出了這個疑問：到底在這些工作時數裡，完成了多少工作量？

為了找出答案，我和學生分別在全美三十六個城市蒐集了四項測試資料，我們特別選定這些城市，以作為全國各大都會區的抽樣代表，包括了全美國按人口劃分的四大區——東北部、中西部、南部和西部——我們研究過三個大型都會地區（人口超過一百八十萬以上），三個中型都會區（人口在八十五萬到一百三十萬之間），以及三個較小型的城市（人口在三十五萬到五十六萬之間）。

日本是不相上下地佔了第四位，前三名的國家其實也只是以些微之差佔上風而已——如果在某些地方差上幾秒，日本就可能獨佔鰲頭了。事實上，也有充份的證據顯示日本才應該是速度最快的國家。就以測試郵局的工作速度來說，日本人屈居第四，可是除了在日本之外，我們的實驗者還能在何處遇到像日本郵局職員那樣，有時幫你用小袋包裝郵票，或者不用你開口要求，就自動寫張收據給你？我們也試著在做總結時，把這些額外所花的工作時間做一校正，但是否能真的因為這些郵局職員以相當快的速度，提供這些上等服務，而予以應有的稱讚呢？法蘭克福的郵局職員可能更快了幾秒，但卻很難令人想像顧客在出郵局時，會感到仿彿是剛去過第凡納珠寶店裡買完東西。再比比中國，又該怎麼說？有個實驗者還在那裡被幾個職員嘲笑不已，顯然他們當他是神經病，因為他拿張紙條去跟他們溝通。還有在印度時，我們不得不放棄實驗，因為多數的郵局職員都不認為他們有責任找零錢。

「啊！去年悠悠緩步慢行者，而令安在？」米蘭．昆德拉在他的小說《緩慢》（Slowness）裡如此問道。看起來很可以說，他所問到的這些慢吞吞的人，有很多是在雅加達、里約熱內廬和墨西哥市的街上。

事實上，巴西的中午這一餐是件很悠閒的事，例如我在那裡逗留的期間，常在一個巴西朋友的家裡吃中飯，他那時是我任教大學的副校長。有時在中午到十二點半之間，這位穿著很正式以配合其重要人物形像的朋友，會衝進家門，直奔他的臥房，而後很快又以短褲、Ｔ恤的打扮出現，突然變得輕鬆而笑容滿面，或看起來輕鬆又笑容滿面。我們會一起分享時間拖得很長的盛餐，喝點餐酒或啤酒，聊聊天，跟孩子玩玩或看電視，一直耗到開始打呵欠，然後我們各人便分別回到房間裡，去飽睡一場午覺。三點鐘左右——當然，是或多或少——我朋友會從他的房間出來，又恢復了那身副校長的打扮，像先前般地很快地變了臉，又繼續奔往大學再上幾小時的班。這就是巴西「午間小休」（siesta）的豪華之處。

法國的工作者，那裡把工作視為很煩人的，如果必要的話，可說是人生的干擾，更力爭寬鬆的合約。一九九六年，法國貨車司機以一連串令全國苦不堪言的罷工攪得亂七八糟之後，政府當局讓步，同意把他們的退休年齡降到五十五歲（在歌劇團擔任舞者和樂師的人，退休年齡則提早到四十五歲）。把上述議題解決之後，工會而今又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作日的長短上了。就在我寫到這段話的時候，時值一九九七年一月，有六個公共交通工會發起了新的罷工行動，要求改為每週工作三十二小時，而且薪水不得因此減少。所以，在將近百年的時間裡，大家雖然都同時在進行減時的呼籲，但美國的每週工作日保持不變，或許還更增加了，而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歐洲卻仍堅持不斷地進行甜蜜的減時工作。

有些未能顯示在蒐集資料上的東西，也更道出了名單上這些陣營慢吞吞特色所在。例如排名第二的慢吞吞國家印尼，我第一次到雅加達中央郵局去問在哪裡排隊買郵票時，結果被指引到郵局門外，去向成群坐在那裡的小販買郵票，他們每個人都向我吆喝招攬生意：「嗨！這有好郵票，先生！」「最好的郵票在這裡！」較小的城市例如索羅（Solo），我在星期五的下午去到當地的郵政總局時，卻發現正在進行一場排球賽，人家告訴我，營業時間已過。再下一個星期一回到那裡，職員卻對討論美國的親戚更感興趣：我願不願意見見他那位在辛辛納堤的叔叔？我比較喜歡哪個地方：加州還是美國？我身後有五個人則都很耐心地在排隊，使我訝異的是，不但沒有埋怨，而且他們還開始傾聽起我們的對話來。所以，我們不但發現印尼人動作慢吞吞，而且因為實驗的不規則性，我們還得花更多額外的麻煩，以及乘坐摩托計程車或三輪車到處去。以上這還是花了比在其他國家更長的時間才發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