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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連Ａ型行為問卷中，關於強烈企圖心的問題如何翻譯也是一大問題。一位沮喪的研究員說，就「你喜歡工作中的競爭嗎」這個問題，他能找到的最佳日文翻譯是：「你喜工作中的無禮嗎？」佐藤就〈competition〉（競爭）、〈assertiveness〉（有主見或果斷力）及〈aggressiveness〉（侵略性、進取性）等字的日文翻譯提出意見：「在日文中，aggression一字翻譯為『攻擊性』。當一個人被描述為具有『攻擊性』時，表示他具有敵意或脾氣凶惡。此字具有非常負面的涵意。」在西方，具有侵略性也可能夾帶正面的涵意，如同具有「主見」一般。但是，翻譯成日文時，「主見」變成一個不同的字。美國孩子被教導「要求才能得到」，一般日本人則相信當你保持沉默時，願望自然會成真。

認同自己的公司，是人人皆然。每一個工作日，公司員工都以立正歌唱公司歌做為開始，其內容則類似「一顆明亮的心滿溢著聯結在一起的生命，松下電器公司」。他們往往穿著公司色的衣服，以表現對公司的終生認同。日本人為公司的成功而工作，並以公司的成功為個人的成功。「縱使你贏不了，你的團隊也能贏」是最受歡迎的口號。如同我在札幌醫科大學的一位同事佐藤曾經為我解釋的：「我對本系的感覺，如同你對家庭的感覺。」佐藤所說的並不僅是一種比喻。調查資料顯示百分之六十六的日本勞工（大部份是男性，典型的日本現象），認為他們的公司至少和他們的個人生命一樣重要。

新近的Ａ型行為研究者如此主張：只要不伴有強烈的競爭企圖與敵意，諸如動作迅速、說話迅速及耽迷於工作等行為，不一定會造成冠狀動脈方面的問題。這類結論主要是依據美國方面的數據，但是，部份最有力的支持例證卻來自亞洲邊緣。雖然我們的生活步調研究顯示：在許多國家（尤其是美國及多數西歐國家），時間緊迫感和冠狀動脈心臟病的關連，往往比當今許多Ａ型行為研究者的估計還要密切，但是日本的例子指出這種關係並非必然：分秒必爭、辛勤工作及行動迅速的需要，不一定會危害健康。

日本工作狂特有的平衡及時間彈性，起源於「義理」或責任原則。在日本，有一套非常周密定義適當社會行為的規則。幾乎所有的社會關係都建立在界定清楚的責任上。有時，這類期望可能很瑣碎：例如，日本人會談論情人節的「義理巧克力」。事實上，日本人的責任如此之多，以至於回收、交換各種禮品的二手禮品店應運而生。

艾倫．米勒談到他在日本的課堂上，「怎樣也無法使大家瞭解當員工打電話請病假時，一位體諒的老闆會回答說：『不用擔心，你好好休息。沒有你，我們還是能應付。』學生們就是無法瞭解其中的意思。在日本，答案會是這樣的：『噢，我們會盡力支撐，但是沒有你，這會很困難。』」

日本人可能會因為過於著重速度及苦幹的美德，而產生嚴重的文化衝突。日本領導人物對美國日漸衰敗的工作道德的評語，是這類衝突最受注目的例子。一九九二年初，日本國會眾議院議長櫻內義雄公開評論道：「美國（貿易）問題的根本在於美國勞工品質低下。」上議院員及人類學家國廣正夫說得更加露骨。他在這段時期也說：「真可悲，美國的工作道德繼續在衰敗，這可是個曾經教導我們許多的國家呢。」這些批評引發許多人以統計數字反擊，富蘭克林主義者，以及一些激進反日的華府政府官員，挺身為美國勞工辯護，宣稱他們是不受重視且被誤解的一羣。但是，對日本人而言，生產力不足乃是因為工作不夠努力，這是無法www.hetubook.com.com否認的真理。解決之道是：更加迅速及辛勤地工作。

顯然，日本人為他們的工作狂付出相當大的代價。過勞死熱線也許是一項訊號，指出許多日本上班族的團體心理緩衝劑藥效已經變弱了。我們也有理由擔心：當經濟壓力開始威脅到年資系統及終生工作保障的萬靈丹時，與壓力有關的問題將會在日本逐漸擴展開來。

日本的生活步調，在地球上名列前茅。如同我們已經見識過的，日本人不僅工作速度快，他們的工作量也很大。他們逃避休假，並且畏懼退休。事實上，對一位出色的雇員而書，豁免公司的強迫退休年齡是無上的獎賞。

善用時間，是日本人模倣西方文化的長處，但是在更深的層次上，他們卻緊守本國傳統的價值觀。在最近幾年，西方生意人已開始謙虛地承認：他們向日本人學習生產技術的時候已經到了。同樣的，他們或許也該向日本人學習如何控制時間。

責任原則能幫助我們解釋日本人苦幹而不會殘害自己的能力。投入長時間的日本上班族瞭解這是他們的責任。他們所有的義務都計劃周詳，而且只要達成這些義務，資歷將會帶來適當的獎賞。許多日本人相信這種信念：他們所做的是重要的，他們所做的受上面的重視，以及他們所做的是集體力量的一部份。這就是他們對抗壓力的主要緩衝劑。

日本人獻身於工作的熱忱，令人歎為觀止。由其政府試圖使人民減少工作的源起，即可衡量此種熱忱。過去幾年，在一項可謂前所未有的計劃中，日本政府一直努力推動一項縮短勞工工作時間的運動。一九八七年夏天，當日本政府首次展開「少做多玩」運動時，我正巧在札幌醫科大學工作。有一天早上喝咖啡，我向兩位健康心理學家的日本同事提到：他們必定為政府終於承認工作過度的心理代價而大感振奮。他們兩人都對我這位「外人」的天真大感訝異。他們解釋：真正的動機是經濟。稍後，其中一位帶給我日本一份英文報《朝日晚報》的社論。這篇社論的說法是：「為了刺|激國內景氣——政府決定這是必要的，消費者的消費量必須提升。但是要達到這個目標，日本公司員工必須有較多的休閒時間。勞動省因此提倡『少做多玩運動』。」所謂日本也回頭調整的說法，不過如此。

最近，日本有一項鼓勵育兒假的運動。但是，日本這類休假的動機和法國或瑞典等國家大不相同。就傳統的日本社會時尚而言，休育兒假的理由，主要在於商業及生產力的關係，對婦女及家庭心理健康的關切則在其次。最主要的，這和日本不斷下降的生育率有關。一九九一年當生育率降至千分之一．五三的新低時，日本政府通過了一條新法規，提供新生兒的雙親育兒假。日本婦女角色專家岩尾濟子解釋道：「各家公司突然擔憂它們將缺乏足夠的員工。」男性立法者「幾乎覺得日本民族瀕臨滅種的邊緣」。

也許，最值得注意的是假日癥候群並非一定會被視為一種病理。今井徹是專門為企業諮詢員工壓力問題的心理學家。今井說他的企業客戶鼓勵他和員工談及任何有關「Ａ型性格」問題時，要儘量放緩語氣。「這些經理人員有視工作狂為目標而非問題的傾向。」

除了公司所提供的情感支持之外，知道同事全都在分擔責任，是對日本勞工有利的另一因素。藉由為團體工作，並且與團體一起工作的過程，壓力平均分配在每一位共事者身上。因此，日本勞工似乎能避免西方勞工的典型問題——伴隨苦幹而至的壓力。

因為充份明白日本人的執著，日本政府選擇以至為日本的方式鼓勵休假。襲捲全國的宣導活動，借重諸如「休假是你能力的證明」ｍ.ｈｅtｕｂooｋ.cｏｍ.cｏｍ的口號。有一年夏天，兩位身著旅行裝的日本人悠閒地躺在地上、花豹斜倚為伴、山色如詩的海報，張貼在全國各地。每張海報都是那年夏天的俏皮口號「Hotto Week」，「Hotto」這個字（ほ、と）在日文的意思是放鬆或娛樂的意思，同時也接近英文字hot（熟、熱門）的音。與此並行的是勞動省較為直接的日文告示，基本上可翻譯為：「本部命令你休假一星期。」日本一家大報，《朝日新聞》在報社牆上貼了一張海報，顯示一位面貌凶惡的老闆對著電話筒吼道：「如果你來上班，我就開除你！」然而，日本的工作狂似乎又打贏了這場仗。自從政府展開相關運動以來，休假日數的利用比率幾乎保持不變：一九八六年的百分之五十對一九九二年的百分之五十三。

日本人的工作狂並非不需代價。事實上，愈來愈多日本人開始擔心對工作場所的強制責任已經太過頭，不再是對個人或羣體最有利的作法。這些批評者認為苦幹已經演變為一種毒癮，迫使許多人及其家屬付出極高的代價。

也許，日本最重要的訊息是它能幫助我們認識自己。西方人往往視匆忙與悠閒之間的選擇，為成就與壓力之取捨。無疑的，辛勤苦幹確實經常迫使現代勞工支付極大的代價。然而，如同日本人的經驗所顯示，這種關係並非定理。

但是，責任感遠不止要送禮的意義。責任感的核心，把一個人對家庭、公司及國家的義務規定得極為周密。這個層次的責任感，正是日本人以團體為工作狂熱力量的來源。

日本人很清楚勤勞能達到什麼。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二十五年內，他們眼見本國的財力從戰後的灰燼中興起，成為當今世界強國之一。他們瞭解他們的「經濟奇蹟」中，奇蹟並不多，主要是努力及個人犧牲的結果。日本人認為苦幹與失敗是互不相容的。

日本的例子表示，時間緊迫感並不是冠狀動脈心臟病的直接肇因，但美國與其他西方文化則顯示快速生活步調與冠狀動脈心臟病有強烈關係。唯有當速度及時間壓力與敵意及怒意的毒性因素共存時，它們才和冠狀動脈心臟病產生相當的關係。但是，日本的低冠狀動脈心臟病罹患率，證明速度與時間緊迫感本身不見得具有致命性。這對抗拒醫師「放慢速度」警告的西方工作狂而言，是一項好消息。只要能秉持正確的工作態度——不具帶敵意或競爭企圖，罹患冠狀動脈心臟病的危險性似乎不會增加，或頂多只會增加少許。

日本人努力、迅速的步調，和競爭的敵意與怒意關係不大。但是，在美國及其他西方文化中，速度與時間緊迫感，往往就一跨而為競爭與敵意。

日本獨特的集體主義，特別著重對團體的奉獻。對大多數勞工而言，最重要的團體是公司。個人主義對日本勞工而言是極其陌生、怪異的觀念。他們個人的成就是以整個組織的富足來衡量的。在日本，對團體的忠誠及奉獻並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執著。小說家三島由紀夫在他的短文《太陽與鐵》中，試圖捕捉此種集體認同的精神：

尤其是對男性而言，同事不僅是平常工作時候的伙伴，也幾乎是自身社交世界的全部。這使得寂寞成為日本員工少有的問題。事實上，這種情感的支持可能是日本冠狀動脈心臟病比率低的另一關鍵。健康心理學家提出相當的證據顯示：社會支持感是對抗壓力及疾病的有效緩衝劑。在若干國家的研究已經發現：一個健全的社會支持體系，可以降低罹患許多疾病的可能性、減少復原所需時間，並降低死於嚴重疾病的可能性。例如，研究已經顯示：具有高度社會支持的人，能較迅速地自腎臟疾病、白血病及中風復原，也能較有效地控制糖尿病，經歷較輕的關節炎痛楚，並且還比較長壽。對我們的研究最有意義的是，這類研究顯示：他們罹患冠狀動脈www.hetubook.com.com心臟病的可能性也比較低，並且較不可能因此病而死。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的瑞福．威廉斯（Redford Williams）在一項針對嚴重冠狀動脈心臟病患者的研究中發現，在具有廣泛支持人脈的患者當中，百分之八十二存活至少五年；社會關係極為孤立的患者中，則只有百分之五十如此。

日本文化價值觀的核心，十分注重集體的福利。日本工作狂的鑄造模式，大異於西方。傳統的日本工作道德，「先苦後樂」，源自其集體價值系統。苦幹與生產力主要是養家活口的手段，但是在日本卻不僅如此。在一些個人主義的國家，苦幹也是個人對增進團體利益的應盡義務。在美國，苦幹與冗長的工作時間在傳統上被歸為男性特質，是一家之主的天職與義務。在日本，則蒙上愛國主義的色彩。

工作道德背後的責任感，使日本人成為依情況需要而轉變時間模式的專家。當情況需要他們以全速進行時，他們絕對不會慢一步。但是，當工作場所的責任時而需要減緩速度時，日本工作狂也能一樣嫻熟地跳起慢舞。

速度是傳統日本文化極為重視的一項美德。動作緩慢的人被視為愚人。浪費時間，縱使是為了基本的生理需要，也是不被認可的。有一句日本俗話可大致上翻譯為：「吃飯吃得快和拉屎拉得快是一種藝術。」

對日本上班族而言（和先前一樣，特別是男性），工作時間和社交生活之間的界線則相當模糊。對大多數日本男性而言，他們的同事和朋友是同一家人。日本上班族的工作時間相當長，但是，他們的生產量不如西方人可能期待的那麼高。他們花很多時間和同事商談、開會及閒聊。換句話說，生產並非工作時間的唯一重點。根據佐藤的敘述，身為系上的新進教授，他的工作責任實際上包括要陪伴比較資深的教授早上喝咖啡、中午進餐或甚至下棋。即使他有其他急待處理的工作，也只能另外設法加班去完成這些工作。他解釋道：社交時間是維持同事間和諧關係的必要因素，而和諧是日本社會上下所共同推崇的。因此，一位美國教授可能認為浪費時間的事，對他而言，卻是工作上極為重要的一部份。「當你被一家公司終生雇用時，」他如此解釋：「和諧變得很緊要。」

無論政府的動機為何，此項運動終究不是日本人工作動力的對手。首先，在一九八八年的五年經濟計劃中，日本政府訂定了每年工作時間減少百分之二十，於一九九二年降到一千八百小時的目標。立意將每週工作時數自四十八小時逐漸降低到四十小時的新法律也通過了。勞動省官員展開了四十七個城市的巡迴演講，以「如何在安適的社會中工作與休閒」及「我們公司安閒的一週」等題目，訴求於勞工。然而，這一切努力以幾近全面潰敗的結果收場。追踪研究發現：工作時數幾乎完全不變。至今仍然如此。

工作狂是日本的生活方式。我們應該因此論斷日本是一個註定要和冠狀動脈心臟病共存的國家嗎？日本人是否當真「以致命的步調前進」？

為了回報這種奉獻，勞工所服務的團體，會給予他們無條件、永久的支助與保障。日本最大航運公司的前總裁，有吉良屋曾經評論道：「在美國，小孩被鼓勵建立並維護個別身份。在我們日本，你最先學習的是與團體諧調。做為這種順從行為的交換，大家也會對你和善及體諒。你不需要求任何事物，你的願望不經要求就被應允了。用孩子似的語言來說，如果你很乖、不吵著要這要那的，大家都會寵愛你。」

在日本這樣的Ａ型人口羣中，大部份勞工是如何避免冠狀動脈心臟病的？無疑，日本的低膽固醇飲食有所助盆，但是，資料顯示這並不是完整的答案。文化價值觀似乎是一帖重要的緩衝劑。研究者馬莫特（Michael Marmot）及錫姆（Leonard Syme）發現：不wwｗ•hetｕboｏｋ•com•com具傳統日本文化教養的日裔美國男性，他們罹患冠狀動脈心臟病的可能性，比生長於比較傳統家庭的日本人要高二至二．七倍。即使當傳統的冠狀動脈心臟病危險因素：飲食、抽煙、膽固醇、血壓、三酸甘油脂、肥胖、葡萄糖及年齡也被列入考量時，這個事實仍然不變。

接受個人的責任，並承擔被期許的工作（不論工作量多大或需要多長的時間），成為日本人獻身公司的基礎。每個人都瞭解他們的責任是重要的，家庭的快樂、公司的成功及日本的未來，都是由每一位個人如何做好自己的工作而決定。這有一部份是日本的年資制度造成的，因為幾乎每一位最高主管，都是由公司內最卑微的工作開始做起的。公車公司的總裁由駕駛公車開始，餐廳的經理由侍者開始。每位工作人員都是同一運作的一部份，每個人都瞭解最低微的藍領（勞動）工作對整體運作的成功攸關緊要。

對大部份日本人，尤其是男性而言，公司是他們最重要的支助團體。傳統上，大專畢業生如同選擇配偶般謹慎地選擇公司。如同婚姻一般，和公司的關係被認為是一輩子的事。很多人探討過日本勞工傳統上享有的終生經濟及工作保障。不過，公司對他們最重要的，還是感情上的支持。例如，當一位員工生病時，公司不僅會派醫師到他家出診，老闆往往還會親自到府慰問。幾年前當京都水泥公司為員工及其眷屬購買集體墳墓時，這種精神或許發揮到了極致。京都水泥公司想確保他們的員工在死後「不會感到寂寞」。

艾倫．米勒（Allen Miller），一位在名古屋教過英文的澳洲人，談及日本人成功地履行責任後所感到的驕傲。他指出日本人如何喜愛一切都計劃得很好。「我所遇見的日本人在明確瞭解他們對我的義務之後，往往變得欣喜若狂，」米勒說：「重要的並不是他們有多大的義務，而是明確地瞭解加諸於他們的期望。於是，他們很高興地去履行此項義務。」

東京有一位律師川人廣主持一個「過勞死熱線」，沒有人比他更瞭解日本式工作狂的代價。「過勞死」一詞指的是因工作過度而死，通常直接死於冠狀動脈心臟病。這條熱線不僅受理患有與工作相關疾病的員工電話，也為因公司加班而失去丈夫及父親的家屬提供諮詢。過勞死熱線最先於一九八八年在大阪開放，第一天即接到三百零九通電話。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二十八個縣設有過勞死熱線。川人說：過勞死的個案繼續在增加之中。「起先只有六個地點有過勞死熱線，但是我們有時在東京熱線上接到遠自沖繩島打來的電話，所以我們覺得應當擴展熱線，」他說：「我現在把過勞死熱線中心的數目努力增加到四十七個，使每個縣都有一個。」值得一提的是：川人本人每天投入十小時在防止人們工作至死的工作上。

有人說：在日本，矛盾永遠存在。在速度方面，日本人絕對不輸給任何國家。但是，這並不表示他們會受時鐘的支配。在京都住過一年的作家皮寇．艾爾（Pico Iyer）認為：日本人是時間的「行家」。他們「懂得包裝時間」，「把前後混亂的剎那轉變為如藝術般美麗的輓歌。」除了掌握快速，他們也能巧妙地掌握緩慢。艾爾覺得「日本很多面貌都是在隱避時間、駐留時間或離棄時間」。

憂鬱的星期一對日本勞工而言根本不是問題。他們比較可能患的是「週日病」及「假日癥候群」這一類心身失常的毛病。例如，有位醫師如此敘述一個患病的會計師：「一到星期五，絕無例外地，他覺得有一股尖銳的痛楚橫掃後頸。他整個週末都躺在床上，疲憊得無法動彈。但是，當星期一來臨時，他就奇蹟似的痊癒了。」根據心理醫師關谷取的說法，假日癥候群是「獨特的日本疾病，這些人無法忍受不工作」。

測量Ａ型行為的跨文化研究，支持這個理論。珍肯斯行為ｍ.hｅtｕｂoｏk.ｃｏｍ•ｃoｍ調查（Jenkins Activity Survey）是應用最廣泛的Ａ型行為評估標準，包括一系列關於強烈企圖心（競爭心、易怒、性急等）及另一系列關於努力工作的問題。在美國，第一系列問題得分高者，其第二系列的得分也高，兩者都是同一行為模式的一部份。但是，在社會和諧為至高社會價值觀的日本，競爭心與侵略性並不合宜。研究指出，當日本人接受Ａ型性格傾向測驗時，他們對反映努力工作問題的答案，和他們對測量強烈企圖心問題的答案關係甚微。他們努力工作的得分通常相當高，但是強烈企圖心的得分卻相當低。

然而，就整體而言，日本勞工的心理靭性依然很強健。大多數日本人似乎對苦幹的制度感到相當自在。至少，和西方勞工相較之下顯得如此。在表面上，日本模式極為符合西方的工作狂標籤。但是，就算這是工作狂，這也是相當不同的一群工作狂。

如此注重團體的日本人，對私人時間的需求就會低於美國人。即使在工作一整天之後，醫科大學的員工往往還會繼續逗留一、兩個小時，或和同事喝喝啤酒，或一起觀賞一局球賽。這種習慣幫助開展社會關係所尋求的和諧。因而產生的和諧，則可增進個人責任感及內在推動力量，進而提升工作場所整體生產力。

醫學統計顯示：事實決非如此，並且恰好相反。儘管他們的生活步調如同脫韁的野馬，日本人因冠狀動脈心臟病而死亡的比率低得出奇。在我們研究冠狀動脈心臟病的二十六個國家中（另外五個國家缺少心血管疾病統計資料），日本罹病率是第五低。事實上，世界衛生組織報導：日本冠狀動脈心臟病死亡率，在二十七個工業化國家中是最低的。

畢生的研究讓我相信：大致而言，快速的生活步調提高了生活滿意度，但也增加了冠狀動脈心臟病罹患率的狀況。不過，在跨文化心理學錯綜複雜的領域中，例外有時比常態更具意義。當快速的步伐衝擊到緩衝壓力的價值網路上時，會出現何種狀況呢？日本是一個極為有趣的例子。

行動過於緩慢的員工，不論該工作是否有快速的必要，都犯了日本工作場所的大忌：不肯全力以赴。一位為住友電器工作的美國人噶爾．雷諾斯認為：日本人相信「他們在辦公室裡應該顯得忙碌，不論實際情形是否如此。顯得忙碌的方法之一是做事迅速，例如：跑步到十英呎外的影印機、寫一封例行的公函也要用力敲打電腦鍵盤。每當上司叫喚你時都急促地自椅子上彈跳而起（「是，上司！」）。在這個社會裡，忙碌或顯得忙碌是一種美德，顯得做事迅速及帶著慌張的氣息，就表示你的確很忙碌，因此是一位好員工」。

日本人混合不同時間模式的能力，反映他們對工作性質及非工作時間的根本態度。在美國，工作時間和遊戲時間分別得非常清楚。一個人對公司的承諾在特定的時間開始及結束，且往往非常準時。在定義清楚的範圍之內，雇員被期待專注於當日的工作。另一方面，雇主則瞭解：除非做了特殊安排，下班後的時間是公司不能過問的領域。

接著，日本政府決定向國際聞名的日本習性：厭惡休假的習性挑戰。如先前所言，日本勞工只利用他們應休假期的一半。日本女子大學教授及日本工作過度問題專家高木井黑評論道：「當日本還很貧窮時，休假幾乎是罪惡。直到最近，辛勤苦幹是一項共同的美德。」連日本語言也強化此種工作道德。在日文中，空閒時間是「餘暇」，其字面意義為「剩餘的時間」。「空閒時間不認為具有（和工作時間）相等的價值。」高木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