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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結束之後，大陸各地寺院及各級佛協的負責人，好多位就是當時《中國佛學院》的學僧。

今日大陸的僧尼，已與宗教師的觀念不甚相應，因為他們沒有弘法的機會，也沒有領導信眾修行佛法的場所。他們之中除了極少數從事文宣工作，多半是服務於旅遊業、寺院管理、教會行政、經懺佛事、種田做工等所謂的生產事業，依各自的級等，每月向「領導」（老闆）幹部領取定額的工資。他們沒有信眾，只有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以致同在一個寺院工作的僧人與俗人，不因僧俗身分而有差別，但視級職高低而分上下。一般在寺院工作的俗人，不會恭敬僧人；見了僧人頂禮供養的，大概是海外去的佛教徒。

原則上，大陸的僧尼不論學什麼、做什麼、說什麼，都不能不接受中共的政策領導，也不能不為中共的政治目標服務。不是為了弘揚佛法而允許佛教存在，乃是為了中共的統戰需要及經濟利益而運用佛教。

民國三十八年中共全面統治大陸，迄文革結束為止的十七年間（一九四九——一九六六），佛教僧尼日益減少，乃至悉數勒令還俗。佛教寺院之小者，拆除廢棄，大者改作工廠、倉庫、博物館、公園等其他用途。經像法器與歷史文物大部分被燬，未燬的亦被沒入博物館等文物保存單位。

今日大陸佛教寺院的用途，及其修復的情況如何？可從趙樸初居士於七十七年四月四日在中共「全國政協七屆一次會議」中宣讀的一項文件中，得知其大概：

在民國五十五年的文革之前，中國大和-圖-書陸僅有一所設於北京法源寺的「中國佛學院」，周叔迦居士為院長，另加兩位青年教師，學生三十七名。本科四年，漢藏兩種語文，分堂上課，研究科三年。本科的課程，有佛教史、佛學概說、佛典學習，共產主義思想則為必修。畢業後，多半去管理寺院，或在各級佛教協會從事行政工作。這段資料也是見於前引《佛教大年鑑》中。

其實，是否真有五萬僧尼？是否真有五百名佛學院的學僧？這些都不是很重要。更要緊的是，那些僧尼在過怎樣的生活？那些學僧在接受什麼樣的教育？他們還能讓信眾們當作僧寶來恭敬禮拜和供養嗎？

今日的大陸，文革的大動亂已經結束了十二年，見到佛教寺院中的出家眾，多半還在抱怨「林彪、四人幫」所搞的文革害苦了他們，使佛教的元氣大傷，把他們打成了「牛鬼蛇神」，送進了「五七幹校」，或被放到了勞改農村與工廠。現在才是真的佛教復興的時機來臨，宣稱目前全國已有五萬僧尼，十三所佛學院，在學的僧尼有五百多名。

不過，大陸佛教界的僧俗四眾，熬過四十年的屈辱生涯，仍能堅持信心，護持佛法，乃至恢復僧相，進而爭回寺院，應該要和在海外弘化的教界人士一樣，將受到近代中國佛教史的讚歎與肯定。雖然他們之中有好多人因為逼於現實的環境，曾經不得不幫著中共說謊，今後還可能同樣地說謊，我們要小心，切不得上當。但他們依舊是佛教的同道，也還是中華民族的同胞。大陸佛教的復興，幾乎要由ｗwｗ.ｈｅtｕｂoｏk.ｃｏｍ.com零重新開始，我們面臨如此的因緣能夠做些什麼？乃是一大課題。

根據中央日報民國七十七年六月十六日國際版的報導說：六月十四日有三十七位活佛，獲得中共「國家教育委員會」正式認定的第一屆宗教院校大專文憑。這中共的「中國藏語部高級佛學院」，將三十二歲至五十六歲的三十七位活佛，集合在一起，學習宗教、政治、科學文化知識，目的是在培養藏語系的佛教高級傳教人才，目前也送了幾位年輕比丘在斯里蘭卡及日本的佛教大學留學中。

「寺院庵堂原本是佛教徒的宗教活動場所。現在的情況是，寺廟與宗教活動場所分離，這樣的事情在歷史上和文革前雖也曾有過，但主要是文革動亂造成的。一方面，幾年來經國務院和地方政府批准開放作宗教活動場所的寺廟數量有限，不能完全適應佛教方面對內對外的需要；另一方面，文革中被關閉、佔用的寺廟，仍有不少至今不歸還佛教界，文革前被佔用，國內外影響大，確需恢復開放的寺朝，仍被別的單位佔據改作他用。……主張除列入批准開放名單的寺廟以外，其他寺廟一律不再恢復、開放，甚至可以任意搞掉，是不切實際、不負責任的。文革前，有許多名寺古剎被列為文物保護單位，但沒有因此改變寺廟作為宗教活動場所的基本屬性和職能，也沒有因此改變佛教界對寺廟的管理使用權。」（《法音》月刊四六期）

民國六十八年起，中共的統戰政策改變，對外號召開放，著重外資與外匯的吸收，故對佛教寺院，由「重點文物保護」漸漸轉為「旅遊重點」。如今據說全大陸已有一百四十座重點寺院被修復，部分已找回僧人管理，仍有許多古寺名剎，依舊被各單位所佔住佔用佔管。例如河南開封，有兩座古寺——相國寺及鐵塔寺，那裡有一位現年九十六歲的老僧淨嚴法師卻無寺可棲，一直住在一間破舊的民房裡。曾有日本相國寺派的佛教團體到相國寺參訪，當地中共幹部臨時叫淨嚴長老冒充該寺住持，陪同禮佛；民國七十七年該一日本佛教教派準備再次組團到大陸參拜相國寺，開封市長竟指示復電日方說：「相國寺不是宗教場所，來旅遊觀光歡迎，來拜佛不行。」像這樣佛寺被侵佔，還要僧人冒充為住持，表演給外賓看的「戲劇」，在這四十年來的中國大陸，相信絕不僅此一次一處。其實，日本佛教界真的全然不知類此的戲法嗎？據我所聞，未必盡然。無怪乎那位聰明的市長，乾脆擺明了：「歡迎旅遊，不歡迎拜佛。」

趙樸初居士又在同一文件中強調：「如五臺山、九華、普陀、峨嵋，固然景色優美，……千百年來吸引眾多中外信徒朝拜和遊客觀光，主要不是它們的風景，而是眾所周知的它們作為佛教四大菩薩的道場和宗教特色。……如果搞成一般的旅遊山，只能是兩敗俱傷。」並且主張寺產為「社會所有」不得解釋為「國家所有」，應將以前被侵佔的寺院及寺有山林場地，發還和_圖_書給佛教作宗教的活動場所。

其實，今天已交由「佛協」管理的寺院，是否真的能夠用作宗教活動場所呢？如果在文物、園林部門佔有寺廟時，是以博物館及觀光事業的型態來經營，那麼，到了「佛協」手上，也是教僧尼從事博物館及觀光事業，縱有佛教之名，仍無佛化之實。所謂宗教活動場所，應有不同於博物館及旅遊業的運作方針和經營型態才對。

如今被開放的佛教寺院縱然已有僧人住寺，並參與管理工作，也僅著眼於旅遊業的收入，尚無佛教弘化及修持活動。如今遊客如潮的名山古寺，多半依然是由「佛協」、文物、園林等三個單位，或其中的兩個單位共同管理。比如在各名山古剎的進口處，多半掛著「大興善寺公園」、「狼山公園」、「金山公園」、「焦山公園」等的招牌，那就是說，園林部門也在參與寺院的管理經營。

在文革期間，寺院固然不見僧尼的影子，文革前後，僧尼在寺院中的地位，也僅是園丁、雜役，最多是廟祝的身分。僧尼不受尊重，卻還必須對到訪的外賓宣說：「偉大社會主義的中國憲法規定，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其實這條「宗教信仰自由」的定義相當曖昧。有位日本的佛教學者認為中共憲法的「宗教自由」，其中也包含著不信宗教及反對宗教之自由的內容。他們反宗教，還得讓宗教師及宗教徒們自己宣稱信仰自由。僧尼們已失去宗教師的崇高地位，還教他們告訴外賓「出家人的社會地位已經提高。」全國只剩下十幾處「樣板」寺院，而且類似博物館，還要佛教徒們對外和*圖*書賓辯稱：「海外傳說中國佛教已遭破壞，請看看我們的寺院不是整修得比過去還好嗎？這就是佛教未被破壞的鐵證。」這段資料是我留學日本期間，在一佛教書籍出版社出版的《佛教大年鑑》八三六頁所見，那是日本學者勝又俊教博士於五十五年七八月間，在中國大陸訪問時所見的實況記述。當他訪問結束，離開中國大陸之後，那兒便發生了紅衛兵的「造反」運動。

從這段文字，很清楚地讓我們知道，文革之前、文革期中，被佔用、關閉、拆掉的許多名寺古剎，迄今仍未修復，修復開放了的，仍有許多未發還佛教作宗教活動之用，僅被當作文物保護單位，開放參觀，賺取旅遊事業的經濟利益。

民國五十五年爆發文革之前，中共以馬克斯所說：「宗教信仰是人民的鴉片」，所以徹底否定宗教信仰，破壞宗教形象，禁止宗教活動，但仍撥出公款，修復了幾座寺院，作為文物的遺產來展覽。當時的中共，熱心於「樣板」的製作，有工人樣板、農人樣板、工廠樣板、農村樣板、工業樣板、農業樣板，乃至電影、京劇也有樣板，佛教寺院亦修復了十多座，成為向國際統戰用的樣板。例如北京的廣濟寺、法源寺、雍和宮、佛牙塔，西安的慈恩寺、大興善寺，洛陽的白馬寺，南京的棲霞寺，上海的靜安寺、玉佛寺，杭州的靈隱寺、六和塔、淨慈寺，廣州的六榕寺等。在這十幾座寺院中，沒有早晚課誦等禪修活動，沒有僧人，也無人燒香拜佛。若有外賓參觀，則臨時找回幾名僧人，暫穿僧裝，充作場面的布景，扮演標本似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