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講 改革開放(上):沒有藍圖的改革
八十年代:「一切改革都從違法開始」
相對於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則出現了自主權限擴大和苦樂不均的景象。五大包幹政策極大地刺|激了地方發展經濟的積極性。而由於各地的包幹基數是按八十年代初期的數據核定的,所以一些在改革開放後迅速崛起的沿海省份上繳數額偏低,而傳統強省(市)則相對較高。比如,上海市一年上繳數額為一百二十多億元,廣東省則為十億元,山東省(除青島外)僅為二.八九億元。苦樂不均的結果,自然造成各自為政、「諸侯經濟」氾濫的混亂局面,妨礙了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各省俱以鄰為壑,為爭奪資源打得不可開交,以資源小省hetubook•com.com江蘇和浙江為例,兩省每年春季為了爭奪春繭在交界處必打「蠶繭大戰」。
儘管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以十分陰鬱的方式落幕,然而,中國經濟卻迅猛發展,是亞洲地區成長最快的國家。就全球產業經濟的衍變而言,中國的崛起正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一九八〇年第二次石油危機之後,傳統製造業從美歐、日本等發達國家向新興國家轉移,這是二十世紀的後五十年裏,最重要的一次全球化運動。中國非常敏銳及「湊巧」地抓住了這一「時間窗口」,積極推行對外開放的政策,利用勞動力、土地、稅收https://m.hetubook.com.com及環境成本的優勢完成了一次後發性的增長。與俄羅斯、印度、巴西等新興國家相比,中國無疑是最早、最積極,也是最成功的得益者。
就歷代經濟變革而言,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堪與西漢「文景」、唐初貞觀以及民國初期相比,是國史上少數的民營經濟得到鼓勵發展之時期,到一九九〇年前後,鄉鎮企業的總數超過一千五百萬家,工業總產值已占到全國總值的三分之一,實現利潤二百六十五.三億元,超過了國有企業體系的二百四十六億元。隨著民間財富增加和有產者階層的再度歸來,中國似乎在一夜之間成為一
www.hetubook•com.com個世俗社會,人們對物質的追求變得越來越熾烈,信奉「時間就是金錢」,金錢可以像時間一樣衡量一切價值。全社會的「官本位」意識淡化,民間流傳諺語「擺了小攤,勝過縣官;喇叭一響,不做省長」,到一九九二年,全國至少有十萬名黨政幹部離職經商。在「均貧」格局被打破的同時,貧富差距開始拉大。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央政府做對了很多事,尤其是包產到戶的土地政策以及減輕財政支出的財稅大包幹政策,啟動了民間和地方政府的積極性,而其在貨幣政策上的冒進則導致了一九八八年的大失利,這再度印證了土地、財政及貨幣在中國宏觀經https://m.hetubook.com.com濟治理中的核心意義。在放權讓利的過程中,歷史上一再出現過的景象也毫無懸念地重現,那就是權威旁落,中央財政長期處於窘迫的赤字狀態,到一九九二年,全國財政收入三千五百億元,其中,中央收入約一千億元,只占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八,地方收入約二千五百億元,中央財政支出約二千億元,赤字一千億元,因此被譏笑為「討飯財政」,時任財政部部長的劉仲藜回憶道,當時連某些中央機關都已經到了不借錢,工資發不出去的境地。
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風波之後,意識形態趨於保守,儘管鄧小平在一九九二年重新推動經濟的市場化運動,但是,自由化所可能造成https://m•hetubook•com•com的對大一統制度的威脅為最高當局所警惕,尤其是一九九〇年蘇聯的解體以及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的「集體變色」,更是讓中國共產黨感到了空前的執政危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弱中央、強地方」、「弱政府、強民間」的模式遭到質疑,經濟集權主義成為必然性的選擇。
總而言之,從一九七八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最初兩三年間,是民間生產力得到極大解放的時期,改革的動力來自於計畫體制之外,由下而上,由外而內,因而也具有天然的違法性,曾有民間改革家自詡「一切改革都是從違法開始的」。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社會面目全非,很多堅硬的東西崩解了,四大利益集團的格局陡然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