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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生觀

作者:羅家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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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知識的責任

第三章 知識的責任

其次是除有負責的思想而外,還要能對負責的思想去負責。思想既是不易得到的真理,則一旦得到以後,就應該負一種推進和擴充的責任。真理是不應埋沒的,是要發表的。在發表以前,固應首先考慮他是不是真理,可不可以發表;但是既已考慮發表以後,苟無新事實新理論的發現和修正,或是為他人更精闢的學說所折服,那就應當本著大無畏的精神把他更尖銳地推進,更廣大地擴充。我們讀西洋科學史,都知道科學家為真理的推進和擴充而奮闘犧牲的事蹟,真是「史不絕書」。譬如哥白尼(Copernicus)最先發現地動學說,說太陽是不動的,地球及其他行星都在他的周圍運行,他就因此受了教會多少的阻礙。後來白蘭羅(Bruno)出來,繼續研究,承認了這個真理,極力傳播,弄到觸犯了教會的大怒,不僅是被捕入獄,而且被「點天燈」而死。蓋律雷(Galileo)繼起,更加以物理學的證明,去闡揚這種學說,到老年還鐵鎖琅噹,飽受鐵窗的風味。他們雖受盡壓迫和困辱,但始終都堅持原來的信仰,有「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的態度。他們雖因此而犧牲,但是科學上的真理,卻因為他們的犧牲而確定。像這種對於思想負責的精神,才真正是推動人類文化的偉大動力。
提起中國的知識分子,我們很覺痛心。中國社會一般的通病,就是不負責任,而以行政的部分為尤甚(這當然是指行政的一部分而言)。從前的公文程式,是不用引號的;辦稿的時候,引到來文不必照抄,祇寫「云云」二字,讓書吏照原文補寫進去。傳說沈葆楨做某省巡撫,發現某縣的來文上,書吏照抄云云二字,不曾將原引來文補入,該縣各級負責人員,也不曾察覺。於是他很幽默的批道:「吏云云,幕云云,官亦云云,想該縣所辨之事,不過云云而已。」這是一個笑話,但是很足以形容中國官僚政治的精神。中國老官僚辦公事的秘訣,是不負責任,推諉責任。所以上級官廳對下的公事,是把責任推到下面去去;下級官廳對上的公事,是把責任推到上面去。責任是一個皮球,上下交踢。踢來踢去的結果,竟和火線中間,有一段「無人之境」(no man's land)一樣。這是行政界的通病,難道知識界就沒有互相推諉不負責任的情形嗎?有幾多人挺身而出,本著自己的深信,拏出自己的擔當來說,這是我研究的真理,這是我服務的責任,我不退縮,我不推諉?這種不負責任的病根,診斷起來,由於下列各點:
再進一層說,知識和_圖_書分子既然得天獨厚,受了人間的特惠,就應該對於國家民族社會人群負起更重大的責任來。世間亦唯有知識分子才有機會去發掘人類文化的寶藏,才有特權去承受過去時代留下最好的精神遺產。知識分子是民族最優秀的分子,同時也是國家最幸運的寵兒。如果不比常人負更重大的責任,如何對得起自己天然的秉賦?如何對得起國家民族的賜予?又如何對得起歷代先哲的偉大遺留?知識分子在中國向稱為「士」。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身為知識分子,就應該抱一種舍我其誰至死無悔的態度,去擔當領導群倫繼往開來的責任。當民族生存存亡的緊急關頭,知識分子的責任尤為重大。范仲淹主張「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必須有這種抱負,才配做知識分子。他的「胸中十萬甲兵」,也是由此而來的。
第六不能從力行中體會思想——更可思想證諸力行,中國的文人,中國的「士」,是最長於清談的,最長於享受的。在魏晉六朝是「清談」,在以後蛻化而為「清議」。清談清議是最不負責任的思想的表現。南宋是清議最盛的時代,所以弄到「議未定而金兵已渡河」。明末也是清議最盛的時代,所以弄到忠臣義士,凡事不能作有計劃的進行,逼得除了一死之外,無以報國。「清議可畏」,真是可畏極了!橫豎自己不幹,人家幹總是可以說風涼話了。自己歎歎氣,享享樂罷。「且以喜樂,且以永日,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老實說,現在我們國內的知識分子,也不免宋明的清議風氣,祇是把享樂換了一套近代化的方式。我九年前到北平去,看見幾位知識界的朋友們,自己都有精緻的客廳,優美的庭園,蒔著名卉異草;認為不足的時候,還可到北海公園去散散步,我當時帶笑的說道,現在大家是「花萼夾城通御氣」,恐怕不久要「芙蓉小院入邊愁」。現在回想起來,字字都是傷心之淚。這不僅是北平如此,他處又何獨不然?我們還知道近年來通都大邑有「沙龍」的風氣嗎?「我們太太的沙龍」是見諸時人小說的。很好,有空閑的下午,在精緻的客廳裏找幾位時髦的女士在一道,談談文藝,談談不負責任的政治。是的,這是法國的風氣,巴黎有不少的沙龍,但是法國當年還靠著萊茵河那邊綿延幾百里的馬奇諾防線呀!那知道紙醉金迷的結果,銅牆鐵壁的馬奇諾竟全不可靠。色當一役,使堂堂不可一世的頭等強國,重蹈拿破崙第三時代的覆轍,和-圖-書夷為奴隸牛馬,這是歷史上何等的悲劇?我不否認享樂是人生應有的一部分,祇是要看環境和時代。我們的苦還沒有動頭呢!我們不願意苦,敵人也還是要逼得我們苦的。「來日大難」,現在就是,何待來日?我們現在都應懺悔。我們且先從堅苦卓絕的力行裏體會我們的思想,同時把我們堅強而有深信的思想,放射到力行裏面去。
第四是散漫的思想——這是指片斷的、瑣碎的、無組織的思想。散漫的思想固然由於思想無嚴格的訓練,但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懶。這思想的方式常靠觸機,祇是靈機一來,思想就在這機來的一剎那停止了,不追求下去了。這如何能發生系統的思想,精密的思想?於是成了「萬物皆出於幾,萬物皆入於幾」的現象。他祇是讓他的思想,像電光石火一樣的一陣陣的過去。有時候他的思想未始不聰明,不過他的聰明就止於此。六朝人的雋語,是由此而來的。世說新語的代代風行也是如此。中國人的善於「玩字」,沒有其他的理由。因此系統的精密的專門哲學,在中國很難產生。因此中國文學裏很少有西洋式如彌爾敦的天國云亡,哥德的浮士德那般成本的長詩。因此筆記小說為文人學士消閑的無上神品。現在還有人提倡沈三白浮生六記,和小品文藝,正是這種思想的斜暉落照!不把思想的懶根性丟掉,系統的偉大思想是不會產生的。
第五是頹廢的思想——頹廢的思想是思想界的鴉片煙,是民族的催眠術——並且由催眠術而進為催命符。頹廢的思想就是沒有氣力的思想,沒有生力的思想。什麼東西一經過他思想的沙濾缸,都是懶洋洋的。頹廢的思想所發生的影響,就是頹廢的行為。以現在的文藝品來說罷,有許多是供閨秀們消閑的,是供老年人娛晚景的。有錢的人消閑可以,這是一格;但是我們全民族是在沒有飯吃的時候,沒有生存餘地的時候呀!老年人消閑可以,因為他的日子是屈指可算的,但是給青年人讀可為害不淺了。而現在喜歡讀這些刊物的反而是青年人!文人喜歡詩酒怡情,而以李太白為護符。是的,李太白是喜歡喝酒。「李白斗酒詩百篇」。你酒是喝了,但是像李太白那樣的一百篇詩呢?我們學李太白更不要忘記他是「十五學劍術,遍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的人呀!你呢?頹廢的思想不除,民族的生力不能恢復。
要建立新人生觀,除了養成道德的勇氣而外,還要能負起知識的責任(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本來m.hetubook.com.com責任是人人都有的,無論是耕田的、做工的、從軍的,或者是任政府官吏的,都各有各的責任。為什麼我要特別提出「知識的責任」來講?知識是人類最高智力發展的結晶,是人類經驗中最可珍貴的寶藏,不是人人都能取得、都能具備的;因此凡有求得知識機會的人,都可說是得天獨厚,享受人間特惠的人,所以都應該負一種特殊的責任。而且知識是精神生活的要素,是指揮物質生活的原動力,是我們一切行為的最高標準。倘使有知識的人不能負起他特殊的責任,那他的知識就是無用的,不但無用,並且受了糟塌。糟塌知識是人間的罪惡,因為這是阻礙或停滯人類文化的發達和進步。所以知識的責任問題,值得我們加以嚴重的注意。我們忝屬於所謂知識分子,尤其覺得這是一個切身問題。
顧亭林說道:「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何況知識分子?他又說:「有亡國者,有亡天下者,」他所謂「亡國」是指朝代的更換,他所謂「亡天下」是指民族的滅亡。現在我們的問題,是要挽回亡天下,亡民族的大劫。在這時候,知識分子如不負起這特別重大的責任來,還有誰負?我覺得我們知識分子今後在學術方面要有創作、有貢獻;在事業方面要有改革、有建樹。我們不但要研究真理,並且要對真理負責。我們尤其要先努力把國家民族渡過這個難關。不然,我們知識分子一定要先受淘汰,連我也要咒詛我們知識分子的滅亡!
所謂知識的責任,包含三層意義:
第一是缺少思想的訓練——他的思想不曾經過嚴格的紀律,因此已有的思想固不能發揮,新鮮的思想也無從產生。外國的思想家常提倡一種嚴正而有紀律的思想(rigorous thinking),就是一種用邏輯的烈火來鍛鍊過的思想。正確的思想是不容易獲得的,必須經過長期的痛苦,嚴格的訓練,然後才能為我所有。思想的訓練,是教育上的重大問題。歷次世界教育會議,對於這個問題,都曾加以討論。有人主張研究社會科學的人,他得學高深的數學,不是因為他用得著這些數學,乃是因為這種數學是他思想的訓練。思想是要有紀律的。思想的紀律,決不是去束縛思想,而是去引申思想、發展思想。中國知識界現在就正缺少這種思想上的鍛鍊。
第二是容易接受思想——中國人向來很少人堅持他特有的思想,所以最容易接受他人的思想。有人說中國人在思想上最為寬大,最能容忍,這是美德,不是毛病。但是思想這件事,是就是,非就是非,談不到什麼寬大和容忍和*圖*書。不是東風壓倒西風,便是西風壓倒東風。哥白尼主張地動說,固然自己深信是對的;就是白蘭羅和蓋律雷研究這個學說認為他是對的以後,也就堅決地相信他、擁護他,至死至終不改變。試看西洋科學與宗教戰爭史中,為這學說奮闘不懈,犧牲生命的人,曾有多少。這才是對真理應有的態度。中國人向來本相信天圓地方,「氣之輕清,上浮者為天,氣之重濁,下凝者為地。」但是西洋的地動學說一傳到中國,中國人立刻就說地是圓的,馬上接受,從未發生過流血的慘劇。又如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也是經過多少年宗教的反對,從苦闘中才掙扎出來的。直至一九一一年,德國還有一位大學教授,因講進化論而被辭退;甚至到了一九二一年,美國坦尼西(Tennessee)州,還有一位中學教員因講進化論而遭訴訟。這雖然可以說是他們守舊勢力的頑固,但是也可表現西洋人對於新思想的接受不是輕易的。可是在中國卻不然。中國人本來相信盤古用金斧頭開天闢地。「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定乾坤,」不是多少小說書上都有的嗎?但是後來進化論一傳進來,也就立刻說起天演,物兢天擇,和人類是猴子變來的。(其實人類是猴子的「老表」。)人家是經過生物的實驗而後相信的。我們呢?我們祇是因為嚴復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文章做得極好,吳摯甫恭維他「駸駸乎周秦諸子矣」一來,於是全國風從了。像這樣容易接受思想,祇足以表示我們的不認真、不考慮,那裏是我們的美德?容易得,也就容易失;容易接受思想,也就容易把他丟掉。這正是中國知識界最顯著的病態。現在中國愈是中學生,愈是一知半解的人,愈好談主義,就是這個道理。
第三是混沌的思想——既沒有思想的訓練,又容易接受外來的思想,其當然的結果,就是思想的混沌。混沌云者,就是混合不清。況且這種混合是物理上的混合,而不是化學上的化合。上下古今,不分皂白,攪在一起,這就是中國思想混合的方式。我不是深閉固拒,不贊成採取他人好的思想,祇是採取他人的思想,必須加以自己的鍛鍊,才能構成自己思想的系統。這才真是化學的化合呢!西洋人也有主張調和的,但是調和要融合(harmony)才對,不然祇是遷就(compromise);真理是不能遷就的。我常怪中國的思想中,「雜家」最有勢力。如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極端力行的墨,虛寂無為的老,都是各樹一幟,思想上的分野是很清楚。等到戰國收場的時候,卻有呂氏春秋出現,m•hetubook•com.com混合各派,成為一個「雜家」。漢朝斥百家而尊儒孔,實際上卻尚黃老,結果淮南子得勢,混合儒道,又是一個雜家。這種混雜的情形,直至今日,仍相沿未改。二十年前我造了一個「古今中外派」的名詞,就是形容這種思想混雜的人。丈夫信仰基督教,妻子不妨唸佛,兒子病了還要請道士「解太歲」。這是何等的容忍!容忍到北平大出喪,一班和尚、一班道士、一班喇嘛、一班軍樂隊,同時並列,真是蔚為奇觀!這真是中國人思想的縮影!
第一是要有負責的思想。思想不是空想、不是幻想、不是夢想,而是搜集各種事實的根據,加以嚴格邏輯的審核,而後構成的一種有周密系統的精神結晶。所以一知半解,不足以稱為成熟的思想:強不加以為知,更不能稱為成熟的思想。思想是不容易成立的;必須要經過邏輯的陶鎔,科學的鍛鍊。凡是思想家,都是不斷的勞苦工作者。「焚膏油以繼晷,恆矻矻以窮年。」他求知的活動,是一刻不停的,所以他才能孕育出偉大成熟的思想,以領導一世的思想。思想家都是從艱難困苦中奮闘出來的。他們為求真理而蒙受的犧牲,決不亞於在戰場上鏖戰的犧牲。拏科學的實驗來說,譬如在實驗室裏試驗炸藥的人,被炸傷或炸死者,不知多少;又如到荒僻的地方調查地質、生物、人種的人,或遇天災而死,或染疾病而死,或遭盜匪蠻族殺害而死的,也不知多少。他們從這種艱苦危難之中得來的思想,自然更覺得親切而可以負責。西洋學者發表一篇學術報告或論文,都要自己簽字,這正是負責的表現。
以上的話,是我們互責的話,也是我們互勉的話。因為如果我腦筋裏還有一格蘭姆知識的話,我或者也可以忝附於知識分子之列。我所犯的毛病,同樣的也太多了,不過我們要改造民族的思想的話,必定先要自己負起知識的責任來。尤其是在現在,知識分子對於青年的暗示太大了。我們對於青年現在最不可使他們失望,使他們喪失民族的自信心。我們稍見挫折,便對青年表示無辦法,是最不可以的事。領導青年的知識分子尚且如此,試問青年心理的反應何如?我們要告訴他們世界上沒有辦法的事,民族斷無絕路,祇要我們自己的腦筋不糊塗!知識是要解決問題的。知識不怕困難,知識就是力量。而且這種力量如此之大,凡是物質的力量透不進去的地方,知識的力量可以先透進去。知識的力量透過去之後,物質的力量就會跟著透過去。全部的人類文化史,可以說明我這句話。我們祇要忠誠的負起知識的責任來,什麼困難危險都可以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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