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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經常不讓我的妻子說話。在這爿骨董店裡，面對兩巨幅著清朝官服頂戴和鳳冠霞帔的老夫婦的畫像，我開始想念一個失蹤了十分鐘、感覺起來卻像被棄置了十年的妻子。她是一個地圖女人；隨時可以找到她自己曾經在哪裡、現在在哪裡、以及將來會在哪裡.—而她的地圖也不祇是畫在紙上的那種，哪怕是一襲藍裙子和一頂白帽子也都是她的地圖；憑藉著那些，她生命中的空間和時間成爲彼此的座標，從未眞正遊移或流逝。

幾個月之後，我根本交不出應該在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卻又急著處理結婚的事。

「那她一定不在這個店裡，這裡最年輕的是我太太。」老傢伙呵呵笑了起來。

當然，我也想起了白帽子和白皮包的一段。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七號傍晚，她來敲我的大門，笑嘻嘻地展示了她的戰利品：「我用給你買生日禮物的錢買了這個，還有這個。」

我的妻子則在突然間離開了。其間也許祗過了半個鐘點，我還在販售中國骨董的店裡故作玩賞一枚仿銅鏡膺品的模樣，祇能想像她在下一刻突然出現，並任由我從未珍惜過的記憶叮叮咚咚撞擊一個陌生的自己。假如她從此消失、再也不回來呢？我將沒有能力回到旅館、機場、紐約，乃至台灣。我還剩下半包菸捲兒，而且沒有護照，我失去了認識一切的地理與歷史座標，因爲我從未認眞擁有過它們。

結婚？一點不錯。試想：有這麼一個聰明、美麗、鑽研英美文學有成、個性獨立果斷的博士候選人，焉能忍耐一個全無一技之長、又乏恆產在手、不可能上班打卡沒有健保退休金、不定期出版一兩本乏人問津之作、又非常不愛洗澡的邋遢鬼近十年之久？我於是刻意設計了一個於她而言備有人情壓力的場合，正式向她提出求婚，並且（為了掩其耳目）故意當衆宣布：要帶她到以擁有梭羅、愛默生和朗費羅等美國名作家著稱的波士頓去渡蜜月。對我而言，蜜月中得以前往近在咫尺的紐約、躋身台灣作家代表之林，顯然是無比重要的目的。我的妻子則全無異議；祇在登程之後翻看著航空公司隨機附贈的雜誌插頁地圖說：「從地圖上看起來，紐約和波士頓好像就在隔壁。」我明知她無意諷刺，可是聽在耳朵裡，總好像被她揭穿了隱衷。一如假隱士盧藏用的那則小故事一樣；盧藏用說終南山「大有佳處」卻被道士司馬承貞指出：那不過是當官的捷徑而已。這則想來猶似發生在一則山水畫上的小掌故盤桓在我腦中，陪我飛渡太平洋和整個美國內陸。這段蜜月就是在我如此忐忑閃爍的心情下開展的。和*圖*書緊靠在我身邊的新婚妻子、一個高眺、豐|滿、眼眸澄澈如初春山溪的女郎則專注地研讀著她手邊的各種地圖。她一向是個地圖迷。

也許我是一個失敗的裝置藝術家即使我搞裝置藝術像寫作一樣苦幹二十年，我仍然會是失敗的。一個平庸的、夸夸其談的、不耐煩細膩理解與豐富記憶的自戀狂，除了恐懼像《賦格練習》裡的彩球一般周而復始之外別無情感。

「我怎麼不記得？」我怎麼會記得？「我說的是帽子和皮包。」

畢肯山看上去已經不是山了，它祇是城市裡一處遍布著緩坡道路的老住宅區。波士頓人儘可能保留他們在這裡不到三百年的生活遺跡，以便向世人宣告：美國也有歷史，而且他們就是締造和保存這歷史的人。所以開骨董店是有道理的，逛骨董店也是有道理的。行前我把這番道理說給我的妻子聽，她點著頭，說：「有道理。」

「我們現在大概在這裡。」我的妻子指了指那條換日線。

我隨手拿起一面顯然是今人仿製的古銅鏡，漫不經心摩挲著它光滑卻失去映照能力的鏡面，開始一丁一點地想起許許多多的往事。這些事情叮叮咚咚彼此交響，每一個片段都敲擊著另一個片段，就在某一幕形將消逝的那一剎那，下一幕隨即被牽引出來。我甚至記起：之所以去看《阿瑪迪斯》的重映，是因爲她提起「平庸的罪惡」這個話題；之所以提起這個話題，乃是因爲我寫了一篇抨擊某前輩作家怠惰腐化的文章，當天登在了報紙上。那天我一大早出門買報紙，還聽見一隻紅嘴黑鵯在電線上歌唱。是的，紅嘴黑鵯在歌唱。一年或兩年以後，我和剛考進博士班的她走在陽明山後山的高冷蔬菜區，我指著一隻那樣的鳥對她說：「我家附近也有一隻這樣的鳥。」「那是紅嘴黑鴨。」她說：「照理講牠們不會出現在海拔這麼低的地方啊？」我在那時吻她，沒讓她繼續說下去。

我說怎樣去理解「我太太」的意思呢？一個聰明美麗的女人？這是一個起點。一個聰明美麗的女人從十年以前便成爲我的聽衆；最常跟我說的一句話就是：「有道理。」即使我常常知道自己沒道理，她也會先說：「有道理，不過——」不過之後就是一堆又一堆令我驚訝、歎服甚至有些嫉妬的知識；通常我稱那些叫垃圾，了不起叫資訊。我實在受不了垃圾知識的轟炸的時候就會親吻她、讓她閉嘴。

這一天她穿一襲藍紗短裙和同色的細帶高跟涼鞋，白色寬邊遮陽帽和搭配成套的手提包。我問她：這一套是新買的嗎？她說當然不是，還打趣說她這一身打和-圖-書扮已經可以去骨董店託售了。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跟人說「我太太」這個詞兒。

的確。我還沒有來得及準備好成爲一個丈夫，我還沒有能力知道自己在哪張地圖的哪個角落裡。

「不，」我說：「我想是我迷路了。」

「爲什麼？」

波士頓機場大廳裡有這麼一個裝置藝術品，占地約二十平方公尺、高兩公尺。它是由一組組的齒輪、絞鍊、轉盤、鐵絲軌道和可以在撞擊之後發出響聲的許多金屬片以及鈴鐺拼合而成；由少數幾具電力馬達驅動的絞鍊悄然將幾十個彩球推向高處，讓這些彩球在地心引力的牽動下順著鐵絲軌道滑向較低處。這樣幾經轉折，彩球在某個最貼近地面的低點重新獲得動力，再被推向另一高點，最後回到原先出發的位置複它周而復始的旅程。有趣的是在旅程之中，彩球不時會撞擊一塊金屬片、或者一個鈴鐺；幾十個速度、位置皆不相同的彩球便會一擊接一擊地演奏出一闋樂曲。這個裝置藝術品的作者叫喬治．羅茲（JeorgeRhoads）作品的名稱是《賦格練習》（PracticeinFugality）。我在畢肯山查爾斯街的一家中國骨董鋪門口找不著我的妻子，在那一瞬間，我確實聽見叮叮咚咚的《賦格練習》一首經由精密計算、設計而打造出來的、隱匿於機場喧鬧聲響之下的曲子。經由一連串可以一目了然的推動與撞擊、原因與結果，它們相互糾纏、絞繞，相互發生、對話，相互變化。裝置藝術家喬治．羅茲讓時間產生空間感的奧秘是發現了音樂裡的建築。我坐在骨董店的門口石階上抽著菸捲兒，心想也許我的妻子會突然在下一刻出現，我的眼前會閃過藍裙或白帽的一角，然後我會站起來，讓她挽住我的臂彎，我們就一齊向她手中的地圖上的另一點走去。然而這一幕並未發生。

「你可不可以別再講了？」我近乎粗暴地打斷她。

在這一刻，我無法想像她在做什麼或想什麼，我最多祇能像寫一篇爛小說那樣假想她早就設計好這一切，把我像一顆彩球那樣推向一條軌道，轉三個彎、成爲自由落體、墜向另一條軌道；全程中碰撞五次金屬片和兩個鈴鐺。不，怎麼說也不該這樣；我和我的妻子的人生不該是廉價小說的仿製品。我猛烈地搖起頭來，彷彿也想同時否認：我還沒有來得及擔心她是不是遭遇到什麼不好的事。

所謂「事情」——無論字典上的定義如何、也不管在一般人的經驗理解中如何；依照我固執的看法，就是一連串無法避免或更改的因果關係之中的一個鍵、一個部分、一個wwｗ•heｔｕｂoｏｋ.coｍ•cｏm不能被抽離於之前以及之後一切的某種存在狀況。要把這種存在狀況說清楚，理論上是不可能的—因爲我們永遠不可能將任何「一件事情」的前因後果交代透澈。但是我試著將一部分背景說得詳盡些，如此也許會讓「我的妻子在旅行中失蹤」這件「事情」更容易被瞭解——至少讓我自己更瞭解一點。

「可是，」她停頓了一下，回我一個溫柔的微笑，繼續說道：「可是到了這個世紀，波士頓卻禁掉海明威和朵斯帕索斯的書呢！」接著，她過來摟住我的腰，輕聲說：「不講就不講。」

一九九七年我到美國作短期進修，曾經和我的妻子（當時我們還祇是情侶）一同到紐約遊玩，和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的王德威敎授見了幾面。王德威難掩興奮之情地告訴我：他即將和文建會合作，舉辦一次大型的台灣文學研討會，邀請台灣的作家、學者以及美國各地對台灣文學別有見地和影響的學院研究者共襄盛舉。。既然已經告訴了我，王德威似乎不得不在口頭上禮貌地詢問我一聲：有沒有興趣或時間來參加一下。我沒來得及客套、也沒想到對方也祇是客套，居然滿口應承、熱心期盼起來。正因我實在不夠資格代表台灣作家參與這樣一場盛事，卻莽撞地擠佔一個原本不屬於我的名額；所謂名不副實，這應該是一切痛苦的開始。

「找什麼東西嗎？」老傢伙坐在櫃枱後面的一張大沙發裡，往後仰了仰。

我無能覺察事情在沉默中的變化。那是因爲在不交談的時候，我的腦袋裡其實也塞滿了獨白的話語。彷彿有一個、也許好幾個或者更多個專心聽我說話的人正期盼著我隨便說些什麼：一個笑話一段異聞、一則故事乃至一套論證。我得承認：直到我的妻子在畢肯山的骨董店消失了蹤影的那一刻，我才忽然回想起來：我，一個丈夫，恐怕已經失去了唯一的聽衆。

「那也是骨董啦！我看你眞不記得了。」她對鏡繞了整一圈，說：「那是四年以前你生日那天，你在趕《沒人寫信給上校》寫到盧正直上校想跟他老婆離婚，故意在半夜站在牀邊盯著他老婆看，像鬼一樣，眞可怕。後來他就把他老婆嚇跑了。」

彷彿一個不厭繁瑣，力求精細的微生物學家，我的妻子有一種可以把地圖放大、還原成實景實物的能力。僅僅爲了波士頓短暫的五日之遊，她準備了七份完全不同的地圖；比例尺從十萬分之一到一千五百分之一不等，有的彩色、有的黑白，有的顯然借助於製圖工具繪成、有的卻看似信筆塗鴉而饒富童趣，有的在空白處密密麻麻注寫了旅遊須知，有的和-圖-書則特別運用透視法將地標建築的立體圖畫出，使之看起來顧盼自雄、旁若無物。對我而言：地圖可以說是一種近乎廢物的東西，它旨在利用人對環境之陌生，營造一種讓人自覺凌駕現實之上的自大感，以減輕或消除人對未知處境的不安，且誤以爲眞實的世界可以一覽無遺、盡收眼底且舒卷自如。我相信：旅遊根本不需要讀地圖，就像看電影根本不需要讀本事一樣。這個信念的背後應該是有一套理論的；那就是：人若有認識世界的能力，則不應假借人自身之外的能力去認識，越是借助於方便工具所得到的知識，越容易在我們無能驗證的情況下被簡化和淆惑。就拿地圖來說罷，在航空公司提供的大比例尺航線圖上，太平洋的中心有這麼一條南北縱行的換日線，常識告訴我們：越此線而東須減去一日、而西則須加多一日，這是多麼虛假的一條線？一如地圖上所有的經線、緯線、子午線、赤道線、時區線、乃至街道線，它們看來都是在自然界從未眞實存在過的直線。大約就是在通過換日線的時候，我這樣告訴我的妻子：「眞實的自然界從不製造任何一條直線；自然界根本不存在直線。人類從畫出史上第一條直線開始，就在扭曲這個世界。（我接著用拳起的兩根指頭敲了敲她面前的地圖）所以，憑地圖是不可能理解眞實世界的，你要知道。」

在接下來的三天裡，這個地圖女人領著我在波士頓這個城市的幾個區的大街小巷裡穿來繞去，像從口袋裡揀出珍藏多年的小玩意兒那樣、把觸目所及的每樁事物的來歷、背景、遭遇甚至隱藏的秘密都說給我聽，那神情有如這城市是由她一手打造起來的。在哈佛廣場的（我猜是）聖保羅教堂彩繪玻璃窗下，她居然還悄聲告訴我一個秘密：那些玻璃其實並非古物，「那是第凡內的珠寶設計師做出來的。」在人民公園一個叫蛙池的人工小水塘旁邊曬太陽的時候，我說這蛙池之所以叫蛙池，是因爲它的水很淺（約四吋深）的緣故；水深了，青蛙會淹死。我的妻子則說：「這個深度是爲了讓小孩子冬天可以在上面滑冰，它不能太淺；太淺滑不成冰。也不能太深；太深的話凍不透就很危險。」「你以爲你是波士頓人嗎？」我氣憤地說。還有一回，我跟在地圖女人的後面，滿腦子想著的儘是如何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研討會場上如何炫學、如何雄辯，比方說：那個來自德州奧斯汀大學的女敎授可能會認爲我的論文太過注重文本累積的事實眞偽辨證，那麼，我就應該引述柯靈烏早期的論著以駁之，而非傅科或戴希達，這樣倘若引起某ｗwｗ•ｈｅｔｕｂoｏk.ｃｏm.ｃom一中國大陸出身的後現代派健將之不滿，我可以再套用薩依德或李柯（也許默爾濟斯和一部分的拉博瑞多）的中心轉移論來抗辯：．就在這麼冥想推演的時候，我的妻子告訴我：「我覺得很有意思；一八三〇年代，愛默生啦、瑪格麗特．富勒啦、還有梭羅啦他們在波士頓發起『提昇主義』，要把這裡變成美洲的雅典，可是——」

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五號，我和我新婚的妻子搭機飛往波士頓作蜜月旅行。就像人生之中一切被視爲大事的大事一樣；你越是小心翼翼、滿懷期待、深恐在無意中的一個動作、一個表情、甚或一句話便會破壞所有、留下咀咒，而事情就偏要發展成那個樣子。

「我在找我太太。」

「你的太太迷路了嗎？」老傢伙問我。

「因爲你很討厭。」

「可是你起碼可以知道你在哪裡。」她的眼眸澄澈，而且顯然比我專注又堅強。

「你不記得了嗎？」她對著鏡子左轉半圈又右轉半圈，說：「買這條裙子和鞋子的那天我們去看了一部電影《阿瑪迪斯》講莫札特的；你說：『奇怪，音樂怎麼那麼難聽？』後來我們去吃桃源街牛肉麵，你還把牛肉湯灑到我的襯衫上。你說你是故意的，那樣你才有機會幫我買件新衣服。你不記得了嗎？」

「因爲那天你說你大概不會結婚。我很生氣，就把給你買生日禮物的錢買了這個——」她壓了一下帽沿：「還有這個。」她把幾份地圖裝進皮包裡。

我接下來的、關於地圖的詭辯祇能說給自已聽。地圖，一個縮減現實卻又誤使人藉以進入現實的發明。一個剝奪了人在時間之流中漫無目的從事冒險的束縛。一個像定義、規律、制度、意識型態一樣設定人的疆域的監獄。一個無法度越的存在。然後，我想我是在意識型態和存在的夾縫邊緣睡著了。夢中的研討會上，一干學者、作家完全讀不懂我那篇臨時趕寫出來的論文，我舌唇焦地詮釋之、翻譯之、朗讀又朗讀、摘引又摘引之。倏忽醒轉之際，我第一眼看見我那在夢中從未出現的妻子，便對她囈語道：「你不可能靠地圖理解眞實世界的。」

我又抽了第二支菸，繼續想那個《賦格練習》事實上，《賦格練習》、喬治．羅茲以及作品完成的一九八六這個年代數目字，都是我在抽第二支菸的時候想起來的，那也是下飛機之後我的妻子告訴我的垃圾知識裡的一小部分。事情便是如此：我把第二支菸一口吸到濾嘴盡頭，讓握筆的食指烙了個水泡；然後站起身，朝骨董店裡探探頭，看見裡面一個老傢伙朝我點頭示意，我居然就這麼遊魂也似地晃了進去。

「你怎麼會記得這些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