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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朋友提到了他一次到三棧的經驗。約略是臨晚的黃昏時間，他一個人走在村裏，卻是渾身不自在。他說，原本聚集一起聊天的村人，突然沈默而充滿敵意地朝向他這邊望來，一股恐懼感不禁油然而生。

在這寒冷冬夜的聚會中，我告訴朋友說：花蓮的婚姻問題不一定多；倒是可以考慮一點：在花蓮，進行婚姻外的感情遊戲容易被「發現」。朋友們以爲我在開玩笑，舉座皆嘩然大笑了。

這樣的水平監控網路，即使在花蓮吉安或玉里這類略見發展的城鎮，依然有著明顯的痕跡。特別是花蓮的特殊地理隔離狀態，造成南北百餘公里的長度之間，並沒有任何工業形態的都會；不像西部在同樣的南北距離上，就有桃園、中壢、新竹、臺中、彰化、斗六、斗南、嘉義、臺南、新營等工業繁盛的城鎮，封閉的程度，東部也就大於西部。

臺灣這些年來經濟結構的變化，最常被提起的特色就是由「農業社會轉爲工業社會」。這句再熟悉也不過的老話，對鄉村來說，其實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大量有能力（包括知識或體力）的年輕人離開了鄉村老家流向都市定居；農業的競爭力變差，市場價格不穩，生活成爲一件既困難且充滿變化莫測的危險因素。外地人是很少來到這類村鎮的；一旦真的來了，多是來進行不留證據的欺騙壓榨，甚至是直接的掠奪：從憑藉觀光之名而對風景的摧殘，m.hetubook.com.com到童工或雛妓的買賣。在這種情況下，生存成爲一種不再輕而易舉的事，恐懼和害怕支配了整個留在村子裏的村人。所有的外人，即使是「正義」或「道德」的，即使自認爲要來爲農村服務的人，都只是落入一種敵對的狀態，必然被認爲是邪魔的化身，是侵入他們生活利益或不斷譴責和提醒他們是不義的道德威脅，自然也就遭排斥，甚至驅逐出境。

於是，在這大都會的呼喚下，他們模擬著臺北一般的生活，開始追求更多緊湊刺|激，彼此競爭而比較炫耀，同時更容易以金錢做爲交換的媒介，但是不太容易做到都會中對時間和活動的理性認識（這也是前述席梅爾提出來的大都會特性）。

在花蓮市，我們固然看到許多表面上模仿臺北的娛樂場所，像ＭＴＶ、ＰＵＢ等；在婚姻或愛情這類的觀念上，也是如此。特別是愛情，事實上報章雜誌或電視流露出一種和現實差距頗大的模式，通常極富浪漫和戲劇化的極端形式，也就是前述的「緊湊的、各種不同的刺|激」的再現，是和現實的日常生活狀態永遠有著不可能達到的距離。然而，這種不可能的愛情觀，可能成爲花蓮中產階級的理想了。

像三棧這類的小村，並非因ｍ.ｈetubｏｏｋ.ｃｏｍ•ｃoｍ爲有多家具色情嫌疑的ＭＴＶ或種族距離的緣故，才有這類的感覺。以最近的二林事件爲例：嘉義二林的鎮民難道特別沒有正義感？否則爲什麽對選舉後發起的反暴力、反賄選遊行，只有外地來的「正義之士」參加；所有二林鎮民面對自己城鎮的正義或道德問題，反而旁觀不語，甚至流露出冷淡的矛盾眼神？

舉例來說，任何一對中產階級的男女，只要他們需要一個約會的場所，必然容易遇到熟人。在大都會裏，彼此老死不相往來地住在區隔化（compartmentation）的疏離狀態，可以很安全地到任何場所而不必擔心有人認識。然而，花蓮人如果到家裏幽會，走進巷口就要經過左鄰右舍所築成的一段監視檢查的入口；如果到休閑地區或郊外旅館，即使是鯉魚潭或舞鶴這類離市區有一段距離的風景區，那裏的經理或工作人員往往也是花蓮人際關係大網路中的一環，消息的走漏來得容易；也就是說，「發現」或「被發現」是一項十分積極浮現的功能。

十九世紀末，隨著工業革命的成功，歐洲各地普遍出現大都會。德國社會學先驅席梅爾（G. Simmd）在《大都會與心智》一書中，指出他所注意到的大都會特色：

在二林或三棧，我們的介入直接或間接地威脅到他們的生存機會，被敵視和警戒，甚至暴力威脅，對村民來說，成爲一種ｍ•ｈetubｏｏk.coｍ.ｃｏm「必要的惡」。所謂農業轉型之工業，只是讓這些地方的生存條件更艱難。村民爲了生存，彼此的團結和監控（怕有人憑依正義之名而侵入）也就透過日常生活的接觸而完成，織成一張牢不可破的水平網路。

在花蓮，生活已經變成一種不再天生自然的了，你在舉手投足之間突然發現不知這手足和身體如何去找到自然的位置。冬夜的聊天，開始使我對花蓮集體心態的自主性有一些擔憂了。

城市給予人們緊湊的各種不同的刺|激；人際關係格外地更以金錢爲媒介；城市中的競爭，促成人際間智識摩擦以求生存；城市嚴求人們在時間和活動上作理性安排。

關於這種「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的觀點，法國的現代思想家米榭．富柯（Michel Foucault）已經清楚指出了。在他有關各類控制的描述裏，這類的直接監控是屬於較初級的。在大都會中，人人處於分子般的隔離狀態下，權力是透過法律、宗教、醫學、科技等方式，進行微視類下的日常生活監控。然而，我在想的問題卻是：在花蓮或玉里這類的小城，又如何去看待？

席梅爾所指的大都會（metropolis），在臺灣約莫是臺北市或高雄這類的城鎮。以花蓮市及附近吉安或新城來說，約廿萬人不到，而玉里則僅萬人，都是不屬於這類的城市。然而，雖然不是大都會，卻透過這些大和_圖_書都會發生的信息，直接地（如：電視、電影、報紙等傳播媒體）或間接地（經由臺北回來的鄉人或來觀光的旅客），也有了類似的特色。

當然，這涉及了最簡單的方法與問題：這些耳聞的事件在總人口比率上眞的偏高？如果眞的偏高，是婚姻問題的發生率原本就較臺灣其他地區高，抑或僅是較容易發現？舉一個例子來說：前一陣子靑少年自殺問題成爲衆人矚目的焦點時，越來越多的類似事件又發生了。有人責怪媒體大作文章，才造成青少年之間的互相模仿。但有人反駁：青少年自殺的增加，是因爲媒體的提醒，才使得有意或無意被誤爲意外事件的死亡，而今提高警覺發現是自殺。

在這寒冷來臨的東郊小城，又一次聽到婚姻的故事。在聊天之際，一位朋友隨意問起。爲什麽夫妻之間的關係變得如此錯綜複雜呢？雖然他並不一定要在座朋友的答案，我卻驚訝地自覺到，自己所處的花蓮小城，亦如臺北紅塵婚姻觸礁日增，而非表面的平靜祥和。

另一方面，透過前述的大衆傳播管道，大都會的特性，也開始出現在花蓮。特別是對經濟能力較好的中產階級，他們不但擁有較佳的信息接受設備和條件，交通上移動範圍也來得大而方便，大都會的特色在他們身上也就更形明顯。

在傳統的城和-圖-書鎮結構和大都會的部分特性之間，我們可以進一步了解花蓮地區城鎮的集體心態。

當希望被製造挑起時，尋求理想愛情的動機越趨強烈，外遇也就屢見不鮮。然而，這種基於幻覺的外遇只是遭到更多的挫折。再加上花蓮的「社會控制」網路所進行的「發現」或「被發現」的機會，更多的走漏風聲也就層出不窮了。

在花蓮、吉安或玉里（也許其他城市也有類似情形，只是筆者所知有限，不敢妄言），很多人都會驚訝地發現，每個居民的人際關係網路都有著極大的重疊。特別是所謂的中產階級，他們的活動範圍大，社會關係也來得多而頻繁，也就更容易形成互相之間同時扮演著「社會監控的角色」，也就是無意中擔任了「發現」或「被發現」的功能。

這是悲哀的，卻是事實存在。

「發現」是一件很有趣的社會機轉。在羣體的生活關係中，「發現」或「被發現」原本就是人人隨時在扮演的社會功能。這個社會必須監控著每一個人的一舉一動，讓人人的功能得以有效運轉而不致越軌，整個社會的總體功能也就有了效率。於是，如何在這一部巨型的社會機器中進行類似工廠裏監工的功能，最簡單而直接的方法就是彼此隨時「發現」對方的行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