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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書中首篇即以「趙家城」做爲隱喩，認爲「從『古堡趙家城』到『全臺首學』到『中正紀念堂』剛好貫穿閩、臺近七百餘年的歷史」。然而，問題是「趙家城」所承續的是一種想像的統治空間，甚至也將外界的現實全然隔離開了。在這樣的情況下，「趙家城」應該是隨國民黨政權來臺的統治階層，頂多只是某一小羣的臺灣人，甚至也只是外省族羣的一部分罷了。尤其書中處處流露出作者嚮往著充滿「陽剛之氣」的北京文化或「連續出現近代偉大的政治家與思想家」的廣東精神，無形中暴露了他對民族性格或文化的單一線性之優劣比較的文化觀。

李喬《臺灣人的醜陋面》和黃文雄《臺灣人的價值觀》（前衛，一九九三），不同和_圖_書於前二書的是，他們觀察的立足點，遠離了政治或知識的統治上位，試著走進俗民文化。就一個文化觀察者而言，兩本書所闡述的現象都是相當可觀的。特別是李喬一書，試著直搗心理深層結構，例如「孤兒意識成爲臺灣人不幸與醜陋的種因之一」等等，都是相當獨到的觀察。黃書雖然對日本及臺灣的區野未能有足夠的敍述，但他的道德無政府主義所帶來的新觀點，也是相當具有衝擊性的。

徐宗懋自認爲「從來沒有一種臺灣史的論點是從沒落政治族羣的事實出發的」；史學教授戴國煇《臺灣結與中國結》（遠流，一九九四）也是「藉心理歷史學（psychohistory）視野的幾點剖析」來https://m.hetubook.com.com探討臺灣的羣體自我同定（groupidentity）。民族性格研究和歷史敍述的結合固然是一種收穫豐盛的結合，但要如何陳列這一切共時性和歷時性的事實，卻是一切問題的源頭。

族羣性格或民族性格在臺灣的研究其實可以更往前追溯的。七〇年代李亦園、楊國樞等人編著《中國人的性格》（桂冠，一九八七），就曾經以心理、人類與社會學者的「鐵三角組合」（葉啓政語）而影響一時。甚至到了八〇年代，《張老師》月刊更廣泛層面的長期探索，日後所彙編成二十五本的《中國人的心理系列》，都可以視爲這個努力的延伸。

當「臺灣人」三個字逐漸失去了一切禁忌的光輝時，臺灣人也就和圖書儼似成爲一種實然的存在了。如何去進行進一步的了解，不論是族羣、民族或共同體的性格、心理或價值觀，也就成爲臺灣學的新領域。

徐宗懋在《臺灣人論》（時報，一九九三）的自序裏，自許是「第一個有系統分析臺灣族羣性格的嘗試」。究竟是否是第一個嘗試是有待商榷的，畢竟在他之前已有李喬《臺灣人的醜陋面》（前衛，一九八八）。然而，所謂的「族羣性格」，這種在四〇年代盛行一時的文化人類學理念，也開始以「臺灣人」爲對象了。

至於林天德《臺灣人，別再隨緣認命》（遠流，一九九四）雖然是列爲大衆心理學叢書，但作者以一諮商專業的實務工作者，對於常見的「認命」、「求安」，提出了一套「安」和「樂」的看htｔｐs://www•hｅtｕbook•cｏm.ｃｏｍ法。他以溝通理論爲學理基礎，雖然對問題和現象的觀察未免簡化了，但似乎是討論到實際生活的處境可能因應方式的唯一書籍。

然而，就理論基礎而言，所謂的臺灣人性格或心理研究，恐怕還難超脫《中國人的性格》一書；甚至所謂中國人和臺灣人的區野，往往亦模糊到可隨時置換而不被察覺的地步。唯一明顯的差異，莫過於這些論及臺灣人的書籍，往往大量利用了臺灣史的研究成就。

戴書之中〈我觀「中國結」與「臺灣結」之爭論〉一文，急著藉用艾力克遜（E. Erikson）的認同理論來爲統獨兩派做家族治療。然而，他對認同的演化企圖進行動態的描述時，單單只引用正負向認同這種共時性描述是不足的。「擬似種族」（phetubook.com.comseudo-species，假種族？）的運用亦顯得模糊不清，甚至是錯用。（『臺灣民族』論著……高喊臺灣人優秀論……，作者認爲是「擬似種族化」心態；但這應是負向認同反向作用所形成的極端正向作用。如果臺灣民族論者高喊外省人是貪汙、文化低劣……，才是「擬似種族」心態。）如果能參考法農（F. Fanon）對被殖民者心理的研究，在理論的引用上恐怕才更有家族治療的效果。

從中國人性格到臺灣人性格，從臺灣史到臺灣人心理，從問題到可能的出路，這些書所涵蓋的層面似乎開始爲所論的臺灣人研究建構出一個新天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