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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敍事結構而言，這種手法跟張愛玲的原著大異其趣。其實，如要遵照原著形式來拍的話，回憶鏡頭必須分散，甚至支離破碎。近年來不少荷里活影片皆玩這種手法，把次序顛來倒去，以炫耀剪接技巧，為什麼李安不玩？

《色，戒》的電影劇本，把香港的回憶片段加長，並自成一個完整的倒敍段落，而且用的光影和色調皆和上海不盡相同，可謂煞費苦心。為甚麼如此改編？我認為就是要交待動機，交待王佳芝的背景。有了這一段，王佳芝的戲重了，原著中的主角易先生也有了真正「對手」，他所體現的情和色，令他「戒」心逐漸減少，最後還犯了戒，動了情（易先生是否真的動情？在原著中絕對沒有，在李安的處理中肯定有，對某些專家而言，這裏李安似乎又犯了另一種大忌。）為甚麼改編者（李安加上兩位中外編劇家）把整個劇情的重點移到王佳芝身上？不少張迷完全不能接受這個「挑戰」，甚至對李安大加撻伐。我認為這和李安自己的「情感觀」有關係，他可能會提出一個反問，張愛玲為甚麼對易先生如此厚愛，而對王佳芝如此輕薄？至少我hetubook.com.com是同情王佳芝的。

我認為《色，戒》影片，大致上依然遵照了荷里活的「起承轉合」的模式：先以老上海的氣氛和麻將桌上太太們的時裝引起興趣，把漢奸問題提出來，二十五分鐘後開始轉，轉到王佳芝的香港回憶；到了四分之三的時候「不可開交」，王佳芝和易先生的愛恨交織的情慾糾纏，使得劇情逐漸推向高潮；到了最後的二十五分鐘，也就是在印度珠寶店選鑽戒以後，問題得到解決。

這個典範模式，早有不少電影理論家研究過，它的重點有二：角色的動機（motivation）和情節的迴轉與解決。李安提到柏拉圖，想是亞里士多德之誤。亞里士多德提出著名的catharsis（感情的淨化）之說，來說明希臘悲劇的作用。在《色，戒》中李安又加上一層「壓抑」到「解放」的心理分析，變成一個現代版的catharsis（是否達到「淨化」的目的當然又當別論）。然而，張愛玲的原著小說完全照這個定律，她用的是現代小說的筆法，在現在時刻的「進行式」中滲入不少回憶片段，而和*圖*書且用一種她特有的「自由間接體」，往往在角色主觀的文句中加上評論，或在第三人稱敘事模式中隨時轉入角色主觀的意識流，令讀者搞不清到底敍事的主體是誰，這在電影手法上甚難做得到。（一個最明顯的失敗例子，就是喬哀思的意識流小說《尤里西斯》搬上銀幕時，變成了一部寫實影片，大煞風景。）

電影的敍述方式和小說不同。從劇情發展的角度而言，荷里活影片有一個不成文的「成規」，李安對之既恨又愛。照他自己的說法，這是一種西方式的「起承轉合」：

爭論最激烈的可能是片中易先生的性格和行為，有人認為李安和梁朝偉把他溫情化了，所以大失原意，如由張國榮或姜文飾演，是否另有一番風味？另一位導演胡安也曾想拍《色，戒》，並認為這篇小說是張愛玲作品中的「另類」：「結局冷艷至極：頗具美妙、冷峻、蒼涼感觸」這冷艷和「蒼涼」的風格又如何拍出來？

香港著名影評人舒琪在紀念楊德昌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楊德昌的一封信，信中說：「《色，戒》的反派色彩是原著最大弱點，必須要豐富，加添環繞在男主角周邊的情節，才能升高電影的戲劇性。」楊德昌希望在前段香港的部份，就要清楚地渲染出「一種危險性，呈現出一種『似包涵在溫柔中的興奮狀態的那樣的張力』以增加觀眾對它的理解度與接受度。」李安可謂繼其「遺志」完全做到了。hetubook.com.com

品味的表現，是另一種世故，sophistication，不cynicism。

我覺得李安反而把「冷艷」放在易先生的身上，並由他的眼神中帶出一股孤獨和淒涼，而非一味「溫情」到底。這個角色的塑造也是漸進的，先見之於影片前段香港的那家初次單獨會面的酒店，李安顯然在這個場景上費盡心力，製造氣氛，甚至連配音師Alexandre Desplat都受到感染，讓酒店的洋鋼琴師奏出一段勃拉姆斯的「間奏曲」（Intermezzo），恰好與佳芝在影院中看的老電影片名相合。這一段完全是李安加上去的，ｍ•ｈeｔubｏoｋ.ｃom.ｃｏｍ不在原著小說之中，卻成了片中最精彩的場景之一。為甚麼李安要在此着墨？我覺得這又是一種壓抑——中年男人的情感上的壓抑的表現。太世故或理性的大男人是感受不到的，而一個看透一切的「殺人魔王」更不會有此閒情，李安把易先生描寫得似乎太文雅太有品味了！

為什麼兩位導演在此「英雄所見略同」，而張愛玲專家們的反應卻不一樣？原因很明顯：戲劇性並不是原著小說的着眼點，原著採用的手法是保持距離的徹底反諷，越到最後反諷得越厲害，直到易先生「無毒不丈夫」的大篇自辯。只有張愛玲在小說出版時後來加上的七百多字中，才為王佳芝交待了一點感情上的迷惘，以回憶性的方式交待出來，包括引用「到女人心裏的路通過陰|道」。（這句話究竟是誰引的？王佳芝？還是張愛玲在她背後的隱形敍述者？這又是張愛玲「自由間接體」的一例。）

據資料顯示，當年台灣的楊德昌也想拍《色，戒》，並改名為《暗殺》，但沒有拍成。據李達翰的研究，楊德昌遇到的困難一部份是自找的，他很擔心觀眾對於這個反派角色的接受程度：「我一直沒法設定他這個角色的個性，因為他所處的政治背景及situation，在目前是非常不popular的。」楊德昌說此話時是八十年代，現在（可惜他英年早逝，否則李安必會找這位高手討論）可能更是如此。大陸觀眾和評論家謾駡式的攻擊可為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