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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色，戒》小說中，王佳芝也不見得愛國，而只是在劇團中任當家花旦。小說中說：「香港一般人對國事漠不關心的態度也使人憤慨」——使誰憤慨？如果是王佳芝，則她應該有一點愛國心，像其他「流亡學生」一樣。張愛玲用這種方式介紹出幾個愛國青年，以鄺裕民為首，但並沒有在裕民身上下過多少筆墨，只說「那一夥人」計議要王佳芝犧牲貞操，偏偏是其中她最看不上眼的梁閏生，「只有他嫖過」；初次性經驗反而使她和梁及這夥人弄得很僵，她後悔了，因而和他們疏遠。張愛玲用這種敍事法沖淡了任何愛國情緒，是否有點矯枉過正？後來王佳芝到上海，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個熟水澡，把積鬱都沖掉了，因為一切都有了目的。這是小說中第三人稱敍事語氣——卻從王佳芝主觀的角度——中的解釋。域外人說這是匪夷所思， 張愛玲說這是「因為沒白犧牲了童貞，極其明顯」。域外人的誤讀，是以為王佳芝不可能與一個大漢奸做|愛，如洗熱水澡痛快，沖掉了「積鬱」。他沒有想到佳芝心中「積鬱」的所指。妙的是這句「符徵」（signifier）和「符旨」（signified）的交錯對位，很容易令讀者一不小心就會誤解：這「熱水澡」難道就沒有性|交的意涵？這「積鬱」難道不是她初生的性|欲不滿足嗎？我猜連李安都有些「誤解」。

在小說的第三段，就說易先生夫婦倆「跟着汪精衛從重慶出來，在香港耽擱了些時」，然後又提到：「跟汪精衛的人，曾仲鳴已經在河內被暗殺了，所以在香港都深居簡出」。這幾句話，表面上看來只不過為小說情節作了少許歷史交待，為後來的暗殺佈局，猶如影片《北非諜影》開頭煞有介事地映出一張地圖，交待二戰時歐洲人逃難到北非再轉飛葡萄牙到美國一樣，但後者純係一個荷里活式的藉口，而張愛玲不會如此輕率交待了之。在這有意和無意之間，歷史的陰影得以浮現。

我猜原因無他，李安太「愛國」了，這股「愛國心」的衝動，促使他非但特別同情王佳芝這個人物，而且還特別塑造了一個正面的愛國青年形象，甚至令王佳芝在出任務之前還說了一句：當時在香港，「你要的話是可以的」，愛意溢於言表。最後，這一夥愛國青年都為黨和國家捐軀了。他們被重慶的國民黨特務收編，暗殺失敗後卻被汪政府的國民黨特工一網打盡，「不到晚上十點統統槍殺了」，成了兩種國民黨的犧牲品。

再回過頭從小說文本談起。《色，戒》的情節推展，是以人物帶出來的：先是麻將桌上太太們，內中雖先點明有「麥太太」王佳芝，但她並不突出，反而其他太太們的對話佔了不少篇幅，不細心看，往往忽略了第一段對王佳芝外表的細緻描寫：

此處且打開另一個最受爭論的話題：張愛玲為甚麼對於愛國青年的動機不作任何交待，甚至也毫不正視？完全是為了小談題材和技巧上的需要：主要寫的敵偽時代的汪政府人物，所以不能夠談太多愛國心？抑或是她自己一向不喜歡五四文學傳統大敍述中的愛民愛國的政治正確潮流？一九五〇年以後，她是否更是如此？我無意在此談民族大義的問題，只想談，王佳芝和鄺裕民這兩個角色。

性和暴力連在一起，是李安的演繹，非張愛玲的「情操」。然而張愛玲間接又轉彎抹角的文筆，並沒有完全使這篇小說完全逃離歷史，否則她不會在小說最後易先生的自我解說的「意識流」中再次提到日本憲兵和周佛海：「周佛海自己也搞特工，視內政部為駢枝機關」，這完全是史實。然後又解釋說：「現在不怕周找碴子了。如果說他殺之滅口，他也理直氣壯：不過是些學生，不像特務還可以留着慢慢逼供，榨取情報」。接着又說：「他對戰局並不樂觀。」這一系列的歷史性陳述都是一種反諷，但在反諷之餘，張愛玲並沒有忽略易先生的另一面的感情心態：「得一知己，死而無憾。他覺得她的影子會永遠依他，安慰他。」所謂「知己」，當然指m.hetubook.com.com的是「紅顏知己」，他自己當然也以才子文人自況了，這種自喻並非我誤讀，而和張愛玲心目中的中國傳統文化有所關連，至少這個譬喻和馬太太猜到的他和王佳芝的關係（納寵）層次不同，所以馬太太要他請「喜」酒。一方面別人看他「喜氣洋洋，帶三分春色」，另一方面他內心的「自由間接式」的獨白（其實當然是背後的敘述者所加），則把這種關係視為極強烈的感情關係，「原始的獵人與獵物的關係，虎與倀的關係，最終極的佔有。」這種說法，就寫實主義的常理而言，這個「無毒不丈夫」的特工是說不出來，也想不到的。但張愛玲的帶敍帶論的技巧，卻極巧妙地把這個「鼠相」男人的內心呈想出來了。「她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張愛玲這一段話，把這件情事說得轟轟烈烈，為什麼？

一個嚴肅的導演肯下重手拍暴露的床戲，甚至不惜被評進NC17也義無反顧，足以證明這不是基於票房考量，而是相信劇情的需要。那麼劇情需要的是甚麼呢？就是說服觀眾：經由這樣的激|情歡愛，原先的政治對峙、國仇家恨都消融了；彼此這樣激烈徹底的進入了對方的身體，肯定就進得了對方的心了。真是這樣的嗎？現在大家都知道原作裏的那句話了：「據說是民國初年精通英文的那位名學者」（指辜鴻銘）的話：「到女人心裏的路通過陰|道」。問題是有幾個人細細看了原作的上下文呢？張愛玲引用這句話時是王佳芝在自說自話、自我辯駁，所以接着還有：「至於甚麼女人的心，她就不信名學者說得出那樣下作的話。她也不相信那話。」但還是疑惑：「那，難道她有點愛上了老易？她不信，但是也無法斬釘截鐵的說不是，因為沒戀愛過，不知道怎麼樣就算是愛上了。」

張愛玲在反駁「域外人」張系國的長文〈羊毛出在羊身上：談《色，戒》〉中，為了答覆域外人一文提出的問題：「小說裏寫反派人物，是否不應該進入他們的內心？」而自辯，也引了上面一段，但以易先生事後「自我陶醉」作解釋，域外人說：「讀到這一段，簡直令人毛骨悚然。」張愛玲反駁說：「『毛骨悚然』正是這一段所企圖達到的效果，多謝指出，給了我很大的鼓勵。」藉此又反諷了張系國一筆！

故事中，王佳芝的身世是從她主觀的角度帶出來的：先是一個少奶兼情婦和易先生慾望的對象，然後隱隱露出國民黨間諜的身份和思考，因此易先生顯得很醜陋，是一個「老奸巨滑」的「四五十歲的矮子」。然後才提到她演過戲，「在學校裏演的也都是慷慨激昂的愛國歷史劇」，為她早年的「愛國心」下一個演戲的基礎（所以後來論者才會以此為憑，大作文章）。在影片中王佳芝在香港大學主演的絕非愛國歷史劇，如《文天祥》（五十年代初在香港也拍過以文天祥為主角的影片《國魂》），而是類似抗戰期間，在大後方和延安演出的抗敵劇，顯然把抗日愛國的主題擺在前台。張愛玲在小說中還特別提到：「尤其在香港，沒有國家思想」，後來有當事人也提到其實廣州嶺南大學學生也沒有太多愛國思想。據張愛玲好友宋淇回憶：他在北平燕京大學學生時代，同學倒是愛國情熾，甚至有些人想暗殺漢奸，後被國民黨納入特務組織，變成了這段情節的原型。

雖然這兩個國民黨當時都以「反共」為名，但一明一暗：汪政權把「反共」ｈｅｔubｏｏｋ•cｏｍ.cｏm打在黨旗上，而重慶政府則表面上聯共抗日，但在「新四軍事變」（1941年）後早已和在延安的中共貌合神離，暗中也在反共。半個世紀以後，事過境遷，空留遙遠的回憶。李安是否從他的父執輩中，感受到這段抗戰時期兩個國民黨的歷史餘緒，我不得而知，但在影片中的確展露無遺。

小說中有一句易先生心中想的話：「她臨終一定恨他」，不知道王佳芝是否也恨他和另一個老吳所代表的國民黨？至少，我知道張愛玲是不喜歡「愛國捐軀」或「為民族拋頭顱洒熱血」之類的宣傳口號的。

到目前為止，歷史檔案尚未完全公開，真相不得而知，但據我看過的二手資料，這兩個國民黨一直保持地下管道的聯繫，甚至在金雄白的回憶錄中也說得很明顯：當年汪精衛手下的大特務丁默邨，和重慶的陳立夫和戴笠等人暗通聲氣，所以在戰後立刻「反正」，作上浙江省長；但丁默邨隨即又被槍決，箇中原因何在？我很想在現存史丹福大學胡佛圖書館中的蔣介石日記中看看能否看出一點端倪，可惜至今尚未能如願以償。

我在前文中提過，《色，戒》片中有一個小人物對我印象殊深：那位易先生的張秘書（樊光耀飾），無論在造型和行為舉止上都引起了我的一種「共同回憶」。那是我這一代在台灣長大的人所共有的，想李安（雖比我年輕幾歲）亦不例外，他拍此片時感觸比我更多也說不定。《色，戒》一片令我印象深刻的原因也許就在於此。電影可以召喚回憶，甚至較小說更容易，因為它是一種形象的藝術，這個張秘書角色就是一例，雖然在張愛玲原著小說中，他並不存在。

連愛上與否都不確定，通過哪裏到達哪裏又怎能有定論？接下來的疑問是：那麼，書裏的王佳芝可有像電影裏那麼銪魂享受肉體之歡？

她在自辯文中對於王佳芝「遊戲」的說法，為後世的評論家指出一條「真真假假」的道路，連夏慕斯都套用齊澤克對於「演」（perform）和「行動」（act）的理論大作文章。問題是王佳芝是否後來假戲「真」作？張愛玲在〈羊毛〉文中似乎不承認王佳芝有真情，更不給易先生任何感情的可能性。「毛骨悚然」全在反諷，然而「反諷」（這個文學批評中常用的名詞）並非源自中國，而是來自西洋，而且irony也有不同的表達方法，它既和諷刺（satire，魯迅的〈肥皂〉是一例，是一種ironic satire）不同，又不一定非「憤世疾俗」（cynical）不可。閱人無數，看穿世情的人，往往在中年以後很憤世疾俗，但早年初出道的張愛玲並非如此，然而寫《色，戒》時的張愛玲是否真的很cynical，以至於完全「不留情面」——不承認感情的可能性？

「稍嫌尖窄的額」、「美麗的六角臉」「兩片精工雕琢的薄嘴唇……嬌紅欲滴」，然後是她的頭髮衣飾和領口的一隻別針和「碎鏡藍寶石的『鈕釦』耳環」，沒有戴鑽戒。除了提到她「胸前丘壑」外，沒有描寫她的身體。這幾句話顯然都為李安提供不少選角的線索，使他從湯唯的氣質中看到王佳芝，這不是一種以「色」或肉體取勝的造型。「麥太太」很年輕，小說中雖無仔細交待年齡，湯唯在最近一次媒體的訪問中則直說她活了二十三歲。

我在此和-圖-書邀請所有「張迷」和行家，對於上面引的這一段易先生的「意識流」作各自的詮釋：這一切皆是一個中年人「自我陶醉一下」的表現嗎？”王佳芝買鑽戒，「分明是要敲他一記」嗎？她在緊要關頭要他逃走，以免被殺，難道僅是「她捉放曹放走了他」嗎？如果如此，為甚麼張愛玲在最後出版時加上了七百多字，從王佳芝的主觀回憶和「意識流」中大談「女人的心」解釋她如何陷入愛河，「因為沒戀愛過，不知怎麼樣就算愛上了……」在〈羊毛〉文中，張愛玲講了一大堆王佳芝，卻沒有說到她的愛情，只談到她「憑一時愛國的衝動」；反駁域外人一文「對她愛國動機全無一字交待」的指責，只說一句，「那是因為我從來不低估讀者的理解力，不作正義感的正面表白——和幾個志同道合的同學，就幹起特工來了，等於是羊毛玩票。」

這一番話，當然是在李安「校長」教導下悟出來的看法。原著小說中的王佳芝不見得如此正面。

《色，戒》對這一代讀者是一大挑戰，甚至對我亦然，所以我也必須勤讀當年的歷史，補上這一節課。我曾在上文中交待汪政府統治下上海文化和文人的面貌，未能深入，但至少為這篇小說墊了一個底。易先生的「鼠相」和「主貴」也由此添加一層意義：「主貴」是他在汪政府當官，而鼠相呢？精靈、機智、陰險之外，可能也暗隱一種暴力傾向，在文中這當然是指作特工職務的工作需要——調查審判時要用刑，殺人乃家常便飯。這一切在小說中皆「壓抑」在文本背後，幾乎沒有一句提到他的「暴力傾向」，甚至在緊要關頭連槍也沒有放（陪王佳芝看鑽戒時沒有帶鎗；暗殺未成，所以也沒有槍聲）。但在影片中則從易先生的口中處處明示，連獄中的當年同胞在死前血噴到皮鞋上都講出來了，還是對王佳芝在汽車中說的！以易先生小心翼翼的性格，似乎不合常理，因為開車的司機會聽到，即使是親信也該警戒。

片中的另一個國民黨人物是潛伏在上海的「中統」特務頭子老吳，在小說中張愛玲只提了一句：「他們那夥人裏只有一個重慶特務，給他逃走了」逃走的地點是平安電影院，這一段應可拍得頗為精彩的戲，李安影片中則略去了。這位老吳也是短頭髮，穿着與張秘書甚為相似，但在片中表現激烈，在一場戲中還力斥兩個年輕人王佳芝和鄺裕民不可輕舉妄動；他自己的妻子和兒女都死於敵偽之手，尚能沉得住氣。演老吳和張秘書的兩位演員一亢一卑，都演得十分出色。張秘書和老吳，這兩個小角色讓我領悟到一個小道理：原來這兩種國民黨員原來是一丘之貉，一忠一奸，但出自同一種政治的體制。不少撰寫老上海的影片多注重上海的黑社會（如香港出產的電視片《上海灘》），卻甚少以國民黨政權作為背景。一九四〇年，汪精衛政權在南京成立，和重慶的國民黨相對而立。當然，在國民黨的史書上，蔣介石統治下的重慶政府才是正統，淪陷區的汪政府只是日本的傀儡，是偽政府。但這兩個政府都奉孫中山先生為國父，甚至黨旗也如出一轍，只不過汪政權的國民黨旗在「青天白日」的上方加了六個字：「和平反共救國」。據知李安做過仔細考證，又經過該片顧問鄭培凱教授複查，但影片公映後仍有論者對此挑剔出內中未盡詳實之處。

不錯，羊毛應該出在羊身上，這「羊身」既是小說中的王佳芝，也是小說的作者，如作者沒有自辯，我也不會再追問下去。我認為張愛玲在這篇長文中未免太過「事後諸葛亮」，把兩位小說的主人翁都說得一錢不值，也許她低估了她逝世後讀者對她的小說的寵愛和敬重，連我這個讀者也不惜鑽牛角尖。

連我看來肉麻的話劇片段，為甚麼反而會受到感動？而不少年輕朋友卻對此嗤之以鼻？因為我幼年時候親自聽到父母親大叫過「中國不能亡」這類口號！我生於抗戰，父母親和他們的學生都是愛國青年，也有不少「流亡學生」棄筆從戎，響應國民政府「十萬青年十萬兵」的號召。在我出生的河南和大後方，政府就是在重慶的國民黨統治下的「國民政府和_圖_書」。而張愛玲卻沒有經歷過這一段歷史，她在港大沒有念完，珍珠港事變後由香港轉回上海生活，從日據時代一直到「解放」，然後在五十年代初逃到香港，轉赴美國。這段盡人皆知的流亡經驗，偏偏沒有包括苦難的大後方，當然她更沒有到過革命根據地的延安。因此我們不能故意怪罪她對「革命」或「愛國」沒有甚麼感情，因此她也體會不到王佳芝和鄺裕民這類愛國青年的另一種犧牲——為「民族國家」而犧牲。王佳芝在小說中是為「情」或為「色」而死，鄺裕民更是莫名其妙地被王佳芝出賣了，因而也被一網打盡後槍決，白白地犧牲了自己的寶貴生命。這一切冤枉，在故事中都沒有寫到，甚至從反諷的層面上也極少着墨，連鄺裕民這個人物幾乎也完全沒有描寫。所以，我初聽到李安請王力宏演此角時，也嚇了一跳。怎麼我讀小說如此不夠細心，沒有感覺到鄺裕民的存在？

有歷史考證或索隱狂的人，一定會想到：在丁默邨當權的時代，他還有一個副手李士群。丁李兩人後來因爭權而勾心鬥角。鄭蘋如被補入獄後，還有一個押解她的林之江，據說在獄中（甚至在槍決前）鄭蘋如還引誘他。我對於這段「史實」其實興趣不大，反而覺得李安可能從這幾位歷史上的小人物中勾劃出一個「合成體」（composite）的形象，就是那位張秘書。他在造型上可圈可點：頭髮剪得甚短，一臉服從的樣子，卻心懷鬼胎，在戲中幾乎沒有說一句話，但一切盡看在眼中，藏在心裏。穿着更是當年和後來在台灣國民黨官員的典型：藏青（或土黃色的中山裝。這種人我見多了，在內心深處不禁留下一層陰影——恐懼。現在的國民黨當然大不相同，只不過是一個台灣的政黨，不再是專制政府。

我想到的問題是：李安的這種「並置法」意義何在？和原著小說的着眼點有何不同？它所引起的另一種政治思緒是甚麼？在四九年後的中國大陸出生的觀眾可能對此毫無感覺，甚或說國民黨與共產黨有幾分相似。

作者的意圖，往往也可能和讀者閱讀文本時的感受和詮釋不同，這是文學評論和理論界司空見慣的事，巴爾扎克自己有保皇黨的傾向，但他的小說中絕非如此；杜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屬於俄國正教的信徒，但在小說中卻處處讓反宗教的西化派和革命黨佔上風。我們當然不能同意張愛玲的指責「域外人先生看書不夠細心」，但是她自己的意思，作為讀者的也不必奉為金科玉律。在文學理論界，甚至「誤讀」也是一個可以討論（甚至被允許）的題目，否則全聽作者意旨算了，不用詮釋。反過來如果作者不作辯白呢？

李黎〈失色之戒〉頗代表了張迷的看法：可憐王佳芝一直到死，都不清楚自己愛上易先生沒有，只是在買戒指的那個恍惚如夢的氛圍裏，被催眠似地以為易先生愛上她了。電影裏無法鋪陳這樣委婉轉折的心境，卻誇大利用了戒指的視覺效果，變成用來收買芳心的「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了。甚至不惜改動了情節，讓易先生主動給王佳芝一個驚喜，先叫她自己去一家神秘店鋪挑鑽石，再陪她去m.hetubook.com.com取鑲好的戒指……。一樁買戒指的事分兩次進行，張力大減，難道為的就是讓王佳芝充份感受到易先生的款款深情？

張愛玲的「目的」論也有點牽強，不足令我信服，原因之一是小說中對於這一段交待得太「世故」了，像是一個中年人回顧當年往事的口吻，二十三歲的王佳芝也會如是想嗎？張愛玲在小說中一向帶敍帶論，不避主觀或客觀，用的是一種「自由間接」的文筆，但世故式的評論口吻和人物的主觀敍事方式，有時也形成一種張力或矛盾，這種文體作者不能事後用「道理」作單一解釋的（rationalization），有時候，故事主人翁的「主體性」反而因此而喪失了。從這種文體的角度來說，王佳芝沒有足夠的主體性——勇於犧牲，或面對自己的內心作出選擇——這一切都是後來電影劇本片加進去的，或是李安和湯唯悟出來的。以常理推之，一夥年輕人演愛國戲，迷迷糊糊幹上暗殺行當，哪是甚麼深思熟慮後的愛國選擇？就是因為張愛玲不願交待，所以李安特意加重了這段情節，連我看來肉麻的話劇片段也演出來了。

至於這一代年輕人的「愛國」，當然又當別論，因為現在日本早已成了友邦，也無所謂親日「漢奸」了。最後勝利的還是易先生。

有人會說：歷史歸歷史，文學歸文學，張愛玲的小說和李安的電影都是虛構的，與史實並無關係。也許，張愛玲確是如此，李安則不盡然。張愛玲在《色，戒》中根本沒有提「國民黨」這三個字，但是小說一開始，在第二段就提到重慶，說這幾個政權的官太太穿黑呢斗蓬，「也許還是受重慶的影響，覺得黑大氅最莊嚴大方」。黑色，黑色，美麗的黑色！歷史照片中的蔣介石和蔣夫人都穿黑斗篷式的大衣，其他國民黨官員和太太們當然競相效仿了。然而為甚麼張愛玲在此要點一句重慶？它只不過是一個小歷史道具嗎？

在此後的情節中，官太太們走向「前台」打麻將，易先生登場，卻只打個招呼站在他太太背後看牌。張愛玲以她慣用的室內裝置細節點出一面落地窗簾（窗簾屏風和鏡子，皆是她的寫景拿手好戲，把室內空間——也是一種女性——的空間和外界隔開來），然後突然冒出一句：「周佛海家裏有，所以他們也有」。周佛海何許人也？”這位汪手下的第一號大頭目，張愛玲當年記憶猶新，現今的年輕讀者可能丈二金剛摸不出頭緒來了。誰說閱讀時不需要歷史知識？否則如何解破這個「密碼」？

不錯，張愛玲「從來不低估讀者的理解力，不作正義感的正面表白」。那麼，即使從反面作反諷式的描述呢？如果鄺裕民不值一顧，王佳芝呢？只不過是一個愛慕虛榮、喜歡演戲，只憑「一時愛國心的衝動」就走上不歸之路？在影片中為這個角色提供了多種動機，甚至把張愛玲自己身世的一部份，自幼失去母愛（片中是父愛），寄人籬下等等，都加進去了，又把香港演戲這一段從演愛國劇到殺人拉得極長，是否根本表錯了情？如果張愛玲再世，說不定又會對李安諷刺一番，此片令她看得「毛骨悚然」，效果太「好」了，多謝拍攝拙作！張迷大多也會認為：李安大逆不道，這哪裏是張愛玲的小說？味道根本不對。如要票房，倒不如乾脆拍一部張的色情間諜片，以高陽從史料和野史中演義出來的小說《粉墨春秋》作為藍本，說不定更精彩，更叫座！

至少，李安不作如是想，所以有論者認為李安太感情化了！我則認為《色，戒》這個「文本」並非完全符合作者事後對之所作的解釋，當然「域外人」是解錯了，但張愛玲也未必完全解得對，作者意旨的權威性多少是可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