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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的開頭很特別，前面先引了一組《四貪詞》，對酒、色、財、氣四病作了一番批判性的詠歎，如詠「色」云：

因此，我們說《金瓶梅》的作者在暴露酒色財氣等人性的弱點時，儘管有把它們當作人類共性的傾向，但同時又把它們表現得各有個性，他還朦朧地感覺到：這種人性的弱點具有「上」「下」之分，而其罪惡的源頭正是在「上」而不在「下」。請問：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對於「人性」問題作如此暴露並作如此思考的，能有幾多？

接著的「入話」，又把四病中的一病「色」突顯出來，強調「情|色二字」，「貪他的，斷送了堂堂六尺之軀；愛他的，丟了潑天哄產業」。崇禎本雖然對開頭作了改動，但其「引子」的核心還是從酒色財氣「四ｈtｔｐs://ｍ.ｈｅｔｕｂoｏｋ•ｃoｍ•ｃom箴」入手，並加上批語曰：「一部炎涼景況，盡此數語中。」的確，整部小說就是在這種對於人性弱點的思考的基礎上層層展開的。

「人性」問題早就為中國先秦的哲學思想家們所注意。人性是善還是惡，或者無善無不善，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呢？哲學家們喋喋不休的論爭自然會影響文學家的頭腦，遲早會反映到文學創作中來。從中國小說發展的歷史看，其描寫對象從神到人是一個進步；從超人到凡人又是一個進步；再到側重於刻畫人情，探討人性，又是一個進步。當然，這種進步，在短篇小說的創作中較早得到了反映。例如《清平山堂話本》中的《錯認屍》一篇，其入話詩就道出了宗旨：「世事紛紛難意陳，知機端不誤終身。若論破國亡家者，盡是貪花戀色人。」把一切禍害的根源歸結於人類常犯之病：「貪花戀色」。在正文中，又說「只因酒色財和氣，斷送堂堂六尺軀」，擴大為四病。事實上，酒色財氣在中國古代普遍認為是人性的弱點，是常人易得的病證。早在《戰國策》卷二十二《梁王魏嬰觴諸侯和*圖*書於范臺》章中，就提到酒色等四者「足以亡其國」的觀點；至後漢時，有人曾以「酒色財」作為三戒；到了元明時期，酒色財氣四戒已在詞曲小說中普遍出現，且在這四字中，往往特別強調「那色字利害」（《蔣興哥重會珍珠衫》）；《金瓶梅》即在此基礎上，作為一部長篇小說，第一次比較自覺地將整部作品的構思立足在暴露人性中的「酒色財氣」四病上。

《金瓶梅》的作者在暴露、批判人性的弱點時，當然不可能用階級論，他往往強調「貴賤一般，今古皆然」（第一回），但在具體描寫中，這種人性的弱點在各人身上又表現得千差萬別。比如貪財，蔡太師的受賄，西門慶的奸取，乃至王六兒等的「借色求財」（張竹坡語），貪財則如一，表現各有別。而且，《金瓶梅》的作者或許受了告子的影響，並不認為人性的弱點之所以成病是先天的，而是被後天社會環境薰染成的。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和_圖_書也。」（《告子》上）人性猶如杞柳，可以編成各種不同的器具。或者說，人性好像水，「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引導不同，發展就不同。潘金蓮之所以成為盪|婦，就是因為從小被賣在王招宣府家學歌學舞，學「描眉畫眼，弄粉塗朱」，學「一腔機詐，喪廉寡恥」。張竹坡說：「使當日王招宣府家，男敦義禮，女尚貞廉，淫聲不出於口，淫|色不見於目，金蓮雖淫|盪，亦必化為貞女。」的確，環境對潘金蓮性格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至於西門慶出生在一個破落戶財主家，從小是個浮浪子弟，「在三街兩用巷遊串」，慣於尋花問柳，也就逐漸使他好色成性。《金瓶梅》的作者在掲示環境對人的影響時，又十分強調「上行下效」，把惡的源頭歸於上層，指向統治階級。這也正如張竹坡在《讀法》中說的那樣：「西門止知貪濫無厭，不知其左右親隨，且上行下效，已浸淫乎欺主之風。」如第七十八回，寫到其親信玳安剛侍候西門慶從賁四嫂屋裏出來，自己就緊接著進去「睡了一宿」。於此，詞話本的作者點明：

由於《金瓶梅》集中暴露了由酒色財氣帶來的m.hetubook.com.com罪惡，故人們往住會引起誤解，認為其作者即是「性惡論」者，將人生的本原看作惡，是酒色財氣，其實不然，假如說他的人性論接近誰的觀點的話，那還是比較接近告子的性無善無不善，或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的說法。《金瓶梅》的作者並不認為人人都必定有酒色財氣之病，病就病在「貪」上，過度上。即以色論，告子曰：「食色性也。」飲食和男女是人性所固有的。因此，《金瓶梅》的作者並不否定男女的情欲。只是根據傳統的觀點，他認為這種欲望非常容易導致過分的貪求，而這種過分的貪求必將招致罪惡。西門慶、潘金蓮可以說是小說中兩個男女貪淫的首惡。他們貪淫的結果，就是敗風紀，毀人倫，乃至謀財害命，最後也毀了自己。再看李瓶兒，她漂亮、溫順、善良，作者對她多少有點同情，但最終還是把她當作「淫|婦」來加以批判，因為她確實失之於貪淫。當初，李瓶兒嫁給花子虛後，並沒有過著正常的夫婦生活，這是由於她的叔公花太監似乎佔有了她，故李瓶兒與他丈夫「另一間房裏睡著」。花子虛無可奈何，「每日在外邊胡撞，就來家，奴等閒也不和他沾身和_圖_書」（第十七回）。這就養成花子虛即使在花公公死後也長期在外宿娼，「整三五夜不歸家」，氣得李瓶兒一身病痛。後嫁給蔣竹山，原想把他「當塊肉兒」，但結果是個「腰裏無力」的「中看不中吃的蠟槍頭、死王八」，也使她「不稱其意」（第十九回）。相比之下，西門慶的「狂風驟雨」滿足了她渴求的欲望，所以她幾次說道：「你是醫奴的藥一般，一經你手，教奴沒日沒夜只是想你！」（第十九回）李瓶兒就是貪求這「醫奴的藥」，使她違反了當時的社會秩序，狂熱地追求西門慶，以致一時間變得心狠手辣，氣死了花子虛，逼走了蔣竹山，幾乎完全成了兩個人。最後，她終於也被這「醫奴的藥」種下了病根，因經期與西門慶交歡而「精沖了血管」（第六十一回），再加上被潘金蓮「氣惱」就「氣與血相搏則血如崩」而亡。這正如張竹坡所說的，寫李瓶兒「甚言女人貪色，不害人即自害也」。總之，《金瓶梅》的作者要批判的不是人性的本身，而是人性的弱點，即人性中容易導致過分之求的傾向。這裏，酒色財氣，特別是情|色，就是作者認為人性中最有誘惑力，因而也是最有危險性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