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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真正為盲人謀福利又非依靠團體的力量不可，唯有這樣才能喚起輿論的注意與支援。因此我仍然必需出席各種公開場合，如參加醫師公會或其他公會的會議。為此，我必須多練習演講的技巧，以期在面對大眾時更具說服力。

明白了這障礙後，委員會的所有成員都同意盡力推展這項工作。可是正如摩洛博士所說言，事情並不簡單，因為醫生與大眾傳媒都有很深的成見，不肯輕易打破避免談及這類問題的習慣，因此都對我們表示愛莫能助。

首先，我們在康培爾先生的指揮下，調查盲人所能從事的一切工作；為此，我們成立了一個實驗所，專門教導盲人做手工藝一類的副業。為了銷售盲人的勞動產品，我們又在波士頓開設一家專賣店；其後，又在麻塞諸塞州各地設立了好幾家同樣的商店。

不過，我並沒有因此而喪失信心，相反，我又重新鼓起勇氣更勤奮地練習。現在，我總算可以在眾人面前說話了，雖然我的聲音不夠優美，可是比起不會講話來，能夠說話對我工作的進展有很大幫助。至此，我的夢想總算實現了一部分。

有一天，紐約的摩洛博士不辭跋涉，來到我們的委員會，提出預防失明的方法：「目前，約有三分二盲校中的兒童，是由於出生時眼睛受到病菌感染而失明的，像這種情形，如果我們在孩子出生前加以消毒和防範，是絕對可以避免的。」

我很快就寫了幾個真實的例子送過去，結果尼爾遜先生把這篇稿子登在《明星報》的第一版。至此，我們總算克服了第一道難關。

為此，我曾先後向多位老師學習表達的技巧，可惜效果都不盡理想。就在此時，我遇到了波士頓的懷特先生——他和_圖_書精研音樂理論，對人類的發聲機能很有研究，我抱著碰運氣的心情去請他幫忙。

我還受託在《教育百科全書》上發表有關盲人的論文。從此，我的工作量逐漸增多，稿約不斷，甚至有點應接不暇，因為我還要經常出席各種會議和演講。

我立刻安排拜會《明星報》總編輯尼爾遜先生，可是他卻非常乾脆地回絕我的要求。我當時很失望，或許是我沮喪的表情打動了他，他忽又改變語氣道：「這樣好了，你們要寫什麼儘管寫：可是刊載的決定權在我們，好嗎？」

我在大學求學時常想：「我努力求取知識，希望日後能活學活用，為人類社會貢獻一點力量。這世界上總會有一兩件適合我，而且只有我才能勝任的事情，可是，會是什麼事呢？」我雖然常常思考，卻始終沒有找到答案。

我總算可以在眾人面前說話了，雖然聲音不夠優美，可是與不會講話比較起來，能夠開口對我工作的進展有很大幫助。

赫頓夫人聽到這個消息十分驚訝，立刻寫信給我，要我儘快趕往紐約去說明事實真相。於是，我與老師只好風塵僕僕趕往紐約，拜訪那些資助我的先生們。其時，洛奇先生有事不能前來，由馬克．吐溫先生代表他。幾個人聚首討論此事時，馬克．吐溫先生最後下結論說：「洛奇先生明白表示，他不肯在這種事上花一分錢。」那位先生大言不慚地說，要海倫去替那些盲童設立學校是上帝的旨意，可是我並沒有和圖書看到上帝所下的命令呀！那位先生一再強調那是上帝的意思，難道他身上懷有上帝給他的委任狀？否則他怎知只有這件事是上帝的旨意，而其他的事就不是呢？這種話實在太難叫人信服。

雖然我們忙得應接不暇，可是生活仍是拮据：有一陣子連女僕都雇不起。於是，莎莉文老師每天早上送先生到火車站後，回程時要順道去買菜；這時，留在家裡的我就得擦桌椅、整理房間、收拾床鋪，然後到花園裡摘花來插，或者去為風車貯水，還得把風車關掉等等。我的工作量相當重，偏偏這個時期的稿約、信件又特別多。

一天，一位自稱查爾斯．康培爾的青年來看我：說他的父親在柏金斯盲校畢業後，在倫敦設立了一所高等音樂師範學院，致力發展芙國的盲人教育；而他此行的目的是勸我加入「波士頓婦女工商聯盟」——一個以促進盲人福利為宗旨的組織。我很快就加入了這個組織，我們曾一起到議會去請願，要求為保護盲人而成立特別委員會。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麼程度，不過對我而言，這也算是一種研究工作，我們不妨試試看吧！」懷特先生很爽快地答應我的請求。

如此又過了兩年，也就是一九零七年，我到堪薩斯市與一位眼科大夫談到此事，他說：「傳媒中以報紙的效果最大，你們為什麼不去拜訪《堪薩斯市明星報》的總編輯呢？說不定他會答應讓你們在報上討論盲童的問題。」

生活的步調忽然變得十分匆忙，往往急忙地趕到會場，開完會回到家，已有另一項邀請在等著，有時在同一天內要連趕五六場。此外，由於寄給我的信件也越來越多，處理的時間亦相對地增加。過度的勞累和-圖-書，令老師和我都感到吃不消，身體也搞垮了。

奇怪的是，朋友們倒替我想好了，有的說：「你不必勉強自己接受大學教育，如果你把精神花在教育跟你有相同遭遇的兒童上，對社會的貢獻必然更大，而且這正是上帝希望你去做的事。經費的問題你不用擔心，我會負責去籌募，你意下如何？」當時我答道：「我理解你的意思。可是在完成大學的學業之前，我暫時不考慮此事。」

懷特老師的訓練方式是由訓練發聲器官開始，然後練習發音，最後才教節奏、重音及聲音的音質、音調。如此經過三年之後，我終於可以在大眾面前勉強開口說話了。莎莉文老師和我首先在新澤西州的蒙他克雷作實驗性的演講，那是一次相當吃力的實驗，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心有餘悸。我站在講台上一直發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早就擬好的講稿在喉頭打轉，但偏偏發不出聲音。最後，終於積存了足夠的勇氣，用盡全力喊出聲來，那感覺猶如射出一發大炮一樣；可是後來別人告訴我，我的聲音小得跟蚊子一般。終究，我不是一個容易服輸的人，雖說做得十分吃力，但仍然把演講完成了。從講台走下來後，我不禁哭出來，懊惱地說道：「說話對我而言實在太難了，我有點不自量力，做不到的事總歸是沒有辦法。」

於是從一九一零年起，懷特先生每逢星期六都到連杉來，住在我們家，星期日才回去。他停留的這段時間也就是我上課的時間。

這個請願案順利獲得通過，因此特別委員會也就很快成立了；而我的工作也以特別委員會為起點，有了一個很好的開始。

雖然如比：可是這位朋友仍不改初衷，不斷試圖說服我，還不時對莎莉文老https://m.hetubook.com.com師和我進行疲勞轟炸。到最後，我們實在是疲於應付，索性不與他爭辯了，而他竟誤以為我們默許了。第二天一早我們還未起床，這位朋友已在前往紐約的途中了。他到紐約、華盛頓等地遍訪朋友，宣稱我計劃獻身教育盲人的工作，而且有意立刻著手進行。

博士因此力主嬰兒一出生就應該做眼睛消毒，並認為應把這做法在法律上明文規定。為了達到此目的，他希望我們的委員會能積極帶動輿論。

幸好，貝爾博士、洛奇先生及其他幾位熱心幫助我的先生，都很開明、慷慨，他們給我最大的自由去做我喜歡的事，從不加以干預。他們的做法令我感動，也給我很大的啟示，我暗自下決心：對那些真正對人類社會有益的事，而又是我能做的，我都將全力以赴！

在搬到連杉之後，我就更加專心致志地思考盲人問題了。在我看來，有兩件事是當務之急：笫一，如何使每個盲人學會一種技藝，讓其具備自食其力的能力，同時為了使盲人間能便於聯絡，以及方便職業調查的進行，應該設立一個全國性的機構；第二，為了提高盲人的教育水準，應把目前美國、歐洲等地的幾種盲文統一起來。

在我十歲時，莎莉文老師曾帶我去找郝拉先生，那是我首次學習發聲法。郝拉先生為了讓我瞭解聲音所引起的振動，就抓起我的手放在他臉上，然後慢慢發出「ARM」的聲音，並要我儘量模仿和反覆練習。可是由於我太緊張，勉強發出來的聲音總是顯得很雜亂。

大學三年級的時候，可以真正為盲人貢獻心力的時機終於來臨了。

懷特老師原本抱著試一試的心理，可是越教越感興趣，竟連續教了我三年之久，而且其中有兩年的夏季幾和圖書乎一直住在連杉。

一九零六年，由州長推薦我出任麻塞諸塞州盲人教育委員會的委員。每次委員會開會時，莎莉文老師總是坐在我身邊，以手語轉述會議進行的情形。我的感受是，每位委員都喜歡做冗長無味的演講，那些不著邊際的質詢、回答等官樣文章更叫人疲憊不堪。因此在任職四五個月之後，我便請辭了。

「你既然知道病因所在，為什麼一直沒有採取行動呢？」我們都不約而同反問。他帶點無奈地說：「老實說，所謂的病菌感染，就是這些孩子的父母曾做了不名譽的事，而染上不可告人的病。這種情形連醫生都無法公開說出來，報紙、雜誌也都避而不談，我當然沒有辦法，因此才請你們幫忙。」

他耐心地糾正我，並表示我在練習發音前應先讓發聲器官發達才對，他說我應該從孩提時起就不斷練習，如此我的聲音必可練得更美妙，同時也可記住更多單字。因此，我希望聾啞教育應及早包括教導聾啞兒童練習發聲的內容。

「把你的喉嚨放柔和些，舌頭也不要太用力。」

類似的事情在我大學畢業之前發生過不止一次，有些人竟然叫我擔任主角，四處去旅行表演；也有人計劃由我出資把所有盲人集中在一個城市裡，然後加以訓練。我對提出這些計劃的人說：「你們的計劃並不能讓盲人真正獨立：很抱歉我不感興趣。」聽了我的答覆，對方居然很生氣地指責我是個利已主義者，只肯做對自己有利的事。

同一年，《仕女雜誌》刊載了討論同一問題的文章，我又陸續寫了幾篇文章，於是全國的報紙、雜誌紛紛加以轉載，把討論面擴大。之後，如《盲人世界》、《盲人雜誌》等一類專門討論盲人問題的雜誌，接二連三地創辦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