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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官員敲了一下門，等著喊進後，把兩個英國人領了進去。這是一個相當講究的辦公室，一張大辦公桌正對著門，桌上很整齊，窗前是一個矮桌子，周圍有四隻皮軟椅，窗外俯瞰克爾克大街、坡谷和對面的山丘。牆下可能是一些指揮地圖，都用綠色的慢簾遮著。

「簡．馬雷的檔案。你說好嗎，維爾揚上尉？」

「最後一個問題，」普雷斯頓朝著老人說，「你為什麼賣掉那些財產呢？他兒子不想要嗎？」

總書記看了一遍，把文件放下，「參與者並不多。」他說。

「啊，對了，我想起來了。他是個鰥夫，一個人生活。有一個兒子叫簡。這家人家真慘啊，他兒子剛剛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回來，勞倫斯．馬雷在去開普敦看兒子的路上，突然死了。慘啊！」

普雷斯頓狼吞虎嚥地吃著三明治，呷著咖啡。他看到，只剩下幾頁了。

「一個人負責信使的文件和交通；一個人自己要學會高級技術；第三個人負責提供製成品；第四個人負責通訊聯絡。重要的是，執行官要向我們報告進度、困難、以及至關重要的是他準備就緒的時間。我們要在任何計劃更動時，能夠及時通知他，當然，還包括向他下達執行計劃的命令。

老人皺起了眉頭，「沒有什麼，都沒了。啊，我記得有一個相簿，沒有什麼商業價值，我想我是把它給了范．蘭斯伯格先生。」

「說說遺產好嗎？」普雷斯頓要求說。

「我把我們審查的情況綜述一下，可能對你有用．馬雷於一九四六年四月開始，在開普敦參加南非外事局工作，已經工作了四十多年，今年十二月退休。出身是純南非人，從來沒有什麼值得懷疑的事情。這就是他在倫敦的行為顯得神祕的原因。」

維爾揚上尉搖了搖頭，「你們的奈傑爾．歐文爵士一和將軍連繫，我們就把這份檔案調來了。我們審查了一遍又一遍，都是絕對準確無誤的。每個名字、日期、地點、兵營、軍事單位、戰役和細節都是準確的。就是戰前在慕賽基峽谷所種植的作物都考察過了。搞農業的人肯定了解這些。現在那裡種番茄和鱷梨。誰也編不出那些來，不可能。如果有什麼不對的地方，我懷疑，也只能是在國外。」

起初，他們以為我是德國人，差一點兒把我打死。波蘭人教會了我用俄語喊「英國人」，我便重複地喊著。他們放下槍，找來一個軍官。他並不會說英語，但他檢查了一下我的身分識別牌，向他的手下人說了一些什麼，他們都笑了。如果我想被送回國，那我就大錯而特錯了。他們把我交給了內務部人民委員會。

「咱們先去登記一下。十一點還約定與『野獸』見面呢！」

「老人死後，他兒子回家來過嗎？」普雷斯頓問。

「對，謝謝你。」普雷斯頓說。

維爾揚靠過來敲著卷宗說：「你看到這些俄國人是怎麼對待他的嗎？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你搞錯了，普雷斯頓先生。所以，他喜歡冰淇淋，並且撥錯了電話號碼，偶合而已。」

我很僥倖地活了下來，但他們把我和一些同盟國戰俘裝到卡車上，運到一個臨時集中營，位於佛羅倫斯以北的拉塔里納，我記得，海軍陸戰隊二級准尉斯奈曼就是南非國民大會的老戰員。在那裡沒待多久，因為同盟國正從佛羅倫斯向這邊推進。在一個寒冷的夜晚突然轉移，一片混亂，一些戰俘企圖逃走，都被射死了。他們被丟在路上，卡車從身上輾過。我們又從卡車上被裝進一些運牲畜的火車裡，向北走了多日，穿過了阿爾卑斯山，最後到達了慕尼黑以北二十五英哩處的穆斯堡戰俘營。

看來，布雷斯勞和拉姆斯道夫城鎮裡大多數居民是德國民族，但農民卻都是波蘭人。由於俄國人的逼近，不少農民都進入樹林中阻截德軍的退卻。有兩種游擊隊：共產黨的和基督教的。我們很僥倖，抓住我們的是基督教抵抗力量。我們一冬天都跟他們在一起。東邊，俄國人的炮聲隆隆，越來越近。後來，在一月份，我的同志得了肺炎，我千方百計地護理他，使他渡過難關，但由於沒有抗生素，他死了，埋葬在森林中。

「對」

「他是幹什麼的？」

他按了一下桌上的鈴，門開了，進來一個人，也跟將軍一樣的大個頭，但很年輕。普雷斯頓猜測，他可能剛過三十歲。他是黃頭髮黃眉毛。

「在山上的墓地，」老本森說，「完了嗎？我該去吃午飯了。」

「你哥哥跟你談起過馬雷先生的事嗎？」

離開羅伯特高地營地，我被派到德拉雷團威特沃特斯蘭德步兵營。在圖卜魯格戰敗後，該營又改編成德拉雷團維茨營。我們被用火車送到彼得馬里茨堡附近的海帕道克中轉站，編入南非第六師預備營，等待開赴義大利。最後，我們在德班乘上輪船，穿過蘇伊士運河，一月末，在塔蘭托登陸。

「我按你的吩咐，在走廊的那邊安排了一個房間。」皮埃納爾將軍說，「好吧，先生們，別再浪費時間了，開始工作吧！」

「對。咱們能早點兒動身嗎？明早六點，怎麼樣？」

「當然知道。多年前她結婚了，嫁給m.hetubook.com.com了外面特贊寧路上的一個鋸木場場主。」

「但他有個女兒，」小本森提醒說，「叫西絲。中學時她和我在一起，可能和我同歲。」

「啊，她還住在那兒。住在杜威爾斯克魯弗的因姆波旅館後面的一棟普普通通的平房裡。」

他離開辦公室。祕書送上來咖啡。十分鐘後，外屋傳來說話聲。本森父子一起進來了。兒子手中拿著一個滿是灰塵的紙盒子。老人滿頭白髮，但卻精神抖擻、神采奕奕。互相介紹之後，普雷斯頓解釋了他的來意。

維爾揚把「如果」兩個字說得很重，以強調他的疑慮，「國外」的含義是指一個好南非人變壞也是由於外國人的腐蝕作用所致。

「他住的地方離這兒六英哩，但他還能開車。路上的人都很吃驚。他說馬上就來。」

維爾揚爬上閣樓，將它拿了下來。在一堆變黃了的學校報告書的下面，是馬雷家的相簿。普雷斯頓仔細地、一頁一頁地翻看著。全都有：一九二〇年羸弱而美麗的新娘，一九三〇年的羞答答微笑的母親，男孩騎著自己的第一匹小馬，眯著雙眼，父親嘴上咬著菸斗站在旁邊，竭力表現出不為孩子顯得太驕傲的樣子，前面草地上是一排兔子。末尾一張是黑白照片，一個十七歲的漂亮小夥子，身著法蘭絨板球衣，正走向三柱門準備投球。上面的說明寫道：「簡．馬倫斯基中學板球隊隊長，一九四三年」。這是最後一張照片。

普雷斯頓繼續讀下去。

在朝北通向辛巴威的路上，汽車嗚嗚地開了很長時間，但公路是現代化的。維爾揚開來了一輛沒有標記的舍瓦爾牌汽車。這種車通常是南非情報局使用的。汽車飛馳著，穿過奈爾斯特龍和波特吉特斯魯斯，只用三個小時，就到了彼得斯堡。一路上，普雷斯頓有幸看到非洲廣袤無垠的大地。這種景象，使那些適應了狹小天地的歐洲遊客大為讚歎。

本森先生叫他們坐下，又回到辦公桌後面的椅子裡，「請吧，」他打著手勢說，「只要我知道的。」

「他沒回來參加葬禮嗎？」

普雷斯頓跨到旁邊，掠了一把盛開的一品紅，放到石碑前。維爾揚不解地看著他。

「也許是。」普雷斯頓說，「這個自傳，有些不對勁的地方。」

「沒有。你瞧，我母親一九五五年去世，爸爸成了鰥夫。我照顧他，一直到一九五八年結婚，那年我二十三歲。打那以後，他不能自理，他的屋裡老是亂七八糟的。我盡量常去給他做飯和收拾屋子。但自從有了孩子後，就顧不上了。

「最後一點，我不想讓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曙光計劃』透露給我們在倫敦大使館的ＫＧＢ人員。誰也不知道誰會被人監視，或者……」他並沒有說出來他的另一個擔心，「就這些。」

「當然可以。」溫特太太說。

「他還活著嗎？」

一九四三年八月，我十八歲生日後的第三天，我告別了父親，坐上了開往彼得斯堡的火車，然後，換乘向南去比勒陀利亞的火車。我父親送我到彼得斯堡，他站在站臺上，揮手告別，送我上戰場。這是我最後一次看到他的情景。第二天，我走進比勒陀利亞的國防部司令部，經過正式檢查，簽了字。我被派到羅伯特高地營去接受基本訓練、內務訓練、隊列操練和學習使用輕型兵器。在那裡，我自願申請戴上了紅領章。

十三日早晨，約翰．普雷斯頓抵達簡．斯馬茨機場。駐在當地的站長來接他。站長叫丹尼斯．格雷，瘦高個子，黃頭髮。迎送站臺上，南非全國情報局的兩個人監視著他，但並沒有接近他。

「你想去吃午飯嗎？」維爾揚問，「我們這兒有個食堂。」

我於一九二五年八月出生於北德蘭士瓦省的農業小鎮杜威爾斯克魯弗，父親是鎮外穆賽基穀的一個農民。我是他的獨生子。父親勞倫斯．馬雷是一個純南非人，但母親瑪麗卻是盎格魯人。這樣結合在那時是很不尋常的。但也由於這個，使我長大後既懂英語又懂南非語。

「我給你派兩名我的官員，他們會在各個方面幫助你的。幫你找所要的檔案，必要時做你的翻譯。你會說南非話嗎？」

她顯得疑惑不解的樣子。「在上面閣樓裡確實有一盒子舊東西，」她說，「他死了以後一直扔在那兒。都是些紙和他當校長時的一些東西。」

「我想從頭開始，」普雷斯頓說，「這個地方，杜威爾斯克魯弗，遠嗎？」

皮埃納爾將軍又高又胖。他們進來後，他站起來，並走過來握手。格雷作了介紹，將軍示意他們坐在皮椅上。侍從端來了咖啡。他們的談話聲音很小，格雷領會了意思，便起身告辭了。皮埃納爾看了普雷斯頓一會兒。

「請問你多大歲數了？」普雷斯頓問。

普雷斯頓點了點頭。他不想先入為主。這裡的觀點是認為倫敦犯了個錯誤。他打開卷宗，在檔案的開頭，是一件手寫的英文資料。

「請允許我做兩點解釋，總書記同志。第一，因為這個『曙光計劃』極端保密，我認為明智的辦法是把參與者壓縮到最小的數目。在需要了解的情況下，也不會有人知道真正的目的。第二，反過來，由於時wｗw.ｈｅｔｕｂook.ｃｏm•cｏｍ間特別緊迫，必須盡量少兜圈子。過去採取重大措施時總是習慣於用幾週、甚至幾個月時間，現在必須縮短到幾天。」

他們來到已經準備好的辦公室後，維爾揚問：「你看從哪兒做起，普雷斯頓先生？」

普雷斯頓站起來握手。他覺察到這位年輕的南非人的臉上有一層淡淡的敵意，可能是他的上司那善於隱飾的情感的反映。

「指揮信使的是一位調度官，他要保證所有的東西都送到在英國的執行官手中。還要有一個供應官與其配合，及時提供運送物件。這個人要有四個助手，每人負責一項專門工作。

「後來，一九六〇年，他的妹妹——我的姑姑成了寡婦，住在彼得斯堡。她來和我父親住在一起，照顧他，這也是情理中的事。他去世時，我讓他把一切都給了姑姑——房子、家具等等。」

他想，這才是真正的非洲。道路高低回轉地順著懸崖爬向穆賽基谷底。在谷底又是一連串的山丘，中間有一條深深的狹縫，道路從中間通過。這就是杜威爾斯克魯弗，意思是魔鬼溝。

普雷斯頓顯得悶悶不樂的樣子。窗外夜幕在降臨。

「他不要。」老人說，「他那時住進了溫伯格部隊醫院，給我打了個電報。我從軍事當局查到了他的地址，他們也擔保了他的身分。他在電報中讓我把所有的財產都賣掉，把錢電匯給他。」

普雷斯頓看那份自傳。

由於我當時是下士，便叫我去幹活。每天與其他人一起被用卡車送到十二英哩以外的合成汽油廠幹活。那年冬天，西里西亞平原非常寒冷。一天，正好是聖誕節的前一天，我們的卡車拋錨了。兩個戰俘在修車，德國警衛看著他們。我們一些人被允許從車尾跳下來，一個年輕的南非戰士盯著僅僅三十碼以外的松林，看了看我，揚了揚眉。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那樣去做，一剎那間我倆就在沒膝深的雪地上奔跑起來，我的同志們在那裡推推撞撞地干擾警衛瞄準。我們活著跑到松林邊，一下子鑽進了密林中。

我們很快就發現，我們雖然逃出了油鍋，但又掉進了火坑。只不過沒有火，代替它的是一座寒風凜冽的地獄。溫度達到零下三十度。我們用紙包上腳再穿到靴子裡，但靴子和大衣都不足以抵擋寒冷。兩天以後，我們就非常虛弱而且到了絕望的邊緣。

「好的，」維爾揚點頭說，「如果他變壞了，如果他變節了，一定是在國外什麼地方。」

「他還在嗎？」

「你看，」這位南非人說，「從那以後，他的工作一直是穩重的，雖然沒有驚人的壯舉，但也無可非議，熬到一祕。他在國外任過八次職，所有的國家都是堅定地親西方的。這就不少了。但他是個光棍兒，幹這一行是較合適的，只有大使級和部長級才需要有夫人。你仍然認為他在這些工作中有什麼地方不對勁嗎？」

「整個行動的關鍵，」菲爾比繼續說，「是執行官，一位以英國人的身分到英國居住幾週的人，他將最後實現『曙光計劃』。

在下面很深的地方延伸著峽谷，一片蔥蘢茂密。在平展的谷底，點綴著成千上萬蜂箱一樣的非洲小屋，屋周圍是禽舍、牛欄和玉米田。有些小屋建在坡上，但大多數都分布在穆賽基谷底。屋頂中央的煙囪冒出嫋嫋的劈柴煙，甚至在如此高遠的地方，也可以看到非洲兒童放牧著一群群筋肉隆起的肥牛，婦女弓著腰在田間勞動。

「當然，是我父親。塞德里克．本森。」

「他說過他怎麼死的嗎？」

「好吧，」維爾揚說，「我在這兒幫助你。下面你想怎麼幹？」

維爾揚把車開到克斯坦斯修配廠的前院，指著馬路對面的因姆波旅館說：「去喝杯咖啡，也給我要一杯。我加滿油，再打聽一下。」

「那就要有筆頭翻譯了，也許也要些口譯。」

她同意跟他們一起去。她姑姑，溫特太太，正在家中，一位開朗大方、像麻雀一樣歡樂的老太婆，頭髮是染過的。聽他們講完後，她便走到櫥櫃前，抽出一個扁盒子。

普雷斯頓又繼續看簡．馬雷的故事。

海關和入境只是一種手續。著陸三十分鐘後，兩個英國人就驅車向北，朝著比勒陀利亞疾馳。普雷斯頓好奇地望著南非大草原的風光。這並不像他想像中的非洲——一條六車道的現代柏油路面高速公路，縱貫一望無際的大草原，兩旁都是歐式的現代化農場和工廠。

我七歲時，在杜威爾斯克魯弗的地方小學校讀書。十二歲時，進入了五年前成立的馬倫斯基中學念書。一九三九年戰爭爆發後，由於我父親是大不列顛王國的崇拜者，每天晚上下班後，都坐在屋前廊下聽收音機。歐洲戰爭的每一條新聞都仔細聽。我母親死後，我們的關係更密切了。但我很快就想參軍去打仗。

在回來下山的路上，他們經過墓地。普雷斯頓讓維爾揚停車。這是一片安寧僻靜的去處，高高地俯瞰城鎮，周圍是一圈松樹和冷衫，中間是一棵老樹，樹幹已經乾裂，附近長著一圈一品紅。他們在一個角落找到一塊蓋滿苔蘚的石碑，擦去苔蘚後，普雷斯頓看到鑿刻的墓銘志：「勞倫斯．馬雷，一八七九～一九四六，妻瑪麗，子hｔtｐs://wｗｗ.ｈｅtｕbook.coｍ.cｏｍ簡，上帝永在，安息吧！」

「在。八十多歲了。十五年前移交給我的。但他手腳還很靈活。」

一九四五年三月，俄國軍隊突然出現在我們附近。我們在森林裡聽到他們的大炮順著大路轟轟隆隆地向西開去。波蘭人寧肯困在森林中，但我卻忍受不住了。他們給我指點了走出森林的道路，一天上午，我踉踉蹌蹌地走出森林，舉著雙手，向一隊俄國士兵投降了。

「你姑姑後來怎麼樣了？」普雷斯頓問。

「可憐的朱普過去總愛玩這個。」她說。她拿的是象牙象棋，「你們要的是這個嗎？」

「你父親去世時，你沒繼承他什麼遺物嗎？」普雷斯頓問。

「行。我打個電話。」

本森先生沒有回答，卻伸手拿電話，撥了一個號碼。大概是他父親接的電話，因為兒子說來了客人，有一個倫敦的，想跟他聊聊。他放下電話。

「有時提起，」她說，「他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本森先生在辦公室。維爾揚將裝在塑膠夾中的卡片向律師的祕書晃了晃，這一招兒立刻見效。她用南非語對著內部對講機說了些什麼，他們便立刻被領進本森先生的辦公室裡。本森很和氣，滿面紅光，穿著淺駝色西裝。他用南非話向他倆問候。維爾揚用口音很重的英語說：「這位是普雷斯頓先生，從英國倫敦來。他想向你問個問題。」

「我可以拿走嗎？」普雷斯頓問。

隔一天的夜裡，我們躲在一個破棚子裡睡覺，突然被人粗暴地捅醒了。我們以為是德國鬼子。由於我會南非語，也能聽懂幾個德語詞，但他們說的不是德語。他們是波蘭人。我們被一些波蘭游擊隊發現了。他們走到跟前，把我們當成掉隊的德國鬼子，想打死我們。但是，我拼命地叫喊，說我們是英國人，他們中間有一個人好像懂英語。

「老農馬雷死的時候，一定留有遺囑，」普雷斯頓若有所思地說，「這就必然有遺囑執行人，也就是說，要有個律師。咱們找一下，在杜威爾斯克魯弗有沒有律師？星期六上午上不上班？」

後來，可能上邊傳下來什麼話，一九四五年八月，大多數人都死了，他們把我裝到卡車上，開出很遠，最後，在德國的波茨坦，把我移交給英軍。英軍對我太好了，我在位於德國比勒菲爾德郊外的部隊醫院裡治療一個階段後，便被送到英國。在格拉斯哥以北的基勒恩英軍醫院又治療了三個月。最後，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搭乘法蘭西號輪船從南安普敦返回開普敦，於今年一月底抵達開普敦。

情報部隊重新改組為全國情報局。亨利．皮埃納爾將軍從軍事情報局局長的位置升到這裡。他並不是警方將軍，而是軍方將軍；也不像奈傑爾．歐文那樣，是一位終身情報官員。他的軍事情報生涯使他懂得了，要打死一隻貓，可以用硬東西將它砸死，但這不是唯一的方法，還可以有其他多種方法。範．鄧．伯格先生已經退休了，但仍隨時準備訓導前來求教的人：「上帝總是助我一臂之力的。」不幸的是，英國佬卻把他的外號移植到皮埃納爾將軍頭上了。

「小學校長，」小本森插嘴說，「他教過我，一直到我上中學。在新小學校建立之前，他一直管農場小學。後來，他退休了，就住在杜威爾斯克魯弗這兒。」

「我想，是在比勒陀利亞了。」普雷斯頓說。

「全都歸兒子，」本森簡單地說，「農場、房子、設備、屋內財產。哦，還有一個異乎尋常的關於錢的遺囑，把錢分給當地的農場工人、工頭等等。」

「試試看，」小本森說，「當然了，這位馬雷先生也可能找彼得斯堡的律師。但那些年，當地人通常都是待在當地。一九四六年的盒子可能在別的什麼地方。請稍等一下。」

「要用十二個信使，或叫『騾子』，給他運送所需的一切。他們將把一些物件偷運過去，或者通過海關，或者通過不檢查的地點。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帶的是什麼，也不知為什麼。每個人只要記住一個接頭暗號以及另一個備用暗號就可以，以防一旦某一個連繫不上時使用。每個人將東西交給執行官後便回到我們的國土來，並且立即隔離起來。除了執行官以外，還有另一個人，他將永遠回不來了。但這一點，他們誰也不知道。

「能不能送點三明治和咖啡來？」普雷斯頓問。

「關於通訊，還有一點需要說明。由於時間的因素，不可能採用正常的通訊渠道或人員會面的方式。我們可以通過莫斯科廣播電臺商業廣播波段，以密碼的方式定時與執行官進行通訊。但是，為了使他在緊急時能與我們連繫，他必須在英國某地有一臺發報機。這是一臺老式的發報機。這很危險，是一臺戰時使用的發報機。但必須有一臺。你會看到我在裡面提到過。」

那天晚上，哈羅德．菲爾比被人陪著從賓館來到總書記的客廳。這位蘇聯領導人正在那裡等他。菲爾比將幾份文件放到這位老頭子的面前。

在這兒也沒待多久。大約十四天後，我們一半人又離開穆斯堡，來到鐵路，又被裝進牲畜車。車輪滾動了六天六夜，橫穿德國，幾乎一點吃的喝的都沒有。終於在一九四三和_圖_書年八月又下了車，向另一個更大的集中營行進。我們發現，這兒叫做三百四十四號集中營，在波蘭的拉姆斯道夫，靠近布雷斯勞，那時還屬於德國的西里西亞。我認為，三百四十四號集中營是最糟糕的集中營，裡面有一萬一千名同盟國戰俘。食物極缺，實行配給，忍饑挨餓，主要是靠紅十字會的救濟包維持生命。

「你想到哪兒去？」維爾揚問。

「勞倫斯．馬雷葬在哪兒？」

普雷斯頓的心裡嘆了一口氣。查爾斯大街和戈登大街那種無拘無束的、直接叫名字的稱呼要比這樣自在得多。

她專心地聽他們講，然後搖了搖頭。「我記得很小的時候到農場去，他和農場主馬雷下象棋，」她說，「那大約是在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我記得象牙象棋，但不記得什麼相簿。」

我現在出院了，得到了健康證明書。值此，我申請加入南非外事局。

上尉從一個抽屜中拿出檔案，喜形於色的樣子很明顯，「我們已經審查過了，」他說，「幾天以前，我親自從外交部個人檔案處調來的。」他把檔案放在普雷斯頓面前。一份很厚的檔案，牛皮紙封面。

當他們離開穆賽基開向上山的路時，普雷斯頓回首看峽谷的對面，在魔鬼溝的那邊，濃密的烏雲越聚越厚。他看到，烏雲聚集到一起，暴雨向小小的城鎮傾注下去。對那裡的不明死亡案，這位坐在車中返回的英國人已經明白了八、九分。然後，他把頭仰起，睡著了。

總書記又研究了一下文件，衡量計劃中所需要的每一個人。最後，他抬起頭來，「你會得到這些人的，」他說，「我要把他們一個一人地找出來，都是最好的，分別給以特殊使命。」

「你能告訴我在那年誰是杜威爾斯克魯弗這兒的律師嗎？」

正是在開普敦，我聽說我的父親——世上唯一的親人——死去了。這沉痛的消息使我非常憂傷，身體又垮了下來，住進了開普敦的溫伯格部隊醫院，一直住了兩個月。

那個春天的大部分時間我們都花在進軍羅馬的旅程上了。那時，先是隨著第六師，後來跟著第十二南非摩托化旅和第十一南非裝甲旅。我們的維茨營穿過羅馬之後，又向佛羅倫斯推進。六月十三日，我和Ｃ連的一個搜索巡邏隊在奇安蒂山區的貝奇尼山巡邏。天黑以後，在濃密的樹林中，我掉了隊，幾分鐘後，我發現自己已被德軍赫爾曼．戈令師所包圍，像他們說的那樣，我被「裝進了口袋」。

在彼得斯堡，他們轉向東方，在平坦廣闊的非洲大草原上行駛了五十英哩，淡藍色的渺渺蒼穹與無邊無際的地平線遙相接應。直到他們到達叫做水牛嶺的懸崖時，大草原才伸向了穆賽基峽谷。當他們盤旋向下時，普雷斯頓發出一陣陣的驚叫。

「嗯……這兒有：『將我的象牙象棋送給我的老朋友朱普．範．蘭斯伯格，以紀念我們在農場裡一起度過的那些美好的夜晚。』就這些。」

「我設法從車隊弄一輛車，六點到旅館。」維爾揚說。

「開車大約四個小時的路程。你想到那兒去嗎？」

普雷斯頓在范德瓦爾特大街的旅館裡登完記，放下行李，簡單地洗了洗，刮了臉，於十點半來到樓下大廳裡與格雷會面。從這兒，向聯合大廈開去。

「我在勃哲斯巴克給你訂了房間，」格雷說，「在比勒陀利亞市中心。倫敦通知我說，你願意住旅館，不願意住公寓。」

普雷斯頓聳了一下肩膀。

「這個，」維爾揚說，「是他自己寫的自傳，這是申請參加外事局時的要求。在簡．斯馬茨的聯合黨掌權的年月裡，英文比現在用得多。現在，這種東西就得用南非語。當然了，兩種文字是通用的。」

在杜威爾斯克魯弗這個地方，嶺東與嶺西的氣候完全不同。嶺西穆賽基的年降雨量為二十英吋。而在嶺東，大片大片的濃雲從印度洋飄來，越過莫三比克和克魯格獵場，撞到嶺上，使東坡的年降雨量達八十英吋。在這邊，一片蘭按樹林，工業也隨之因林木而為加工業。維爾揚和普雷斯頓沿著特贊寧路開了六英哩，找到了杜．普萊希斯先生的鋸木場。給他們開門的正是他的妻子——小學校長的女兒。她長著蘋果似的臉，大約五十歲，手和圍裙上沾著麵粉，正忙著烤麵包。

老本森一句話沒說，坐到桌後的椅子上，讓他兒子拉過另一個椅子坐下。老本森把眼鏡卡到鼻子上，從眼鏡上面看著客人，「我記得勞倫斯．馬雷，」他說，「嗯……對，是我們在他去世後主持的遺囑。我親自處理的。」

「不會，將軍，一個字也不懂。」

「趁等著的時候，」普雷斯頓問道，「你能不能查一下一九四六年的卷宗？看看你，噢，你父親，是否為一個叫勞倫斯．馬雷的當地農民主持過遺囑，這個人那年一月份死的。」

「跟他聊聊行嗎？」

「沒了，十年前就死了，」老本森說，「我參加了他的葬禮。」

「正是這樣，將軍。但願我可以被允許。」

這個不太雅觀的外號本來是加在範．鄧．伯格將軍頭上的，一位警方將軍、前國家保安局局長。在一九七九年的馬爾德蓋特醜聞之後，南非國家情www•ｈetubｏｏｋ•coｍ.ｃoｍ報部隊與保安警察融為一體的害人機關解體了，從而使職業情報人員和外事部門如釋重負。他們之中不少人都嘗過國家保安局鐵拳頭的滋味。

她蹙了蹙眉，「在律師事務所，他們沒告訴你嗎？咳，老馬雷一定是發昏了，那是一場車禍，車撞了人又逃走了，朱普說過。好像是老馬雷停下來修理扎壞的車胎，一輛過路的卡車撞了他。那時以為是一個喝醉了的卡菲爾人，咳，別提了！」她將手捂上嘴，不好意思地看著維爾揚，「我真不該講這麼多話。可是，不管怎麼說，他們總也沒有找到是誰開的卡車。」

「拍賣商經手的，就在農場外面，賣給了范．吉爾。他全買去了。現在所有的土地都歸伯蒂．范．吉爾所有。但我在場，擔任遺囑主持人。」

「我看就從這兒開始吧！」普雷斯頓說，「我讀的時候，你給我寫一份他在外事局所擔任的工作的概要好嗎？特別是在國外的工作，何地，何時，多長時間。」

十分鐘後，他們進入溝中，慢慢地從新小學校前駛過，來到勃塔街，這是小鎮的主要街道。

「不想要這個，想要相簿。」普雷斯頓說。

「你知道她後來的情況嗎？」

普雷斯頓合上卷宗，維爾揚抬起了頭。

在一個又一個潮溼冰冷的牢房裡，我被單獨地關了五個月，受盡了殘酷的折磨。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審問我，企圖使我承認是間諜。我拒絕了他們，他們便把我剝光衣服，扔進牢中。在春末（當時在歐洲戰爭已經結束，但我並不知道），我的身體開始垮下來，他們便給了我一個地鋪和稍好一點兒的食物。當然，按我們南非的標準，那種食物是根本不能吃的。

普雷斯頓停下來，問：「我想，這些不會影響他加入吧？」

兒子遞給他一份用粉絲帶紮著的又髒又黃的文件。老人撣掉灰塵，解開帶子，把文件展開。他不出聲地看起來。

「讓我介紹一下，這是安德烈斯．維爾揚上尉。安德烈斯，這是倫敦來的約翰．普雷斯頓先生。你將和他一起工作。」

本森詫異地看著他，「大老遠的從倫敦來問我多大歲數？說實在的，我五十三歲。」

「應該回來過。老馬雷是死在去看兒子的路上。那時是很遠的路程，還沒有航班，必須坐火車去。」

南非政府的大部分機構都坐落在一所又長又高的紅褐色沙岩大廈裡。四層樓高，四百碼長的正面是四個突出的柱廊。這座大廈位於比勒陀利亞市中心的山丘上，朝南俯視一條山谷，谷底是克爾克大街，在大樓前的空場上，可以一覽山谷和南邊大草原的褐色山丘，丘頂矗立著方形的沃爾特萊卡紀念碑。

維爾揚停下寫字，抬起頭，「那時，只有志願兵才能被派到南非境外去打仗，」他說，「不能強迫。到國外去打仗的志願兵都發紅領章。」

五分鐘後，他來到旅館的前廳找到普雷斯頓。「有一位律師，」他一邊呷著咖啡一邊說，「是盎格魯人，名字叫本森。就在馬路對面，與修配廠隔兩個門。今天上午他可能在。咱們去吧。」

「這麼說來，一九四六年你大概是十二歲？」

皮埃納爾點了幾次頭，「我已經向奈傑爾爵士許諾，你會在這兒得到我們全面的協助。而且，我從不食言。」

「沒有時間。在南非這裡，一月份是夏天，那時還沒有陳屍設備，屍體必須很快埋掉，不能停放。說實在的，我想他根本沒有回來過。也可以理解，父親不在了，回來也沒什麼事可做的。」

「一點也不影響，」維爾揚看著那份文件說，「那時統一黨還掌權。國民黨只是在一九四八年才占領了農村。」

「農場和其他財產的拍賣，你經手沒有，本森先生？」

「謝謝你，將軍。」

總書記慢慢地點著頭，「那麼，你說說為什麼要用這幾個人？」

格雷在收發室出示了證件並說明了約會。幾分鐘後，來了一位年輕的官員，把他們領到皮埃納爾將軍辦公室。這位全國情報局局長的辦公處是在大樓西端的最頂層。格雷和普雷斯頓被領著穿過一條又一條似乎沒有盡頭的走廊，走廊裡裝飾著典型的南非那種以褐色和乳白色為主色的圖畫，都繪在黑色的木板上。將軍的辦公室在四樓的最後一條走廊的盡頭，兩邊各有一個辦公室，右邊的是兩個祕書，左邊的是兩個官員。

我父親比母親大許多。母親身體虛弱，在我十歲那年，她死於傷寒。那時，傷寒時常席捲那一帶。我出生時，父親四十六歲，母親只有二十歲。他主要種馬鈴薯和菸草，還有麥子，還養雞、鵝、火雞、牛、羊。他一生中都熱情支持統一黨。我的名字就是按照簡．斯馬茨元帥的名字起的。

「在私人關係上有什麼遺囑嗎？任何涉及個人往來的？」普雷斯頓追問道。

「還有沒賣掉的私人紀念品嗎？」普雷斯頓問。

「這麼說，普雷斯頓先生，」他幾乎用地地道道的英語說，「是關於我們的簡．馬雷大使。我已經跟奈傑爾爵士說了，現在也可以告訴你：他不為我幹事，也不為政府，至少，不是在英國的特務負責人。你是來調查他究竟是為誰幹事嗎？」

「『紅領章』是什麼意思？」普雷斯頓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