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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開車送她回去，但是她寧可搭計程車。結果我們站在街上等了好長一段時間車子才來。我替她關上車門時，她的頭往前傾斜，像是有什麼東西掉在地上似地。我向她揮手告別，直到她消失在我的視線之外。但是她卻沒有向我揮手。

「我需要的不只是道歉。」

「先生，我想奧斯卡今晚恐怕來不了啦。他六個月前就死了。」

「只有在偶爾出現的時刻裡，我們才會去面對自己一向玩弄於股掌之間的現實。」他平靜地說道。「一直到事情發生，我們都只是冷眼旁觀。我們手下的間諜替我們實現我們的夢想，而我們這些專案主管卻只是安全而愜意地坐在單向後視鏡後，告訴自己只要親眼看到事情完成，就和親自去做沒有兩樣。然而當真相大白時——如果你曾遇過這種情況的話——從那刻起我們就會在要求別人為我們做事時態度更謙和些。」

我看得出來他不喜歡聽到這句話。他不習慣聽人吩咐，或是被人頂撞。他用右手背抹了下嘴唇，這是有時他在打我之前，會擺出的姿態，所以我等著他下手。後來他開始拍著口袋，我想他大概是在找什麼工具。

「為什麼？」

「你明天要搭經由華沙前往法蘭克福的飛機，所以一切都是誤會。」他說。「我們向你表示歉意。我們會取消你的商務約會，並對外說明你碰上了一個肇事者逃跑的車禍。」

「那好，現在我提出為荷蘭從事間諜工作的建議，」他咬文嚼字一番，有氣無力地說道。「因此我需要一位優秀的『專業』荷蘭人，一個可以守口如瓶的人。我知道你們過去雇用了什麼樣的笨蛋來對付我們，所以我會有所選擇是不難理解的。不過，你已經通過了考驗，恭喜你，我選中你了。」

「是荷蘭領事。」然後我想我大概把「荷蘭」這個詞重複了好幾遍，而且還一再重複，直到他把冷水撥到我身上為止。然後他又灌了一點水到我嘴裡，讓我漱了口把水吐出來。此時我才意識到自己下顎的左前方斷了一顆牙齒。也許是兩顆。這很難說。

那又是為了什麼呢？在我依照情報局的標準動機查核表一一檢視之後，我繼續這樣問自己。

而對我來說，最糟糕的下場，也就是最大的考驗，從我進入那道神祕的門開始，我就已作好了準備，而我現在正面臨這種情形：接受考驗，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勇氣；迎接精神和肉體的試煉，直到最後一口氣為止。我知道我只能用一句話來制止死亡向自己逼近——在我的內部正進行著一場靈魂與肉體之間的致命搏鬥，而施予痛苦的只不過是這場祕密的內心交戰中那些受雇的傭兵。

在五年的時間內，杰茲是我的祕密情報來源，但是他對動機本身的藐視——特別是他自己的動機——從來就未曾減少過。他說，我們這些笨蛋一開始總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然後再去找為什麼要這樣做的正當理由。他告訴我，對他來說，所有人都是笨蛋，而我們這些間諜正是最無可救藥的笨蛋。

「生於奈|美根。替法蘭克福附近的陶努斯農民工作。」

如果情況緊急，我們站裡的人員也會從慕尼黑出發，進入波蘭。我們只派一個人去，而且通常扮成參觀某個貿易展的商人。我們的密使會在路邊的野餐地點或者是後街的咖啡館裡，和我們那些寶貴的間諜面對面地進行短暫的晤談，在確定間諜們重新受到鼓舞之後，他們便交代任務然後離開。沒做過間諜的人是很難想像得出一個間諜所面對的信心煎熬。適時地和一位優秀的專案主管喝上一杯咖啡——哪怕是難以入口的劣質咖啡——也會使其手下間諜的士氣維持數月之久。

「不，」他大叫，並嘆了一口氣。「是你錯了。我抓對人了。」

我的另一項任務就更複雜了。我在找一個叫奧斯卡的間諜。我們原先以為他死了，但是六個月後我們卻收到了他的消息。走出情緒低潮後，奧斯卡用他祕密的書寫工具寫了一封信寄到我們一個舊的掩護地址，信中詳述了從他聽到有人遭到逮捕的消息那天起，到目前為止所做的每一件事。他保持警覺，堅守工作崗位。他以匿名方式告發了他所任職的檔案科裡的一個共黨間諜，以便轉移視聽。他靜觀其變，幾個星期之後那位共黨間諜果然失蹤了。精神為之一振的他又繼續等著。接著他所聽到的謠言是那名共黨間諜已經招供了。這件事他曾得到杰茲上校的協助，因此也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隨著時間的流逝，他逐漸又萌生了安全感。如果現在上級願意給他任務指示，他已準備重新出發。為了表達誠意，他在我們事先約好的定點位置——文中的第三個、第五個和第六個句號中——嵌進了微縮影片，放大以後，共計有十六頁波蘭國防部對上校那個部門所下達的極機密任務指示。情報局的分析人員宣稱這些資料「極有可能，可信度很高」。這話既然是從他們的口中說出，就那表示他們一定是欣喜若狂地認定這些文件是絕對可靠的了。

斯邁利自個兒打斷了他的故事——故事中敘述一位中美洲外交官酷愛某個年代的英國火車模型，於是情報局就派遣蒙帝．奧爾勃克一行人設法從倫敦一家玩具博物館裡偷來了一個珍貴的蒸汽火車引擎送給他，因而換得了這名外交官對情報局的終生效忠。大家聽了都放聲大笑。一直到斯邁利突然地沉默下來，陷入沉思，大家也才跟著緘口不語，此刻斯邁利正以憂慮的眼神盯著屋外的某處。

至於西方，那裡也由同樣的笨蛋掌握著，這些人甚至掌握了全世界，所以這有什麼差別呢？當我告訴他事情並不只是這樣時，他變得如同其他狂熱分子般，咄咄逼人地為自己的虛無主義信念辯護。於是我只好克制自己，免得真的惹他發火了。

這就是古老的但澤，一個如同漢撒同盟中的雄偉港口；這就是現在的格但斯克，波蘭的工業貧民窟。而電車站是在格但斯克。在我耐心等待時，左右兩側所見都是燈光昏暗的水泥公寓，看起來死氣沉沉。在橘黃色的天空下，這些建築顯得特別低矮。我上下打量著這條街道，卻看不到一絲顯示人類之愛或歡樂的跡象。街上看不到咖啡廳、電影院，甚至是一盞漂亮的路燈，連兩名在對街一幢樓房門口踉蹌倒下的醉漢好像都不願開口。一個高亢的笑聲，或是為友誼與喜悅所發出的吶喊，在這座室外監獄的單調氣氛中都顯得突兀而愚昧。一輛汽車疾駛而過，但不是藍色的，也https://m.hetubook.com.com不是輛特拉班特汽車。汽車兩邊的窗戶上積滿了雪，所以即使是看著它從我面前駛過，我也說不上來裡面坐了幾個人。汽車停了下來。不過不是停在路邊，不是停在人行道上，也沒有停在轉彎角處或是路邊停車位上；因為這些地方都蓋滿厚厚的積雪。那輛汽車就直接在路中央那兩道黑色的車行痕跡上停下，然後引擎熄了，車燈也關了。

接著我又以為他為我們做間諜是基於意識形態方面的理由，而他的憤世嫉俗只是想掩飾他在中年所產生的一些對更美好事物的渴望。然而當我企圖誘騙他摘下面具時——杰茲，你的家庭。你的母親，杰茲。你當了爺爺，一定感到很自豪把——我卻發現他憤世嫉俗的態度更是變本加厲。他反駁說自己對他們都沒有什麼感情。正是由於他如此無情的態度，使我認為他真的就如他自己所堅稱的那樣，痛恨全人類，而他的凶殘，或許還有他的變節，也都只是這種仇恨的表現。

然而，進了屋之後，他們卻變得按部就班。彷彿這間雅緻的舊屋，也使他們產生了一種秩序感。他們用了一種比較文明的方式修理我——每個人輪流揍我，另外兩個則負責抓住我，這種輪流方式可真是民主，不過在第五次或第六次輪到杰茲上校時，他下手太狠了，結果讓我真的昏死過去了一陣子。等我醒來時，屋內只剩下我們兩個。他坐在一張折疊桌旁，手肘支在桌上，兩隻擦破皮的手托著他那顆滿臉愁容的腦袋，像是有些宿醉似地。他失望地回想著我在挨揍時，針對他的問題所做的回答，並且抬起頭來看看我這副面目全非的模樣。然後他痛苦地搖了搖頭，嘆了口氣，似乎是在說生命實在對他有欠公平，他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些什麼，才能幫助我明白這層道理。此時我才發覺已經過了一段較我想像中更長的時間，也許有幾個小時吧。

「為什麼一個荷蘭人應該知道肯特郡呢？」我說。

宗教的力量呢？我也這麼問過。然而他就如同我現在所想的，大為氣惱。他反駁說耶穌基督是個患有憂鬱症的瘋子。耶穌基督要當眾自殺，所以他就不斷地激怒當道者，直到他們成全了他。「那些推崇上帝的人都是一個樣兒。」他帶著鄙視的口吻說道。「我折磨過他們。我知道。」

每一個間諜都有自己獨特的性格。檔案上說奧斯卡喜歡在夏季垂釣，而且我的前任者也曾經和他在河岸有過幾次成功的晤談。他們甚至還釣到了幾條魚，即使河水汙染情形嚴重，他們釣起來的魚根本不能吃。只是此刻正值嚴冬，只有小孩和被虐待狂才會去釣魚。冬天裡奧斯卡的喜好有所不同，他喜歡去船廠附近一家大多是基層官員光顧的俱樂部去打撞球。這家俱樂部有一具電話。我的前任者會說波蘭語，所以他若想安排會面，只要打個電話到那裡去，謊稱他叫萊克，是奧斯卡在海軍的一個老朋友，想邀他好好聊聊。然後奧斯卡會說，「好吧，我明天在我姊妹家裡等你，到時咱們好好喝一杯。」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一個小時之內你開車到某某大街的轉角處來接我」。

在我手下工作的那五年內，只有一次，他似乎是有意地透露了我正在尋找的線索。那次他已疲累不堪。當時他正出席一項在布加勒斯特召開的華沙公約國家情報部門首長會議，而在此同時，波蘭國內也有人指控他的情報部門粗暴而腐敗，使得他必須為此極力辯解。我們在西柏林的一棟我們用來招待優秀的情報人員的公寓裡見了面。他真的已經是一個精疲力竭的拷問者。他坐在我的床上，抽著菸，回答我針對他上次送來的一大堆資料所提出的後續問題。他的眼裡布滿血絲。當我們結束詢問時，他要了一杯威士忌，喝完之後又要了一杯。

那這究竟是為什麼？

因此當劇烈的痛苦首次失控地爆發出來時，我的反應便只是承認事實罷了。我想著，嗨，你終於來了，我姓約斯特，那你呢？

「找荷蘭領事來。你們抓錯人了。」

將慕尼黑視為是進入波蘭的跳板也許有點奇怪。然而數十年來，慕尼黑卻一直是一系列波蘭行動的指揮中心。郊區那座綠樹成蔭的領事館附屬建築處屋頂的天線，不分晝夜地監聽我們的波蘭間諜發出的信號——常常都只是夾雜在公開廣播節目裡出現的嗶一聲，至於要發出回應時，我們會依照預定的時段，我們向他們表示慰問並傳達新的指示。我們也會從慕尼黑寄出其中摻雜了密語的快信到波蘭。如果為我們提供情報的人能到波蘭境外來，我們就從慕尼黑飛過去聽取他們的彙報，並設宴招待他們，聽他們訴說心中的苦惱。

如果這一切讓我顯得是個被動的角色，這是因為舉行這種會面時有一條鐵律，那就是我們得完全聽從當地間諜的安排，他可以全權決定怎麼做最安全，選擇最適合他的生活方式。然而我若是奧斯卡就不會做這樣的建議，我也不明白為什麼見面之前我們一定得先用電話聯絡。不過，或許奧斯卡明白吧。或許他怕這會是個陷阱。也許他想先從我口中取得保證，再採取下一步行動。

奧斯卡在他的信中提供了三家咖啡廳的電話號碼，以及他每家咖啡廳會出現的機率——之所以要有三家，是因為電話常常可能會故障或是有人在使用。如果這些電話都打不通，那麼我們就用開車去接的方法。奧斯卡已經告訴我該在什麼時間站在什麼電車站等他，而且他也說了他那輛藍色特拉班特汽車的車牌號碼。

「你們的人一定想知道我的動機。」他深深地吸了一口菸，接著說道。「告訴他們……」他突然停了下來，縮起脖子，低頭看著我，就像是在懇請我告訴他如何和白癡們打交道。「告訴他們，我已厭倦了。告訴他們，我討厭這種工作。告訴他們，共產黨是一群壞蛋。反正他們已經知道了，不過還是告訴他們。我是個天主教徒。猶太人。我是韃靼人。他們想知道什麼你就告訴他們什麼。」

起初我懷疑他是為了報復才投靠我們，也許是他的上司輕視他，於是他就憤而出走。他痛恨他們，特別是他自己。

「你還在做那份工作嗎？」她說。「班的工作？」

他試著點燃一根菸，但是風連續吹熄了好幾根火柴。所以他摘下了帽子，隨即在帽子裡面點著了菸。他的那張肥臉朝下就像是低頭喝著溪水一樣。

有一個人站在我的左邊，近的可以碰到我。他穿著一件毛大衣，戴著一頂皮帽，拿著一把破傘，傘裡說不定就藏著一根鉛管。怪事，他和我一樣，也在等電車。第二個人則站在我的右邊：身上有一股馬騷味。即使他像是騎馬到這裡來的，現在他也是在等電車。然後有個和*圖*書人以一口蹩腳的波蘭英語對我說話。那聲音既不是來自我的左邊，也不是來自我的右邊，而是來自我的正後方。也就是我剛才聽到那個輕盈腳步聲傳出的方向。

九點的新聞正播報著團結工聯在格但斯克舉行戶外集會的實況，一位波蘭的樞機主教正在規勸眾人保持理智。梅貝爾覺得沒什麼意思，於是把《每日電訊報》放在腿上，繼續做她的填字遊戲。剛開始時，群眾聽不清楚樞機主教的講話，而後以信仰虔誠聞名的波蘭人才肅靜下來。樞機主教講完話後，便在他的教徒之間走動，賜予祝福並接受敬意。一位又一位的名人被引領到他面前，而這時我看到了杰茲正在遠處徘徊，就像是個被排拒在宴會之外的髒孩子。自從退休以後，他瘦了許多。我猜想大概是社會的變遷讓他無法適應。他披在身上的那件夾克顯得極不合身，而那雙曾經令人生畏的拳頭則縮在衣袖裡，幾乎令人看不出來。

「在你皮箱的夾層裡會有一疊波蘭的祕密文件。」他以低沉的語調說道，「當然，在格但斯克機場，海關不會找你麻煩。我已經下令他們不要檢查你的行李。他們只知道，你現在是我的間諜。到了法蘭克福，你就算是回到了自己的地盤了。我將只為你工作。我們下一次會面將是五月五日在柏林，我會出席五一勞動節紀念工人階級取得光榮勝利的慶祝活動。」

只有那些最頑固的人，或那些就要退休的人，提出駁斥認為那封信是誘餌。在這種情況下，說「不是」很容易。但說「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然而，大家總是最容易聽進那些說「不是」的人的意見，尤其是在海登垮臺以後，有相當長一段時間，局裡陷入了沒人敢對海登的叛變表達意見的僵局。為了爭取時間，我們寫信給奧斯卡，要求他提供更多的佐證。他在回信中怒氣沖沖地要求我們明白說出是否還信任他，而且這次他堅持要與我們會面。「不見面，什麼都沒有。」他說。會面地點在波蘭；近期見面，否則不再來往。

至於生活中的其他享樂，我們可以完全供給他的所需。他說，他的妻子是個潑婦，使得他在辦公室裡累了一天後回家，感到索然無味。而他的情婦則是個年輕的傻瓜，只要跟她在一起一個小時，他寧可去打一局撞球，也不願再和她多說一句話。

「奈德，那你呢，你過得怎樣？」她問道，好像我們是相互報告著各自彪炳戰功的將軍。

我去釣魚。我沉浸在幻想之中。可能的話，我對英國風光的熱愛正與日俱增。我想起了斯泰芬妮和蓓拉，以及我曾擁有過的其他女人。我為那條骯髒的河流去向我們的國會議員進行遊說。他是一位保守黨議員，但是他真的知道自己在保守些什麼嗎？我還參加了一個更有意義的環保人士組織，處處找人在請願書上簽名。然而這份請願書卻無人問津。我不打高爾夫球，我永遠也不會去打那玩意兒。不過如果梅貝爾星期三下午要一個人去打高爾夫球，我就會陪她去走走。我會為她打氣。我們的小狗也自得其樂。退休生活並不是用來漫無目的地遊蕩直到迷路，或是苦思如何重新創造人類這種沒有答案的事。

在潛意識裡，我們早已為自己所選擇的職業作好隨時可能面臨犧牲的準備。殯儀館人員會設想著自己的葬禮，富人會為萬一貧困時作打算，囚徒會推敲自己監禁期的長短，好色之徒會盤算自己是否會陽萎。有人告訴我，一名演員最擔心的莫過於一邊注視著空蕩蕩的劇場，一邊還要空虛無助地努力想起自己的臺詞；這對他來說，除了是預告他將死亡的幻影之外，還會是什麼？相對於公僕而言，當身邊維護特權的圍牆倒塌，他發現自己的處境並不比身邊其他人好時，在眾目睽睽之下，他也只能像一個說謊的丈夫一樣，為自己的散漫及逃避責任提出解釋。我的大多數同事，說句實話，都是這種類型的人：他們最怕的就是早上醒來，在報紙上看到自己的真實姓名；在收音機和電視裡聽到別人談論他們、揶揄他們、嘲笑他們，更糟糕的是還要遭受公眾的質問，而他們原本自認所做的一切都是為公眾服務。他們早就知道這種公眾的監督將是一場比敗給敵人或是同行還要來得重大的災難。那將會是他們的末日。

樞機主教愣在那裡，似乎是在懷疑自己的感覺。過了一會兒，他稍微穩住自己的情緒後，他便十分自然地夾緊了手肘，並且挺起肩膀注視著杰茲。然後他又緩緩地舉起手來，向他的附眾之一下達了命令，然而那名年輕的神父似乎不太情願。樞機主教又命令了一遍，於是那名神父才替杰茲清出一條路來。祕密警察和樞機主教此時四目相對。杰茲直往後退，彷彿有著理解上的痛苦。樞機主教傾身向前，並對著杰茲附耳說話。最後杰茲笨拙地跪了下來，接受樞機主教的祝福。

我倒是寧願認為他不是在談論危險。我推斷他是在談論一種感覺，那種不再感到自己已經停止存在的恐懼——也許這就是他為什麼會如此熱衷地把感覺灌輸到別人身上的原因吧。就在那一刻，我想自己開始有點明白為什麼他會拋卻了以往的原則與顧忌，和我一起坐在屋裡，他是要在自己的生命行將枯萎之際，努力地保持自己的活力。

「你叫什麼？」他問我，仍然是那口波蘭英語。

「你已經忘了你的荷蘭口音。」他搖了我一下，讓我清醒過來。

「別看他們。」他對我下令，並向他們出示證件。這時我再度昏了過去。

格但斯克的旅館全都有一種陰森恐怖的氣氛，我住的那家旅館也不例外。大廳裡有著一種像是消毒過的小便池所散發的異味；登記投宿的手續就像收養一個小孩那麼繁瑣，而且還更費時。我訂的那間房間原本早已有人住了，而那個房客講的話沒人聽得懂。等我找到另一個房間時，女服務生還得把前一名房客弄得又髒又亂的房間收拾好，此時已是黃昏時分，而我也該通知奧斯卡我已經到了。

就是做了這樣的心理準備，我才花了一個小時不停地分別打電話到那三家咖啡廳。但是我卻沒等出什麼結果。晚上九點十分時，我來到約定的電車站，等待奧斯卡那輛藍色的特拉班特汽車從街道那頭摸黑地開過來。雖然雪已經不下了，但是街上仍然空蕩蕩的，只能看到電車軌道旁兩道車子駛過所形成的黑色輪胎印。街上僅有的幾輛車子，如同從前線歸來的倖存者，小心翼翼地駛過路面。

突然間，樞機主教就像我一樣地看見了他。

此時發生hetubook.com.com的一切與我經常想像的情景完全吻合。我總是想像著，折磨我的人舒舒服服地坐在桌邊，用行家的眼光打量著我，而我自己則四肢攤開地靠在發燙的水管上，兩隻手臂被銬在狀似六角形手風琴的黑色兩邊，而散熱器的邊角有如熾熱的牙齒般咬著我的背骨。我的嘴和鼻子一直都在流血，有一隻耳朵也不住地滴下鮮血，而我的襯衫前襟看起來就像是屠夫的圍裙一樣血跡斑斑。不過現在血已凝固，我不再流血了，而這也是計算時間的另一種方式。當你被拷在格但斯克的一間寬敞空屋裡的一根熱水管上，端詳著杰茲上校玩偶般的臉時，血要過多久才會凝結呢？

在總部一直拿不定主意時，我請求上級允許我去見他。站內那些抱持不信任態度的人說我一定是瘋了，而那些抱持信任態度的人則說唯有這樣做才是對的。雙方的意見都不能使我信服，不過我倒是很想弄清楚真相。也許我這麼做是為了自己，因為梅貝爾近來流露出一些跡象，似乎是有意疏遠我們之間的關係，而我也不想太高估自己在她心中的分量。總部不表同意。我提醒他們注意我曾在海軍服役的背景。然而總部還是猶豫不決地說：「不可行，但不排除未來的可能性。」我又提醒他們我會說兩種語言，而且我的荷蘭籍身分經得起調查，因為我們在荷蘭的聯絡人已同意我以其他方面的好處作為條件來換得他的荷蘭身分。總部考慮了各種風險以及其他的可行方式，最後終於說：「可以，但只給兩天時間。」也許他們是認定海登垮臺後，我也沒有多少祕密可以洩露了吧。我趕忙準備掩護身分所需的物品及證件，好趕在他們還來不及改變主意之前出發。當我搭機抵達格但斯克機場時，波蘭的氣溫是零下六度。街上積滿了厚厚的雪堆，而且天空還是不停地下著大雪，那種寧靜的氣氛讓我在原先的謹慎心態中，多增添了些安全感。但是相信我，我絕對不會冒險。我也許是想弄清真相，不過我也不是什麼傻瓜。

我問她是否見過他。

在海登事件之後，如果我們的波蘭間諜網發生意外的頻率相對地提高一些的話，那也不足為奇。感謝海登，英國人在出賣波蘭人的一大串罪狀上又添了一筆。接踵而來的挫敗似乎是無法避免的，慕尼黑站所籠罩的沉痛氣氛極其明顯。我們既感到羞恥慚愧又覺得彷徨無助。每一個人都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海登垮臺之前，波蘭的安全部門——在他們行動部主任杰茲的有力領導下——一直對海登叛國之事守口如瓶，只自滿於打進我們現有的間諜網，並利用它們作為傳播假情報的管道——或者說，一旦他們成功地策反這些間諜，他們就能巧妙地利用他們來對付我們。

我報以極富自信的微笑。那是在我數年前見過她以後，曾經為我贏得手下那些間諜以及同事百般信任的微笑。

「現在不信。」我說。

不過這個故事的部分內容我要放到結尾才說。我想最好還是照事情發生的順序向你們敘述比較妥當，因為在慕尼黑除了西奧多教授的事件外還有其他的事件發生，而且在比爾．海登被揭發之後，我們不能光是等待傷口癒合，更要加緊進行更多的間諜活動。

但是海登垮臺以後，上校覺得再也沒有必要忸怩作態了，於是短短幾天之內，他們無情地殺害了那些效忠英國的間諜，在這之前他一直默許他們的存在。死亡人數逐日上升，我們稱之為「杰茲的鎮壓名單」。我們沮喪受挫，並對那位殺害我們手下那些可敬間諜的凶手恨之入骨。有時，他根本不依循正常的審判方式，而是讓他的審問員尋開心似地將他們凌虐而死。

也或許還有些其他方面的情況我得弄清楚：他帶了一位朋友一起來；他希望我們立即救助他；或是他改變主意了。因為諜報制度還有另外一條鐵律，就是不管在什麼時候都應該考慮到整個行動中所有會出現的風險。一位好的專案主管會想到在他撥電話時，整個格但斯克的電話系統可能全都癱瘓了；他會考慮到電車站可能正位於一項修路工程的中心位置，因而導致交通不便，或者是那天早上奧斯卡開車時撞上了路燈，或是突然發高燒到華氏一〇四度；也許他聽了妻子的話，要在重新與我們接觸之前先勒索價值一百萬的黃金，或者是她妻子即將早產，所以奧斯卡得在醫院陪她。所有技巧的重點便是我反覆地告誡我的學生而讓他們不勝厭煩的那些話——就是堅守相信墨菲法則（只要事情有搞砸的可能性，就一定會搞砸），所以要做最壞的打算，其他的什麼都別信。

洗澡對我沒什麼好處。我擔心如果再躺在裡面，自己又會昏死過去，於是我費力地爬起來。杰茲伸手扶我，我抓住他的手臂站了起來，而且還搖晃了幾下，差點摔倒。杰茲幫著我走出浴缸，然後遞給我一條毛巾。我擦乾了身體，穿上他替我取出的乾淨衣物，此時他一直愁眉不展地望著我。

「先生，你把我弄糊塗了，」我以單調平板的語氣爭辯著，這是我小時候坐在母親的膝上學來的。「我叫弗蘭茨．約斯特，荷蘭人，我想我只是在等車，不是在等人。」

他拿到了我放在旅館裡的皮箱。當我躺在浴缸裡時，他取出幾件乾淨的衣服，隨手扔在一把椅子上。

我再次失去了時空的觀念，不過或許他也一樣吧。他背對著大海，一隻手抓住皮帽，以免被風吹走；他悲哀地注視著內陸的燈光，對著那些無須怒目以視的東西生悶氣；有時他甚至用他的大拳頭抹去臉上因風沙刺痛雙眼而流出的淚水。

這一切的發生都是不拘形式的。他沒有讓我坐在桌邊，然後套用銀幕上審問的陳腔濫調說道，「不招供，你就得挨揍。這是你的自白書，在上面簽上你的名字。」他也沒有叫手下把我關在牢房裡冷冷清清地過上幾天，再讓我自己決定最好還是在自白書上簽字。他們只把我從車上拉出來，拖進可能是一幢私人住宅的大門，然後來到院子裡。這裡只有我們幾個人，所以他們三人抬起了我的腳，就這樣把我拖過厚厚的積雪。他們輪流對我拳打腳踢，一開始先對我的臉、下襠和腹部飽以老拳，然後又回過頭來用手肘和膝蓋攻擊我的臉部。然後，當我痛得直不起身時，他們又把我當成是一頭嚇呆的豬似地踢我，使我滾過溜滑的圓石通道，好像他們已等不及進屋收拾我。

「噢，我想一切都還挺順利的吧，謝謝。」我帶著英國式的輕描淡寫口吻說道。「話又說回來，你不能期望一個人完全符合你的需要，對吧？我得說，這是一種很好的伙伴關https://m.hetubook.com.com係。和平相處。」

「也許他們想知道你為什麼選擇投靠荷蘭人，」我說，「而不是美國人、法國人或其他國家。」

所以到底為什麼呢？為什麼他要拿自己的性命，自己的生活，以及他所厭惡的家庭作賭注，鋌而走險地去為一個他所鄙視的世界效力呢？

這是我們倆第一次提到班。她說，他現在住在愛爾蘭。他有一個表哥在科克郡買了一幢破敗不堪的房屋，當他表哥不在時，班就替他看家，幫他餵魚、照顧農場等等。

「脫衣服。」他說道。在我脫掉一身襤褸的衣服時，他神情憂鬱地在一旁望著。已精疲力竭的我，根本不在乎一旦入水他會怎麼對付我：淹死我，煮熟我，凍僵我，或者把我扔到一根電線上。

「為什麼會有人要替荷蘭做間諜呢？」我問他。

他在我身邊跪下；我想他已準備要殺我。因為我注意到，每當他顯得最不悅的時候，也就是他最凶殘的時候。然而此時他竟打開我的手銬，同時並把雙手伸進我腋下挾著我——我幾乎認為他想幫我——然後他把我拖到一間寬敞的浴室，裡面有著一個盛著溫水的舊浴缸。

像多數憤世嫉俗的人一樣，他也是個清教徒，而這種矛盾在許多方面經常反覆出現。當我們按照慣例付錢給他，並替他在瑞士銀行開了個帳戶，他就和平常一樣，勃然大怒地來告訴我們，他不是那些「低俗的告密者」。我找了一個適當的時機——根據總部的指示——向他保證，如果任何事情出了差錯，我們會不遺餘力地把他救出來，並給他一個新的身分讓他留在西方，然而他卻表現出徹底的鄙視：「我是一個波蘭的小人，但是我寧願面對由自己的同胞組成的行刑隊，也不願叛逃到一個資本主義的骯髒地方苟且偷生。」

要恨他還真不容易，更何況此時我的背部如火燒般灼痛，更使我難以對他激起恨意。他是我唯一的救星。他一直盯著我看。即使是在低頭對著桌子暗自祈禱時；起身點一根辛辣的波蘭香菸時；或是來回在屋裡走動舒展身體時，不管他在這個房間內的哪個角落，他那憂鬱的目光似乎總是在凝視著我。他轉過身去背對我，我看見了他那粗糙的禿頭，以及有著斑痕的頸背。然而他的眼睛——與我磋商，與我理論，有時甚至像是在哀求我平息他心中痛楚的那雙眼睛——仍然一直盯著我。我感到自我中的某一部分真的很想幫他，而這個念頭隨著我背上的燒痛更加急切熾熱。因為那已不再只是灼燙的感覺，而是一種純粹的痛楚，一種無法擺脫、不可抑制，甚至是永無止盡的痛楚。所以我幾乎願意給他任何東西，只要能使他高興些——除了奉獻我自己，除了奉獻我內心得以使自己與他保持距離因而確保性命的那個部分。

我想最好還是三緘其口。也許是我不相信他吧。

「你是指英國領事吧。」

他帶我走出屋子，穿過中庭。他的一隻手拿著我的皮箱，另一隻手扶著我。洗完澡後，疼痛雖然減輕，但已使我虛弱不堪。我環視四周找他的手下，但卻什麼人也沒看見。

情侶，我這麼想著。如果的確是這樣，那他們也真是一對大膽的戀人，因為這是雙向馬路，來往的行人或駕駛人可都會看到他們在親熱呢。第二輛汽車出現了，行駛的方向與第一輛汽車相同，而且它也停了下來，不過還是沒開到我的電車車站前來。又是對情侶？或者只是一個明智的駕駛，想與那輛停在它前面的車子保持足夠的剎車距離？反正結果都一樣：我的兩側各有一輛汽車。在我站在那兒等候時，我看到那兩名默不作聲的醉鬼站在對街房子的門口，而且看上去非常清醒。接著我便聽到身後有腳步聲出現，那聲音就像是穿著一雙臥室拖鞋踩在雪上，十分輕柔，但卻離我很近。我知道自己不能有任何突發性的動作，那顯然不是明智之舉。我根本跑不掉，即使先發制人也無濟於事，因為我一開始就在擔心不是都沒狀況，就是所有狀況一起出現。如果真的是什麼狀況都一起出現了，那我也無可奈何。

在他說這段話時，他看都沒看我一眼。他並未暗示他心裡想的人是誰。但是我們自己都知道所指何人，而且也清楚彼此都知道這是在說杰茲上校。

每當我重放這個鏡頭時，我都會看到杰茲痛苦萬分地閉上眼睛，但是他在懺悔什麼呢？是他的殘暴？是他對一個虛幻目標所抱持的忠誠？或者是他對它的背叛？或者緊閉雙眼只是一個加害者接受被害者寬恕時的直覺反應？

這就是這件事發生的前因，當時我在慕尼黑的任期才剛進入後半段沒多久（而且值得慶幸的是，西奧多教授和他的家屬都已去了美國）。某個冬日裡，我從華沙搭乘了一架波蘭航空公司的客機欲前往格但斯克。我所攜帶的荷蘭護照上寫明我是一位住在奈|美根的弗蘭茨．約斯特，年約四十，而根據我的商務簽證申請表上所填，我的任務是代表一家西德農業財團去視察一些預製式農業建築。由於我又懂得一些工程方面的知識，因此便得以和他們的農業部官員交換名片，互相認識。

儘管如此，我們的情報局在波蘭卻有著與此不成比例的成功斬獲，一大批的波蘭男女——數量多得讓人感到尷尬，而且個個都具有波蘭人那種大無畏的氣概——竟甘冒個人及家人生命的危險，去為英國人從事間諜活動。

「你根本聽不出來。你是波蘭人。我要見荷蘭領事。」

杰茲上校是波蘭人，我一直都不明白為什麼會有那麼多波蘭人願意為我們工作。我們再三地出賣了他們的國家，這種行徑真讓身為英國人的我覺得是奇恥大辱，如果我是波蘭人，我一定會對著每個路過的英國人的背影吐痰，不論我是否曾經深受納粹德國或蘇聯的迫害——英國人曾經將可憐的波蘭人丟給這兩個國家。而且我一定會設法在英國外交部所謂的「精英部門」安置一枚炸彈。我的天啊，我在寫什麼鬼話嘛？就在我寫這些東西時，波蘭人又再次被出乎意料的俄國熊和早可預期的德國牛兩面夾攻。不過你們可以百分之百地確定，如果波蘭人需要一位好朋友幫助他們脫離困境，外交部裡的那個「精英部門」一定會虛情假意地表示遺憾，並聲稱他們有更重要的工作得做。

「寒冷的空氣對你有好處。」他以專家般的自信口吻告訴我。

同一天晚上，我和斯泰芬妮在一家美國餐館吃飯。那裡離我和杰茲會面的那棟公寓只有十分鐘路程。我從她一個住在慕尼黑的妹妹那裡打聽到了她的電話號碼。斯泰芬妮依然身材修長，美麗動人，和我記憶中沒有兩樣，而且她竭力地要我相hetubook.com.com信她過得很幸福。她鄭重地告訴我，奈德，噢，生命是完美的，她和那位極富盛名的學者住在一起，那人年紀不小——不過你看，我們也不再年輕了——然而他十分令人崇拜，同時又聰明博學。她告訴我他的名字。對我來說，這個名字毫無意義。她說她已經懷了他的孩子。可是我看不出來。

我們走出車子，站在長滿青草的懸崖峭壁上。一陣向岸風吹來，把我們的臉都凍僵了。我覺得自己的臉腫得有兩個足球那麼大，嘴巴則歪向左頰，一隻眼睛閉著。天上沒有月亮，一片迷霧後的大海波濤洶湧。唯一的光線是來自我們身後城市的燈火。偶爾磷光從我們身旁一閃而過；有時一陣白色的泡沫濺起，然後湧向黑暗之中。在我站在他身旁時，心想我就要死在這兒了。他先打了我一頓，然後又讓我洗了個熱水澡，現在他則準備開槍打死我並把我推下懸崖。但是此刻他雙手垂著，手裡並沒有手槍；他的眼睛——據我所見——是在凝視不見星光的漆黑之處，而不是凝視著我；所以也許是另外一個人要下手，某個已經等在暗處的人。如果那時我還有力氣的話，我很可能會先殺死杰茲。但是我已精疲力盡，而且也不覺得有此必要。我想起了梅貝爾，不過並沒有什麼得失之感。我只擔心她要如何靠著微薄的撫恤金生活。斯泰芬妮小姐不在家，我想了起來……那麼或許接電話的就是斯泰芬妮小姐，斯邁利是這麼說的……我當時正在想，我還有好多的禱告沒有獲得回應，也還有好多禱告沒有提出。我覺得非常困倦。

杰茲最後終於開口說話，而且聲音不再像以前那麼沮喪了。「我把你帶到這裡來，是因為這裡沒有竊聽器監聽我們的談話。我希望為你的國家從事間諜工作。我需要一位優秀的職業間諜作中間人，而我已決定選擇你。」

「你信上帝嗎？」他問我。

「沒有危險就沒有生命，」他說道，順手又往床單上扔了三捲底片。「生命就是要冒險。」他拿出棕色的髒手帕，小心地擦拭他那張疲倦的面孔。「如果不要危險的話，你最好待在家裡照顧嬰兒。」

在此同時，杰茲則繼續提供情報。他就像海登曾對我們做的那樣，把他那個情報部門的資料全都交了出來。當莫斯科中心下令給他時，我們會在他向下傳達命令之前，先行得知其中的內容。他盡其所能把資料全拍了下來，我只好請他不要冒這種險。他如此不在乎生死，所以有時真使我感到納悶，他是否正像他自己徹底否定的耶穌基督一樣，在尋求被當眾處死。只不過他在掩護工作上的表現卓有成效。才使他免遭懷疑。因為那是讓他保持平衡工作的黑暗面：上帝保佑那位被請去主動向杰茲告白的西方間諜，不管是否真有其人或只是憑空捏造。

他在黑暗中一邊吞雲吐霧，一邊想著這個問題。「你們荷蘭人有一些好間諜，」他若有所思地說。「我剛好非常了解他們之中的某些人。他們幹得很不錯，直到出現了那個混蛋海登。」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告訴他們，我的父親是參加過不列顛之戰的飛行員，」他這樣告訴我。「在肯特郡上空被擊落。這樣會讓他們高興的。你知道肯特郡嗎？」

但是我不會說波蘭語。此外，自海登案以後，諜報制度規定不能再沿用過去的程序和從前的諜員聯絡，令其重新活動。

當他這樣俯視我時，他的臉頰如同嬰兒一般往前傾，而一張嘴則噘起作接吻狀，這使他看起來就像是個茫然失措的小天使。

「來自慕尼黑。」他提示著。他按著我的肩膀來支撐他的身體，同時將耳朵湊近我的嘴。

我看見他了，但是我什麼也沒告訴梅貝爾。也許是這太出乎我意料之外了，也或許是我習慣什麼事都藏在心裡。即使到了今天，如果發生任何意外事件，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先抑制自己的反射動作。我們正在看九點的電視新聞。這些年來對梅貝爾和我來說，這已經像是某種形式的晚禱般，成為生活習慣的一部分，別問我為什麼。突然間我看見了他，杰茲上校。我並沒有從椅子上一躍而起，然後大叫：「天啊！梅貝爾！看站在後面的那個傢伙！那是杰茲！」——這應該是任何一個普通人的正常反應——相反地，我繼續看著電視，啜著我的威士忌加蘇打水。接著，當屋裡只剩下我一人時，我就在錄影機裡裝進一捲新的空白帶，這樣就能在晚間新聞重播時將這段錄下來。從那時之後——這已經是六星期前的事了——我想自己一定將這捲帶子看上十幾回了，因為每看一次總會找出一些細微的不同。

你們現在可以想像一下奧斯卡的來信在站內所引發的騷動：雖然我從未見過他，我自己卻也激動不已。奧斯卡！那些推崇他的人狂叫著。那個老鬼還活著！而且還在瓦礫下奮力掙扎著！奧斯卡一定能倖免於難！奧斯卡，我們這位剛毅的波蘭海軍總部辦事員，駐守在格但斯克的海岸防衛司令部，他是站裡有史以來最優秀的一位間諜！

「是的。」

他帶我上了一輛事先停在那裡的汽車，這輛汽車與那兩輛逮捕我的汽車不一樣，後座還擺著一個玩具方向盤。我們沿著空曠的街道駛去。途中我昏睡了幾次。最後我們來到兩扇由民兵守著的白鐵門前。

「約斯特。」他得彎下腰來才聽得到我說話的聲音。「弗蘭茨．約斯特。」

不過這時他已經讓我有了充裕的時間去思考下一步行動。實際上，似乎有一輩子那麼長。我不認識什麼奧斯卡。奧斯卡是誰？他從哪兒來的？我是荷蘭人，只會說一點英語，而且就像我那些住在奈|美根的叔伯阿姨一樣，帶著很重的荷蘭口音。我暫時停止思考，以體會他這些話的含意；然後我轉過身來——不過是慢吞吞，而且毫不在乎地。

這時站在我兩側的人以爛熟的動作按住我的手臂，同時將我打倒在地，然後再一路把我拖上了第二輛汽車。不過在這之前，我還是認出了那個對我說話的人——身材矮胖，鬍子灰白，眼裡布滿了血絲。他就是我們的杰茲上校，那位保衛波蘭人民共和國的知名英雄。在他大肆逮捕並折磨我方間諜的那陣子，波蘭的幾家大報在頭版上刊登了他那張面無表情的照片。

「沒有。」她說。「他不想見我。」

如果我心軟，我可能會告訴他，在我和梅貝爾所謂的「友善」分居期間，我們在頓布立治威爾買了一棟房子，但是我並沒有這麼說。這樣也好，因為總部在查證杰茲所說的一切時，並未發現有任何資料記載著杰茲的父親曾「駕馭」過比風箏更大的東西。而在幾年後當我把這件事告訴杰茲時——那時他對背信忘義的英國人所表現的忠誠早已獲得證實——他只是放聲大笑，說他的父親是個老糊塗，只喜歡伏特加酒和馬鈴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