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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的房間在三樓，面向街道，他一個人躺在靠窗的一張床上。他看見我走進去，微笑道：「我以為你今天不會來了，吳先生。」他的聲音非常微弱，大概等我等得有點不安起來。丹尼看起來比他實際年齡還要幼稚，他的頭髮剃短了，病得一臉青白，蜷縮在被單下面，像個病童。「我要喝水，」丹尼吃力的說道。我去盛了一杯自來水，將他從床上扶起，他接過杯子咕嘟咕嘟把一杯水一口氣喝盡，大概他躺在床上已經乾渴了許久。「丹尼，你看需要洗個澡，」我對他說。「我像隻臭鼬，是嗎？吳先生，」丹尼不好意思的笑了起來，他身上透著陣陣觸鼻的穢臭，白色睡袍上滲著黃一塊黑一塊的排泄物。我到浴室裡，把浴缸放上了熱水，然後過去把丹尼扶下床，我讓他將一隻手臂勾著我的脖子，兩人互相扶持著，踉踉蹌蹌，蹭入了浴室。我替他脫去髒睡袍，雙手托住他的腋下，幫助他慢慢滑進浴缸。丹尼全身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兩脅上的肋骨根根突起，好像一層青白的皮肉鬆鬆的掛在一襲骨架上似的。他的背睡出了幾塊褥瘡，已有了裂口，我用海綿輕輕替他洗擦，他也痛得喔唷亂叫，好像一隻受了傷的嗚咽小犬。折騰了半天，我才替丹尼將身體洗乾淨，兩人扶持著，又踉蹌走回房中。

在聖汶生醫院裡，「香提之家」（Shanti House）的義工修女護士玫瑰瑪麗對我說：「你現在不能走，還有人需要你的照顧。」她的話直像一道聖諭，令我不得不聽從。出院後修女玫瑰瑪麗把我帶進了「香提之家」，接受兩星期的訓練開始參加義工。不知為甚麼，韶華，我看到修女玫瑰瑪麗穿上白衣天使的制服時，我就想到你，雖然她的身子要比你大上一倍，可是她照顧病人時，一雙溫柔的眼睛透出來的那種不忍的神情，你也有。我記得那次到醫院去探望你，你正在全神貫注替一位垂死的癌症病人按摩她的腹部，替她減輕疼痛。我看見你的眼睛裡噙著閃閃的淚光。

這幾年，我在紐約一直埋名隱姓，沒有跟任何舊人有過聯繫。連你，韶華，我竟也沒有寄過片言隻字。我必須斬斷過去，在泯滅掉記憶的真空中，才能苟活下去。幸虧紐約是如此龐大而又冷漠無情，藏身在曼哈頓洶湧的人潮中，銷聲匿跡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在這裡，我浮沉在一固分裂的世界中。白天，我在一家大學的圖書館裡工作，在地下室的書庫中，終日跟那些散發著霉氣的舊書籍為伍。可是到了晚間，回到六十九街的公寓閣樓裡，我便急不待等的穿上夜行衣，投身到曼哈頓那些棋盤似的大街小巷，跟隨著那些三五成群的夜獵者，一條街、一條街追逐下去，我們在格林威治村捉迷藏似的追來追去，追到深夜追到凌晨——

我一共只照顧了丹尼兩個星期，一直到十二月十四日他逝去的那晚。那些天我簡直奮不顧身，到了狂熱的地步。那是我一生最緊張最勞累的日子，可是也是我一生中最充實的十四天。

那天離開公園，我沒有立刻回家，我轉到七十二街上的Mcgee's去買醉，那是我常去的一家愛爾蘭酒吧，裡面的裝飾，有著愛爾蘭的古風，桌面椅墊都鋪著厚厚的綠絨。從前Mcgee's是中城最負盛名的gay bar，每晚十點鐘後都擠滿了人，可是後來人愈來愈稀少，老闆法蘭克說，那些常客有一半都被這場瘟疫捲走了，法蘭克自己的年輕愛人Mcgee's的酒保保羅上個星期才輾轉病死。那是個星期五的晚上，可是酒吧裡疏疏落落只坐滿一半，低低的人語，好像整間酒吧也被一種無形的恐懼鎮壓住了似的。那晚在Mcgee's駐唱的歌手美麗安倚在鋼琴邊演唱著一些老流行歌曲。據說美麗安年輕時曾經有過一番事業，後來淪落到一些小酒吧走唱獻藝。她有副沙啞低沉的嗓子，很隨意的便吟唱出一些人世的滄桑。那晚她穿了一襲緊身的黑緞子長裙，襟上別了一枚紀念ＡＩＤＳ的紅絲帶，一頭淡淡的金髮挽了一個鬆攏的髮髻，她臉上細緻的皺紋透著蕭颯的遲暮。唱到半夜，美麗安宣布，她要唱一首《Danny Boy》收場，她說這首愛爾蘭的古老民謠是一父親為他早喪的愛子所寫的一闋輓歌，她要把這首歌獻給保羅，以及許多那些再也不能來聽她唱歌的人兒們。那晚美麗安唱得特別動情：

韶華，那首古老的愛爾蘭民謠我曾聽過多次，但那晚美麗安那微帶顫抖的悽惋歌聲，卻深深觸動了我自己的哀思，我哀輓我心中那些一去不返的孩子，他們帶走了我的青春、我的生命。

韶華，窗外夕陽西下，已近黃昏，我的視線也漸漸黯淡起來。醫生說我的眼球網膜已開始有剝離的現象，隨時有失明的危險。上午我起身去上廁所，一下失去平衡，幸虧大偉在旁邊扶我一把，沒有摔跤。大偉是「香提之家」派來照顧我的義工，他是個六呎開外的德州大漢，剃了一個光頭，頭上紮著塊印花紅布頭巾，右耳戴著一隻金耳環，https://www.hetubook.com.com像「金銀島」裡的海盜。但大偉卻有一顆細緻溫柔的心，是個一流看護。他在「香提之家」當了兩年義工，送走了九個病人，其中一個是他相伴多年的愛人。「別擔心，」那個德州大漢安慰我，「有我在這兒陪著你呢。」

我在公園鳥巢池塘邊的一張靠椅上坐了下來，腦袋裡一片空白，神經完全麻痺，暫時間，驚慌、恐懼通通凍結。那一刻，我反而感到一種定案後的鬆弛，該來的終於來了。在醫院裡，那位猶太老醫生把驗血報告擱在我面前，鄭重的告訴我說：結果是陽性反應，我染上了ＨＩＶ，然後開始絮絮的解釋病情，給我開了一大堆藥物，臨別時加了幾的安慰鼓勵的話。檢驗結果，其實早該料到。這兩個月來，每天的低溫熱度，止不住的咳嗽，還有常常夜裡的盜汗，我心裡已經明白：大限將到。下意識裡，可能我還期望著這一天的匆匆來臨，提早結束我這一荒蕪而又顛倒的一生。

傍晚外面開始飄雪了，走到聖馬可廣場上，雪花迎面飛來，我一連打了幾個寒噤。每天到了這個時候，我的體溫便開始升高，我感到我的雙頰在灼灼發燒。可是韶華，我要告訴你，那一刻，我內心卻充滿了一種說不出的激動，那是我到紐約三年來，頭一次產生的心理感應。在紐約三年，我那顆心一直是枯死的，我患了嚴重的官能失調症，有時四肢突然如同受到急凍，麻木壞死，變得冷熱不分，手指被燙起泡竟也沒有感覺。可是那一刻，當我把丹尼從浴缸裡抱起來，扶著他那羸瘦的身子，一步一步，掙扎回轉房間時，我心裡突然湧起了一種奇異的感動，我感到我失去的那些孩子好像一下子又都回來了，回來而且得了絕症垂垂待斃，在等著我的慰撫和救援。我替丹尼接上點滴管子時，我看到他兩隻臂彎上由於靜脈注射過於密集，針孔扎得像蜂窩一般，烏青兩塊。望著床上那個一身千瘡百孔的孩子，我的痛惜之情竟不能自已。那晚獨行在聖馬可廣場的風雪中，我感到我那早已燒成灰燼的殘餘生命，竟又開始閃閃冒出火苗來。

丹尼夜間盜汗，第二天早上，我去看他，他整個身子水汪汪的躺在浸得濕透濕透的床單上，他的睡袍緊貼在身上，已經冰涼。當天晚上我便決定搬進「香提之家」的收容所去，可以二十四小時看護他。收容所的男護士非常歡迎我住進去，他們可以有一個全天候的幫手，那個黑人護士給了我一條毛毯，他說我可以睡在地毯上。韶華，我真正嚐到做特別護士的滋味了。我記得你曾告訴我，你第一次當特別護士，一個星期下來便瘦掉了兩公斤。每天晚上我起身兩三次，替丹尼換衣服、擦乾身子，他到了夜裡全身便不停地冒虛汗，我在床單上鋪了一條厚厚的大毛巾，臥在上面可以吸汗，這樣，丹尼可以安穩睡去片刻。我躺在丹尼床邊的地毯上，守著他，直到天明。有時半夜醒來，看見丹尼靜靜的躺著，我禁不住會爬起來，彎身去聽聽他的呼吸，我一直有一種恐懼，在我睡夢中，那個孩子的呼吸突然停止。我明知那個脆弱的生命像風裡殘燭，隨時可能熄滅，然而我卻珍惜我與我的Danny Boy共處的每一時刻。

韶華，我伴著丹尼一起經歷過死亡，我已不再畏懼，我不再怕它了。事實上我已準備妥當，等待它隨時來臨。丹尼病逝後不到一個月，我自己開始發病。雖然此刻我的肉身在受著各種苦刑，有時疼痛起來，冷汗涔涔，需要注射嗎啡止痛，但我並不感到慌亂，心靈上反而進入一片前所未有的安寧。在我生命最後的一刻，那曾經一輩子嚙噬著我不放的孤絕感，突然消逝。韶華，我不再感到寂寞，這就是我此刻的心境。記得我們年紀還很小的時候，我十二歲，你大概才八、九歲吧。有一天我帶你爬到我們新店後山那條溪邊去玩耍。那時剛下過暴雨，溪流湍急，我不小心腳下一滑，墜入溪中，讓急流沖走一二十丈才被一塊大山石擋住。我掙扎上岸，額頭撞傷了，血流滿面。你跑過來，看到我受傷的狼狽，你一臉惶恐，急得流淚。多少年後，你每次到學校來看我，在你溫煦的笑容後面，我總看到你從前那張幼稚臉上惶急的神情。我知道，你從小就一直暗暗替我擔心。你接到這封信時，可能我已離開人世，我要讓你知道，我走得無憾，你不必為我悲傷。你在醫院工作那麼久，生死大關，經歷已多，相信這次你必然也能坦然相對。你是有宗教信仰的，那麼就請你為我祈禱吧。

一切都得從去年秋天講起，那是個深秋的十一月，天氣早已轉寒，走在曼哈頓的街上，冷風陣陣迎面劈來。那天我從聖汶生St.Vincent醫院出來，乘上地鐵回家，在五十七街下車，拐了一個彎，不由自主的又轉進中央公園去了。公園裡一切照常，有人穿了運動衣在跑步，有人溜狗，還有一群拉丁裔的青少年在草地上練習棒球，他們西班牙語的呼喊聲此m.ｈetｕbook.ｃｏm•ｃｏm起彼落呼應著。傍晚五、六點鐘，夕陽依舊從樹枝的間隙斜照下來，斑斑點點灑在滿地焦枯的落葉上——這些都應該是極眼熟的景象，可是我卻感到好像驀然闖進了一片陌生地帶，周遭一切都變得不太真實起來，就連公園對面第五大道上那些巍峨大廈，在淡薄的餘暉中，竟如海市蜃樓，看起來，好似一排恍惚的幻影。我感覺得到，我那個熟悉的世界正在急速的分崩離析中。

可是我仰藥自殺並沒有成功，給房東送進了醫院。然而我怎麼也沒有料到，當我的生命已經走到盡頭，只剩下短短一程時，在絕望的深淵中，竟遇見了我曾渴盼一生、我的Danny Boy。

第一個分派給我照料的病人便是丹尼，Danny O'Donnell，一個十八歲的少年。他進出聖汶生已有好幾次，最後一次是因為急性肺炎，醫生說他大概只有幾個星期的存活期，所以轉進了「香提之家」的收容所。先前看護他的義工自己病倒了，住進醫院，臨時由我接手。

雲哥實在高估我了，雖然我在醫院工作已有十年，經常出入生死場面，然而面臨生死大關，我始終未能真正做到坦然以對。開始的時候，我曾在癌症病房服務過，目睹一些末期病人垂死掙扎的極端痛苦，不禁魂動神搖，回到家中，一顆顫慄的心久久未能安伏。常常晚上，我一個人悄悄走到巷口的華山堂去做晚禱，跪在教堂裡默默向上帝哭訴人間的悲慘，告解我內心的無助與徬徨。然而職業的要求與時間的研磨卻把我訓練成一個硬起心腸肩挑病痛的資優護理人員，我終於悵然了悟到，做為白衣天使，對於那些瀕臨死亡的末期病人，最後的責任，就是護送他們安然踏上那條不歸路。「香提之家」的義工大偉告訴我，雲哥走得很安詳，他的神志一直是清醒的。大偉說雲哥是他照顧的病人中，走得最乾淨的一個。我的確相信，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雲哥不再感到孤獨與寂寞。窗外的陽光斜照在雲哥的空床上，我在床邊跪了下來，倚著床沿開始祈禱，為雲哥、為他的Danny Boy，還有那些千千萬萬被這場瘟疫奪去生命的亡魂唸誦一遍〈聖母經〉。

我教了十二年的高三英文，每年在班上我總會尋找得到一雙悒鬱的眼睛、一綹斜覆在額上的豐軟黑髮、一片落寞孤單的側影——總有那樣一個落單孩子，揹著書包，踏著自己的影子踽踽行過，於是那個孤獨寂寞、敏感內向的少年就成為了我整年痛楚的根源。那又是一種多麼可怕的執迷啊！每天我都在等待那個時辰，有時是上午十點到十一點，有時是下午三點到四點，那是我教授高三英文的時節。就在那短短的五十分鐘內，我始得與我心中的孩子共處一室，渡過剎那即逝的一段光陰。然而那又是多麼重要的五十分鐘！因為我的心上人就在眼前，有時窗外的陽光落罩在他的身上，我看得到的只是一團淡金光暈中一個青春的剪影，那卻是一個咫尺天涯遙不可及的幻象。有時我領著全班朗讀課文，眾聲中我只聽得到他一個人年輕的聲音對我的迴應，那就是我跟他最親近的接觸，也就是我唯一獲得的片刻慰藉，直到下課鈴響，把我從短暫的沉溺中驚醒。於是日復一日，這種錐心刺骨的渴望與絕望互相輪迴下去。直到學期末了，驪歌奏起，在我心中生根已久了的那個少年影像，驟然拔除，那一陣劇痛就好像胸口上一塊皮肉被利器猛地揭起，而我心中那個孩子，從此便從我生命中消逝無蹤。他永遠不會知道，有一個人的心曾經為他滴血。當然，這個隱秘我全力掩護，絕對不會讓任何人察覺半點我內心的翻攪掀騰。一年又一年過去，我也漸漸逼近四十的中年，然而肉身的衰頹並未能熄止我心中那股熊熊的火焰。每天我還得經歷煉獄中邪火的焚燒，只有那五十分鐘內，我才獲得暫時的消歇。那五十分鐘跟我心上孩子的共處，就是我一天生存的意義。

韶華：

那晚我在Mcgee's一直坐到凌晨四點，酒吧打烊。回到六十九街的公寓閣樓裡，我把醫生開給我一個月的安眠藥全部吞服下去。那晚我喝了七、八杯不摻水的威士忌，但頭腦卻清醒得可怕，醫生告訴我，我免疫系統的Ｔ細胞已經降到兩百以下，隨時有發病的可能。我的樓下住過一個保險推銷員，小夥子常常穿了運動短褲到中央公園去練跑步，練得一身肌肉。去年他突然發病，全身長滿了紫黑色卡波西氏毒瘤，我在過道上遇見他，遠遠的便聞到一陣腐肉的惡臭。他在公寓房間裡病死三天，才被發現。我們圈子裡一直盛傳著各種有關這場瘟疫的恐怖故事，據說有人消磨到最後想拔掉氧氣管已沒有抬手的力氣。我不能等到那一天，一個人躺在閣樓裡的床上慢慢腐爛，我無法忍受那樣孤獨的凌遲死刑。我對我那空虛的一生並無所戀和-圖-書，理應提早結束。

三年前我不辭而別遽然離開臺北，我想你應該早已釋懷。我一直有一個假設，我所有的荒謬你終能諒解。我是在倉皇中逃離那個城市的，我們校長網開一面，他要我自動辭職，悄悄離去。大概他並不願事情傳開，影響校譽吧。恐怕他也難以面對學生，向他們解釋，一向被他經常稱讚的模範老師，竟會觸犯學校第一禁條，做出如此悖德的醜行來。

雲哥六十九街這間公寓閣樓在五樓，東邊窗戶對街，我站在窗邊望下去，首先入眼的便是人行道上相對兩排梨樹樹頂上湧冒出來一大頃白茫茫的花海，那些密密匝匝的白花開得如此繁盛，一層疊著一層，風一吹，整片花海隨著波動起來，落花紛飛，好像漫天撒著白紙屑。我沒料到，曼哈頓的春天竟是如此騷動不安。三天前我從台北匆匆趕到紐約，雲哥已經走了。「香提之家」的義工大偉告訴我，他是死在自己的公寓裡的，這是他最後的願望。我趕來紐約，原本希望能夠看護雲哥最後一程。那也是我的一個心願，我考上護專的時候，就對雲哥講過：「你以後生病，我可以當你的護士了。」那次他滑落到溪水中被石頭撞傷的事情我記得很清楚。他蹲在地上滿臉血污的痛苦模樣，一直深深烙在我的心中，雲哥是個受過傷的人——那就是我對他無法磨滅的一個印象。

我必須趁著我的視線還沒有完全模糊以前，將這封信趕完。我的時間十分緊迫，不知道是否還來得及將我一生最後這段故事原原本本講給你聽。在我離開以前，我要讓你了解我此刻的心境。我知道，這些年，你一直在為我擔心，我不能這樣走了，還讓你白白牽掛。醫生說：病毒已經侵入我的眼球，隨時隨地，眼前一黑，這個世界便會離我而去。我得趕快，趕快將一些話記下來，告訴你。

直到天亮前後，我們拖著疲憊的身子，終於邁向我們的最後歸宿中央公園裡去。於是我們一個個像夜貓一般，躡手躡足，就沿著這鳥巢池塘邊這條小徑，越過兩座山坡，潛入公園中央那一頃又深又黑的原始森林中，在根根巨木的縫隙間，早已掩藏著一具具人體，都在靜靜的伺候著。在黑暗中，那些夜行人的眼睛，像野獸的瞳孔，在炯炯的閃爍著充滿了慾念的熒光。是煎熬難耐的肉體飢餓以及那漫漫長夜裡炙得人發疼發狂的寂寞，將我們從各處驅趕到這個文明大都會中心這片數百英畝廣漠的蠻荒地帶，在暗夜保護下的叢林中，大家佝僂在一起，互相取暖，趁著曙光未明，完成我們集體噬人的儀式。

大偉進來了，他替我買了晚餐來，是街上廣東館子的餛飩麵，我就此擱筆了。

韶華，你曾極力稱讚我每年當選為「模範教師」，並且引以為傲。的確，我在Ｃ中那十幾年，我把全部的心血都獻給了那間馳名全國的高中。在校長、同事的眼裡，我是一個無懈可擊的好老師。我把所有時間和精力都投注在學生身上，教導他們，照顧他們。在那些十七、八歲大孩子的心目中，我是他們最受敬愛的「吳老師」。可是韶華，連你在內，都被我隱瞞過去了，我如此孜孜不倦努力為人師表事實上是在極力掩蓋我多年來內心一項最隱秘的痼疾：我對那些大孩子的迷戀。那是一種把人煎熬得骨枯髓盡的執迷，那種只能緊緊按捺在心厎的隱情一天天在腐蝕著我的心臟。

雲哥上了師大後，很少回家，跟我也疏遠了。而我自己當上白衣天使，戀愛結婚，日夜值班，過著幸福美滿又忙碌得分秒必爭的日子，也就把雲哥暫時忽略在一旁。等到我自己安定下來，重新開始去關心他，雲哥已在Ｃ中教書多年。有時我去他學校的單身宿舍找他，總發覺他房間牆上又多了一個鏡框，是教育部新頒發給他的優良教師獎狀，掛滿一排。下面一排是他跟學生們一起合照的畢業照，從民國六十年開始，一年復一年排下來，那些學生永遠那麼年輕，而雲哥卻已是漸近中年的資深教師了。三年前最後一次我去看雲哥，他請我到學校附近的小館去吃水餃，吃完天色尚早，我們漫步到植物園裡，在荷花池邊的靠椅上坐了片刻。那是個秋天的傍晚，荷花已經開過，只剩下荷葉一縷殘香。雲哥跟我談了一些教書的苦經：學生愈來愈不好教，不肯用功，外務太多，難管理。「老師不好當啊，」雲哥搖著頭苦笑了一下，便沉默下來。夕陽的晚照落在雲哥身上，我突然發覺他的髮鬢竟起了斑白，他不過四十，額上眼角都浮起了皺紋，臉上一抹早衰的憔悴，比他實際年齡要蒼老得多，而他眉宇間少年時就帶有的一股揮之不去的落寞似乎更加深沉了。我感覺得到雲哥的心事很重，他非常的不快樂。沒有多久，雲哥突然失蹤，不告而別。

丹尼的家在紐澤西的紐沃城，他父親是一個搬運工人，和-圖-書祖上是從愛爾蘭來的，一家虔信天主教，丹尼在家中是老大，下面有五個弟弟妹妹，家裡很窮，父親又嚴厲，母親常年臥病，他十六歲便逃到曼哈頓來自己討生活了。他說他甚麼零工都打過，在「小義大利」城送了很久的披薩餅。去年醫生診斷他得了ＡＩＤＳ的時候，他打電話給他母親，他母親在電話裡哭了起來，叫他趕快到教堂去祈禱，向上帝懺悔。丹尼說他不是一個很好的天主教徒，到了紐約來，一次教堂也沒有上過，不過他說等他身體好一些，他會到路口那家「憂愁聖母」天主堂去望彌撒。「我希望上帝會原諒我，」丹尼很認真的說道。「我幹過很多蠢事，」他搖著頭有點自責。他剛到紐約來不久便坐進了監牢，他替一個毒販子運送兩包海洛因，當場被警察逮住。在牢裡他被強|奸輪|暴，「一次有五、六人，」他說，「白人、黑人、拉丁族都有，還有一個印地安人呢！」丹尼向我做了一個鬼臉，醫生判斷可能他在監牢裡已經染上了病。沉默片刻，丹尼平靜的說道：「醫生說我活不長了，不曉得還過不過得了這個聖誕。」我捧了一杯牛奶去餵他，「聖誕節我去買『蛋酒』回來，我們一起喝，」我說。

「香提之家」的義工大偉把雲哥這間公寓閣樓收拾得很整齊，一點也看不出大劫過後的凌亂。雲哥床上的被單墊褥都收走了，只剩下一架空床。房間浴室已經消過毒，有股強烈的消毒藥水氣，我將窗戶打開，讓外面的新鮮空氣吹進來，驅走一些藥味。在醫院裡，那些傳染病的隔離病房，病人一斷氣抬走，清潔人員馬上進去做清毒措施。前個月有一位ＡＩＤＳ病人死在我們醫院裡，那是我們醫院頭一宗病例，醫院如臨大敵，去病房消毒的清潔人員戴上面罩穿紮得如同太空人一般。大概消毒水用得特別多，一股嗆鼻的藥水氣久久不散，走近那間病房遠遠便可聞到。

受訓期間，修女玫瑰瑪麗教授我們如何替病人繫紮尿兜，她說末期病患大小便失禁都需要這個寶貝，她那一隻胖嘟嘟的手十分靈巧，兩下就把一隻尿兜綁紮得服服貼貼。我去向黑人護士要了一隻尿兜替丹尼繫上，他穿上白泡泡的尿兜仰臥在床上，一雙細長的腿子撐在外面，顯得有點滑稽而又無助，我禁不住笑道：「Danny Boy，你看起來像個大嬰兒。」丹尼看看自己，無奈的嘆了一口氣。他洗過澡後，青白的臉上，泛起了一絲血色，他那雙淡金色的眉毛下面，深深嵌著一雙綠玻璃似的眼睛，削挺的鼻子鼻尖翹翹的，嘴唇薄薄，病前那應該是一張稚氣未脫的清俊面龐，可是他的眼膛子卻病得烏黑，好像兩團瘀青，被甚麼重器撞傷了似的。丹尼的口腔長了鵝口瘡，只能喝流汁，我餵了他一罐有櫻桃味的營養液，最後替他重新接上靜脈注射的管子，他需要整夜打點滴注射抗生素，遏止肺炎復發。醫生說丹尼的Ｔ細包只剩下十幾個，免疫能力已經十分脆弱。「你明天還會來吧，吳先生？」丹尼看我要離開，有點慌張起來。「我明天一早就來，」我說，我替他將被單拉好。

韶華，在紐約，我在往下直線墜落，就如同捲進了大海的漩渦，身不由己的淹沒下去。八五年我來到這個大城，那場可怖的瘟疫已經在我們圈子裡像縷縷黑煙般四處蔓延散開，就如同科幻電影裡來去無蹤的龐然怪物，無論在黑夜裡的街上，在人擠人的酒巴裡，在肉身碰撞的土耳浴室中，還是在公園叢林的幽深處，我都可以敏銳的感覺到牠那吼吼的存在。我們大家驚惶的擠成一團，幾乎宿命式的在等著牠撲過來將我們一一吞沒。那場瘟疫把紐約變成了死亡之都，而我們卻像中了蠱的群族，在集體參與這場死亡的遊戲。

在我悉心調理下，丹尼的病情穩定了幾天，人也沒有那樣虛弱。有一天，他的精神比較好，我替他換上乾淨睡袍，扶他起床坐到靠窗的沙發靠椅上，然後用一條毛毯把他團團裹起來。紐約的風雪停了，窗外陽光耀眼的燦爛，街上那些大樹的枝椏上都結了一層冰，一排排冰柱下垂著。丹尼大概很久沒有注意外面了，看到窗外樹上的冰柱給太陽照得閃閃發光，顯得很興奮的樣子。「吳先生，」他對我說道，「聖誕節快到了吧？」「還有十七天，」我算了一下。「兩個星期前我打電話給我父母，我說我想回家過聖誕，他們嚇壞了，馬上寄了兩百塊錢來，」丹尼笑道，「他們堅決不讓我回家，怕我把ＡＩＤＳ傳染給我弟弟妹妹。」

第十天早上，丹尼突然叫頭痛，痛得雙手抱住腦袋滿床滾。修女玫瑰瑪麗曾經告誡過我們，病人到了最後階段，病毒可能侵入腦神經細胞，會產生劇烈疼痛。我趕緊去把黑人護士叫來，替丹尼注射了大量的嗎啡麻醉劑，不一會兒他的神志卻開始渾淆不清了，有時候他瞪著一隻空洞失神的眼睛望著我，好像完全不認識似的，有時他卻像小兒一般嚶嚶的掇泣，我坐在他身邊，輕輕拍著他的背，一直到他昏睡過去。到了最後兩天，丹尼完全昏迷不醒，雖然他戴上了氧氣罩，呼吸還是十分困難，呼吸一下，整個胸部奮而挺起，然後才吃力的吐出一口氣來，雙手卻不停的亂抓。到了十四號那天晚上，丹尼的氣息愈來愈微弱，有兩次他好像已完全停止呼吸，可wｗw.ｈｅｔｕｂooｋ•ｃom•com是隔一陣，又開始急喘起來，喉嚨裡不停地發著嗬嗬的聲音，好像最後一口氣，一直斷不了，掙扎得萬分辛苦。我在他的床沿坐了下來，將他輕輕扶起，讓他的身子倚靠在我的懷裡，然後才替他將氧氣罩慢慢卸下。丹尼一下子便平靜下來，頭垂下，枕在我的胸上，身子漸漸轉涼。我的Danny Boy終於在我懷裡，嚥下了他最後的一口氣。

雲哥是大伯的遺腹子，大伯母生下雲哥後便改嫁到日本去了。雲哥過繼到我們家裡來，其實是件十分勉強的事。父親倒是個無所謂的人，他日夜忙著在貿易公司上班，根本顧不到家裡事。母親心胸狹窄，總把雲哥當做累贅，尤其是小弟福仔出世後，母親對雲哥防得更嚴了，年夜飯一隻雞，兩隻雞腿留給了小弟，我吃雞胸，雲哥只好啃雞頸子雞腳。不過雲哥很識相，他謹守本分，退隱到家庭一角，默默埋首於他的學業，在學校裡，他一直是名列前茅的優秀生。中學時期，雲哥原本是個韶秀少年，性格溫柔，我跟他從小親近，母親偏心，我為他不平，對他總有一份特別的袒護。那個時期，我大概算是他唯一的朋友，我看見他那落單的身影，飄來飄去，像片無處著落的孤雲，就不禁為他心折。有時夏夜裡滿天星斗，我跟雲哥坐在新店溪的岸邊乘涼，我們談未來談理想，我說我要當護士，我看過南丁格爾傳，看護病痛，我覺得是一種崇高的職責，而且我喜歡護士頭上那頂漿得挺挺的白帽子，戴起護士帽很神氣。雲哥那時就立志要當中學老師了，他的耐性好，教我作業從不嫌煩，我知道他日後一定會成為一個好老師。後來雲哥果然考上師範大學英文系，如願以償。

「香提之家」是一個ＡＩＤＳ病患的互助組織，宗旨是由病情輕者看護病情重者，輪到自己病重時，好有人照顧。除了專業的醫護人員以外，經常到「香提之家」來上班的義工有三十多人，各行各業都有，廚子、理髮師、教授，有位還俗的聖公會神父，他自己也是帶原者，他常常替彌留的病人唸經。還有幾個亞裔義工，一位菲律賓人，他本來就是男護士，另外一位香港人是服裝設計師，大家每天到格林威治村邊緣的「香提之家」報到後，便各自到醫院或是病人家裡去服務。「香提之家」本身還有一家收容所，專門收容一些無家可歸的末期病人，這所病患的中途之家就在東邊第六街上。

我在Ｃ中最後的崩潰是這樣的。Ｋ是我在Ｃ中最後一年高三三班的學生，他是個異常特殊的孩子，在班上一向獨來獨往，從來沒見過他跟任何人打過招呼，他的孤獨是絕對的。我看著這個憂鬱弱質的少年他清瘦的背影在迴廊上彳亍而逝，就有一種莫名的悵惘。學期即將結束，這個在我心中佔據了整整一年的孩子，又將從此消逝。學期最後的一個星期，Ｋ突然缺課一連幾天沒來上學。有一晚，大雨滂沱，Ｋ一身水淋淋的兀自出現在我的學校宿舍房門口，他來補交英文作文。我在班上有嚴格規定，作業逾期，一律以零分計算。Ｋ夾著英文作文簿，進到我的宿舍房間。在燈光下，我發覺Ｋ一臉蒼白，他說話的聲音都在顫抖，這個一向沉默寡言的少年，斷斷續續的告訴我這幾天他缺課的原因。Ｋ的父親是區公所裡的一個基層公務員，上星期突然中風逝世。Ｋ是獨子，須得在家幫助母親料理喪事。Ｋ知道他的英文成績平平，如果作文零分，英文一定不及格，會影響到他畢業。「吳老師——」他雙手捧起作文簿遞給我，眼睛望著我，囁嚅的向我求情。他濕透了的頭髮上雨水一條條流到他的面頰。就在那一刻，我將Ｋ一把擁入懷裡，緊緊的摟住他那瘦弱的身子，我的臉抵住他濡濕的頭髮，開始熱切的對他傾訴我對他的愛憐、疼惜，一整年來對他的渴念、嚮往，不只是一整年，我是在訴說我積壓了十幾年來絕望的執迷，我懷中摟住的不是Ｋ，是那一個個從我心中拔除得無影無蹤的孩子們。我愈摟愈緊，似乎害怕我懷抱中的這個孤獨孩子也從此消失。Ｋ開始驚惶失措，繼而恐懼起來，他拚命想掙脫我的摟抱，手肘用力撞擊我的肋骨，一陣劇痛，我鬆了手，Ｋ在大雨中逃離宿舍。他去告了校長，他說「吳老師精神錯亂了。」Ｋ沒有說錯，韶華，那一刻，我想我真的瘋掉了。

我再也不會忘記，韶華，那是去年十二月的頭一天，一個陰寒冰冷的下午，天上雲層密佈，紐約第一場大雪即將來臨。我按著地址摸索到東邊第六街，那是個古舊僻靜的地段，街頭有座小小的「憂愁聖母」天主堂，對街卻是一所猶太教堂。收容所在街尾，是一幢三層樓公寓式的老房子，外面磚牆長滿了綠茸茸的爬牆虎，把門窗都遮掩住，看起來有點隱蔽。收容所裡三層樓一共有十五個安寧房，只有兩個男護士在忙進忙出。其中一個黑人護士看見我來報到鬆了一口氣，說道：「感謝上帝，你終於來了，我們根本沒空去顧樓上的丹尼。」他說收容所裡早上才死掉兩個病人，他們一直在忙著張羅善後。黑黝黝一幢樓裡，每層樓我都隱隱聽得到從那些半掩半開的房間裡，傳出來病桶的呻|吟。樓裡的暖氣溫度調得太高，空氣十分悶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