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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是當時知名度極高的士大夫，除了「濮議」使他出名外，他所主編的《資治通鑒》——從紀元前四〇三年到紀元後九五九年，一部很詳細的中國政治編年史，一直到二十世紀，這部大約六百萬字的巨著，仍是最有價值的史籍之一。在這部巨著中，司馬光要求國家領導人，必須有偉大的胸襟，以採納不悅耳的意見。他給人的印象是，如果他是國家領導人，他必如此，因為這是正確而榮譽的道路。可是，當他一旦接觸到實際大權，他做不到他所要求別人的。權力像試金石，立刻使他暴露出剛愎自用的性格。當他決心撤銷縱是舊黨也不得不承認是最好的改革「免役法」時，蘇軾再三力爭不可，司馬光大怒，蘇軾說：「從前常聽你稱讚某人犯顏直諫，某人據理力爭。今天你剛當宰相，就不准別人開口。」另一位大臣范純仁（他後來也當宰相），也認為「免役法」已獲得一致擁護，只不過少數權勢人家不便，萬不可改。司馬光立刻翻臉，范純仁說：「你如此聲色俱厲，不過堵人的嘴，使人不敢開口罷了。凡事應虛心地聽聽大家意見，不必一定謀從己出。」但這一切不足以動搖司馬光走回頭路的決心。

到了最後，舊黨更滲透到皇宮之中，使趙頊的老娘高太后也站在他們一邊，不斷向兒子警告：新法禍國害民，祖宗法度不可輕改。事實和-圖-書上新法本身也碰到了無可挽救的困難：一是，本世紀（十一）七〇年代恰巧發生一連串旱災，在舊黨策劃下，開封安上門管理員（監安上門）鄭俠把饑民流亡情形，繪成圖畫，呈送給趙頊和他母親高太后，宣稱這就是變法改革的結果，如果不馬上停止變法改革，旱災還要擴大，饑民還要增多。另一是，王安石沒有力量把反對新法的舊黨逐出政府，更不要說全部清除。他得不到公孫鞅所得到的堅強支持，皇帝趙頊無法跳出宋王朝立國的傳統，他只能把舊黨貶出中央，貶到地方上擔任地方政府首長，不能把舊黨全部貶為平民。問題就發生在這上面，因為新法所有的改革，要完全靠地方政府執行。於是呈現出一種只有卡通影片上才有的奇異場面，即由一批反對新法的人，負責執行新法。不可避免的，他們用種種方法加以破壞，故意迫使農民痛恨新法，以證實新法的罪惡。

士大夫反對改革，固然是一種本能反應。但更主要的是，改革傷害到他們本身。像預算制度，使國家開支減少百分之四十，則這百分之四十所豢養的官員，或被淘汰，或不能再行貪污，自然憤怒。像「青苗法」，士大夫就是依靠農急時放高利貸，才能合法的兼併貧農土地，現在政府用低利放出貸款，阻塞了他們的兼併之路，自然憤怒。像「免役法和-圖-書」，過去實行「差役法」時，士大夫家根本不服勞役，築城築路以及地方供應任何勞役，徵調民夫時，全部由平民承當。現在把這種他們一向輕視的勞動加到身上，使他們與平民相等，自然更怒不可遏。他們當然不會傻到明目張膽為維護既得利益而吶喊，但他們卻可以為維護「祖宗法度」而吶喊。不過，在情急的時候，也會忍不住露出嘴臉。有一天，當趙頊告訴文彥博，人民都歡迎改革時，文彥博反問：「陛下，你是用士大夫統治國家？還是由小民統治國家？」趙頊頓時不能回答。

一、宋帝國不成文法，皇家教師（侍講、說書）給皇帝上課（經筵）時，一向是皇帝坐著聽，而教師站著講的。變法的前一年（一〇六八），王安石建議：儒家學派一直提倡尊師重道，應該讓教師坐著講解才是。這個建議馬上遭到反擊，大臣劉邠認為教師站著講書，是祖宗所定的制度，已實行五十餘年，絕不可更改。另一位大臣呂誨更有趣，他在彈劾的奏章上說：「王安石竟然妄想坐著講書，犧牲皇帝的尊嚴，以顯示教師的尊嚴，既不知道上下之禮，也不知道君臣之份。」他要求嚴懲王安石這個奸邪。

二、變法開始後，遼帝國曾提議重新劃定太行山以西（山後）代州（山西代縣）一帶邊界。皇帝趙頊命大臣們提出意見，退休宰相韓琦（即www.hetubook.com.com好水川戰役「軍中有一韓」的一韓）建議說：「我們有下列七事，觸怒敵人：一、高麗王國，早已脫離中國，成為遼帝國的藩屬。我們卻利用商人，跟它恢復舊有關係，遼帝國當然認為對它不利。二、我們用武力奪取吐蕃王國的河漢地區，遼帝國當然認為下個目標一定是它。三、我們在代州沿邊，大量種植榆樹柳樹，目的顯然在阻擋遼帝國騎兵奔馳。四、我們又在國內實行保甲制度，寓兵於農，教人民戰鬥技能。五、黃河以北各州縣，積極修築城郭，掘深護城河渠。六、我們又設立兵工廠，製造新式武器，更新武裝部隊的裝備。七、我們又在黃河以北重要的各州，安置三十七個將領，加強駐屯的國防軍訓練。以上七項，都是刺|激遼帝國的措施，使他們反感。我們只有一個方法才可以使遼帝國相信我們的和平誠意，跟我們繼續友好相處。那就是，立即把這些措施，全部廢除（跟高麗王國斷絕通商，把河漢地區交還吐蕃王國，剷除沿邊限制敵人騎兵深入的榆樹柳樹。解散保甲，停上人民軍事訓練。黃河以北州縣城郭，隨它頹塌，護城河渠也隨它淤塞，停止修築。撤銷兵工廠，停止製造武器，停止更新裝備，停止軍隊現代化。撤銷黃河以北三十七將領，停止軍隊訓練）。等到上述的七項措施全部廢除之後，陛下再養民愛力，選和-圖-書賢無能（他跟司馬光），疏遠奸邪（王安石），進用忠良（他跟司馬光），遼帝國自然心說口服。」

還有兩件事可以幫助我們的了解：

一〇七六年，王安石終於下臺，他只當了六年宰相。他辭職後，由他的助手呂惠卿繼續主政，然而不久被攻擊去職，只靠皇帝趙頊一人堅持下去。一〇八五年，趙頊去世，十歲的兒子趙煦即位，祖母高太皇太后臨朝執政。她立即召回被貶到洛陽的舊黨領袖司馬光擔任宰相。剎那間，變法停止，改革停止，所有的新法新制度，全部撤銷，一切恢復原狀，即韓琦所歡呼的原狀。

——世界上確確實實有一種奴性非常堅定的人，使我們嘆氣。

王安石的改革面比范仲淹大百倍以上，道德的勇氣使他堅定不移。在意料之中的，他所招來的不僅是公憤而已，而是全體既得利益階層瘋狂地猛撲，他們被稱為「舊黨」，那位在「濮議」中堅持稱老爹為伯父的司馬光，則被奉為領袖。王安石所領導的變法改革集團，被稱為「新黨」，王安石自然是新黨領袖。王安石雖然也屬儒家學派，但他解除了儒家加給他的束縛。司馬光則是一位正統的儒家，反對任何古代所沒有的東西，反對任何改革現狀的措施。司馬光跟皇帝趙頊之間，有一段生動的對話，充分表露出這種思想。趙頊曾問他：「紀元前二世紀的西漢王朝，如果一直守著它第一https://www.hetubook.com.com任宰相蕭何制定的法律規章，不加改變，你以為可以嗎？」司馬光回答：「當然可以。豈止西漢王朝可以，即今紀元前二十三世紀的那些帝王和他們的夏、商、周王朝，所制定的法律規章，一直用到今天的話，也都是最完善的。西漢王朝皇帝劉徹改變祖宗的法，盜匪遂遍中國。劉爽改變父親的法，西漢王朝因之衰弱。所以，祖宗所制定的法律規章，絕不可有任何改變。」

宋帝國的內在危機，人人皆知，人人都認為必須改革。不過有一個先決條件，那就是必須在不損傷自己既得利益之下改革。遠在王安石變法二十六年之前，即一〇四三年，宰相范仲淹也曾實行過改革。他先從小地方著手，只輕微地淘汰了少數官員，限制未來的「蔭子」數目。蔭子，高級官員的子弟不經過學校和考試即行當官的一種制度。有些官員還沒有結婚，而兒子已經被政府委派官職，甚至懷抱中的嬰兒，往往已是科長縣長。范仲淹僅把這種荒唐的流弊，稍為縮小，要求必須確實有兒子而且年滿十五歲。但這已立刻就引起高級官員的公憤，把他納入小人系統。范仲淹是一個伶俐的人，在還沒有招來更嚴重的打擊之前，立即辭職，一切復舊。

這就是有名的「韓琦七項奏摺」，於一〇七四年呈給趙頊。韓琦因「濮議」一案，已被納入小人系統，現在因反對改革的立場一致，又被送回君子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