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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本世紀（十二）後，理學改稱道學，我們不知道為什麼要改，可能是理學只是純學術性的學派，而道學則由意識形態領域，進入到實際的行為，成為一種政治上或社會上的黨派。士大夫在理學思想指導下，一面自衛，一面打擊異端。我們似乎可以稱道學是「應用理學」。

問題就恰恰發生在這裡，因為道學家的要求太高，所以很難有人能夠達到標準，連道學領袖，聖人系統中最重要人物朱熹都不能。朱熹擔任浙東地區（浙江省）高等法院院長（提舉浙東刑獄）時，跟台州（浙江臨海）州長（知台州）唐仲友，為了爭奪一位漂亮的妓|女嚴蕊，朱熹失敗（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她對滿面道學的聖人，恐怕難以激起澎湃的愛情），朱熹遂攻擊唐仲友奸邪，向皇帝上奏章彈劾，這跟程頤對付蘇軾的手ｈttｐs://www•ｈｅtuｂｏoｋ•coｍ.ｃｏｍ段如出一轍。他們在感情激動時，都不能實踐他們對人的要求，其他人當然更為困難。於是產生下列兩種現象：

這就是直到二十世紀，中國大多數的知識份子——士大夫的意識形態，我們必須對此有簡明的印象。

道學一開始就以儒家學派的正統自居，而儒家學派的思想又一直被認為是中國的正統思想，所以道學自然順理成章地成為中國的正統思想。此一正統，靠一個道學家所擬就的、莊嚴的聖人系統維持，所以這系統有時候也被稱為「道統」，道統由下表所列一系列的聖人組成：（缺）

道學家認為，人類只有兩種：「不是聖賢，便是禽獸。」這跟「君子」、「小人」的二分法同樣嚴厲。聖人是一種凝固劑，主要功能在維持社會秩序和圖書的安定，維持既定的名分和既定的尊卑，便不作任何改變，以免名分和尊卑紊亂。這種道德法則的精神和形態，被稱為「禮教」（又稱為「名教」）。怎麼樣使禮教達到至善，朱熹認為關鍵在於「天理人欲」。天理是善，人欲是惡，所以必須儘量發揚善而摒斥惡。禮教的正常運行，是天理、是善。企圖予以變革的，是人欲、是惡。一個人必須努力減少自己的欲望，減少越多，越接近聖人的境界。減少欲望最有效的方法是：無時無刻不在思念聖人們所下定義的道德，無時無刻不在思念忠君愛國，除此一念外，別無他念。

這種偏差的行為，當然引起反感。道學與反道學雙方都向皇帝爭取支持，反道學的一派在宰相韓侂冑領導下，獲得勝利。一一九六年（已是本世紀尾聲），第十五任皇帝趙擴下令，禁止和_圖_書道學傳播，擔任國立圖書館官員（秘閣修撰）的朱熹，也被免職。但只禁止了六年，到下世紀（十三）一二〇二年，即行解禁。但道學家卻掌握著兩大武器：一是教育，朱熹在私立大學白鹿洞書院當校長，學生遂成為道學的主要傳播者；另一是考試，國家考試大權，始終握在道學家之手。它只錄取讚揚道學的人，知識份子遂大批被引到他們指定的道路上。

道學，即上世紀（十一）萌芽的理學。

二、因為自己做不到，所以道學家往往一味要求別人在禮教甲冑中受苦。這種心理背景，產生一種願望，對別人的責備永無止境。動不動就要求別人死，甚至即令死也不能逃脫責備。

一、道學家在禮教甲冑之中，因不能忍受那種壓力，往往人格分裂，成為言行不符，甚至言行恰恰相反的兩面人，道學家https://m.hetubook.com.com所要求的道德，幾乎全部都是外銷品。

從這個表可以看出，中國自紀元前三世紀到紀元後十世紀，凡一千二百年之久，所有的人都是凡夫俗子，沒有出現過聖人。而在上世紀（十一）和本世紀（十二），卻連續產生兩位：程頤和朱熹，由此可知道學家的重要地位。朱熹的哲學基礎是程頤的「敬畏」，他把它闡揚為「居敬窮理」。於是他發現「天」是宇宙的自然法則，同時也是道德（個人的）法則和政治（國家的）法則。一個道德上沒有瑕疵的人，才有資格去治理國家；一個道德上有瑕疵的人，即令再有才幹，也不會把國家治理完善。至於道德的內容和標準，則由道家學訂定。

——自從紀元前二世紀，西漢政府罷黜百家，獨尊儒家學說為中國法定思想，中國人的思想開始受到拘束，經過一千餘年的累積hｔtps://ｍ•hｅｔｕｂoｏk.ｃｏｍ•com，到了本世紀（十二），更加嚴厲的拘束，在理學家道學家手中完成。

在這個龐然而堅固的道學思想指導原則下，寡婦被迫活活餓死，也不許再嫁。音樂、戲劇、繪畫，一律成為壞人心術的毒品，逐漸被輕視。作詩也屬於墮落行為，因為不專心便作不好，專心則就沒有時間思念道德和忠君愛國的大事了。其他文學作品，如小說、散文之類，看一眼都是罪過。只有低賤的人才去從事體力勞動，聖人系統和準聖人系統——道學家，則必須全神灌注道德和道德基礎上的「治國」、「平天下」。人們連走路都要有一定姿態，奔跑和急促的步子，都是輕浮下賤。服從傳統權威，崇拜古人古事，崇拜祖先，都是最高貴的善。任何改變和抗拒的念頭，都是邪惡，必須在念頭一起時就予以無情克制。任何發明創造，更都是專門取悅小人和女人的奇技淫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