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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幾時開始關心生物滅絕的問題？」

「我忘了你問我什麼問題。」他說。

寫完博士論文，又在非洲東南方馬拉威的大學教了幾年書之後，蘇利重返故里，取得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教職，並繼續研究爬蟲類。同時，他一天比一天關心人口增加和野生地表之間的衝突。他在唸研究所時，由於受到指導教授的感召，開始注意人口問題；在馬拉https://m.hetubook.com.com威時，他已經看到人口問題造成的後果，不管是人類遭受的痛苦，還是自然地貌遭受的傷害。馬拉威當地倖存的野生動物，幾乎還比不上肯亞及坦尚尼亞一大群野獸的數目，而且這些野生動物的生活空間，主要侷限在幾處小小的國家公園內。南加州不斷改變的地貌，讓蘇利獲得進一步的數據，m.hetubook.com.com提醒他生物生存空間的消失，不只是讓有刀有犁的非洲人挨餓而已。

他說：「聖地牙哥顯然也遭到破壞了。」長滿常綠橡樹的峽谷，漸漸被散亂無章的都市建築所佔據，「就像歌詞裡描述的一樣，他們正在鋪地板，想把天堂鋪成停車場。眼睜睜地看著你出生長大的地方遭到破壞，是非常痛心的。也因此可能讓我產生比其他事更深切的焦和-圖-書慮與關懷。可是，在你真的被迫採取行動之前，要在一個地方待得夠久，待到看著它從純樸變成不純樸，從可以忍受變成無法忍受……」，他的聲音漸漸低了下來。

蘇利回憶說：「在那之前，我從沒聽過基因保育這回事。」雖然他對小麥所知有限，但還是很樂意去講學。跟法蘭科的這次接觸，促成了兩人的合作，這項合作長達數年，兩人還合寫了《保育與演化https://m.hetubook.com.com》（Conservation and Evolution）一書，成為保育生物學的另一座里程碑。

「噢，對！其實是漸漸關心的，剛開始純粹只擔心人口增加會將自然地貌破壞殆盡。」那時他也知道戴蒙等人於一九七〇年代所說的，平衡理論對於小型自然保護區所隱含的意義：像是物種消失、緩趨平衡、孤立區的生物多樣性低於樣本區等等。然後，在一九m.hetubook.com.com七四年時，他到澳洲休假，那裡有一位名叫法蘭科（Otto Frankel）的小麥遺傳學家，他邀請蘇利到坎培拉講學。法蘭科說，他對於蘇利探討島嶼的作品很有興趣，因為他認為蘇利的作品可能和他的研究——基因保育（genetical conservation）有所關連。

《保育與演化》於一九八一年出版，以綠色為封面。書名不怎麼吸引人，因此後來人稱「綠皮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