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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相對照，基督教徒特別是西歐的基督教徒則接受了文身、晚婚（直到自己能負擔得起時才結婚）觀念，孩子年齡也相差較大。中世紀時，物資短缺，歐洲人視孩子為潛在的負擔。我們不由回想起《漢塞爾和格雷特爾》和《拇指人湯姆》——孩子被遺棄在森林裏死去，父母走得遠遠的，眼不見為淨。河流流域文化的人口數量最多，而歐洲人多是小家庭，繼承權和家庭聯繫不分割。

這並不是說，當年歐洲農田的平均單位產量或人均產出高於溫帶灌溉地區。家畜糞便、耕地（將地下的營養翻上來）和休耕的益處，都不能與尼羅河、幼發拉底河、印度河的沃土相提並論，甚至不能與黃河和長江的衝積平原相比，由於常年高溫，那些地方每年可種植數季。長江的年淤積量大於尼羅河、亞馬孫河和密西西比河之和，而黃河的年淤積量是長江的三倍。參見Link，「A Harvest」一文，第六頁。另一方面，由於水量或缺或多，以及敵對勢力對灌溉系統的破壞行動，河邊的農田耕種不時被打斷，其破壞性遠遠大於多雨氣候地區的旱季或濕季。由於對技巧的依賴，這些社會非常容易受到傷害。例如有人說，十四世紀帖木爾及其韃靼遊牧部落破壞了波斯的水槽和供水系統，此後就沒有再修復過。曾經人丁興旺、土地肥沃的地方就這樣荒蕪了。該地區的王國和民族從未恢復過來。平均數是有欺騙性的。季風雨季是非常慷慨的，但每一季節、每年都有所變化。洪水和幹旱是正常現象。在中國和印度，災後的修修補補是緊迫大事。即使沒有自然災難的發生，雨季耕作和濕季收獲對勞動力的需求促使人口密度大幅度提高——按可耕地單位面積計算，人口密度比非洲高三十倍，比歐洲高四十倍，比美國高一百倍。所以，不管物質條件如何，人們都早婚和幾乎人人都結婚。實際上，這種最大限度再生產的增長方式——包括備戰草料和領土擴張的資源，促使政治權勢增強。中國能威震人口較稀的鄰邦，根本原因即在於此。

當然，歐洲氣候也並非整齊劃一。歐洲的大西洋沿岸降水最多，也最為均勻，潮濕的西風使土地非常濕潤。而到東部的波蘭和俄羅斯大平原，氣候逐漸具有「大陸性」，濕度和溫度差別極大。地中海沿岸的陸地也是如此：溫度適宜，但降水較稀少且不均衡。西班牙、葡萄牙、南義大利和希臘的農作物產量不高，種植橄欖樹和葡萄的所得大於種植糧食，畜牧業的收益大於農業。有人據此認為，相對於北歐而言，南歐這些惡劣的地理特點導致貧窮，甚至工業停滯（我們將在下面討論該問題，文化因素至少也是重要的）。

這些傳說故事表明，若認為歐洲的地理環境如抒情詩般美妙，是錯誤的。歐洲也曾忍受過饑荒和疾病，經歷過長期的寒冷和溫熱，遭受過地方病和世界性流行疾病。農民可以經受一季或兩季壞收成，此後便是嗷嗷待哺了。此時，森林再一次起到了關鍵作用：它供給人們漿果、幹果直至橡子和栗子。穩定的降水也意味著農業並非在邊緣掙扎，一段幹旱之後，等雨季一到，莊稼再次茁壯成長。人們不妨看看那些乾燥地區，那裏的農田種植是一場賭博，沃土有變為沙漠的危險——不僅僅有侵略成性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阿拉伯沙漠北部邊緣的約旦河東岸，還有西經一百°以西的美國大平原、赫魯雪夫企圖種植小麥的西伯利亞草原、貝加爾湖周圍的棉田——就會明白，在雨水稀少的地方，天地多麼狹窄。

現在，讓我們看一看「農業發達——人口眾多的」中國。

有利的環境使歐洲人可以讓許多土地保留森林和休耕，飼養家畜時無須到遠方找尋牧場。這裏飼養的家畜比別處的健壯、高大。曾蹂躪大草原的蒙古馬，比歐洲的戰馬要小得多；阿拉伯的馬匹也是這樣。由於氣候條件，印度的很多地區不能飼養馬匹。當然，動物大小各有其優越之處。蒙和-圖-書古和韃靼馬在空曠如海的內陸行動迅速，可以用來迅捷而沉重地襲擊周圍定居的民族。而歐洲馬馱著身披鎧甲的武士，不啻是活坦克，在發動進攻時威風八面，不可抵抗。

同時，對用水的管理要求超地區的權力，從而增強了帝國權威。歐洲觀察家早就注意到了水與權力的這一聯繫，孟德斯鳩曾言及此事，為黑格爾所重複、馬克思所效倣。此後，一位名叫卡爾．韋特福格爾的學者就此問題作了最詳細的分析，他把這種以水為基礎的統治，以及它所暗含的控制和奴役，稱為東方專制（另一些人也提出類似的看法，但謹慎地避免提及這些不祥的文化和社會內涵）。

事實否定了他們的觀點。反對水利論者指出，中國早年的人口聚居地並不嚴重依賴灌溉。那時甚至以後，用水大多來自水井，而不是從遠方引水來用；而且，用水的管理常常由當地人設計和資助——似乎這些活動能多多少少駁倒以下事實，即水利方面，尤其是修建大堤、大壩、運河、防汛、災後修復和賑濟等重大任務所需勞力的徵召和調遣，其最終責任都在於上級政府。這種干預非地方政府所能承辦。賭注太高了。一方面，改變自然越是膽大，失敗或災難的範圍及代價也越大。另一方面，只有糧食盈餘才能保證政府的運轉機制。

這種觀念可追溯到幾千年前。那時，亞洲平原東疆的某些遊牧民族放棄牧人生活，定居而從事產出更多的農業。從一開始，他們的酋長就看到了人口數量、糧食和權力的聯繫。酋長們的政治智慧大概是由以下三點推斷而來：（一）人口增長意味著可動員的潛在耕種者增多，可指派（種植）耕地；（二）儲存糧食，以備將來作戰之用；（三）糧食供應集中於固定的行政中心（而不是帳篷）。

對中國歷史而言，這種勞動密集型、水利集中型能源模式影響深遠。一方面，勞動依賴當地人民，這意味著中國永遠不會讓外國奴隸加入到中國的勞動大軍裏來（當然，儘管許多中國人不是私人奴隸，但也曾有勞役在身，不得解脫）。另一方面，中國的人口絕對增加了。對分布較稀、組織較松和技術不那麼發達的族群而言，要想阻擋漢人向外開拓是極其困難的。

歐洲可靠而均衡的降水，使這裏的社會和政治組織形式與古時盛行的河流文明截然不同。在河流文明中，控制糧食的大權落到那些擁有河流和運河的人手中。中央政府早就出現了，因為控制糧食者就是萬民之王（《聖經》關於約瑟和法老的記載以寓言的形式講述了這一過程。為了得到食物，饑餓的埃及人把他們的金錢、家畜、土地、人民依次獻給法老〔《創世紀》四十七：十三～二十二〕）。這些事情從來不會發生在歐洲。

要了解世界經濟的歷史就必須研究中國。中國最為早熟，在相當長時期裏，中國是世界上發展最成功的國家。中國的耕地面積約佔世界的七％，養活的人口佔世界人口總數的二十一％。中國有一句老話非常簡明扼要：「地少人多。」

大自然的不平衡，致使熱帶的不幸圖景和溫帶遠為宜人的自然條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溫帶地區以歐洲的自然條件為最佳；在歐洲內部，西歐則獨佔鰲頭。

四．此後的發現略微擴充了中國糧倉。在十七和十八世紀，中國從遙遠的地方引進了新的農作物——花生、土豆、紅薯和山藥。這些農作物在乾燥的高地生長得非常好，但歸根到底，它們不過是在稻米供應不足時做補充之用。如果才智和辛苦勞動已不能再增進水稻和其他谷物的產量，但增加這些雜糧的產量還是沒問題的。參見Emily M．Berstein，「Ecologists Improve Production in Chinese Farming Village」，New York Times，十August 一千九百九十三，C四版，談到增加捕魚hｅtｕboｏｋ•coｍ•cｏｍ量和節約肥料。

據史書記載，公元二百年前後，曹操曾說，「國家的建立需要勇士和充足的糧食供應。秦人極其重視農業，由此建立了帝國。漢武帝利用軍隊屯田蕩平西部邊境。此前代所用之良方」。是年，曹操召集民眾屯田許都（河南中部），獲糧萬擔。而後，他以此為基地，向四方推廣屯田，而不需要再運輸糧食了。結果，他蕩平草寇（競爭對手的軍隊），四海昇平。半個世紀之後，「統治者為了蕩平『草寇』，期望擴展農業種植區，積蓄糧食供應」。為此，「還需要開掘運河，發展農業灌溉，給軍隊提供大批的糧食供應，並作為政府運輸糧草的通道」。他們計算「六七年間將在淮水囤積三〇〇〇萬擔糧食，足夠十萬人五年之用。因之，吳國將被征服，而魏軍無往不勝」。事態的發展確如所料。

從理論上講，南北赤道的水流量應該基本相等。但是，大西洋地質上的一個偶然事件使赤道北部的水流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洋流。這就是：南美洲大陸板塊斷裂開來，美洲與非洲大陸剝離，特別是美洲最東部的巴西凸了出來（與之相符，非洲大西洋海岸的東部凹了進去）。巴西的凸出，攔腰斬斷了赤道南部的水流，將其中約一半的水量送往赤道北部水流，從而造成巨大的暖水團，最終流向愛爾蘭和挪威的海岸。這種地質上的幸運，使西歐一年四季和風細雨，蒸發緩慢，歐洲因之農業豐富，牛肥羊壯，闊葉林廣布。

歐洲人不曾需要建金字塔。事實並非完全如此，歐洲也有暴政。參觀法國韋茲萊大教堂的遊客也許會有興趣聽到，修建該教堂過程中，被徵召的農奴曾三次起義反對教會權威。家畜也遭受磨難，例如，拉昂大教堂建於山上，其塔樓上有四頭牛的雕塑，面向東西南北四個方向，以紀念將石頭從下面平地運送上山的牲畜。這些牲畜的待遇比人好得多。這只不過是一種替代物而已。較近的例子，可看一下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從聖彼得堡修到莫斯科的鐵路——每一根枕木下都有一個屈死的靈魂。歐洲，特別是西歐，非常幸運。

即使在冬天，西歐的氣溫也是宜人的。如果在地球上就同一溫度劃線（等溫線），就會發現歐洲大西洋海岸的等溫線最彎向北部。挪威海岸位於北緯五十八°到北緯七十一°，其冬季的平均氣溫高於相比低二十緯度的佛蒙特州和俄亥俄州。結果，歐洲一年四季都可以種植農作物。

這就是現實。一批學者在駁斥韋特福格爾的同時也指出，「必須有可灌溉的土地、充足的社會領導權和國家控制，等等。」信哉斯言。

顯然，中國的農業不可能有足夠迅猛的發展。國家和社會都追求新土地和高產出，役使人民，以求養活人民。在北魏太武帝（公元四百二十四～四百五十二年在位）統治期間，政府不再冒任何風險。沒有牛的農民被迫出賣勞動，以換取借牛犁田。家庭都要登記，清查人數，並將應負勞役登記在冊。「人們的名字都登記在負勞役的賬本上，以區分他們勞動的好壞。他們被禁止喝酒、看戲，或棄農去釀酒和經商。」

這裏氣候更濕潤溫暖，冬季氣候溫和，夏季漫長，每年可以種植兩季。例如，冬小麥在五月收割，可以在六月種植夏季稻，十月或十一月收割。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中國人做得更好，他們在水田中種稻。在選用快熟品種後，每年可收獲三季甚至更多。為了達到這一效果，他們收集和撿拾每一粒糞便和排泄物；經常除草；培育秧苗（密度非常高），而後移植秧苗（需要更多空間），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田地。用經濟學術語講，他們用勞動代替了土地，中國每種植一公頃稻田需要六十～八十個農民（而美國只需要一人），其產量比相當不錯的旱田種植要高出二～三倍——達每公頃二千七百升。最高極限是，每平方公裏農田產出的糧食可供養一千人。「十三世紀，中國已經有世界上最複雜、高級的農業，和圖書唯有印度可與之相提並論。」這些並未給牲畜繁殖留下多少空間。當然，耕田馱物的牲畜和戰馬除外。豬——富人餐桌上肉的來源，以廢物為食——也是一個例外。但是，牛羊不多：中國的飲食中少有牛奶製品和動物蛋白，羊毛織成的衣服更鮮為人知。當英國人試圖將羊毛出售給中國人時，他們被告知，對習慣穿棉織品和絲製品的中國人來說，這些衣服太癢人了。確實如此。

那時，人們沒有時間去娛樂和掙錢，只有種田和生養後代一條生活途徑了。

「三魏狀況尤為惡劣，豬、羊和馬的牧地卻非常廣闊。所有這些都應宰殺，以供無地或少地者填飽肚子——所有牧畜都應遷走，而讓馬、牛、豬和羊到空地上吃草，而四處流浪尋找生計的人們可由國家授予土地。」

歐洲優越的氣候是墨西哥灣暖流的恩賜。這一暖流起源於非洲的熱帶水域，而後流向西方，越過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然後沿東北方向再次橫越大西洋。這種順時針旋轉產生於地球自轉和暖流水勢的上升；在南半球，赤道水流則是沿逆時針方向流動。在西半球，赤道水流都由東流向西方，帶著赤道的熱量與豐富的海洋生物。

大約二〇〇〇年前，中國華北的人口約為六〇〇〇萬——對這塊土地而言，人口太眾多了。在隨後的一〇〇〇年裏，中國的人口變動不大。但從十世紀到十三世紀初，其人口近一萬二千萬，幾乎翻了一番。此後，主要是由於瘟疫肆虐（瘟疫也曾侵襲過歐洲和中東），中國的人口回落，十四世紀初降至六千五百～八〇〇〇萬。一六五〇年，中國人口又升至一萬～一萬五千萬，一七五〇年二萬～二萬五千萬，十八世紀末超過三萬萬，一八五〇年約為四萬萬，一九五〇年六萬五千萬。今天，中國人口已經達到十二萬萬，佔世界總人口的一/五強。這種驚人的增長是長期以來（直至今日）的生育觀念之結果：早婚，幾乎人人都結婚、多子多孫。人口多，要求產糧多；產糧多，又要求勞力多。單調重複的遊戲。

二．黃土種植屬於用水和灌溉技術的農業。它為開墾更濕潤、更富饒、也更具不確定性的黃河下遊及其支流的河谷環境作了準備。黃河上遊水流湍急，水量大小變化很大，隨流而下的黃土淤積在黃河東段彎曲部而迫使黃河在流經華北平原時幾次改道，因而得名「中國之患」。人們在這裏種稻——一種卡路裏含量更高的農作物，當然，傳統的糧食作物——粟、高粱、大麥——仍然重要。小麥是以後才出現的糧食作物。到公元前五百年前後，中國人已學會很多農業技術：通過人工手段和安排來改善供水和用水；使用馱獸（包括水牛）犁地；精密除草；將動物糞便和人糞用作肥料。所有這些都需要繁重的勞動，但回報甚豐。產量高達每公頃一千升，有相當多的余糧來供給那些不事稼穡的人。中國的能源系統進入良性循環。

一代西方中國專家熱衷於政治的正確（認為毛主義及其晚年的具體做法是正確的），很快為中國對實行民主的承諾作辯護。他們把水利命題批判得體無完膚。韋特福格爾是他們選中的靶子。一位學者從他的命題中看到了新帝國主義的一絲偽裝：「顯然，該理論所傳達的行動信息是，建議實行干涉並為干涉正名。」這些表示忠心的言論所想要說服的，恐怕不是西方讀者，而是中國讀者，因為幾乎所有這些對韋特福格爾水利論提出批評的人，都想要得到一個對水利論感到生氣的政權的好感，從那個政權得到去那裏訪問的邀請。

這兩種戰術的衝突引起了人類歷史上幾場最偉大的交戰。公元七百三十二年，查理曼的祖父、法蘭克王國宮廷總管查理．馬泰爾帶領一隊騎士在圖爾附近與入侵的阿拉伯人作戰，從而為似乎無敵的穆斯林擴張設下了一道西部路障。參見Gibbon，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一書。吉本非常重視這場ｗｗw•hetuｂooｋ.ｃoｍ.coｍ交戰，他認為，倘若當年是阿拉伯人勝利了，所有的歐洲人如今都要讀《可蘭經》，所有的歐洲男子都要割包皮。約四百五十多年之後，在一一八七年的海廷戰役中，薩拉丁率領的穆斯林軍隊讓歐洲騎士衝擊他們的陣地，在最後一刻閃開一條通道讓騎士們衝過去。這時，十字軍的戰馬已馱著騎士在炎炎赤日下奔馳了一整天，疲憊不堪。穆斯林軍隊再逼近過來，切斷了歐洲騎士們的退路。於是，十字軍在聖地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國和一套基督教封建政權就全部崩潰了。

三．公元八～十三世紀，農業發生第二次革命。漢族人不斷南移，進入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將那些刀耕火種、無固定住所當地土著趕到一旁，讓他們最後在深山或不適宜精細耕作的地方安家。現在，他們仍生活在那裏，是人口最多的一些少數民族。

所以，單單是數字說明不了問題。有人或許說，如果將健康和畜力考慮在內，與人口遠為眾多的亞洲相比，歐洲投入農業（每耕種單位）的能量更多。眾生蕓蕓，亞洲的統治者熱衷於修造外觀宏大的建築物，驅使許多勞動力為其賣命。這些終成歐洲遊客為之驚詫不已的人間奇蹟和醜聞——旅遊勝地，而其國內極端奢華和赤貧如洗的鮮明對比更為人所驚嘆。「亞洲宮廷、寺廟、陵墓和水利工程之壯麗，以及奢侈豪華和巧奪天工之作，似乎只能證明，如果石頭多的話，這種政治組織會從石頭中榨出血來」。Jones，The European Miracle，第五頁。書中提到，一個辯護者說，其實，許多工程並沒有耗費多少勞動力，因為這些工程耗時較多，由數代人完成，這些人也可能受宗教驅使而自願勞動（第十頁）。你要信以為真的話，當然相信就是了。實際上，這些工程的監工全副武裝，勞工的死亡率特別高。中國修造大運河和萬裏長城死亡數以百萬計，參見Jones，The European Miracle，第九頁。

以氣候為例。歐洲確實有冬季，冷得足以阻止病菌和害蟲的大量繁殖。歐洲東部屬大陸性氣候，越向東走，冬季越寒冷。即使較為溫和的冬季也抵禦了惱人的疾病發生。這裏也有地方病，但不像熱帶的疾病一樣致命或致人殘疾。寄生蟲引起的疾病是一個例外。有人因此認為，這表明，歐洲人易受流行性疾病的侵襲：他們經受病原菌感染的危險不多，因而未能增強抵抗力。

果真如此，為什麼歐洲發展得那麼晚，比埃及和蘇美爾晚了幾千年？答案仍是地理因素：闊葉森林的存在。埃德蒙．伯克在對比印度人和英國人時說得非常之好：「當我們還生活在森林裏時——他們作為開化的民族和從事農耕的民族已經千百年了。」直到公元前一〇〇〇年，歐洲人有了鐵制工具之後，他們才能開墾阿爾卑斯山脈以北原本豐饒的平原。並非偶然的是，這些早年的歐洲居民首先在湖岸（即我們所知的湖上安家）和草原上定居，這裏並不必然是最肥沃的土地，但在原始的、尚無冶鐵技術的條件下，這裏無疑是最適合的。之後，歐洲才有足夠的糧食養活更多的人口，有多餘的糧食供應致力於文化交流和發展的城市中心。即便如此，大部分森林還是保留了下來；古羅馬帝國崩潰之後的幾個世紀，歐洲的人口減少了，森林面積反而有所擴大。有許多民間傳奇故事流傳下來，如《小紅帽》、《漢塞爾和格雷特爾》、《拇指人湯姆》，還有其他近似的有關森林、野狼、巫師和危險的傳說故事。

然而，從長遠來看，勝利屬於歐洲人。大動物在從事繁重勞動和交通方面具有優勢。挽馬可用於北部大平原黏質土的耕種（馬比牛力量大，行動更迅速，可以在較少的時間幹完更多的活），並將新鮮農作物運送到城鎮集市上。過後，它們還可以將野戰炮運往戰場，投入戰鬥。歐洲的牲畜體大，能夠產生大量的糞肥（東亞農田多用人類糞便）。這使農田趨於集約ｈｅtuｂook•ｃｏm.ｃoｍ耕種，農作物收成更好，從而形成螺旋上升趨勢。結果，歐洲人的飲食富含奶製品、肉和動物蛋白，他們長得更為健碩，而且相對而言，較少受到肆虐於中國、印度的那種蟲害的襲擊參見Eric Jones，The European Miracle，第六～七頁：「在中國，糞便排入水中，使之成為肺蛭、肝蛭、腸蛭和東方血吸蟲的世界庫，而這些都是慢性病的重要病因。人類排泄物被用做肥料，對農民而言，泥土中的寄生蟲傳染是一種職業性危險。韓素音曾說，二十世紀早期，北京兒童九十％受到蟲害，寄生蟲在路邊和樓旁隨處可見——撇開反社會的習慣不談，這是對人口稠密的溫帶氣候地區開發灌溉農業時缺少肥料來源的懲罰。」在印度，人們沒有衛生習慣，常常在公共場合如溪流、河流中大小便，而這裏又是清洗和飲水的地方，因而情況比中國還糟糕。（幾年之前，一/五接受過輸血的中國人得了肝炎，這是因為獻血者的肝臟為寄生蟲所蹂躪，而血液篩分不完善）。歐洲人身體更健康，壽命更長，更能在工作中發揮出潛力。參見Jones，European Miracle，轉引Narain，Indian Economic Life，第三百三十二～三百三十三頁。納拉因的資料取自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此時歐洲在人口死亡率方面已經取得實質性進步。五百年或一〇〇〇年以前，也許歐洲和亞洲之間的差距較小。

這裏的降水相對四季均勻，極少暴雨，「就像來自天堂的毛毛細雨，潤物細無聲」。這是全球最為奇特的降水樣式。整個歐亞大陸夏季的降水較為充足，而冬雨卻非如此。冬季，來自大西洋的雨水到達歐洲中部和東部的平原時就減弱了，而亞洲的大草原為陸地所包圍，缺少降水，因而有了「戈壁灘」。中國的東部和南部為來自印度支那近海的雨水所救，美國的東南部為墨西哥灣的雨水所救。

五．絕大部分食物依賴水稻產生了好壞兼而有之的後果。水稻的某些營養成分（特別是磷酸鹽和碳酸鉀）低於其他糧食作物；種植水稻需要更多的勞動。另一方面，每英畝水稻所包含的熱量大於小麥、黑麥和蕎麥等溫帶糧食作物；但其蛋白質含量僅相當於以上農作物的一半。水稻是一種生長力強的作物，可在各種地方種植，也是唯一一種只要水分充足在貧瘠土壤裏也能高產的糧食作物。另一方面，由於人在水田中勞作，人糞被用做肥料，勞動者極易受到血吸蟲和其他骯髒的寄生蟲的襲擊，從而導致勞動力損失，增加勞動需求。

一．中國人——他們自稱為漢人——起源於亞洲北部大平原不毛之地邊緣上的樹林之中。他們篳路藍縷，開墾荒地；然而，由於降水不規律，樹木不茂盛，因而水土流失嚴重，收成很低。西部的開闊地帶不能維持這麼多人的生存，所以他們隨後南遷到黃河上遊，在黃土上開墾農業。黃土是一種鬆軟的土壤，其土質介於黏土和沙土之間。如能充分灌溉則肥沃，適合種植農作物。它不是最肥沃的土壤，但也足夠肥沃。黃土之上未生參天大樹，因而沒有金屬工具也可以開荒種田，這一優點使黃土比較適於種植農作物。中國華北西部的黃土深達二百五十米，土壤細緻，易於耕作。參見Lattimore，Inner Asian Frontiers，第二十九～三十頁。他在書中還引用了韋特福格爾對埃及農業的論述。埃及農業並非起源於尼羅河三角洲，而是上遊的孟斐斯故地。農業人類學家、考古學家卡爾．索爾強調土地「對易彎工具順從」的重要性，注意到美洲印第安人首先在貧瘠但較容易開發的土地上種植農作物的事實。

地無人耕，人無糧供。這種反覆無常的波動，必然導致有些時期和有些地方出現貧困，乃至饑荒。家畜飼養更無發展餘地。約公元三百年前後，曾有史官抱怨：

長遠觀之，這一單調乏味的過程經歷了如下幾個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