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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氛圍下，經濟發展的概念只能是西歐人的發明了。貴族（專制）帝國的特徵是壓制貿易和實業：當統治精英的索求增加時，他們並未意識到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價值之所在。那索求之物從何而來？他們只是加重剝削和壓榨，從民眾身上榨出更多的汁。有時他們判斷有誤，以至壓榨過重，引起逃亡、暴動甚至造反。儘管這些獨裁者自稱君權神授，但並不能保證千秋萬代。只有那些創造力多元化、創造力首先是來自下面而非上面的社會，才能著眼於不斷增加整個社會的財富。

很難說，人口壓力的反應和增加產出的刺|激在其中起了多大作用。顯然，二者兼而有之。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原有的生存手段看來已不足以養活增加了的人口，因此這幾百年期間，人們花了很大力氣來增加可耕地，有的是毀林造田，有的是用建壩、排水、抽水的辦法變水域或沼澤為農田。這些努力都需要大量的能源和資金，它們的成功不僅證明個人和集體發揮了創造性，而且證明當時的社會巧妙地學習用機械代替人力畜力。特別是，發明並使用了忠實而不知疲倦的風車，這是在沼澤和低地成功排水的關鍵。正是風車造就了荷蘭。

有國王的地方，就有最膽小的懦夫。因為人的心靈被奴役，拒絕冒險，不願為他人增加權勢去賣命。但是，獨立的人民是為自己冒險，不是為了他人，願意並渴望冒險並享受勝利的果實。

產權的概念可追溯到《聖經》所述的年代，並為基督教義所傳承和完善。希伯萊人厭惡獨裁，甚至自己的獨裁也不例外，這一思想形成於埃及和沙漠地區。還有比這更頑強的民族嗎？我可以舉兩個例子說明，其中對民眾創造力的反應與所有權的神聖直接相關。神甫可拉在沙漠裏領導了反抗摩西的暴動，指控摩西擅自專權，摩西自我辯護說，「我並沒有奪過他們一頭驢，也沒有害過他們一個人」（《民數記》十六章十五節）。同樣，當以色列人在聖地建國，並要求國王統治時，先知撒母耳滿足了他們的要求，但警告他們這樣做的後果：他說，國王並不像他一樣。「我拿了誰的牛？我拿了誰的羊呢？」（《撒母耳記》十二章第三節）。

歷史學家強調土地生產率和產量的提高是正確的，因為當時的社會基本上還是農業社會，人們被迫將大部分的人力物力用於養活自己。然而這些進步實質上都是當時社會所能允許的。而技術上、知識上和政治上的種種轉變的種子和秘密，卻主要掌握在市鎮少數人的手中。誠然，市鎮本來是由農村塑造的：從農村遷入城鎮的人帶來了他們的價值觀、習慣和態度，這些東西在鄉下比較有用，可是對市鎮活動卻形成了束縛。所以，商人和工匠均組成行會，畫地為牢，採取零和遊戲態度，認為一方有所得就是另一方有所失。此外，鑒於城鎮的環境，他們認為有必要定量配給空間和時間，著眼點仍是阻止自我膨脹。所以買賣有規定的鐘點，不得搶先或推後；不得有價格競爭；不得降低品質和質地以換取廉價；不得低價買進（俗稱「殺價」——壞習慣總是屬於別人的）再高價賣出；總之，不得有市場競爭。凡是幹了活的人都應過好日子。這值得讚揚，可是沒有活力。目標是人人平等的社會正義，但結果卻嚴重限制了進取心和經濟成長——以犧牲收入為代價的安全網。

來自海上的強盜還有撒拉遜人（摩爾人），他們穿越地中海，在阿爾卑斯山脈和藍岸地區安營扎寨，搶劫南歐和北歐之間的商路。他們行動快捷，難以靠近；他們駐地與他們的穆斯林老家由海路相連，難以征服。民間傳說，時至今日，阿爾卑斯高山上的某些居民膚色和外表還帶有馬格裏布人的特徵。

更集約的耕種方式，特別是從雙田輪作制（一半田地耕種，另一半則休耕一年）向三田輪作制（一/三冬種，一/三春播，其餘一/三休耕）的轉化，既是先進技術的應用結果，也是先進技術得以進步的原因。這種耕作方式使得農田產出率增加一/三（所有可耕地的一/六，卻是過去雙田制時耕種地的一/三），同時也對提高家畜飼養能力有所裨益，因而增加了肥料供應，促進了農業產出，形成了良性循環。由於土地分配和畜力集體共用的特徵，這一變化呼喚強有力的社區領導與合作，因為有示範和結果而易於推行。

當然，不能讓老百姓自行其是。巴爾赫（中亞）人民的遭遇極具象徵意義。在他們的統治者離國與印度人作戰時，附近的遊牧民族利用這個機會佔領了他們的城市。居民們進行了頑強的抵抗，拼死保衛統治者和他們自己的家園，但他們的抵抗以失敗而告終。統治者回來並重新奪回了城市。當他聽到自己臣民的英勇事跡時，他斥責了他們。他訓斥說，戰爭不是他們的事，他們的責任是臣服任何統治他們的人，並交稅納糧。民眾領袖乖乖道歉，並發誓不再膽大妄為。

這種向城外發包的做法最初沒有遇到城內工人的什麼反對；但是當商人們開始把紗線再發包給農村工人去織布時，這就冒犯了當時最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之一，即市鎮的紡織工行會。這一下子就闖大禍了。在義大利，對周圍農村握有政治控制權的自治城市把這種「不公平」競爭給大體上摧毀了。在中世紀另一重大紡織業中心，即低地國家，市鎮紡織工人進軍農村，砸了鄉下的織布機；儘管農村織工有所反抗，但向鄉下分包紡織活計的做法被遏制了幾百年。分包制未受阻攔的唯一國家是英格蘭，那裏的地方政治自治使得王國政府難以支持行會要求的壟斷權，行會迅速淪為和_圖_書禮儀性的聯誼會。到十五世紀時，全國一半以上的毛料是在農村紡織的。這樣利用廉價勞動力的做法降低了成本，比國外競爭者佔有優勢，所以到十六世紀時，這個原先基本上是出口包括原毛在內的初級產品的國家，已經在朝著歐洲頭號製造業大國的方向大步邁進了。

沒有個人行為或公共生活的任何方面能夠逃過官方的管理。在最高層是一系列的國家壟斷——但是，莫洛克神國家的觸角、官僚體系的無窮能量遠遠超過這些。這種福利國家監督其臣民從生到死的最細微的舉動。

羅馬帝國崩潰之後，產權的概念尚有待於重新挖掘和認定。該時代——我們稱為中世紀——是一個過渡時代，是古典遺產、日耳曼部落法律和習俗以及今天我們所稱的猶太教—基督教傳統的混合物。所有這些都支持私有財產制度。日耳曼習俗是一種遊牧民族的習俗，每一個武士只有不多的財產——以利於經常搬動。當時還沒有什麼特殊的和有價值的東西足以引出所有權問題或引出權勢野心。「獲取有價值和廣泛的財產確實需要建立國民政府。如果沒有財產權，或者財產總額不超過兩三天的勞動所得，那麼國民政府就不那麼必要了。」見Adam Smith，Wealth of Nations，Book 五，Ch．一，Part 二。亞當．斯密在這裏思考的是私有財產的保護，但是這些思考同樣適用於權力的運用。

一旦歐洲人發現他們自己已相當安全而無外患之憂（自十一世紀始），他們就全力以赴發揮自己的優勢，這是前所未有的、更非其他地方所擁有的機遇。當然，歐洲內部的暴力事件從未停息過。十世紀和十一世紀，土匪豪強橫行霸道，最終激起公憤，在教會支持下，公眾紛紛舉行「和平」集會，緩和了緊張局勢，較強的中央政府與城市特權階層聯合起來，自上至下鎮壓了動亂。秩序贏得了時間，帶來了金錢。所以，爭鬥轉向邊疆之外（如十字軍東徵）。經濟學家指出，一旦外來震蕩結束，一個系統就會照看內部的麻煩製造者。

專制同樣盛行於歐洲。但是，法律、領土瓜分、國內中央領主（王室）與地方領主的權力分配緩和了專制的程度。分裂導致競爭，競爭則促使君主關心好的臣民。如果對他們不友好，他們就可能遷移到他國。

有一位學者不喜歡婉轉辭令，徑直稱該系統為「極權」：

然而，中世紀的西方基督教真開始斥責塵世統治者的權利——當然，是斥責比羅馬皇帝小一些的一般君主（東正教從未斥責拜佔庭的羅馬皇帝這種東西歐的分裂不過是已有的嚴重衝突的一個表現而已。東歐的大多數居民知道他們應該站在哪一邊。所以，「中」歐要擴至俄羅斯以外的所有地區，這也是歐盟和北約東擴的歷史淵源。）。它暗含著對私有財產的保護。教會自己宣布擁有的權力越來越大，「上帝是一切的真正所有者」這一古老的猶太教原則以及教皇是上帝的塵世代理人這一基督教新原則得以強調。塵世統治者不能隨心所欲，甚至是教會——上帝在人間的代言人——也不能蔑視權利，隨心所欲。信民捐贈財產的轉讓帶來詳盡的文書工作，證明了這一行動的良好效應和程序的適當。

由此可見，中世紀歐洲的經濟擴展是由一系列組織上的創新和改進所推動，它們多半由下層創始，通過榜樣的力量逐漸推廣。統治者，甚至包括地方封建領主，紛紛行動起來爭取不落伍，顯示自己和藹可親，保證有勞動力可用，吸引企業及企業所創造的稅收。同時，商界發明了一些新的聯合、締約和交流的形式，以確保投資安全和付款方便。在這幾個世紀內，一套全新的商業文書得到採用；商業規範得以制定和實施；人們還想出了各種合夥安排方式，以鼓勵貸款者與實幹者結盟，資金和商品提供者與長途奔波的推銷者和採購者結盟。這場「商業革命」幾乎全部來自商界人士，在必要時繞開這一個或那一個城市或國家的規則，創立和臨時安排一些新的洽談與交易場所，如港口和外港、市郊、地方集市和國際博覽會，總之，創造出一個自己的世界，倣佛是在當時邦國林立、錯綜複雜的鑲嵌畫之上蓋了一幅罩布。

工業生產擴展到鄉下，也打破了城市的封閉。農活有季節性，忙閒不一，這就提供了大量閒置的勞動力。市區限制使用女工和童工的規定到了城外就不管用，所以農村能提供的勞動力就更多了。女工和童工領的工資格外低，利用他們的勞力更是低成本高產出。早先（十三世紀），商人就已開始雇用農村工人做一些單調乏味而又技術性不強的工作。在當時最重要的行業，即紡織業中，農村的婦女在家中承包紡紗的任務：商人將原材料——原毛和亞麻，後來還有原棉——分包下去，然後收回紡好的紗。

為什麼統治者賦予鄉民和城鎮居民這些權利，實際上放棄（轉讓）了他們自己的若干權力原因有二：其一，新的土地、新的農作物、貿易和市場帶來了稅收，而稅收帶來了權力（還有享樂）。其二，矛盾的是，統治者希望增加王室在國內的權力，而自由農（注意：我沒有使用「農民」一詞）和城鎮居民（中產階級）是土地貴族的天敵，會在反對諸侯的鬥爭中支持王室和其他君主。

使用輪式鐵鏵犁耕種黏土，需要相和圖書配的畜力。我們曾提到，這裏的耕牛健壯，在廄中餵養，與別處的不同；這裏的馱馬也許不比耕牛壯，但力氣更大。這些活的發動機為土地廣闊、勞動力缺乏的經濟提供了巨大的幫助。因為時間也是不足的，農業生產有播種、收獲的高峰期，人們必須抓住好天氣，盡快播種或收割。歐洲的社區農業尤為如此，因為這裏土地分散和交錯，田野開闊，使得許多人要來來回回忙碌，一個耕農忙導致所有鄰居忙。強壯而行動迅速的畜力使一切改觀，農民集中財力共同飼養家畜。

最後，行動迅捷的馬扎爾人，即匈牙利人，從東方的陸路入侵。他們講烏拉爾阿爾泰語（突厥語一旁支），這些亞洲異教徒一再入侵，一旦聽到歐洲內部衝突或王朝爭奪的消息，他們就選定侵略目標，從多瑙河邊的營地出發，曾一鼓作氣侵入到法蘭西東部或義大利山腳下。他們與北歐海盜不同：北歐海盜為了搜尋和掠奪更多的財物，往往在駐紮營地經營數年，甚至近乎固定地成為英格蘭部分地區、諾曼底（以他們的稱呼命名）、西西裏的統治者。而匈牙利人則在搶劫後用貨車和馱獸將戰利品和奴隸拉走，並不定居下來。

歐洲曾長期四面受敵，歷經入侵、搶劫和掠奪的痛苦。直到十世紀，才從中解脫出來。古代斯堪的納維亞人，或稱北歐海盜，曾駕駛著輕快帆船，穿過洶湧的海浪，駛進淺河，深入到內地搶劫掠奪，襲擊大西洋沿岸和地中海，入侵觸角遠至義大利和西西裏。另一部分人則侵入斯拉夫人的土地，成為那裏的新統治階級（稱羅斯人〔Rus〕，俄羅斯〔Russia〕之名即由此而來，他們統治那塊憂傷的土地近七百年之久），最終幾乎穿透君士坦丁堡的城墻。

這並不是說，沒有其他獲取政治權力的動機，或者說，這些遊牧民族的狀況是不變的。在他們流浪和征服的進程中，這些問題確實出現了。法文學校的學生都聽說過蘇瓦松花瓶的故事。這個漂亮的花瓶是法蘭克人與高盧人作戰時從教堂搶劫來的。首領克洛維為了贏得一個基督教女人的歡心，準備將之歸還教堂。那個獲得花瓶（或在分贓時得到花瓶）的士兵拒絕了。為證明花瓶屬於他，該士兵當著克洛維的面摔碎了花瓶。而且，他告訴首領，是你的就是你的，是我的就是我的。下一次部隊列隊時，克洛維在這個士兵前停下，問他的草鞋出了什麼毛病，當士兵彎腰看鞋時，克洛維用戰斧劈開了他的頭顱。確實，是你的就是你的，但你是屬於我的。這個偽造的故事流傳了多年（由於是民間傳說，敘述自有所不同），法文教師不敢再問是誰打碎了蘇瓦松花瓶，因為課堂上總有一個自作聰明的人否認它。參見Bonheur，Qui a Casse一書，第七十七頁。

首先，Commune的本質源自其經濟功能：這些單位是「商人治、商人有、商人享」。其次，其本質在於本身獨特的民事權力：能賦予居民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利——這些權利對經商和免除外來干預至關重要。這在當時可以說是重於一切，因為當時仍然是一個等級森嚴的農業社會，大多數人口仍然由於對當地貴族的人身依附，或者由於土地租契，而受到奴役。城市卻因此變成通往自由之路，像是在覆蓋農村的囚幕中捅開的洞。中世紀出現的一句名言是「城市空氣使人自由」。真有這麼一個故事：佛蘭德伯爵在布魯日城內的市場上發現了一個逃跑掉的農奴，要把他抓回去，可是城裏的中產階級卻把伯爵和他的爪牙們都趕出了城。

與希臘民主制和東方專制主義的對立相關的是，私有財產權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區別。確實，專制主義的顯著特徵是統治者被視為神或上天的代表，與其臣民顯然不同，只要高興，他可以役使臣民做任何事情，他掌握著臣民的生死榮辱。統治者的觀點就是臣僕的觀點。軍事貴族擁有武器的壟斷權，一般民眾小心翼翼，不敢冒犯他們、激起他們的貪心甚至引起他們的注意。多看他們一眼，就屬無禮，將招致最嚴厲的懲罰。

統一的帝國並不懼怕老百姓逃走。特別像中國這樣的大帝國，自視為宇宙的中心、文明的家園，國土之外皆是蠻荒。帝國臣民沒有其他地方可去，所以象徵性的邊界也就足夠，例如從長城到大海的一道矮墻，即「柳條邊」，將中國與北方蒙古—韃靼草原分割開來。清朝的乾隆皇帝曾賦詩言及此事。

就這樣，他們大大增進了經營安全，顯著降低了經商成本（即經濟學家所說的「交易成本」），擴大了市場從而促進了專業化和分工。這正是亞當．斯密所論述的世界，它成形於他出生五百年之前。

中國早在國家機器尚未完善時，就起監督、管理和壓製作用。政府並不依賴良好的動機、正確的態度和個人美德。公元前三世紀時，中國某位道德家告訴一位諸侯，統治並不依靠能否贏得臣民的愛戴，而取決於能否確保臣民的順從。國君不能無所不知、無所不聞，所以他必須在整個帝國廣布耳目。「儘管他身居深宮，但什麼都逃不過他，什麼都瞞不了他，他警覺的眼睛注視著一切。」該系統依賴活耳目的誠實和能力。統治者在野心勃勃的臣屬掌握之中，因為後者瞞天過海的能力是無邊無際的。獨裁的弱點在於人力資源。萬幸！

這就是當時的原則。人們總該想到，古往今來制定規則，就是為了被打破。買賣人跟談戀愛的人一樣，都嘲笑鎖匠。在中世紀的歐洲就是這樣，那裏的行會控制趨勢既是舊日道德觀的表現，也是對自由買賣作出的反應。城鎮蓬勃成和-圖-書長，雄心勃勃；在法蘭西、低地國家和萊茵蘭地區，統治者都鼓勵城鎮，慷慨授予種種特權。但是，維持地方壟斷的企圖被郊區的成長挫敗了，因為城區的規則管不了郊區。郊區有外來戶和猶太人來定居，還有把生意擴展到了市外的老板們雇用的零工。限制市場的條條框框在這裏失靈了。於是，漢堡和郊外的阿爾托納結成對子，紐倫堡和郊外的菲爾特結成對子，如此等等，真是老財富新財富成雙，禮儀與無序並存，嚴控進出和自由出入相呼應。

這些劫匪如此令人恐怖，他們手段之殘酷如此令人髮指（他們將嬰兒拋向空中，而後用長矛接住；或將嬰兒的頭在墻上撞碎來取樂），以至於當地人聽到海盜要來的消息，就嚇得拔腿跑散，他們的領袖、包括精神領袖，則帶著細軟匆忙逃亡。當地的神父們確實撰寫了新的禱文，祈求上帝的保佑。然而神壇並非理想的避難所，因為海盜知道戰利品在何處隱藏，他們上岸之後就直奔教堂和城堡。

當然，我們認識到，這種所有權的安排窒息了進取心，阻礙了發展。投入資金和勞動力的人為什麼不能持有自己所創造和獲取的財富？用埃德蒙．伯克的話說，「反對財產權的法律就是反對工業的法律」。然而，在亞洲的專制君主看來，這種安排被看做是人類社會之天經地義：除增加統治者的歡樂以外，普通民眾還有什麼存在的價值？

另一項分離——塵世與宗教的分離也起了推動作用。在穆斯林社會，宗教在原則上至高無上，是聖人統治的理想政府。與之不同的是，基督教渴望帝國寬容，很早就將上帝和凱撒區分開來，各得其所。這並未阻止誤解和衝突的產生：雙重最高權威是最不穩定的，其中之一必將有所付出。最終，教會屈服了，將屬於凱撒的歸還了凱撒，並讓出相當大部分原屬於上帝的權利。其中包括放棄了大一統的正統地位：權威分立，導致異議紛紛出現。這也許不利於保持確定性和一致性，但卻肯定有利於精神活躍和公眾發揮首創性。

沒有人會永遠屈服在侵略者的淫|威之下。歐洲人學會了對抗入侵者的襲擊，有時在領導人的指揮下，有時並無領導人的幫助，因為後者經常背著當地農民與入侵者達成某種交易。村民們並非在村外抵抗海盜，而是引他們入村，誘捕或從四面八方伏擊他們。這正是電影《神奇七人組》（The Magnificent Seven）的主題，影片並非受到古人的啟示。情境相似，就會有相似的戰術。匈牙利人進村極快，當地人來不及對付，但他們出村莊就慢了。這些傲慢而又包袱過重的侵略者遭到過幾次伏擊之後，終於感到有必要尋找更好的生存方式。撒拉遜人的解決辦法則是像在他們的穆斯林老家一樣，用軍隊護送將騾子和貨車（大篷車）撤走。簡言之，歐洲人的抵抗提高了侵略者付出的代價。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這個問題上，歐洲人受到敵人總部所犯錯誤的協助。歷經多年，北方部落和匈牙利入侵者定居下來，並逐步馴化了。王國的宮廷代替了遊牧者的帳篷，他們的統治者也對那些昂首闊步、自視甚高的「將領」失望了。這些將領豢養著私人部隊，膽大妄為，四處掠奪戰利品；飛揚跋扈，威脅著和平。國王們不需要再豢養這些惹是生非的人了。危險與獎賞並存的生涯，也使這些流氓和海盜明白了，做國內剪羊毛的地主比到國外殺羊的軍閥獲利更多。

與之形成對照的是，歐洲並未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在羅馬帝國後期，日耳曼諸部落已經與帝國部隊聯合起來，共同抵抗侵略者：薩利的法蘭克人、西哥特人及其他部族，與羅馬將軍埃提烏斯一起抗擊阿提拉帶領的匈奴入侵者，從而有了公元四百五十一年的沙隆戰役（在特魯瓦附近）。在歐洲傳統中，阿提拉和他的匈奴士兵是野蠻與兇殘的本質象徵。然而，今天的土耳其人卻不這麼認為，阿提拉是他們最喜愛的名字之一。十三世紀，來自亞洲草原的蒙古入侵者迅速摧毀了現在的俄羅斯和烏克蘭境內的各斯拉夫人和哈扎爾人的王國。但他們在與羅馬帝國解體後建立的諸國遭遇以前，還不得不首先闖過中歐諸國，包括早期入侵者——如波蘭人、立陶宛人、日耳曼人、匈牙利人、保加利亞人——建立的新王國。如果不是國內出現紛爭轉移了蒙古人的視線，他們會一路所向披靡。但是，他們將會付出沉重的代價，特別是在森林地區。此後不久，土耳其人以安那托利亞為大本營，向歐洲大舉入侵，佔領了巴爾幹和多瑙河下遊河谷，兩次攻抵日耳曼東疆首府維也納城墻之下。在侵略進程中，他們征服了塞爾維亞人、保加利亞人、克羅地亞人、斯洛文尼亞人、阿爾巴尼亞人、匈牙利人和其他內部紛爭不斷的民族。然而，他們的侵略就到此為止，當他們抵達維也納城墻時，他們的資源供應已達極限。一六八三年，當土耳其人第二次攻抵維也納時，他們發現面對的不僅僅是日耳曼人，還有索別斯基統率下的波蘭人。歐洲在面臨共同敵人的威脅時，協作對敵。這是奧斯曼土耳其人撤退前的最後一次喘息。在隨後的十六年裏，他們從匈牙利撤出，退到波斯尼亞和塞爾維亞，從而將多瑙河河谷中段讓與基督徒居住（卡爾洛維茨條約）。

迄至十四世紀中葉的較長一段時期，歐洲人口增多，經濟得到發展。此後，歐洲遭到瘟疫（「黑死病」）的侵襲。腺鼠疫和肺鼠疫肆虐，導致歐洲一／三以上的人口死亡，再算上後遺症造成的損失，人口死了一半。這是一次嚴重挫折，但它並未終結歐洲的發展。https://m.hetubook.com.com其後的一百五十年裏，歐洲得以重建，技術更顯進步，經濟進一步發展。特別是，這一二百年間歐洲文明進一步擴展，已勝過周圍地區，從而開始了海外探險和征服。

整個社會都感受到城市這一功能帶來的後果。由於擁有這一特許權，城市成為引人注目的中心、避難者的家園和城鄉交換的聚集地。遷移到城市居住提高了遷居者及其留在鄉村的親人的收入和地位（但他們的健康水平並未改善。城市骯髒，擁擠，易於傳染疾病，所以只有靠不斷有人遷入才能維持和增加人口數目）。西歐的農奴解放，是直接由於獲得公民權的農村和城市社區接二連三地出現，而且密集和彼此靠近。在那些城鎮不多和不自由的地區，如東歐，農奴制繼續存在，其狀況還有所惡化。

請進一步注意：歐洲統治者和力圖有所作為的領主為尋求增加稅收，不得不利用參政權、自由權和特權——簡言之，討價還價——以吸引參與者。他們必須說服人們參加納稅人的行列（與之不同的是，中國的統治者將成千成萬的人驅趕到田地裏，讓他們種植作物）。而且，免除物質負擔和賦予經濟特權，常常導致政治讓步和自治。在這裏，創造性來自下面，這恰是歐洲模式的本質特徵。其中暗含的是權利和契約意識——談判和請願的權利，以及自由與經濟活動安全的獲得。

在此，分裂再次起了作用。教會在某些國家——南歐那些國家更明顯——仍成功地維護著政治地位，而在其他地方卻並非如此。因而，歐洲有些地區發展出一種潛在的自由思想。它以後在宗教改革中表現出來。但在此之前，歐洲就已經免除了思想控制。

的確有人尋求恢復昔日的帝國。羅馬重生的夢想從未泯滅。如果他們真成功了，就會有獨裁的再現。然而，由於通訊不便、交通不暢、法治的挑戰以及地方統治權的存在，他們的努力一無所獲，現實戰勝了想像。其間，私有財產得以擁有和維護。有時，私有財產被武力掠奪，就像今天有人被勒死或搶劫一樣。然而，這一原則從未死去：財產是一種權利，沒收並不能改變它，更不用說搶劫了。

歐洲各地社會的權力紛爭引起半自治城市（其組織形式稱為Commune）這一歐洲特有現象的出現。城市當然隨處可見——農業產出的盈餘可以維持統治者、士兵、工匠和其他非農業人口的生存時，就會有城市出現。許多城市在市場等方面具有了相當大的重要性，更不消說它們作為行政中心的作用。但是類似Commune的組織從未出現在西歐之外的國家裏。

歐洲是幸運的，但幸運不過是一個開端。一〇〇〇年前的人絕對意識不到，歐亞大陸西端的這塊凸出部分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用今天經濟歷史學家流行的術語來說，那時，歐洲擁有世界主導地位的可能性幾近於零。然而，五百年之後，這種可能性接近了百分之百。

歐洲幾個世紀的成熟（公元一千～一五〇〇年）以經濟革命為基礎，經歷了生產、收獲和開支的整個過程的轉變，係新石器革命以來所未有。新石器革命（公元前八千年～公元前三千年）的完成歷經數千年，其重點是農業的發明和野生動物的馴養，二者極大地增加了工作中可利用的能量（所有經濟革命即產業革命都將重心放在能量供應上，這會保障和改善人類活動的方方面面）。這一轉變將人們從狩獵和採集中解脫出來，極大地促進了營養的供應，使人口數量大幅增加，並出現了集居的新方式。正是新石器革命使城鎮的出現成為可能，從而促進了文化技術的交流和豐富。

這一傳統使猶太人與周圍王國的臣民有所不同，確實招致了那些統治者的憤恨。誰需要這樣的麻煩製造者呢？當共同的信念形成教會，特別是當教會成為專制帝國官方的、擁有特權的宗教時，該傳統就被淹沒在基督教之中了。教會不能忘恩負義。而且，這些文字未曾出版發行，因為教會早就規定，只有合格的人，比如說某些神職人員，才能知道《聖經》。《聖經》宣揚平等主義規則和道義，先知們曾駁斥權勢、讚揚卑微，故而招致信民的混亂以及對塵世權威的誤解。只有經過審查和去惡之後，才能傳授於俗從。所以，直到華爾多教派（華爾多，約一一七五年）、洛拉德教派（威克利夫，約一三七六年）、路德教派（一五一九年起）、加爾文教派（十六世紀中葉）等異端邪說——這些教派重視個人宗教信仰以及將《聖經》翻譯為白話——出現之後，這一猶太教—基督教傳統才為歐洲的政治意識所明確採納，提醒統治者，他們只有行為端正才能擁有上帝賦予的財產和權力。煩人的教義。

所有這一切導致歐洲與周圍文明迥然不同。

可見，有些緊張與曖昧。但是，從長遠來看，真正起作用的是政治分裂和總體不安定造成的壓抑。羅馬帝國終結之後的幾個世紀裏，權力尚鞭長莫及。從原則上講，權力來自一個群體或群體內精英階層一致同意的忠順，因而是有限的。確實，選舉的傳統屈服於世襲統治（日耳曼人受羅馬典範甚或原則的影響很深）。但是，昔日的習俗與現象已蕩然無存，甚至是生來就被指定的統治者，在名義上也是選舉產生的。所以，他屬於塵世，是人而非神。他的權力也如此。

古希臘人將自由民與非自由民截然分開，並非僅著眼於物質所得的標準（他們將經貿與希臘城裏享有部分公民權的外僑和其他下民相聯繫，並不特別看重經濟實力），甚至也並非僅從他們制度的優勢著眼，儘管他們認為其他制度錯誤，將其視為暴政。然而，希臘人也曾和-圖-書屈從於專制，尤其在亞歷山大所創建的及其亞洲、埃及繼任者所統治的帝國的時代；其後的羅馬人也同樣非常輕易地滑向了專制暴政。最終，古代地中海世界在政治上與東方文明有些相像——一個專制君主為首，領著一小撮由隨從、僕人和奴隸包圍著的權貴。但不過相像罷了。持不同政見者知道這是錯誤的，大聲疾呼，撰文討伐，並為自己的放肆而受到懲罰。共和的理想就這樣死去了。

當然，這些帝國脆弱的原因之一在於它們剝削成性，貪得無厭，而且臣民對統治者的冷漠：一個專制君主與下一個專制君主並無二致；外來的統治家族都是傲慢無比、掠奪成性。為什麼波斯的居民要關心亞歷山大攻擊下的大流士命運如何？或九百年之後受制於阿拉伯人的薩珊王室又怎樣了？為什麼羅馬帝國末期，勞累、受盡壓迫的羅馬「公民」要關心帝國是否會崩潰？或者說，為什麼墨西哥的臣屬部落要關心蒙提祖馬的命運？古希臘人（公元五世紀之前的希臘人）自視為反對亞洲暴政的自由衛士，將亞洲人這種冷漠作為他們的秘密武器：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歐洲的好運氣在於羅馬帝國的衰落及其隨後的虛弱與分裂（數代古典學派和拉丁教師曾為之神傷不已）。羅馬帝國的統一、權威和秩序的夢想（「羅馬治下的和平」）依然存在，實際上延續至今。畢竟，分裂一直被認為是大災難和衝突的根源。今日歐洲的聯合被視為治愈昨日戰爭創傷的良藥，並非偶然。然而，在古代與現代社會之間的中世紀，分裂是恣意妄為的暴戾行為的急剎車。政治敵對和退出權起了重大作用。

要了解這一進程的主要特徵，就必須把中世紀看做地中海——希臘、而後羅馬——所代表的古代歐洲與阿爾卑斯山脈和比利牛斯山脈以北的近代歐洲之間的橋梁。在中世紀的年代裏，一個與過去迥然不同的新社會誕生了，並與其他文明截然分開，走上了獨特的發展道路。

確實，歐洲一直自視與東方的社會不同。民間傳說或舊派的上流人士認為，希臘與波斯人在薩拉米斯和溫泉關的大戰是東西方之間、自由城市（希臘人稱之為polis，politics一詞即來源於此）與貴族帝國之間、主權公共所有（至少自由民擁有主權）和東方專制主義（所有人均負勞役）之間決戰的象徵。據稱，希臘人在此期間發明了民主一詞及其內涵。這是人所共知的常識，儘管希臘奴隸制的存在和禁止婦女參與政治（當然並未禁止她們在公共場合出現），使這一概念的內涵大打折扣。

貿易活躍的一個必然結果，是人們按質量高低選擇商品。這違背了平等（最終利益平等）的原則，但是硬要產品做工一致是不可能的。有的工匠確實比別人做得好，於是顧客盈門，應接不暇。與此同時，硬想限制競爭，不讓買主去接近高明工匠，只會造成人才浪費。高明的業主與雇工很自然地結合到了一起。由於當局往往不允許雇工在業主的市內車間幹活（限制規模），雇工們就接活在家裏幹或者在郊區幹。這樣就開始出現分包（發包）和分工，勞動生產率大有提高。

據稱，正是外來危險的消失才促使歐洲走上進步和發展之路。經典經濟學家認為，一旦機遇和安全條件具備，增長就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排除阻礙，就自然會發展。其他人則爭辯說，免除入侵之憂是一個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經濟增長與發展需要企業進取精神，但企業精神並非與生俱來。而且，中世紀的歐洲不乏對這種進取心的阻礙。

至於中國，那裏沒有穩居統治地位的宗教，在宗教信仰方面異常寬容，但帝國朝廷和各級政府官吏充當衛道士，確立信條，評判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從而窒息了異議和創新，甚至窒息了技術上的創新。這是一個在文化和學術上保持原狀穩定的社會：也就是說，它很少發生變化（實際上，也不可能阻遏一切變化）；但是當變化威脅現狀時，國家就會介入，以恢復秩序。正是這種固有的道德準則、倫理的統一與成熟以及完全感和優越感使得中國厭惡外來知識與方法，即使有用者亦不例外。

中世紀的經濟革命同樣建立在能量生產和應用的進步以及伴隨而來的勞動增加之上。首先，在食物供應上，這是種植技術革新的時代。我使用「革新」而不是「發明」，因為這些新技術都是在原有技術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輪式深耕鐵鏵犁是日耳曼入侵者帶來的，但在人口稀少、畜力不豐的地方使用不多。到中世紀，這種鐵犁已在羅亞爾河以北的歐洲大陸推廣使用，犁開了豐饒的河谷，開墾林地，圍海造田。過去羅馬木犁只能用於地中海沿岸砂礫土壤，而對黏質土壤無能為力，但到這時，黏土也被開墾為良田了。

分裂的另外一個優勢是：由於權威非集中化，歐洲得以免於一擊即潰。各帝國歷史中不乏這樣的突變：戰敗一兩次，整個帝國就土崩瓦解。伊蘇斯戰役（公元前三百三十三年）和高加米拉戰役（公元前三百三十一年）後的波斯；阿拉裏克掠奪（公元四百一十年）後的羅馬帝國；卡迪西亞戰役（公元六百三十七年）和內哈萬德戰役（公元六百四十二年）後的薩珊帝國；墨西哥的阿茲特克王國和秘魯的印加帝國等，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