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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教會是知識的管理者和技|師的訓練所。人們本來會把教會想像為另一種情形：組織精神活動，專注祈禱與冥想，對技術無甚興趣。確實，既然教會把勞動看做是對原罪的懲罰，本來是不會尋求緩解這一判斷的。然而，世事萬物多走向反面：將神職人員從耗時費力的世俗事務中解脫出來的願望導致了動力機械的引進和廣泛使用，而且從西多會修士開始，還雇用世俗人員（平信徒）擔負雜役。雇傭鼓勵了對時間和勞動生產率的關注。以上因素導致修道院財產中動力機械的大量集中——通過一系列工業作業最大限度地開發和分配可利用的水力資源的綜合後果。對十二世紀中葉克萊爾沃大教堂的描述讚揚了豐富多姿的工作安排：「烹調、過濾、混合、摹拓、清洗、傳送（動力）、磨制、彎曲。」作者顯然為這些成就而自豪，他進一步告訴讀者，他可以自由地開玩笑：漂槌好像免除了對漂布者罪過的懲罰；這些設備能夠緩和人的壓迫性勞動和牲畜的勞役，真得感謝上帝。

歐洲在中國之後進入印刷時代。然而，我們不應該認為印刷術出現後才有了書、發明了閱讀。恰恰相反，中世紀時對書面文字的興趣迅速增加，特別是官僚體系和城鎮的興起促使記錄、文件的需求增長。政府依靠文件而存。這些冗長的文件多用當地習慣語寫就，從而打破了雖已死去但仍被人奉為神明的語言（拉丁語）的僧侶壟斷，為廣泛閱讀和異議文字的出現打開了大門。

簡言之，沒有人嘗試。何苦去嘗試呢？

二．眼鏡眼鏡看起來是瑣事一樁，因為它太普通了，好像不值一提。然而，眼鏡的發明卻使技術工匠，特別是從事精細工作的人，如抄寫者（在印刷術發明之前尤為重要）和讀書人、工具儀表生產者、精細的織布工、金屬製造工等等的勞動生涯延長了一倍以上。

穆斯林曾試圖擁有和複製機械鐘，但目的無非是確定祈禱的時間。像中國一樣，穆斯林的測時專家在歐洲之前製造出了水鐘。傳說，公元八百年前後，哈龍—阿爾—拉希德曾將水鐘作為禮物贈送給查理曼大帝，但法蘭克宮廷的人對該物所知甚少，由於無知和忽視，水鐘不見了。像中國一樣，穆斯林非常喜歡歐洲的鐘表，力圖千方百計通過購買和接受進貢的方法得到時鐘。但是，他們用時鐘來確定祈禱時間，從未用以創造一種公共時間意識。我們的證據是，神聖羅馬帝國派駐奧斯曼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吉謝林．德．比斯貝克在一五六〇年的一封信中說，「——他們認為，如果豎立公共時鐘，那麼報呼祈禱時間的權威和古代的儀式就會衰微了。」那會是褻瀆神聖！

結果，抄寫已經不能滿足社會的要求。人們想過種種辦法，以種種安排形式增加閱讀資料的數量。原稿分為數冊，由幾人分頭抄寫，數人可同時閱讀該書。就像中國一樣，雕版印刷早於活字印刷，印刷的活頁多於書本，而且有許多圖畫。谷登堡在一四五二～一四五五年間用活字印刷了《聖經》——這是西方第一本活字印刷的著作，也是當時最精緻的印刷品，他將新技術帶給了一個因書面作品數量大幅增加而渴求印刷術的社會。在隨後的半個世紀裏，印刷術由萊茵蘭流行到整個西歐。早期著作（一五〇一年前出版的圖書）的數量估計超過數百萬冊——僅義大利就有二百萬冊。

眼鏡的發明使精細勞動和精細工具的使用成為可能。但反過來，它也鼓勵著精細工具的發明，從而把歐洲推向別處所不知的境地。穆斯林知道了星盤，僅此而已。而歐洲卻隨之發明了計量器、測微計和精細的齒輪切割器等等一系列與精密測量和控制有關的器具。他們的發明，為組合機械提供了適合的零件，奠定了機械組合的基礎。

一．猶太教和基督教都尊重手工勞動，這一點概括於聖經中的一系列訓諭。例如，當上帝警告諾亞說洪水將至，他將獲救時，並非上帝救他。「你要用歌斐木造一座方舟」，上帝說。諾亞按照上帝的神示建造了方舟。

當只有一種權威的計時時，這一切與舊裝置是相容的；然而，隨著城市的增長，出現多種時間信號，帶來了混亂和衝突。社會需要一種更可靠的時間衡量儀器。這就是發明機械鐘的背景。

五．火藥大約在十三世紀末，更可能是在十四世紀初，歐洲從中國得到了火藥。中國十一世紀時已經知道火藥，並製成用於煙花和戰爭的管狀燃燒器具。以後，中國又將火藥用作發射藥，最初用於低效率的拋石炮和火箭，後來又用於火炮（十三世紀末）。這些裝備的威力從它們的名稱中可見一斑：「八面威風驚風震火炮」或「九箭穿心毒火雷」。顯然，它們因響聲和殺傷力而備受賞識。實用主義者由此看到技術破壞性的比喻意義或修辭幻象能震撼敵人。

歐洲壟斷矯正眼鏡技術達三百至四百年之久。實際上，它使能工巧匠增多了一倍，如和-圖-書果將經驗的價值考慮在內，又何止一倍。

大城市的間隔報時並未取代持續增長的知識與認識。而且，鐘聲並非數字報時，每一時辰都有自己的名稱而非數字，它證明了計時學知識的匱乏。由於中國缺乏大眾消費的基礎，時鐘不能到市場上交易，導致測時技術的退步和停滯。中國時鐘發展的水平從未超出水鐘的使用。中國知道了西方的機械鐘，但未能掌握和複製。中國不乏對機械鐘的興趣：中國的宮廷和富有的精英人士莫不為之著迷，然而他們不願意承認歐洲技術的先進，就把機械鐘貶為玩具。大錯特錯！

最後，時鐘帶來了集體與個人的秩序和控制。時鐘的公開顯示和私人所有奠定了掌握時間上的自治的基礎：人們不需要來自上峰的命令，可以自行協調來來去去的安排（與之不同，軍隊中只有指揮官需要掌握時間）。時鐘為集體活動提供了準時的標準，使得個人可以確定自己（以及其他人）的任務安排，從而提高了生產率。實際上，勞動生產率概念是時鐘的副產品：一旦把個人完成任務情況與單一的時間單位聯繫在一起，工作就不一樣了。人們就從農民的任務型時間意識（只要時光允許，任務一項接一項）和家奴的滿負荷時間意識（總有事要做）向單位時間產品數量最大化的努力（時間就是金錢）轉化。機械鐘的發明為亞當．斯密的經濟分析效果預備了佐證：國家財富的增長直接源於勞動者生產率的提高。

機械鐘必須接受地球和太陽的嚴格標準的檢驗，無法忽視或隱瞞自己的失敗。結果，機械鐘的製造技術和設計的提高受到無情的壓力。每一個階梯，鐘表製造者都是走向精確的榜樣：小型化，誤差的檢測和糾正，以及對更新更好的追求。他們成為機械工程的先鋒——其他分支的典範和教師。

曾經有可能超越歐洲成就的唯一文明是中國。至少，歷史記載似乎反映了這一點。看一看中國發明的長名單就夠了：獨輪推車、馬鐙、硬馬軛（預防窒息）、指南針、造紙、印刷、火藥、陶瓷。然而，在技術和科學方面，中國仍然是一個謎——儘管已故世的李約瑟和其他人作了大量信息收集的工作來澄清這個問題。例如，這些專家指出，中國的工業比歐洲要早得多；在紡織業上，中國在十二世紀時已經用水力驅動的機械紡麻纖維，比英國工業革命知道水力紡紗機和走錠精紡機早五百年；而在冶鐵方面，我們被告知，中國早就懂得使用煤塊和焦炭作為燃料，在風爐裏熔解鐵塊，到十一世紀末中國已年產十二萬五千噸生鐵——七百年之後英國才達到這個標準。

我們應記得，伊斯蘭教不像基督教那樣區分教會人員和世俗人員，二者合而為一，理想的國家形式是神權統治。如果缺乏這種形式，那麼好的統治者就將精神和心理問題（從最寬泛意義上）交給阿訇處理。這對科學家而言就難堪有加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機械鐘趨於損害教會的權威。儘管在羅馬帝國崩潰後城市衰落的幾個世紀裏，教會儀式使得人們保留了對計時的興趣，但教會時間是大自然的時間，白天黑夜不均分，除春分秋分白天黑夜相等以外，自然時間的長短隨季節而變化。然而，機械鐘將時間分為均等的小時，隱含著一種全新的計時方法。教會抵制和不採用這種計時方法達一世紀之久。然而一開始，城鎮就把時間均分作為它們的標準，公共時鐘安放在市政廳或市場廣場的鐘樓上，作為新的、世俗的權威的象徵。每一城鎮都要有一座時鐘，征服者們把掠奪的時鐘作為特別珍貴的戰利品；遊客觀看和傾聽鐘聲，就像祭拜聖徒遺物的朝聖者一樣。新時間，新風俗。

首先，伊斯蘭文明最初吸收和發展了被佔領地區的知識和方法。在公元一〇〇〇年至一五〇〇年之間，它統治著從地中海西端到東印度群島的廣大地區。而在此之前的公元七百五十年到一一〇〇年，伊斯蘭在科學和技術方面遠遠超過歐洲。歐洲需要恢復歷史傳統，從某些方面上講，要通過與伊斯蘭的聯繫（其渠道是歐洲人與穆斯林當年曾彼此接觸的地區，如西班牙）。伊斯蘭是歐洲的先生。

雕版印刷限制了印刷的範圍和傳播。它適合於古典經書、佛家經文以及類似典籍的傳播，但是，它使印刷新著作的成本和風險增大，印數較少。有的中國印刷家使用活字印刷，但由於文字量大和投資需求高，活字印刷技術從未像在西方那樣流行。實際上，活字印刷術也像中國的其他發明一樣，一段時間內很可能被人拋在腦後，以後又重新引進來。

然而，當時的實踐者並未對此加以關注。

這種歐洲獨有的創新樂趣從何而來？這種對新事物、更好事物的樂趣從何而來？這種對發明的栽培——或者像一些人所說的那樣是「發明的發明」——從何而來？不同的學者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解釋，通常均與宗教價值觀有關：和-圖-書

一．缺少自由市場和產權制度。中國政府時常干涉私營企業——接管獲利頗豐的行業，禁止另一些行業，操縱價格，索取賄賂，沒收私人財富。其中的一個打擊目標是海洋貿易，在天朝的宮廷看來，這是一種分離性的力量和收入不均等的源泉，更糟糕的是，它鼓勵移民國外。明朝（公元一三六八年～一六四四年）時，國家試圖禁止海外貿易，禁海達到頂峰。禁止導致逃稅和走私，走私引起腐敗（保護費）、沒收、暴力和懲治。拙劣的政府扼殺創造力，提高了交易成本，將才智從商業和工業中引開。

歐洲人遭遇的這類干涉要少得多。相反，在這幾個世紀，歐洲人進入了一個令人興奮的創新和競爭的世界，它向既得利益提出挑戰，令保守主義勢力震撼。變化積少成多；新事物傳播迅速；新的進步意識代替了陳舊的、對權威的尊敬。這種對自由的陶醉觸及（傳染）各個角落。這是教會的「異端之年」，公眾的創新為宗教改革做著準備。在這個時代，新的表現形式和集體行動挑戰著舊的藝術形式，質疑著社會結構，並對其他體制構成威脅；工作和製造的新方法使得新穎成為美德和歡樂的源泉。這是烏托邦的時代，人們想像著美好的未來而不必回想失去的樂園。

謎在於中國未能實現其潛力。人們普遍認為，知識和學識是逐步積累的：很顯然，一旦一項先進技術為人所知，必將淘汰舊技術。然而，中國的產業歷史卻提供了一個技術埋沒和倒退的例證。我們看到了中國計時技術的後退；同樣，紡麻纖維的機械並未用於棉紡，後者從未達到機械化。而煤炭、焦炭冶鐵也隨著整個冶鐵業棄置不用了。為什麼呢？

如火藥這一名稱所示，中國人使用粉狀火藥，由於粉粒細小，點火緩慢，武器的威力不大。而歐洲人在十六世紀時學會了製作小顆粒狀或卵石片狀火藥，點火快，由於火藥成分混合徹底，所以爆炸充分，威力極大。人們集中於彈丸的射程與重量，而不再關注音響、視覺與嗅覺效果。

一．水車羅馬人已經知道水車，在帝國末期曾用水車作一些有意義的事。斯時，征服已經結束了，奴隸來源銳減，幾乎沒有新奴隸供應。但那時已經太晚了，秩序和商業都被破壞殆盡。水車流傳下來，成為教會的財產，它將神職人員解放出來，專事祈禱。水車在十世紀和十一世紀得以復興，在雨水充足和水流普遍的地區，水車的應用成倍增長。公元一〇八六年的「英格蘭土地勘察記錄」標明，在英格蘭這個歐洲外圍的落後島嶼上共有五千六百部水車；歐洲大陸水車數量更多。

側重於投射能力的做法與鑄鐘的經驗相結合（鑄鐘金屬可轉化為武器所需要的金屬，兩種鑄造技術也是相通的），使得歐洲成為世界上火炮與軍械製造技術最先進的地區。

並非所有的藝術（在藝術和工藝的意義上）都被發現了，我們永遠不能看到盡頭，每天都會發現新的藝術形式——眼鏡製作的藝術還不到二十年，這種藝術幫助我們看清一切，是世界上最好、最必要的藝術之一。這項前所未有的新藝術的發明不過很短時間——我本人就見過發明和使用眼鏡的人，並與他交談過。

——如果人們理解，極權主義就是國家及其行政機關和官吏對社會生活方方面面毫無例外的全盤控制，那麼當時的中國就是一個高度極權主義的社會——沒有哪一個私人的首創性、沒有哪一項公共生活的活動能逃脫官方的監控。首先是整整一系列的國家壟斷，大眾消費品，如鹽、鐵、茶葉和酒的貿易，以及對外貿易，都由國家壟斷。教育也被小心翼翼地壟斷起來。實際上還有文字的壟斷，或者說出版的壟斷：任何非官方的文字作品若未經審查，就沒有什麼希望傳到公眾的手中。可是國家的可怖權勢、官僚機構的無限權力所影響到的範圍還更加廣泛得多。人們穿什麼衣服有規定；公共建築和私人建築（房屋大小）有規定；服裝是什麼顏色、聽什麼音樂、怎樣過節日——全都有規定。有出生和安葬的規定，天佑的政權明察臣民從生到死的一舉一動。這是一個文牘和騷擾的制度：無窮盡的文牘，無窮盡的騷擾。

眼鏡製作就這樣開始了。到十五世紀中葉，義大利，特別是佛羅倫薩和威尼斯，已製作眼鏡達成千上萬副之多，既有凹透鏡又有凸透鏡，既有近視鏡又有遠視鏡。並且，至少佛羅倫薩人（也許還有其他人）已經了解，視力隨著年齡遞減，凸透鏡每五年更換一副，凹透鏡每二年更換一副。這樣，使用者可以批量購買，隨著時間更換。

不管這些因素如何混合，結果卻是出現了孤立的首創精神和西西弗斯似的間斷二者並存的奇異模式——上升，上升，上升，而後下降——社會倣佛是被懸掛於絲綢的頂棚。結果——如果不是目標的話，是不變中的變化，或變化中的不變。創新只被允許（只能）走那麼遠，不得再多走一步。hetｕｂｏok•cｏm.ｃｏｍ

二．社會價值觀。一位著名的社會歷史學家（歷史社會學家）認為，性別關係是一個重大障礙：例如，婦女基本上困於家庭事務，使得以工廠形式發展獲利的機械紡織業不可能出現。與中國婦女顯著不同的是，歐洲和日本婦女可以自由出入公共場所，在外工作，攢得嫁粧或增加家庭收入。

儘管印刷術有明顯的優勢，但並非世界各地都接受它。由於宗教原因，伊斯蘭國家長期反對印刷術：印刷《可蘭經》的想法是不被接受的。猶太人和基督徒在伊斯坦布爾設有印刷廠，但穆斯林沒有開設印刷廠。印度也是如此，直到十九世紀初期才設立了第一家印刷廠。在歐洲，卻沒有人能阻止新技術的應用。政治權威四分五裂。教會曾試圖阻止《聖經》白話文譯本的出現，禁止經典和非經典書本的傳播。然而到這時，印刷術確實已經勢不可擋了。早在馬丁．路德之前，異端的魔鬼已經飄出瓶外，由於印刷術的出現，將它們收回瓶中再也不可能了。

在十八世紀，亞當．斯密論述這些事情時曾指出，勞動分工和市場的擴大促進了技術創新。這確實是中世紀的歐洲所發生的事實。那是人類歷史上最具有創造力的社會之一。也許有人感到驚奇：長期以來，中世紀一直被視為羅馬帝國的宏偉與文藝復興時代的輝煌之間的幕間休場，被稱為「黑暗時代」。就技術問題而言，這種陳詞濫調是站不住的。

為什麼呢？漢學家提出了一些部分的解釋，其中最有說服力的有：

時鐘發明之前，人們通過太陽的影子（日晷）和水鐘來判斷時間早晚。日晷只能在晴天計時，而天寒時節水溫向冰點下降，水鐘因而計時不準確，更不用說長時間沉淀和阻塞造成的偏差了。在陽光普照的氣候裏，這兩種裝置計時較好，但阿爾卑斯山脈以北地區有時連續數周看不到太陽，溫度每季節甚至每晝夜之間都有變化。

其後，事情的發展出了問題。伊斯蘭科學被宗教狂熱分子貶斥為異端邪說，陷於宗教精神服從的壓力之下（對思想家和研究者來說，這是生死存亡的問題）。在好戰的伊斯蘭看來，真理已經揭示了；回溯真理是允許的、有用的；而其餘都是錯誤和欺騙。歷史學家伊本．哈爾頓是宗教上的保守派，但仍為穆斯林對科學的敵視而沮喪：

中國在唐宋時代曾建立過幾座天文水鐘——非常複雜的藝術品，這些水鐘在初期報時精確，但以後就阻塞了（由於沉淀作用，使用時間較長後，水鐘報時就不準確了）。這些紀念性設施是皇家之物，為皇帝及其佔星家使用和保有。中國人把時間和時間的知識看做統治權的機密組成部分，不得與普通民眾分享。這種壟斷涉及日時和年時。在城市，鼓或其他報時器械每一個時辰（相當於現在的兩小時）敲響一次，而皇歷規定全國各地的季節和民眾的活動。皇歷也不是統一的、客觀的資料。每一代皇帝都制定自己的皇歷，確定下來後通行全國。私人的歷法沒有任何意義。

伊斯蘭人士懂得技術的變化與進步：從紙的引進，新的農作物如咖啡和甘蔗的引進和傳播，以及奧斯曼帝國土耳其人迅速學會使用（而不是製造）火炮和時鐘等事實，可見一斑。然而，這些大多從國外引進，並且繼續依賴國外供應。國內的發明火花似乎熄滅了。即使在其黃金時代（公元七五〇～一一〇〇年），理論與實踐也是脫節的：「近五百年間，世界上最偉大的科學家用阿拉伯數字寫作，然而科學的繁榮對伊斯蘭緩慢的技術進步沒有任何推動作用。」

精密操作：在中世紀，歐洲以外的地方也有精密操作，但人們所依靠的是長期養成的習慣。技巧在於手工，而不在眼力和工具。他們取得過很不錯的成果，但作品沒有兩件是完全一樣的。歐洲卻向複製技術邁進，先是小批生產，然後是大批量生產。此外，透鏡的知識還培育出後來的光學進步，而且不僅是在義大利。望遠鏡和顯微鏡都是一六〇〇年左右發明於低地國家，從那裏迅速傳播到其他的地方。

時鐘是中世紀所有機械發明中最偉大的成就。這是觀念上的革命，其根本性的創新意義是時鐘製造者不能體味的。與模擬式設備相比，它是數字式設備的第一個范例：它由一系列有規律的、重複而獨立的運動組成（鐘擺的擺動），而不是跟蹤規律性的、循環不停的移動，如日晷的影子和水鐘水的流動。今天，我們知道，這種重複頻率比任何持續現象都規律得多，而今天幾乎所有高精確度的設備都以數字化原則為基礎。這並非十ｈｅtubook•ｃom•ｃｏｍ三世紀的人所能明白的，他們認為時間是持續的，所以應當用其他的持續標準來加以跟蹤和衡量。

在中世紀的歐洲，人們認識到時間準確的重要性。首先，教會每周組織七次禱告，其中的晨禱其實是一種夜間的宗教儀式，需要在拂曉前叫醒神職人員（因而有我們的輪唱兒歌《教友雅克》：教友雅克睡過了頭，未能按時敲響晨禱的鐘）歌詞的英德兩種文本（也許還有其他文本）說，「晨鐘在響」，這歪曲了原意。應當說晨鐘沒有響。隨後，新城鎮設立了臨時報時制度。由於空間狹小，為了組織集體勞動、分配空間，人們需要知道和安排時間。他們規定了起床、上班、開市、閉市、下班回家、最後熄燈（「鳴鐘熄燈」）安歇的時間。

四．歸根結底，我強調市場的價值。歐洲的企業是自由的。發明能見效並得到應有的報酬，統治者和既得利益勢力阻礙創新的能力受到限制。成功孕育了模倣和競爭；力量的意識從長遠看將會使人幾乎達到神的水平。昔日的傳說依舊——人被逐出伊甸園，飛得太高了，普羅米修斯被鐵鏈所縛——警告人不得過分自信（過分自信——無邊的傲慢——的概念是用來檢驗某些人的自負及他人抑制這種自負的努力的）。

總體而言，印刷術在中國確實有助於知識的保存和傳播，但從未像在歐洲一樣「爆炸」。多數印刷依賴政府的倡議，儒家官僚不鼓勵異議和新思想的出現，甚至證明傳統知識有誤的證據也遭到排斥。結果是，知識活動以個人和地域劃線，而科學成就表現出令人驚奇的不連貫。「偉大的數學家朱世傑在北方求學成材，後遷往南方的揚州，在那裏出版了自己的專著，但找不到門生。結果，他較複雜的研究成就不為後幾代人所理解。然而，他的基礎課本卻成為各地的公共財產。」基礎課本是一種標準典籍，但這遠遠不夠；更糟糕的是，它們還可能束縛人們的思想。

這些事例清楚地表明，在地理大發現（十五世紀始）和大對抗之前，其他社會已經落後於歐洲。由於一系列值得深究的歷史觀念和民間傳說，一些學者最近試圖說明，十八世紀末之前，歐洲在技術方面落後於亞洲。當前最活躍的分子是因特網上的H-World網點。「為什麼這樣」是一個重要的歷史問題——我們從失敗和成功中均獲益良多。我們無法考察歐洲之外所有的文明，但有兩個文明值得探究。

四．印刷術印刷術是中國公元九世紀的發明（紙也是中國人發明的），在十世紀時得以廣泛使用。由於中國文字是表意字（不是字母），不容易用活字排版，這一成就因而更顯得有意義。文字的這一特點解釋了為什麼中文印刷在當時主要是滿版木刻，為什麼中國古書那麼多圖畫。如果需要刻制木版，畫圖比雕刻許多漢字要容易得多。而且，表意文字難讀：有的人孩提時代也許學過漢字，但長時間擱置不用後，也就忘記怎樣閱讀了，但圖畫會幫助識別它們。

當穆斯林佔領波斯（公元六百三十七～六百四十二年）時，他們獲取了不計其數的書籍和科學著作。賽義德．阿拜．瓦基斯寫信給奧馬爾．賓．哈塔布，要求允許他將書籍帶回，作為戰利品分發給穆斯林。奧馬爾回信說，「將它們統統扔進水裏。如果書籍中有正確的啟示，真主已經給我們的啟示更正確。如果書籍有誤，真主已經保佑我們擊敗了它」。

二．猶太教和基督教都認為自然從屬於人類。這與廣泛傳播的泛靈論信仰及其實踐有明顯的不同。泛靈論認為樹木和溪流都有神靈（因而有泉神和樹神）。今天的生態學家也許更喜歡這種泛靈學說，而不是取代它的信仰。然而，在基督教的歐洲，沒有人傾聽異教徒的大自然崇拜。

謹舉例如下：

當前所有常規解釋都不能使我們明白，為什麼在繁榮和擴張的時代，中國的經濟中缺乏技術進步呢？歷史學家認為對西北歐工業革命起到重要推動作用的因素，幾乎都在中國出現過，甚至社會階級關係的革命至少在農村出現過，但它對生產技術並無重要影響。只是伽利略和牛頓的科學未曾出現罷了。但在短期看來，這無甚大用。如果中國人擁有和發展了像十七世紀歐洲那樣的對實驗和開發的狂熱，他們很容易在原始機械的基礎上設計出高效的紡織機械——蒸汽機的發明並不容易，但對在宋朝就發明出利用活塞的「二踢響」的中國來說，這並非不可逾越的困難。關鍵問題在於，中國沒有人進行嘗試。在大多數領域裏，農業是個重要的例外，早在科學知識的匱乏成為嚴重障礙之前，中國的技術發展就停步不前了。

中國人的聰明才智給人類作出過那麼多的貢獻和圖書——絲綢、茶葉、陶瓷、造紙、印刷等等。倘若沒有那令人窒息的國家控制，這樣的聰明才智無疑會使中國更富裕，也許早已使它邁進到現代工業的門檻。正是國家控制扼殺了中國的技術進步。這不僅表現在凡是違背或似乎違背國家當局利益的事物均被扼殺於萌芽狀態之中，而且也表現在一切以國家利益為重的觀念所牢牢樹立的習俗。墨守成規，因循守舊，對任何創新都表示懷疑，任何非奉命提出和預先經過批准的倡議都不會被接受，這種抱殘守缺的氛圍不利於自由探索的精神。

這些凸鏡顯然不是一成不變的，也不會具有現今我們所說的驗光質量。但是，儘管中世紀的光學技術非常原始，但要解決的困難不算大：矯正遠視的眼鏡並不需要極其精確。其基本功能是放大，也許放大質量好壞不一，但它們對使用者都有所幫助。人們會偶爾在餐館借一副眼鏡來看清菜單，廉價物品商店可以出售眼鏡，其原因也在於此。購買者試戴幾副後，就能選出最合適的。但近視者就不能這樣做。

三．傑出的匈牙利—德國—法國漢學家艾蒂安．包拉日強調大環境的不同。他認為中國技術未能得到發展是極權主義控製造成的後果之一。他沒有從水利工程導致中央集權的角度解釋這一大環境，但是他看到了一些因素：缺乏自由，習慣勢力，以及被視為哲理的輿論。他的分析值得我們複述：

水力運用技術的提高更為顯著。機械師通過建設堤壩、池塘的方式提高水壓和效率，將水車排成一列，利用逐步減少的水能完成各項不同的任務，需要能量最大的任務放在開始部位，而後逐步遞減。同時，附屬設備——曲柄、齒輪的發明或改進，使得利用遠處的能量、更改方向、將旋轉運動改變為往復運動成為可能，並應用於越來越多的各種新工作之中：不僅用於谷粒粉碎；還用於布匹蒸洗，從而促成羊毛紡織業的轉型；用於金屬錘打、金屬板的輾軋和拔絲；用於磨碎酒花釀制啤酒以及將碎布搗成漿來制紙等。「紙由中國人發明，並為阿拉伯人傳承，千年來一直是人工製造；十三世紀時，歐洲出現了機械造紙——紙雖然已經在全球一半的地方使用，但當時還沒有其他文化或文明曾試圖用機械的方法造紙。」歐洲是獨一無二的以動力為基礎的文明。

眼睛的問題是生物學意義上的：人在四十歲左右時，眼睛的晶體發生硬化，出現類似遠視的狀況（即老花眼）。眼睛不能聚焦於眼前的實物。然而，四十歲的中世紀工匠有理由期望再工作二十年，那是他工作生涯的黃金年代——如果他的視力沒有出現問題。眼鏡解決了這個問題。

我們不知道機械鐘由何人在何地發明。它好像是在十三世紀的後二十五年出現於義大利和英國（也許是兩國同時發明的）。一旦為人所知，機械鐘得以迅速傳播並淘汰了水鐘，但日晷保留了下來，作為檢驗新時鐘效果的最後手段。早期的機械鐘尚處在初期階段，不精確且易於出故障——所以，最好是在購買機械鐘的同時購買一位制鐘工匠。

或許由於中國人口眾多，或許由於與侵犯中國的遊牧民族作戰不需要攻城戰，中國繼續依賴燃燒火藥而非爆炸火藥。相比外敵侵犯而言，中國好像更害怕國內暴動。較現代武器有可能落入謀反者，包括某些將軍們手中，參見Hall，Powers and Liberties，第四十六～四十七頁。中國十六世紀的兵書談到的火器有數百種之多：例如，「飛天弩」，顯然由五百年前的火矛發展而來，用以向敵帆噴射火藥和燃紙屑；「火藥桶」和「火磚」；是浸毒紙充填的火藥彈；另有一些裝有化學藥品與人糞的武器，用以恐嚇、蒙蔽或惡心敵人；裝有金屬彈丸和爆炸物的手榴彈，可以致人非命。這些武器有的是手擲的，有的由弓箭射出。戰爭就像開藥方一樣，真讓人大開眼界。

三．猶太教和基督教對時間的思維是線式的。另一些社會卻認為時間是環形的，可以回到早期狀態，然後重新開始。線式時間只有進步或倒退，走向更好或從早期歡樂的狀態衰落。對中世紀歐洲人而言，進步的觀點佔上風。

三．機械鐘機械鐘看起來也是一項小發明，普通得似乎不值一提。但劉易斯．芒福德正確地稱之為「關鍵性機械」。

我們認為自己知道第一副眼鏡出現於何時何地。粗制的放大鏡和水晶玻璃發現較早，並用於閱讀。關鍵在於要發明一種裝置，可減少失真。而且可以將一副鏡片戴在雙眼上，而不再需要手來拿著鏡片。顯然，這種眼鏡於十三世紀末首先出現在比薩，一個曾見過發明者的證人（公元一三〇六年）這樣談道：

機械鐘為歐洲（西方）壟斷達三百年之久，就高精度而言，甚至可以說，直到二十世紀相當一段時期，它都是歐洲的壟斷物。其他文明對時鐘仰慕不已，更精確地說，其統治者和精英尤為如此。然而，他們從未達到歐洲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