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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讓我們暫停一下，對這種不平等的更廣的涵義加以考慮。我要提出一個社會和政治關係的法則，即三個因素是不可能共存的：（一）權力的顯著懸殊；（二）私人掌握權力工具的可能；（三）群體和國家之間的平等。當一個群體強大到能對其他群體作威作福並從中獲利時，它將毫不猶豫地這樣做。即使國家不主張侵略，公司和個人也不會坐等許可。他們將為了自己的利益自行其是，拖挾著其他群體，包括國家，向前走。

這就是帝國主義（一個群體對其他群體的控制）為什麼與我們相提並論的原因。有人認為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世界由領土面積和實力不等的多種國家組成，我們不應認為強者總是控制和剝削弱者。這是正確的，但強國的克制大多取決於力量的均勢。當有必要防止一國稱霸時，各國會聯合起來。因此，理性的計算會帶來克制。然而這種計算是脆弱的，有可能錯誤估計形勢。歐洲經歷許多個世紀才形成均勢，但這一均勢在半世紀兩度遭到挑戰，結果都很悲慘。最近的海灣戰爭同樣是這種計算錯誤（源於情報錯誤）的結果，它引起巨大反應的原因，則首先在於賭注（石油）事關重大，其次在於大家確信有必要確立人們通常所說的集體安全的原則。關於帝國主義的權力均勢模式，參見Landes，「Some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Economic Imperialism」及「An Equilibrium Model of Imperialism」。這是人類深層動力的表現。還有一種更為優秀的情感：利他的動力、團結的理想和為人準則。然而，儘管這些高貴的理想為組織起來的宗教所認可和宣傳，卻很少付諸實施，而常遭違反。確實，這些高尚的原則，包括宗教原則，都曾在入侵中被祈求過。只有政治權威經過深思熟慮作出決定，不僅不採取恃強凌弱的行動，而且阻止群體成員參與，才能擋住這種動機。

從這些事件的偉大之處著眼，各個民族，不論大小，都力圖從中獲得聲譽。一旦杜撰出來，神話就不易戳穿。然而，英勇的「大發現」的神話並未得到學者的贊同——當然沒有得到專業研究方面的贊同。卡爾．索爾、伍德羅．博拉和加利福尼亞的經濟地理學派宣布，從考古發現的遺物來看，歐洲白人及他們攜帶的病菌（天花、流感等）的到來，導致二五〇〇萬墨西哥印第安人的死亡率高達九/十。自那以後，沒有人再能用自得的眼光看待這個問題了。這種失望之情的一個例外是，基督教傳播到異教橫行、活人獻祭和吃人的世界，人們為此感恩不已。我本人絕不維護那些舊形式。然而，歷史學家必須注意到那些自願「超度」的人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提供了不同的價值觀念。

然而，在基督教的歐洲，奴隸制度早就因不受歡迎而被推翻，再設立該制度不容易。奴隸制早為農奴制代替，一則由於基督教徒不能作為奴隸（另外奴婢地位也與婚姻的神聖相矛盾）；一則異教徒或不信教的奴隸供應量太小，而且不穩定——一旦皈依基督教就取消奴隸身份。黑人確實可以作為例外。人們可以懷疑他們是否有靈魂、能否成為基督教徒。我們知道，葡萄牙並不譴責輸入黑人做家奴或在海岸甘蔗田裏勞動；十六世紀中期，裏斯本人口約十％是黑人。然而許多（多少呢？）黑奴最後被解放了，成為自由人口。除偶爾有「黑鬼」油漆房間以外，歐洲再也沒有出現黑奴制度。如果歐洲人要在甘蔗田使用黑奴勞動，他們需要在遠方實現這一目的。

哥倫布確實沒有發現黃金、絲綢、香料和其他可以與東方相聯繫的寶藏。他首先需要黃金，這主要不是為自己（他要的是官位和榮譽），而是為了給西班牙君主。他明白，沒有別的東西更能保持王室的興趣和支持。

同時，曼薩發放許可證，大發橫財。一位名叫穆薩（阿拉伯語中的摩西）的曼薩在一三二四年到麥加朝聖。該旅行長達一年之久，曼薩決定大肆鋪張。他在埃及住了三個月，關於他訪問的情景傳揚了數百年。他給蘇丹五萬第納爾，蘇丹絕沒有想到會有如此厚禮。他給朝拜的聖地以及迎接和保護他的官員數千根金條。據稱，當他離開時，埃及的金價下跌了十％到二十五％。

儘管地中海的種植業非常成功，但仍不能與大西洋諸島相提並論，這是氣候和社會因素造成的。甘蔗最適宜在熱帶和亞熱帶氣候栽種，需要定期澆水和恒熱——赤道附近的大雨信風帶地區是最適合的。種植甘蔗需要大量的集體勞動力，而這是自由民所不願從事的，所以種植者希望能使用奴隸勞動。這正是十字軍佔領地中海的塞浦路斯等島嶼時所發現的：阿拉伯的制糖業使用奴隸勞動，而奴隸大多來自東非。

不久前，當世界準備慶祝哥倫布發現美洲五百周年時，各群體爭先恐後地讚美哥倫布及其偉大成就。在美國，有的人甚至願意稱美國為「哥倫比亞」（意為哥倫布的國度），有七十來個城鎮以及許多博覽會和互助組織以這位發現者的名字命名，義大利血統的人與西班牙裔人競相稱這個擁有功績與榮譽的發現者為自己的同胞（由於血統或歸化）。人們有理由期望慶祝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四百周年（一八九二年）時盛大場面的重現：世界博覽會（哥倫布展覽會），各種紀念品，翌年發行豐富多彩的紀念郵票。

儘管曼薩帶著大量的資金來朝聖——八十到一百只駱駝，每只駱駝馱有三百磅黃金（共值一．一億至一．三十五億美元！），但朝聖結束時，他已經一文不名了，他不得不借錢回國。他的債主得到了豐厚的補償，每借三百第納爾，他歸還七百第納爾。

關於曼薩如何偉大的傳說是通過二手材料傳到歐洲的地圖集表明，曼薩的加冕如同歐洲君主，頭戴王冠，手持寶珠和權杖。「他的國家富有黃金，他是世界上最富有、最高貴的君主」，加泰羅尼亞地圖集如是說。這種仰慕並沒有持續多久。黃金貿易式微了，馬裏也衰落了。十四世紀末，當葡萄牙人沿著非洲「黃金海岸」侵入岡比亞時，穆薩曼薩的繼承者看起來就像粗淺而虛飾的原型。塵世的榮華富貴就這樣消失殆盡。

有些抱怨是對的，但好的歷史學家應保持自己的平衡。新大陸（對歐洲而言是新的）的開ｍ.ｈeｔuboｏｋ•ｃom.com放是一個交流，但並不對稱。歐洲神靈式的顯現是問題的核心。正是歐洲開啟了地理大發現的進程，響應了大發現，確定了進一步開發的日程安排。在操作層面上講——誰對誰做了什麼——這是單向的。

當然他們發現了哥倫布，就像哥倫布發現了他們。相見本是雙向的。提到雙方，並不能證明甩掉其中一方是有理的。這種很有意思的吹毛求疵，也是數學上的主要問題之一。數學家發現、揭示了新的定理和證據。他稱這些為「真理」。是他發現了它們？或創造了它們？或者，它們本來就在那裏等待發現——就像保羅．厄爾多斯所說的，是聖經上刻著的永恆？或它們僅僅由於被發現才存在呢？這些都無關宏旨。數學家發現或創造了它們，數學思想和想像力因而改變。哥倫布的發現也如此：一旦消息傳了回來，人們對世界及世界上各民族的想法——人類的想像力——就永遠改變了。

當非洲的奴隸主發現，歐洲白人為黃金和香料而來時，對這種活人商品也感興趣，他們欣然從命。哥倫布出生前的一／四世紀裏，佛得角群島以及隨後的馬德拉群島成為奴隸種植甘蔗的試驗地，十六世紀聖多美島也加入進來。這些種植者為了致富，要訓練和壓榨黑奴，還要克服困難和氣候的不適；義大利的商船主也是這樣。而葡萄牙王室以許可證、蔗糖契約和稅收等方式獲取毛收入的一/三或更多。甘蔗種植成為模式，以後在新大陸獲益更多。

為緩和（如果不是寬恕）西班牙邪惡的記錄，辯護者——許多是當年的征服者的後裔——提出了兩類論據。一類是說這些指控是神話傳說和誇大其詞，全不可信。他們求助於「黑色傳說」一詞：黑色意味著過分誇大（有完全黑色的東西嗎？）；況且是傳說而不是歷史。其目的就是拒絕承認而不是提出反證，因為反證是不可能的（同樣的技巧和術語也曾用於否認西班牙國內的偏執和狂熱。這種偏執和宗教狂熱，以種族純正的狂妄為頂點，甚至到人跡罕見之所追捕異教徒，從而損傷了國家學術研究和學習的能力。對壞消息不予考慮要比進行反駁容易得多）。

裸體並非無足輕重：據推斷，起初它是伊甸園式的天真無邪的表現。例如，哥倫布起初曾著迷過。「他們赤身裸體如同初生之時」，他寫道，「男女都這樣」。他還寫道，「我們基督徒認為他們非常漂亮，男女都這樣」；以及「這種漂亮不僅體現在形體上，也體現在道德上——他們是世界上最友善、最和平的民族」。

這些僅僅是人類已知的東方財富，人們可以把握的東西。謠言和傳說告訴人們更大的奇蹟和夢想：在非洲的另一端，有一個被伊斯蘭包圍著的基督教王國，那就是傳說中的祭司王約翰的王國；附近就是失樂園；向東是如田園詩般的入畫美景，向西則是不為人知的國度。許多人認識到地球是圓的，從理論上講，人們向西航行可以到達東方。然而，對於習慣內海航行的人來說，大西洋的驚濤駭浪太洶湧了些。即使海邊長大的人所看到的也只是一片駭人的空曠。像「天涯海角」和「地盡頭」這樣的地名並不僅僅是地貌事實的陳述。

真巧。但是在一四九二年，西班牙人認為自己無事不成。哥倫布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人，他要向西航行到達亞洲，而葡萄牙對此不感興趣。但西班牙認為這一計劃有意義，因為西班牙已經同意與葡萄牙瓜分世界，並承認葡萄牙擁有東部（非洲）航線——這再一次證明這兩個王國的過度自信。對西班牙來說，向西進發就是一切，否則就一無所得。碰巧哥倫布低估了自己任務的艱鉅性，他以為世界要小得多。但這並非是一個糟糕的開始；海洋事實上要比他想像的狹窄。

然而，所有這些仍給進一步的徵戰和冒險留下了活力。遣散那些只知道劍與馬、戰爭友誼、殺人的刺|激、掠奪的歡樂的人，並不是容易的事情。甚至在將最後一批摩爾人逐出伊比利亞半島之前，葡萄牙和西班牙已經開始在海外進行試探和發動攻擊。第一批目標是地中海諸島嶼和北非海岸。阿拉貢王國的國王海梅一世在一二二九～一二三五年攫取了巴利阿裏群島，自誇為「近百年來人類所做的最好的事」。葡萄牙於一四一五年攫取了休達；一四六三年攫取了卡薩布蘭卡；一四七一年攫取了丹吉爾。

哥倫布發現了一個新大陸。直到死時，他都不相信這一點，仍然以為那是中國和日本周圍的群島。他不知道，在那些島嶼之外還有兩片大陸，即以後所稱的南美洲和北美洲。他發現裸體或基本裸體的土著人還生活在石器時代，他們用手抓住西班牙人的劍刃而被割掉了自己的手。他把一些土著人作為標本——就像動物園裏的動物一樣——送回西班牙。

這些都發生於十五世紀。南方諸島（馬德拉群島和加那利群島）尤其適於種植甘蔗，而甘蔗注定成為歐洲財富之源。歐洲人是在中東首先接觸到甘蔗的，而阿拉伯人則是從印度接觸到甘蔗，而後傳到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克裏特島和馬格裏布。返回來的十字軍將甘蔗引入歐洲——希臘，西西裏，以及葡萄牙的阿爾加維。

於是，這些高貴的土著成了野蠻人，地地道道的野蠻人。他們還能是什麼別的呢？在一些最殘酷無情的歹徒向本來毫無懷疑之心的受害者橫施暴虐的情況下，任何人也不可能表現得像是神話式的聖人。帕斯卡爾．布魯克納令人信服地指出，印第安人「從一開始就倒霉，因為他們曾被宣稱為盡善盡美」。而野蠻人這一新的形象倒是讓白人覺得更來勁。加深這一形象的因素，還有印第安文化的另一些方面，特別是據說他們有食人生番習性。有的學者否認吃人這種做法的存在，至少加勒比的印第安人不是這樣（好像墨西哥或中美洲如此）。這種否認的可信性多大，有待商榷；畢竟很難提出反證，但顯然人類學家有一種動機，需要把歐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相遇看做是黑白交惡，一方是邪惡無比，另一方則純潔無瑕。

不論怎樣，這種貴重的金屬要從其源頭穿過非洲傳奇式的王國馬裏。該王國控制著廷巴克圖鎮和穿過撒哈拉沙漠的駱駝商路的進出權，是地中海商人所知的最「上遊」源頭。黃金商向當地的經紀人和統治者（稱為「曼薩」）交納大量的貢賦。傳說稱，馬裏王國留下了天然金塊，把金屑交給商人們（磨制和削制天然金塊的作坊應該是手工操作）。有時，曼薩及其下屬試圖強迫礦工挖掘出更多的黃金，增加歲入。但這些努力因礦工的消極抵抗（停止https://www.hetubook.com.com開採金礦）歸於失敗。

相反，哥倫布現在被描畫為卑鄙之徒；歐洲人被視為入侵者；當地的土著被視為無辜的、快樂的居民，他們被掠奪成性、身帶病菌的歐洲白人降為奴隸，最終被趕盡殺絕。加利福尼亞的伯克利是分離主義者的大本營，其市政廳有自己的外交政策，向來以不虔敬（或虔敬方式不同）而著稱，這個市政廳將「哥倫布日」更名為「土著人日」，並提供了一部歌劇的兩場演出，劇名為《再一次迷路的哥倫布》，係土生土長的美國作曲家懷特．克勞德．伍弗豪克的作品。兩年後，為了證實自己的選擇，墨西哥決定發行紀念幣，紀念阿茲特克人和「一種在藝術、科學和文化上令人難以置信的發達文明」。沒有對征服者的任何讚譽之辭。

將極度的非道德和征服機會結合在一起，將柔弱的民族交到貪婪、憤怒、無情和極度殘暴的人手裏，這真是不幸。

大西洋諸群島就在遠方。這裏純淨得像一張白紙，可以自由進行社會制度安排。可以隨著社會制度的發展而進步。亞速爾群島和馬德拉群島最初由歐洲移民或那些被剝奪自由的人——罪犯、妓|女、宗教迫害的犧牲品和孤兒——居住。近來，阿根廷將「消失的」的政治反對派的子女（包括那些在監獄出生的嬰兒）交給監獄看守、甚至殺害他們父母的警察，然後這些人把他們當做自己的孩子養大。這種做法早有先例。一四九七年，葡萄牙將一批猶太人驅逐出境，而將他們「改信基督教」的孩子從他們手中奪下，一船送往佛得角群島，因為沒有人自願到那裏定居。參見，Fernandez-Armesto，Before Columbus，第二百零一頁。白人曾到這些熱帶島嶼上定居，但很少能活下來。佛得角群島則遠離岡比亞海灣，是進行奴隸貿易的理想去處——短暫停留後將黑人船運到裏斯本或其他島嶼。

不切題的議論在於，有些人認為，強調哥倫布的發現，就把世界交往和交流的進程歐洲化了，這種歐洲中心主義會輕易引出歐洲必勝信念，使歷史學家只看重虛假的積極一面（地理發現的偉大時代），而忽略真實的消極一面（入侵的災難性後果）。

有時辯護是間接的。社會人類學家戴維．梅伯瑞—路易斯引用過一五五七年出版的漢斯．施塔登有影響力的、有代表性的著作《美洲新大陸野蠻、裸體和吃人民族的真實歷史》，接著指出，曾俘虜過施塔登的圖皮南巴印第安人「定期舉行儀式吃掉俘虜」，他說，「這被看做是英勇的死，被俘虜的戰士也許與俘虜他的人一同生活了多年，並娶妻生子。在決鬥儀式上，他被牽出來，棒擊致死。之後，所有公眾吃掉他，分享他的英雄之軀。」

戰爭自有辦法使自己的理由合法化並慶祝其征服成果。這些新十字軍也如此：詩人們賦詩讚頌他們的事跡，他們的暴力掠奪被升華為騎士風範。海洋探險具有特殊的價值和功績，海梅一世說：「佔領一個上帝願意設立在海洋上的王國，比佔領三個陸地王國的價值更大。」該世紀（十五世紀）末，國王的記事官誇口說，沒有國王的允許，任何魚不得遊水。

中世紀的歐洲缺乏中央權威來做出這樣的決策。相反，多主權體之間的競爭給予個人參戰的廣闊機會，而個人聯繫——封建義務和忠誠——促使武士參與掠奪。所以，歐洲在經受外來入侵者數世紀的壓榨與剝削之後，從十一世紀起開始向外進攻。十字軍東徵（一〇九六年開始第一次十字軍東徵）是這種對外擴張的明顯象徵。提倡十字軍東徵，部分地是為了讓自相殘殺的暴力得到升華而將暴力轉向外敵。這是一個好鬥的社會。

但是，這種田園詩般的景象經不起現實的考驗。特別是，他們並不準備慷慨地把他們的女人贈送給別人。然而，這些西班牙好色之徒在海上漂流了數月，他們需要女人甚於黃金。而且，這些慷慨的傾其所有贈人的土著設想西班牙人也應該同樣對待他們，所以他們拿走了西班牙人的東西，而後者將這種行為定性為偷竊。正是在剛剛到達時還心存狂想的同一個哥倫布，不久就為自己的信任後悔，向屬下提出可行的忠告：「在駛向錫瓦奧的途中，如果印第安人偷什麼東西，你必須割下他的鼻子或砍下他的手，以示懲罰，因為這是他們不能隱藏的身體部分。」

與美麗相伴的是天真無邪。「司令說他不相信怎能有人會遇見如此善良、慷慨和羞怯的人，因為他們一見到我們基督徒，就傾其所有給了我們。」而且，「你給他們東西進行交換，不管你的物品多麼微不足道，他們都會立即把自己所有的東西給你」；「他們並不垂涎於他人的東西——不論你要他的什麼東西，他都不會拒絕。相反，他們要你隨便拿，他們的愛心真叫人感動」；「他們非常溫和，從來不知邪惡為何物。他們對殺死他人一無所知。」

真是精心選擇的對手！十字軍使延續數世紀之久的基督教對伊斯蘭教、信仰對信仰的戰爭復活了，並推進到敵營的中心。從理論上講，沒有比這更神聖的動機了，但是在現實中，像往常一樣，理想主義的目標掩蓋了臭名昭著的暴行和貪婪。十字軍使信奉希臘正教的君士坦丁堡遭到整整三天的劫掠和殺戮，還一路上屠殺猶太教徒和基督教東正教徒（他們質問東正教徒能算是真正的基督教徒嗎？），換來的只是他們在耶路撒冷的屠城，以及在安納托利亞和穆斯林巴勒斯坦建立的那些岌岌可危的小王國所帶來的慰藉。公元一〇九九年十字軍佔領耶路撒冷時，姦淫燒殺。而一一八七年薩拉丁為穆斯林重新奪回該城市時，他卻手下留情。

關於西班牙人在征服美洲過程中的暴行和罪惡的故事如此駭人聽聞，一回顧起來，就有一種窘迫和羞恥湧上心頭。他們是什麼人，為什麼如此兇殘和姦詐？如上文所述，答案在於社會選擇和歷史。一方面，發現新大陸的冒險吸引著西班牙最大膽、最貪婪和姦詐的社會成員，他們大多是流氓無賴、亡命之徒，置他人生命於不顧。另一方面，西班牙與國內（宗教迫害）、國外（征服）敵人長期鬥爭的歷史經驗，導致人們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滅絕了情理和人性的感情。茨維坦．托多羅夫還加上了距離的因素：西班牙人在遙遠的地方採取行動，對陌生人行使權力和發洩暴怒，這些人被認為低人一等，甚至不適用對待敵人的規則，或應該使用更低等的原則。在這種情形下，任何事情都可以發生，無需任何限制。ｗｗw•ｈｅｔｕboｏｋ•cｏm•ｃom所以，他們競賽作惡，導致集體狂亂的爆發。托多羅夫還說，「西班牙人的『野蠻』並非是回歸原始，它完全是人類的行為，並宣布現時代的到來。」

不需要再舉出更多的例證了。讀者會被這些血腥屠殺和罪惡嚇倒。這裏血債累累：自發、放縱的獸|性表演，隨便、輕鬆、連想都不想的屠殺，將人折磨致死的善意比賽，挖空心思的讓人痛苦，無緣無故的集體殺人狂熱，對生命的仇恨。

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可以與此相提並論。數十年間，土著阿拉瓦克人（泰諾人）和加勒比人大體上滅絕了。大屠殺的程度是一個有爭議的論題。在哥倫布到達時，加勒比諸島嶼的人口估計高達數百萬，僅伊斯帕尼奧拉島（海地）的人口就達百萬。該數字基於據認為是哥倫布的弟弟巴塞洛繆．哥倫布一四九六年的統計，它成為以後報告的權威數據，參見Sauer，The Early Spanish Main，第六十五～六十七頁。很難對該數字加以評論。在另一方面，索爾指出，一五一八年以前，沒有對諸島嶼瘟疫和疾病的報導。而一五一八年時，伊斯帕尼奧拉島土著人的人口已經降至一萬一千人左右。那麼，前後兩個數字相差那麼遠，那些不見了的人是怎麼滅絕的呢？當然，有野蠻屠殺、謀殺，金砂礦的強迫勞動，人口出生率驟降。然而，我們仍然難以理解，即使是虐待狂、屠夫和監工忙碌的殖民地怎麼能這麼快地消滅這麼多人（超過一百萬）。參見：Sauer，The Early Spanish Main，第二百零四頁。

大屠殺、野蠻殘酷和深深的絕望加速了人口的銳減。當地人自殺，禁絕性生活，墮胎，殺死自己的嬰兒。由舊世界帶來的病菌（天花、流感）導致土著居民成千上萬地死去。西班牙為他們遇到的野人有無靈魂、是否是人爭論不休。但歷史記載明確指明他們住在那裏。當哥倫布第一次遇到印第安人時，他無法取得他們的信任和友誼；西班牙人得不到金銀，遂獸|性大發，其所作所為乃野獸所不恥：

戰爭需要金錢。這些「貴族」的探求模式是傳統的、封建的「商業」企業。有些貴族——某個歷史學家稱之為「貴族流氓」——帶著統治者的祝福（有時還有他的金錢）帶領一隊戰士出發了，他的船隊由遠近的商人提供，然後去攫取一切可以攫取的財富。他所拿到和擁有的東西，除去掠奪的分贓、對士兵的獎賞、給予支持者的紅利以及對君主表示支持和忠誠的開銷以外，就都歸他所有。

歐洲人發現新大陸並非偶然事件。歐洲在武器殺傷力上擁有絕對優勢。歐洲可以把武器送到船能抵達的任何地方；由於新的航海技術，歐洲的船只可以到達任何地方。

十字軍的入侵並未持久，穆斯林將侵略者趕走，並將勝利歸於真主的決定。但是，反對穆斯林的戰爭仍在別處進行，最激烈的戰爭發生在西班牙，戰爭持續數世紀之久，基督教王國逐漸打敗了貪婪的各阿拉伯酋長國。摩爾人佔領過的安達盧西亞成為一片廢墟：「每一個有影響的人都帶領一批追隨者，退守某個城堡，自命為蘇丹並擅用君主的徽章標誌。」

第二類論據是指出其他殖民者的惡行，特別是盎格魯—撒克遜人（北美新教徒）的罪行。後者的征服戰略不同，而且犧牲較少，但是他們殘暴和偽善的能力想必是相似的。是這樣嗎？北美洲的英國殖民者確實也可以進行無情殺戮，但有沒有折磨和酷刑？如果要問誰能衡量這些事情，我看確實存在運作方式的不同，也就是說，如果我是印第安人，我寧可死在英國人手上，也不願意被西班牙人殺死。死就死了，但我願意死得痛快，而且能保留全屍。好像他人的惡行能夠用來免除自己所犯的罪愆似的。這種論點與日後的強權和帝國主義政治不是沒有關聯的。對許多拉丁美洲的歷史學家和理論家來說，強調征服美洲的英國佬的惡行是最要緊的一條。最好是，將美洲印第安人的不幸歸咎於他們，即使是暗示亦可。

最終，文明屈服了，而野蠻取得了勝利。曾是歐洲最偉大的學術中心的科爾多瓦於一二三六年陷落。安達盧西亞的經濟大都市塞維利亞於一二四八年陷落。卡斯蒂利亞軍隊是心不在焉地攻佔了這兩座城市，因為他們的國王費迪南三世實際上不曾想到他在當時就能橫掃瓜達爾基維爾河谷的摩爾人。摩爾人的埃米爾求和，向費迪南稱臣，退守格拉納達的小小山區據點，為維持自己地位而小心伺候卡斯蒂利亞人，而對其他地區的穆斯林同胞的命運則漠不關心。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到了格拉納達遭圍攻時（一四九〇～一四九二年），它求援的呼聲無人理睬。於是，格拉納達的最後一任摩爾人統治者通過談判要到一大筆錢就退位逃離西班牙，連他自己的母親都鄙視他，說她知道什麼是懦夫了。

在那些日子裏，人們對紀念哥倫布感到喜氣洋洋，期望一九九二年的慶祝更宏大、更美好（五百周年自然應該強於四百周年）；但是，有些事甚至所有事都出了差錯。哥倫布從歷史成就的象徵和新大陸的助產士變為政治上的一個困惑。逐漸明朗的是——其實多年來就有一種隱隱的異議——許多人並不把這位海軍艦隊總司令看做英雄，不把歐洲人到達新大陸看做一個發現，不把這一事件的周年看做值得紀念的事情。

黃金在非洲某個地方發現，然後運到地中海沿岸。歐洲商人甘心受其驅使。他們到突尼斯等地，用銀子、武器、紡織品、皮革、大米、無花果、堅果和酒（可能再出口）交換糧食、草料、石油、油、粗面粉、蜂蜜以及——為維持收支平衡——黃金：金屑、金錠、金幣（摩爾貨幣）。不僅這些金黃色的金屬幾乎引起催眠的誘惑，現存匯率也使這些交易獲利極豐。在十四世紀上半葉突尼斯金銀的兌換率是一：十，而同時在巴倫西亞的比率是一比十三。這種差距不會持續太久，活躍的貿易活動形成了流動的市場，市場造成價格的近似。到十四世紀中期，那不勒斯的比率是一：十．五，佛羅倫薩市場的比率是一：十一。從非洲流出的黃金影響很大，使得西地中海一帶的許多貨幣都轉向了金本位，這在西西裏、馬霍和-圖-書卡、撒丁（一三三九年）和阿拉貢（一三四六年）的新幣制中均有所體現。

「復地運動」的勝利者，一個是葡萄牙，它到十四世紀中期已從穆斯林手中解放了自己的國土；再一個就是卡斯蒂利亞，它是一個不斷擴張疆域的國度，有著西班牙騎士式的牧場主（相當於我們美國的牛仔吧）以及貪財的惡棍和軍人。對於這些人來說，摩爾人建造的南方城市，擁有大理石的王宮、冷泉、綠色的花園和知識中心，自然有著不可抵擋的誘惑。

現在，抹殺或扭轉歷史顯然是不可能的。沒有人計劃撤離和回歸歐洲，哥倫布要尋退路已經太晚。但是，反哥倫布的情緒高漲，特別是標榜政治正確的組織尤其賣力，他們使慶祝活動顯得不恰當，像醒來就跳捷格舞一樣。所以，沒有化裝遊行，沒有紀念品，沒有T恤衫當然沒有印著標語的T恤，沒有廠商讚助，沒有法律的重新制定（誰會同意呢？），沒有讚頌，沒有紀念郵票，沒有紀念幣，沒有獎品。華盛頓的國立美術館決定舉行其五百周年畫展時，平光紙印刷的厚厚的目錄中竟然沒有哥倫布。畫展包含著其他的世界，公元一四九二年前後發生的其他事件。最重要的事件卻被刻意忽略了。歷史被刪改了。

回溯到十三世紀中葉，那時的文字和圖表記載表明，拉丁人被黃金及其不為人知的主礦脈銷魂奪魄。黃金的供應者千方百計隱藏黃金的來源——這無疑是正確的，他們正確地猜測到，這些基督教異教徒會為了黃金大動干戈，燒殺搶擄。現在，我們知道，黃金產自西非內地的深處，大約沿尼日爾河上遊地段，在岡比亞河和塞內加爾河源頭附近。據傳說，開採黃金的黑人礦工採用「啞巴式」物物交換的交易方式：買者將交易用的貨物留在某一指定的地點然後離開；礦工拿走貨物並留下他認為等值的黃金。不用說，這種神話傳說容易引起浮想聯翩。有人說，那裏的黃金像胡蘿蔔一樣生長；有人證實黃金由勤勞而恭順的螞蟻從地下挖掘出來；有人說黃金由住在洞穴的裸體之人開採出來。

糖極易上癮，爽口開胃，對人的心理有安撫作用。起初，糖價格昂貴，只用於治病。在藥房買糖，大多數歐洲人則是從水果和蜂蜜中吸收糖分。當然，這不是第一種能同時引起病人和身體健康者興趣的藥品。由於甘蔗的廣泛種植，其價格下降，最後在雜貨店裏也能有蔗糖出售了。此時，糖被用作食物的佐料。德國諺語說，沒有任何食物的味道會被糖敗壞（德國人就是這樣做飯的）。同樣，由於食物容易腐壞，糖也用作一種有效的防腐劑和掩飾佐料。在十五和十六世紀時，糖還是一種奢侈品，女主人將糖鎖在僕人拿不到的高架上。但它逐漸成為一種必需品，從上流社會傳至民間。

目標的選擇並非漫無邊際。艦隊自最近、最能接近的地方開始侵略。經濟學家也許會說，它們的參與成本低。而且，這些地方多由異教徒佔有，因此冒險也被神聖化了。穆斯林將非伊斯蘭世界稱為「劍房」，認為他們的佔領是公平決鬥的結果。基督教沒有近似的說法，但其作為無異。

掠奪近處的這些犧牲品之後，遠方不盡的誘惑在向他們招手：駱駝馱著黃金從無人所知的地方走來，穿越非洲沙漠；香料從印度洋運出，通過紅海和波斯灣，然後經陸路運抵黎凡的港口，由於中間轉手數次，每一次交易都使價格攀升；旅行隊從中國帶來夢幻般的絲綢。所有這些珍奇之物都成為穆斯林商人把持下的贖金。如果能發現繞過這些異教中間商的道路，那就會在上帝的佑護下致富。

事實在於，歐洲人發現新大陸之後土著居民的悲慘命運。除很少、很小或不起作用的例外，他們遭受了蔑視、暴力和殘暴虐待。歐洲人不知不覺帶給他們的病菌和病毒幾乎奪去了他們所有人的性命。他們的土地、文化和尊嚴喪失殆盡。他們已經沒有什麼可慶祝的了。

財富確實令人動心。阿拉伯的作家伊本．阿米爾．哈吉布和伊本．巴圖塔對馬裏國王及其王國作了詳盡的描述。他們告訴後人，曼薩受到的愛戴遠勝其他地方的君主。他是神聖的活化身——從他的舉止可見一斑；臣子們非常謙卑，跪倒在他面前，以首觸地，對他說的每一個字都用驚嘆表示喝采。衣著不整的人是不能走到他面前的；沒有人在他面前打噴嚏。這種無禮會招致殺身之禍。

這些定名性的異議是一種贖罪和政治動員的形式。其目標是打破權威，而不是闡明觀點。其打擊對象是歐洲（西方）主導地位及其所得。其意願是：歸咎於犯罪者，引起良知，為補償正名。了解發生了什麼和為什麼，我們會得到新的啟示。

他們的騎兵手執鐵劍長矛，大肆蹂躪屠殺——他們碾過城市鄉村，不分男女老幼，對有孕在身的婦女也不放過，撕破她們的肚子，將嬰兒挑出來砍碎。他們常常打賭，看一看誰能靈巧地將人從中間劈開——他們常常提著孩子的腳，將孩子的頭撞向岩石，當孩子落水中時，殘忍地嘲弄他們，名之曰「請他們游泳」——他們豎立了許多吊架——在每一個吊架上吊著十三個人，褻瀆神靈地宣稱這樣做是以救世主及其聖徒的名義行事，爾後在下面點火，活活燒死那些無辜的貧民。那些獲准赦免的人，雙手被砍斷一半，只連著一點皮肉。

當人們對某些事物一無所知時，想像就大行其道了。西邊的海洋是聖島、波浪之下神秘的亞特蘭提斯——一個由鬼怪、漩渦和龍卷風守護的神秘王國——所有現實和意象的危險都在其中了。海洋探險需要巨大的勇氣，遠遠超越中世紀航海圖的標記和確信由陸地到海邊的線路。北歐海盜的航行路線是向西、向北再向西，證實了他們航海技術的高超和勇氣可嘉，他們對海水（海水的顏色、脾性、深度及其水底）和海洋生物（魚與鳥）的稔知，使得他們在看到陸地以前，就知道了它的存在，故而可以沿著大西洋的頂端越島前進。熱那亞人和其他義大利人隨後而來，他們繞過伊比利亞，航行到英格蘭。到十四世紀，在葡萄牙人和巴斯克人的陪伴下，他們發現了附近的一些大西洋島嶼：亞速爾群島，馬德拉群島，加那利群島——其中除了靠近非洲大陸的加那利群島以外，都無人居住西班牙人在加那利群島發hetubook.com.com現了仍生活在石器時代的土著人。他們被稱為關切人。在經歷了與西班牙殖民者不愉快的共存後，他們進行了猛烈的反抗，儘管武器非常低劣（用棍棒對抗鐵槍），他們將侵略者趕出達一個世紀之久。在哥倫布到達之前，他們從未完全屈服。關切人的所作所為提出了一個理論性和精神性的問題：他們是人嗎？他們有靈魂嗎？他們是否按照法治生活？他們能被基督教化嗎？提出這些離開本題的道德性問題的主要原因是為征服和奴化的行徑辯護。西班牙人需要自己的行為合法化，他們需要對自己事業的祝福，而他們總是能得到祝福的。（直到十五世紀中葉，歐洲人才發現位於北緯十五度、博哈多爾角以南的佛得角群島；直到十五世紀九十年代，幾內亞灣的聖多美島才成為殖民地）。

在斷斷續續的戰爭中，穆斯林依賴從北非雇傭來的柏柏爾士兵，而雇傭軍缺少對穆斯林統治者的忠誠，因而不利。從歐洲方面講，卡斯蒂利亞王國的國王接受教會可以理解的勸告，發動反對異教徒的戰爭，貴族和惡霸犧牲農民和教士的利益，將他們送到戰場上。這與第一次十字軍東徵進軍聖地的動機相同：與其讓我們去打仗，不如讓他們去拼命。雙方都錯誤百出，是戰爭持續如此長久的原因。然而，在後勤和人口數量方面，基督教徒好於對方。「基督教世界在逐步向南推進，其過程緩慢如同滴注而非洪水滔天。」

就像多數破除偶像推翻傳統的做法一樣，對哥倫布——更確切地說，對哥倫布到美洲後發生的一切——所進行的攻擊，包含著一些事實，一些謬誤，還有些不切題的議論。

大西洋諸島極大地擴展了歐洲的視野。歐洲的船員向西、向南航行幾百海裏就到達這些島嶼，建立了航海基地，從那裏出發到無人所知的遠方，並迎接歸航者。它們是海洋沙漠上的綠洲：減輕遠航者的痛苦，並將不可能變為可能。哥倫布在出發前到達加那利群島，進入了東風帶的軌道，這是幸運還是先見之明使然？不管如何，他自己走在赤道季風的林陰大道上，和煦、穩定的風力在一個月裏將哥倫布送過大西洋。

令人驚異的是，這裏缺乏理性，即使對待有價值的勞動力也如此。早在殖民之初，一群天主教多明我會修道士曾致信西班牙國王，抱怨太多的礦工被迫從一個礦井向另一個礦井轉移途中饑餓而死，以至於後去的礦工不需要嚮導了（民間傳說中的拇指人湯姆用丟石子的方法在路上作標記；而西班牙人用屍體作標記）。信中還提到，一艘滿載八百多印第安人的船只抵達普拉特港（銀港），等了兩天才靠岸。出了什麼情況？沒有細節描述，但是據說船上約六百人死亡，屍體被拋出船外，像浮板一樣在波浪之上漂浮。非洲奴隸的存活率也許比這還高一點。

沒有黃金是令人失望的，但是他最大限度地利用當前形勢，確信這些島嶼擁有豐富的奴隸資源；他從加那利群島和馬德拉群島了解到，這些奴隸顯然適用於甘蔗種植。他們也可以從事畜牧業，如此等等。自從白人來到之後，加勒比海的歷史大體上就是牛代替了人，爾後黑奴來到這裏定居，從事甘蔗種植。

謬誤在於，對發現一詞發表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議論：哥倫布如何能發現新大陸？這大陸本來就在那裏。當地人知道這塊土地，他們早就發現了它Jean Ziegler，La Victoire des vaincus，第一百零一頁，引用Juryi Rychten，Ajvanhu（波蘭譯文一九六六年版）一書中的一段話：那是一本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出版的前蘇聯小說，其中的西伯利亞主人公抱怨道，「我無法明白如何發現已經有人居住的土地——如果我到達雅庫茨克，然後宣布我發現了該城市，雅庫茨克人不會為這高興的。」（注意：這段話經過了幾重翻譯——從俄語到波蘭語到法語到英語。但我感到原義並沒有被歪曲。）（我們不會有新的哥倫布紀念郵票，但是一九九二年美國郵政署迅速發行了一枚紀念郵票，紀念美國印第安人的祖先、數萬年前抵達北美洲的亞洲人，這在政治上也無可非議）。而且，哥倫布本人也不知道自己到了哪裏。公元一四九二年，是印第安土著發現了哥倫布。

當然，征服加勒比只是故事的開始。西班牙對黃金和財寶的渴望無法得到滿足；結黨營私謀反之事也層出不窮。西班牙王室派駐當地的使團領導人發現，處置反抗者和造反者的最好辦法是用船把這些搗亂分子送到陌生的海岸，讓他們去尋找「青春泉」吧；如果順利的話，他們就會在尋找過程之中死去。這種探險的孤寂無望和艱難困苦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可見，西班牙征服的歷史，某種程度上，其倒霉的航行和徒勞的進軍是傳奇，然而也被人遺忘。當然也有幸運的征服，如墨西哥和秘魯。一次發現，甚至一份報告就能激起和證明十來次的遠徵。這正是帝國的組成部分：權力、貪婪和使團，摻和著輕信、暴怒和瘋狂。

梅伯瑞—路易斯指出，圖皮南巴的人卻對歐洲人經常在審訊和懲罰中拷打犯人和實行奴隸制的殘暴感到震驚；他還對歐洲人的判斷和政策的片面性感到可悲。當然，要求我們「像別人看待我們那樣看待自己」是很難做到的。我們因此欣賞相對主義——同情的力量——它特別是人種學的一種美德。但是，我們不必期望相對主義的觀點得到普遍認同。在十六世紀的歐洲，只有幾個教會神職人員持相對主義的觀點。在平靜地看待這段歷史的時候，他們的論點尤其為人所賞識。

「復地運動」完成之後又怎樣呢？當然，土地被攫取和重新安置居民，莊園被劃界和開墾，農民（特別是摩爾農民）被迫為新的地主幹活。王國也必須成為基督教國家，因為伊莎貝拉女王是一位熱心的基督教徒。在宣稱基督教為真正信仰的情況下，不論當局與格拉納達投降者談判中向伊斯蘭教作過什麼讓步，這種承諾都不可能持久。教會的宗教裁判所非常忙碌，更不用說教會在老百姓中布置的密探及告密者了。由猶太教皈依過來的人大多並非心甘情願，因此不可靠，需要嚴密監視。由伊斯蘭教皈依過來的人也是一樣。卡斯蒂利亞社會為虔誠的精神濕疹這種疥癬所苦。

對今天而言，這些小島意義不大。它們已經降到前哨站的地位，只有遊客和那些從大陸工作或學習回來的居民偶爾光顧。然而，在被發現後的年代裏，它們代表著歐洲領土的海外延伸。其實，古代羅馬人早就從毛裏塔尼亞國王那裏知道了加那利群島。它們未並入羅馬的版圖。將發現變為機會需要知識、手段和需求的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