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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最引起爭議的就是德國社會科學家馬克斯．韋伯的解釋了。韋伯起初研究古代世界歷史，以後逐漸成為精通多樣化的社會科學的奇才，在一九零四～一九〇五年出版了他影響最大和引起爭論最多的論文之一《基督教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其主題是，新教教義——更確切地說，加爾文教派教義——促進了現代資本主義的興盛，即他從自己的祖國德國了解到的工業資本主義的興盛。他說，新教做到這一點，並不是通過減輕或祛除羅馬信仰中那些阻止或妨礙自由經濟活動的條規（例如，禁止高利貸等），也不是通過鼓勵、更不用說創造對財富的追求。新教是通過確定和支持日常行為的倫理促進商業成功的。

到十七世紀中葉，大批金條的流入終止了，西班牙王室債臺高築，經歷了一五五七年、一五七五年、一五九七年數次破產。國家進入長期衰落。了解這個故事，我們引出的寓意是：意外之財對人有害無利。它表明，短期暴富將導致立即發生畸變，以後更會悔恨不已。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今天的經濟學家用「荷蘭病」一詞來描述這種綜合徵，他們是從荷蘭開發利用北海的天然氣資源得到啟示的。好像荷蘭人不知道如何善為利用這些新資源似的。

十八世紀末既是結束又是開始。斯時，荷蘭東印度公司停業清理；英國大西洋奴隸貿易被禁止（但奴隸制並未結束）；在加勒比諸島，當地奴隸不能靠自然繁殖維持其人數，新的奴隸供應若被截斷，就會扼殺舊的種植園體系。蔗糖富源從盛到衰（包括聖多明各即今日之海地。革命運動及種植業和種植人口衰落）；法國舊制度終結；舊帝國時代終結。新時代伊始，歐洲喪失了對海外一些領土的正式控制權（西班牙損失巨大），但得到了更為廣泛的經濟主導權。歐洲強行進入原本遙不可及和無緣接觸的地方（中國、日本），同時在其他地方（印度、印度尼西亞）創立了獨特的統治形式。

宗教迫害導致沒完沒了的「抓壞人」，還引起一些人為了拿錢而告密，鄰裏間窺探，還有種族主義的血統狂。被迫皈依基督教的猶太人只要被告密者發現以下跡象，表明他們仍保持猶太教摩西律法的習慣，就會被抓住，這些跡象是：不吃豬肉，星期五穿乾淨的亞麻布襯衣，被偷聽到作祈禱，到教堂不經常以及說錯話。愛乾淨尤其會遭到懷疑，洗澡被視為叛教的證據，對於被迫皈依基督教的猶太人和摩爾人來說都是如此。「宗教法庭記錄中常見的一句話，就是『據悉被告洗澡——』」當時的見解是：骯髒是遺傳的，而乾淨的人不需要洗澡。凡此種種恰恰是使西班牙和葡萄牙人貶損了自己的人格，降低了自己的身分。容不得異教而進行迫害，可以使迫害者受到的損害更甚於受害者的損失。

儘管笛卡爾如此聰明，仍感到很難生活在法國的詭秘狡詐的氣氛之中。他遷居荷蘭，除了梅森以外，他沒有給任何別的人留下轉信地址。這時，法國人慢慢地、勉強地接受了他的宇宙論，而一旦接受了，他們就堅持笛卡爾體系，而拒絕牛頓的運動和萬有引力理論。推比拉好。何況牛頓是英國人。法國人在當時也跟現在一樣，覺得很難向別人學習，而英國人是宿敵，有百年戰爭期間一三四六年克雷西戰役和一四一五年阿讓庫爾戰役的舊仇，就更難向他們學習了。這種知識上的沙文主義的一個令人氣憤的事例，發生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法國血庫中發現有污染，可是法國衛生當局堅持給醫院分發有污染的血，而不肯購買美國的檢測和消除污染的設備。（美國如今代替英國，成了高盧人厭惡的對象，由於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幫助過法國，而變得更糟。）就這樣，法國當局使得成百的人，也許是成千的人，不幸罹致艾滋病和死亡。

同時，歐洲給新大陸帶去了種植物——甘蔗、谷物，也帶去了動物——馬、帶角的牛、綿羊、新品種的狗。其中，有的成為征服的武器；有的如牛群和綿羊佔據了當地居民的大片土地。更為惡劣的是，歐洲人以及他們從非洲帶來的黑奴給新大陸帶來了骯髒而微小的行李：天花、麻疹、黃熱病的病毒，瘧疾的原生物寄生蟲，白喉桿菌，斑疹傷寒的立克次氏體屬微生物，雅司病螺旋體，肺結核細菌。對於這些病原體，生活在歐亞大陸的人已接觸過千百年，能生存下來的人們已有了程度高低不一的抵抗力。然而美洲印第安人卻在這些疫病的襲擊下大量死去，有的地方人都死光了，結果是幸存者寥寥無幾，為數不多的人群幸運地獲得了抵抗力才存活了下來。

這些受益是緩慢實現的，直到十九世紀，由於交通的發展，美國中西部才開始出現商品農業。同樣的進展使得移民便宜、容易，正是這種發展才促進了歐洲人口的增長。但即使早期人口流動不大，在殖民地種植園及其母國的糧食供應方面，北美洲仍作出了實質性貢獻；其餘的進展則前景在望。歐洲十八和十九世紀人口和經濟的增長既有限制又有痛苦；但是任何大陸的現代化都不如歐洲那樣順當。歐洲的現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新大陸——是踏在美洲印第安人、非洲奴隸和契約僕役的脊背上實現的。

英國社會歷史學家理查德．亨利．（「哈利」）．托尼在他影響頗大的著作《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中認為，新教與經濟增長不存在必然的聯繫。他說，英國經濟在十六世紀起飛，是在宗教影響減弱並被世俗態度代替後才出現的。不過他承認那些不信奉國教的清教徒的倫理起了一種作用：它保護了商人和製造商以抵擋那些歧視他們的上流社會士紳的明槍暗箭。在當時反商業偏見盛行的環境中，這一倫理使他們得以保持尊嚴和正義感，等於披上了盔甲。這樣，真正的加爾文派教徒不受奢華享受的誘惑，一代代堅持自己的任務，一路上積累著財富和經驗。

（伽利略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一六〇〇年二月羅馬教會燒死布魯諾，此事雖然不大為人所記，卻同樣重要。布魯諾是前多明我會修道士、哲學家，他想像到的宇宙概念比哥白尼和伽利略更接近我們今天所想像的：無垠的空間，閃爍著數以億計的星星，地球圍繞著太陽旋轉，物質由原子組成，等等。所有這些都被視為異端邪說，是與神秘和魔術有關。實際上，羅馬教會燒死布魯諾，宣布了控制科學和想像力、將它們束縛在羅馬淫|威之下的意圖。但是，當伽利略工作和發表演講時，尚有自由活動的餘地。）

我不同意這種說法。即使從經驗水準來看，也不能同意，記錄表明，新教商人和製造商在貿易、銀行業和工業扮演了領先者的角色。在法ｈｅtｕboｏｋ•cｏm•cｏm國和西德的製造業中心，雇主通常是新教徒，而天主教徒多是雇員。在瑞士，新教州當時是出口商品（鐘表，機械和紡織品）製造業中心，而天主教州當時主要是農業區。英格蘭到十六世紀末時絕大多數人口已是新教徒，其中的不信國教者（意即加爾文派教徒）在方興未艾的工業革命中格外活躍，在工廠和鍛鐵工場尤有影響。

在農業和製造業之前是搶劫與掠奪。哥倫布式的交換重新分配了財富以及動物群和植物群——從舊富轉變為新富一步到位。然而，海外財富的注入促成了初期的經濟繁榮，其影響卻是不平衡的。有的人致富之後只知道消費，而有的則儲蓄和用於投資。國家也是這樣：有的國家最後只比起初富裕一點；而有的國家擅用新財富，獲利更多。

這並不是說，韋伯的資本家「理想類型」只能存在於加爾文教派或由它演化而成的其他教派之中。所有民族的人，不論有無宗教信仰，都可以成長為理性、勤奮、有條理、講實效、整潔和嚴肅的人。他們也並不一定是商人。他們在從事各種工作中都會展現這些品德並因此獲益。在我看來，韋伯的觀點是，在那個特定的時間和地點（十六和十七世紀的北歐），宗教鼓勵了以前曾是少有的、冒險的這類人的大量出現；這類人創造了我們稱之為（工業）資本主義的新型經濟（一種新的生產方式）。

韋伯認為，新教加爾文派教義之所以做到這一點，首先是因為確認了得救預定論。這一論點認為，人不能靠信仰或行為而得救；這個問題在起初就已經為每一個人預定了，人不能更改自己的命運。

新食物改變全世界的飲食。例如，玉米成為義大利和巴爾幹的一種主要食物（作玉蜀黍粥）；土豆成為阿爾卑斯山脈和比利牛斯山脈以北歐洲地區的主要淀粉類食物，在某些地區（愛爾蘭、弗蘭德斯）甚至代替了麵包。土豆如此重要，甚至有的歷史學家視之為十九世紀歐洲人口「爆炸」的根源和秘密。並非僅僅歐洲如此。生長在貧瘠丘陵地的土豆，與花生、白薯和山藥一起，給十八世紀中國人提供的飲食營養已經超過了稻米。

西班牙尤其如此。西班牙的新財富自然而來，可以投資或消費。西班牙選擇了消費一途——用於奢華與戰爭。戰爭耗費最大：它毀滅而非建設；沒有理由也無限制；不可避免的不平衡與資源的匱乏導致殘酷的非理性，增加開支勢在必然。西班牙使用資金更為隨便，因為這是意外之財，不是勞動所得。花掉橫財總是一件容易事。

北歐諸國也許會同意這種說法。他們因地理大發現而繁榮。他們捕魚，提取和精煉鯨油，種植、購買和轉賣糧食，織布，鍛鑄鐵器，伐木和開採煤礦。他們贏得了自己的帝國，但幸運的是他們並未輕易撈到金銀。機會允許，他們就進行掠奪。但是，這些帝國確實主要建立在可更新的收獲和持續的產業（包括奴隸產業，但那是消極的）基礎之上，而不是依賴終會枯竭的礦物。它們建立在工作之上。

從理論上看，也不能同意。問題的核心實際上在於塑造一種新人——理性的、有條理的、勤奮的、講求實效的人。在新教出現之前，這些品德並不是不存在，但未必常見。新教使這些品德在它的信徒中間普遍化，新教徒彼此之間以它們作為衡量的標準。這是自然形成的一個過程，韋伯其實並沒有對它起什麼作用，起作用的是群體的壓力和相互監督，以確保取得成績——人人都彼此相觀察，相關注。

而伽利略出於他的秉性和學者人品，喜歡爭論。他是一位令人敬畏的辯論家，容忍不了蠢人，而他發現教會裏蠢人多得是。可是，這在羅馬那樣一個環境中卻是一種危險的遊戲，因為教廷權力幾乎無限，人們勾心鬥角，誹謗和叛賣成風。羅馬堪稱臺伯河畔的一座拜佔庭：那些爭權奪利者最高興的事莫過於教皇的早亡，因為教皇的每一次更替都會帶來權力與地位的重新組合。今天在，明天就不在；此刻是朋友，不久後就是仇敵。伽利略靠不了任何一個人。

韋伯的論點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反駁。羅馬天主教徒不知道是應該作為讚揚而接受它，還是作為批判而譴責它。唯物主義歷史學家否認抽象的概念——例如價值觀和態度，更不用說宗教激起的信念——能促進和塑造生產模式。由於韋伯在這一點上試圖明確、不敬地反駁馬克思，唯物主義者對韋伯的駁斥就更加強烈。有些人爭辯說，不應本末倒置：是資本主義的興起造就了新教；或者說，覺得新教有吸引力的那些人——商人，工匠——本來就已經有了促使他們勤奮工作和爭取事業成功的個人價值觀。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致富最早的國家——西班牙和葡萄牙——都以失敗而告終。這成為經濟史和經濟理論研究的重大課題之一。畢竟，各種增長模式都強調經濟增長的必要性和資本的力量——即資本可作為勞工的替代，使信貸易於得到，使項目受損後不致慌神，可以贖回錯誤，給大企業提供第二次機會，是經濟繁榮的主要營養。資本可以帶動一切。由於西班牙和葡萄牙都建立了帝國，所以他們不乏資本。

這種新型實業人才的擴散儘管重要，但畢竟只是經濟力量和財富由南向北轉移的一個方面。移動的不只是錢，還有知識；而正是知識，尤其是科學知識，支配了經濟的可能性。在宗教改革之前的幾百年期間，南歐曾是學術和知識探索的中心。它包括西班牙和葡萄牙，因為它們位於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交匯前緣，而且受惠於猶太人的中介；還包括義大利，它也有自己的聯繫。西班牙和葡萄牙早就衰落了，因為宗教激|情和軍事徵伐趕走了外來者（猶太教徒，接著是被迫改信基督教的猶太「改宗者」），挫傷了人們對新奇思想和可能被視為異端的思想的追求；可是義大利繼續造就了一些在歐洲領先的數學家和科學家。第一座科學院成立於義大利（即一六〇三年成立於羅馬的猞猁科學院）猞猁科學院原文為Accademia dei Lincei，科學院以猞猁命名，係取其目光銳利之意。這並非偶然。

很久以後，在十七世紀末，許多西西裏人要求國王促進貿易的發展。查理二世賦予墨西拿以自由港的特權，並授權猶太人在那裏經商——條件是他們必須睡在城外，並且穿著帶有醒目標誌的衣服。這種模棱兩可的邀請未能鼓勵猶太人回來。所以，一七二ｗｗw.hｅtubook•cｏｍ•ｃｏm八年，猶太人被授權可以在島上任何地方從事貿易，住在墨西拿，可以建立猶太教堂和墓地，並有權擁有和處置財產。這也沒有多大作用。所以，一七四〇年，國王明確邀請猶太人回來。一些猶太家庭接受了邀請，但是發現自己仍然受到有偏見的民眾的歧視。碰巧王后未能生育王子來繼承王位，教會人士向國王夫婦進讒言說，只要他們允許猶太人居住就不能生兒子。所以，七年之後，出現了再一次驅逐。

讓倫敦滿意地生產纖維吧；讓荷蘭滿意地生產條紋布吧；讓佛羅倫薩滿意地生產衣服吧；讓西印度群島生產海狸皮和馱馬吧；讓米蘭滿意地生產織錦吧；讓義大利和弗蘭德斯生產它們的亞麻布吧，我們的資本會滿足他們的。唯一可以證明的是，所有的國家都在為馬德裏訓練熟練工人，而馬德裏是所有議會的女王，整個世界服侍她，而她無需為任何人服務。

新教徒的兩個特點反映出並證實著這一聯繫。其一是強調|教育和文化水平，對男孩女孩都一樣。這是讀《聖經》的副產品。好的新教徒應能自己閱讀《聖經》。（相比之下，天主教徒當時以教理答問的方式傳教，但不一定要自己閱讀，教會明顯地不鼓勵他們讀《聖經》。）結果是：新教徒識字率較高，而且有較多的人進一步受教育；這一點還較能保證文化代代相傳。有文化的母親是重要的。

然而，入侵者也有自己的弱點。到墨西哥的美國遊客把旅遊者的腹瀉稱為「蒙提祖馬的報復」；那些到印度的人稱之為「德裏腹痛」。這些諢名聽起來有些滑稽，但實際上，早期移居這些陌生地區的歐洲人很容易成為當地病原體和傳染病的受害者，「像蒼蠅一樣」死掉了。這種事情的發生依地區而定。氣候與衛生條件——糞便和廢物處理的方式、供水和排水、個人習慣、社會風俗——可以改變一切。例如，印度洋地區的傳染率是溫帶地區的三到四倍；西印度群島和美洲熱帶地區則達十倍以上；而西非則是通往死亡之門的單行道，死亡率高出五十倍之多。在這些地區的內部，人口密度越高，傳染率越大：如印度的孟買、印度尼西亞的巴達維亞雅。費爾南德．布勞德爾的三部曲（《物質文明》等）描述了在印度果阿的一個富有的葡萄牙家庭如何進餐的情景：房間為水環繞，桌子在水裏，他們將腳伸在水裏。顯然，這樣可以防止與爬蟲一同進餐，但卻會邀來水中的遊蟲，還有蒼蠅。

社會學家羅伯特．金．默頓的衍生論點，即新教教義與現代科學的興起二者之間有著直接的聯繫，也引起了同樣的爭論。其實，默頓並不是提出這一論點的第一個人。在十九世紀，出生於日內瓦一個胡格諾派教徒家庭的植物學家阿方斯．德．康多爾作過如下統計：一六六六年至一八六六年期間，入選法國科學院的九十二名外籍院士中，有七十一人是新教徒，十六人是天主教徒，另五人是猶太教徒或宗教傾向不明者。這些外籍院士所屬的外國的人口，則為天主教徒一．零七億人，新教徒六八〇〇萬人。還有一個類似的統計：一八二九年和一八六九年倫敦皇家學會的外籍會員中，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人數相等，但他們所屬的外國人口中，天主教徒卻比新教徒多兩倍以上。

這種思維定式有若干真理的成分，但絕大多數是思維惰性的表現。駁倒它們非常容易。但仍有未解決的問題存在：為什麼有的人從財產萬貫而敗落，有的人卻從一貧如洗而振興？西班牙的「衰落」與羅馬帝國相似：它提供了一個成功與失敗的令人迷惑的問題，學者從不厭倦地探討它。

同時，西印度群島財富對西班牙工業的意義越來越小，因為西班牙人不再需要製造什麼了，他們可以購買。一五四五年，西班牙製造商已積壓了新大陸長達六年之久的未交貨訂單。那時，從原則上講，要求海外帝國用戶只能購買西班牙自己生產的商品。但是，顧客和利潤唾手可得，西班牙商人轉向國外供應商，購買他們的商品，然後用自己的名號打掩護，倒賣出去。這就是原則。美洲的財寶也沒有促進西班牙的農業；西班牙可以購買食物。正如一位西班牙人在一六七五年所說，整個世界在為我們工作：

地理大發現首先帶來了兩個生物圈生命形式的交換——所謂哥倫布式的交換。歐洲人在新大陸發現了新民族、新動物，尤其是新的種植物——一些食物（玉米、可可、土豆、白薯），某些引人上癮和有害的種植物（煙草、古柯），某些有利於工業的種植物（新硬木、橡膠）。這些產品被引入舊大陸，有的引進早些，有的則晚些（橡膠直到十九世紀才顯示出其重要性）。

隨後（從一五二一年起），各國當局接二連三地頒布禁令，不僅禁止出版任何文字的異端著述，而且還禁止閱讀它們。西班牙當局，包括世俗當局和教會當局，對路德宗教徒（當時所有的新教徒均被視為路德宗成員）的態度表現為，不是把他們看做基督教內部的異議者，而是把他們看做非基督教徒，如同基督教的敵人猶太教徒和穆斯林一樣。任何關於結束宗教裁判的想法都被束之高閣，教會和民政當局聯合起來控制思想、知識和信念。一五五八年的法令規定，未經批准進口外國圖書和印刷未經審定的出版物者，處以死刑。大學的作用淪為充當灌輸中心。非正統的和有危險性的圖書被列入《禁書目錄》（在羅馬為一五五七年，在西班牙為一五五九年），而安全的圖書在出版時均標有官方「准予印刷」的字樣。在西班牙的禁書清單中，有一些是科學著作，僅僅因為其作者是新教徒而遭到查禁。儘管還有人冒險走私，但從整個社會來看，新思想的傳播減慢成涓涓細流。（不妨回想一下《堂吉訶德》剛出版時所遇到的書評和清洗。問題不只是出在這部小說中的奇情異想，還有荒唐的理由——在一個受幻想支配、知識貧乏的社會裏，那些零碎瑣事也帶來了危險。）

那時在海洋上的人口流動，不論是自願還是不自願的（奴隸），都給世界帶來了更高的死亡率和更大的悲傷，但也給歐洲人帶來了財富和機會，不論他們留下來還是離去。這是市場社會的人口流動之法則：和*圖*書人們外出追求境遇的改善，這樣會給留下的人增加討價還價的能力；而在他們的新家，他們創造或攫取財富（食物、木材、礦物或製成品），並將它們運回或帶回祖國。

為什麼歐亞大陸生物圈遠比美洲生物圈毒性大？這個問題不易回答。人口密度更大和傳染頻率更高？病原體的機遇分布？美洲印第安人的疾病在哪裏？他們只有一種疾病傳染給我們——這就是梅毒，法國人稱之為義大利病，德國人稱之為法國病，如此等等。該病從海港傳布到歐洲其他地區。有的疾病民族學者對梅毒發源於美洲表示懷疑，他們指出，哥倫布以前的歐洲性病有相似的傳染過程和後果。但是，相似不等於相同，梅毒在十六世紀才成為一種傳染疾病是確定無疑的。不妨比較一下艾滋病，它的出現也許比我們知道的更早，但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呈現出傳染性疾病的跡象。

不需要再詳加敘述了。西西裏島上的猶太人贏得了短暫的遲延時間；他們被仁慈地允許帶走自己的衣服、一床床墊、一件羊毛或嗶嘰毛毯、一床被單、一些零錢，加上路上用的食物。據說，許多西西裏人對猶太人離開感到遺憾。這是有理由的。猶太人走後，西西裏的商業衰微幾盡；一些房子甚至一些街區都無人居住；我們能估計到，當時一定有人感到羞愧。

更糟的一點也許就是，當有人向伽利略暗示和警告說教廷不贊成他的言行時，他作出的反應竟然是公開亮出自己的觀點，用義大利文而不是用拉丁文出版自己的著作。這樣就超越了內部人小圈子，而訴諸廣大公眾。這就等於是把他的異端邪說加以通俗化，當局是無法容忍的。可以比較一下義大利關於色情出版物的規定：只要這類圖書價格昂貴而且印數有限，就可以通融；但不許出版廉價版本，因為當局擔心那會腐蝕那些頭腦簡單、沒有文化根基而抵擋不住誘惑和犯罪的普通老百姓。關於教會害怕用本國文字出版圖書，可參閱賈姆巴蒂斯塔．德拉．波爾塔在十六世紀八十年代遇到的麻煩，見Eamon，「From the Secrets of Nature」，第三百六十一頁，注四十一。

英國歷史學家休．特雷弗—羅珀認為，決定南歐此後三百年命運的，與其說是新教，不如說是上面所談到的這種反動的、反新教的強烈反應。這樣的倒退既不是命中注定的，也不是教義所要求的。但是，以真理保管人和衛道士自居的教會一旦走上了這條路，就很難再承認錯誤，改弦易轍。有多難呢？直到如今，我們才聽說羅馬教廷終於在將近四百年之後勉強給伽利略恢復了名譽。羅馬教廷於一九八三年承認宗教裁判所一六三三年對伽利略的審判是錯誤的。

其二是重視時間。在這一點上，我們有社會學家所謂的不引人注目的證據：時鐘和手表的製造和購買。即使在法國和巴伐利亞這樣的天主教地區，大多數鐘表製造者也是新教徒；從這種時間測量儀器的使用和向農村地區的推廣上看，英國和荷蘭遠比天主教國家先進得多。沒有比時間的敏感性更能促進農村社會的「城市化」了，它包含著價值觀和品位的迅速傳播。

這一巨大變遷的轉折點即工業革命，它開始於十八世紀的英國，隨後為全世界所倣效。工業革命使得一些國家更加富有而其他國家（相對）更為貧窮；或更確切地說，有的國家發生了工業革命，變得更加富有；有的國家沒有發生工業革命，則依舊貧窮。這一選擇的過程實際上很早就開始了，可追溯到地理大發現的時代。

無疑，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一個情況，即天主教國家中的天主教徒更容易從事一些較老的自由職業或從政，因此他們更願意接受與自然科學不同的教育。但也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即教會上層對自然科學感到恐懼，討厭那些否定了宗教教義的科學發現和科學范式。正如英國化學家和「一位論」派牧師約瑟夫．普裏斯特裏所說，教皇對科學擺出恩主的姿態時，「是在撫摸一個化了裝的敵人」，因為他「有理由一看見氣泵或電動機就發抖」。

對某些國家來說，比如西班牙，地理大發現招致財富、腐化和矯飾——這依然是舊方式的延續，但規模更為宏大。對英國、荷蘭等另幾個國家而言，卻意味著用新方式處理新事物，抓住技術進步潮流的機會。對其餘人比如美洲印第安人和澳洲塔斯馬尼亞人來說，它是大災變，是外部強加的悲慘命運。

在法國，學者們搖擺於理智和情感、正直與服從之間。就是那個伽桑狄曾寫信給伽利略，懇請他跟羅馬講和，同時也求得良心的安寧：「我極其擔心您面臨的命運。您是本世紀的偉大榮耀！如果教廷作出了反對您的見解的決定，請以一位智者應有的風度忍受吧。您只要確信您所尋求的僅僅是真理，即足以問心無愧而坦然處之。」

對這種新型經濟的需求而言，韋伯式企業家的氣質和習慣尤為適合；而托尼強調自尊與持續性之間的聯繫也是非常恰當的。並非偶然的是，法國王室一直準備和願意給予有社會野心的布爾喬亞（尤其是法律界人士）貴族頭銜的榮譽——當然要有代價，而從十七世紀開始，又允許貴族從事批發（與零售相對）貿易；十八世紀將持續條件強加於工業界人士。新封為貴族的批發商和製造商被要求留在「本行業」——一個曾一度被視為顯然不體面的條件，與他們崇高的社會地位不相符合。就像一個真正的加爾文派教徒意識到的，問題在於，貴族頭銜和虛榮與賬房、工廠的人士不相適宜。他們工作勤苦，業績卓著，但卻身穿黑色呢絨服，沒有絲織品、花邊和假發。

這就是對伽利略的判決。他本人認錯的懺悔大約比這長十四倍。問題的關鍵不在宣揚教義，而是譴責異端和極其詳盡地承認自己的罪行，認可和接受聖教的權威，真誠地宣誓懺悔，並保證不再重犯。這是一貫正確的體系進行思想控制的本質：他們的目標不在使罪犯認罪，而在於要讓他和體系內的其他人信服。

剩下來受詛咒的就是賤民；賤民從事的行當都受詛咒。貧窮和失業倒是更好一些。西班牙的窮人起了一種重要的作用：讓富人有機會出錢濟貧，而幫助他們求得靈魂的拯救。

西班牙人還被禁止出國留學，以免受到顛覆性學說的影響。在頒布《禁書目錄》的同一年（一五五和圖書九年），王國政府規定，除了羅馬、博洛尼亞和那不勒斯這幾個安全的學術中心以外，禁止到其他外國大學念書。後果是嚴重的。在這之前的很長時期中，西班牙學生都到法國蒙彼利埃大學學醫，而在這之後，卻幾乎停止了——從一五一〇年到一五五九年，去那裏學醫的有二百四十八人，而從一五六〇年到一五九九年，就只有十二人了。（人們倒是奇怪這十二個人怎麼會自行其是。）有顛覆性見解的科學家被壓制得沉默了，還被迫譴責自己。力圖控制思想和強行維持正統的當局是從來不會滿足於禁令和懲罰的。被認定有過錯的人必須坦白認罪和懺悔——既是為了拯救自己，也是為了拯救他人。

這一生產方式帶來了工業部門對固定資本（設備和廠房）日益增長的需求。這就使得持續性成為關鍵，因為必須有持續的維修和改進，必須持續地積累知識和經驗。在這一點上，製造業企業大大不同於商業企業，因為商業企業的運作方式往往是專為一樁生意而動員資本和勞力，完成一段販運或投機，然後就散夥。（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早期就是這樣運作的，儘管它不久就看出了持續動員的必要性。）

北歐比南歐發達，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十八世紀，觀察家已經從心理學角度評論二者的不同。他們稱，北方人頑強、魯鈍、勤奮，他們勤勞工作，成績卓著，但不會享受生活；相比而言，南方人性情愉悅，熱情而善於觀察，熱衷休閒而非工作。這種對照與地理和氣候有關：陰雨連綿與陽光普照；寒冷與溫暖。有人甚至發現了各國內部的類似區別：倫巴第人與那不勒斯人之間；加泰羅尼亞人與卡斯蒂利亞人之間；佛蘭芒人與法國南方人之間；蘇格蘭人與肯特郡人之間，等等。

不容異說，迷信，無知——這些都容易養成，卻難以根除。很久以前外國（西班牙）統治者犯下的罪過，直到今天仍是促成西西裏落後的一個原因。

所以，伽利略認罪了；據說他作了最後一次頑強的抗辯（「不管怎麼說，它在運動」），但教廷還是判他軟禁，使他失去活動能力，結束了他作為一位卓有成就、不斷創新的科學家的生涯。當這位偉人從事工作和旺盛創造的時候，義大利的科學曾勇敢地站起來，與反宗教改革運動所包含的種種限制作抗爭；伽利略科學創造生涯的結束，使義大利科學蒙受了災難性的損失。

一個真正的加爾文派教徒也許會說出西班牙錯誤之所在：輕易得來的財富，不勞而獲的財富。比較一下十六世紀左右新教與天主教對賭博的態度。二者都譴責賭博，但天主教徒是因為一個人也許會失敗而譴責賭博，理智的人不應賭博而危害自己和他人的幸福；新教徒則是因為一個人也許會贏而譴責賭博，因為這樣對人性有害。很久以後，新教倫理才蛻化為一套物質成功的準則和關於財富價值的自滿而一味討好的布道。

誰得到了錢？無論如何，不事儲蓄的話，錢總會用掉的，隨手而來，隨手而去。西班牙在義大利和弗蘭德斯的戰場上耗費了自己的大量財富。西班牙要支付軍人和武器費用，包括從間歇性敵人英國進口鐵炮的費用；支付供應品的費用，其中有許多是從間歇性敵人荷蘭和佛蘭德斯進口的；還要支付馬匹和船只的費用。

伽利略不是聖徒，但卻是佛羅倫薩、義大利、歐洲乃至全世界的天才和瑰寶。他是實驗科學的先驅，敏銳的觀察家（適宜作為猞猁科學院的院士）和思想家、雄辯家。然而，一六三三年，羅馬教會卻譴責他為蔑視權威和異端：「認為太陽是世界的中心、是不動的，這是荒謬的，在哲學上是錯誤的，在形式上是異端邪說，因為它明確違反《聖經》。」

當法國人最終接受了牛頓數學和物理學時，他們做得很好。他們有的是才華和天賦。可是他們卻因為驕傲而失去了幾代人的時間。

別國的科學境況如何呢？教廷對伽利略的譴責在新教國家沒有什麼意義。如果說有什麼意義的話，那就是它證實了新教造反派反對教廷權威、蔑視羅馬迷信，是正確的。法國科學家、普羅旺斯地區艾克斯的教授、傑出的天文現象觀察家伽桑狄神甫於一六三二年到荷蘭後，給他的法國同事寫信時談到荷蘭人對哥白尼定律的態度，指出「所有的人都贊同它」。這話也許有點誇張，但卻抓住了荷蘭與法國學術界態度形成的對照。荷蘭、英格蘭以及其他新教國家當時是有另一種心態。

這樣一種信念似乎容易鼓勵宿命論的態度。如果行為和信仰不能改變什麼，為什麼不縱欲求歡呢？為什麼要為善？這是因為，按照加爾文教派，善是似乎可能的上帝選擇的跡象。每一個人都可能被選中，但唯一理智的假定是，大多數被選中的人會通過自己的性格和行為表現心靈的質量和他們命運的本質。這種含蓄的確認有力地鼓勵了恰當的思想和行為。一六八九年，一位英國婦人伊麗莎白．沃克爾寫信給她的孫子，提到上帝恩惠的一個不那麼重要卻又比較重要的跡象：「愛清潔的人不全都是善人，但善人幾乎沒有不愛清潔的。」死硬的得救預定論信念只持續了不過一兩代人的時間（這樣的教條不會有持久的吸引力），然而它最終轉化為一種世俗的行為準則：勤奮、誠實、嚴肅、節約金錢和時間（都是上帝借給我們的）。對韋伯模式最好的分析仍是帕森斯的《社會行為的結構》。帕森斯評論該范式，將行為分為三種：理性行為（與結果相符）、無理性行為（與結果無關）和非理性行為（行為自成結果）。後一類最好的事例為：「父親，我不能撒謊；是我砍倒了櫻桃樹。」韋伯的加爾文倫理屬於非理性領域。「時間苦短」，清教牧師理查德．巴克斯特勸告說，「而工作卻長。」所有這些價值觀有助於商業和資本積累，但韋伯強調真正的加爾文派教徒不以致富為目的。（然而，他也許容易相信，誠實致富是上帝恩賜的標誌。）歐洲無須等待新教改革來發現要求致富的人。韋伯的觀點是，新教教義產生了一種新型商人，一種不同的人，其目標是按照一定的方式生活和工作。這種方式非常重要，而財富充其量不過是副產品。

為什麼教會堅持地球中心說，仍然是一個未揭開的謎。《聖經》上似乎並未要求這樣的信仰。誠然，《聖經》中談到太陽穿行於天空或停止運行的形象，但不難將它們解釋為地球上人眼所見情景的表述，有時還是譬喻性的表述。羅馬教廷本來可以不理睬這方面的問題，不必撕破信仰和順從的面紗。然而任何教會都想要把自己的權威建立於教義和信條之上，因為教義和信條是統治的標誌和工具，在動蕩不安的時候尤其是這樣。

僅僅是真理和圖書。但什麼是真理？哥白尼在他那個時代所能利用的知識有限，還留下了不少有待解決的問題。哥白尼—開普勒范式更有用於觀察，可是它證明了地球是圍繞著太陽轉嗎？比較好也比較安全的做法，是堅持做實驗而不問為什麼。這就是繼續觀察而否認後果，這種躲躲閃閃的做法受到了法國當時某些居領先地位的科學家的歡迎。義大利亦是如此。那裏有過一座短命的科學院，即托斯卡納公爵利奧波德資助建立的奇門托科學院（Accademia del Cimento），該科學院惟公爵之命是從，在公爵離開到羅馬另謀高就不久，該科學院就解散了。沒有學術自治：院士們匯報他們的實驗，如此而已。——科學，換句話說，沒有科學。例如，當時為歐洲各國學者之間保持通信聯絡作出了首要貢獻的法國學者梅森，曾於一六三四年寫道，所有人關於地球運動的說法都尚未得到證實，所以他放棄了寫作一本書論述日心論的計劃。伽桑狄的態度也是一樣。笛卡爾也一樣。偉大的笛卡爾提出了他自己的新說法：天體的運動並不是受控於某種引力，即無形的、神奇的吸引力，而是受控於一路支承它們的力的漩渦。吸引力帶有迷信的味道，而力漩渦怎麼說來是科學的。笛卡爾說，地球就是由它的力場載運的，好比是乘客坐船行進。船在運動，乘客並不運動。所以地球不動。證訖。

換句話說，因為西班牙有了太多的錢，它變得貧窮，或者說保持了貧窮。那些從事工作的民族學到和保持著良好的習慣，尋求把事情做得更好、更快的新方法。而西班牙人卻沉溺於社會地位、休閒和娛樂的嗜好之中——卡洛．西波拉稱之為「普遍存在的西班牙下級貴族心理狀態」。他們並非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在歐洲各地，紳士生活被稱譽，而手工勞動者遭受白眼；但在西班牙更是如此，部分因為一個處於歐洲邊緣而又好鬥的國度不會教導人民容忍和勤勞；部分因為工農業的工藝和勞動長期以來是與遭受歧視的少數民族如猶太人和穆斯林相聯繫。正如編年史學者貝納爾德斯在描述十五世紀末的猶太人時所說的：

即使今天，我們還會聽到這種在比較優勢和新經典貿易理論幌子下的蠢話。我曾聽認真的學者說，美國無需為巨大的對日貿易逆差而擔心。畢竟，日本人提供給我們有用的物品，不過是來換取印著華盛頓頭像的紙片。這聽起來不錯，但卻是非常有害的。財富不會比工作好，富裕莫過於勞動所得。摩洛哥一六九〇年至一六九一年駐馬德裏的大使清楚地認識到問題之所在：

實際上，今天的大多數歷史學家都認為韋伯的論點站不住腳，不可接受：它曾經轟動一時，但那已成過去。

就這樣，伊比利亞半島，事實上還有整個地中海沿岸歐洲地區，錯過了所謂的科學革命的列車。在十七世紀八十年代，巴倫西亞的一位醫生胡安．德．卡夫裏亞達曾試圖說服馬德裏的大夫們接受哈維發現的血液循環原理而放棄古希臘學者蓋倫創始的肝臟造血論，他為此而進行了長期論戰，仍徒勞無功。他不禁發問：西班牙到底怎麼啦？在學習新知識方面，「似乎我們成了印第安人，總要拖到最後」。

歐洲經濟重心北移的影響不僅僅在於令西班牙蒙羞的殘敗。昔日義大利偉大的商業和工業城邦——威尼斯、佛羅倫薩、熱那亞——也都如黃花敗落。義大利曾是歐洲中世紀商業革命的先驅，率先從閉關自守走向國際貿易和勞動分工。遲至十六世紀，義大利還是一個重要角色，它的製造業繁榮，在向西班牙和北歐諸國提供商業和銀行服務方面成就卓越。然而，義大利從未抓住地理大發現提供的機遇：義大利的船舶不曾出現於印度洋或橫渡大西洋。義大利只關注於地中海。義大利同樣受制於舊式結構：行會控制束縛著工業，很難適應時代的變化。因為製造業主要限於城市作坊，勞動力成本依舊高，這些作坊雇傭的是成年的男工匠，他們從學徒時就在這裏工作。

一位學者反對這些說法，明確斷言這些所謂的聯繫沒有經驗上的基礎；認為韋伯關於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德國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教育差別的數據（新教徒更傾向於商業和科學科目）計算不周；認為天主教徒和非加爾文派教徒商人的工作與韋伯理想的加爾文派教徒一樣出色；認為我們可以用地理和人種因素來解釋南北歐的區別；認為韋伯就像為中國皇帝作新衣的裁縫，他強調新教為無事自擾。

依靠外來者，這證明無力推動技術和企業的進步。

——今天，在基督教諸國中，西班牙人財富最多、收入最高。但是對奢華的熱衷和文明的舒適征服了他們。你很少發現西班牙人像荷蘭人、英國人、法國人、熱那亞人那樣為從事商業奔走海外。類似地，這個國家蔑視社會下層和普通民眾從事的手工藝行業，它自視比其他基督教國家高出一等。在西班牙從事手工業的多是逃到西班牙尋找工作的法國人——（而且）很短時間就發了大財。

十五世紀的西西裏不幸效忠於卡斯蒂利亞王室。所以，當一四九二年費迪南德和伊莎貝拉下令驅逐或強迫歸化西班牙的猶太人時，西西裏只得唯命是從。早期一些針對猶太人的集體迫害表明，該島不乏反猶情緒。但是，猶太人數世紀以來居住在這裏，在西西裏的貿易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更不用說，在醫生和藥劑師方面，他們佔了絕大多數。西西裏的總督猶豫不決，不願意發布這個影響重大的法令；但是發布了一系列準備性的命令：禁止猶太人出售資產，強迫他們償還所有的欠款，而最具有徵兆性質的是禁止他們擁有武器。

然而，導致新教出現的宗教改革，使規則改變。它有力地促進了識字率，孕育出不同政見和異端主張，推動了懷疑論和否認權威的潮流，這恰是科學奮進的核心。天主教國家沒有迎接這一挑戰，而是相反地作出了封閉和非難的反應。哈布斯堡王朝的各片領地，包括低地國家在內，在馬丁．路德受譴責之後馬上就作出了反應。由於那裏還有一些馬拉諾難民（即那些在西班牙被迫皈依基督教而後又逃出西班牙的猶太人），哈布斯堡王朝當局對這些人又怕又恨，把他們看做是真正教會的敵人，指責他們蓄意傳播新教信條，歇斯底裏的氣氛進一步惡化。

——他們都是商人、經紀人、稅款包收人，他們是貴族的管家和熟練的剪羊毛工人，他們是裁縫、鞋匠、制革工人、編帶工、編織工、雜貨商、小販、絲織工、鐵匠、金匠，或從事類似的職業。他們從不種地，也不做農場工人、木匠或泥瓦匠。他們都尋求輕鬆的行業或尋找少做工作就能糊口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