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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倫敦的賢明告誡，未能阻止東印度公司駐在印度的人們沿著這條光滑的斜坡走下去。公司派駐印度的總督們以荷蘭人為榜樣來訓導他們手下的人，並且為他們的所作所為作辯護。最後他們的主張佔了上風，倫敦方面作了讓步。一六八九年，公司在印度的活動按三大「管區」改組，倫敦的公司董事會依照荷蘭人的形象，通過了一項決議來重新明確公司的使命：

在印度仍然有財富可撈——據一位學者估計，印度的盈餘約相當於農業產值的一半。有這麼多的財富可以攫取，這就必然促使英國東印度公司把主要精力從商業活動轉向政治活動，因為通過拉政治關係可以比做生意撈到更多的錢。此外，印度各地衝突和暴力蔓延，促使（迫使）東印度公司動員軍事力量以保衛自己的利益，而有了軍事力量，就樂於干預當地的一些爭端。

解決的辦法當然是找出中國人所想要的東西。最後找到的就是鴉片，它生長於孟加拉，它讓人上癮，能打開市場。在這方面，英國人比荷蘭人佔有優勢。原則上說，兩國商人對這種商品都有競爭的權利，但是英國人利用他們在孟加拉地區日益增長的政治勢力，把荷蘭人擠了出去——這對荷蘭人來說真是一個重大的打擊。

在印度，如同在印度尼西亞一樣，權即是錢，錢即是權。印度國民生產的盈餘原先被刮到莫臥兒國庫和藩臣賬下，此時則轉移到了英國東印度公司及其職員和代理人的手中。商人和公務員都樂意到公司領取並不豐厚的薪金，以此為私下拉買賣和公開貪污受賄打掩護。一些野心勃勃的年輕人花錢買公司的職位。英國議員及其他有權勢的人想方設法把親朋好友安插到公司，以各自的方式為此而付錢。公司總部成了「一座彩票房，誘惑每個人去碰運氣，讓幸運的少數人——發大財」。但顯而易見的是，幸運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某些歷史學家會爭辯說，這些外來者所見所聞並不全面，或者說他們是有意給印度抹黑以抬高歐洲人。有人甚至斷言，按照食品攝入量的估算數字計算，當時印度佃農的生活水準還高於英國農場的勞工。

這種好奇心是歐洲人對外擴張和佔領的一個重要因素。不論是有心還是無意（應是二者兼有），它為對外偵察和開拓指引了道路。近年來，反殖民主義的評論家就西方人好奇心的所謂的惡劣作用大做文章，把學者、間諜和外交官全看做一丘之貉。在這方面攻擊最為詳盡的，莫過於愛德華．賽義德那一部備受關注的著作《東方學》（一千九百七十八）。（本書在第二十四章中將更多地述及賽義德這部影響力很大的著作。）這位評論家認為只有一個社會內部的人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社會，這種說法是不對的。根據這一論點而貶斥學術對手的研究成果，是很成問題和反科學的。然而該書指出信息很有價值和很有力量，能起很大作用——不論是好的作用還是壞的作用——這一點卻是十分中肯的。

在印度，英國人知道了在亞洲的貿易遠遠不止是香料。比如，印度生產著當時世界上最優質的棉紗和布匹，而英國就很快地抓住了這個機會，他們在這方面遠遠趕在了其他競爭者之前。葡萄牙人對此項貿易興趣不大，就連荷蘭人也很晚才覺察到。但英國東印度公司則下定決心要推動棉製品的發展並努力開發市場：「東方棉布是一個其用處還未被人們完全了解的商品，我們必須打開銷路，將這種商品運往各個港口試銷。」

印度的棉製品改變了歐洲人的裝束以及他們公司海外分支機構的命運。棉製品不僅比毛紡織品輕，而且又便宜，更宜於修飾（通過染色和印花），易於清洗和更換，一個充滿棉製品的新世界展開了。即使是在寒冷的氣候條件下，棉制內衣的普及也改變了傳統的潔淨、舒適和衛生的概念。在美洲的種植園裏，這得到了進一步的證實；就像一些牙買加商人所說的（一七〇四年）：「——在這樣一個地處熱帶的島上，大部分居民的衣服都是漂染過的棉布料，這種布穿著舒適而且物美價廉，同時又經得起頻繁的換洗，這對於保持衣服的整潔和促進人們身體的健康有很大幫助。」這是一種遍及範圍很廣、需求量巨大的商品，它足以帶動一場工業革命。

羅馬人有這樣一句話，Pecunia non olet——錢無氣味。人們也許不喜歡錢的樣子或是製造錢的人，但他們喜歡錢，並且想辦法去得到它。

從長遠來看，英國人在印度攫取了帝國的權力，就在政治謀略和倫理方面產生了嚴重的問題。東印度公司把它的收獲視為永久性的——「人的明智能使之保持多久就會有多久」（一千七百六十六）。因此，它要「保護和珍愛居民——他們的利益和福祉如今已是我們關注的首要事情」——這也是為了公司自身的利益。印度被比作一座莊園，莊園的佃戶和地主的利益是一致的。

當「聖母號」載著這些東西駛抵達特茅思港時，它高高聳立於其他船舶和碼頭一帶矮房屋之上。商人、經紀人、扒手和小偷蜂擁而至，來自周圍數英裏以及來自倫敦和更遠的地方，像蜜蜂採蜜一樣，來參觀這艘巨船（當地的漁民駕小船運送他們於岸船之間，不停地往返，收取高費），還在酒館和賭場裏尋找那些喝得醉醺醺的水兵，設法從他們那裏套購、偷盜和倒賣贓物。按照英格蘭的法律，這批擄獲物的很大一部分屬於女王所有；伊麗莎白女王得悉情況後，派沃爾特．雷利爵士到現場，取回她的錢財和懲辦劫掠者。這位雄赳赳的爵士發誓說，「我一定要把他們剝得精光，因為他們劫走了女王陛下應有的大部分珍貴物品。」

英國人和米爾．伽法之間的談判是由兩個代理人來進行的，其中一個就是孟加拉商人阿明．昌德，他為接受東印度公司保護的好處而居住於加爾各答，因此在孟加拉地方行政長官攻打和佔領加爾各答時蒙受了巨大損失。英國歷史學家麥考利這樣坦率地評價阿明．昌德：他沒有政治上的是非概念，只是憑著靈活的商業頭腦和豐富的經驗周旋於英國人和地方行政長官之間。「他的民族對他產生很大的影響，他身上具備著印度人的智慧、敏銳的觀察力、手腕圓通、機智靈活、堅韌不拔的性格。也不乏印度人的缺點：貪婪、奴性和叛逆。」

有一點是清楚的：那個時候的歐洲人已經熱心於作記載。要注意到當時各社會之間的一大差別：有的是只有社會上等人才有文化，有的則是一般人均識字通文。歐洲當時儘管還有不少文盲，但卻屬於後一範疇。中等以上的人都能閱讀，還能寫作和出版自己的作品，不但官員如此，老百姓亦如此。在歐洲人以外的社會中，最與歐洲人相近的就只有日本人和猶太人了。歐洲人還對其他民族和社會抱有熱心的好奇心：當時的遊記當中，絕大部分是歐洲人寫給歐洲人看的。

行動的時刻到了。自負的孟加拉地方行政長官西拉吉．烏德．多拉起兵進攻。克萊武指揮他的英軍部隊——按照他的說法，都是勇往直前的戰士——在普拉西大獲全勝（一千七百五十七）。西拉吉．烏德．多拉落荒而逃，地方行政長官hetubook.com.com的寶座也就丟了。勝利者聚會分享勝利果實。阿明．昌德滿懷期望地到會，因為克萊武始終對他體貼備至，直到最後一分鐘。這時宣讀了白紙協議。一個字也沒有提到阿明．昌德。他問克萊武這是怎麼一回事，得到的回答是：「那紅紙協議是個圈套。你一無所獲。」這個可憐的人當即昏厥過去，雖然又蘇醒過來了，但從此再也沒有恢復理智。他逐漸變得思維混亂和行動呆滯。他原先是那樣一個機智敏捷而又衣著儉樸的人，這時卻變得身穿布滿珠寶飾物的華麗服裝，漫無目的地四處逛遊。沒出幾個月他就死了。

最後，一七五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戰鬥打響，地點在加爾各答以北九十英裏的一個村莊普拉西。英國人和他們收買的同盟軍為一方，西拉吉．烏德．多拉和他的僚屬為另一方。英國人打贏了，這一個勝仗改寫了印度的歷史。大英帝國的詩人們歌頌克萊武這位公司職員出身的將軍如何英勇善戰，善於策反，還描述一些細節有多麼了不起——例如在雨季怎樣遮蓋大炮，等等。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崇拜偶像的文人則對此嗤之以鼻，說根本談不上什麼英雄事跡（人人都是勇敢的），還嘆惜那些印度大小官員對國不忠，輕易讓人收買。

這一次，英國人決心要搞掉西拉吉．烏德．多拉。他們設法從印度當局內部找出懷有貳心的官員作同盟軍——「如果有一個效忠於東印度公司的人來當總督，該多麼美好啊！」——他們找到了米爾．伽法，這個人是西拉吉．烏德．多拉的內叔，是孟加拉的一位司令官。當地有的是可以收買、用來牽線搭橋的官員和商人。英國人利用了一個名叫阿明．昌德的精明印度教商人做中介，買通了米爾．伽法，許諾事成之後讓他當孟加拉總督。米爾．伽法則答應在他升官之後以重金酬謝英國人。

莫臥兒帝國皇帝奧朗則布（一六五八～一七〇一年）在位期間，每年的收入據說合四．五億美元，是與他同時期的路易十四的十倍以上。根據一六三八年的估計，莫臥兒帝國朝廷所擁有的財富大約有十五億美元之多。

有一段時期，英國人沒有吭聲，逆來順受。可是，他們並不是普通的商人。印度當局的橫徵暴斂促使這些闖進來的英國人考慮以暴力還擊。一七五二年，一名惱怒的英國人直截了當地道出了他們的心聲，對克萊武說：「該收拾收拾這條老狗〔指印度的地方行政長官〕了——公司必須認真考慮這一點，否則在孟加拉做生意還不夠填他們的胃口。」克萊武果真認真考慮了。

要知道，印度當時是一個疫病蔓延的地方。許多發了財的新貴是一去不復返，再也沒有回到英國。即使是健康存活下來的人如何把他們的資產變成現金，也是一個問題；而死去的人就只得依靠代理人，代理人會為自己牟利，往往還變成無人負責。就這樣，從印度這張大餐桌上紛紛掉下一些麵包屑，養肥一批經紀人、律師、掮客、珠寶商、證券中間人、走私者、騙子和投機商。

很明智，也很合英國典型；但做起來並不簡單。即使是在改革以後，發展的任務依然艱鉅，而由於英國人為穩妥起見不去輕易變動印度的社會體制和文化體制，發展的問題就更加複雜化了。隨著新技術，尤其是鐵路，從國外傳入印度，印度的經濟有所改變和增長。然而，除了充當棉花原料供應者以外，印度經濟對工業革命的反應是遲緩的。曾經在世界上獨領風騷的印度棉紡織業，已日益萎縮，幾乎消失。印度歷史學家將這種情形歸罪於殖民壓迫者，指責英國人不僅取消了印度的保護性關稅（自由貿易萬歲），而且對印度出口產品課稅，使它們與英國的棉紗棉布價格拉平。可是問題並不在此。印度企業家和英國企業家都可以在印度自由地興辦現代製造業，他們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就開始這樣做了。如果說他們不曾更早地這樣做，那一定是自有緣故。

鑒於歐洲和亞洲當時在技術上的巨大差距，我覺得這種對比卡路裏的計量歷史學結論是不足信的。我也不相信某些人把二十世紀收入對比的估計數字推回到十八世紀的做法。這種計算結果歪曲事實的可能性可以說是無止境的，即使是一點小的誤差伸展到兩百年前就會把事情弄得面目全非。

這一罪行激起了報復，東印度公司駐印度的代表們自然十分樂意放手大幹一場。他們很快就裝備起一支艦隊，載著由英國軍人和印度雇傭兵組成的一支分遣隊，在羅伯特．克萊武的指揮下，由馬德拉斯啟航。克萊武本是公司的一名年輕的職員，但富有軍事才幹。由於逆風行駛，艦隊花了差不多兩個月的時間，才抵達孟加拉灣，進入胡格利河口。英國人輕而易舉地收復了加爾各答，逼西拉吉．烏德．多拉付出一大筆賠款，還迫使他恢復了公司的全部特權。對那位地方行政長官來說，那一夜安眠的代價可真不小。

從另一種意義上講，錢又是有氣味的，而且很強烈，會把遠近的人們都吸引到它身邊。此標題原文為Golconda。作者注釋它的含義：（一）指印度安德拉邦西部一古城遺址，該城一五一二～一六八七年曾為一穆斯林王國首都。（二）指大財源，如Golconda附近的鑽石礦。

在印度淪為英國殖民地以前，其「民眾」境況如何？歐洲旅行者和訪問者報導了那裏的普遍貧窮，甚至是悲慘，而印度對話者也表示同意。為什麼印度南方有那麼多廟宇？「——那裏土地肥沃無比，而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卻十分少。」英國一位旅行者拜見當地一位王公時，那王公把他管轄下的農民說成是「赤身裸體、忍饑挨餓的群氓」。他們的需求呢？「錢對他們來說是不方便的，讓他們有飯可吃有屎可拉，就夠了。」

等到雷利控制住局勢時，原先估計價值約五十萬英鎊的財富——幾乎相當於當時國庫錢款的一半——已減少到了十四萬英鎊左右。儘管如此，還是用了十艘船才把這些財寶沿海岸運到泰晤士河口，再溯河而上運到倫敦。繼西班牙向秘魯印加帝國末代皇帝阿塔瓦爾帕索取的巨額贖金之後，這大概就是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捕獲了。它也像那筆贖金一樣，成為一劑極其強烈的開胃劑。這筆錢財讓英國人嘗到了東方財富的一點甜頭，激發了他們對遙遠東方土地的興趣，從而將英國（以及世界）推上了一個新的航向。

這些敲詐勒索還附帶有一筆相當可觀的額外財富：公司被賦予加爾各答周圍很大一片土地的田賦徵收權。這些土地每年向地方行政長官所交納的代役稅是二．三萬英鎊，而它每年實收田賦卻是五．三萬英鎊——淨剩三萬英鎊，多麼可觀的數字。隨著加爾各答的日漸繁榮，它周圍土地的租金也水漲船高，沒過幾年，租金已漲至十四．六萬英鎊。和圖書而且自從任命了克萊武為公司孟加拉居留地的總督後，印度的地方行政長官就把他的徵收代役稅的權力轉讓給克萊武，這樣一來，雇員倒變成了雇主的地主。克萊武還獲得了一項特權，即指揮莫臥兒帝國軍隊中六千名步兵和五千匹戰馬的權力。公司的這種政治與商業的混淆使它的代理人也具有了雙重身分。

與此同時，王位世襲制度既能產生治國賢君，也能產生出傻瓜。莫臥兒帝國的統治者錯誤地認為像英國人這樣的商人只能屈服聽命於帖木兒和巴伯爾的戰士。孟加拉地方行政長官按照由來已久的方式壓榨勒索英國商人——對海綿不擠不壓，還要它幹什麼？

在這種情況下，信貸以及信貸所能提供的商業機會也受到嚴重的限制。人們用不少筆墨形容過印度洋的商貿在歐洲人到達以前就很熱鬧；還形容過印度高利貸者的富有，農民和商人都受他們高利盤剝。可是高利率意味著高風險。借錢的人能提供多大的安全保障？在人們需要隱瞞資產、因而信息量減少的情況下，貸款的人又能貸出多少？印度當時的商業活動遠遠低於它的潛力。

欺騙和安撫地方行政長官是阿明．昌德的工作。他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多虧他的胡編亂造的能力和豐富的想像力，計劃進展得非常順利；但這走得越遠，事情的成敗就越發依賴於阿明．昌德的舉動。他隨便的一句話都可能摧毀整個計劃。恰恰就在此刻，克萊武開始聽到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說阿明．昌德準備背叛英國人，除非英國人能給他以巨額報酬。多大呢？他要求三十萬英鎊（也就相當於如今的一．五億美元），另外，他還要求把這個承諾寫進保證米爾．伽法擔任孟加拉行政長官的協議裏。

然而，這最後一點當然是莫臥兒之類專制帝國的致命弱點。有什麼忠心可言？交戰雙方的兵力對比是：那位孟加拉總督手下有大軍五萬人，而英軍方面不過三千人。總督的五萬人當中，實際為他打仗的只有一萬二千人，而這些人也是一觸即潰，剛剛傷亡五百人就趕緊撤退了。英軍方面的損失是僅僅陣亡四名歐洲人和十四名印度雇傭兵。這就是歷史上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交戰之一。

荷蘭人將他們的一些獨立的公司合並而組成了他們的東印度公司，大規模地向印度洋調集船艦和武器裝備，力圖將葡萄牙人和其他的覬覦者趕出印度尼西亞群島。相比之下，英國人的行動是零敲碎打，把每一次航行當做一次單獨的冒險，要求參與行動的商人每一次都重新聚集資本。在這早期階段，英國人和荷蘭人發生過衝突，英國人也打贏過幾次，但是他們沒有足夠的實力向荷蘭人提出真正的挑戰。因此，他們尋找別的貿易機會，轉向北面的印度。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是幸運的一舉。

這是麥考利的見解。他有他的道理。可是，克萊武的後繼者們是比克萊武更顧及道義嗎？抑或是那些帝國主義分子及其政治家不過是學會了撒謊更高明一些？或者是在某些事情上撒謊，而在另一些事情上不撒謊？是在錢的事情上守信用，其餘的則見鬼去吧？那就會是一種嘲諷。事實是：即使是在麥考利那個講正義的時代，誠實也是追求國家利益的一種手段。甚至在錢的事情上——應該說尤其在錢的事情上，亦是如此。的確，印度投資者相信了英國的承諾，購買了利率為四％的英國政府債券，英國也從未讓他們失望——直到二十世紀為止，這時戰爭和財政赤字破壞了英鎊的購買力，毀了金本位。通貨膨脹是一種非人格化的謊言嗎？

然而，印度那些商人、銀行家以及高利貸者是怎麼致富的？答案是，他們在下金蛋。他們做買賣、行賄受賄，聚斂和分紅；當他們去世時，家族已隱藏了盡可能多的財富。下面是一位英國人在一六八九年的評述：

從短期影響來看，像這樣將財富和政治權力從神秘的東方轉移到英國各郡縣和議會大廳，令人難以忍受——太快了，也太新鮮。這些在印度發了大財的「總督老爺」是什麼人，怎能購置大片地產，搖身一變成為社會名流，敗壞英國的政治？這就必不可免地引起了對此進行官方調查和議會質詢的呼聲，結果導出了沃倫．黑斯廷斯唱主角的臭名昭著的審訊，促成了東印度公司章程的重大修改。這些新的安排加強了國家對東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經營運作的監督，使得「發贓財」比較困難了，然而在印度混幾年撈到的錢，仍有可能超過在英國幹一輩子的收入。

英國人從「聖母號」那裏還學到了另一課。當幾年之後，又一艘滿載戰利品的船駛入泰晤士河卸貨時，那些搬運工人所得到的工裝是「用帆布做的無口袋的緊身背心」。

克萊武回英國後，把他的財富用於「體面的」項目。他把大筆的錢送給了他的姐妹們、別的親戚以及一些貧窮的朋友；給他的父母安排了每年八百英鎊——相當於現今的四十萬美元——的收入，同時堅持他們要有一輛馬車；給「收入菲薄」的一位軍隊老上司安排了每年五百英鎊的收入。在如此慷慨地花掉大約五萬英鎊之後，他為自己以及他的一小批幫手購置地產，以確保在英國下議院擁有席位。他還買下了東印度公司的一大筆股票，把它們分攤給那些為他打掩護的人，以便形成一個在公司拉選票的小集團。在當時，所謂的有產者理事會的會議都是「人多，爭論激烈，跡近騷亂——有人大規模地操縱虛假的選票」。羅伯特．克萊武是應對此負責的一個人。

增加收入是我們關心的主題，如同我們的貿易是為了增加收入一樣；在二十來起事件就會打斷我們的生意的情況下，有必要保持我們的武力；我們必須成為印度國中之國；否則我們就不過是憑國王陛下特許狀而聯合起來的一大群商販，只能跑貿易，而掌權的人誰也想不到該照顧我們的利益——

就這樣，英國人最初是跟荷蘭人同時動手，到這時卻遠遠超過了他們。不僅如此，英國人還發現自己佔盡天時地利，他們滲入和掠奪的地方要比印度尼西亞富庶得多。除中國以外，印度是亞洲人口最眾多的國家。我們雖然沒有確切的統計資料，但據估計，十六世紀末期的印度人口總數大約是一億，而且這可能還是個偏低的數字。印度擁有廣袤的良田沃野，尤其是北部平原著名的河谷——印度河、恒河和布拉馬普特拉河（雅魯藏布江下遊）流域——而且人口居住又不密集。一位印度學者將之稱作土地過剩，並且指出印度在十七世紀仍舊可以將農業局限於最發達的地區；其中也包括受惠於大片的草原和荒地而得以養殖大批牲畜的牧業。（從另一方面說，印度從它的牧業上所獲取的利潤遠不及它所應該得到的，甚至可以說是一無所獲，這都是由於宗教上的禁忌。）印度還有人數遠遠多於印度尼西亞的技術熟練的工業大軍，他們的產品遍及各地。這樣所產生的後果就是，印度和圖書經濟有了相當可觀的盈餘，這也就助長了統治者們神話般的奢侈：

克萊武氣極了。這是明目張膽的敲詐，也太貪婪了。克萊武決定以牙還牙，準備了兩份協議——一份是真的，寫在白紙上，壓根就沒有提及阿明．昌德；另一份是假的，寫在紅紙上，其中有滿足那位商人要求的條款。並不是所有的英國人都甘心參與這一騙局。海軍代表沃森將軍拒絕在紅紙協議上簽字。白紙協議的這一缺漏若被阿明．昌德看到，他肯定會起疑心。於是，一不做，二不休，克萊武就偽造了沃森的簽名。

勝利之後隨之而來的就是清點勝利果實。公司所獲得的戰爭賠款總數最後達到一〇〇〇萬盧比（按照七．一萬四千二百八十五盧比等於一英鎊的匯率折算，相當於一百四十萬英鎊）；給居住在加爾各答的商人做出賠償（英國人五百萬盧比；亞美尼亞人二百萬；印度人一百萬）；賠償英國海軍中隊和陸戰部隊五百萬盧比；還加上給公司理事會成員的私人賠償，按規定是每人二十五萬盧比。

關鍵在於克萊武的行為「不單是犯罪，而且是大錯特錯」。麥考利指出，個人可以背信棄義而致富，國家卻不行。辦公事時，誠實的信譽比勇敢和智慧更重要。而在一個充滿著爾虞我詐的世界裏，尤其是這樣。英國之所以能在印度以如此小的代價維持其帝國，靠的就是無條件的誠實，而不是別的；之所以能把印度人明裏暗裏貯藏的財富都弄出來，靠的也不是別的任何東西。麥考利說，東方最強有力的君主也不能說服他們的臣民把財富交出來放高利貸，可是英國人以四％的利率相許諾，就讓印度人拿出了幾千萬盧比。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不對稱，這是文化史上的一個有趣的問題。印度人是有文化的（儘管他們在當時缺乏印刷術），而莫臥兒這樣的帝國，若沒有文件和通信，是不可能運轉的。印度商人也一樣，若沒有備忘記錄和信函，他們也不可能活躍於國際貿易之中。是不是在文件保存方面出了問題？如果是那樣，東印度公司在馬德拉斯、孟買和加爾各答的文件怎麼又保存了下來？是不是在商業組織形式上有重大差異？歐洲各特許公司是依賴於一整套官僚機構，有官僚機構就有文牘。也許，問題是在於連續性和文件保管制度。印度的政治單位當時都是短命的，它們的文件也就一起湮沒了。也許，它們本來應該把事情記載在黏土板或石板上面。

採購中國貨，就有一個償付的問題。歐洲人倒是願意用他們自己的工業製品來償付，可是中國人不想要他們生產的幾乎任何東西（只有鐘表是一大例外）。於是歐洲人償付金銀和硬幣。但這只是轉移了問題的方向：他們拿什麼東西去換取西班牙人的銀子以及日本人或巴西人的黃金呢？這並不容易。

莫臥兒統治者的暴政，與印度教的專制統治相比，是沒有好壞之分的，但它所造成的問題卻由於它採取的預防叛逆的措施，而變得更加嚴重。防叛逆是獨裁政治的一個典型的問題，即想方設法防止臣僚自樹一幟而形成敵對的權力中心。在中世紀的歐洲，君主賜予各領主的採邑最初只是給個人，不可以世襲，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地方上的領主一般都是割據一方，將領地傳給自己的繼承人，與當地士紳拉幫結派，形成權力分割，就是我們所知道的封建主義。在印度莫臥兒帝國，像在別的突厥國家一樣，統治者派駐各地的代理人都是調來調去，保持流動。這種做法限制了地方的權力，但卻使得那些官員沒有心思建設自己管轄的地區。他們只想盡可能多和盡可能快地為自己牟利，而不為社會公益花錢。只有攫取而沒有付出。在那些依賴水利灌溉的地區，公共設施年久失修，就會帶來災難，印度饑荒頻仍的歷史記載就證明了這一點。

我們怎麼知道？

阿明．昌德怎麼啦？

使命擴寬了，但目的還不是像荷蘭人在印度尼西亞那樣搞壟斷。英國東印度公司當時並不打算阻止別國商人進入印度市場——大概只有法國人除外，因為法國人決心在政治上向英國人提出挑戰。然而，在印度這片貌似平坦的商場上，英國東印度公司憑借自己的實力和特權，而佔有決定性的優勢。公司的雇員們及時抓住了這一機會，不但自己做買賣，還把自己的牌子和名聲貸給為他們效勞的印度辦事員和生意合夥人，誰為此付錢就貸給誰。

像荷蘭人一樣，英國人也寧願避開葡萄牙人。在印度東面，他們首先登上東南部的科羅曼德爾海岸，遠離東南角的馬拉巴爾海岸。在印度西面，他們跳過果阿，在西北岸的蘇拉特取得了貿易特權，而蘇拉特是莫臥兒帝國的主要港口，是通往印度內地富庶地區的門戶，是與波斯和阿拉伯世界貿易通道的一個起點。隨後（一六六一年），他們獲准在孟買落腳，孟買當時還是一個幾乎荒無人煙的小島。與果阿相比，孟買比較安全，不易遭受來自大陸的侵襲。英國人把它建成一個工業基地以及西海岸的主要商業中心。

社會最底層的佃農和賤民怎樣呢？他們所能依賴的就是自己的忍耐、頑強和韌力，即被壓迫者所能採取的對應方式。他們在忍受不了虐待時也常常逃亡，儘管當時印度的村莊仍是公社式的社會，而且逃到另一個村莊也不見得會好過一點，但逃亡現象之多仍是一般人所料想不到的。在中世紀的歐洲，逃亡或以逃亡相威脅，可以起到遏制虐待的作用，在城市化地區和邊疆地區尤其如此，出逃有收效。而在印度，逃亡大概只是從一個不幸陷入另一個不幸。儘管這樣，它還是可以促進和緩，因為任何一個捕獵者都不希望失去他的獵物。

印度宮殿和廟宇的富麗堂皇與奢侈遠近聞名，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入侵者——尤其是突厥遊牧部落，這些騎士經常從中亞平原出擊，掠奪周圍定居民族的財富。印度的最後幾代突厥統治者是莫臥兒人，他們的創始人巴伯爾是那個視人如牛馬、殺人不計其數的帖木兒的後裔，在印度建立了莫臥兒帝國。英國人初來印度時，在位的莫臥兒皇帝是巴伯爾的孫子阿克巴（在位一五五六～一六〇五年）和重孫賈汗季（在位一六零五～一六二七年）。

一五九二年，英格蘭跟西班牙和葡萄牙處於交戰狀態，當時葡萄牙是由於王室聯姻和繼承問題上的把戲而與西班牙聯合在一起。在這之前約四年，英格蘭人已擊退了西班牙的一次海上入侵，摧毀了它自封為「無敵」的艦隊。而到了這個時候，英格蘭有一個海軍中隊遊弋於亞速爾群島附近，其任務是截擊和俘獲那些來自新大陸、很可能載有墨西哥或秘魯金銀財寶的西班牙船舶。有一次來了一艘葡萄牙武裝商船，它叫「聖母號」，是由東印度向裏斯本返航。由於西風帶和墨西哥灣暖流東流的影響，亞速爾群島當時成為由西印度和東印度返航的船舶皆必經之地。關於該群島在美洲貿易中所起的作用，見Landes，「Finding the Point at Sea」一文，及Broad，「Watery Grave of the Azores」一文。此船之大，為英國人所從未見過：它長一百六十五英尺，寬達和*圖*書四十七英尺，重一千六百噸，等於英國最大船只的三倍；有七層甲板，三十二門火炮，外加其他武器，上層結構富麗堂皇，艙內裝滿財寶。

他們（商人）的財富只有兩種形式，那就是現金和珠寶，在印度，分不清個人財產和不動產之間的區別，他們盡可能地隱藏自己的財產，以防莫臥兒帝國國庫搶走他們的財富。這克制了他們的消費，也使他們在貿易中一直都保守著自己的秘密——

緊張狀態無所不在——對於統治者來說，既要對老百姓巧取豪奪，又要對他們適度照應；對於老百姓來說，既要隱藏自己的錢財，又要設法過好日子。但歸根結底，還是專制君主及其代理人控制著黎民百姓。在這方面，來印度的歐洲人享有很大優勢。他們不會受到那樣的虐待，他們甚至還能將當地的商人和工人置於自己的保護之下。長此以往，這就構成了侵佔主權。有人也許會說這是篡權，可是在專制社會中，所有的權力轉移都可稱為篡權。

這真是夢寐以求的貨物：艙櫃裏盡是寶石珍珠，金幣銀幣，比英格蘭還古老的琥珀，成匹的精美織品，適於一座宮殿用的掛毯，四百二十五噸胡椒，四十五噸丁香，三十五噸肉桂，三噸肉豆蔻種衣，三噸肉豆蔻，二．五噸安息香膠（用於製作香水或藥劑的一種芳香度很高的天然樹脂），二十五噸胭脂蟲紅（用亞熱帶的雌胭脂蟲幹體製成的紅色染料）和十五噸烏木。英國海軍中隊長還沒有把戰利品清點完畢，他手下的那些肆無忌憚的水兵就往自己腰包裏塞東西，能拿走什麼就拿什麼。

就這樣，英國人販運棉製品，再加上數量較少的生絲（產自孟加拉）、靛藍染料和硝石硝石（即硝酸鉀，KNO三）是火藥必不可少的成分，因此這種原料具有非常重要的經濟和政治價值。硝石的重要成分氮在當時是從含尿液的土壤中提取的，因為尿含有尿素〔CO（NH二）二〕；而印度的人口與西歐相當，排尿量大，土壤條件又格外有利。氮化合物是各種爆炸物（如硝酸纖維和硝化甘油）都必不可少的；早在十五世紀，英王亨利五世就曾下令未經許可不得出口火藥。法國、德國等國曾試圖建立硝石莊園以促進大自然的氮產量。英國從印度獲得硝石的大量供應，就掌握了一項重要的戰略優勢。還有胡椒，而其他更珍貴的香料的生意則只好讓與荷蘭人了。胡椒曾是吸引歐洲人探險和擴張的耀眼明星，但到這時已地位下降了。由於開闢了一些新的胡椒種植區，出現了供大於求的局面。胡椒價格大跌，這種當年那麼高貴的香料此時在通往歐洲的某些航線上居然充當了壓艙物。作為壓艙物，胡椒使一些東印度的船舶要比其他長途航運船只的氣味好聞多了，但它有一點不方便。它的濃鬱的香氣改變了其他貨物的味道，尤其是咖啡。這樣一來，英國人就不得不調低他們的咖啡的價格。但他們的確又需要壓艙物，只有這樣才能在大風浪中保持船舶的平穩——見Chaudhuri，Trading World of Asia，第三百一十三頁。

由於同樣的原因，農民（實際上是所有臣民）不想花力氣改善土地，這土地是否歸他使用都取決於統治者的意願。弗朗索瓦．伯尼埃，十七世紀曾在印度工作過十來年的法國醫生，曾經寫道，在印度談不上「你的和我的」，也就是說，人們沒有財產權或產業觀念。沒有人敢於露富，因為害怕敲詐勒索和沒收。沒有人留心於改善生產方式或生產工具。伯尼埃指出，只有很少數人富貴奢靡，而多數人貧苦，房屋破舊，民眾蒙屈受辱，沒有學習和自我改善的勁頭，這貧富兩面形成鮮明的對照。

這所有的總合起來達二百三十四萬英鎊，是「聖母號」船所載戰利品的五倍——這個數字相當於現在的一億英鎊以上。這種折算是以當時技術工人的平均工資（一年五十英鎊）等價於現代工人工資的二．五萬美元為基礎的。在這類涉及長時期的折算法中，最好的比較標準就是勞動力價格。米爾．伽法才不在乎呢。反正錢又不是從他的口袋掏出的。但是，以孟加拉的財政狀況，它是不可能滿足這一龐大的開支的。最後，約一半的賠償金是以金銀硬幣或珠寶支付的。剩下的則被一次又一次地延期；而伴隨著每一次的推遲，公司都獲得了某些特權、土地和其他收入等形式的補償。但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理事會成員們卻得到了全部賠款——要體現輕重緩急嘛。克萊武所得到的現金報酬相當於現在的一．四億美元。一些人認為這都是敲詐勒索得來的，但麥考利說克萊武可以很輕易地得到兩倍於此的錢，「他得到了二百萬盧比，只要他的一句話就可以使二百萬變成四百萬」——Macaulay，「Clive」，第二百四十三頁。這自然是克萊武讓別人得到的印象。參閱Keay，Honourable Company，第三百二十頁。麥考利的確提出了問題：對於英國人來說，從一個外國統治者那裏接受巨額禮金是否合適呢。是的，這不違反法律；但他又問道，如果威靈頓在擊敗拿破崙之後，從法國的路易十八那裏也得到相同的禮物，那人們又會怎麼說？

在這類推測性的計算中，數字只有與歷史背景相符時，才是可信的。而歷史背景，就印度而言，是財產權利受限制，技術落後；就西歐而言，則是正在大步邁向工業革命，發明和改進各種精巧的、節省勞力的裝置，尤其是用人力以及用動力驅動的機械。它當時已遠遠超過了亞洲。更有效的技術會帶來更高的收入，事情就是這樣簡單。

但是故事到這裏還沒有完。英法兩國在歐洲打仗，也在孟加拉引起回響。西拉吉．烏德．多拉向法國人獻殷勤，他這樣做當然很有道理——要報仇，還想爭取賴掉他向英國人賠款的義務。可是這一次又打錯了算盤。英國人獲悉這些花招，就由克萊武率兵攻打和佔領了法國人在孟加拉的商站金德訥格爾，打掉了這個商業競爭對手，拔除了眼中釘。西拉吉．烏德．多拉咽不下這口氣：這些英國商人怎敢在他的領地之內對別國商人動武？此外，他像埃及法老一樣，也悔恨自己太軟弱，覺得自己可以來個第二次，幹得漂亮一些；畢竟他的軍隊比英軍佔壓倒優勢。

莫臥兒人是遜尼派穆斯林，不同於西鄰波斯的什葉派穆斯林。他們對印度國內佔多數的印度教徒一般採取寬容態度，甚至加以依靠。但是他們使印度北部具有穆斯林氣質，而與南方形成差異。當然，莫臥兒人是以專制佔領者的身分統治印度，得不到印度原有各民族的忠誠。本地的印度教各邦多次向莫臥兒人的統治提出挑戰，各地常常發生叛亂，宮廷陰謀活動也接二連三地鬧個沒完。兄弟之間互相殘殺，還有兒子殺父親和父親殺兒子。在人人為爭奪合法地位而勾心鬥角的這種環境中，對陌生人固然不可信任，但對自己的親屬就更加不敢信任了。

克萊武——他此時已受封為愛爾蘭勳爵，而且有望得到英國爵位——在這方面碰到的問題比一般人更大，因為他要弄回去的錢財比別人多得多。他將十八萬英鎊匯到阿姆斯特丹的荷屬東印度公司，和_圖_書然後經過打折扣，再用來買英鎊匯單。有四萬多英鎊是通過英國東印度公司轉回去，還有相當可觀的數額是通過私商走不知名的賬戶。他還將大筆錢投資於珠寶——僅在馬德拉斯一地採購的鑽石就價值二．五萬英鎊——再把珠寶弄回英國倒賣。英國歷史學家麥考利寫道：「我們完全可以肯定，無論在哪個行業，再也沒有一個別的英國人能白手起家，剛到三十四歲的時候就擁有這麼多的財富。」

然而，所有的商人都寧願要壟斷而不要競爭。英國人一旦實力增強了，就也動用起武力：他們以海軍封鎖相威脅，這種封鎖會打擊印度的對外貿易並阻攔穆斯林去麥加朝聖；他們開始修築要塞並派部隊駐防；他們劫掠印度船舶和索要贖金。一六七七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駐蘇拉特總裁兼孟買總督傑拉爾德．盎吉爾給該公司在倫敦的董事們寫信，詳細描述了新出現的業務形勢。他建議採取「嚴厲而且有力」的方針：「為了正義，為了你們財產的需要，現在該用你們手中的劍來管理你們的全盤生意了。」這一建議在倫敦受到讚許，喬賽亞．柴爾德主持了公司董事會，決定要制服印度政局的乖張變異。一六八七年，馬德拉斯城外的聖喬治要塞接到了指令：使用武力以保證豐厚而持久的收入，從而為「英國今後永久在印度取得宏大的、有雄厚根基的、牢靠的支配權奠定基礎」。這就為插手印度政治和行政管理開了通行證。這時莫臥兒帝國分崩離析的徵兆已隱約顯露，印度那些圖謀篡權的人蠢蠢欲動，想要從外國公司中間尋找同盟軍。

總的說來對克萊武持同情態度的麥考利，寫到這場騙局時說：「——這個人在他一生的其他時期是一位可尊敬的英國紳士和軍人，可是一遇到一個印度陰謀家要加以對付，就自己也變成一個印度式的陰謀家，肆無忌憚地墮落到假仁假義，調換文件，冒充別人的筆跡。」然而，麥考利的落腳點不在譴責。在指出克萊武道義上的瑕疵以後，麥考利又為他辯解說這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權宜之計，「馬基雅弗利也許同樣會採用這種手法」。

荷蘭人也曾想在印度玩這種遊戲，但不如英國人成功。在荷蘭人看來，印度尼西亞是當務之急，剩下來的精力和人力物力才用到印度。在印尼那些島嶼上，荷蘭的火力驅逐了競爭者，以力服人比較容易。他們一開始就處於強有力的地位，而科恩之流的一些總督的咄咄逼人的脾氣更影響到荷蘭人的行為方式。荷蘭人更重視印度尼西亞，還有物質上的原因。他們的目標是在印度尼西亞壟斷一切，而置當地人的利益於不顧。這在印度卻是辦不到的，因為印度本國的統治者比較強大，那裏還有別的歐洲人已經取得立足點，彼此爭奪市場。

與荷蘭人一樣，英國人在十六世紀末來到了印度洋。他們就像入侵者和劫掠者，與其說他們是在做貿易，還不如說是在搶劫。只是後來他們才謹慎小心地轉而經商了。

在人們滿懷穆斯林自豪和仇外心理的這樣一個世界裏，英國人如此專橫，使印度上上下下，從海關的收稅員直到宮殿裏的王公，莫不感到屈辱。異教徒敢於如此我行我素，損害了當地總督衙門的尊嚴和合法地位，導致了孟加拉總督（地方行政長官）和東印度公司之間的爭鬥，而爭鬥總是積下憤懣和仇恨。因此，年輕的總督西拉吉．烏德．多拉決心給英國人一個教訓，在一七五六年派兵攻佔了英國人的加爾各答要塞，只遇到微不足道的抵抗。接著，他犯下「大罪，其無比殘暴令人難忘，它們受到的重大報復亦令人難忘」。這罪行是指「黑洞」大屠殺：孟加拉總督的士兵把一百四十六名俘虜——其中既有軍人也有平民，還有幾名婦女——硬塞進一間只有十八英尺長、十五英尺寬的狹小牢房，牢房只有兩個小窗，還被堵塞住。那是六月間一個悶熱酷暑的夜晚，牢房裏的人呼喊哀求和抗議。可是總督大人安寢了，不得打攪。呼喊聲漸漸微弱了。到第二天清早，俘虜中只剩下二十三個活人。

這一產品的傳統銷路在於印度尼西亞和東南亞的商人們，他們用香料或其他本地特產換取印度棉布。同荷蘭人一樣，英國人最初也這樣做，因為他們自己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賣，因此，印度的棉製品就成了他們支付貨款的主要來源。（在那樣一個需要涼爽而不是溫暖的氣候環境中，英國的毛紡織品幾乎就沒有什麼市場競爭力。）然而東印度公司一個非常重要的創新措施就是將這些棉製品介紹到歐洲：一六一九～一六二一年間，荷屬東印度公司向尼德蘭運去了一．二萬匹棉布；英屬東印度公司到一六二五年運回的棉布達到二十二．十五萬匹。在經過了短暫的消化和回縮後，到十七世紀末，此項貿易呈直線上升趨勢：年銷售量在十七世紀六十年代末是二十萬匹；七十年代是五十七．八萬匹；而到了八十年代，則增至七十．七萬匹。荷蘭商人雖然也採取同樣方式，但他們的貿易總量只是英國人的一半，甚至更少。

印度引出了中國。歐洲人進入印度洋後，發現亞洲從東到西有一片繁華的貿易網，它東起中國、日本和菲律賓，西至東地中海沿岸和東非的車隊驛站和港口。歐洲人也擠了進來。在十八世紀，歐洲人對中國貨的胃口激增。這包括瓷器（歐洲人在十八世紀二十年代以前還不知道瓷器是怎樣製作的），生絲；以及茶葉（它能讓人上癮，又與西印度群島的蔗糖相得益彰）。

在半島的東面，英國人在馬德拉斯站穩腳根以後，往北進入了孟加拉灣和胡格利河谷。從一六九〇年起，他們在當時的一個小村莊加爾各答建起了他們自己的商業城。關鍵的一步是他們在一六九八年花錢買到了當地的一種「封建」特權（田賦徵收權）。對歐洲人的打擾感到惱恨的地方當局，本來是瞧不起這種權利的，但是隨著印度的商人和官員變得日益依賴英國人的貿易、援助和善意，這種權利也日益受到人們尊重了。

歷史文獻的性質關於印度歷史的某些最重要的著述，是由印度學者完成的，然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些著述幾乎無例外地都是以歐洲人的記載和報導為依據。從印度方面幾乎沒有什麼文獻流傳下來。舉例而言，關於十六至十八世紀的印度洋貿易，尤其是當時的紡織業，我們所知道的情形幾乎完全是來自歐洲各特許貿易公司及其本國政府的檔案，還有歐洲旅行者的報導及其來往信函。因此，這些記載只反映出事情的外在一面。然而，它們內容豐富，能說明問題——其中還包括有相當數量的本地材料——足以為相當不錯的歷史研究提供依據。

所有這種種遊戲的主題，就是花錢買那些既得利益集團的友誼與合作。首先是印度大商人和莫臥兒帝國的廷臣。接下來的是地方官吏和採邑領主。他們指望著英國人的饋贈（賄賂）和津貼，用英國的船運輸他們的出口貨物，有時甚至投資於英國人的生意。英國派駐莫臥兒帝國的大使托馬斯．羅伊曾明確闡述過這一任務：「讓我們大家都接受這樣一條規則，那就是：如果你想發財，就在海上打主意，作悄悄的貿易，因為若想在印度駐軍和進行陸地戰爭，那無疑是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