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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丁香為例。丁香樹成熟時可達四十英尺，原先僅見於安汶島（安波那島）和幾個較小的島嶼。荷蘭人為了實行壟斷，硬把別的島嶼上的居民都遷到安汶島，而且事先就把他們原有的樹都砍掉了，以便對他們加強控制，防止他們將丁香賣給非荷蘭籍的買主。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話來說，只有安汶島的居民才享有種植丁香的「特權」。

低地國家的南部屈服了，而北部諸省卻堅持鬥爭，到一六〇九年已事實上贏得了獨立。加爾文派教徒在人口中並不佔多數，但領導起義的卻正是新教徒。在他們開始造反時，西班牙人就用刀劍和大炮鎮壓這些敢於反抗的民眾。可是當時的荷蘭人是用堅韌的金屬製成的，他們即使被壓彎了，也不會斷裂。他們學習了戰爭藝術。如同中世紀時庫特賴戰役中的佛蘭芒市民，莫爾加滕、森帕赫、繆拉特、多納赫等戰役中的瑞士農民，阿讓庫爾戰役中的英格蘭弓箭手以及反抗薩摩武士的日本農民一樣，這些荷蘭人也給恃強凌弱者上了一課，即弱小百姓也能打勝仗。

咖啡是另一個更奇特的例子，表明了亞當．斯密所說的那種「完完全全具有破壞性的體制」。咖啡首次輸入荷蘭是在一六六一年，一六九六年起，荷蘭人開始嘗試在爪哇種植咖啡樹。最初的收購價是每磅十個斯忒弗，所以當地人種植這種新作物挺熱心。總想省錢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把收購價降到了每磅二．五個斯忒弗，這樣一來，當地人就開始砍咖啡樹，即使公司以懲罰相威脅，也止不住。於是公司採取了強迫種植措施，硬性規定交售指標，同時提高了收購價。但後來胡椒漲價，公司就讓當地人砍掉咖啡樹，改種胡椒。一七三八年，公司決定把咖啡種植面積減少一半，次年又規定公司的收購限額為二百七十萬磅。但後來獲悉僅荷蘭一國就需要咖啡六百萬磅，公司就把收購限額升到四百萬磅——總是寧缺毋濫。然而它付給爪哇種植者的報酬太低了，人們不願種咖啡，結果，公司在一七五一年所能收到的咖啡還不到一百萬磅。咖啡樹長成結實需要四年時間，而一會兒種樹一會兒砍樹的窮折騰，是不可能對需求的升降作出靈活的、合理的反應的。

可是從長期來看，壟斷是不牢靠的。要防止本地人和外人打破壟斷，就需要使用武力，而使用武力是要耗費大量財力的，只有擁有稅收權的主權國家才負擔得起。因此，荷蘭東印度公司勢必要用它自己的統治來取代當地王公的統治。這樣一來，公司就增添了非商業性的開銷，這種開銷是沒有盡頭的，而且是無法預料的；它們並不上賬，因為很容易把它們分攤在別的項目上。因此，這種開銷在不知不覺之間日益增長，等到察覺的時候，已經太晚了（與當代國家頭痛的預算赤字恐怕有些相似之處）。

諸位董事閣下想必從以往經驗中得知，亞洲的貿易須在公司自己的武器的保護和威力之下始得以驅動和維持，而購置武器的費用又須以貿易之利潤支付；故貿易不可無作戰，作戰亦不可無貿易。

怎樣馴服這種可以理解的貪婪？公司想靠吝嗇的辦法培養儉樸的習慣，給員工只發少得可憐的工資。不用說，這被證明是一種壞策略。貪婪引出貪婪，公司董事會的吝嗇引發出公司員工最醜惡的一面。到頭來，他們操心得最多的，是自己如何致富，而不是為阿姆斯特丹的公司主子效勞。如果有一位精明的律師為他們作辯護，他就會指出他們別無選擇。他們不得不想點子賺錢；必要的話，他們還不得不偷盜。

宗教上的第二件大事，則是基督教的新教崛起，形成有組織的宗教活動和信仰體系。異端邪說的故事古已有之，但在一五一七年，當馬丁．路德把他的《九十五條論綱》貼在維滕貝格的教堂大門上時，他就邁出了與天主教分離的第一步。基督教走向分裂。在隨後的幾十年中，好幾個國家的新教徒（繼英國的羅拉德派教徒之後）把聖經翻譯成本國的語言。人們自己讀聖經，開始獨立思考，一些未受神職的一般信徒也跟教士們一起參加造反。不少地區迅速接受了新教規，其中就包括低地國家，尤其是北部諸省，那裏的對天主教會持有異議的人們早就在探索自己的良知。

在這場鬥爭中，殿後的是阿姆斯特丹。它一直謹慎小心，對佔領者採取合作態度。直到起義者已經打贏了，它才站到爭取獨立者的一邊。靠了它的謹慎，也許正是由於它的謹慎，它徑直成為獨立的邦聯的首都和商業中心。它在道義上不足，卻靠常識得到了彌補。有時，沒有原則倒得了便宜。

此外，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這些人是實用主義者htｔｐs://m•hｅｔｕｂｏｏｋ•cｏｍ•com。荷蘭與西班牙經過長約八十年的冷戰和熱戰之後，終於在一六〇九年出現了和平的前景，這令他們感到歡欣。和平協議要求在維持現狀的基礎上劃分勢力範圍，而荷蘭東印度公司卻要先下手改變現狀。為了搶在西班牙向它駐菲律賓的人員傳達信息之前，公司董事會派了一艘快船到東印度群島，向它的代理人下達指令：在一切有可能的地方開設工廠和代理處，以便能提出所有權的要求。這種積極進取搶佔地盤的做法必定會引起衝突，但如今不是膽小怕事的時候。公司的首要目標是香料群島，那是當時世界上唯一的豆蔻、肉豆蔻幹皮和丁香的來源地。一運到印度，這些香料就帶來十倍到十五倍的利潤。「班達群島和摩鹿加群島是我們的主要目標。我們強烈建議你們把這些島嶼掛到公司名下，如果用條約不行，就用武力！」

儘管如此，公司還是賺了錢。從它成立之時算起，它付給股東的年息平均達十八％。它的收益大部分來自它對農產品的壟斷：首先是香料群島的香料；其次是爪哇的大米，因為他們不能讓香料群島的寶貴土地浪費在糧食作物的種植；隨後還有公司引進到爪哇的咖啡和蔗糖（咖啡原產於阿拉伯半島的穆哈地區，但荷蘭人成功地在爪哇種植咖啡，使我們又有了一種新的飲料）。別的利潤來自公開市場上的採購：中國的瓷器、絲綢和茶葉；印度的絲綢和棉花，等等。然而在這方面公司不得不與別的販賣者競爭。無怪乎公司董事會更樂意於實行壟斷。

於是荷蘭人出海遠航了。頭一批有六七艘船，返航時一些載了貨物，一些是空的。但主要的一點是，這證明他們可以遠航了。先成立了六家公司，後來又成立了四家，它們都決心要弄到東印度群島的香料和財寶。但是小公司顯然力不從心。於是它們經過說服而聯合起來。如同他們的聯合省形成邦聯一樣，團結起來有力量。就這樣，聯合東印度公司（VOC），即荷蘭東印度公司，於一六〇二年宣告成立。

二十來年後，又出現相同的爭議。公司的代爾夫特股東會議批評了當時在攻佔馬六甲和錫蘭的兩次戰役中付出的人力財力代價太重，指出：「商人更榮耀的業績是發揮聰明才智，把豐盛的貨物從亞洲運回荷蘭，而不是以高昂代價征服土地，因為徵戰之舉更適宜於君王霸主，而非牟利商人之事。」此時的公司東印度總督安東尼奧．范迪門則答覆說：「一般與特殊之間、一種貿易與另一種貿易之間，大有區別。每日的經驗使我們懂得，公司在亞洲的貿易若無土地征服即無法存在下去。」

作為國家，荷蘭是小的——大致和葡萄牙差不多，這樣的小國是很難成為一個強大的殖民帝國的。一五〇〇年，荷蘭的人口約一百萬；一百五十年以後，人數翻了一番。雖然人少地狹，但它卻頗具實力：荷蘭的城市化程度很高，在十七世紀，約有一半人口居住在城市，這個比例高於歐洲任何國家。同時它還非常活躍：一位學者在一六二七年就提到荷蘭的陸路和水路交通的擁擠狀況，「就是在羅馬也沒有這麼多滿載著旅客的馬車，還有大大小小的無數船只在全國各地縱橫交錯的運河上航行著。」更引人注目的則是大大小小的港口，都熙熙攘攘地聚集著許多船舶。到十六世紀六十年代，荷蘭就擁有一千八百多艘海船——是威尼斯在一個世紀以前鼎盛時期的六倍。其中，阿姆斯特丹就擁有五百多艘。但對於荷蘭的交通來說，整個海船隊還只是一個方面：專門從事鯡魚貿易的就有五百多艘船，大多停在各地的小港口，如霍倫、恩克赫伊曾、梅登布利克等等。如今，這些小港口早已經被遺忘了。

多年來，派駐殖民地的人都像君王一樣獨立行事，國內的市民則苦惱無奈。董事會怎麼能做決定呢？從阿姆斯特丹往東印度群島髮指示，再收到答覆，通常要經過兩三年。到這個時候，生米早做成熟飯了。海外帝國的歷史大體上都是一部既成事實的歷史，不單是荷蘭如此。

在阿姆斯特丹，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董事們可是不喜歡這些風險和付出這些代價，因為它們吞噬了進貨價和出貨價之間的價差的一多半。以香料為例，當時在歐洲的售價是他們在東印度群島採購價的十倍到十二倍，可是扣除間接成本以後，利潤就降到一百％以下，儘管仍相當可觀，但卻遠遠低於預期的奇蹟水平。

十八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貿易量下降（香料跌價），利潤隨之減少，但它卻繼續給股東慷慨分紅，甚至不惜為此貸款。這是一個很難理解的跡象。它和-圖-書當時仍在賺錢嗎？我們所能看到的檔案不全，而且他們的記賬方式也使別人很難算清楚。例如，管理部門的盈虧沒有列入公司商業盈虧的總賬之中，實際上找不到有關數據。費爾南德．布勞德爾儘管有一大批研究人員作助手，也仍然查不清這些賬目，而不得不放棄他的努力，指出：「——這一套記賬的制度使人們無法列出總的資產負債表，因而無法準確計算實際的利潤。」誰能說公司董事會的十七人理事會就了解實情呢？我們一般都以為大企業是有理性的，理性就要求了解情況。然而，企業史表明，有許多決策都是瞎蒙和心血來潮。否則，這些企業怎麼會給它們自己捅出大窟窿呢？

這一帝國依然存在；事實上，一八一四年重建的荷蘭王國在十九世紀把它管理得不錯。管理的費用來自於政府對特定的種植園作物（咖啡、茶葉、甘蔗）所規定的上交定額，以及對鹽和鴉片貿易的能賺大錢的壟斷。從一八七〇年起，荷蘭人放棄了種植園那一套「文化體系」，原因之一是他們相信自由市場會運作得更好，另一原因是他們對強迫勞動的做法感到內疚。這一開明轉變得以順利實現，也是多虧東印度群島有了兩種新的、產量增長得很快的產品：一是一八八三年從巴西移植過來的橡膠，一是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在婆羅洲和蘇門答臘發現和開採的石油（一八九〇年成立了荷蘭皇家石油公司）。可是還沒有來得及彌補早年的過失，第二次世界大戰就爆發了，日本人佔領了荷蘭的這些領地。日本的佔領僅持續幾年，但影響已綽綽有餘。統治制度的變化滋養了人們對自由的嚮往。它讓印度尼西亞人看到，亞洲人可以打敗歐洲人，歐洲人並不是不可戰勝的。

販運私貨，大人物比小人物更來勁——他們在船上的櫃子更大。即使是那些所謂的檢查員，只要對私貨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可以掙到多得多的錢。公司派駐海外的總督，正式的月薪是七百弗羅林，可是他回國時撈到的財富可能價值一〇〇〇萬弗羅林。一個小商人願向公司人事局交三千五百個弗羅林，買一個月薪四十弗羅林的職位，因為他利用這個職位賺回的錢會是四萬弗羅林。最後，公司開始按照估算的職員個人收入，對他們徵稅，這一舉措只是促使他們更熱心於他們自己的買賣。難怪在公司壽終正寢以後，人們把公司名稱的縮寫VOC解釋為「Vergaan onder Corruptie」（「因腐敗而亡」）。

在殖民擴張中，也是如此。起初，荷蘭人樂意讓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去流血廝殺和博取榮譽，自己則充當中間商、代理商、加工者和推銷商。但是，西班牙事實上兼並了葡萄牙之後，於一五八五年禁止荷蘭船舶駛進裏斯本和塞維利亞的港口，這就迫使荷蘭人這些精明的商人變成在國外海洋上拼搏的鬥士。

規章制度如果需要不斷地重申和強化，就不成其為規章制度，這是歷史證明了的一條明明白白的道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情形即是如此：它不斷地明確規定可以免稅運回荷蘭的貨物的質量和數量，企圖靠這種辦法為公司保留住最有價值的商品。但收效微乎其微。正如一位英國歷史學家在評論英國東印度公司類似的規章制度時所說的那樣，「這種奇特安排會得到什麼樣的結果，即便憑一隻不大的兔子的智力也會預見出來。」儘管販運私貨偶爾也有被沒收和受懲罰的，可是人人依然幹這種非法交易，原因之一就在於從上到下，大家都在幹這個。

不可避免的造反，是由北部諸省的加爾文派教徒（即所謂的海丐）領導的。南部諸省因絕大部分居民是天主教徒，還比較順從。然而，即使是在南方，軍事管制和無孔不入的監視也使開放和自由的市場受到損害。一五七六年，南部諸省與北方的新教同胞聯合起來，對西班牙入侵者作戰。入侵者則佔領了安特衛普和根特等重要城市，按照十六世紀的傳統戰爭模式洗劫它們。幾年之間，西班牙人就毀掉了安特衛普的繁華，引起了新的一輪逃亡。商人、織匠（他們把很有價值的「新摺飾」秘密帶到了英國）、猶太人和加爾文派教徒紛紛出走。天主教徒也相繼離開，因為他們明白了，在西班牙騎士橫行和天主教託缽修會修士四處窺探的環境下，即便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也沒有什麼商業前途。

到十八世紀末期，政治上的風雲變幻使情況變得複雜了許多。一七八一～一七八四年，荷蘭陷入了與英國的戰爭，荷蘭東印度公司難以在低地國家和東印度群島之間運輸貨物。它不得不要求延期還舊債，同時再借新債。這時，荷蘭政府成了公司的唯一貸款人（銀行家更現實一些，不再給它貸款了），公司的命運與聯省共和國的命運綁在了一起。接下來，法國大革命促使荷蘭政治激化，荷蘭出現傀儡政權，即巴達維亞共和國（一千七百九十五），它對舊政權遺留下來的大公司的利益就沒有那麼多的同情了。隨後，荷蘭重新陷入與英國的戰爭，公司的貿易量陡降二/三，它的最終結局已無可避免。荷蘭政府接管了聯合東印度公司（VOC）——包括它的資產、債務以及它建立起來的殖民帝國。www.hetubook.com.com

荷蘭人原本是想靠商業賺錢，但卻發現在那個世界上貿易也是跟武力綁在一起的。不經當地的統治者或者他的代理人恩準，有錢也買不到香料，而那代理人也為他自己撈錢而操心。沒有一筆生意是牢靠的，因為當地的統治者可能把同一批貨賣給兩家。當地政治上的勾心鬥角錯綜複雜而且多變——穆斯林與異教徒相鬥，保皇黨與造反派相鬥，其中一些人的政治立場變來變去，小的首領也會變成國王或蘇丹。這一切又由於其他歐洲人的行動而進一步複雜化和惡化。已經插足於當地的葡萄牙人不惜採用賄賂、說謊、偷盜甚至殺戮等手段，來阻擋荷蘭人。從菲律賓後門擠進來的西班牙人也是一樣。還有接踵而至的英國人，他們的人數還太少，難以競爭市場或地盤，但他們航海術和槍炮技術高超，足以彌補人數的不足。

荷蘭人的這類既成事實太多了，諸如進攻葡萄牙人（往往是與當地穆斯林統治者相勾結而發動這些進攻），侵襲西班牙的地盤，跟英國人交戰，追捕海盜和自為海盜（一國之海盜即為對付另一國之警察），對當地統治者實施懲罰性討伐和先發制人的打擊，作出種種承諾和簽署種種協議，欺騙和叛賣，如此等等，難以逐一細敘。重要的一點是：荷蘭人終於「擁有」了摩鹿加群島（香料群島）和爪哇，同時在印度尼西亞群島的其餘島嶼建立了有效的勢力範圍。他們還佔領了錫蘭和「福摩薩」（臺灣），並且在印度東海岸（南起科羅曼德爾，北至孟加拉）建了一系列工廠。他們在印度西海岸（馬拉巴爾）卻不那麼成功——靠葡萄牙人太近了，而葡萄牙人仍能捍衛他們的那片地盤。荷蘭人還曾試圖佔領澳門，但未成功，不過最終獲准在廣州（與其他外國人一起）進行對華貿易；在日本，他們是獲准經商的唯一一國歐洲人，條件是他們的活動範圍僅限於長崎港的一個小島，並忍受相應屈辱。利潤重於自尊嘛。

在這些東方海域中，大家都是半人半匪，其中包括當地的海上劫匪，他們伏擊過往的小船，直到現今還襲擊手無寸鐵的難民。但最厲害的是英國人，稱得上海盜之中的海盜。不論多大的船都敢攔劫。如果你不能經商賺錢，那就從經商賺錢的人們手裏搶錢，這真是不錯的謀略。在這些各色人等之間來往穿梭的，則是當地的商人：印度的古吉拉特商人，紅海和海灣的阿拉伯人，馬來西亞人和印度尼西亞人，尤其是華人。華人在他們自己國內受到政府干涉和貪污腐敗的束縛，但一到海外就放開了手腳，其經商精神遠遠高出於其競爭對手。

在這種形勢下，荷蘭人學習了戰鬥。他們的海員在從特塞爾島進入公海時，也許還只是「旱鴨子」，但是在駛往東印度群島的幾個月航行途中，他們天天操練，擦洗甲板，拖艦炮就位，搬運炮彈，練習打靶，裝卸槍炮，在海上保持戰備。如果他們要幸運地克服當時長途航海中通常都會遇到的種種危險，他們掌握這些技能就是必不可少的。

荷蘭人從他們經歷的這些戰鬥和商貿活動中，吸取了他們的如下教訓：對任何人都不可信賴，即使是同樣信奉基督教的人也靠不住（他們有充足的理由明白這一點）；一般說來，亞洲人都是說謊和偷盜成性的壞蛋，穆斯林尤其如此。反過來，其他歐洲人則將荷蘭人視作道貌岸然而貪得無厭的偽君子；穆斯林和別的當地人出於他們的信仰、恐懼以及跟荷蘭人打交道的體會，則深信為對付荷蘭人這樣的異教徒，任何手段都不為過分。這些看法都不全對，也不全錯。在當時的東印度群島生活和工作，是無法展現出人性善的一面的。此外，亞洲人當時恐怕不曾見過優秀的荷蘭人，儘管他們不可能了解到這一點。荷蘭東印度公司招募的下層人員是來自荷蘭語和德語社會的渣滓，而公司的高層人員則是貪婪者之中的最貪婪者。巴達維亞是謀殺案層出和圖書不窮的地方，臭名遠揚；這些島上還疫病流行，去了就難生還。因此，有點生存本能的人都不敢久留。他們不能不想方設法迅速發財。

進貨價與出貨價之間的巨額價差，當然是由於市場所受到的限制。如果有一個自由的、高效的市場，單位商品的平均利潤額會降低，而總的資本回收率卻會升高。但荷蘭東印度公司也不喜歡那種局面。它想要做的，是排除競爭者，使得東印度群島的採購價格由它一家說了算，從而保持進貨出貨之間的巨幅價差。這樣就會得到最大限度的利潤。這不是做生意，而是弄權，仗勢欺人，謀取經濟學家所說的經濟收益。

此外，這種統治還導致公司在當地實行指令經濟。用J．S．弗尼瓦爾的話來說，「這一大片群島變成了一片大地產，可以說是一片大種植園。」這種做法也許曾一度增加了公司的直接收入，但卻損害了當地種植者的積極性，從而減少了稅收。所以從長期來看，如果保持自由市場，公司賺的錢也許會更多一些。

他們正是這樣做的。荷蘭人在東印度群島的最大量的生意，並不是來往於群島和荷蘭之間的公司貨運，而是所謂的地區貿易，把貨物販運於亞洲各地之間：把棉花從印度的科羅曼德爾運到印度尼西亞和中國；把絲綢從中國、東京越南北部、印度和波斯運到菲律賓的馬尼拉，再轉運到新西班牙（墨西哥）；販運日本出產的金銀以及從菲律賓轉口的墨西哥金銀；中國出產的茶葉和黃金；穆哈的咖啡，後來還有爪哇的咖啡；以及從布敦、巴厘和緬甸若開邦販來的奴隸，等等。一批批大大小小的船舶，其中包括十分忙碌的華人駕駛的帆船，奔波於東方海上，按照供求的指引，穿梭於各個港口間。除了這些貨物以外，公私船舶上還有水手個人採購和偷竊來的財寶，他們把這些東西裝在衣櫃中或者懸掛在舷緣外。這些低賤的人生活得像狗一樣，被當做狗一般對待（奴隸受到的待遇都比他們強一點，因為奴隸是可以賣錢的）。所以他們也做點買賣。船上人人都是做生意的，船長和貨艙押運員不能不留心守住他們的艙位，防止被私人貨物侵佔。他們也有自己要搬運的貨。

這一特權包括了一項義務，即在需求降低時要砍倒一些樹，同時居民的食品都必須按照公司規定的價格（自然是高價了）從公司購買。公司方面可以任意規定丁香的收購價，其目的自然是盡可能少付錢，只要島民不至於罷種就行。公司出於其貪婪本性，付錢不足，這自在意料之中，於是「享受特權」的安汶島人對這一特權也就失去了興趣。一六五六年，荷蘭人發現丁香供不應求，就命令島民多種樹。到一六六七年，又禁止再種樹。一六九二年和一六九七年，他們兩次下令砍樹。十八世紀中期，需求再次上升，公司又命令擴大種植，幾年之後自然又是強迫砍樹。到這個時候，安汶島上的丁香種植者已貧困不堪，厭煩極了，島上人口下降了一/三。與此同時，英國人和法國人已開始在他們的領地上種植丁香，荷蘭的壟斷宣告崩潰，香料總的說來也不再是原先那樣珍貴的商品了。

荷蘭人竟然跟西班牙人交戰，這是歷史的嘲弄。低地國家（包括南北）本來有更好的事情要做。這些強悍的中產階級市民、海員、漁民和農民當時已充當著北歐商業的中間人。他們進口和再出口北海、斯堪的納維亞和東歐的初級產品，如糧食、木材、魚、油脂、焦油和毛皮。他們製造毛紡織品和混紡織品，而且是商業信貸和國際金融的能手。些耳德河上的巨港安特衛普當時控制著新興的海洋貿易。它內聯歐洲廣大的腹地，外聯大西洋及其以外各地，超過了威尼斯、熱那亞之類的老商貿中心，成為新大陸及其他海外地區貨物的終極目的地。這些海船也許會先停靠裏斯本和塞維利亞，但最終駛至尼德蘭卸貨，這些貨物在那裏被吸收和加工處理，然後再轉售至世界各地。

荷蘭人用間諜手段學習了知識。兩位關鍵的人物是海員、船長科爾涅利斯．德．豪特曼，和辦事員、旅行家兼地理學家耶恩．休根．范．林索登。兩人都在葡萄牙有關部門工作了多年，因為葡萄牙人需要一切可能得到的幫助，卻沒有想到荷蘭人會從他們那裏搞情報。當這兩位背井離鄉者回到荷蘭時，他們帶回了有關東方陸地和海洋的寶貴信息，其和-圖-書中介紹了海岸、岩石和暗礁；島嶼和港口；航線、風向和潮流；季節性風暴和無風期；緯度和羅盤方位；預示陸地臨近的飛鳥；友情和敵情；以及葡萄牙人的強弱虛實。

所以，當西班牙行政官員和教士來到北方時，他們見到了在西班牙早已根除了的宗教信仰上的多樣性和無政府狀態。這是他們無法容忍的。他們的反應是不顧民眾的憤怒和不聽許多人的善意勸告，而實行懲罰和鎮壓。無論如何，對的就是對的，不能崇拜什麼別的偶像而犧牲上帝（當然殖民地例外）。於是，西班牙人帶來了間諜密探、思想警察和軍隊，建立了低地國家的人從未聽說過的宗教裁判所（一五二二～一五二三年），下令處決了一批人以示警戒，從而激起了民憤和反抗。

日本投降，這些島嶼歸還荷蘭，但沒有保持多久。一九四九年，荷蘭讓印度尼西亞獨立了，荷蘭人業已經歷幾代人的悔過自責，因而樂意放棄他們的統治。新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誕生。它也是一個帝國，宣稱它對荷蘭人交過來的所有土地都享有主權，此外還再加上東帝汶等幾塊地方，而不顧當地居民的特性和願望。對印尼統治不滿的持不同政見者可以到荷蘭尋求避難，在那裏會處境好一些。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多虧有過荷蘭東印度公司和西方帝國主義，蘇門答臘和爪哇往昔那些蘇丹的夢想，終於由「人民民主」的新蘇丹實現了。

這是在早期，相當於嬰兒時期。一等到公司地位鞏固以後，公司董事會就不贊成再動武。但公司派駐當地的代理人紛紛提醒董事會正視亞洲的生活現實，至少是他們所看到的現實。例如，公司派駐巴達維亞（今雅加達）的年輕有為、手腕強悍的總督伊恩．彼得森．科恩——正是他建立了巴達維亞城，作為公司駐東印度群島（荷屬果阿）的總部，並用以控制巽他海峽這一條通往摩鹿加群島的狹窄水道——就致函公司董事會說：

那是財富和槍炮說話的世界。但在信仰方面，有兩件事激化了那一地區的衝突並影響到該地區的命運。第一件事是宗教狂熱和不容異己的態度在西班牙得勢，導致了一四九二年驅逐猶太人（稍後又同樣驅逐穆斯林）。許多猶太人逃到了以容忍著稱的低地國家，尋求和平及尊嚴。

我們所說的荷蘭，在當年是荷蘭人所稱的尼德蘭聯省（共和國）。它是一個邦聯，其北半部的一批城市、伯國和公國曾經是北歐最有生氣和早熟的城市文明的地區，後來卻成為封建諸侯討價還價和聯姻買賣中的抵押品和獎品。十七世紀初，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通過他父親腓力與阿拉貢國王費迪南德和卡斯蒂利亞女王伊莎貝拉的女兒胡安娜的婚姻關係，而當上西班牙國王。查理的頭銜很多，其中包括勃艮第公國的君主（另一樁幸運聯盟所帶來的果實）。而勃艮第當時統治著低地國家。低地國家——包括荷蘭在內——當時是歐洲最富庶和最少民族偏見的地區之一，是工業、商業和思想交流的一個樞紐，早就擺脫了封建莊園主的奴役，習慣於經濟、學術和宗教信仰上的多樣性，可是由於上述的統治者曲曲折折的變遷，這時卻受到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嚴緊束縛。西班牙統治者出於本國的歷史經驗教訓，決不能容忍自己的領地內存在著公開的新教活動，這樣就形成了一個不可調和的衝突的根源。

另一方面，當時卻正是西班牙於世界稱霸之時。殖民地大量財富的流入，使西班牙王室實力空前殷實。西班牙成了歐洲最大強國，不能讓任何東西阻礙它的主張和野心。因此，當低地國家的那些身披羊毛衣衫的、令人心煩的荷蘭人膽敢跟西班牙身著絲綢的官員作對時，西班牙把他們看做是一批劣等無賴，要不惜財力和人力教訓他們，讓他們明白誰是主人。

又一個歐洲小國超越了自己，這一成果不僅體現了荷蘭內在的能力，也反映了它作為歐洲國家特有的強烈競爭意識。荷蘭人的成功，集中反映了他們在工作和經商過程中所具有的、在龜兔賽跑的寓言故事中烏龜所體現的精神。豐厚的戰利品和獎賞當然好，但以長遠目光來看（千萬不要忽視長期效益），最重要的還是從那些不起眼的、風險較低的小宗生意中獲取的利潤，它們會積少成多，而且從來都不會令人失望。

長遠看來：使用武力要花錢，而在不使用武力的情況下，人們就會不聽使喚。到一定時候，他們寧願閒呆著，或者鋌而走險去「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