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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環境中，科學研究和學術探討都陷於衰退，就不足為奇了。最後，只有一小批享有特權的人得以免受控制，例如一七二〇年成立的皇家歷史學院的那些貴族和教士——在學術上全是門外漢——獲准進口一些禁書，但這些人覺得，寫文章給王室歌功頌德，更省事一些。

這些惡劣的行徑在印度洋沿岸引發了許多戰爭：包括東非、阿拉伯半島以及波斯、印度很多地方和印度尼西亞群島的大部分地區。十六世紀的一篇文章《在印度的非凡而又自豪的軍旅生涯》中寫道：「根本就不必有什麼懷疑，因為我們是所有不信基督教者的公開的敵人，所以他們對我們以牙還牙也就毫不奇怪了——在這些地方生活，我們不得不隨身攜帶著武器，只有在我們自己軍隊的守護下，才能與當地人進行貿易。」

「歐洲的卡菲爾」

要想了解帝國的興與衰，那就必須既考察它在殖民地的情況，同時也考察它自己國內各種勢力的消長和環境的變遷。在葡萄牙人征服南大西洋時，他們在航海技術上處於領先地位。他們樂於從外國學者（其中許多是猶太人）那裏學習，得到可以直接應用的知識。西班牙在一四九二年下令，規定本國的猶太人必須皈依基督教，否則就離開西班牙，這些猶太人中有很多都逃難至葡萄牙境內，在那裏儘管也有反猶太情緒，但相對而言還是寬松一些。但是一四九七年，羅馬教廷和西班牙向葡萄牙國王施壓，讓他放棄這種對異教徒的容忍。大約有七萬猶太人被迫接受了形式上的、但從禮儀上看還是有效的洗禮。一五〇六年，裏斯本進行了第一次血腥大屠殺，有二千多名已「皈依基督教」的猶太人喪生（西班牙像這樣做了將近二百年）。從此以後，葡萄牙的精神生活和科技事業停滯不前，陷入了盲從、狂熱和講究血統純淨的境地。葡萄牙的「老基督教徒」最後稱他們自己為「純教徒」。

麻煩的是，更多的國家都可以玩這種「遊戲」。新來的歐洲人戰鬥力更強、航海技術更好。有關早期荷蘭人和英國人抵達這些地方的遠航（十七世紀初期）的記載詳盡講述了他們如何小心翼翼地等待時機和潛伏隱藏，如何設置圈套和背信棄義，如何攻擊貨船和擄掠財物。在一方看來是無賴的人，在另一方看來卻是英雄。英國有一位膽大而又足智多謀的船長，名叫詹姆斯．蘭開斯特，在第二次（一六〇一年）遠航東印度群島時，生意不大成功。怎麼辦呢？沒有問題。兩年後返回英格蘭時，他率領的船隊滿載而歸，帶回了他們繳獲的大量戰利品。英王詹姆斯一世因此而封他為爵士。印度洋的水面如同其水底世界一樣，也是一幅弱肉強食的圖景。所有這一切等於是合法化了的海盜行徑，而對於荷蘭和英國來說，當時它們與西班牙處於戰爭狀態，而西班牙和葡萄牙這兩個伊比利亞半島王國於一五八〇年有了一個共同的國王而聯合在一起，葡萄牙也就陷於對荷蘭和英國的戰爭狀態，因此荷蘭人和英國人在印度洋劫掠葡萄牙貨船，也就被認為是合法的行動。他們這種行徑獲利甚豐，所以，儘管葡萄牙在一六四〇年跟西班牙脫離了關係，荷蘭人和英國人仍然在印度洋繼續襲擊葡萄牙人，不願講和。須知：

此時，已不再有葡萄牙的學生出國留學，書籍的進口也處在那些由宗教裁判所派來的督察人員的嚴密監視之下，他們到港口去檢查船只，到書店和圖書館檢查藏書。一五四七年就首次列出和*圖*書了禁書目錄；隨後又多次予以擴充，直到一六二四年搞成了一個龐大的清單——這都是為了更好地拯救葡萄牙人的靈魂。

最後，這些地區的統治者在葡萄牙佔領了這些飛地以後，終於學會了跟葡萄牙人共處和做生意，就像他們自古以來跟別的外來者打交道一樣。他們有時也襲擊歐洲人，但這時挫敗他們的往往是他們本地區的敵人。葡萄牙人極其巧妙地在當地各種勢力之間玩弄平衡，這一手不止一次地拯救了他們自己。

這樣一種超越常理的跳躍在歷史上並不是絕無僅有。我們隨後還會看到幾個例子。實際上，正是這種超常理的事態發展使得歷史呈現出不確定性，使預言失靈。但葡萄牙的擴張的確是特別令人吃驚的事情，因為它人口不多，物產也不豐富。葡萄牙所擁有的總人口實在是太少了，是不可能大批派人去海外的；葡萄牙那麼急切而又迅速地從美洲進口奴隸的一個原因，就是為了彌補國內勞動力的匱乏。另外，葡萄牙的物力資源，尤其是製造和裝備遠洋船舶的能力，都是有限的。這就是輕量級拳擊手迎戰重量級選手。

葡萄牙在東方最初的商業目的是獲得胡椒和其他香料，他們不走傳統的貿易路線，即自東向西穿過亞洲，到東地中海才轉為海運，而是繞開這條路線上層層疊疊的中間商，將香料裝船經印度洋繞非洲好望角進入大西洋，直接運到歐洲。這樣做所能賺到的利潤是很可觀的。當年麥哲倫環球航行時，最後幸存而回到歐洲的那一艘船，帶回了二十六噸丁香，以高出成本價一萬倍的價格售出，大約足以抵消這次遠航的費用——見Humble，The Explorers，第一百六十二頁（請注意，如按一定重量衡量，丁香當時大概是最貴重的香料了，一名海員若得到一小袋丁香，那就是大大超過他的薪餉的一大筆獎賞）。當然，在別的一些供應來源也參與競爭之後，這種神話般的價差（利潤）就很快縮小了。葡萄牙人獲取香料的辦法，一是採購，一是用武力克服穆斯林商人給他們設置的障礙，沒收其貨物。在最初幾十年，這些措施使他們佔有了香料貿易的巨大份額。在最高峰時，歐洲進口的胡椒約有四十％是繞好望角運來的，當時依靠地中海航運的威尼斯人直叫苦。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老的貿易路線重新振作起來。葡萄牙直接航運的份額降到二十％左右，雖然仍很重要，但已不再居支配地位。一五七〇年，葡萄牙王室放棄了它對裏斯本和東方（果阿）之間的香料貿易的壟斷，國王不再做商人，而是出售這一貿易的特許權，往往是出售給外國商人。一五八六年，德意志商人韋爾瑟家族獨家租得了在東印度群島採購胡椒的專有權。這筆交易標誌著葡萄牙香料貿易的衰落，賣得兩手空空了。

就這樣，葡萄牙的勢力萎縮了。一位歷史學家說過「他們的海上優勢的上層結構從本質上來說是松脆的」。他還可以補充說，他們的基礎結構是沙質的。沒過多久，昔日的輝煌就只留在記憶之中，銘記於卡蒙斯的長篇史詩《盧西塔尼亞人之歌》，他在詩中歌頌了葡萄牙人橫越「自古無人航行過的大洋」而留下的無形的足跡。的確令人自豪。一七三七年，英國駐孟買總督則評論說：「葡萄牙王室長期以來維持著https://www.hetubook.com.com它在印度佔有的領地，每年都得有一筆不小的開銷；看來，這純粹是著眼於榮譽和宗教上的意義。」

辛辣佐料還有一層好處，儘管從前的人不可能了解這一點。這就是它們能夠殺死或減少那些促使食物腐爛的細菌和病毒。例如，一些辣的沙司（塔巴斯科等等）能讓人們食用受感染的牡蠣時更安全一些；至少，它們確實能在試管中殺死微生物。由此可見，對於中世紀的歐洲來說，香料不只是一種奢侈品，而且也是一種必需品，它們的市場價值證明了這一點。

（這些關於市場份額的數據只是個近似值。我們還沒有一個完整精確的數據統計。但我們確實知道，依靠亞洲陸運再經過地中海海運的威尼斯，在十六世紀後半期再次成為歐洲胡椒交易的中心。當一五九五年由荷蘭人豪特曼率領的船隊第一次順利地遠航東印度的消息傳來之時，威尼斯以及葡萄牙馬上就意識到，原有的香料貿易格局即將被荷蘭人「徹底推翻」。到一六二五年，威尼斯海關已將香料列為「西方商品」，因為香料這時已是來自大西洋，而不是來自近東。）

葡萄牙人的成就，證明了他們所具有的進取心和堅強性格，他們對宗教的虔誠和激|情，以及他們對先進科學技術的學習和運用的能力。在他們身上，沒有愚蠢的狹隘的民族主義，而首先體現出實用主義。他們引入外來者以利用他們的財富、知識和勞動力；讓奴隸作為勞動者，偶爾也充當士兵；與各民族的婦女通婚，而且一人還不止一個。他們是不攜帶本民族婦女遠航的，倒是有時會運送一些無依無靠的孤兒上船。同男人一樣，在遍地都是瘟疫的地區，那些白人婦女是難以生存下去的。舉個簡單的例子，生孩子就往往意味著對母親和孩子的死刑判決。種族間通婚的情況就好一些：男人們可以享用花錢買來的成打的有色女奴——似乎要由他們的孩子來創造一個新的民族。

對於歐洲人彼此之間的這種爭鬥，東印度陸上諸國的態度是冷眼旁觀，敬而遠之。他們樂意與歐洲某一國分享壟斷貿易的利潤，甚至還勾結歐洲人去打他們自己的亞洲敵人。此外，亞洲人在當時大都不關注海權和海軍實力——葡萄牙人在果阿的鄰居、古吉拉特邦的統治者巴哈都爾沙就說過：「海戰乃商賈之事，與君王威望無關。」這與當時中國人的態度相去不遠。又一個可悲的錯誤。

葡萄牙人精神上的缺陷很快成為人們的一個話柄，例如，迪奧戈．多．庫托在一六〇三年談到過「我們葡萄牙民族思想淺薄，缺乏好奇心」；英國駐裏斯本使節弗朗西斯．帕裏在一六七〇年指出過「這裏的人們十分缺乏好奇心，事不關己就不聞不問」；在十八世紀訪問過葡萄牙的英國人瑪麗．布裏爾利則評論說「（葡萄牙）大多數人都不願獨立思考，除了少數人以外，都不肯動腦筋對他們學到的東西問一問為什麼」。

與西班牙一樣，葡萄牙人竭盡全力地將自己與外界的和被視為異端的影響隔離開來。教育是在教會的控制之下，所教授的課程注重於語法、修辭以及經院哲學，突出的內容是自我表現手法和一些繁文縟節（例如，要背誦拉丁文名詞語法的二百四十七條韻文規則）。高等學校中，學科學的唯一地方是科英布拉大學的醫學系。即使在那裏，也幾乎沒有哪位教師願意放棄蓋侖的經驗醫學而接受哈維的實驗醫學新理論，更沒有人敢冒險講授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頓的學說，耶穌會遲至一七四六年還下令禁止傳播他們的學說。

葡萄牙人的一項情感支出是虔誠。他們不論到哪兒，任何一艘船上都帶著神www.hetubook.com.com職人員和修士，以保證他們的安全和靈魂的拯救（靠祈禱和聖禮的力量）；也為了在那些異教徒和不信教者中間布道；同時還為了讓自己良心上得到一點安慰。這些教士使他們的貪婪得到了合法化和淨化。

由於如此自我封閉，葡萄牙人即使是在他們一度居支配地位的那些領域，也落後了。他們「在航海理論和實踐中曾一路領先，如今卻成為落伍的蹣跚者」。到十七世紀末，航行於對印度貿易的幾艘船居然用外國人當領航員。航海圖保持絕密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荷蘭人有了更好的航海圖。當國王約翰五世（在位一七零六～一七五〇年）被他的首席工程師說服，下令更新數學、軍事工程學和天文學的教學內容時，所需的儀表器械不得不採用外國貨。

葡萄牙是一個中等富裕程度的小國。在十五世紀時，它的人口總數約一百萬，其主要產品和出口貨物是葡萄酒（最初是波爾圖紅葡萄酒，後來還有逐漸增多的馬德拉白葡萄酒——一種度數很高的烈性酒），另外蔗糖生產和出口飛速增長。倘若那個時代的葡萄牙人就能預見到後來的經濟學家李嘉圖對於比較優勢的分析——這種分析如今已成為經典——他們也許就會通情達理地繼續沿著那條路走下來，埋頭於他們自己的事務，用他們的特產交換別國的工業品。然而與此相反，他們竟跳躍了理性的軌跡，把自己的國家變成了建立一個龐大帝國的跳板。葡萄牙的遼闊操縱網絡曾長達地球一圈的三/四，從西半球的巴西一直伸展到了遠東的香料群島和日本。

這種下降的趨勢是逐步的。葡萄牙到十六世紀四十年代才建立宗教裁判所，它於一五四三年第一次對異端分子施以火刑；但是葡萄牙的宗教裁判所是直到十六世紀八十年代，自葡萄牙和西班牙合並於腓力二世的統治之下後，才真正變得殘忍恐怖。這個時候，隱蔽著的猶太教徒，包括亞伯拉罕．扎庫特等天文學家在內，都紛紛逃離葡萄牙以求保全性命。他們帶走的不僅是錢、經商技能、生意關係和知識，而且還有——甚至是更重要的——那些無可估量其重要性的、在思想上起催化作用的兩個主導因素：好奇心和敢於持有異議。

當然，葡萄牙跟歐洲各國有交往，而且建立了殖民帝國，它不可能與外界隔絕。從國外回來的一些外交官和代理人帶回了一種信息，即世界各地在前進，而葡萄牙卻停滯不前。這些人得到一個貶損性的綽號：「異化分子」，受到人們的嚴重懷疑，被認為是思想受了污染。葡萄牙人的自豪心必然使這些人的意見得不到考慮。真是極其不幸。其實，這些人是看到了別的葡萄牙人所看不到或不願看到的事情：在基督教信仰上追求一律，是愚蠢的；教會正在吞噬國家的財富；政府不致力於扶助農業和工業，已經使葡萄牙淪為「英國的一塊最好和最有利可圖的殖民地」。（英國的經典經濟學家倒是有不同的看法。李嘉圖就把葡萄牙選作追求比較優勢而從貿易獲益的例子。）

由這種貿易引出的一種變化，就是有人企圖從別人的貿易活動中謀利，經濟學家也許會稱這種做法為謀取經濟收益。葡萄牙人仗勢欺人，尤其兇惡。他們成為印度洋上的強盜巨頭。所有的過往商船都必須向葡萄牙人購買交易許可證。那些沒有許可證的商船可能被沒收。葡萄牙人轉向當地的貿易和敲詐勒索，得以節約大量的人力物力。他們從歐洲派到亞洲的船舶比原先少多了。他們改用印度人製造的船只。在印度，到處都可以找到優質、堅硬的木頭，木匠們很快掌握了歐洲的造船技術——報酬卻低得多。船員也大都是當地人。和*圖*書有時除了有十五或二十個歐洲（或歐亞混血兒）士兵、炮手和軍官外，剩下的則全都是亞洲人或非洲奴隸了。印度洋那麼遼闊，有人也許會想，葡萄牙人要讓別人服從他們的管制，就需要沒完沒了地派出艦船，四處巡邏。然而印度洋的地形幫了忙：那裏能走商船的航線和通道狹窄，便於監視。除此之外，無需四處查看，幾次象徵性的強行登船和沒收就起作用了。

在葡萄牙國內和海外殖民地，都設置了三道審查關卡來嚴格控制書刊的出版，阻擋創新。批准成立的印刷廠（在果阿有，在巴西則根本沒有）都掌握在天主教教士手中。他們將出版物僅限於詞典和宗教讀物。直到一八〇七年，當葡萄牙王室為躲避拿破崙的入侵而逃到巴西時，才把印刷機帶到巴西。政府衙門需要建立檔案和印發政令、法規等文件，不能沒有一個印刷廠。——見Lang，Portuguese Brazil，第一百九十五頁。從巴西到安哥拉，即使是這些安全的讀物也必須預先送到葡萄牙審定。

然而更危險的敵人卻正在到來。一旦荷蘭人和英國人進入這個地區，一切就都變了。一六〇五年，荷蘭人佔領了安波那島（安汶島）並將葡萄牙的勢力驅逐出摩鹿加群島（香料群島）。一六二二年，因為波斯有英國這一強大的後盾提供船只和武器，葡萄牙又被波斯奪去霍爾木茲海峽。一六三八年，荷蘭從葡萄牙手中奪去埃爾米納（Elmina），它原是葡萄牙在幾內亞灣沿岸建立的第一座城堡，是葡萄牙航海先驅和販賣非洲黃金和奴隸的象徵。一六四一年，荷蘭佔領馬六甲；在一六六五～一六六七年間，又佔領了望加錫海峽（位於印度尼西亞的蘇拉威西島和加裏曼丹島之間）。在這一過程中，荷蘭人幹脆將葡萄牙人趕出了香料群島這一起始的爭奪目標。葡萄牙好景不長，但葡萄牙人的自豪感在逆境中依然旺盛，盡可能抓住他們尚能抓住的地方不放。例如，他們在果阿一直堅持到一九六一年（儘管它早已失去其財富和商業上的重要地位），此時已經強大得多的印度政府無需任何挑釁和借口，就長驅直入收復了果阿。沒有一個自尊而獨立的國家能允許在其國土上存在這樣一塊殖民地。

到一六〇〇年，尤其是到一七〇〇年，葡萄牙已成為一個落後的弱國。昔日那些表面上皈依基督教的猶太科學家、數學家和醫師都逃走了；沒有敢持異議的人來接替他們。一七三六年，多姆．路易斯．達．庫尼亞嘆息說，可惜葡萄牙沒有改革派（加爾文教派）那樣的人。他指出，法國人正是由於天主教會受到了胡格諾教派的挑戰，才得以避免落到他們的葡萄牙兄弟如此的「悲慘」田地。話很刺耳，但一語破的。如果說商品上的互通有無很重要，那麼思想上的互通有無要更加重要得多。

然而，葡萄牙人也是迫不得已而採用了與機會主義的西班牙征服者大不相同的政治謀略。首先，在他們來到的這些地方，人口比西班牙征服的墨西哥和南美洲印加帝國稠密得多，這些當地人掌握了金屬兵器，驍勇善戰，是難以對付的敵手。另一方面，他們能夠抵禦葡萄牙人帶來的疾病。相反，葡萄牙人卻害怕當地的傳染病和寄生蟲。結果葡萄牙人就不得不限制自己的欲望，以避免分散自己的兵力。葡萄牙人著眼於佔領一些戰略要地和重要的交通樞紐——非洲海岸的蒙巴薩和馬林迪（航行到印度的中轉點），位於波斯灣入口處的霍爾木茲海峽，馬六甲（位於蘇門答臘和馬來西亞之間，連接印度洋和錫蘭灣與南中國海、香料群島的海峽），珠江口附近的澳門（中國東南部的入口）。他們還想佔據亞hetubook.com.com丁（紅海的入口），但一直也沒能實現這一願望。所有這些地方中最重要的莫過於果阿——馬拉巴爾海岸一顆璀璨的明珠，胡椒貿易的集散地，也是將阿拉伯馬匹運往南印度的重要港口（印度南部的氣候是不適於養馬的），它一面有海洋作天然的屏障，在陸地這邊則有一條充斥著鱷魚的運河作保護。

為了彌補香料貿易上所受的損失，葡萄牙人開始介入亞洲內部的貿易。在歐洲人還未到達之前，亞洲內部的貿易已非常興隆：古吉拉特人、爪哇人以及中國商人販運胡椒和別的香料，交換印度和中國的紡織品及中國瓷器；阿拉伯商人從非洲販運黑奴，經陸路和水路把他們賣到各伊斯蘭國家；還有來往於各地的船舶裝運著柚木、檀香木等優質木材，象牙，被視為珍貴壯陽劑的犀牛角，以及珍稀的或不太珍稀的動物，包括猴子、老虎，其中最主要的是可以在戰爭中或慶祝儀式中派上用場的大象和馬；每一位商人都帶著貴金屬以進行交易（來自新大陸及印度和中國的銀子，來自東非和日本的黃金）。這種亞洲貿易大體上是自發而隨意的——恰似一種不規則的布朗運動。人隨貨走，從一個港口到另一個港口。這就是後來被我們看做是不定期貨船的一種貿易方式；這是些沒有固定航線的帆船。

現今的人也許想不明白，為什麼胡椒和其他一些辛辣佐料在當年會令歐洲人感到那麼珍貴？原因在於，當時的生活條件有限，要設法解決食品的保藏問題。在那時，糧食勉強夠吃，而到了漫長的冬季，除了飼養種畜、役畜和馬匹以外，就不可能再撥出大量的谷物餵別的牲口。所以，人們在秋天屠宰牲口就成了傳統。在沒有人工制冷的情況下，要把這麼一些肉保存一年，度過寒冬和暑夏，人們只好用煙熏、鹽腌和塗抹香料等辦法；等到烹飪的時候，還用濃濃的佐料調味，把肉的腐味掩蓋起來。有一種似乎自相矛盾的現象：氣候炎熱的地方，吃的葷菜通常比寒冷地區更辣，道理就在於他們需要更多的掩蓋。

難道有過別的新來者比這些葡萄牙人更起勁地給自己製造麻煩嗎？

宗教信仰對商業造成嚴重而不利的影響：它給那些本來應該比較順利的、可以使雙方都獲益匪淺的接觸中加入了一種不可調和的對立因素。葡萄牙人認為，穆斯林是異教徒，也是他們的信仰的敵人，對穆斯林採取任何殘忍手段都不為過分。所有的穆斯林船只都成了他們的攻擊目標；所有的伊斯蘭國家都被看成是他們的敵人。瓦斯科．達．伽馬在一五〇二年的第二次遠航中，在抵達卡利卡特（印度西南部港市科澤科德的舊稱）之前，曾截獲穆斯林小船隊，他下令將大約八百名「摩爾人」的鼻子、耳朵和手都割去，又將他們送歸當地統治者，以公開表示在宗教上對他們的輕視。他手下的一位軍官，也就是他的親舅舅文森特．索德，在馬拉巴爾海岸的坎納諾爾鞭笞一位穆斯林商人頭子，直到這個商人昏迷不醒，然後又將糞便灌進他的嘴巴，並拿一大塊豬肉蓋在上面，硬逼他咽下最臟的東西。

這是一個損失，但是從不容異說這方面來看，宗教迫害者們最大的損失莫過於他們強加給自己的打擊。正是這種自我縮小的過程加大了宗教迫害的持久性，使之不僅僅是持續一時或一代人的時間，而是持續幾代人和幾個世紀。到一五一三年，葡萄牙已缺乏天文學家；到十六世紀二十年代，科學界的領頭人都出走了。葡萄牙曾試圖建立新的、基督教的天文學和數學傳統，但失敗了，其中一個並非不重要的原因是，好的天文學家大都被懷疑是猶太教徒（與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對醫生們的猜疑頗為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