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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說，日本人借錢建船，利息是五厘，而外國人借錢建船呢？利息是二厘。這是鼓勵外商在日本做生意的津貼，而日本這個津貼是公諸全世界的，但會利用這機會的人卻不多。有些人知道，卻不利用，人家做了之後才嘆句走寶，有些人利用這個機會，但碰到困難便放棄了。只有不折不撓地去爭取機會，抓到機會之後又屢敗屢戰地去克服困難的人，才會成功。

對於這台機器，我本人當然有興趣，但按予本地銀行呢？本地銀行怕風險，頂多只按七成，那麼我的機器便買不成了。由於賣出一台過億元的機器，對甲國的經濟很有好處。為了促成這單生意，甲國便派半官方的銀行出馬，給與買家特價優待，又擔多些風險，貸較大筆的款，讓買家可按足九成。

每一個扶靈的人，和包玉剛都有極密切的關係。包玉剛的發達，與日本和匯豐銀行有極大的關係。前文所說的創業機會，便是這間日本工業銀行（Industrial Bank of Japan，I.B.J.）提供的。這間銀行是，是一間半官方的銀行，目的是振興日本的工商業。任何一個有興趣到日本投資的企業家，都會或多或少得到日本工業銀行的協助。

這是中國人的智慧。一般來說，機靈聰明的人，看到眼前的利益，多會走短途，次次「割禾青」計數，而充滿智慧的人，相信自己的眼光將事業守下去。當你苦撐待變的時候，人家便會笑你是傻瓜。

任何一個國家，都是鼓勵出口m.hetubook.com.com的。譬如我要向甲國家買一台機器，費用是一億元的，但我這名買主，手上的資金只是一千萬元，為了買成這台機器，我一定要和銀行合作，貸借九千萬元。買了機器之後，再按予銀行，然後分十年八年攤還。

大陸自四九年解放之後，上海的豪門大族以及大商家，已經陸續挾帶巨款跑到香港暫住。支持蔣介石的富豪，紛紛跑到台灣居住，但對中共沒有信心，又不相信蔣介石的，只好暫時留在香港，看看時局的發展再作打算。

除了藉此機會為自己創業，包玉剛又「轉了一個彎」為日本船東解決了昂貴勞工的問題。「走了一個轉而找到機會」這句話，包玉剛很喜歡說，記得當年收購九倉的時候，包玉剛開了一個記者會，他說往當舖轉了一轉，籌到一筆巨款，即是匯豐銀行借出的二十一億元。因此之故，他可以出一百零五元的高價搶購市場上的九倉股份。

兩父子爭辯的結果，當然是包玉剛說服了父親，但包兆龍同意的，並不是包玉剛要實現偉大理想的說法，而是包玉剛要掌握創業機會的說法。做船務生意在當時來說，既少風險又能賺錢，比之買樓收租，收益更多。

為甚麼凌先生要急急將樓宇賣出呢？因為凌先生打過算盤，認為樓宇的價值和租金的升幅不合乎理想。每間樓價值是一百五十萬元，租金只是一萬元左右，收入只是六厘左右罷了，比之存錢入銀行，利潤還低，凌先生認為炒賣樓宇賺取即時ｗww.hｅtuｂｏｏｋ.ｃom.coｍ利潤，是精明的做法。

包玉剛看到甚麼創業機會呢？這是一個日本人向世界各國提供的機會，或者包玉剛受胡雪巖的影響吧，他看到這個機會而世界上的人卻忽略了。

當日本廠商和包玉剛租船時，日本人發覺他是一名傻瓜，比如說，一條船每日的支出是一萬元一天，這是成本價，而包玉剛的船的租金呢？只是一萬零五百元一天，但市場的公價呢？卻是二萬元，為甚麼他開的價可以比人平呢？

在包玉剛喪禮上，有八位扶靈的知名人士。這八位知名人士為中國的代表新華社社長周南，英國的代表前首相戴卓爾夫人的丈夫戴卓爾先生，老同鄉邵逸夫爵士，老搭檔匯豐銀行現任大班蒲偉士，和包玉剛爵士參與基本法工作的安子介博士，名人李嘉誠先生、日本工業銀行董事長池浦喜三郎，以及包玉剛最早期的合作夥伴前任匯豐銀行大班桑達士爵士。

另一位朋友叫傅先生，他也同時購入了四個單位，傅先生認為投資房產除了可得租金收益，還可藉樓宇升值賺錢。傅先生決定將四間樓「揸」上一段時間，作為較長線的投資。為了減輕負擔，傅先生平價將樓宇租出去，市價是一萬元的租金，傅先生只要有人肯租，八九千元也肯租出。樓宇租出了，傅先生整個人便安樂了，因為租約是兩年長。從租金的收益中，傅先生也可尋求暫時性的穩定。

包玉剛初到香港時，也是打算暫時居留，他和朋友在今日的華人行舊址租了一個辦公室，租金ｈtｔps://wｗw.hetｕｂoｏｋ•ｃom•cｏm是二百元，這是一個斗室，相傳兩個人不能同時出入，要其中一個進入了辦公室，坐定了，另一個才可以推門進入。初期只是做一些出入口的買賣生意，辦一些中國土產如乾貨、鴨毛、肥料以及畜生飼料之類的進出口貿易。這種生意，可說是乾手淨腳，賺取佣金的買賣罷了。

當時的有錢人，都以香港為踏腳石，在他們心目中，有兩個計劃，第一個計劃是待塵埃落定之後，和共產黨官員合作，重回大陸，重整旗鼓。杜月笙雖然流落香港，在一九五零年初，他曾派大兒子以中匯銀行經理的身分，借探望恩人林桂生大姐的病而去探問新中國對他的態度，他是準備回去的，可惜大家談不來。商家們明白，任何政府也渴望和商家們合作，共同搞好經濟。商家們挾帶巨資停留在香港，只是權宜之計罷了。

另一個計劃是移民美國，但對於有野心的企業家來說移民美國是不甘心的。移民只是退休的打算，較為年輕的企業家，是希望更上一層樓的。要在事業上突破，只有回歸上海。事實上，無論白貓黑貓，在政治家心目中，能夠提供職位，製造財富的資本家，便是好貓，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都要為人民創造財富。所以，流落香港的上海企業家，都抱著一個暫時留港的打算。

包玉剛如何「走了一轉」為日本船東廠家服務呢？

日本的日本工業銀行，便是這類特別優待外商的銀行，除了給與較高的按揭率，又提供優惠利率。

當年包玉剛向日本廠商提和圖書出廉價租船建議的時候，全日本上下的商家和船東，也笑包玉剛是一名傻瓜，有經驗的船東，哪會這麼笨呢？日本人也明白，包玉剛初入行，當然笨一點，既然傻瓜送上門，日本廠家便爭相向包玉剛租船，以免失了平租的機會。

包兆龍的意思，是做點地產生意，買樓收租，比較上實際兼實惠。不需要動腦筋便可以享有成果，對於具有退休心態的老包來說，是一件理想的事。但有野心的包玉剛認為，做地主收租，是比較上被動的，對社會也算不上有甚麼貢獻。要令當時香港的經濟改善，一定要協助政府解決人民的就業問題。做企業的人，一方面可以提供就業機會，令社會安定，另方面又可以教育世人，傳遞技術。

包玉剛也有自己的算盤，由於他可以僱用東南亞工資較低的船員，減低了成本，故此他可開出較低的價，而他這樣做，便可引來大量租客，甚至長期的租客。

正如投資房產，投資房產的利潤，來自兩方面，一是租金，另一個是樓宇的升值。年中有兩位朋友，剛巧買了四間樓宇，其中一位凌先生，待樓宇升了百分之十之後，即時賣出了，每間樓宇為凌先生賺來十五萬元，四間便賺了六十萬元。而凌先生賺取這六十萬元，只是一個月內的事。凌先生的賺錢能力，令人羨慕得很。

他們兩人的機會均等，但眼光卻不同。包玉剛和當時的船東眼光的分別也在這裏，包氏是看見森林，也看見樹木，其他船東呢？只看到了樹木而看不到森林。

在工業發達的國家，勞工成本是和_圖_書很貴的。日本船公司的職員，工資比較高。如果日本船東建了船，掛著日本旗行走的話，一定要聘用日本船員，工資方面很不划算。要省錢，只好利用東南亞的勞工。

殊不知道，兩個月之後，樓市突然轉旺，原因是中英兩政府決定在赤鱲角興建機場，這時本應是一百五十萬元的樓宇，在短短三幾個月間，升至三百多萬，傅先生的總收益是六百萬元而凌先生的收益僅是六十萬元。

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為了恢復國勢，便從工商業入手，向世界各地的企業家大開方便之門。

韓戰爆發後，美國隨著對中共實行封鎖政策。上海的企業家面對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冷戰，整個心也實了。共產中國實行的鎖國政策，令流落香港的企業家要謀求出路，眼見上海回不得，美國又不甘心去，只好面對現實，在香港發展事業。他們全盤計劃因此改變了，將香港的生意，由暫時過渡性而改變成永久性。

包玉剛向日本人貸款建船，建了船之後，又租回給日本人，讓日本廠商運貨在世界上各地走。包玉剛在日本是外商，因此他的船不掛日本旗，依船員公會的規定，他可以聘用外國船員，省回一大筆工資，節省了成本。

到了一九五五年，包玉剛決定做船務的生意。最初的時候，他的父親包兆龍是反對的，因為這是一個新興的行業，本著「不熟不做」的法則，冒險是不值得。當年包家由上海移到了香港，全家的資產只有港幣四十萬元罷了。這筆本錢，在以千萬元的投資的船務來說，很難起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