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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兒子立即出發到倫敦去了，在路上我們只稍稍逗留去參觀索爾茲伯里平原的史前石柱和威爾頓的潘潑羅克勳爵的私邸和花園和他的非常珍奇的古玩。我們在一七五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到達倫敦。

但是在這耽擱期間，州議會已經慫恿田納州長通過一個議案，業主們的財產要像人民的財產一樣納稅，這是爭執中的焦點，州議會也不答覆業主們的咨文了。

我提到（但是毫無效果）我被迫長期逗留在紐約，因而使我不得不支出巨大而意外的費用，所以我要求立即付款。我指出我辦理採購並未支取傭金，因此他們應當立即償還我墊付的款項，不應當再增加我的麻煩，也不應當再事拖延。聽到這句話，他說：「唉，先生，你不要以為你能使我們相信你沒有得到什麼好處，這些事情我們很了解，我們知道所有與軍隊採辦有關的人都有辦法從中中飽。」我使他確信我的情況並非如此，我並沒有因此賺一文錢，但是他顯然不相信我的話，以後我確實聽說有人常從這種工作中發了大財。至於欠我的餘數，到今天還沒有償還，以後我還要提到。

我們有一個看守人安置在船首，他們常向他叫喊「仔細看前面的地方」，他就回答：「是，是」，但是可能這時候他正閉著眼睛在半睡的狀態中。據說他們有時候只是機械地回答；因為在我們前面的燈他卻沒有看見。這個燈給副帆遮住了，所以掌舵的和其他值班的人都沒有看到，但是由於船身偶然一偏，他們發現了這個燈，因此大驚失色，因為我們離開這個燈已經很近了，燈光看去大似車輪。這時正是午夜，我們的船長正在酣睡，但是肯納特上校跳上甲板，看到了危險，命令調轉船頭，所有風篷都扯著，這一動作對桅杆來說是危險的，但是這一來卻使我們躲開了礁石，故此我們倖免於難，因為當時我們正向著裝置著燈塔的礁石駛去。這次脫險使我特別強烈地感到燈塔的效用，使我決心提倡在美洲修建更多的燈塔——如果我能生還美洲的話。

所謂措辭不當或是粗魯無禮可能是指我寫給他們的文件中我沒有寫上他們僭取的尊稱「賓夕法尼亞州真正的絕對的業主」，我之所以沒有寫上是因為我認為在這個文件中沒有這個必要，m.hetubook.com.com這個文件的目的只是在於把我口頭所講的用文字確定下來。

查理先生早已替我安排好了寓所，我安頓下來以後馬上就去拜訪方壽節博士。有人向他大力推薦我，同時人們也勸我去請教他關於訴訟的程序。他反對馬上向政府提出控告，他主張私人先跟業主們商量，經過朋友們的調停和勸導，業主們或許願意友好解決。接著我就去訪問我的老友和通信者彼得．柯令遜先生，他告訴我那個維吉尼亞大商人約翰．韓布雷要求他等我一到馬上就通知他，使他可以帶我去見樞密院議長葛蘭費勳爵，這位勳爵希望能夠盡快地見到我，我同意第二天上午跟他同去。於是韓布雷先生來接我，跟我同坐著他的馬車去見那位貴人。葛蘭費勳爵待我謙恭有禮，在詢問和談論了一些關於美洲現狀的問題以後，他對我說：「你們美洲人對於你們的政體有一種錯誤的看法：你們力爭國王對他州長的訓令並非法律，以為你們可以任意自由決定遵守與否。但是這些訓令與公使出國時所帶的有關細小儀節的袖珍指南不同，它們首先由熟諳法律的法官們起草，然後在樞密院裡考慮、辯論或修改，最後由國王簽署。所以這些訓令，從你們方面來說，是國法，因為英王是『殖民地的立法者』。」我告訴葛蘭費勳爵這對我是聞所未聞。根據我們的特許狀我一向以為我們的法律是由我們的議會制訂的，這當然要呈請國王批准，但是一經批准，國王就無權加以廢除或更改。所以雖然議會不經國王批准不能制訂永久性的法律，但是不得到議會的同意國王也不能立法。他力言我是完全錯誤的。但是我不同意。葛蘭費勳爵的談話使我對於英王政府對於我們的可能想法稍稍有點擔心，我一回到寓所，就把這次談話記下來。我記得大約在二十年以前，內閣向國會提出的議案中有一條，提議把國王的訓令作為殖民地的法律，但是眾議院否決了這一條款，當時我們還因此愛戴他們，以為他們是我們的朋友，自由的友人。到了一七六五年從他們對我們的舉動中看來，好像他們以前拒絕給國王以統治權，目的只是為了替他們自己保留這一特權罷了。

州議會認為我所訂立的契約的第一部分是對於賓州的一個重大貢獻，因為它鞏固了分布在全國各處的紙幣的信用。當我回來時他ｗww.ｈｅtuboｏk.ｃoｍ.ｃom們正式向我表示感謝。但是業主們恨極了田納州長，因為他批准了這一議案，他們撤銷了他的職務，威脅著要控告他違背他立約遵守的指示。但是他是奉將軍之命而行的，並且是為了英王的軍務，同時他在英國宮廷裡也認識一些有權勢的人，所以他不把這些威脅放在眼裡，這些威脅也從來沒有實現。

即使在海上的簡單駕駛操作方面，我也常常看到在不同值班時間裡，不同船員的不同做法，雖然風力並無變更。一個船員比另一個船員把帆篷扯轉得多一些或少一些，所以似乎並沒有一定可資遵循的規程。但是我想或許可以做一系列的實驗：首先，決定最適合於速航的船身式樣；第二，桅杆最合適的尺寸和放置桅杆最合適的位置；按著帆篷的式樣、數量和跟著風向不同的各種扯帆的方式；最後，裝貨的方法。現在是實驗時代，我想做這樣一系列設計精確和相互配合起來的實驗，是大有裨益的。因此，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一些聰明的科學家會從事這種研究，我祝他們成功！

但是當這個議案送到英國來的時候，業主們根據鮑黎的建議，決定反對由國王加以批准。於是他們在樞密院裡向國王請願，接著樞密院就定期審案，業主們雇用了兩個律師反對這個議案，我也雇用兩個律師擁護這個議案。他們供述這個議案的目的是在使業主的財產負擔過重的捐稅，以便減輕人民的負擔。如果這個法律繼續有效，由於人民對業主有反感，業主們在捐稅負擔方面就只好由人民任意擺佈，他們必然會破產。我們說這個議案並沒有這樣的企圖，結果也絕不會如此，我們說估稅員都是誠實和謹慎的人，他們立誓要公平合理地估稅，如果增加了業主們的稅額，他們每人從減輕自己捐稅中所能期望得到的利益是非常渺小的，他們絕不至於因此毀誓背約。根據我的記憶，這是雙方陳詞的要旨，此外我們強調指出這一法律廢除後的危險後果，因為我們已經發行了十萬鎊金額的紙幣，供給英王使用，用於英王軍務，現在紙幣已經在民間流通，法律一旦廢除，在人民手中的紙幣就成了廢紙了，許多人會因此而破產，將來要發行補助金就完全沒有把握了。我們強調指出業主們損人利己的品質，僅僅因為他們無中生有地害怕他們的財產會負擔過重的捐稅，他們就教和圖書唆他人造成這樣巨大的災難。講到這裡，樞密院的一位大臣曼斯菲爾德勳爵站了起來，向我招招手，當律師們正在進行辯論時，把我拉到祕書室裡，問我是否真正相信在執行這法律時業主的財產不致受到歧視。我說當然。他說：「那麼你不會反對立約擔保這一點吧？」我說：「並不反對。」接著他把鮑黎叫了進來，經過一些討論以後，雙方接受了曼斯菲爾德勳爵的建議。樞密院的祕書就起草了這樣一個文件，我和查理先生在上面簽了字，查理先生是賓州的代理人，處理日常事務的，然後曼斯菲爾德勳爵回到了樞密院會議室，最後這條法律就批准了。但是樞密院建議作某些修正，我們也保證把這些修正放在附隨法裡，但是州議會認為無此必要，因為在樞密院的命令到達之前，這個法律的第一年捐稅已經徵收了。州議會指定了一個委員會檢查估稅員的工作，他們委任了幾個業主們的密友作為委員。經過了詳細的調查以後，他們全體一致地簽署了一個報告，證明估稅工作是完全公平無私的。

過了幾天，方壽節博士跟業主們提了這件事，他們同意在春園的Ｔ．潘先生家中跟我會面。談話開始時雙方表示願意尋求合理解決，但是我想雙方對於「合理」一詞各有自己的解釋。接著我們就討論我們控訴的各點，我一一加以列舉。業主們盡力為他們自己的行動辯解，我也替州議會的行動辯護。當時我們的距離很遠，雙方的意見相距十萬八千里，簡直沒有達成協議的希望，但是最後決定要我把我們控訴的項目用書面一一列出交給他們，他們答應加以考慮。不久以後我就照辦了。但是他們把我們的控訴交給他們的律師斐迪南．約翰．鮑黎，他在他們跟鄰州馬里蘭的業主鮑得摩爾勳爵的大訴訟案中替他們辦理過法律事務，這件大訴訟案已經繼續了七十年之久。業主們與州議會爭執中的所有文件和咨文都是鮑黎執筆的。他生性傲慢，脾氣暴躁，由於過去在州議會的覆文中我有時對他的文件抨擊稍嚴，因為這些文件事實上是說理淺薄，措辭蠻橫，所以他與我結下了不解之仇，每次我們見面，他總是露出這種仇恨，業主們提出要我和他單獨討論控訴的各項事務，我拒絕了，除了業主們自己以外我不願跟任何人談判。以後，根據鮑黎的建議，他們把我們的控訴交給檢察長和副檢察長m•heｔｕｂｏoｋ•ｃｏm•ｃom，要求他們提出意見和處理辦法，在他們手裡這件案子足足擱了一整年只差八天。在這期間我屢次向業主們要求答覆，但是他們的回答總是他們還沒有接到檢察長和副檢察長的意見。但是當他們接到檢察長和副檢察長的意見時，究竟內容是什麼，我從來未曾知道，因為他們不告訴我。但是他們寫了一篇冗長的咨文（由鮑黎起稿和簽署的）寄給州議會，講到我的控訴書，說我粗魯無禮，措辭不當，同時也替他們自己的行動作了些淺薄的辯解，最後表示如果州議會派遣一個公正坦率的人來跟他們談判，他們願意和解。他們用這種方式暗示我不是這樣的人。

到了早晨，通過錘測等方法，發現我們已經駛近我們的港口了，但是大霧彌漫，見不到陸地。約在九時左右，霧漸漸地散了，好像劇院裡的幕幔一樣，霧從水上升了起來，在幕下看到了法爾茅斯的市鎮、港內的船隻和四周的田野。對那些長時期以來除了單調的茫茫大海以外別無所見的人，這是一種最動人的景色，同時使我們更感到快慰的是現在我們再不必因為戰爭而擔憂了。

我記載上面這個事實是為了說明下面這一點。作為造船術上的一個缺點，據說一艘新船造好後，究竟它是否是一艘優良的帆船，非要等到試航後才能知道，因為儘管你嚴格地按照一艘好船的模型仿造，新船造好後相反地會變成十分呆滯。我想這一部分是由於海員們對於裝貨、裝帆和駛帆的方式各有千秋，每人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同一艘船，按照一個船長的判斷和命令裝貨，行駛起來會比它在另外一個船長的指揮下來得快或慢。並且從來沒有一艘船是由同一人製造、裝備和駕駛的。一個人造船身，另一個人裝帆，第三個人裝貨和駕駛。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能夠完全了解其他人的思想和經驗，因此當這幾方面合起來的時候，就很難得到正確的結論了。

在海上我們幾次受到了敵人的追擊，但是我們比誰都走得快，在三十天之內我們駛到淺水地區了。我們的航海測量很準確，船長根據他的判斷把我們帶到非常靠近我們的港口法爾茅斯的地方，如果我們在夜裡迅速航行，在早晨我們或許就停在港口了，並且夜間航行可以避免敵方私掠船的注意，因為它們常在海峽口附近巡邏。於是我們扯起了所有的帆，因為那天風力很強，我們向前直駛，進程和圖書甚速。船長在測量以後決定了航線，以為一定可以遠遠地避開細黎群島。但是在聖喬治海峽裡似乎有時候有一股強烈的沿岸流，它經常使海員上當，曾經使得克勞斯萊．蕭佛爾爵士的艦隊覆沒。這股沿岸流或許就是我們遇到事故的原因。

那位船長說這艘船的速度曾經有一次達到十三海浬，計算起來，就是每小時十三海浬。我們船上的乘客中有一位海軍的肯納特上校，他力辯說這是不可能的，沒有船能駛得這麼快，一定是船長把測線上的標度弄錯了，或是擲測線時出了毛病。他們兩個人就打了賭，等候有足夠風力的時候就可以決定勝負。於是肯納特仔細端詳那根測線，認為滿意以後，他就決定親自動手來測量。於是過了幾天，當風力很強時，郵船的船長勞特威說他相信當時船行的速度是十三海浬，肯納特就進行了測量，結果他承認自己賭輸了。

在我們啟碇前，我們的船長大大地誇獎了他那艘船速度很快。但是不幸得很，航行一開始，它被證明是九十六艘帆船中行動最遲緩的一艘，這使得船長非常懊喪。關於行動遲緩的原因船長做了許多猜測，有一次我們靠近另外一艘幾乎跟我們一樣慢的船，但是那艘船卻追上我們了，這時船長命令全體人員跑到船尾去，盡可能地站在旗杆附近。連乘客在內，我們共有約四十人。當我們站在船尾時，船的速度就加快了，一忽兒就把附近的一艘船遠遠地拋在後面了。這清楚地證明了我們船長所猜想的是確實的：就是船首裝得太重了。似乎這是因為大桶的水都放在船首，因此他命令把這些水桶向船尾搬動。以後這艘船就恢復了它的本性，成為全隊中最優良的帆船。

在我上述逗留紐約期間，我收到了我替布雷多克採辦糧秣等物的各種賬單，在這以前，其中有些賬單我還來不及從我所雇用的各採辦員那裡收回，我把賬單送到勞登勳爵處，請求付償餘數。他命令主管人員對這些賬單加以徹底的審查，那位軍官核對每一張付款憑單以後，證明賬目和差額準確無誤，勞登勳爵就應允給我一張發款員的支票。但是他一再拖延，雖然我經常按照約定時間去取，我一直沒有拿到。最後，在我動身前，他告訴我說經過仔細考慮以後，他決定不把他的賬款和他前任的賬款混在一起。他說：「你到了英國，只要把你的賬單呈送國庫，他們馬上就會把餘款還給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