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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鬧了,費曼先生

作者:理查.費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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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 笑鬧中的真智慧 桃太郎,我投降!

第五部 笑鬧中的真智慧

桃太郎,我投降!

那是我第一次到日本。我很想再回去,我告訴他們,只要有大學想要我,我都肯去。因此日本人就安排了一連串的地點,讓我到每個地方待上幾天。
「我請她給我們咖啡。」
惠勒在信中說,如果我們能先學一點日文會更好,他還附了一本軍中使用的片語讀本。我找到一個日本婦人為我矯正發音,自己也練習用筷子挾起紙屑,並且讀了很多談日本的書。當時對我而言,日本是個神秘的國度,我想,能到一個陌生而奇妙的國家是件很有趣的事,因此我非常用功。
這真是個很棒的房間。今天大家都對日式房間的標準配備很熟悉,但當時對我來說,一切都是嶄新的經驗。牆壁上一小塊凹下去的地方,掛了一幅畫;花瓶裡雅致地插著柳枝,地板上擺了一張桌子,旁邊放了椅墊;房間的一頭還有兩扇紙門,推開後直接面向花園。

愉快的日本之行

「哼!」那便是他整個晚上跟我說過唯一的一段話,內容實在不怎麼令人鼓舞。
我從來沒有上過《時代週刊》,覺得興奮極了。我很為自己的研究感到驕傲,研究成果在會議上也頗受肯定,因此我說:「當然可以!」
書上說日本式洗澡很複雜,他們在浴池裡放很多水,從外面加熱。大家不能把肥皂放進洗澡水裡,把水弄髒——這樣下一個人就沒辦法洗了。
一到旅館,我就知道還是值得:那家旅館真可愛,在它的大門前有個讓你脫鞋子的地方,然後有個穿傳統和服的女孩,腳上穿著拖鞋出來,拿起你的行李。你得跟著她行經走廊上鋪著蓆子的地板,穿過紙門,只聽得她「漆—漆—漆」地踩著碎步。一切都太美好了!
有一次,巴士遲遲不啟程,有個傢伙說:「嗨,費曼!你懂日文,叫他們快點開動!」
「費曼教授,這恐怕是不可能的。」
在京都的時候,我拚命學日文,比以前下了更多苦功,後來進步到可以搭出租車到處跑、辦事情。那段期間,我跟一個日本人學日文,每天一個小時。
我決定盡可能過日式的生活,但這卻意味著我得吃很多魚。從小我就不喜歡吃魚,但是我發現,在日本不吃魚實在太孩子氣了,我在那裡吃了很多魚,而且樂此不疲。
他以為我是一步步地跟著他演算,其實不然。我腦中想的,是他正在分析的理論中某個特定、實際的例子,而根據過去經驗和直覺,我很清楚這例子的特性。所以當方程式應該會如何如何,我知道那是一步錯誤的推論,於是跳起來說:「等一下!那裡有個錯誤!」
派斯正好從浴室出來,身上一|絲|不|掛而且滴著水。她轉向派斯,同樣泰然自若的說:「?????????。」
原來,我是唯一學了點日文的人,連要我們學日文的惠勒教授自己都沒花工夫學,我簡直受不了。我讀過一些關於日本旅館的資料,日本式的旅館應該和我們住的這家大不相同!
hetubook.com.com不到五分鐘,女服務生就端著茶盤進來,上面除了茶,還有糖果,就好像在家裡招待客人一樣。在美國,如果有人到旅館房間來拜訪你,沒人會理你,你得打電話叫人來服務。在這裡用餐也與眾不同。你吃飯的時候,端食物進來的女孩會一直陪在旁邊,所以你不是孤單一個人進餐;儘管我沒辦法跟這女孩深入交談,不過沒關係。食物也很特別,例如湯是用一個有蓋的小碗盛著,打開蓋子以後,呈現一幅美麗的圖畫:點點綠蔥浮在美味的湯上,真是精采。
第二天早上,負責照料我們房間的年輕女服務生為我們準備好洗澡水,洗澡盆就在房間裡。過了一會兒,她端著早餐進來,我這時衣服還未穿好。她轉向我,很有禮貌地打招呼:「?????????(早安)。」
他們教我說。
往後,我慢慢發現派斯說得很對;但在當時,我覺得如果自己名字能出現在《時代週刊》上的話,實在很棒。
我讀了很多關於日本風俗的資料,曉得為什麼她被派來我的房間。我想:「這可能很有趣!」
「沒關係,」我說,「早上我來搭巴士的時候,會先到旅館看看有沒有我的信。」
「是,沒錯,但要用不同的字——這比較有禮貌。」
在日本的會議一共分為兩部分,一半在東京,另一半在京都。在前往京都途中,我告訴我的朋友派斯(Abraham Pais)關於日式旅館的事,他也想試試。我們住在一家名叫「都城」的旅館,那裡有日式也有美式房間,派斯就和我共住一個日式房間。
「等一下,」我說,「你講的問題有沒有什麼例子?」
我做錯了什麼?
「噢,你這騙子!你在亂開玩笑,費曼。」
「為什麼你要改住日式旅館呢?」
翁薩格說:「我們應該告訴他,從來沒有人能從基本理論開始,研究出任何相轉換的數量級。因此,如果他的理論不能讓他正確計算出數量級,也並不代表他還未充分瞭解液態氦的其他層面。」原來他要說的只是恭維的好話呢!但是他剛開始講話的語氣,讓我以為這次會被修理得很慘!
我在書上讀到過,日本人都很客氣,但也非常固執;你必須不斷地下工夫。所以我決定要像他們一般頑固,而且一樣的客氣。這是一場心戰,我們反反覆覆磨了半小時。
我把地址複述了一遍,那人說:「沒錯。很謝謝你,派斯先生。」
我心想:「天哪!我做錯了什麼啦?」
他說日本即將舉行一個理論物理的國際會議,問我願不願意參加。戰前日本出過幾位大有名氣的物理學家,例如諾貝爾獎得主湯川秀樹(一九〇七至一九八一)、朝永振一郎(一九〇六至一九七九)以及仁科芳雄(一八九〇至一九五一)等。但是,這個會議的舉行,才是戰後日本重新恢復生命力的第一個跡象;我們都覺得應該參加,以幫助www.hetubook.com.com他們向前邁進。
走進我的房間之後,為我安排事情的日本人整個趴在地板上,鼻子貼著地板,女服務生也跪下來鼻子貼到地板上。我覺得手足無措,我也該把鼻子貼到地板上嗎?
基本上,第一種說法的含意是「你想不想瞄一下我的爛花園?」可是當你想看別人的花園時,你得說些類似「我能否參觀你那漂亮的花園?」這樣的話。因你必須用兩種不同的字眼。
第二天早上,我請那個為我們安排行程的日本人到我房間來。我說:「我想住到一家日本式的旅館裡。」
最後,他才坦承:「假如你住另外一家旅館,巴士要繞道接你去開會。」
「沒關係,這樣很好,我就是要找這樣的地方。」
他們早已在這家旅館作好妥善的信件寄送安排了!
所以,在日本時,除非他們給我一個實際的例子,我沒有辦法瞭解或者討論他們的研究工作,但是大多數人都提不出這樣的例子。提得出來的例子往往極為薄弱,用其他更簡單的方法就可以解決問題了。
這個日本旅館很宜人,有其他人來探訪我時,服務尤其周到。有人來到我的房間時,我們就坐在地板上談話。
「為什麼?」我抗議:「不管是我解方程式,還是你解方程式,我們做的是同樣的鬼東西!」
(等我回到美國,第一件事就是跑去賣魚的地方,但是太可怕了——就像從前一樣,我沒法忍受。後來我找出原因:原來魚必須要非常非常新鮮,否則就會帶有一些令我討厭的怪味。)有一次,我在日式旅館吃飯,他們端來一杯黃色的液體,裡面裝著一個又圓又硬、蛋黃大小的東西。一直到那時為止,我什麼都吃,但是這個東西把我嚇壞了,它看起來盤盤結結,像腦子一樣。我問女服務生那是什麼,她回答:「枯裡(kuri)。」這對我沒多大幫助,我猜那大概是章魚卵或其他類似的東西。我心裡毛毛的把它吃了下去,因為我想要盡可能日本化(三十年來,我一直記得「枯裡」這個詞,好像是什麼攸關性命的東西一樣)。
那傢伙瞪著他的方程式,果然,過了一會兒,他發現了錯誤,然後開始搞不懂這個開始時幾乎什麼都不知道的傢伙,怎麼有辦法在這堆雜亂無章的方程式中找出錯誤?
但是過了一會兒,當那些傢伙寫下一大堆方程式,停下來解釋一些東西時,我會說:「等一下!這裡有個錯誤!這不可能是正確的!」
我學會的日本話,許多時候還真的發揮了極大作用。

向日文投降

我告訴他,我覺得很難下嚥。
在每個地方,研究物理的人都會告訴我,他們正在做些什麼研究,我再跟他們討論。他們會告訴我,他們正在研究的大方向,然後就開始寫下一堆方程式。
我十分震驚。
我學日文的主要原因,是為了討論專業上的東西,所以我打算看看同樣的問題是不是也會發生m.hetubook.com•com在科學家身上。
翁薩格教授站起來,以他冷冷的聲音說:「費曼教授在我們這個領域還只是個新手,我想他需要一點指導。有些事情他應該知道,我們應該教教他。」
「我在說日本話。」我說。
我就說:「早?、早?、行???、行???!!」意思是「快點!快點!走吧!走吧!」
「我就是想這樣,我要嘗嘗看那究竟是什麼滋味。」
對日本人來說,食物的外觀也很重要。
「那樣嘛,你得用不同的『解』字。」他們說。
而車子也立刻開走了。
原來他們是在彼此問候,他為我表示接受這個房間。
有一天,他正在教我「看」這個字的日文。「好,」他說,「如果你想說『我可以看看你的花園嗎?』你應該怎麼說?」我用剛剛學會的字造了一個句子。
「好吧,那就沒問題。」他打了電話,我們終於上路去日式旅館。
「你什麼意思?」我一本正經。
「呃,是的——」
過了一會兒,女服務生進來,說了幾句日本話——跟洗澡有關。我知道日本式洗澡很有趣,我很想試試看,所以我說:「好!」
到過若干大學訪問之後,我在京都的湯川研究院待了好幾個月。我真喜歡在那裡工作,一切都那麼美好:早上你去上班,把鞋子脫掉,想喝茶的時候,就會有人過來奉上一杯茶。真是令人愉快!
招呼我的女服務生是個中年婦人。她幫我脫掉外套,給我一件和服——那是一件藍白相間的簡單袍子,讓我在旅館裡穿。
他告訴我,毫無疑問,女服務生是問我要不要洗澡;要的話,她會先為我準備妥當,並且在浴室空出來時通知我。當我犯下這麼嚴重的社交錯誤時,我實在很慶幸對方是湯川教授而不是其他人。
十幾二十分鐘後,好像有什麼映入我的眼簾。我抬頭往花園的方向看去,看到一個很美麗的年輕日本女人,穿著很可愛的衣服,坐在玄關上。
「噢!」他說:「出風頭準沒什麼好事!」
我穿上鞋子,披上和服就走出去。她勾著我的手臂,指點花園的景色給我看。
「好吧,好吧,這樣就沒問題。」結果就那麼簡單,只不過要花半個小時才能談到真正的問題。
在這段期間,我在研究液態氦的理論,而且發現可以利用量子動力學的定律來解釋「超流動性」(superfluidity)現象。我為此感到驕傲,而且將在京都會議中發表我的研究及發現。
「費曼,」他以沙啞的聲音說:「聽人家說,你自認已經瞭解液態氦了。」
發表報告之前的那個晚上,在餐會中坐我旁邊的恰好是翁薩格(Lars Onsager)教授。他是固態物理和液態氦問題的泰斗,也是那種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學者。

日本文化真奇怪

我們的東道主什麼都安排好了。第一天晚上,我們在旅館頂樓用餐,招呼我們的,是個穿和服的日本女人,菜單和圖書上寫的還是英文。我費了好大的勁才學了一些日本話,所以晚餐快結束時,我跟女服務生說:「?????持??下??。」她鞠了個躬,然後出去了。
抵達日本時,有人在機場接我們,帶我們到東京一家由名建築師萊特(Frank Lloyd Wright)設計的旅館。這是一家仿歐式的旅館,他們的歐洲風格徹底到連服務生都穿著全套的西方制服。感覺上,我們不像身處日本,簡直就是到了歐洲或美國。帶我們到房間的服務生走來走去,把百葉窗拉上拉下,等我們給小費——處處都是美國作風!
「噢,不!」我震驚地說:「我不是派斯,你要找的是派斯嗎?對不起,他回來的時候,我會告訴他你要跟他談。」
後來我發現,原來只因為她懂一點英文,旅館經理覺得我大概會喜歡她帶我去逛逛花園,就這麼簡單而已。當然,我有點失望,但我知道東西文化交流時,很容易發生誤會。
然後把早餐盤子放下。
有一個地方非常特別,我們住在樹林裡一個樸素的小屋裡,那是天皇到這裡住的地方。那地方很可愛,周圍環繞著樹林,有一種清幽之美。天皇會來這種地方小住,表示他對於大自然的感情,要比我們這些西方人強烈多了。
在美國,女服務生來送早餐的時候,如果看到男房客一|絲|不|掛站在那裡,保管會有尖叫和麻煩。但在日本,他們完全習以為常。我們覺得,在這些事情上他們比我們先進而且文明。
這時候,我已經和瑪麗露結了婚,而不管到哪裡,我們都受到很好的招待。有個地方特別為我們安排了一套舞蹈儀式,通常他們只為大的團體表演。在另一個地方,所有的學生都跑到船上來見我們;還有一處地方,連市長都親自來與我們會面。
「而且那裡沒有椅子,要你直接坐在桌子前面的地板上。」

讓自己日本化

「那是栗子。」他回答。
第二天我在研究院裡問我的日本同事:「『我解了狄拉克方程式』的日文要怎麼說?」
第二天,我在會場問一個日本人「枯裡」到底是什麼。
「不!不!」我說:「早上我會自己來這家旅館搭車。」
她會講一點英文。「你喜歡逛花園嗎?」她問。
由於我總是要求別人給我實際例子,而不是要他們寫數學方程式,所以有一份在科學家之間流傳的油印刊物(這是他們在戰後設計出來的一種簡單有效的傳播信息方式),用「費曼的轟炸及我們的回應」的標題,來總結我在日本各地的訪問。
「不對,不對!」他說:「當你說:『你想不想看看我的花園?』,你用的是第一個『看』,可是當你想看看別人的花園時,你必須用另外那個『看』字,比較有禮。」
「好。現在我要說:『請你解狄拉克方程式好嗎?』我要怎麼說?」
「好吧!你剛才在說什麼?」他說。
「不對,不對!」他說:「寺廟裡的花園更加、和*圖*書更加的優雅。所以你說話的語氣應該好像『我能把目光放在你那典雅無比的花園上嗎?』」同樣的一項概念,卻要用三四種不同的字眼來表達,只因為當我做這件事時,就很糟糕,但當做的人是你的時候,就很典雅。
第二天我發表報告,說明我所知道的液態氦理論。末尾,我抱怨我對液態氦仍然有些弄不懂的地方:到底液態氦的相轉換——從某一相轉換到另一相——是屬於第一級(first order)(例如當固體熔解或液體沸騰時的情形,其時溫度不變)還是第二級(例如在磁鐵中看到的某些現象,其中溫度不停變動)的現象?

樹大招風

馬夏克不相信。「我和你打賭,」他說:「如果她端咖啡進來——」女服務生端著咖啡出現,馬夏克輸了。
「因為在這家旅館裡,並不能感覺到自己身在日本。」
幾小時後派斯回來了:「嘿,派斯!派斯!」我興奮地說:「《時代週刊》打電話來!他們希望你寄一份你剛發表的報告過去。」
派斯看著我說:「天哪,我們太不文明了。」
我走到盥洗室,浴池就在那邊。雖然中間有門而且緊閉,但我聽得出來隔壁有人在洗澡。突然門打開了,正在洗澡的那個人出來看看是誰闖進來。「教授!」他用英文對我說:「其他人在洗澡的時候,你這樣走進盥洗室是個很糟糕的錯誤!」居然是湯川教授!
不到一天,我在房間就接到《時代週刊》打來的電話,打電話的人說:「我們對你的研究很有興趣,你能不能寄一份報告給我們?」
然後他又出了另一道題目:「你到廟裡去,想看看那裡的花園——」我造了一個句子,這次我用的是有禮貌的「看」字。
「當然有。」
「很好,那麼就舉一個例子。」這是我的作風:除非我腦袋裡能出現一個具體的例子,然後根據這個特例來演算下去,否則我無法理解他們說的東西。所以很多人一開始時會覺得我反應有點慢,不瞭解問題所在,因為我問一大堆笨問題,像「陰極是正的還是負的?陰離子是這樣的還是那樣的?」
我立刻發現,我的日本話大概不是平常用語。我是從軍隊的片語讀本中學會這些話,而它們一定十分粗魯;因為旅館裡的人都像老鼠般慌張地跑開,嘴裡說:「是!是!」
他正要走到電話旁,打電話給另一家旅館,卻又突然想起什麼停下來。事情又觸礁了。我又花了十五分鐘才搞懂,這次問題出在郵件,萬一會場有什麼函件要傳過來呢?
在巴西那年,快到年終的時候,我接到惠勒教授的信。
「很好。請把它寄到我們在東京的辦事處。」他把地址給我,我覺得太棒了。
「日式旅館不好,你要睡在地板上。」
我的朋友馬夏克迭聲地問:「什麼?什麼?」
我推開門欣賞花園的可愛,然後坐在桌子前做點事。
我投降了。我覺得日文不是我這種人學的,於是從此停止學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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