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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在會議上提出我的論點，他們說：「是的，費曼先生提出了一些很有趣的觀點，我們應該加以討論；我們暫時把這些觀點存檔，以後再討論。」他們全搞錯了。

他們說：「法典裡說，你不能在星期六生火。我們的問題是，我們在星期六能不能用電器？」

當時還發生了一件值得一提的事。神學院學生跟我討論過的另一個問題，是為什麼在學術界，比方說理論物理，猶太裔佔了大多數？那些學生認為、原因在於猶太人具有尊重學習的傳統：他們尊重猶太牧師（其實他們就負有教師的功能），也尊重教育。每個猶太家族都把這項傳統傳下去，因此如果有個猶太小孩在學校表現出色，他一定是功課很好——雖然也許他同時是個美式足球健將。

會議中有很多笨蛋——經過偽裝的笨蛋——把我逼瘋了。一般的笨蛋還好，你可以跟他們談、解釋，幫助他們走出迷惘。但經過偽裝的笨蛋——明明是笨蛋卻假裝不是，拚命想叫別人佩服他們，希望別人覺得他們聰明、偉大——這，我受不了！一般的笨蛋並不會騙人，誠實的笨蛋都很不錯；但是，不誠實的笨蛋便糟糕透了！而那就是我在會議中要應付的——一群偽裝過的假聰明、真笨蛋，我覺得很生氣！我決定，以後再也不要像那樣生氣了，我再也不要參加這種會議。

我很清楚，很多人是不會將碰到大學教授和碰到大將軍相提並論的。他們不會覺得兩者一般重要或同樣的美好，因此我猜那些學生說的話，實在也有幾分道理！

「什麼？」

「因此，就我看來，」我說，「我們根本沒有什麼對話可言。相反的，除了混亂一片之外，我們什麼也沒有！」

這真是令人失望。這些人的人生才剛開始，但他們的生命卻都用在詮釋猶太法典。想想看，在今天的年代，大家學習的目的是加入社會，做些事情——就算是作個猶太牧師。但令他們對科學產生興趣的唯一原因，卻只不過是由於那些古老、狹窄、從中古時代遺留下來的問題，在面對新現象時碰到其他問題，就這樣而已！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要用我們的方法證明，不同學科的人也能溝通和對話。」他們請來了國際律師、歷史學家、耶穌教會牧師、猶太教士以及科學家（那就是我了）等等。

「什麼的原因？」

立刻，我的邏輯思維就開始這樣推理起來：第二個問題可以不理，因為如果這行得通，就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就行不通。換句話說，如果沒有對話，我們就根本用不著去證明大家能否對話，去「討論」我們能否對話了！因此，比較重要和圖書的是第一個問題，但那個問題我聽不懂。

我正準備舉手問：「能否請你把問題定義得清楚一點，」但我又想，「不，我才是什麼都不懂呢，我最好還是先聽別人說吧，不要又惹出麻煩來啦。」

我在嘗試把問題定義清楚。研討會之所以開得毫無頭緒，主要是因為他們連題目都沒有明確地界定，因此大家都不知道應該說什麼。

會議期間有一次聚餐，餐宴中有位神學院長發表演說。

上帝高高在上，一切都來自上帝，一切都很有系統。但是到了今天，要把一切都弄明白並不那麼容易，因此知識變得支離破碎了。我覺得「知識的支離破碎」跟「一切」無關，但他從沒有把這「一切」定義清楚，因此我也無從論證。

於是小組裡的其他成員叫我寫下，為什麼我不覺得知識的支離破碎是個道德問題。回到下榻的宿舍，我盡其所能、很仔細地寫下在我心目中「教育平等之道德問題」大概是指些什麼，我又舉了幾個我猜是跟我們主題有關的例子。例如在教育中，我們總是造成更多的差異。如果有人在某方面很行，我們的教育制度會幫他發展這方面的才能，結果造成差異，即不平等。這是合乎道德的作法嗎？我再舉了幾個例子之後，說雖然「知識的支離破碎」是一大問題，因為世界確實很複雜，使得學習十分困難；可是就題目本身來說，我不明白知識的支離破碎，跟教育的平等之道德問題有什麼關聯。

在這之前，他們已經為年紀較大的人在長島開過一次研討會，今年他們卻決定找一些較為年輕的人，一起討論他們在其他研討會上總結出來的論文。

於是我停下來——隨便地停——仔細讀那句話。記不清它的原文了，但跟這很接近：「社會區域的個體分子常常透過形象化的、符號化的渠道獲得信息。」我反覆地讀，把它翻譯出來。你可曉得它是什麼意思？「大家都閱讀」！

在我出發之前，他們寄了一份書單給大家，那是「一些你也許會喜歡看的書；如果有哪些你想介紹其他人看的書，也請寄來給我們，我們會把書收藏在圖書館裡，好讓其他人也能讀到。」

最後我問：「跟知識的支離破碎相關的，到底是哪些道德問題？」他的回答卻只是一團團的迷霧，我說：「我聽不懂，」但其他人都表示他們全聽得懂，並且試著要解釋給我聽，但他們根本說不明白！

「噢！這就是原因了。」他說。

但不曉得為什麼，他們也不喜歡這個主意。

「如果那真會使你不安，你們可以在開關上加一個電容器，那麼無論開電或關電時都不會出現火花——哪裡都不會。和_圖_書」

他們說：「唔，比如說，究竟電是不是火？」

還有一點，會議期間我住在猶太神學院裡，很多年輕的猶太牧師——我猜他們是東正教派的——在那裡潛修苦讀。由於我有猶太背景，因此當他們談到「猶太法典」時，我也知道他們在說些什麼；但我以前從來沒有看過猶太法典。那是本很有趣的書，它的版面很大，在每頁的角落裡有一小塊正方形，裡面寫的是法典的原文；在正方形旁邊寫滿了其他人的眉批，成為Ｌ形的一條。猶太法典出自中古世紀的思考模式，裡面的東西已一再地討論又討論，好像從十三、十四或十五世紀以後，就不准別人再加上眉批了，因此它完全沒有近代的評語。猶太法典是本很神奇的、偉大的、類似文學作品的東西，裡頭有瑣碎的問題，也有很困難的問題，例如關於教師的問題，怎樣教書等等。神學院的學生告訴我法典沒有其他譯本，這令我很好奇，因為這是本如此寶貴的書。

他說：「你看，我是速記員，我把大家說的每一句話都記錄下來。但他們說的我全都聽不懂，而每次你站起來問問題或者說些什麼，我卻能完全明白你說些什麼。因此我原本以為你不可能是個教授！」

我的計劃是這樣的，首先我問：「猶太人的想法是不是任何人都可能有的想法？如果答案為否，那麼很顯然它並不具有真正的人文價值——。」於是他們必須回答：「是的，猶太人的想法對任何人都適合。」接下來我會帶著他們繞圈，問：「如果你認為有些事情是不合道德的，但你卻聘請別人來做，這種作法合不合乎道德？例如說，你會不會請人替你搶劫？」我會慢慢把他們逼到窄路上，慢慢地、很小心地，直到把他們困住！

會議中只有一件還蠻有趣的事。會議上每個人說的話都是那麼重要，重要得他們安排了個速記打字員在那裡，把每句話記錄下來。會議的第二天，速記員跑來問我：「你的職業是什麼？一定不是個教授吧。」

收到這份書單之後，我從第一頁開始掃瞄下來：列在那裡的書，我一本也沒讀過。我覺得有點不妥——我根本不適合參加這個研討會嘛。我繼續看第二頁：還是一本都沒讀過。看完了整個書單，我發覺他們列的書我一本也沒讀過。看來我一定是個什麼白癡文盲了！那裡列了許多很好的書，像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的《談自由》（On Freedom）等等。不錯，那裡有幾個作者的書我是讀過，有本書是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寫的，另外還有薛定愕和愛因斯坦，可是愛因斯坦ｈtｔｐs://m•ｈｅtｕbｏok.ｃom•ｃｏｍ寫的是《我的晚年》（My Later Years），薛定愕寫的則是《生命是什麼》（What is Life）跟我以前念過的作品都不一樣。因此我真的覺得自己有點不自量力，我真的不該參加那個聚會的。

會議結束後，大家一起檢討這次會議。其他人拚命說他們收穫多豐富、會議多成功等等。他們問我時，我說：「這個研討會比做洛殊查測驗（Rorschach test）還要糟糕。我們都在看一團毫無意義的墨水漬；其他人問你看到什麼，但當你說出你看到什麼時，其他人卻跟你辯論起來了！」

「電也在世界上任何一種現象裡出現。」

再讀下一句，發覺那一句也可以翻譯出來，整篇文章便變得空洞萬分了——「有些人閱讀；有些人聽收音機」之類；只不過他用些很華麗的包裝，因此一開頭根本看不懂。等我終於把它翻譯出來之後，發現它根本什麼也沒說。

這場研討會令我的情緒變得那麼緊張，以致我在紐約的一位朋友，必須努力使我鎮靜下來。「喂！」她說：「你在發抖呢！你真是發神經！放輕鬆點，不要看得那麼認真，往後退一步，把事情看清楚一點吧。」我回想在研討會發生的一切，想它是多麼的荒謬，一切便不那麼壞了。

「不，」我說：「但——問題到底是什麼？」

我說，把資源平均分配的想法，乃是基於世界上資源有限的理論，而不知怎的好像我們從窮困國那裡掠奪了很多東西，因此應該送回去給他們，但這個理論並沒有考慮各國出現差異的真正原因。事實上是：發展生產食物的新技術、新機械，以及用來做很多事情的新機械；而發展這些新事物的先決條件，是聚集資金。重要的是製造東西的能力，而不是那些東西本身。不過，現在我明白，這些人都不是從事科學研究的，一點都不懂科學，不懂得技術為何物，他們根本不瞭解自己身處的年代。

我參加的分組要討論的是「教育平等之道德問題」。

有一天，兩個猶太牧師跑來找我說：「我們明白，在今天的世界中，如果我們不學一點科學，是無法成為追上時代的猶太牧師的。因此想來問你一些問題。」

「啊哈！」他們說。

我跑去參加了第一次的入門會議，會上有人站起來，說我們有兩個問題需要討論。第一個有點不清不楚的——什麼跟道德、平等有關的，但我聽不懂問題到底是什麼。

「是呀！這裡的學生在星期六都不能按按鈕，因此我替他們按，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呀，所以我按就可以。我站在電梯口附近，他們告訴ｗｗｗ.heｔuｂoｏｋ.ｃom.com我去幾樓，我就替他們按。」

他看來人很好、很「猶太」，演說講得很好、很有技巧。

我呆住了。他們不是對科學有興趣！科學對他們生活所帶來的影響，只不過是能否讓他們將猶太法典詮釋得更好而已！他們並不是對外面的世界及自然現象有興趣，他們只是有興趣解決一些由於法典而引起的問題！

也許我到時就乖乖地坐在旁邊，多聽少說吧。

最後，我們討論：到底是否已經找到能讓不同背景的人溝通對話的方法——即我們的第二個基本「問題」。我說我注意到一些有趣的事：我們每個人都從自己角度談「平等之道德問題」是些什麼，完全不管其他人的觀點。例如，我們的歷史學家提出，要從歷史上看道德問題到底如何產生和形成，從而瞭解問題所在；國際律師則說，瞭解這問題的方法是，要明白在不同情況之下，每個人的反應都不同，安排事情的方式也不一樣；耶穌會牧師卻永遠在談「知識之支離破碎」，而我呢，作為一名科學家，我建議應該把問題獨立出來，有點像伽利略做實驗的技巧——。

「當然，在火裡頭的原子之間也有電。」

他們比我聰明十倍！一旦我快要把他們趕到洞口，他們拚命轉呀！扭呀！

「我就是個教授。」我說。

更糟的是，會議結束時，他們要舉行另一次會議。這次連公眾也一起來參加，而我們小組的主持人居然大膽地說，由於我們已得到這麼多成果，因此沒有什麼時間可供大眾參與討論，因此我們只要把結論告訴他們便好了。我眼睛睜得大大的，眼珠也快掉下來了：我覺得我們什麼鬼成果都沒有！

「不，不！」他說，「這是我的職責。」

後來，我跟那些學生保證，當他們按電梯時出現的、令他們擔心的電火花，並不是火。我說：「電跟火不一樣，它並不是種化學作用，火才是。」

這真的讓我生氣了，我想設計他們，讓他們在邏輯詭辯中敗陣。我在猶太家庭裡長大，因此我知道很多可以用來找碴的邏輯語病我想，這太好玩了！

會中有一個社會學家寫了一篇我們都要讀的論文，他來開會之前就寫好了、我一讀他的文章，眼珠子都要掉下來了，我根本看不懂他在寫些什麼！我猜那是因為我沒有讀完書單上的書。我感到很不安，覺得自己「不夠格」，但最後我跟自己說，「停下來，慢慢地把一句話讀完，好好弄清楚到底它說的是什麼鬼東西。」

五十年代初期，我曾經短暫地害過一種中年人的通病：我到處做關於科學哲學的演講——像科學如何滿足人類的好奇心、它如何提供你新的世界觀、賦予人類很多機會及力量等等。可是問題是，看看那時剛和*圖*書出爐不久的原子彈，大家就應該想想，讓人類具備這麼多的力量，到底是件好事還是壞事？此外，我也在思索科學和宗教的關係。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我受邀到紐約參加一個研討會，談論「平等之道德問題」。

「哪一方面的教授？」

「物理——科學方面。」

之後有一天——我想那是個星期六——我想搭乘電梯，電梯口卻有個人站在那裡。電梯來了，我走進去，他也跟進來。我說，「幾樓？」正準備按下按鈕。

而在小組會議中，那位耶穌教會牧師總是在談論「知識的支離破碎」。他會說：「教育平等之道德的真正問題，乃是在於知識的支離破碎。」這位牧師說的跟十三世紀時的情形有關，當時教育乃是由天主教會主控，世界簡單得很。

要是有人再邀我參加類似的會議，我一定逃之夭夭——絕對不要！不要！但直到今天，我還是接到這種邀請。

因此雖然現在回想，覺得他說的話很荒謬，但當時他的論點都很清楚和正確。他談到各國福利分別很大，因此構成嫉妒、進而引起衝突；現在我們又製造了原子武器，一發生戰爭我們就完蛋。因此正確的解決辦法，是減少各地的差異，邁向和平；而由於美國擁有這麼多資源，我們應該把東西送給其他國家，直到均富狀態。大家都留心傾聽，充滿了犧牲之情，覺得確實應該這樣做。但還沒有回到宿舍，我就醒過來了。

當然我立刻受到攻擊，受到全面的攻擊。「你不認為秩序可以從混亂中產生嗎？」「呃，作為一個普遍的定律，或者——」面對這樣的問題，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秩序可不可以從混亂中產生？」可以？不可以？該說些什麼呢？

我甚至還提出實際可行的方法，以解決火花的問題。

當然他們其實有幾千種學科學的方法，哥倫比亞大學就在旁邊；但我也很想知道他們想問些什麼，對什麼有興趣。

你可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們都是猶太教學生，對不？

同一天的下午，這個說法就應驗了。其中一個學生邀我到他家裡坐。當他介紹我與他母親見面時，她高興得鼓起掌來。那天她剛從華盛頓回來，她興奮地說：「噢！今天實在太完美了，先是跟一位將軍會面，現在又碰到一位教授！」

我以為想到了些很聰明、原創的主意——他們在法典裡卻早已討論了幾千年了！因此他們把我擊得潰不成軍，大獲全勝。

第二天，我們小組有人說：「我覺得昨晚那場演說很好，我們應該全力支持它，它應該成為我們研討會的總結論。」

「噢？」他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