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笑鬧中的真智慧
諾貝爾獎害人不淺
成為「名人」很好玩，但是我們顯然是錯誤的名人，那一年沒有人對貴賓大驚小怪。後來我才發現，我們受邀是怎麼回事。原來，他們最初是邀請著名的女明星珍娜露露布麗姬妲，但在嘉年華會展開前夕，她回絕了邀請。負責籌備嘉年華會的巴西觀光部長有幾位在物理研究中心工作的朋友，他們知道我曾經參加桑巴樂團表演。既然我剛得了諾貝爾獎，在媒體上也有曝光，在一陣慌亂惶恐中，觀光部長和他的朋友想出了讓一位物理教授來取代珍娜露露布麗姬妲的瘋狂點子！
去年阿拉斯加大學的學生邀請我去演講，除了地方電視台的訪問之外，整個過程都十分愉快。我不想接受採訪，那沒有什麼意思。我來是要對物理系學生演講，僅此而已，如果城裡每個人都想知道我講了些什麼，學校報紙刊登報導就夠了——我得了個諾貝爾獎，大家還是必須來採訪我這個大人物的，對不對？
過了一會兒，我明白他們的談話完全把我排拒在外，便起身走開。坐在同一桌的日本大使起來跟著我。他說：「費曼教授，我想告訴你一些關於外交的事情。」他講了一個很長的故事，提到有個日本年輕人進大學念國際關係，想要對國家有所貢獻。大二的時候，他開始有些微痛苦，懷疑自己究竟在學什麼。畢業後，開始在大使館工作，更懷疑自己對外交有多少瞭解。最後，他終於明白，沒有人懂得關於國際關係的任何事情。想通了這個道理之後，他就有資格成為大使了。「所以，費曼教授，下次要舉例說明每個人都在談論大家都不懂的東西時，請把國際關係也列在名單裡頭！」
加拿大有個規模很大的物理學生協會，經常召開會議、發表論文等。有一次，溫哥華分會想請我去和他們談談話。
我不知道這些人是如何辦到的：他們有一種讓臉上出現寒霜的方法，她正是箇中高手！她立刻轉過頭去跟別人談話了。
「日本人能夠做到這地步，跟日本人性格或作風中的哪一面有關？」我問。
「我想你會很高興知道你得了諾貝爾獎。」
大使的回答深得我心。他說：「我不知道。我只能假設，但我不知道那正不正確。日本人相信他們只有一種出頭的方式，就是讓子女受更多的教育，比自己受的教育更多。對他們而言，脫離農夫的地位，成為知識分子是很重要的事。所以每個家庭裡都勤於督促小孩，要在學校有良好的表現，努力上進，因為這種不斷學習的傾向，外來的新觀念會在教育體系中很快地散播，也許那是日本快速發展的原因之一。」
整體而言，我的瑞典之行還算相當愉快。我沒有立即回家，而到瑞士的歐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ＣＥＲＮ）去演講。
「好的，你可以來我家，沒關係，好的，好的——」其中有一通電話是瑞典領事館打來的，他打算在洛杉磯辦一場招待會。
在某種層面來說，這個獎www.hetubook.com.com會令人坐立不安；但有一次，我確實從中得到一點樂趣。得獎之後沒多久，巴西政府邀我和溫妮絲擔任里約嘉年華會慶典的貴賓。我們欣然接受邀請，而且玩得很愉快。我們一支舞接著一支舞地跳個不停，又觀賞了街上盛大的遊行，隊伍中著名的桑巴樂團演奏著美妙的節奏和音樂。報章雜誌的攝影記者不停拍照：「看！美國教授和巴西小姐共舞。」
諾貝爾也瘋狂
「是，但我在睡覺！如果你等到早上再打來告訴我，不是更好嗎？」我把電話掛斷。
演講進行得很順利，但是對於和皇室相處，我一直有些困難。在國王舉辦的晚宴上，我坐在一位公主的旁邊，她曾經在美國上大學，因此我誤以為她的心態會跟我一般。
等我上台後，我說：「華倫教授臨時有事沒法來演講，所以他打電話給我，問我能不能來談談這個題目。剛巧我對這個題目也稍微作過一些研究，所以我就來了。」簡直是天衣無縫。
他是個非常有趣的人，我們就談起來。我一直對於不同國家和不同民族如何有不同的發展，十分感興趣。我告訴這位日本大使，我一直對一件很不尋常的事情感興趣：日本如何能這麼快速地發展成這樣現代化的世界強國呢？
不用說，這位觀光部長因為那年嘉年華會辦得太糟，丟掉了他在政府部門的飯碗！
於是我擬了一張名單，大約有八個人——住在我對街的鄰居、我的藝術家朋友左賜恩等等。
領事說：「列一張你想邀請的貴賓名單，我們也會列一張貴賓名單，然後我會到你的辦公室去比對兩張名單，看看有沒有重複，然後再擬定邀請名單——」
回歸自我
「你怎麼會知道？」我驚歎。
這下可好，我從來沒有安排過像這樣的宴會：邀請的來賓是你預期不會來的人！我不要向任何人打躬作揖，讓他們有幸受邀，同時又能拒邀，這真是太蠢了。
「費曼教授嗎？」
他說：「先生，我恐怕無論用什麼方法，都會比你乖乖領獎惹來更多麻煩。」顯然如此。我們談了十幾二十分鐘，內容還蠻精采的，他後來也沒有把這一段披露出來。
於是，校園裡貼了幾張海報：「華盛頓大學華倫教授將於五月十七日下午三點於Ｄ一〇二教室，發表質子結構的演講。」
我的朋友山德士（Matt sands）有一度想寫一本叫《諾貝爾的另一個錯誤》的書。
她轉頭對我說：「噢！你是諾貝爾獎得主。你是做哪方面的研究？」
「對，但在這裡不會有什麼市場，」她不安地說，「皇室的人沒那麼多。」
這段時間，我一直都有心理調適的困難。你知道，在我成長的過程中，父親一直對皇室和偽君子不以為然（他從事賣制服的生意，很清楚同樣一個人。穿上制服和卸下制服有什麼差別）。事實上，我一輩子都對和-圖-書這類事情冷嘲熱諷，因此我有很強烈的感覺，我不可能泰然自若地走上台去覲見瑞典國王。我知道這很孩子氣，但是我的成長經驗就是如此，所以這會構成問題。
「物理。」我說。
她說：「沒關係。你看，她有兩個瓶子。我們知道八十八號來賓也不喝酒。」（八十八號坐在我後面）「兩個瓶子看起來一模一樣，但其中一瓶沒有摻酒。」
然後，我開始有點緊張。一想到要和這些權貴顯要會面，就害怕。
我把禮服外套脫掉，鬆鬆領帶，說：「在瑞典過了這一段時間以後，我開始喜歡這玩意兒；但現在我回到這個世界、一切又正常了。謝謝你們幫我回復本來面目！」他們不要我改變，所以在歐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他們很快地就把瑞典對我的影響消除殆盡了。
晚飯後，我們走到另一個房間，大家三三兩兩交談。
我下樓到書房去想：我要怎麼辦？也許我不要接受這個獎了。然後會發生什麼事？也許根本不可能那樣做。我把電話重新接好，電話鈴聲立刻響起，是《時代週刊》的記者。我告訴他：「聽著，我有麻煩了，所以你不要公開下面這段話。我不知道應該怎麼擺脫這些事情，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讓我不去接受這個獎？」
當我在同行面前出現時，身上還穿著國王晚宴中的那套西裝。過去我從來不曾西裝筆挺地發表演說。我的開場白是：「你知道嗎？很滑稽，在瑞典的時候，我們坐在那兒討論得了諾貝爾獎以後會不會有什麼改變。事實上改變已經出現了：我還蠻喜歡這套禮服的。」
「但是我不喝酒。」
後來，我發現規矩改了，領完獎後可以轉身，像個正常人一樣走回自己的位置，鼻子朝正前方。
「我們可以談天氣、社會問題、心理，我們可以談國際金融——但是不能談黃金買賣，因為大家都懂黃金買賣了——所以大家都可以談的事情，正是沒有人懂的事情！」
那天回家時，我覺得懊惱極了。我打電話到瑞典領事館說：「我再想了一下，我就是沒法忍受這個接待會。」
她還告訴我他們那年碰到的種種困難。其中一個困難是，蘇聯大使該坐哪個位子？像這種晚宴的問題總是在於，誰要坐得比較靠近國王。諾貝爾獎得主的位子，通常要比外交使節團離國王近一點，外交官的位子就依他們駐瑞典時間的長短來決定。當時，美國大使駐瑞典的時間比蘇聯大使長，但是剛巧那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梭洛可夫（Mikhail Sholokhov）是俄國人，蘇聯大使因為必須替梭洛可夫翻譯，所以想坐在他的旁邊。因此，問題就在於要怎麼樣才能讓蘇聯大使坐得離國王近一點，而又不會冒犯到美國大使和其他的外交使節團成員。
有很多年，每逢諾貝爾獎揭曉的日子快到時，我也會注意一下誰可能得獎。但一段日子之後，我連諾貝爾獎「季節」到了也不知道。因
和圖書此，我真是搞不懂為什麼有人會在清晨三點半或四點鐘打電話給我。
當你拿到那小小的青蛙後，你必須學青蛙叫。我年輕的時候，十分反文化。我父親有很多好書，其中一本是由希臘名劇作家阿里斯多芬（Aristophanes）所寫的古典希臘劇《青蛙》：有一次，我翻了一下這本書，看到裡面有隻青蛙講話。書裡寫的是：「布悅克——科耶克——科耶克——」我想：「青蛙不會這樣叫的，這樣形容青蛙真是奇怪！」於是我自己試著那樣叫，試了幾次之後，發現這跟青蛙的叫聲確實很相似。
「剛好相反，」我回答：「有人懂得物理時，我們反而不能談物理。沒有人懂的東西才是我們可以談論的事情。
我有個很有錢的朋友，他提到這些捐錢設立獎金或贊助演講的人時說，「小心觀察，看看他們到底做過什麼違背良心的事情，需要靠這來減輕罪惡感。」
我告訴他們，過去我每年都到一所中學跟他們談相對論之類的東西。但是拿了諾貝爾獎之後，我毫無心理準備地像往常一樣跑到這所中學演講，卻有三百個學生擠在那裡，結果一團混亂！
電話又響了：「費曼教授，你有沒有聽說——」極失望地說：「有。」
領事帶著他的名單來我的辦公室：加州州長、這個長、那個長、石油大亨、某女演員——加起來有三百個人！不用說，兩份名單一點都沒重複！
有一位丹麥的某某公主在其中一桌，一群人圍繞著她。我看到那桌有個空位，就坐下來。
她說：「你應該看看由此而引起的一場混戰——信件來來去去，電話響個不停——最後我才獲准安排蘇聯大使坐在梭洛可夫先生鄰座。大家終於同意的安排，是當晚蘇聯大使不會正式代表蘇聯大使館，而只是梭洛可夫先生的翻譯。」
太太問：「那是誰呀？」
當了「後備」名人
然後，我很快地說，我接到了成疊的信件，讓我想起過去曾經認識的許多人，包括童年好友的來信，告訴我他們早上看到報紙刊登的消息時，跳起來大叫：「我認識這個人！他小時候常和我們一起玩！」這些信件表達了熱情的支持與愛，我為此謝謝他們。
但是不知怎的，這個社團的輔導老師發現了我們玩的把戲，大發雷霆。他對學生說：「你們知道嗎？如果大家知道費曼教授要來，很多人都會想來聽他演講。」
鄰座還有一位女士，是安排這次晚宴的負責人。女服務生來替我倒酒，我說：「不，謝謝，我不喝酒。」
「當然，首相可以有一部，參議院議長也可以買一部，然後重要的資深議員也可以買；所以市場不斷擴大。很快地，你不需要大排長龍等著和機器握手了，你送你的握手機去跟別人的握手機握手就可以了！」
「恰好相反，市場大得很。起初，只有國王會有一部握手機，而且我們可以免費送他。然後，其他人當然也會想擁有和_圖_書這種機器。問題來了，誰才被批准擁有握手機呢？
儘管玩得很高興，我卻一直有心理障礙。我擔心的是在國王的晚宴上要發表的謝詞。他們頒給你諾貝爾獎的時候，同時也會給你幾本厚厚的精裝書，是有關過去諾貝爾獎的歷史，裡面記載了歷任得獎人的致謝詞，好像那是多了不得的一件事。於是你開始覺得謝詞的內容有一點重要，因為會印在書上。我當時不瞭解的是，幾乎沒有人會注意聽謝詞的內容，更沒有人會讀它們！我當時完全不知所措了，我就是沒辦法只說「非常謝謝」的類似客套話。這樣做很容易，但是我必須實話實說，真相是，我並不真的想要這座諾貝爾獎，當我根本不想要拿獎時，我怎麼還能說謝謝呢？
我向這位記者道謝，把電話掛斷。電話立刻又響起，是報社記者。
頒獎前的煎熬
領事看到我在擔心。「噢，別擔心，」他說：「他們大多數都不會來。」
我覺得既然決定領獎，就得忍受這些麻煩了。
在我得到諾貝爾獎之後幾年，有一次，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的物理社邀請我去演講。我說：「我很樂意去，但我只想對物理社的學生演講，因為——我不想太沒禮貌——從過去經驗，我知道會有麻煩。」
「唉，理查，到底是誰呀？」我常開玩笑，所以她學聰明了，從不上當，但是這回被我逮著了。
他很高興，說：「你說得對極了。」我想他跟我殊途同歸，他大概想的是「要為這呆子籌辦宴會，真是麻煩透了。」結果每個人都很開心：沒有人想來參加接待會，包括得獎的貴賓，主人更是樂得輕鬆了！
我有三四次這種受驚的經驗，像個白癡一樣，一時之間無法意會過來。當柏克萊大學邀請我去做物理演講時，我準備了一些頗為專門的題材，預期聽眾都是物理系學生。
學生解釋：「正是因為這樣，我們才那樣做呀！」但是教授仍然大為光火，因為他事前對這個玩笑竟然毫無所悉。
我的開場白是：對我而言，從科學研究的發現中所得到的樂趣，以及從別人可以利用我的研究成果等等，我已經得到了我的獎賞。我試圖說明，我已經得到了我所期望的一切，因此，其餘的事物相形之下，也就無足輕重，我真的已經得到了我的獎。
我太太說我緊張得不像樣，成天為了演講的內容憂心忡忡，但是我終於想到個法子可以讓演講內容聽起來完美無缺，但同時也是我的由衷之言。相信台下的聽眾完全無法想像我為了準備這個演講，經歷了什麼樣的煎熬。
我以為她和別的年輕學生沒什麼兩樣，就談到有關在晚宴之前國王和皇室其他成員必須站立很久、和所有的來賓握手的事。我說：「如果是在美國，我們會讓這件事情更有效率，我們會發明一個握手機。」
她微笑：「看看國王，他也不喝酒。」
然後我開始想：「我要怎麼樣才能把這一切就此打住？我不和*圖*書要這些麻煩事！」第一件事是拔掉電話線，因為電話一通接一通進來。我想回去睡覺，但發覺再也睡不著了。
學生明白我沒法簡簡單單地跑到一家學校，跟物理社的學生演講後，我說：「我們來想一個很沉悶的題目，取個很沉悶的教授名字，只有那些真正對物理有興趣的學生才會來的，這才是我們想要的聽眾，好不好？你們不要大做宣傳。」
負責安排這次活動的女孩跟我的秘書聯繫好，沒知會我就老遠飛到洛杉磯來，直接走進我的辦公室。她是個俏皮漂亮的金髮女孩（這點對事情很有幫助，理論上不應該造成差別的，但事實上卻有影響）。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溫哥華的學生出錢促成了整件事情，他們在溫哥華對我招待得很周到。於是，我知道要發表演講，同時又享受到樂趣的秘訣了：等學生來邀請你。
諾貝爾獎後遺症
我又很高興地發現，在瑞典並不是每個人都這麼把皇家儀式當一回事。到了那兒我才發現，他們跟我站在同一陣線，例如，瑞典的學生會為每位諾貝爾獎得主舉行一些很特別的「青蛙儀式」。
這很有用，後來在學生為諾貝爾獎得主舉行的儀式中，我可以表演唯妙唯肖的青蛙叫聲！而倒退著跳來跳去，在這時候也恰好派上用場，這部分我很喜歡，儀式也進行得十分順利。
青蛙儀式
「他們說我得了諾貝爾獎。」
但是等我到達會場時，發現偌大的演講廳裡擠滿了人！事實上我知道，懂得我演講內容的人不可能擠得滿一個演講廳的！我的問題是，我總是希望能讓聽演講的人開心，但是如果每個人再加上他們的兄弟姊妹都跑來聽，我就沒轍了，因為我不知道究竟來了些什麼人！
知道那些學生碰上了這麼多麻煩，我決定寫信給那位教授，向他解釋這一切都是我的錯，是我要求他們依我的安排，否則我不肯演講，是我叫學生不要告訴任何人，我說我很抱歉，請原諒我等等。這就是我得了那該死的獎之後，所要忍受的麻煩事！
得到一筆獎金也很不錯，我這才能買下海邊的一幢房子。但是，整體來說，我覺得如果沒得到諾貝爾獎會更好，因為得獎以後，再沒有人會在公開場合率直待你了。
「噢，沒有人懂得任何關於物理的東西，所以我猜我們沒辦法談物理。」
大家都以噓聲回報。維斯可夫（Victor Weisskopf）跳起來把外套脫下，說：「演講的時候不要穿西裝！」
「嘿！為什麼這時候打電話來煩我？」
這位女士說：「不，不，讓她倒。」
別人告訴我，瑞典有個規矩，就是領完獎以後，要從國王面前倒退著走回自己的位置，不能轉身。於是我告訴自己：「好吧，看我修理他們！」於是我在樓梯練習倒退著跳上跳下，打算藉此顯示他們的規矩有多荒謬。我心情惡劣的很！當然，這種行為十分幼稚可笑。
可否不領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