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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宗教體制內部出現這樣的提議，這是進步的一個重要標誌。諸如（由基督教和猶太教重要領導人組成的）「生育選擇宗教聯合會」和統一的「選擇牧師會」也是如此。最有意思的是一九七三年成立的「自由選擇天主教」，他們宣揚採取非強制性手段，來降低全世界的出生率，並對天主教的官方教規作了根本的修改——它指出，天主教教規在歷史上就曾多次改動（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對奴隸制和高利貸的看法）。但是，在整個天主教範圍內修改如此基本的教規不僅是為了改變梵蒂岡禁止人工避孕的立場，而且是對梵蒂岡專制地位的一次挑戰，也是對梵蒂岡長期壓制發表不同意見的權力的反抗。

換言之，與性一樣，問題並不在於宗教，而是統治關係的宗教。不幸的是，世界上各大宗教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這個問題，因為它們的組織形式源於統治關係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宗教領袖歷來就是通過強制和恐懼實行統治，或者與暴君勾結（如教會與康斯坦丁大帝的聯盟），否則就會像耶穌那樣，被視為對既成秩序的威脅。既然如此，也就難怪世界各大宗教的核心（譬如，耶穌的教誨）是責任感、同情和愛，而實際上這些往往被忽視、被歪曲，甚至那些成天將這些掛在嘴邊m.hetuｂｏok.cｏm.com的人也不例外。加之被社會化，以適應統治關係社會的男子一心以為關愛的道德是一種「柔弱」的教育，只需對女子進行，因此視之為女性，也就是缺少陽剛之氣，而那種強制道德的暴烈教育更適合世俗和宗教中嚴格的父權所規定的男性模式。

責任感問題——確切地說是缺乏責任感的問題——是我們所面臨的一個核心問題。如果一個制度裡只有自下而上的單方面責任，那麼，在這個制度裡如何能有公正的道德呢？而統治關係社會組織只需要這樣的道德，「上級」從來不用對「下級」負責——這種「下級」可能是某個男子的妻子、孩子（舊時代還包括奴隸），也可能是某位男子世俗或精神王國裡的「臣民」或「羔羊」。

而一些宗教領袖如今正企圖通過強制的道德而不是關愛的道德——或者說作為夥伴關係的核心、也是世界上大多數宗教之中心的愛、同情和責任感——來建立新的性道德。舉個例子，儘管目前主流宗教對性道德的定義並沒有什麼根本改變，但是，一九九一年長老派教會就人類的性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會上提議教會對性要更寬容一些，承認婚前性關係、兩性性關係和同性性關係——只要這種關係符合「公正和愛」的原則。https://www.hetubook.com.com這是向前邁進了一大步，把緊張、強制和懲罰的性道德甩在了後面，而接近了關愛、同情和責任感的性倫理。在同一份報告（題為《使靈與肉結合起來：性、精神與社會公正》）中，還提出了只有在「自我與他人建立起正常關係」的情況下，才可能有真正的性自由。

總之，教會儘管一再宣講性道德，自己卻與雞|奸者和騷擾兒童的人串通一氣，它保護的是這些人而不是教民的孩子。更有甚者，一九九三年一個叫做「六十分」的電視節目裡播出梵蒂岡派來解決這些性醜聞的發言人，他所關心的似乎仍然是如何「補救」教會的公共形象——即保護教會的等級制度及其權威，而不是如何追究襲擊者的責任，保證婦女兒童的安全。

今日，世界上有諸多證據表明，這些政策只會給地球帶來災難。但是，諸如此類的政策仍然盛行不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具體到教皇，據說他擔心若承認有一條教義不正確，就會降低宗教的威信——這也是為什麼人人都知道教會反對伽利略的發現錯了，而教會非要花好幾百年才承認的緣故。地球面臨人口危機，而政策卻在不斷地鼓勵生育的另一個原因，是領袖人物（不論世俗的還是宗教的）控制的人口越多，其權力越大m.hetubook.com.com——如果那位領袖只需對人們的所思所為指手劃腳卻不用對其結果負責，那就更是如此了。世界上許多宗教領袖至今如此，他們擁有神權，充當著道德權威，而在民主社會裡，這早已不能成為政治權威的基礎了。

這種「道德」往往在政治關係中被當作借口，對那些反抗野蠻和不公正的統治的行為實行暴力鎮壓——這一招非常靈驗，儘管那些實施這種暴力的兵士和警察，很多就是從要求更多政治責任感的群體中招募的。它在經濟關係中也有類似的用場，教會和國家正是以之為借口，縱容有錢人及其走狗（往往出自經濟上受剝削的群體）壓制為爭取經濟上更大的平等而進行的鬥爭，以及任何要求有錢人多負責任而改變現存經濟狀況的企圖。在性關係中，這種「傳統道德」使婦女被名正言順地剝奪了自由和平等，甚至使針對婦女的暴力也變得名正言順。被統治群體中的成員再一次在「道德」的幌子下成為實施對自己統治的工具——譬如，「有德的」女子對那些被視為過於性解放的女子侮辱謾罵，甚至進行懲罰，同時又替男子的性剝削找借口，甚至景仰備至。

從一九九三年震驚美國的一起性醜聞中可以看到這種性「道德」的影響有多大。事情發生在加利福尼亞萊克伍德一個保守的中hｔtps://m•hｅtｕbｏoｋ.com.com產階級信教者小圈子裡。一群中學男生，大多數人愛打橄欖球，在一起搞了一次比賽：每同一個女孩兒發生性關係就得一分。事後一個男孩說，女孩在這裡不過是一些數字。但是，據《人物》雜誌題為《胴體統計者》的報導，當這些女孩子終於有人站出來告他們的時候，許多男孩的家長認為男孩子們不需承擔什麼責任，因為他們「不過是率性行事」，「真正的壞人是那些道德敗壞的女孩」——賊倒喊起捉賊來了。有個男孩的父親甚至當著記者的面誇自己的兒子「有種」。結果，那些男孩毫無悔改之意，像英雄般地回到學校，受到許多人的歡迎，而那些指控他們強|奸和性騷擾的女孩反倒成了「盪|婦」，有位女士甚至說她們是「垃圾」。

我一再強調，我們所說的並非單單天主教體系或其他宗教制度的問題。在所有嚴格的男性統治和專制制度中——不管是家庭、政治、經濟還是宗教——都有這些問題，而梵蒂岡和原教旨主義團體至今仍採取這樣的制度，它們是全世界自上而下實行專制統治的最後堡壘。

說到這兒，我要插入一點：我之所以老是盯著天主教會不放，是因為它在西方歷史上的勢力非常強大，還因為我在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國家居住多年，對它比較瞭解——但是，絕不是因為這種對道德不負和圖書責任的行為只有在天主教會中才存在。世界上那些身居高位卻用道貌岸然的詞彙（諸如道德或愛國主義）為鼓勵生育的政策辯護的人，當然不止教皇保羅二世一人。

關於傳統性道德的更大諷刺，是近年來所暴露出來的天主教會的性醜聞。越來越多的人控訴教士和嫫嫫，甚至教會的高級官員——如後來辭職的新墨西哥大主教——有性騷擾行為。研究社會學的安德魯‧格里利（Andrew Greeley）神父說（轉引自《時代週刊》），僅在美國就有近十萬兒童可能受到教士的性騷擾，而這數千名涉嫌性騷擾的男子在公眾面前受到教會的庇護，既沒有被開除教籍，也沒有一人被送交世俗權力機構進行審判。但是，紙總歸包不住火，教會最終只得承認，這些教士通常只是被轉到另一個教區——於是，又有父母放心地把孩子交給他們，還以為交到了安全、有愛心的人手裡。

戴維‧洛伊在《道德轉變》和其他即將出版的著作中提出了一種關於道德轉變的新理論。通過對比統治關係的道德和夥伴關係的道德，他探究了其中最根本的不道德。他還指出這種統治關係的道德觀——以及其中對當權者和無權者的雙重標準——在我們中間至今存在，其主要功能就是反覆地向無權者灌輸，服從統治，甚至幫著別人治自己就是唯一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