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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多的文字對傳統宗教的性道德進行批駁，甚至把對婦女的性壓迫與普遍的壓迫社會或法西斯社會直接聯繫起來。不僅如此，當今越來越多的文字提出了新的性標準，以取代老的性標準。這些文字大多出自女權主義作家，這不足為奇，只是在說到這種新的性倫理應該採取什麼樣的形式時，女權主義者們也莫衷一是。

因此，當今許多關心新的性標準的作者也在積極工作，企圖使國家和國際政策發生變化。稍後，我們還要談到這個問題。現在，有許多人在努力改變禁止性教育的公共政策，這就是一個例子。譬如，弗蘭‧霍斯肯通過她的「婦女國際網絡」宣傳她的《全球生育圖冊》（這本圖冊目前已有西班牙語、法語和阿拉伯語譯本）；一些組織也在努力，如SIECUS（聯合國性信息和教育委員會）多年來一直努力在學校推廣性教育。但是，右翼宗教團體也在竭力阻止這些努力，他們的理由仍是老一套：對青年進行性教育是不道德的。

另一些人則認為，新的性道德應該遵循「女性」價值（少數人認為女性價值與婦女的生理構造有關，但是大多數人認為和*圖*書這些價值是文化賦予的）。譬如，H‧K‧特拉斯克在《厄洛斯與權力：女權主義理論的前景》一書中，主要探討的就是她所謂女權主義厄洛斯，她認為，這是異性及同性性關係中的指導原則。特拉斯克與徹里‧馬拉加、奧德雷‧洛德以及羅賓‧莫根一樣，沒有把性與其他親密關係——尤其是親子關係——割裂開來。她說，性|愛最初是從母嬰紐帶中學到的，尤其是從「肌膚相親的肉體照料」中學到的。

自此以後，先是加拿大，接著是美國的主教紛紛就家庭暴力問題發表講話。儘管這個問題至今不是教會關注的重點，但已經有一部分教士如此對待它了。此外，不僅在基督教徒，而且在猶太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中，越來越多的婦女和男子，不論他們是否受著宗教的統治，開始公開反對傳統宗教關於性與婦女的教義了，認為它不講同情心和責任感——儘管在某些地方，這是要冒生命危險的。

但是，仍有人反對性教育。可笑的是，最反對性教育的人，也是最痛恨所謂「青少年私生流行病」的人，儘管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性教和圖書育會導致青少年發生性關係，倒是有不少跡象說明，性教育使他們推遲性關係，至少也能讓他們在發生性關係時更加小心。

這些團體對教會當局直截了當的批評特別有意義，因為僅僅數百年或更短的時間以前，有些人曾因為遠不如這樣嚴重的事情而被冠之以異端罪名，被折磨致死。譬如，「自由選擇天主教」的刊物《良知》，於一九八七年七、八月號刊登了一位婦女對教皇失職的大膽指責。文中寫道，她要質問教皇「為何不到各國去阻止男人強|奸婦女」，為何她在五十八年的天主教徒生涯中從未在布道時聽到過此事，也不曾聽到布道的人反對家庭暴力，或承認「女性的肉體、尤其是她們的性浸染著邪惡」這種說法是不道德的。

還有更為可笑的事。這些人以「家庭價值」為名，敦促學校開設《聖經》閱讀或其他形式的宗教教育課程，卻沒有看到世界宗教最主要的神話其實並不珍視家庭關係。我也是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逐漸意識到這一點的。

有些作者，如人類學家蓋爾‧魯賓，認為新的性倫理應該主要圍繞性是否在雙方自願的情況下發生。但是，ｍ.ｈｅｔubｏｏｋ.cｏｍ•cｏｍ她又補充道，對可接受的或好的性和壞的性，傳統的區分是看它是否是異性間的、婚內的、一夫一妻的、生兒育女的，只有這樣的性是好的，其他一切都是壞的，而新的判斷標準應該是看「性|伙|伴如何對待對方，是否相互體貼，是否有強迫的行為，以及他們給予對方多少快樂」。

然而，如此強調性|愛，卻遭到其他一些理論家的批評，例如，卡羅‧范斯和艾麗絲‧埃科爾斯就擔心這樣做會「神化」束縛婦女的性選擇的浪漫主義。埃科爾斯認為，這種觀點與那種「反對婦女努力對性進行自我定義」的「傳統價值觀」只有一小步之遙了。也有一些人從另一個角度激烈批評這種觀點，例如，瑪麗安娜‧瓦爾弗德在《性、權力與快樂》一書中就指出，唯一的性倫理就是滿足。她說，「性解放主義」在一個權力分配如此不均的社會裡過於強調個人自治了。

然而，反對性教育的宗教壓力非常之大，雖說年輕人並未因此而停止各種性實驗，但是，即使在美國這樣一個「現代」國家，人們對性也是驚人地無知。譬如，一九八六年對美國青少年進行的盧‧哈里斯調查表https://www.hetubook.com.com明，有些青少年認為，女孩子只有在性|交時仰面朝天才會懷孕，或者只有達到高潮才會懷孕，或者她第一次性|交不可能懷孕。一九八九年金賽研究所對大量美國成人進行了一次性知識測試，該研究所所長瓊‧賴尼希說，美國人不及格。

其實仔細想想：不對青年進行性教育，那才是真正的不道德呢。因為對生活中其他重要方面，不會有人喜歡無知，而性顯然也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再說，人人都知道，一切壓迫都是以無知為基礎的；歷史上各種各樣的權力不均，又都是靠壓迫來維持的。

這些林林總總的文字雖說在許多方面意見不盡一致，但也提出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尤其是新的性標準需要什麼樣的社會變革來支持。這也正是家庭療法專家、律師和醫生提出的問題。他們明白，一種新的性道德不僅僅意味著改變個人關係，而且需要改變社會條件——不僅需要改變與兩性關係相關的條件，而且需要改變與社會階層、族屬、年齡、性傾向以及種族相關的條件。

譬如，曼谷的原教旨主義牧師懸賞殺死新派人物塔斯里馬‧納斯雷恩（Taslima Nasreehttps://m.hetubook.com.comn，小說家）——甚至揚言，如果政府不把她絞死（還有，如果不取締在婦女中推廣教育、保健和計劃生育的組織），就要發動內戰，其起因只是因為納斯雷恩對「打著宗教的名義」壓迫婦女進行了批判。巴基斯坦詩人阿比達‧卡奴姆（Abida Khanum）因為質問伊斯蘭教法的那些壓迫性規定到底是不是「神的語言」而遭到逮捕和折磨，不得不背井離鄉。她說，在性關係中，榮譽這個詞到了伊斯蘭教裡有時竟成為最野蠻、最不道德的行為的偽裝。伊拉克作家卡南‧馬基亞（Kanan Makiya，他以薩米爾‧阿-卡利為筆名撰寫了《恐懼之邦》）也批駁了傳統伊斯蘭教關於男子必須控制女子肉體的教義。他寫道：「只有當年輕一代的阿拉伯人對世界上無法忍受的殘暴感到憤怒時，阿拉伯世界才會向好處轉變。」阿爾及利亞有一群著名的知識分子成為原教旨主義者的刺殺對象，只因為他們寫了一封公開信，通過《生活在穆斯林法律下的婦女》這一刊物四處散發，控訴當局協助謀殺他們的同事，「企圖建立一種以（伊朗的）集市經濟為基礎的社會秩序，並對婦女實行法西斯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