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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別人的真誠，他從不相信。他認為一切道德行為都是虛假的，當他與人說話時，會習慣性地用他那極其冷峻的目光，逼視他覺得說謊的人……」（屠格涅夫語）

「同樣怪誕的口是心非，同樣的猶豫不決，同樣輕浮的思想……」

對於這一點，托爾斯泰自己也不知道。一八五九年二月四日，他參加了在莫斯科由俄羅斯文學愛好者協會舉辦的招待會，並在會上發表演說。他演說的中心思想是主張為藝術而藝術（他演說的題目是：《論文學中藝術成分優於一切暫時的文學潮流》），但是當協會會長霍米亞科夫向我們這位崇尚「純藝術的文學代表」發表致詞後，提出了要捍衛社會與道德的藝術問題（他以托爾斯泰《三個死者》中的老車伕為例，對其發起反擊。），並對他的言論加以駁斥。

就在托爾斯泰與屠格涅夫最初的幾次見面過程中，就發生了劇烈的衝突。彼此離得遠了，他們才漸漸平靜下來，竭力還對方公道。但是，時間長了，托爾斯泰同他這些文人之間的距離拉大了。他無法接受他們的口是心非，這些藝術家們一面過著腐化、墮落的生活，一面又義正詞嚴地宣揚所謂的道德。

為了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學創作中，托爾斯泰於一八五六年十一月辭掉了軍中職務。

「曾經，我是這種宗教的高級神職人員，享受著愜意而優越的生活……」

「當我看到犯人身首異處，頭顱落到籃子裡時，我全身為之一顫，心想現存的任何有關秩序理論都無法說明這種行為是正確的。如果全世界的人根據某種理論而認可這種做法的話，我卻認為這是錯誤的，因為決定人類善或惡的標準不是他們所說ｈｅｔubooｋ.ｃom.ｃｏｍ的或所做的，而是我的心。」（《懺悔錄》）

作為革命的保守派，托爾斯泰一直努力把它們在亞斯納亞的土地上變成現實。和他的學生在一起時，他並不像是他們的老師，反而更像是他們的同學。同時，他還試圖在農業經營中加入更人性化的精神。一八六一年，他被任命為克拉皮夫納縣的地方仲裁人，主要職責就是保護民眾，反對地主和國家濫施淫|威。

托爾斯泰最不能容忍這些文人的是，他們自信自己的文學的天才，自命為人類大軍的首領。他對這些倡導著自由主義的市井階層的憎惡還源自於他貴族的出身和軍官的經歷。另外，他還「本能地反對那些被普遍承認的理論」（在他寫給比魯科夫的信中說道：「我的性格有個特點，無論好壞，永遠這樣，就是常常不自覺地反對外界流行的影響……因為我討厭隨波逐流。」當然，他承認這是他自己的性格所致。對人們的猜疑，對人類理性的蔑視，致使他隨處可見欺騙和謊言。

「事實是殘酷的……當然，如果有人想知道事實真相並說出真相的話，人們便會竭盡所能地去瞭解它並公之於眾。這已經是我道德觀中留存下來的唯一東西了，這也是我即將做的唯一一件事情，但並不是源自你們的藝術形式之下。藝術是一種謊言，而我不可以再喜歡這種美麗的謊言。」（一八六〇年十月十七日寫給費特的信。）

他研究了許多種不同的教育理論。當然，毫無疑問他把這些理論都摒棄了。在兩次暫居馬賽的時間裡，托爾斯泰明白了：真正的民眾教育其實是在學校之外完成的，往往通過報紙、博物館、圖書館、大街、日常生活來進行，他稱之為「無意識的學校」或者說是「自發的學校」。自發性的學校與強制性學校是完全對立的，他認為後者是錯誤的、愚蠢的。所以當回到亞斯納亞．波利亞納後，他要創立而試驗的，就是開辦一所自發的學校。而他遵循的原則就是自由，因此他不允許一些精英——那些「享受特權的自由階級」——將他們引以為豪的學識和錯m.heｔｕbooｋ•ｃom•ｃｏm誤理論強加給民眾，因為他們對民眾根本不瞭解；他們也沒有權利這樣做。在大學裡，這種強制性的教育方式，造就不出「人類所需要的人才，卻可以培養出腐敗社會所需要的人：官僚、官僚式的教授、文學家，以及一些毫無目的地逃離自己原有的生活環境、虛度青春年華、找不到人生方向的人——都是些病態、驕縱的自由主義者」。目前的形式應該讓民眾站出來說說他們有什麼需要！但是，如果他們不在乎「那些知識分子強迫他們學習的讀寫技巧的話」，也是有原因的：因為他們有其他更迫切、更合理的精神要求。我們應該試著弄清楚他們的需求，並努力幫助他們實現需求吧！

死，已經成為這一時期，常常纏繞托爾斯泰心魂的一樣東西。《三個死者》（一八五八～一八五九）已經預示了托爾斯泰在《伊萬．伊里奇之死》裡對於死亡的陰沉分析，也預示著死者的那份孤獨和他生者的仇恨，還有他那絕望的呼號：「為什麼？」這部講述了三個死者的作品——三個死者分別是富婆、患癆病的老馬車伕和一棵被砍倒的樺樹——具有一定的偉大之處。人物形象刻畫得細緻入微、生動準確，雖然作品的整體結構有些鬆懈，那棵樺樹的死也未能使托爾斯泰表達出在景物描寫方面所具備的那種優美、愜意的詩意。總體來說，我們並不清楚他的思想是為藝術而藝術，還是因為道德而藝術。

「他擁有一切：財富、聲望、才華、遠大的理想；他沒犯過任何罪刑，但他卻做了更糟糕的事：他殺死了自己的心，自己寶貴的青春；他看不到方向，甚至並非有什麼強烈的情欲，而僅僅是為了缺乏意志。」

「無論宣道者怎樣說，民眾或許真的都是正直的人，但他們之所以能集合一處也只因為他們具有相同的庸俗和可鄙的一面，這正好體現出人類本性中的弱點和殘忍」。（《聶赫留多夫親王日記》）

但是，像他這樣的人是不會安心閉上眼睛的。他相信進步，而且是願意相信它。他覺得「這個詞語還是有內涵的」。一八五七年m.hetubook.com.com一月二十九日至七月三十日期間——到法國、瑞士和德國——的一趟旅行，使他的這一信念為之動搖了。一八五七年四月六日，當他在巴黎看到的一次行刑，「使他瞭解了自己對進步的迷信和虛幻……」

他甚至不會受死亡的迫近而有所改變……

但是，還沒到半年，他創作的《波利庫什卡》，使他不經意地又回到了「美麗的謊言」之中。書中除了他對金錢以及金錢的萬惡能力的詛咒外，還缺少一定的道德意味。這是一部純粹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品，但無人能蔑視它的偉大和傑出，我們所提到的它的不足，只是觀察過於複雜，素材過於豐富，足可以寫一部鴻篇巨作，而且結尾的殘酷同開頭的幽默過於強烈，反差太大。（同時期，托爾斯泰還創作了一部短篇小說，具體說來應該是遊記小說，記述個人的經歷。題目為《暴風雪》（一八五六年）。書中優美的描寫極具詩情畫意和音樂感。而在後來創作的《主與僕》（一八九五年）中，托爾斯泰借用了《暴風雪》的遊記背景。）

最終，他離開了這個群體。但是，在一段時間裡，他的心理依舊保留著那些藝術家們對藝術的功利主義（在《懺悔錄》中，他這樣說道：「我們同那些瘋子沒有絲毫區別。而在那個時候，我已經模糊地猜到了一些。但是和那些瘋子一樣，我把所有人都看成是瘋子，除了我自己。」（同前））。從中可以使他的驕傲心理獲得滿足。這是一種高回報的宗教；它可以讓你得到「女人、金錢、榮譽……」

一年以後，一八六〇年九月十九日，他的哥哥尼古拉因肺病死在了耶爾，這令他大受打擊、備感傷痛，甚至「動搖了他對善以及一切方面的信仰」，並令他產生了放棄藝術的想法：

一八五七年七月七日，在盧塞恩（瑞士某座小城），他看到寓居施魏策爾霍夫的英國富翁拒絕對一個流浪歌手施恩，於是，他在《聶赫留多夫親王日記》中寫下了他對那些在自由派眼中十分寶貴的幻想的鄙視，並且對那些「在善與惡的大海上隨意畫出幾條假象界限的人」的不屑。

所以和圖書，他所要啟示的對象並不是群眾，而是他們每一個人的覺悟與良知，甚至是每個兒童的覺悟。因為這才是人類光明、希望之所在。於是，托爾斯泰計劃創辦學校，但並不清楚要教些什麼。為了學習辦學經驗，解決這一個問題，他於一八六〇年七月三日到一八六一年四月二十三日，開始了第二次歐洲旅行。

屠格涅夫說，他從來沒有感受到比托爾斯泰更犀利的目光，再加上他那兩三個犀利的言語，定會讓對方暴跳如雷，讓人難堪。

「對於他們來說，文明即善，野蠻是惡；自由是善，奴隸制是惡。然而這種夢幻般的假想摧毀了本能的、原始的、最美好的需要。誰能給詮釋何為真正的自由，什麼是專制，文明又是什麼，野蠻如何辨別？哪裡不是善與惡共存？在我們心中，只有一個可靠的指引者，他就是鼓勵我們互相親近的宇宙神靈。」

「我深信，他們這些人幾乎都是不道德的，都是邪惡的，沒有品德的，他們比我在軍隊裡漂泊不定的生活中所遇到的那些人還要低。可他們對自己非常有信心，常常顯示出沾沾自喜的神奇樣兒，就像完全健康的人那樣，讓我感到噁心。」（《懺悔錄》全集第十九卷）

但是，不要認為這類的社會活動可以使他滿足，並且能夠佔據他全部的精力。此時的托爾斯泰依舊會受到各種敵對情欲的支配。雖然他有更多的機會接觸民眾，但他還是那麼喜愛社交，因為他需要社交。有時，他會再次萌發享樂的願望，有時是受到了一種好動的性情的刺|激。曾經有一次，他因為獵熊而差點丟了性命。他常帶一大筆錢去賭博。有時，他甚至會受到他原本蔑視的聖彼得堡文學界的影響。當他從歧途中走出來後，又陷入了深深的煩惱之中。不幸的是，這一時期的作品也被賦予了這種令人遺憾的藝術上和精神上游移不定的痕跡。《兩個輕騎兵》（一八五六年）有著一種典雅、自負、浮華的藝術傾向，這讓作者自己都很反感。一八五七年在第戎創作的《阿爾貝》就顯得有些單薄、怪裡怪氣的，沒了他那固有的深度和精度。《記數人日記》（一八五六年）https://m.hetubook.com.com的故事雖然很感人，但整體上顯得有些倉促，彷彿反映出他對於自己的憎惡之情。他的化身——聶赫留多夫親王，在賭場裡自殺身亡：

在這個人間地獄中，托爾斯泰整整待了一年。他觸摸到了激|情、虛榮和人類的痛苦。當他從這個地獄中走出來以後，在一八五五年十一月，他再次回到了聖彼得堡的文人界之中。但他厭惡、輕蔑這種人，他覺得這些人身上有的都是委瑣和虛假。從遠處望，他們好像是被一種藝術光環所籠罩的人——例如屠格涅夫，托爾斯泰曾將自己寫的《伐木》的題獻給他——從近處看，他卻感到悲哀失望。一八五六年拍攝的一張照片上，托爾斯泰置身於他們中間，照片上還有屠格涅夫、岡察洛夫、奧斯特洛夫斯基、格里戈羅維奇、德魯日寧等人。這些人都顯得十分自然，只是托爾斯泰表現出一種悲苦、嚴峻的神態，而且他的形象也十分顯眼：瘦削的腦袋，雙頰深陷，兩隻胳膊僵硬地交叉抱於胸前。他身穿戎裝，站在那些文學家的後面。正如蘇亞雷斯風趣的描述：「他不太像這夥人中的一個，倒有些像是看押他們的看守者，正要把他們押回牢房一樣。」（蘇亞雷斯一八九九年出版《托爾斯泰》）

然而，這些文人都對這個初來乍到的年輕同行十分恭維，因為他是帶著雙重的光環加入到他們之中的：作家兼塞瓦斯托波爾的英雄。在讀塞瓦斯托波爾紀實文學時，流著淚大喊「烏拉」的屠格涅夫，與托爾斯泰碰面時，便向他伸出友愛之手。但他倆合不來，也談不攏。雖然他們都是用清晰的目光來觀察這個世界，但他們在各自的觀察中加進了敵對的心靈色彩：一個是善於嘲諷、激動、幻滅、多情的，是崇尚美的；另一個則是粗暴、自傲，常因道德觀念而苦惱，心中隱藏著一個神明。

回到俄羅斯，回到家鄉亞斯納亞以後，他又開始關注起農民運動來。這並不表示他對民眾已經不抱幻想了。他這樣寫道：

「瞧他在聽對方說話時的模樣兒！他那深陷在眼眶裡的灰色眼睛，在怎樣直視著他的對手！緊抿的雙唇蘊涵著多麼強大的嘲諷！」（格里戈羅維奇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