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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多芬被這些言詞感動了，決意留下。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在維也納舉行《Ｄ調彌撒曲》和《第九交響曲》的第一次演奏會，獲得空前的成功。情況之熱烈，幾乎含有暴動的性質。當貝多芬出場時，受到群眾五次鼓掌的歡迎；在此講究禮節的國家，對皇族的出場，習慣也只用三次的鼓掌禮。因此警察不得不出面干涉。交響曲引起狂熱的騷動。許多人哭起來。貝多芬在終場以後感動得暈去；大家把他抬到申德勒家，他朦朦朧朧地和衣睡著，不飲不食，直到次日早上。可是勝利是暫時的，對貝多芬毫無盈利。音樂會不曾給他掙什麼錢。物質生活的窘迫依然如故。他貧病交迫，孤獨無依，可是戰勝了——戰勝了人類的平庸，戰勝了他自己的命運，戰勝了他的痛苦。一八二四年秋，他很擔心要在一場暴病中送命。「像我親愛的祖父一樣，我和他有多少地方相似。」他胃病很厲害。一八二四至二五年間的冬天，他又重病。一八二五年五月，他吐血，流鼻血。同年六月九日他寫信給侄兒說：「我衰弱到了極點，長眠不起的日子快要臨到了。」德國首次演奏《第九交響曲》，是一八二五年四月一日在法蘭克福；倫敦是一八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巴黎是一八三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在國立音樂院。十七歲的孟德爾頌，在柏林獵人大廳於一八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用鋼琴演奏。瓦格納在萊比錫大學教書時，全部手抄過；且在一八三〇年十月六日致書出版商肖特，提議由他把交響曲改成鋼琴曲。可說《第九交響曲》決定了瓦格納的生涯。

但寬恕立刻接踵而至：

「用苦痛換來歡樂。」（一八一五年十月十日貝多芬致埃爾德迪夫人書）

然而死神終於來了。一八二六年十一月終，他得著肋膜炎性的感冒；為侄子奔走前程而旅行回來，他在維也納病倒了。——他的病有兩個階段：（一）肺部的感冒，那是六天就結束的。「第七天上，他覺得好了一些，從床上起來，走路、看書、寫作。」（二）消化器官疾病，外加循環系統疾病。醫生說：「第八天，我發現他脫了衣服，身體發黃。劇烈地下痢，外加嘔吐，幾乎使他那天晚上送命。」從那時起，水腫病開始加劇。這一次的復病還有我們迄今不甚清楚的精神上的原因。華洛赫醫生說：「一件使他憤慨的事，使他大發雷霆，非常苦惱，這就促成了病的爆發。打著寒噤，渾身戰抖，因內臟的痛楚而起痙攣。」關於貝多芬最後一次的病情，從一八四二年起就有醫生詳細的敘述公開發表。——朋友都在遠方。他打發侄兒去找醫生。據說這麻木不仁的傢伙竟忘記了使命，兩天之後才重新想起來。醫生來得太遲，而且治療得很惡劣。三個月內，他運動家般的體格和病魔抗爭著。一八二七年一月三日，他把至愛的侄兒立為正式的承繼人。他想到萊茵河畔的親愛的友人，寫信給韋格勒說：「……我多想和你談談！但我身體太弱了，除了在心裡擁抱你和你的洛亨以外，我什麼都無能為力了。」要不是幾位英國朋友的慷慨解囊，貧窮的苦難幾乎籠罩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他變得非常柔和，非常有耐心。一個名叫路德維希．克拉莫利尼的歌唱家，說他看見最後一次病中的貝多芬，覺得他心地寧靜，慈祥愷悌。一八二七年二月十七日，躺在彌留的床上，經過了三次手術以後，等待著第四次，他在等待期間還安詳地說：「我耐心地在想，任何病痛都會隨之帶來點好處的。」據格哈得．馮．布羅伊寧的信，說他在彌留時，在床上受著臭蟲的騷擾。他的四次手術是一八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一八二七年正月八日、二月二日和二月二十七日。

他心坎間洋溢著的溫情全部灌注在這個孩子身上。這兒又是殘酷的痛苦等待著他。仿佛是上天的好意，特意替他不斷地供給並增加苦難，使他的天才不致缺乏營養——

要在一闋交響曲內引進和圖書合唱，有極大的技術上的困難，這是可從貝多芬的稿本上看到的，他作過許多試驗，想用別種方式，並在這件作品的別的段落引進合唱。在Ａｄａｇｉｏ（柔板）的第二主題的稿本上，他寫道：「也許合唱在此可以很適當地開始。」但他不能毅然決然地和他忠誠的樂隊分手。他說：「當我看見一個樂思的時候，我總是聽見樂器的聲音，從未聽見人聲。」所以他把運用歌唱的時間盡量延宕；甚至先把主題交給器樂來奏出，不但終局的吟誦體為然，貝多芬說這一部分「完全好像有歌詞在下面」。連「歡樂」的主題亦是如此。

「我還得再受一次最卑下的無情義的酬報嗎？也罷，如果我們之間的關係要破裂，就讓它破裂罷！一切公正的人知道這回事以後，都將恨你……如果連繫我們的約束使你不堪擔受，那麼憑著上帝的名字——但願一切都照著祂的意志實現——我把你交給至聖至高的神明了；我已盡了我所有的力量；我敢站在最高的審判之前……」見諾爾編貝多芬書信集三四三。

巨人的巨著終於戰勝了群眾的庸俗。維也納輕浮的風氣，被它震撼了一剎那，這都城當時是完全在羅西尼與義大利歌劇的勢力之下的。貝多芬頹喪憂鬱之餘，正想移居倫敦，到那邊去演奏《第九交響曲》。像一八〇九年一樣，幾個高貴的朋友又來求他不要離開祖國。他們說：「我們知道您完成了一部新的聖樂，表現著您深邃的信心感應給您的情操。滲透著您的心靈的超現實的光明，照耀著這件作品。我們也知道您的偉大的交響曲的王冠上，又添了一朵不朽的鮮花……您近幾年來的沉默，使一切關注您的人為之淒然。——貝多芬為瑣碎的煩惱、貧窮，以及各種的憂患所困，在一八一六至一八二一的五年中間，只寫了三支鋼琴曲（作品第一〇一、一〇二、一〇六號）。他的敵人說他才力已盡。一八二一年起他才重新工作。——大家都悲哀地想到，正當外國音樂移植到我們的土地上，令人遺忘德國藝術的產物之時，我們的天才，在人類中占有那麼崇高的地位的，竟默無一言……唯有在您身上，整個的民族期待著新生命，新光榮，不顧時下的風氣而建立起真與美的新時代……但願您能使我們的希望不久即實現……但願靠了您的天才，將來的春天，對於我們，對於人類，加倍的繁榮！」這是一八二四年的事，署名的有Ｃ．李希諾夫斯基親王等二十餘人。這封慷慨陳辭的信，證明貝多芬在德國優秀階級中所享有的聲威，不但是藝術方面的，而且是道德方面的。他的崇拜者稱頌他的天才時，所想到的第一個字既非學術，亦非藝術，而是「信仰」。一八一九年二月一日，貝多芬要求對侄子的監護權時，在維也納市政府高傲地宣稱：「我的道德的品格是大家公認的。」

「噢，神哪！救救我罷！你瞧，我被全人類遺棄，因為我不願和不義妥協！接受我的祈求罷，讓我，至少在將來，能和我的卡爾一起過活！……噢，殘酷的命運，不可搖撼的命運！不，不，我的苦難永無終了之日！」

「噢，我的上帝，我的城牆，我的防衛，我唯一的託庇所！我的心靈深處，你是一覽無餘的，我使那些和我爭奪卡爾的人受苦時，我的苦痛，你是鑒臨的。」他寫信給施特賴謝爾夫人說：「我從不報復。當我不得不有所行動來反對旁人時，我只限於自衛，或阻止他們作惡。……請你聽我呀，我不知如何稱呼你的神靈！請你接受我熱烈的祈求，我是你造物之中最不幸的可憐蟲。」

親愛的貝多芬！有不少人讚頌過他藝術上的偉大。但他遠不止是音樂家中的第一人。他是當代藝術的最勇敢的力量。他是在受苦在奮鬥的人們的最偉大和最好的朋友。當我們因世界的劫難而憂傷的時候，他就是那個會跑到我們身邊來的人，仿佛坐在一位服喪的母親身邊，默然無語，在鋼琴上彈出一曲隱忍的和圖書悲歌，安慰著那位哭泣的女人。當我們同善與惡的庸俗進行了毫無用處的無休止的爭鬥而精疲力竭時，重新回到這片意志和信仰的海洋中浸潤一下，將獲得無可言喻的裨益。從他的身上散發出的一股勇氣、一種奮鬥的幸福、一種感到與上帝同在的陶醉，傳染給了我們。他致「不朽的愛人」信中有言：「當我有所克服的時候，我總是快樂的。」一八〇一年十一月十六日致韋格勒信中又言：「我願把生命活上千百次……我非生來過恬靜的日子的。」仿佛在他和大自然不息的溝通之下，他終於汲取了自然深邃的力量。申德勒有言：「貝多芬教了我大自然的學問，在這方面的研究，他給我的指導和在音樂方面沒有分別。使他陶醉的並非自然的法則，而是自然的基本威力。」格里爾巴策對貝多芬是欽佩之中含有懼意的，在提及他時說：「他所到達的那種境界，藝術竟和獷野與古怪的原素混合為一。」舒曼提到《第五交響曲》時也說：「儘管你時常聽到它，它對你始終有一股不變的威力，有如自然界的現象，雖然時時發生，總教人充滿著恐懼與驚異。」他的密友申德勒說：「他抓住了大自然的精神。」——這是不錯的：貝多芬是自然界的一股力；一種原始的力和大自然其餘成分之間的那種交戰，產生了荷馬史詩般的壯觀景象。

「像你這樣嬌養壞的孩子，學一學真誠與樸實決計於你無害；你對我的虛偽的行為，使我的心太痛苦了，難以忘懷——上帝可以作證，我只想跑到千里之外，遠離你，遠離這可憐的兄弟和這醜惡的家庭——我不能再信任你了。」下面的署名是：「不幸的是：你的父親，——或更好：不是你的父親。」見諾爾編書信集三一四。

一八一九年他幾被警察當局起訴，因為他公然聲言：「歸根結柢，基督不過是一個被釘死的猶太人。」那時他正寫著《Ｄ調彌撒曲》。由此可見他的宗教感應是極其自由的。他在政治方面也是一樣的毫無顧忌，很大膽地抨擊他的政府之腐敗。他特別指斥幾件事情：法院組織的專制與依附權勢，程序繁瑣，完全妨害訴訟的進行；警察權的濫用；官僚政治的腐化與無能；頹廢的貴族享有特權，霸占著國家最高的職位。從一八一五年起，他在政治上是同情英國的。據申德勒說，他非常熱烈地讀著英國國會的記錄。英國的樂隊指揮西普里亞尼．波特，一八一七年到維也納，說：「貝多芬用盡一切詛咒的字眼痛罵奧國政府。他一心要到英國來看看下院的情況。他說：『你們英國人，你們的腦袋的確在肩膀上。』」奧國首相梅特涅雄心勃勃，頗有隻手左右天下之志。對於奧國內部，厲行壓迫，言論自由剝削殆盡。其時歐洲各國類皆趨於反動統治，虐害共和黨人。但法國大革命的精神早已彌漫全歐，到處有蠢動之象。一八二〇年的西班牙、葡萄牙、那不勒斯的革命開其端，一八二一年的希臘獨立戰爭接踵而至，降至一八三〇年法國又有七月革命、一八四八年又有二月革命……貝多芬晚年的政治思想，正反映一八一四——一八三〇年間歐洲知識分子的反抗精神。讀者於此，必須參考當時國際情勢，方能對貝多芬的思想，有一估價準確之認識。

他又哀求道：「別說謊，永遠做我最親愛的兒子！如果你用虛偽來報答我，像人家使我相信的那樣，那真是何等醜惡何等刺耳！……別了，我雖不曾生下你來，但的確撫養過你，而且竭盡所能地培植過你精神的發展，現在我用著有甚於父愛的情愛，從心坎裡求你走上善良與正直的唯一的大路。你的忠誠的老父。」以上見書信集三六二……三六七。另外一封信，是一八一九年二月一日的，裡面表示貝多芬多麼熱望把他的侄子造成「一個於國家有益的公民」。

對於這些延緩和躊躇的解釋，我們還得更進一步——它們還有更深刻的原因。這個不幸的人ｈttｐs://ｍ.ｈetｕbｏoｋ.ｃｏｍ•ｃｏｍ永遠受著憂患折磨，永遠想謳歌「歡樂」之美；然而年復一年，他延宕著這樁事業，因為他老是捲在熱情與哀傷的漩渦內。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日他才完成了心願，可是完成的時候是何等的偉大！

他先是要和他那個不入流的弟婦爭他的小卡爾，他寫道：

「犧牲，永遠把一切人生的愚昧為你的藝術去犧牲！藝術，這是高於一切的上帝！」

他整個的一生就像是一個雷雨天。一開始，是一個明媚清亮的早晨，僅有幾絲無力的輕風；但是，在靜止的空氣裡，已有一種隱隱的威脅，一種沉重的預感。突然間，大片的烏雲捲過，雷聲悲吼，靜寂中夾雜著可怕的聲響，一陣陣狂風怒號，《英雄交響曲》和《第五交響曲》奏起。然而，白晝的清純尚未遭受損害。歡樂依然是歡樂，憂傷始終保留有一線希望。但是，一八一〇年以後，心靈的平衡打破了，光線變得怪異。一些最清晰的思想，人們看著如同一些水汽在升騰；它們散而復聚，以它們那淒慘而古怪的騷動籠罩著人們的心；樂思常常在霧氣中浮現一兩次之後，便完全消失；只是到曲終之時才在一陣狂飆之中重新出現。甚至連快樂也具有了一種苦澀而獷野的特點。所有的情感中都摻雜著一種熱病、一種毒素。隨著夜幕的降臨，雷雨在聚集著。隨即，沉重的雲蓄滿閃電，黑壓壓的，挾帶著暴風雨，《第九交響曲》開始了。驟然間，在疾風迅雨之中，黑夜撕裂開一道口子，夜被從天空中驅走，在意志力的作用下，白晝的明媚又還給了我們。

當歡樂的主題初次出現時，樂隊忽然中止；出其不意地一片靜默；這使歌唱的開始帶著一種神祕與神明的氣概。而這是不錯的，這個主題的確是一個神明。「歡樂」自天而降，包裹在非現實的寧靜中間——它用柔和的氣息撫慰著痛苦；而它溜滑到大病初癒的人的心坎中時，第一下的撫摩又是那麼溫柔，令人如貝多芬的那個朋友一樣，禁不住因「看到他柔和的眼睛而為之淚下」。當主題接著過渡到人聲上去時，先由低音表現，帶著一種嚴肅而受壓迫的情調。慢慢地，「歡樂」抓住了生命。這是一種征服，一場對痛苦的鬥爭。然後是進行曲的節奏，浩浩蕩蕩的軍隊，男高音熱烈急促的歌，在這些沸騰的樂章內，我們可以聽到貝多芬的氣息，他的呼吸，與他受著感應的呼喊的節奏，活現出他在田野間奔馳，作著他的樂曲，受著如醉如狂的激|情鼓動，宛如大雷雨中的李爾老王。在戰爭的歡樂之後，是宗教的醉意；隨後又是神聖的宴會，又是愛的興奮。整個的人類向天張著手臂，大聲疾呼著撲向「歡樂」，把它緊緊地摟在懷裡。

什麼勝利可和這場勝利相比？波拿巴的哪一場戰爭，奧斯特利茨哪一天的陽光，曾經達到這種超凡努力的光榮？曾經獲得這種心靈從未獲得的凱旋？一個不幸的人，貧窮、殘廢、孤獨，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給他歡樂，他卻創造了歡樂來給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難來鑄成歡樂，好似他用那句豪語來說明的，——那是可以總結他一生，可以成為一切英勇心靈的箴言的：

由於一種可悲的怪現象，比人們想像中更為多見的怪現象，伯父的精神的偉大，對侄兒非但無益，而且有害，使他惱怒，使他反抗，如他自己所說的：「因為伯父要我上進，所以我變得更下流」；這種可怕的話，正顯示出這個浪子的靈魂。他甚至在一八二六年時在自己頭上打了一槍。然而他並沒死，倒是貝多芬幾乎因之送命：他為這件事情所受的難堪，永遠無法擺脫。當時看見他的申德勒，說他突然變得像一個七十歲的老人，精神崩潰，沒有力量，沒有意志。倘卡爾死了的話，他也會死的了——不多幾個月之後，他果真一病不起。卡爾痊癒了，他自始至終使伯父受苦，而對於這伯父之死，ｍ.heｔuｂｏｏｋ•ｃom•com也未始沒有關係；貝多芬臨終的時候，他竟沒有在場——幾年以前，貝多芬寫給侄子的信中說：「上帝從沒遺棄我。將來終有人來替我闔上眼睛。」——然而替他闔上眼睛的，竟不是他稱為「兒子」的人。

這是他畢生的計劃。從一七九三年他在波恩時起就有這個念頭。見一七九三年一月菲舍尼希致夏洛特．席勒書。席勒的《歡樂頌》是一七八五年寫的。貝多芬所用的主題，先後見於一八〇八作品第八十號的《鋼琴、樂隊、合唱幻想曲》，及一八一〇依歌德詩譜成的「歌」——在一八一二年的筆記內，在《第七交響曲》的擬稿和《麥克佩斯前奏曲》的計劃之間，有一段樂稿是採用席勒原詞的，其音樂主題，後來用於作品第一一五號的《納門斯弗爾前奏曲》——《第九交響曲》內有些樂旨在一八一五年以前已經出現。定稿中歡樂頌歌的主題和其他部分的曲調，都是一八二二年寫下的，以後再寫Ｔｒｉｏ（中段）部分，然後又寫Ａｎｄａｎｔｅ（行板）、Ｍｏｄｅｒａｔｏ（中板）部分，直到最後才寫成Ａｄａｇｉｏ（柔板）。他一生要歌唱歡樂，把這歌唱作為他某一大作品的結局。頌歌的形式，以及放在哪一部作品裡這些問題，他躊躇了一生。即在《第九交響曲》內，他也不曾打定主意。直到最後一刻，他還想把歡樂頌歌留下來，放在第十或第十一的交響曲中去。我們應當注意《第九交響曲》的原題，並非今日大家所習用的《合唱交響曲》，而是「以歡樂頌歌的合唱為結局的交響曲」。《第九交響曲》可能而且應該有另外一種結束。一八二三年七月，貝多芬還想給它以一個器樂的結束，這一段結束，他以後用在作品第一三二號的四重奏內。車爾尼和松萊特納確言，即在演奏過後（一八二四年五月），貝多芬還未放棄改用器樂結束的意思。

這個並不缺少聰明的侄兒，貝多芬本想把他領上高等教育的路，然而替他籌劃了無數美妙的前程之夢以後，不得不答應他去習商。但卡爾出入賭場，負了不少債務。

在此悲苦的深淵裡，貝多芬從事於謳歌歡樂。

因此他已達到了終身想望的目標。他已抓住歡樂。但在這控制著暴風雨的心靈高峰上，他是否能長此逗留？……當然，他還得不時墮入往昔的創痛裡。當然，他最後的幾部四重奏裡充滿著異樣的陰影。可是《第九交響曲》的勝利，似乎在貝多芬心中已留下它光榮的標記。他未來的計劃是——一八二四年九月十七日致肖特兄弟信中，貝多芬寫道：「藝術之神還不願死亡把我帶走；因為我還負欠甚多！在我出發去天國之前，必得把精靈啟示我而要我完成的東西留給後人，我覺得我才開始寫了幾個音符。」書信集二七二。《第十交響曲》，一八二七年三月十八日貝多芬寫信給莫舍勒斯說：「初稿全部寫成的一部交響曲和一支前奏曲放在我的書桌上。」但這部初稿從未發現。我們只在他的筆記上讀到：「用Ａｎｄａｎｔｅ（行板）寫的Ｃａｎ-ｔｉｑｕｅ……用古音階寫的宗教歌，或是用獨立的形式，或是作為一支賦格曲的引子。這部交響曲的特點是引進歌唱，或者用在終局，或從Ａｄａｇｉｏ（柔板）起就插入。樂隊中小提琴，……等等都當特別加強最後幾段的力量。歌唱開始時一個一個地，或在最後幾段中複唱Ａｄａｇｉｏ（柔板）……Ａｄａｇｉｏ（柔板）的歌詞用一個希臘神話或宗教頌歌，Ａｌｌｅｇｒｏ（快板）則用酒神慶祝的形式。」（以上見一八一八年筆記）由此可見以合唱終局的計劃是預備用在第十而非第九交響曲的。後來他又說要在《第十交響曲》中，把現代世界和古代世界調和起來，像歌德在第二部《浮士德》中所嘗試的。《紀念巴赫的前奏曲》，為格里爾巴策的《曼呂西納》譜的音樂，詩人原作是敘述一個騎士，戀愛著一個女神而被她拘囚著；他念著家鄉與自由，這首詩和《唐懷瑟》頗多ｗｗｗ•ｈetｕｂooｋ.coｍ.coｍ相似之處。貝多芬在一八二三——二六年間曾經從事工作——為荷馬的《奧德賽》、歌德的《浮士德》譜的音樂。貝多芬從一八〇八起就有意為《浮士德》寫音樂（《浮士德》以悲劇的形式出現是一八〇七年秋。），這是他一生最重視的計劃之一。《大衛與掃羅的清唱劇》，這些都表示他的精神傾向於德國古代大師的清明恬靜之境：巴赫與韓德爾……尤其是傾向於南方，法國南部，或他夢想要去遊歷的義大利。貝多芬的筆記中有：「法國南部！對啦！對啦！」、「離開這裡，只要辦到這一著，你便能重新登上你藝術的高峰……寫一部交響曲，然後出發，出發，出發……夏天，為了旅費工作著，然後周遊義大利、西西里，和幾個旁的藝術家一起……。」（出處同前）

這個好處，是解脫，是像他臨終時所說的「喜劇的終場」——我們要說是他一生悲劇的終結。他在一場大雷雨的暴風雨中，在滾滾雷鳴中嚥了最後一口氣。一隻陌生的手替他闔上了眼睛（一八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這陌生人是青年音樂家安塞爾姆．許滕布倫納——布羅伊寧寫道：「感謝上帝！感謝他結束了這長時期悲慘的苦難。」貝多芬的手稿、書籍、家具，全部拍賣掉，代價不過一百七十五弗洛令。拍賣目錄上登記著二五二件音樂手稿和音樂書籍，共售九八二弗洛令。談話手冊只售一弗洛令二十。

然後，這個熱烈地被愛的侄子，顯得並不配受伯父的信任。貝多芬給他的書信是痛苦的、憤慨的，宛如米開朗基羅給他的兄弟們的信，但是更天真更動人：

因此，什麼都不能使這股不可馴服的力量屈膝。如今，這股力量似乎在耍弄痛苦。在最後幾年中所寫的音樂——雖然環境惡劣，例如侄子之自殺——往往有一副嘲弄的、睥睨一切的、快樂的全新特點。他逝世以前四個月，在一八二六年十一月完成的作品，作品第一三〇號的四重奏的新的終曲是非常輕快的。嚴格地說來，這種快樂並非一般人的那種，時而是莫舍勒斯所說的嬉笑怒罵；時而是戰勝了那麼多痛苦以後的動人的微笑。總之，他是戰勝了。他不相信死神。

施皮勒醫生於一八二六年看見他，說他氣色變得快樂而旺盛了。同年，當格里爾巴策最後一次和他晤面時，倒是貝多芬來鼓勵這頹喪的詩人：「啊，」他說，「要是我能有千分之一的你的體力和毅力的話就好了！」時代是艱苦的。專制政治的反動，壓迫著思想界。格里爾巴策呻|吟道：「言論檢查把我殺害了。倘使一個人要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就得往北美洲去。」但沒有一種權力能鉗制貝多芬的思想。詩人庫弗雷寫信給他說：「文字是被束縛了；幸而聲音還是自由的。」貝多芬是偉大的自由之聲，也許是當時德意志思想界唯一的自由之聲。他自己也感到。他時常提起，他的責任是把他的藝術用來奉獻於「可憐的人類」，「將來的人類」，為他們造福，給他們勇氣，喚醒他們的迷夢，斥責他們的懦怯。他寫信給侄子說：「我們的時代，需要有力的心靈把這些可憐的人群加以鞭策。」一八二七年，米勒醫生說「貝多芬對於政府、警察、貴族，永遠自由發表意見，甚至在公眾面前也是如此。在談話手冊裡，我們可以讀到：（一八一九年份的）『歐洲政治目前所走的路，令人沒有金錢沒有銀行便什麼事都不能做。』、『統治者的貴族，什麼也不曾學得，什麼也不曾忘記。』、『五十年內，世界上到處都將有共和國。』警察當局明明知道，但對他的批評和嘲諷認為是無害的夢囈，因此也就讓這個光芒四射的天才太平無事。」

「我親愛的兒子！——一句話也不必再說——到我臂膀裡來罷，你不會聽到一句嚴厲的說話……我將用同樣的愛接待你。如何安排你的前程，我們將友善地一同商量……我以榮譽為擔保，決無責備的言詞！那是毫無用處的。你能期待於我的只有殷勤和最親切的幫助……來罷……來到你父親的忠誠的心上……來罷，一接到信立刻回家罷。」（在信封上又用法文寫著：「如果你不來，我定將為你而死。」）見書信集三七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