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普林斯頓（一）
三 以血還血，以牙還牙
巴特勒特：我們究竟能否消滅戰爭？
「從這一基本信念出發，凡是我認為能使人類更加接近超國家組織這一目標的任何方法，我都贊成。一直到幾年前，具有勇敢和自我犧牲的人拒絕從軍，就曾經是這樣的一種辦法，但是已不能再把它當作行動的方針來推薦了，至少對歐洲各國是如此。只要一些大國存在著具有類似性質的民主政府，只要這些大國中沒有一個國家把它的將來計劃建立在軍事侵略政策之上，那麼相當大量的公民拒服兵役，就很可能促使這些國家的政府樂意贊同對國家之間的衝突進行國際仲裁。而且，拒絕服兵役容易使輿論受到真正和平主義的教育，並且使強迫服兵役的非倫理的和不道德的性質明顯起來。在這樣的情況下，拒服兵役構成了一種建設性的措施。
我要告訴您的，會使您大吃一驚。一直到最近，我們在歐洲的人還能認為個人反戰足以構成對軍國主義的一種有效反擊。今天我們所面臨的卻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情況。在歐洲的心臟有一個強大的德國，它顯然正以一切可利用的手段推進戰爭，這給拉丁國家，尤其是比利時和法國造成了嚴重的威脅，迫使它們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的武裝力量。就比利時來說，它是那麼小的一個國家，無論如何不致於濫用它的武裝部隊；可是它迫切需要它的部隊來誓死保衛它自己的生存。
「可是今天，應當認識到，某些強國已使它們的公民不可能採取獨立的政治立場。這些國家，通過到處插手的軍事組織，利用被它們奴役的報紙和集中控制的無線電廣播，以及系統的教育，來散佈虛假的消息，宣揚侵略的外交政策，把人民引向歧途。在那些國家裏，拒服兵役對於那些有足夠勇氣採取這種態度的人，就意味著殉難和死亡。另一方面，在那些仍然尊重公民政治權利的國家裏，拒服兵役很可能會削弱文明世界中的健康的那一部分對侵略的抵抗能力。因此，今天，沒有一個有識之士是會支持拒服兵役這一方針的，至少在處於特別危險的歐洲不能這樣做。在目前情況下，我不相信消極抵抗是一種建設性的政策，即使它是以最英勇的方式來進行的。不同的時代需要不同的手段，儘管最後的目標仍然保持不變。
軍事訓練和軍備競賽決不能防止戰爭……
整個三〇年代至四〇年代，為打垮納粹，為保存文明的價值，愛因斯坦從未停止過有力的呼喚。
「德國人作為整個世界的一個民族，是要對這些大規模屠殺負責的，並且必須作為一個民族而受到懲罰，如果世界上還有正義，如果各國的集體責任感還沒有從地球上完全死滅的話，站在納粹黨的背後的是德國人民，在希特勒已經在他的書中，和演講中，把他的可恥意圖說得一清二楚，而沒有一點可能發生誤解之後，他們把他選舉出來。德國人是唯一沒有做過任何認真的抵抗，來保護無辜的受害者的民族。當他們全面潰敗，開始悲歎其命運的時候，我們必須不讓自己再受欺騙，而應當牢記住：他們曾經存心利用別人的人性，來為他們最近的並且是最嚴重的反人性的罪行作準備。」
「下面是我的回答。我深信這樣的原則：只有組織超國家的仲裁法庭才能真正解決和平問題。這種組織與目前日內瓦的國際聯盟不同，這個組織在它的許可權範圍之內擁有強制執行裁決的手段，它是一個具有常備軍事設施和員警部隊的國際法庭。這種信念，在大衛斯勳爵寫的《力量》一書裏有卓越的陳述，凡是嚴肅認真地關心這個人類基本問題的人，我都向他大力推薦這本書。
這並不意味著我希望把生活歸結為經濟力量的相互作用，如和_圖_書某些人所做的那樣。在所有必須應付的人的關係中，有一種持久不變的情緒因素。每個民族同任何別的民族往往有不同的感情，並且常常讓自己的行為受偏見的控制。我們要認識到我們自己的偏見，並且學會去克服它們。……
愛因斯坦：……戰爭是要到來的。我懷疑戰爭在今年或者明年會爆發；舞臺還沒佈置好，但是再有兩三年的時間戰爭就會到來。德國正在迅速重新武裝。恐懼的傳染病正在橫掃歐洲。英國如果在兩年前採取堅定的立場反對德國重新武裝是可以阻止這場災難性的趨勢的；
愛因斯坦還沒想好怎麼回信，又有一封沒有留下地址的短信，送到他手上。
但是它沒有這樣做。在納粹德國，仍然有些知識份子反對軍國主義政策，他們中間的大多數本來可以發表這種反對意見的，但都被放逐了或者被鎮壓了。當然，我現在已經離開德國兩年，因此不能夠準確地瞭解那裏群眾的思想感情。當然，許多受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苦難的人是不要另一次戰爭的，但是有很多不安分的年輕人，他們是苦難情況下的受害者，正被現政權所利用。德國仍然是好戰的，衝突是難以避免的。這個國家從一八七〇年起在精神上和道德上就已經日趨沒落了。我在普魯士科學院共事的許多人，在世界大戰以來民族主義風行的年代裏就表現出品格不高。
我認為我的行動沒有什麼值得稱讚的；當時實在是沒有別的路可走。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四日
「我不贊成報復，但卻贊成這樣一種政策，它能夠最有把握地不讓德國人重新具有侵略的可能性；這種保證決不是通過道義上的勸說所能達到的。
二．如果有誰要干預這案件，他就不配享受你們國家的款待。
「我們忍受痛苦而死，為的是使你們能夠自由，使和平和正義能夠勝利。你們，活著的人們，千萬不要忘記由於我們的犧牲而加給你們的責任。」
愛因斯坦：鑒於我們目前所面臨的情勢，知識份子的這種抵制是不夠的。在某種情況下，和平主義使自己失敗了，今天的德國的情況就是如此。任何抵制軍事計劃的人很快就會被整肅掉。
「可以認為，目前對和平的威脅，會有利於促進這種友好關係，從而導致國際問題的和平解決。在目前的黑暗局勢中，這是唯一的希望，凡是確實從正確的方向來影響輿論的一切努力，對於保衛和平都能作出重大的貢獻。」
但是我還是想冒昧地再講幾句。凡是因為宗教信仰和道義信念而不得不拒絕服兵役的人，都不應該當作罪犯來處理。至於他們這種拒服兵役，究竟是出於深摯的信念，還是並無那麼高尚的動機，對於這個問題，也不應當允許任何人隨意裁決。
信中有短短幾句話：
愛因斯坦：我懷疑自從托爾斯泰以後是否有一個對全世界有影響的真正道德領袖。托爾斯泰在許多方面仍然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首要的先知。……今天沒有一個人具有托爾斯泰那樣深遠的洞察力和道德力量。我非常欽佩甘地，但是我認為他的綱領中有兩個弱點：雖然不抵抗是對付逆境的最聰明的辦法，但是它只有在理想的條件下才可實行，在印度實行不抵抗主義來反對英國也許是行得通的，但是在今日的德國卻不能用這種辦法來反對納粹。其次，甘地在現代文明中排除或者竭力減少機器生產，這是錯誤的。機器生產已經在這個世界上紮下根，它必須被採用。
今天王后邀請愛因斯坦不和圖書是談音樂，而是談國家大事。王后的丈夫與愛因斯坦同名，也叫阿爾伯特。二十年前，阿爾伯特國王曾堅決抵抗過德國的入侵。現在比利時再次面對強鄰咄咄逼人的好戰叫囂，他正在考慮對策。國王向愛因斯坦說明了希特勒對比利時的威脅，以及比利時必要的備戰狀況。國王的意圖很明顯，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愛因斯坦是否對絕對的和平主義重新思考一下……
「阿林生先生以一種有禮貌的方式，把我置於被告席上。我對此感到高興，因為它給了我一個很好的機會，來公開表述某些我覺得應當讓大家知道的見解。
在剩下的歲月裏，愛因斯坦從未忘記過這一份沉重的責任。
一九三五年八月，愛因斯坦就新的戰爭問題與美國作家巴特勒特進行了談話，談話記錄發表在一九三八年八月的《觀察畫報》上：
「萬一你們要把這個呼籲發出去，那我就不得不盡全力去反對它。」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日，愛因斯坦給那位替比利時青年說情的德國青年寫了回信，這封信是愛因斯坦和平主義發生重大轉變的產物。他在信中說：
「這些就說明了為什麼在目前的政治條件下，一個堅定不移的和平主義者，必須找出一種不同於過去比較太平時期的方法，來加強他的信心。他必須為和平國家之間的進一步緊密合作而努力，以便儘量使那些靠暴行的掠奪實行冒險政策的國家不能得逞。我特別想到的是，美國和英國之間深思熟慮的持久合作，如果有可能，還得加上法國和俄國。
愛因斯坦：我沒有做出什麼犧牲。我僅僅做了任何一個有思想的人在這種環境下應該做的事。……一個人不應當迴避在某些重大的爭論問題上採取堅定的立場。
「我首先要大聲疾呼，為拯救在西班牙的自由，必須採取強有力的行動，我看這是一切真正的民主主義者義不容辭的責任。即使西班牙政府和西班牙人民沒有表現出如此可歌可泣的大無畏精神和英雄氣概，這種責任也還是應當存在。要是在西班牙喪失了政治自由，那就會嚴重危及在人權誕生地德國的政治自由。祝願你們能夠喚醒民眾積極支援西班牙人民。……我衷心祝願你們在這一正義的和意義深遠的事業中取得成功。」
……對於我在這個友好國家的新居以及普林斯頓的自由空氣，我感到十分愉快。……有好多天，我一連幾小時坐在我的書房裏，前面放著一張紙。那時候我也許只寫下幾個某種小符號。……
信件內容如下：
致以誠摯的敬意！
於是，弗朗克又寫信給愛因斯坦，懇求他為德國著想，改變態度。愛因斯坦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以更堅決的態度寫了如下回信：
這封公開信，在歐美兩洲引起了許多和平主義者的抗議。這些人還在沉睡之中，做著美麗的和平夢。他們譴責愛因斯坦背叛和平主義的原則。「良心拒服兵役者同盟保衛委員會」法國秘書由此寫給愛因斯坦一封侮辱性的信。
而且現在，這種防禦力量時刻都是迫切需要的。
愛因斯坦的思想轉變了，和平的幻夢已經破滅。他挺身而出，告訴人民，只要法西斯主義統治著德國，就不會有和平。在這生死關頭，只有準備戰鬥，才有可能求生。希特勒已經在德國宣佈，他的納粹帝國將生存一千年。這個罪惡的「千年帝國」，只有用劍才能把它砍掉，用火把它摧毀。
請您的朋友們注意這封信，尤其是目前在監獄裏的那兩位。
這並不意味著我放棄以前所堅持的原則。我的最大希望莫過於在不遠的將來，拒絕服兵役重新成一個為人類進步事業服務的有效方法。ｍ•ｈｅtubｏｏk•cｏm•ｃoｍ
文章發表在一九三五年《政治》月刊一月號上：
如果您能提出另外的辦法可以使現在還是自由的各個國家能夠保衛住他們自己，我當然願意洗耳恭聽。至於我，除非目前的危險局面被克服了，我想不出在軍事準備之外還有別的什麼辦法。但是，如果我們明白了確實沒有別的辦法，我們就應當老老實實地承認這一點。
在我看來，有一個比較嚴肅和比較有效的辦法，可用來考驗和利用這些人。應當給他們有機會選擇更加繁重和更加危險的工作來代替服兵役。如果他們的信仰是足夠深摯的，他們就會選擇這種行動；而這種人也許永遠不會很多。我想到下面這些工作是可以代替服兵役的：
「我對德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所表演的眼淚運動至今記憶猶新，也就不會再被它的重演所愚弄了。德國人按照一個精心編造出來的計劃屠殺了幾百萬公民。要是他們也殺了您，幾滴鱷魚的淚無疑也會流出來的。在他們中間，少數正直的人改變不了整個局面。從我所收到的來自那邊的幾封信，以及從某些可靠人士所提供的消息，我估計德國人沒有一點認罪或者懊悔的感覺。……親愛的費朗克，不要把您自己陷進這個骯髒的泥坑吧！他們會先濫用您的善意，然後嘲笑您上當。如果我無法勸阻您，那麼就我來說，當然是不願參與這件事的。只要一有機會，我就要公開反對這個呼籲！」
問題的提出本身就是對問題的解答。面對邪惡不僅要戰鬥，還要從道義上承擔起每個人對世界應付的責任。
巴特勒特：你仍然相信個人對戰爭能進行有力的抵制嗎？你仍然相信如果在一個國家裏有百分之二的人民反對打仗，戰爭就能夠防止嗎？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八日，愛因斯坦寫了一封回信，信中說：
還是逗留在比利時的時候，愛因斯坦接到一封信，是一位德國青年寫來的。信中說，有兩個比利時青年，佩戴著百分之二的徽章，拒絕服兵役而被捕了，所以請愛因斯坦出面向比利時政府交涉一下，釋放被捕青年。
愛因斯坦：是的，我相信能夠消滅戰爭；事實上，我確信這樣。我們的希望在於教育青年對於生活有一個比較明智的看法。……把美和手足之情帶進生活裏來，這是人的主要志向和最高幸福。這是會達到的，但不是通過恐懼，而是由於對人類天性中的最美好的東西的永恆追求。
促使愛因斯坦從一個和平主義者向一個反納粹戰士轉變的原因歸根到底就一個：基於崇高道德基礎上的人類責任感、正義感。
我們必須教育人民並且鼓動起群眾的思想情緒，要求宣佈戰爭為非法。我認為，在這個行動綱領中有兩個要點：首先是創造超國家政權的思想，必須教育人們要根據全世界的利益來思考；每個國家必須通過國際合作讓出一部分國家主權。如果我們要避免戰爭，我們就必須創建一個具有真正權力的國際法庭，使得侵略成為不可能。國際聯盟和世界法庭都缺乏強制執行它們決定的權力。雖然這些組織機構現在也許不得人心，但其趨勢是向著世界性組織的；這類組織機構是必不可少的。……
巴特勒特：你在同納粹政府爭論中已經作出了真正的犧牲，並且離開了德國。你會不會再次採取同樣的步驟？
陛下：
「我當然不能贊同盟軍目前在德國所做的一切，但我堅決深信：為了使德國工業生產力在很多年內不能恢復，這樣做是絕對必要的。它並不足以破壞
和_圖_書德國目前的生產能力；必須使德國人今後對原料資源不能享有獨立的支配權，這些資源最近一個世紀以來使他們變得那麼危險。巴特勒特：你認為誰是今天世界上最值得注意的領袖？
如果比利時制定了這樣一種法律，或者只要確立這樣一種社會風尚，它就會成為走向真正人道主義的巨大進步。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自從我作了這個聲明之後，我的觀點並沒有改變，但歐洲的情況改變了——它已經發展得很像非洲的情況了。只要德國堅持重新武裝，並且系統地教訓德國公民準備一場復仇戰爭，西歐各國不幸地就只好依賴軍事的防禦。的確，我甚至可以斷言，如果它是審慎的，它們就不應當不武裝起來而坐等別人攻擊。……它們必須作好充分準備。
凡是自願接受這種不給報酬的義務服役的人，總是具備出乎尋常的品德，確實應當受到重視，不僅是承認他是一個良心拒服兵役者。無疑地，他不應被當作罪犯。
由於我像以往任何時候一樣，在心底裏厭惡暴力和軍國主義，我說上面這些話是很不樂意的，但我不能對現實熟視無睹。
基於這一點，愛因斯坦，這個曾一再呼籲寬容和解的大科學家，對德國民族幾乎作了整體的否定。一九四四年，他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愛因斯坦的社會思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即從以前抽象的人道主義範疇裏的良心、正義轉變為切實具體的社會責任感。一九四七年五月，他為「美國紀念碑建造工會」擬的大戰中犧牲的烈士紀念碑的題詞，雖未被採用，但清楚反映出這一變化：
這位第二小提琴手就是比利時王后伊莉莎白。她在出嫁前是巴伐利亞公主，和愛因斯坦有同鄉之誼。多年來，王后陛下是愛因斯坦的好朋友。愛因斯坦每次到比利時來，都要拜訪她。這位王后喜歡音樂，愛拉小提琴，她覺得愛因斯坦拉得比自己棒，就謙稱自己為「第二小提琴手。」
「阿林生先生的指責，扼要而坦率地說來，是像這樣的：『一兩年以前你公開勸人家拒服兵役。而現在——儘管國際情況變得出乎意料的壞而且也更加尖銳——你卻默不作聲，更糟糕的是，你甚至撤銷了你以前的聲明。這是不是因為你的理解力，或者你的勇氣，或者可能兩者一起，在最近幾年事變的壓力下受到了挫折？如果不是，那麼請毫不遲疑地向我們表明，你仍然是我們正直的兄弟。』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美國芝加哥《政治》一個名叫阿林生的人，寫了一篇批評愛因斯坦改變和平主義者立場的文章，題為《愛因斯坦，請你為歐洲和平發言》，愛因斯坦寫了題為《和平主義的重新審查》一文，從現實角度呼籲人們丟掉幻想，準備與希特勒的納粹德國作殊死的戰鬥。
其次，我們必須瞭解戰爭的經濟根源。基本的困難在於人的自私自利的欲望，這些人把利潤置之於人類利益之上。有些人拒不採納開明的思想，他們心地偏狹，只要他們的利息有保證，他們就心滿意足。由於這些人為了獲得越來越多的財富而貪得無厭，我們遭受到經濟上國家主義和戰爭的災難。羅曼．羅蘭認為只有社會革命才能結束戰爭體制，這個看法可能不是太錯的。由於我不知道他目前對共產主義的確切見解是怎樣的，我不能說我是否同意他的見解。但是，他抨擊個人對財富的貪婪和國家對財富的爭奪是必然引起戰爭的因素，這一見解無疑是正確的。至和_圖_書少我們必須爭取在經濟上有一個轉變，那就是要對軍火工業加以控制……
從一味強調寬容到徹底的不寬恕，這其間，該凝聚了愛因斯坦多少痛苦的反思。
愛因斯坦不知該怎麼辦了。他是當時著名的和平主義者，那所謂「百分之二」就是他自己提出來的，即只要百分之二的人拒服兵役，就可避免戰爭。可眼前，希特勒的戰爭叫囂已響徹雲霄。難道讓人們赤手空拳等待希特勒的武裝到牙齒的衝鋒隊嗎？
此時的愛因斯坦已不需國王的教育和開導了，柏林大街上的火與血、希特勒狂妄的戰爭叫囂、殘酷的集中營……難道還不是最好的教材嗎？這世界上的人，並不都像他自己那樣心地純潔而又善良；這世界上的事，也並不是都能用好心腸來解決的。對於希特勒這種以毀滅文明為己任的惡人，只能用惡辦法。野獸撲到你身上，要咬斷你的喉嚨，你能同它講什麼和平嗎？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八日，紐約舉行支援西班牙共和國的群眾大會，參加的有三千五百人，愛因斯坦因病沒有出席，但他請人在集會上宣讀了他的電報：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流亡在美國的德國物理學家詹姆斯．弗朗克和另外幾個在美國的德國流亡者準備發表一個呼籲，要美國人民注意當時盟軍在德國所實行的政策的災難性後果，認為它會「在歐洲中心造成一個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都退化的國家，而這是會危害世界的和平重建的」。愛因斯坦看到這個草稿後，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六日給以如下的答覆：
親愛的教授：
幾年以前，在給阿達馬教授的信中，我以下面這樣一些話來替拒絕服兵役作辯護：「我承認對於非洲某些黑人部落說來，拒絕戰爭會引起最嚴重的危險；但對於歐洲的文明國家，那就完全不同了。」……
良心拒服兵役者的問題，經常出現在我的心頭。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它遠超過在我面前的這一特殊案件。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四日，愛因斯坦正式給比利時國王阿爾伯特寫了一封信，信中表明了他對於和平主義的重要改變，以及對於兩個比利時青年拒服兵役案件的態度。
礦山的某些勞動，船上給鍋爐加煤工作，在醫院的傳染病房或者精神病院的某些病房裏作護理，以及其他各種類似性質的服役。
試設想一下，如果比利時被今天的德國佔領了，事情會比一九一四年壞得多，而即使在那個時候，也已經是夠糟的了。因此我必須坦白地告訴您：如果我是比利時人，在目前情況下，我不會拒絕服兵役，相反地，我會高高興興地參加這種服役，因為我相信，這樣做我就是為拯救歐洲的文明效了勞。
一．在由德國的事變所造成的目前的險惡情況下，比利時的武裝力量只能看作是防禦手段，而不是侵略工具。
「當世界上其他地方無辜人民受到殘酷的迫害，被剝奪權利，甚至被屠殺時，他能袖手旁觀，甚至漠不關心嗎？」
愛因斯坦和平主義者立場的改變，還有個重要原因，就是希特勒一上臺，他就敏銳地看到，一場新的戰爭就要爆發了，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呼籲歐洲各國及人民迅速作好物質與心理上的準備，這一點恐怕是許多政治家都比不上的。
我已經表明，儘管我同反戰運動有密切關係，我將不干預此事，其理由是：
有一件急事，第二小提琴手的丈夫想和你談談。